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德永，现任宁波工程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内容摘要：从古代社会到现代社会，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经历了从儒学到马克思主义的变迁过程。目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构面临各种复杂环境的挑战，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建构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二者在中国先后居于主导意识形态的地位，它们之间存在一种内在联系，进行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与认同建构必须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从意识形态的人文关怀、传播方式与队伍建设等方面借鉴儒学认同的经验。其中，主流意识形态的人文关怀具有根本性，而改善民生、努力实现社会公正和增强党的信任就构成了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建构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意识形态 儒学 马克思主义 认同

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进行文化与社会的整合，意识形态能够为制度合法性提供理论支撑。任何阶级社会都有它的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了一个社会精神文化的灵魂，它是一种社会制度和政权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建构，一般是在国家政权主动支持下完成的。但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不能仅仅依靠统治权来维持，它的运转与维持需要通过民众的积极认同才能实现。从古代社会到当代社会，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经历了从儒学到马克思主义变迁的过程。回顾与总结不同历史时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建构的经验教训，对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建构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作用

认同是指个体对自己所属身份或群体的一种带有肯定性的心理判断和情感归属，认同是民众经过理性的思考与判断，自愿地向公共权力表达出来的基本心理倾向。认同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认同会带来人们行动上的一致。意识形态认同是人们对某种意识形态自觉自愿的接受和遵从，意识形态认同即价值认同。根据意识形态对社会影响的深度和广度的不同，我们可把意识形态分为 “主流意识形态” 和 “非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 一般对社会公众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力，也称为官方意识形态。一种意识形态如果与民众普遍的社会心理相悖，就很难存在与发展，意识形态只有通过一定的社会心理才能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马克思曾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认为，单靠市场契约是无法维持现代社会正常运行的，还必须有 “契约背后的非契约因素”，即人们共同的价值观和认同感。英国社会学家汤普森认为意识形态就广义而言就是服务于权力的意义，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把意识形态视为软权力资源，美国当代思想家丹尼尔・贝尔把意识形态称为 “一种世俗的宗教”，意大利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曾把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功能形象地比喻为“社会水泥”，它用来塑造 “普遍共识” 或赢得大众的积极赞同。

意识形态是政治价值的核心内容，意识形态对社会发挥着一种精神支撑作用，它通过培育社会成员对于政治体系的认同来起作用。“如果群体没有信仰或者说没有推动他们前进的思想，那么这些就是没有活力的群体、空虚的群体。对于一个人而言，如果没有生活，没有目标，那么生命对他来说就毫无意义；一个群体如果没有信仰，那么这个群体就会彻底瓦解。”“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社会，就根本无法存在，因为没有共同的思想，就不会有共同的行动。”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观念的力量，它为政治权威与制度的合法性提供道义上的诠释，是统治阶级整合社会公众思想的重要手段。主流意识形态必须获得民众的广泛认同，否则就起不到聚合社会人心的作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严重边缘化而成为末流。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机制表现为一种心理过程，意识形态运转的内在逻辑只有符合人的内心期待，才有可能被人们所接受；只有与人们的心灵产生共鸣，才能获得公众认同。认同具有潜隐性，意识形态认同是一种观念的认同，它潜在于社会成员及其从属的各种社会群体内心深处，人们从外观很难判断与感知它。一种意识形态的传播效果并不是由少数统治者和传播者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公众认同状况决定的，只有得到大众认同并达成共识的价值观，才会最终形成这个社会的主流意识。

当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建构的现状与问题

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加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主要是借助于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权威和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人的榜样力量以及领袖人物的个人魅力等政治性权威来完成的。中国共产党借助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来培育民众的认同感引导国家政治生活，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提供了思想基础，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种种努力也取得了巨大效果，极大地凝聚了人心，调动了社会各阶层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在主流意识形态建构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抓学习 (解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占领思想阵地)、抓批判 (及时纠正错误倾向、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抓制度化 (从国家政权建设高度抓意识形态建设、意识形态和制度建设互为支撑) 则是我们进行意识形态建设必须高度重视的宝贵经验。” 但是，这段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也存在一些不足：新中国初期的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特征，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曾一度过分倚重和夸大了意识形态的作用，忽略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心理需求，结果出现了 “曲高和寡” 的局面。意识形态建构主要是依靠灌输完成的，过多地依靠意识形态的政治权威，而淡化了意识形态的理性权威。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主流意识形态建构说明：“凡是企图不用说理而用压力来维护任何意见的权威性的人，也许用意是好的，但事实上却会造成严重的危害。认为撇开真理的内在的说服力而可以通过任何其他媒介去传播真理乃是一种严重有害的错误。” 因此，主流意识形态的运转与认同建构只有不断通过理性权威的方式诉诸感召说服力，才是可行的、有效的。

