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意识形态的认同整合与形塑建构都离不开叙事的赋意和规引。叙事不仅作为工具、技术、策略而简单地附着于意识形态，而是以显现视域和特定框架来观照和诠释意识形态问题。基于马克思主义时空理论视域，主流意识形态叙事主要包括历时性意识形态叙事和共时性意识形态叙事两大类型。前者着重从纵深逻辑上，揭示主流意识形态的因果关联、发展脉络、趋势走向；后者主要从空间镜像上，呈现意识形态在时代和社会中的更多可能性、更广延展性、更宽视域性、更具主体性。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叙事表现为视域多维化、内容多样化、形式多类化、主体多元化新特征。面对小微叙事与宏大叙事、技术叙事与伦理叙事、传统叙事与现代叙事、中国叙事与西方叙事的互动演变，催生信仰认同消弭、社会认同侵蚀、价值认同蚕食、文明认同挑战等隐忧。围绕“两个巩固”、遵循“两个结合”、破除“对立对抗”、坚持“守正创新”，以“同向发力”的叙事合力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赋能增效，为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凝心聚力。
关键词：意识形态叙事；历时性意识形态叙事；共时性意识形态叙事；叙事合力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意识形态叙事基于逻辑关联性的故事及其话语建构，以期抵达“心魂与共”的意识形态意义图景。意识形态与叙事形影相随，叙事在体现自身功能和发挥作用的过程实质上也是服务于一定意识形态的过程。通过叙事的生动表意、形象赋意、贯通达意来推动意识形态从抽象到具象、理性到感性、无形到有形的转化，最终实现意识形态认同整合与形塑建构。在社会实践层面，叙事概念不再隐晦艰涩，叙事的非线性特征愈渐明显。伴随科技革命的深刻演变，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带来意识形态叙事形态及其生态的深刻变革，小微叙事与宏大叙事互动、技术叙事与伦理叙事并存、传统叙事与现代叙事交互、中国叙事与西方叙事交锋，以叙事建构价值认同和意义世界的丰富性更显现、可能性更多样。特别是在国际话语权竞相角逐的国际社会场域，“我国同世界的联系更趋紧密、相互影响更趋深刻，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形势和斗争也更加复杂”，“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如何构建同综合国力相适配的国际话语权，如何破解西方中心主义叙事，成为当下意识形态叙事的重大现实问题。在理论研究层面，集中表现为以“叙事”为中心议题的意识形态问题探讨呈现增势，诸如意识形态视听叙事、意识形态图像叙事、意识形态数字叙事、意识形态生活叙事、意识形态情感叙事、意识形态历史叙事等研究，都体现对意识形态之叙事功能的高度关注。进言之，叙事不仅是作为工具、技术、策略而简单地附着于意识形态，而是以显现视域、特定框架、鲜明话语来观照和讨论意识形态问题，甚至反过来影响意识形态建设。这彰显意识形态叙事的问题意识及其理论意蕴，同时表明意识形态叙事理论的建构诉求和学理回应。
时间与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基本存在形式，时空交互于现实社会中并呈现不可分离性。“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空间布局受时间感知的影响，时空变化承载着历史发展与社会实践的辩证运动。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带来的时空扩张和演变，时空场域愈渐成为理解社会的重要叙事范式。基于时空交互视域，大致把意识形态叙事分为历时性意识形态叙事和共时性意识形态叙事两大类型。前者旨在揭示意识形态的时间性，以自身动态过程显现历史的力量，表达时间维度上的因果关联、发展脉络、趋势走向，凸显“在己外存在的领域中是自为的”，诸如古代叙事、近代叙事、现代叙事等具体叙事形态，几乎都侧重于强调意识形态的根源依据、基因血脉、共同记忆、赓续发展，从纵深逻辑上强化意识形态的历史必然性和延展性。这一曲折往复的非线性演进，与共时性意识形态叙事构成交互影响的复合叙事体。后者反映意识形态的时代声音和社会脉动，“是对空间生产的摹仿”，从空间镜像上强化意识形态的认同整合与形塑建构。以数智叙事、视听叙事、图像叙事、符号叙事、文旅叙事、游戏叙事、生活叙事等为典型代表的叙事形态，呈现意识形态的更多可能性、更广延展性、更宽视域性、更具主体性，特别是主体的精神家园意义。从时空视域观照两种叙事类型，能够从时空互构张力中，更为全面而立体地把握多种叙事模态培塑意识形态叙事图景的系统性和动态性，更为完整理解历时性与共时性交融的复合性意识形态叙事体系，洞察意识形态叙事的价值。研究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主要形态，在把握其新形态、新动向、新特征基础上，以叙事合力赋能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培塑，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筑牢思想认识根基。
二、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形态及特征
