【摘 要】数字时代，新技术的迭代发展打破了主流意识形态传统叙事的稳定性，促使其在叙事场域、叙事话语、叙事策略三重维度发生深刻转向。叙事场域维度，传播载体从“中心化媒介”向“分布式平台”发展，传播模式从“千篇一律”向“精准适配”转型，传播时空从“延时性”向“即时性”转向。叙事话语维度，话语风格从“严肃教导”向“互动对话”演变，话语符号从“文字主导”向“视听结合”拓展，话语权威从“单一主体”向“多元融合”跃迁。叙事策略维度，以情感共鸣为基础，从“理论灌输”向“生动讲述”转向；以价值选择为中枢，从“被动接受”向“主动传播”转向；以实践参与为旨归，从“知行分离”向“知行合一”转向。
【关键词】数字时代 主流意识形态 叙事转向
作者王鲁娜，北京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人文社科学部主任；李笙媛，北京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5年第5期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并将其作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步骤。当今时代，数字技术与新媒体蓬勃发展，短视频平台、社交网络、人工智能等深入渗透社会生活，不仅影响了信息传播格局，也重塑了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既有规则与模式。主流意识形态的数字叙事，是主流意识形态依托智能技术强大的计算、整合与调适功能进行的话语呈现，旨在将一定的道德规范、价值准则、行为目标等嵌入赛博文本中，构造出鲜活灵动的样态，达到启迪思想、陶冶灵魂的效果，进而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我们既要保持传统优势，又要勇于自我革新，不断探索数字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场域转向、话语转向、策略转向，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能，增强社会凝聚力与认同感，为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一、叙事场域转向：技术驱动下的时代特征
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这一论断深刻揭示出技术变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领域，技术变革带来叙事空间从传统物理场所向数字平台拓展延伸，使得原有结构被打破，并推动叙事场域的深刻演变，进而引发传播载体、传播模式、传播时空的深刻变革。对数字时代的叙事特征进行深入研究，成为解读数字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规律的逻辑起点。
（一）传播载体从“中心化媒介”向“分布式平台”发展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叙事依托中心化媒介，如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构建起严格规范、精密运转的线性传播结构。其内容发布严格遵循层级安排，通过特定传播渠道，以单向的线性结构将国家意志传递给全体人民。以报纸为例，重要新闻与社论往往占据头版头条，随后依据主题分类与重要程度依次排列其他文章；广播节目依照既定时间表播出不同板块内容。这种中心化媒介的线性叙事，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当时相对稳定的社会生产与生活节奏，帮助受众稳步建立起社会认知体系，并融入特定的意识形态内容。数字时代催生了分布式平台的广泛应用，主流意识形态叙事彻底打破了传统线性叙事的稳态模式，迎来了从线性结构到非线性结构的重大转变。分布式平台以互联网、区块链等技术为依托，展现出去中心化、多点互动的特性。信息传播路径从单一的线性模式转变为错综复杂的网状结构。哈希表、图数据库、超文本链接等技术应用，打破了传统叙事对线性次序的固有依赖，致使信息呈现出离散、跳跃且多维度的碎片化状态。受众在浏览信息过程中能够根据自身兴趣爱好与实际需求，通过点击链接在不同信息片段间进行自由切换，极大提升了信息获取的自主性与灵活性。
在分布式平台环境体系中，个体具备了信息生产者、传播者以及接收者等多重身份，其角色突破传统单向信息接收者的定位，成为具备强连接属性的核心枢纽，尤其是拥有规模化粉丝基数的网络意见领袖及“现象级”内容生产者，其传播效能更为广泛且深远。基于算法驱动的内容推荐机制，用户通过评论交互、内容共创以及二次创作等多种互动行为，持续推动信息流的再生与增值。这种充满活力的深度参与式传播模式，在横向维度上拓展了主流叙事的覆盖广度，在纵向维度上则通过情感共鸣与价值耦合机制，构建出具有强大韧性的意识形态传播生态系统。
（二）传播模式从“千篇一律”向“精准适配”转型
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领域，传统思维下的“封”“堵”“删”“关”的做法不仅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反而滋生出更多新的问题。以往的信息传播主要依托报纸、电视等大众媒介，以一对多的广泛式传播追求覆盖面最大化。这种模式由于信息传播手段单一、信息处理能力有限，往往只注重信息的广泛推送，千篇一律，忽视了受众的个性化需求与接受差异，极易陷入知而不信、信而不行的困境。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指出，“技术的合理性已经变成政治的合理性”传统传播技术的局限性使得主流意识形态价值传递容易停留在表层认知阶段，难以深化到存在个体差异的精神世界，也难以引发深层共鸣与认同。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的持续发展，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提供了精准适配的技术支撑。算法推荐、用户画像等数字技术在信息传播领域的成熟运用，引发了一场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创新。这些技术显著提升了信息生产与传播的适配度，为叙事的分众化、精准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推动意识形态传播步入分众的微粒化阶段，媒介即讯息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生动验证。