一个思想，包括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要让人接受，必须给出让人接受的理由，而且必须让人们觉得这个理由是站得住脚的。主流意识形态真正具有合法性，公众认同是其中最重要的基础和条件。意识形态所表达的实质关系是利益关系，群众的心理是重经验判断，人民群众只有从利益满足和情感归属中才能实现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广泛认同。“大多数民众对于一种意识形态 (意义系统) 的把握，一般都会根据自己的社会阅历、知识积淀以及具体的生活需求将之转化为某种可以操作或者触摸的形象化指标。⋯⋯然后，人们就会用这些形象化的指标来衡量、评价意义系统提供主体为他们提供的实际的物质的或自由的条件。” 邓小平曾经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经济建设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条件得到显著改善。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主要是用经济上的巨大成功来证明其主流意识形态的合理性。

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同时是社会转型的过程，社会转型是一个社会世俗化的过程，社会呈现出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和社会信仰多元化的发展态势。20 世纪的 50-70 年代，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有着坚定信仰，那时人们的要求与想法相对比较单一，但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仅靠理想主义并不足以使他恪尽职守。人的热情并非可以长期储藏的物品。那些为了某种伟大的信念而不惜牺牲生命的人或许可以坚持几分钟，甚至几个月，但要让他们为同一信念始终不渝，常常是不可能的，即便这种信念并不需要他个人做出多大的奉献。” 在社会转型时期，“曾经被认为是绝对的、普遍的、永恒的，或者被盲目接受的规范和真理，正在受到人们的质疑。这似乎成了我们时代的特征。根据现代的思想和考察，过去曾被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现在却被人们宣布为需要得到论证和证明。”一种意识形态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能满足社会成员作为人的希望和渴求。人是 “社会人”，人不仅有物质利益需求，而且有着复杂的情感需要。在现代社会里，人们仅仅靠物质利益满足已经不够了，只有同时满足大多数人的情感归属需要，主流意识形态才会真正获得公众认同。由于网络的迅速发展，人们获得信息也更加便捷，人们开始了更多的独立思考、比较与鉴别，仅仅靠官方单方面的宣传说教已经远远不适应了。另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技术、资金等多方面的优势不断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也给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十四届六中全会上讲话指出：“意识形态领域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缺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意识下手。” 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和感情是不同的，“经历过新旧社会对比的人，容易从生活体验和朴素感情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经历革命战争洗礼的人，容易从实践经验和革命意志上认同马克思主义。⋯⋯在今天，长期和平建设和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的环境，使那种易于从情感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条件已不复存在”。