马克思指出：“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即现实的，是说它是感觉的对象，是感性的对象，也就是说在自身之外有感性的对象，有自己的感性的对象。”意识形态作为感性社会实践的观念上层建筑，必然有可感可及的社会形式来承载和反映。意识形态叙事则是承载和反映意识形态的形式。意识形态叙事主要通过叙事方式及其载体来表达、构建、强化特定意识形态，将特定意识形态的主题和内容融入故事、事件、情节等具体叙事形式中，“根据事件本身所固有的发展逻辑，使叙述者构建起它所呈现的序列”，通过生动、形象、连贯的叙述和表达，使抽象的意识形态观念变得具体而可感、鲜活而可及，让受众更易理解和更愿接受。在一般意义上，因叙事的具体形态及其之间的互动关系，叙事对意识形态建构产生何种作用，取决于叙事形态能否围绕一定意识形态目标进行同向互构。作为意识形态的叙事性与叙事的意识形态性相统一的有机复合体，意识形态叙事既凸显叙事对意识形态建构的功能，更强调叙事的意识形态属性及其内在规定。主流意识形态叙事在其本质上服务和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在根本立场、道路方向、价值取向、意义旨归等重大问题上，以叙事形式服务和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并以统治权力推动其社会化认同整合和形塑建构。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叙事以服务和维护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实现全人类解放为己任，以叙事发挥思想传递、政治批判、教育群众的主要功能和作用。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直接地指向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上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整合与形塑建构，立足和体现“新时代”具有的新社会条件。正如习近平指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做好宣传思想工作，要放到这个大背景下来认识”，“要按照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的总要求，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重点推动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叙事通过叙事整合与叙事规引，发挥叙事正向功能和积极作用，围绕“两个巩固”、遵循“两个结合”、破除“对立对抗”、坚持“守正创新”，推动意识形态叙事同向发力，共同服务于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促使全党全国全社会在思想上、文化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形成牢不可破的意识形态共同体。
（一）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叙事展现新形态
“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主流意识形态两种叙事类型在“新时代”这一特定历史方位、时代背景、社会条件下，以非线性的内在互动关系衍生多种新的具体形态，表征着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目标和意义旨归。
一方面，“新”表现为历时性意识形态叙事所处新时代的新特征。时代是对该时期世界主要特征和发展趋势的揭示和反映，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环境，直接影响着意识形态状况。随着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一是全球科技革命取得突破进展、全球政治格局出现重心转移、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深刻重构、全球文明交往范式正在转变，以中国等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日益崛起，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成为在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政治主体，加速推进了世界多极化的发展，使得世界范围内的思想、观念、制度、模式呈现多元复杂并交互影响的态势和走向，集中体现为社会思想文化领域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活泛，各种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渗透有增无减，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不断抬头，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时沉渣泛起。这意味着意识形态叙事必然要对如此纷繁复杂的时代境遇作出回应，以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形势变化的不确定性。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有更高期待，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建设面临新形势新任务。