各类平台借助LSTM深度学习模型，对海量的用户数据展开深度挖掘与剖析，进而精准勾勒出用户画像，以此达成内容与个体的精确匹配，大幅增强了信息传播的针对性。传播主体通过构建多维度、全方位的用户画像，深入洞察不同社会群体的年龄特性、认知风格以及行为喜好，为意识形态传播提供了客观依据。依据青少年注意力易分散、对新兴事物接受能力强等特征，主流媒介巧妙运用口语化、网络化的表述方式，并采用动态化的视觉呈现模式。例如，共青团中央和中国青年报打造的新媒体矩阵，在抖音、bilibili等短视频平台发布一系列富有创意的作品，以创新手法将时政解读和红色文化传播融入沉浸式叙事当中，使得用户交互数据实现爆发式增长；对于那些信息接触偏好传统模式的银发群体，传播主体则采用通俗易懂的文本叙事策略以及音频传播形式，努力营造贴近生活的场景氛围，以此增强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感。这种分众化、精准化传播模式，充分考量了不同代际群体在媒介使用习惯上的差异，提高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效果，为凝聚社会共识开拓出一条融合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全新路径。
（三）传播时空从“延时性”向“即时性”转向
5G网络、大数据与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使传播时空发生新的转向。短视频直播打造出零时差的全球在场，算法推荐消弭了信息分发的地理边界。在传统时空叙事中，受生产力水平限制，传播时空呈现出延时性特征。早期的信息传递主要依靠人力、畜力，例如古代的驿站传书，一封书信从寄出地送往目的地，往往要耗费数天甚至数月，信息传递极为缓慢；近代的报纸传播，从新闻事件的发生到记者奔赴现场进行资料收集，再到编辑对稿件进行审核与排版，最后到印刷发行，新闻见报时往往已时过境迁。这种延时性导致媒体对社会热点问题回应迟缓，无法及时引导网络舆论，使得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果大打折扣。数字技术带来的即时互动特征，使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社交媒体、实时通信等即时性传播的崛起，本质上是信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19世纪电报的发明开启了世界即时通信的先河，信息能够以电信号的形式瞬间跨越远距离进行传递。当今，世界共通的社交媒体平台更是将即时性传播发挥到极致，用户在社交平台发布的内容能够即刻引发全球范围内的关注与互动。
即时传播开辟的全天、全时在场的舆论场域，使得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进入了响应时效的新阶段。即时性传播同时也赋予了官方机构及媒体快速披露权威资讯的本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正经历从“延时性”向“即时性”的深刻转型。一方面，社交媒体平台的信息裂变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节奏，比如在一些突发性的公共事件中，网民的现场短视频往往比官方通报时间更早、范围更广，如果主流媒体未能在黄金四小时内进行回应，极易导致虚假信息抢占舆论高地。另一方面，公众通过即时反馈形成的民意浪潮，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议程把控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部分地方政府在网络舆情事件中若缺乏即时的互动意识，仍采用删帖、控评等传统手段，反而容易激化公众情绪，引发对官方新闻的质疑，削弱主流话语的公信力。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尤其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立场，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的方针，更贴近人民群众，不断激活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叙事感染力。以全国两会为例，传统媒体的单向线性报道面临着传播时差的困境，会议精神需要经过复杂的程序才能抵达受众，导致政策解读往往滞后于网络舆论。而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和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召开期间，诸多新闻媒体开展线上直播，邀请专家学者对会议精神进行深度阐释，设置观众互动环节，观众即时提出疑问，专家与媒体主持人实时予以解答。这种直播形式打破了传统传播在时空上的局限，让观众能够身临其境，及时获取两会最新消息，更加透彻领会国家政策方针。