美国政治学家卢西恩・派伊认为，新兴国家政治发展有众多的危机，按照层次和顺序的不同，可以分为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贯彻危机、参与危机、整合危机和分配危机，其中认同危机与整合危机与主流意识形态建构有密切关系。2009 年，《人民论坛》杂志社进行了 “未来 10 年 10 大挑战” 的网上与书面调查，对 8128 人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949 名受访者认为 “主流价值观边缘化危机” 是未来 10 年的严峻挑战，占受访人数的 36.3%。2010 年，《人民论坛》杂志联合人民网、新浪网等进行了调查，总计调查 9316 人。问题之一：“您认为主流文化边缘化现象是否严重？”55.7% 的受调查者表示 “严重” 或 “比较严重”，其中，21.2% 的受调查者选择了 “严重”，34.5% 的受调查者选择 “比较严重”。问题之二：“您认为当前主流文化面临哪些问题？”73.6% 的受调查者认为 “主流文化缺乏现实关怀”，54.3% 的受调查者认为 “宣传的多，说教的多，难以打动人心”，41.2% 的受调查者选择了 “主流文化缺失鲜明的价值诉求”，24.2% 的受调查者选择了 “主流文化没有与时俱进。” 由此可见，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着巨大的认同危机。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有多方面，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缺乏现实的人文关怀，不能及时地和有效地回应当代民众的利益诉求，对一些社会问题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释力，因此，主流意识形态无法在民众中引起情感共鸣。另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引导民众的方式和方法存在缺陷，不能够与民众心理需求相吻合。“目前我们有些主旋律的思想宣传报道、理论文章、文艺作品之所以受欢迎的程度不高，主要是因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粗糙化、说教式的弊病。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形象，依然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 而人作为媒体的接受者，大众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人的需求和兴趣来加以解释和决定的，媒体只有提供那些符合大众实际需要的信息才会被人接受。列宁认为，要通过百折不挠的努力，让马克思主义 “渗透到群众的意识中去，渗透到他们的习惯中去，渗透到他们的生活常规中去。” 因此，简单化说教使大众对宣传媒体失去了应有的信任。马克思主义本来是非常朴实的道理，它与大众的实践生活是相通的，简单化宣传反而拉大了马克思主义与大众的距离。

当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建构的途径

1. 借鉴儒学认同的经验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成为我国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马克思主义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是工人阶级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当代社会的反映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学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产物，儒学是我国古代社会的即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虽然，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并非同质的文化体系，在很多方面还存在冲突。我们进行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与认同建构，必须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的关系。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思考问题的逻辑起点都是人，它们的理论与思想的主题始终围绕着对人的思考，关注人的生活、自由、幸福和发展。儒学重视人生和现世，不把希望寄托在彼岸世界，而是要在人间社会建立精神王国。马克思主义也不是 “彼岸世界” 的一种论证，而是对 “此岸世界” 的现实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最高目的的理论，人的解放、人的自由、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由此实现的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的主题与终极价值诉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性、革命性、实践性和开放性与儒学的基本精神是相通的。儒家讲的‘行’、‘躬行’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说之间，传统文化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改造世界之间，中国哲学讲的相反相成、物极必反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之间，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 —— 共产主义之间，都有某些契合和相通之处。” 因此，要使我国广大民众认同接受马克思主义，我们不妨借鉴儒学认同的某些经验，这种借鉴主要是从方法论意义上而言的，并不是把 “马克思主义儒学化” 或 “儒学马克思主义化”，我们不能庸俗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的关系。

儒学从春秋时期诞生，到汉武帝时期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逐渐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以前。儒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 2000 多年封建社会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其中经验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儒学的思想内容迎合了统治者治理国家的需要。儒学的核心理念是 “仁”，儒家思想强调从人的自身来寻找安身立命、为人处世的一些基本原则，儒学强调道德教化。儒学追求社会和谐，儒学是一种安邦定国之学，符合中国血缘宗法社会发展的政治需要。因此，儒学首先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同，统治者通过科举制度、法律等制度化的国家权力把儒学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儒学内容与传播方式等符合我国民众心理而被自觉认同。

(1)儒学具有浓厚的人文关怀意识。民本思想是儒学的核心内容，儒学是一种生活伦理，儒学提倡的是日常生活中最普通而又最重要的道理，儒学所讲的是一些 “愚夫愚妇” 的道理。虽然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但是，儒学与宗教相比较，儒学带有更多的世俗性、经验性，较少神秘性色彩，儒学仍给人们提供一种精神性的安身立命的家园。儒学总是关心或重视人间的生活，而不追求或向往死后或来世的幸福，儒学以人文关怀而成为中国民众的精神支柱。“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儒学所能打动民众情感的，并不是它的宗教性，而是它那浓浓的人文情怀，是它的世俗性。”

(2)儒学得以普及与众多儒生不懈努力分不开。儒学的广泛普及与信奉传统儒学价值观的知识分子队伍分不开。汉朝以来的知识分子统称为 “儒生”，广大儒生是一支充满使命感、责任感的有生力量。儒学适合了广大知识分子心理和自我发展的需要，使广大儒生所认同并自觉践履和传播。儒家思想主要是由历代儒士传承、研究、改进和推广的，传统儒家以 “内圣外王” 为最高境界，众多儒生把儒学实践放在重要的地位，他们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为己任，强调儒学复兴从自身修养做起，“以身体道”，正是靠着一代又一代儒生们的身体力行，使儒家思想得以在我国民间普及。