特别是面对历史虚无主义、泛娱乐主义、个人中心主义等错误社会思潮带来的挑战，亟待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引领功能和培塑作用，才能不断发展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三是主流意识形态叙事在“两个大局”交汇的时空场域中呈现新的表征，集中体现为更加注重对“过去—现在—未来”时间纵轴维度的叙事联结，以历史逻辑的完整性贯通呈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根源依据、基因血脉、共同记忆，从而加固大历史观和历史认同。以历史文化叙事为代表的历时性叙事，都在强调文化基因和文化血脉对于共同体而言的凝聚功能和感召作用，并凸显孕育文化的历史语境和时间因素。只有在历史纵深中把握文化，才能深刻理解文化赋予共同体的价值确证和意义确认。意识形态作为文化体系的独特形态，常常在人们思想、情感、行为的制度化导向上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也在时间流动中建构着自己的历史形态。
另一方面，“新”表现为共时性意识形态叙事在新时代的新样貌。较为典型形态有数智叙事、情感叙事、文旅叙事、游戏叙事、文明叙事及其意识形态意蕴阐释，反映意识形态建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在多元文化相互激荡和多样观念交织互动的时代语境中显现意识形态叙事的更多可能性、更广延展性、更宽视域性、更具主体性。一是数智叙事作为一种技术叙事形态，以数智技术为中介实现意识形态的空间扩散、资本掌控和权力主导，表征着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张力关系。二是情感叙事针对“对空言说的困境”，“情绪投喂”的诉求，根据受众情感需求侧改进叙事供给侧，以“情绪价值”“人间共鸣”等话语打破传统叙事形态。三是文旅叙事正成为意识形态实践的全新形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旅融合的创新发展新模式，承载着弘扬主旋律、宣扬正能量、营造好舆论的意识形态任务职责，需要强化行业和从业人员树立正确价值导向，引领文化业态和舆论生态向好发展。四是游戏叙事主要通过电子游戏拓展意识形态的表达场域，其本身也蕴含意识形态的尺度，在现实玩家与虚拟世界互动中表达更具张力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同样需要主流意识形态叙事予以方向引导和及时纠偏。五是文明叙事可视为意识形态交往形式的产物，主要指向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创新的文明价值，即“人民至上”“四大全球倡议”“文明互鉴”等价值取向及其话语符号创新，拓展和延伸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叙事场域，赋予全球文明共生发展以世界意义。总之，在共时性叙事图景中，多种类型的叙事范式的交互性关系和互导性作用愈渐凸显，亟待叙事整合来强化主流意识形态。
（二）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新动向
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叙事在实践过程和理论研究中，整体上都有明显的延伸拓展态势，突出了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整合及其形塑建构的叙事向度，具体有三方面表现。
其一，从专业研究到体系建构的转向愈渐明显。基于学界关于意识形态与叙事的研究及其成果来看，以叙事向度观照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数量、学术理论文章刊发数量呈现明显增势，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视听叙事体系建构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叙事研究”“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叙事性表达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现代化叙事体系建构及其价值意义研究”等选题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资助；《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情感叙事策略审思》《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逻辑与理路》《论意识形态感性叙事及其正向建构》《集体记忆：意识形态叙事媒介的理论探讨》《意识形态具象化：意识形态叙事实践的诠释与建构》《意识形态的现实主义表达——主旋律电影的叙事特征》《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优化叙事内容 创新话语表达 拓展传播渠道》等学术成果频出。这些成果首先从选题方向上直奔意识形态叙事主题，并在标题上直接体现；其次，从内容上凸显意识形态建设的叙事方式与叙事的意识形态导向；最后，从多个角度向叙事体系构建而聚焦，“体系化”“体系建设”“构建体系”成为意识形态叙事研究的高频学术话语，旨在为共同推助中国叙事体系构建提供更加系统化、理论化的学理依据和阐释支撑。