二、叙事话语转向：技术赋能下的现象透视
布迪厄指出：“语言关系总是符号权力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言说者和他们分别所属的各种群体之间的力量关系转而以一种变相的形式表现出来”。该论断打破了语言是中性工具的认知，揭示了语言作为一种符号权力，悄无声息地再生产社会的权力结构与利益格局，任何权力关系的构建与维护都必然依托于特定话语体系的生成与传播。社会成员对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接受与认同，构成了执政党确立话语主导权的重要基础。在数字技术重构信息生态的背景下，分析主流意识形态叙事话语风格、话语符号、话语权威的演变与转型，对提升传播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一）话语风格从“严肃教导”向“互动对话”演变
从认识论的本质上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风格的演变本质上是传播主体与客体关系重构的外在表征。一是技术赋能下的个体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单向理论灌输，主体性认知显著提升。这种主体性认知推动传播关系从垂直指令模式向水平交互模式演进，倒逼主流意识形态构建具有互动对话功能的包容性叙事框架。以Z世代群体为典型代表，他们在虚拟社区里开展的文化实践活动，充分印证了这一转向的必然趋势。在虚拟社区环境中，青年群体借助弹幕互动、内容共创等方式，把原本相对严肃的政治话语巧妙转化为大众能够广泛参与讨论的通俗话语形式，由此构建出极具时代特色的意识形态传播新样态。二是互动对话式话语通过转译的策略，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贴近人民生活的网言网语。传统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多采用宏大叙事与权威性表述，以单向输出的方式传递理论观点，这种风格在数字时代逐渐显现局限性。在互动对话中，传播者能够根据受众的反馈意见，迅速调整信息传播策略，让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紧密贴合受众的真实需求，显著提升传播的针对性与实际效能。比如，新闻播客《主播说联播》运用第一人称叙事手法，借助通俗易懂的口语表达，成功拉近了与受众的心理距离，打破了传统话语的严肃性壁垒，使主流意识形态内容更具生命力与感染力。三是互动对话超越了简单的信息交换，更加突出强调价值共识的动态建构。传播者与受众之间通过持续性的对话互动，将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嵌入日常生活中的交流场景。线上直播中的实时问答、话题讨论区等，传播者可以广泛收集民众、专家学者、企业从业者等不同群体的看法，从中筛选出有价值的信息，然后将民众的生活实践、专家学者的观点以及企业的成功经验进行整合。既吸纳了多元视角以此增强理论权威解释力，又通过回应人民群众的现实关切显著提升了社会适用性。这种双向逻辑打破了传统的说服与被说服单向关系，用一种平等对话的方式实现价值认同的深层次渗透。
（二）话语符号从“文字主导”向“视听结合”拓展
从《共产党宣言》的犀利笔触到《资本论》的严密论证，抽象文字承载着对理论体系的深刻性与系统性表达。这种叙事的抽象性表达，要求受众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和逻辑思维能力。而对于普通大众而言，抽象文字晦涩难懂，容易影响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范围与效果。数字技术的普及，一定意义上实现了从文字主导到视听结合的拓展，有助于提升理论传播的受众面和接受度。第一，多模态视听符号凭借瞬时信息载荷优势，与数字时代认知习惯深度适配。传统以文字为主导的传播模式下，信息传递受限于排版、篇幅以及读者阅读速度等因素，传播效率较低。多模态视听符号凭借画面、音效、字幕等视觉符号的交融，满足了用户对表现美学、信息密度的需求，更借助沉浸式体验强化了认知的留存效果，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在数字场域争夺话语权的重要依托。第二，视听结合的呈现方式，更符合人类大脑接收和解析信息的客观规律。神经科学领域相关研究显示，当人们观看个性化视频时，大脑中默认模式网络（DMN）的子组件、中脑腹侧被盖区以及包括外侧前额叶、丘脑前部和小脑等离散区域的大脑激活度更高，而且增强了DMN与初级视觉和听觉区域以及前顶叶网络之间的耦合功能。所以，在红色文化教育实践中，借助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激昂振奋的音乐以及声情并茂的解说，相较于枯燥的文字史料更易引发受众共鸣。第三，视听结合的呈现方式，具有更强的适用性。由于受众文化水平存在差异，文字内容极有可能导致理解上的偏差与障碍，难以突破不同文化层次、年龄群体间的传播屏障。与单纯的文字主导相比，视听结合具有更强的适用性。无论是高学历的知识精英，还是普通大众，皆能通过直观的画面与声音领会其中所蕴含的意义。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关键在于以科学理论凝聚社会共识，筑牢思想根基。视听符号的大量运用丰富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促进了主流文化与多元社会文化的融合，有助于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影响力和文化引领力。
（三）话语权威从“单一主体”向“多元融合”跃迁