(3)儒学选择了生活化的传播方式。儒学不是少数哲学家的奢侈品，儒学关怀现实社会生活，它是百姓的日用之学，生活化是儒学普及的基本特色。“儒家思想能够在宋明时期得以普及的主要原因，就是将教化的思想内容植根于普通百姓的‘生活世界’或‘日常生活世界’之中，以至于‘化民成俗’，从而取得了大众化的实际效果。” 儒学传播与普及主要是通过两个传统来完成的，文献典籍是儒学的大传统，戏曲、小说、民间传说等民间文化形式流传下来的道德文化观念是儒学的小传统。儒学能够将教化内容渗透乃至植根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世界之中，从而取得了 “润物细无声” 的实际效果。另外，儒学的格言、谣谚、俚语、故事等大多具备言简意赅、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正是依靠这种渗透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小传统和老少皆宜的生活化语言使儒学逐渐被大众所认知和认同。

一种意识形态能够得以维持，取决于该意识形态的理性权威，取决于民众对该意识形态内在心理结构中的认可和接受，儒学属于一种理性权威。“儒家意识形态学说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儒家以教化为主导手段成功构建了传统中国以‘礼治’与‘德治’并存的社会秩序。儒家思想在传统中国社会有效地树立起其理性权威，以至于这种理性权威成功赢得了社会民众的心理认可而成为整个国民的集体潜意识。” 由此可见，儒学主流意识形态的成功建构，除了统治者运用法律、制度等国家强制力以外，还与儒学内容、传播队伍和传播方式等有密切关系。因此，儒学得以普及与认同的经验值得借鉴。目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建构的难点是如何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现实的人文关怀问题，即如何解决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归属问题。而解决民众认同问题，如果我们仅仅从传播方式和传播队伍等层面思考问题就显得无能为力了，因此，只有从增强民众政治认同度入手，才能使主流意识形态具有现实的人文关怀。

2. 增强民众政治认同度

政治认同是社会成员对其所在政治共同体的一种政治态度，它是人们从内心深处产生的一种对所属政治系统情感上的归属感，政治认同是把社会成员组织在一起的重要凝聚力量。在现代社会中，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不能永远仅仅依靠暴力来维持其统治，必须通过对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使广大民众对其统治的价值从内心上加以认同，“任何一个政治系统，如果它不抓合法性，那么，它就不能永久地保持住群众 (对它所持有的) 忠诚心。这也就是说，就无法永久地保持住它的成员们紧紧地跟随它前进。” 这是因为，“我们不能强迫别人赞同我们，不管我们对他们有多少权力，因为强制他们表达他们的感激或赞扬将使这些表达毫无价值。行动可以被强迫，但情感的被迫表现仅仅是一场戏”。一种学说和理论，需要一个政治社会化过程才能真正为广大社会成员接受。在现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仅仅依靠强制力和教化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只治标不治本，只能解决一些民众认同层面上的表象，这种认同到头来也只能是一种被动认同，其作用也是短暂和有限的。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教育文化水平不断提高，所有这一切都大大刺激着人们的经济欲望和政治期待，仅仅靠理想主义和个人魅力等获取民众认同的方式逐渐失去其应有的作用。这是因为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公民意识与公民权利的凸显。“今天在大多数的社会里，政府不能再指望有消极的臣民，他们必须面对积极的公民。” 与传统社会比较，现代政治的合法性需要不断满足民众的各种需求，民众的需求主要集中在民生和民权两个方面，而且人们的欲望需求是不断变化和增长的。苏共亡党亡国的教训就在于它的意识形态的解释力已经远远落后于社会现实的需要，无法为剧烈变化的社会中出现的新问题给予正确的解释和回答，从而失去了大多数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在很长时间里，国内学者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研究形成了一种惯性和套路，大多避重就轻，就事论事，往往只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本身或建构的方式方法上去思考问题，而不注意把握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建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不能仅仅就主流意识形态本身来谈认同建构问题，而应该拓宽研究的视野，因此，我们需要从增强民众政治认同方面思考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建构的途径问题。