其二，从策略供给到战略谋划的转向愈渐明显。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信息革命、产业革命的深刻演变，国际格局变化使国际话语权成为竞争焦点，中国话语与中国综合国力不相适配的问题显现。为更好适应全球传播生态变化，打破西方话语霸权和舆论垄断，党和国家提出“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的时代命题和重大任务。这首先突出讲好中国故事的叙事建构指向。故事构成叙事的基础和条件，讲故事在一国价值、文化、形象等因素的对外呈现、角色塑造及政策解释当中的作用日渐明显。讲好中国故事才能在“中西叙事之争”中破局，跳出西方叙事针对中国向好发展局面的话语围堵和价值曲解，来澄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正当性和正义性。习近平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这实际上为中国叙事体系构建作出了战略谋划，以顶层设计的体系化构建推动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叙事更加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战略。“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就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形成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进一步表明要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定位构建中国叙事体系，这也是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叙事所应当遵循和体现的战略导向。
其三，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转向愈渐明显。基于相关研究内容及其话语表达来看，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叙事理论传入中国后，叙事及其叙事性得到国内学界积极关注，特别是传播学对叙事的技巧性、艺术性、形式感、具象化等工具性作用更为推崇。不少研究成果表明，叙事及其要素间互动关系对媒体格局及其效能有着重要作用，故事叙事方式、共情叙事逻辑、分众化叙事定位，多组合叙事载体等叙事技巧和叙事艺术，成为高叙事效能和高传播效能的必要条件。受其影响，叙事的技艺性被进一步移植应用到教育教学、培训集训、宣讲演讲、文化活动等更多领域，甚至衍生可复制推广的“叙事模板”“叙事手册”，活泛于文旅消费、生活消费、娱乐消费等场景中。以文娱消费迅速发展为契机，“沉浸式体验”“情绪价值”“搭子社交”等话语表达，无一不在延续共情叙事逻辑，并以相似度较高、同质化明显的叙事模式折射出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张力。一方面，模式化叙事表征叙事工具性特征，而另一方面，叙事背后的价值导向和意义追问又隐含着人们追寻精神家园、找寻灵魂归宿的隐忧和期待。但总的趋势是，在多元纷杂的叙事形态中，其背后蕴含的思想内涵、底层逻辑、精神旨趣，才是人们心底深处关于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深沉关切。
（三）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叙事呈现新特征
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伟大实践必将给文化创新创造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在广阔的文化创新创造和精神生产空间中，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和日渐活泛，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叙事在广阔的时空场域中呈现为主体多元化、视域多维化、内容多样化、形式多类化、成效多重化的特征。
首先，从多个维度观照和探讨意识形态叙事问题，既包括从历时性维度阐述意识形态的古代叙事、近代叙事、现代叙事等主题，也包括从共时性维度论析意识形态的数智叙事、视听叙事、图像叙事、符号叙事、文旅叙事、游戏叙事、生活叙事等多元主题，还包括交叉视域下不同意识形态叙事的互动，这表明其具体形态并非单一单向、泾渭分明的存在，而是一种相互支撑、相互对话的非线性逻辑关系，在交互作用中对意识形态形塑建构起着或抑或扬的作用。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关注的视域在不断延展和拓深，正在从“二元界分”转向“多维观照”，不再仅限于把意识形态及其叙事简单理解为“敌—我”“主—客”“官—民”等二元认知范式，而是从意识形态及其叙事的政党—国家—民族认同、文化—文明认同、个人—社会—人类认同的内在意蕴和趋势来重塑认知和重构观念，这为主流意识形态叙事提供了宽广的理论和实践空间，意识形态的客观存在性和历史必然性得到进一步挖掘和阐发。
其次，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叙事嵌入生产生活、工作闲暇、学习娱乐等各领域和各场域，特别是在媒体形态、舆论生态、文化业态深刻变革中，在农旅、文旅、科旅等新兴消费场景中，沉浸体验叙事、闯关升级叙事、人机共在叙事、开盲盒叙事等具有时代性的叙事内容多元纷呈、相互支撑。同时，还有一些日常交流和社会交往表面上看似无关意识形态，但其内容已然包含一定意识形态或其倾向，只不过有的存在以叙事性遮蔽意识形态性的情形。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内容多样化反映当前时空场域的丰富性，网络空间、数字化空间、智能化空间、圈层化空间等全新场域的生成，直接影响意识形态叙事要素及其关系形态的多样化，由此影响意识形态叙事合力的形成及其效果。如果意识形态叙事内部的要素形式能够共存并行、互动同构，形成培塑意识形态的叙事合力，就能进一步增强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产生意识形态正效应；倘若叙事范式内部的要素形式背向而行、消弭对抗，加剧培塑意识形态的叙事张力，就会削弱意识形态的共同性根基，产生意识形态负效能。