在数字时代的复杂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叙事正在经历从单一话语向多元话语融合的转型。第一，多元话语融合符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要义。单一话语模式往往风格严肃、形式刻板，在传播过程中难以切实抵达民众内心。多元话语融合充分尊重各阶层的表达权，不同群体通过自身话语参与叙事，能够让主流意识形态更贴合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汲取最广泛的智慧与经验，丰富其内涵，使其更具生命力与活力。第二，多元话语融合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显著特征与独特优势。传统的单一话语模式尽管能够维系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却因过度突出权威，忽略了个体的表达诉求，容易与群众实际状况脱节。多元话语融合坚持中国共产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和领导方法，主动接纳来自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声音。这一实践过程，不单单是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落实，更使得意识形态建设能够精准回应民众关切，汇聚全社会的价值共识，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吸引力，让主流意识形态切实成为全体人民的精神旗帜。第三，多元话语融合更利于在国际范围内讲好中国故事。互联网的去中心化架构颠覆了传统媒体时代的单向传播模式。算法推荐、社交媒体等平台机制赋予每个用户信息生产与传播的权力，技术民主化进程加速推进。在此背景下，单一话语极易陷入塔西佗陷阱，一旦官方话语与民间表达脱节，即便传播的是真实信息，也会引发信任危机。此外，资本逻辑隐藏在数字技术中，以极其隐蔽的方式蔓延至全球，在资本逻辑与技术逻辑的耦合下，人的数字化日常生活不断被资本逻辑渗透乃至操控。在全球化竞争的大舞台上，西方话语霸权长期存在，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构成挑战。以 TikTok、Twitter 等全球平台为例，中国叙事既要突破西方主导的框架束缚，又要适配不同文化背景用户的接受习惯。单一话语易被西方简单理解为 “政治宣传”，而多元融合的网红外交、游戏叙事等创新形式，能够以更灵活、多元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提升我国在全球舆论场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三、叙事策略转向：虚实融合时代的实践引领
当增强现实将数字叙事叠加于社会生活，当虚拟现实构建出可感知的沉浸空间，当混合现实模糊虚实认知的感知阈限，叙事内容已突破二维屏幕的局限，演变为可交互、可介入、可具身化的多维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数字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工作，需要从受众的现实利益出发，以情感共鸣为基础、以价值选择为中枢、最终通过实践参与真正得以落实。
（一）以情感共鸣为基础，从“理论灌输”向“生动讲述”转向
技术变革催生出即时化、碎片化的传播场域，传统主流意识形态宣传通常以单向的理论灌输为主，用宏大的叙事框架来传递抽象的概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理论的系统性、权威性，但极易陷入话语悬浮的困境。步入数字时代后，受众主体意识彰显，对这种说教式的传播方式接受度明显下降，人民群众更期待在情感共鸣中实现价值内化。在此背景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需要通过深度挖掘情感素材、创新叙事形式与传播路径、强化用户互动体验，让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大众可感知、可共情的具象化表达，进而破解传统范式入眼却不入心的现实难题。
一是情感共鸣策略应当聚焦于素材的场景化挖掘。传统主流意识形态叙事往往侧重于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与权威性阐释，容易忽视理论与民众之间生活经验的联结，导致传播内容难以引发受众深层共鸣。数字时代的叙事策略强调深入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场域，通过基层调研、人物访谈等实证方法，捕捉普通劳动者坚守岗位、参与社会建设的鲜活故事。借助深入基层调研、现场采访等方式，采集最为真实可信的素材。二是依托先进技术创新叙事形式与优化传播路径。技术驱动背景下，传播形式多元化、注意力竞争加剧，主流意识形态叙事需要充分运用短视频、动画、虚拟现实、微纪录片等多种新型载体进行生动演绎，实现表达的可视化与场景化。基于不同平台的传播调性与受众需求，实施分众化、精准化的内容适配策略，进一步提升传播效率与用户覆盖面。三是构建沉浸式互动场景，强化用户情感认同。数字时代的传播生态赋予了受众更多的参与权与话语权，主流意识形态叙事需要打破单向传播模式，构建“线上+线下”融会贯通的一体化互动平台。通过线上与线下协同联动的互动模式，实现受众从被动接收者到主动参与者的角色转变，进而让主流意识形态在情感共鸣的基础上扎根于人民心中。此外，要注重网络话语的引领，学习掌握最新的、最有影响力的网络话语，并且自觉把理论话语转化为网络话语、把意识形态话语转化为网络日常生活话语，并把网上网下结合起来，把虚拟和现实结合起来，增强网络话语转换和创新的自觉，从而在互动分享过程中进一步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效果，真正发挥其凝聚人心、引领社会的重要作用。