(1)以民生富裕引领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孙中山先生认为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人们的态度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心理体系，但其基本点总是与人们的需要、利益相联系的，因为它总是与价值判断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人们从其信仰的政治价值中获利的多少，就决定着人们对政治价值认同度的大小。“群众对这样或那样的目的究竟‘关怀’到什么程度，这些目的‘唤起了’群众多少‘热情’。‘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一种意识形态，如果它不符合人们的利益和经验，就决不会成为这些人的意识形态。” 主流意识形态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但它要让大多数民众认同，它就必须要给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社会公众不是看你怎么说，主要看你如何做，给他们带来多少利益。这是因为政治关系中首要的和基本的关系是利益关系，人们的一切努力所争取的都是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利益。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主流意识形态是可以存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唯一合法或为大众所认同的，如果意识形态仅仅给社会大多数成员提供精神的港湾，不能够满足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诉求，那么，昔日的 “主流” 完全可能成为今日的 “末流”。早在 1934 年苏维埃政权在瑞金建立之后，毛泽东就郑重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 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社会公众普遍有一种对政府的依赖感，虽然个人生活并不富裕，但是，人们有一种生活的安全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众的生活条件得到较大的改善，但是，民众期望与政府实际作为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落差，民众在生活中面临诸多困扰。目前，我国民众迫切关注的是个人的住房问题、医疗问题、孩子上学、就业和养老等社会民生问题，住房难 (贵)、上学难 (贵) 和看病难 (贵) 已经成为当代社会转型时期我国三大新的民生问题，民众迫切希望政府能帮助他们摆脱生存与发展中的困境。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活动家考茨基认为：“如果我们探讨社会主义的目的，那么可以说，它在最初是要排除从资本主义时代开始以来就在社会上泛滥的群众性贫困和群众性苦难。”如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不关注人们的现实生活，仍然在缺乏鲜活生命力的概念上兜圈子或自言自语，那么它就很难避免事实上的非主流命运。民众首先感觉到的是来自生活上的压力，巨大的生活压力使他们对政府产生不信任感，这样就造成民众政治上的一种无力或无奈的感觉。这种状况也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言：“穷人通常很少参与政治，因为参与政治似乎与他们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无关，也无助于解决他们的主要问题。对许多穷人来说，最紧迫的问题是解决今天、明天或下周的工作、食品以及医疗问题。”如果大多数民众长期在生存线上挣扎时，他们可能曾经有的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会慢慢地消失，他们头脑中想的全是眼前的苦难，自然也就不会对政党、政府、制度和主义再产生什么新的希望，他们眼中充满更多的是无奈和绝望，在这种状态下如果给民众谈抽象的理论和主义等，是不现实的，也是本末倒置的。执政党和政府是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主体和中介，上述民生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那么再指望民众信仰什么主义就成了一句空话。这是因为 “群众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取决于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人给群众带来多少好处。他们能够看到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就是现实形态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他们就生活在这种现实中，只能根据在这种现实中的体验来断定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否有生命力。他们不可能仔细地分析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形态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之间有哪些细微的区别。如果生产力在不断发展，综合国力在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不断得到改善，他们自然会相信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如果他们看到的是相反的现实，那么不管你把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说得如何天花乱坠，他们都只会无动于衷，甚至认为你不过是在‘粉饰太平’。”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和活力来源于对现实利益关系的及时回应和正确表达。意识形态能否得到人们的认同不在于其理论本身如何完美，逻辑多么严密，而在于其能否准确表达及实现人们的利益诉求。因此，中国共产党始终要坚持以人为本，从解决群众最迫切、最关注的利益诉求入手，始终关注民生，不断改善民生和切实保障民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问题。

(2)以社会公正引导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意识形态能否获得人们的认同除了其本身的合理性以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对社会现象和问题的解释力度。如果意识形态能够帮助人们理解各种社会现象，满足人们情感归属需要，就容易为大众认同。主流意识形态要实现大众认同，不仅要关注大众的物质利益需求，而且必须契合大众的心理或精神需求。“一个意识形态的感召力来自它的表达方面，也就是使其信徒能够表达自己的要求和愿望的能力。” 主流意识形态是制度化的思想体系，是对某一社会制度合法性的基础论证。主流意识形态是通过具体制度设计来影响大众的思想进而影响大众行为，从而实现文化整合。渴望公平、公正是人们一种本能的情感诉求，大多数民众的公平感是一个社会和谐的必要前提，也是民众认同一个社会制度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底线。“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在正义制度的框架下生活的人们就能够获得一种充分的正义感，以使他们能够持续地忠诚于该制度。只有当人们相信制度公平的时候，民众才会准备并愿意履行他们在这些社会安排中所应负的责任。社会主义起初是从道义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批判和否定，是对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弊端及其解决方法认识的产物。社会主义不仅要求在理论上做到人人平等，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在实际生活中的真正平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谈到平等问题时强调：“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社会主义本身意味着比资本主义更多的平等和公正。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应该使多数民众得到较多的利益满足，使广大社会成员共享改革成果，“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等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国民众对党的改革政策是基本认同的。但是，由于制度缺失等原因造成了社会阶层之间分配的不公正。目前，由于制度设计与制度不规范运作而出现的诸多不公正现象已经深深地伤害了广大民众对于社会主义的感情，其背后所蕴含的负面影响极为深远。民众的相对剥夺感增强，社会挫折感日益加深，一些人的失望、绝望、沮丧情绪不断产生，对社会制度不满乃至对立情绪滋长，群体性事件也在一些地方时有发生，这一切就使广大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认同度降低。

(3)以增强民众对党的信任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政党是意识形态的载体，任何一项事业都是要由人来担当的，马克思指出：“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民以吏为师” 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民众对党的信任是马克思主义被认同的前提条件。对于大多数普通群众来讲，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相信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信仰，而更多的是一种社会性的信任和信赖，这种信任和信赖是源于对党员干部的信任。“身教胜于言教”，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对其他社会成员有着较强的示范作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民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通过党员干部的示范，让意识形态从理念走入大众日常生活，使其变得可亲、可信，从而带动广大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认同。在民主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人们心目中曾一度是一个神圣和光荣的称号，中国共产党由此积累了雄厚的政治认同资本和执政资源。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告诫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马克思主义为大众认同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逻辑力量、真理力量和思想力量，而且更需要宣传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党员干部的人格力量。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部分党员干部脱离了人民群众，成为民众认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障碍。民众对党的部分干部有许多不满的地方，最后都集中在党内腐败问题上。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邓小平就强调：在党内，领导干部的腐败这股风来得很猛。江泽民指出：“腐败现象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尤其是腐败到我们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索贿受贿等犯罪行为，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惩治腐败是我们党的一贯立场和方针，近几年来，党惩治腐败的力度逐年加大。但无须讳言的是，腐败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在某些时期、某些地方、某些领域甚至还呈蔓延之势。信任是认同的基础，信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口头上和公开场合宣称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在行动上或私下里却干着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的勾当。邓小平曾严厉指出：“我们一些同志滥用了人民对党的信任，滥用了党的威信，群众是不满意的。”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是一种非常珍贵的社会资本，“如果党内腐败现象严重，就意味着在实际行动中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成了一些人谋取个人利益的招牌。而同时党员干部还肩负着对民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的任务，这势必导致一些干部的言行不一和口是心非。行为上的反马克思主义，既愚弄了马克思主义，也愚弄了老百姓，但老百姓却将自己的不满迁怒于马克思主义，以为自己是被马克思主义所愚弄 —— 因为马克思主义成了少数人用来谋一己私利的工具，人们不认同的是假马克思主义。”腐败最致命的危害是加重了民众的相对剥夺感，从而形成了大量焦虑的人群、冷漠的人群和越轨的人群。因此，社会转型时期，党内干部的腐败问题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已经成为影响我国民众政治认同的主要障碍。只有大力惩治腐败和纯洁党的队伍，不断增强党的威信，大多数民众才会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从而认同党所倡导的意识形态，否则，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力就会减弱甚至丧失。因此，建立与不断完善各种制度，严惩腐败，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提升中国共产党在广大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建构显得尤为重要与紧迫。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