（二）以价值选择为中枢，从“被动接受”向“主动传播”转向
传统模式下，受众作为信息终端难以深度参与价值构建，容易导致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果仅停留在认知表面。数字技术的纵深发展赋予了公众传播话语权，通过激发受众的自主意识、提供便捷的传播工具、构建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叙事从官媒的单向推送拓展为受众的全民共创。在此背景下，主流意识形态的叙事策略，需要关注受众价值选择从“被动接受”到“主动传播”的转向。
首先，针对传统模式中受众主体性的缺失，革新策略要以激发自主意识为首要环节。通过精心搭建引人入胜的故事框架，巧妙设置悬念，合理营造冲突并给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将主流意识形态巧妙融入故事情节，让受众在故事体验中主动思考故事背后潜藏的价值逻辑，进一步深化理解与认同。其次，提升全民共创的传播效能，配备便捷高效的传播工具是关键举措。研发功能强大且操作简易的创作与分享软件，例如推出专门服务于短视频创作的APP，丰富素材库，设计榜样人物AI智能配音、虚拟历史场景等，让用户可以便捷进行剪辑操作，高效产出图文与视频；界面设计上遵循简洁直观原则，精简操作流程、减少操作层级，让用户能够迅速熟悉并熟练运用；将内容创作、分享、交流等核心功能，以醒目清晰的图标呈现在软件首页，方便受众一键点击。最后，将个体参与热情转化为可持续的传播动能，搭建行之有效的激励体系是重要保障。例如设置阶梯式的奖励体系，对于不同的传播贡献层级提供差异化的激励。对于初级参与者发放定制版文创产品、流量助推券等即时奖励；对于优质内容的创作者给予创作基金扶持、商业合作机会；对于影响力突出的传播达人，可以提供交流活动、官方表彰等进阶资源。同时，可以设立一些如红色传播大使、新时代正能量先锋等荣誉称号，扩大优秀传播者的社会影响力，引导社会形成主流价值传播的文化风尚。
（三）以实践参与为旨归，从“知行分离”向“知行合一”转向
传统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存在重理论阐释、轻实践转化的倾向，体现为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二元对立。在重大理论的宣传中，容易聚焦政策解读与成就展示，在引导受众参与社会治理、文化建设等实践环节存在缺失。马克思主义实践观重视改变世界的实践导向，数字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亟须回归实践逻辑，通过完善监督与反馈体系、营造社会舆论环境，推动受众从认知接受向知行合一的深层转化。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数字传播致使价值认知呈现悬浮态势的当下，唯有回归实践本身，才能够打破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二元对立。一是进一步强化实践监督反馈机制与舆论生态营造的协同作用。在监督反馈层面，构建“数据监测+质性研究”的双轨评估体系。通过量化分析网络平台的转发、点赞、评论等传播数据，更加直观地评估受众实践参与效果，再结合深度访谈、焦点小组等质性方法，深入剖析受众的参与动机、体验感受与现有困惑，为后续精准优化策略提供可靠依据。同时，组建专业的监管评估团队，包括教育工作者、行业专家以及网络技术人员，对网民参与实践的全过程进行跟踪，以防负面舆论的产生与扩散。二是营造健康向上的社会舆论环境提供协同支撑机制。将主流意识形态相关议题与社会发展的网络热点深度耦合，打破理论话语与现实生活的壁垒。例如，在科技创新类的热点事件传播过程中，同步阐释“新质生产力”“低空经济”等名词内涵，将我国芯片研发突破的具体成果与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价值导向相结合，让主流价值在回应社会关切中自然渗透。同时，借助榜样示范、群体约定等激励，实现主流思想理论与生活实践的协同发展，进一步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深度践行。
结语
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浪潮，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是党和国家极端重要工作之一，这是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工作。数字技术的进步引发媒介生态的变革，使得主流意识形态叙事面临着从传统的稳态结构向动态适应模式的历史性转向。这种转向在叙事场域、叙事话语和叙事策略上呈现出系统性重构，其本质是意识形态在传播范式上对技术发展与社会变迁的深度回应。应当认识到这三重转向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支撑的系统性变革。具体而言，叙事场域为数字时代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传播空间，叙事话语为数字时代主流意识形态构建意义网络，叙事策略为数字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实现价值落地，三者共同构成了数字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立体传播矩阵，有利于在动态调适中持续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引导力与践行力，在守正创新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