再次，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时空界限正在嬗变，社会实践活动的能量和规模远远超出想象，叙事载体、叙事介体、叙事媒体、叙事环体“多体并存”，并不断实现形式翻新，让意识形态叙事朝着具象化、分众化、通俗化、精准化的态势和走向发展。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形式多类化，既是机遇和契机，也有挑战和困境。如果能掌握主动权，把握意识形态叙事与新兴技术、新媒体格局、新文化生态的内在规律及内在逻辑，更新完善意识形态叙事的运行机制，并积极作用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整合和形塑建构中，便有益于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推动实现凝心聚魂和汇聚力量的目标。反之，如果被非主流意识形态势力及其叙事机制伺机运作，作用于意识形态渗透以企图实现“分化”“离间”等恶意图谋，便会使之成为对抗力量而加剧意识形态风险隐患。
最后，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主体不仅限于党和国家、政府、官媒等，还包括各类基层单位、党员干部群众、社会群团组织等，多元主体构成意识形态叙事的重要角色。特别是近些年网络文艺社群、社会搭子群体、自由职业者等新兴社会群体大量涌现，使得意识形态场域中主体间的社会共在趋于明显。尽管不同层级、不同类别、不同群体的意识形态叙事认知与行为不尽相同，但他们在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中起着不同程度的作用。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主体多元化有赖于多元主体形成联动协同的主体关系格局，并共同作用于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联动协同的主体关系格局包括三层主体，一是党和国家、各级政府、官方媒体层，主要为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叙事作出战略方向、目标走向、价值导向的把握和引领。二是各级各类基层单位、企业组织、社会群团组织层，主要结合具体区域和工作实际开展意识形态叙事工作，力求实现意识形态叙事的主流性要求和时代性诉求。三是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层，主要在发挥群众首创精神中获得观念认知、道德水平、精神境界的进步提升，从而不断增进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这三层主体一体联动、相互协同，推动形成思想共识和促成行动合力。
三、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生态及隐忧
信仰认同、价值认同、社会认同、文明认同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重要构成内容，共同支撑着意识形态的认同整合与培塑构建。认同根基若被撬动甚至是瓦解，意识形态堡垒就容易被攻克。视域多维化、内容多元化、形式多样化、主体多层化的意识形态叙事，因其纷繁复杂的互动关系，并受到内外形势和主客因素的影响，在社会生活实践中，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及其价值引导、意义建构很容易被遮蔽，并伴有意识形态风险隐患，需要加以审视和防范。
（一）小微叙事与宏大叙事互动：对信仰认同的消弭
小微叙事声量渐响，以碎片化、弥散化、去中心化等叙事特征，强烈地表达自身对现实中小人物、小故事、小情绪的眷注和关切，凸显“我”的视角来理解世界，从而建构更为理想且更易驾驭的自我身份认同，这与宏大叙事的“权威性”“中心主义”等特征形成鲜明对比。如《无名之辈》《长安的荔枝》等爆款影视叙事，借由在夹缝中生存的小角色来讲述社会生活的艰辛困苦，形成个体人格的平庸与英雄主义底色的强烈反差，由此带来的亲近感很容易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和情绪共振。再如“回归自我”“找寻真实的自己”等个性化宣言的生活叙事，充盈个体本位的乌托邦梦想，以超越事实性苦难的叙事力量实现自我治愈。在时空分割化、传播扁平化、接收分散化的媒介生态下，以个体为叙事主体凸显的碎片化力量，使得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叙事中心。这种追求个体本位、去中心主义的小微叙事，则带来主体的裂变式繁殖，不仅容易让个体加剧对现实的逃避逃离，而且会产生对崇高性、宏阔性、深远性信仰体系的排斥或抗拒。正如艾沃·古德森认为，高度个性化的叙事往往与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情境完全脱离。当个人本位的价值倾向愈发突出并在社会中泛化时，站位高远、内容恢宏、旨意宏阔的主流意识形态权威性就会遭遇稀释，主流意识形态的宏阔历史性和历史必然性就会遭受冲蚀。
（二）技术叙事与伦理叙事张力：对价值认同的蚕食
技术的跃进突破极大地推动了意识形态叙事的嬗变，给主流意识形态培塑构建带来双重性变革。在技术积极赋能的同时，技术与伦理的背反也在叙事进程中展开。以意识形态图像叙事、数字叙事、游戏叙事、文旅叙事等为代表的技术型意识形态叙事，以其更加满足受众感官幻象、情绪价值、沉浸体验的快感化特征，为意识形态对象性存在提供更多沉浸体验、表达心声、释放情绪、安放心灵的多重可能性，从而左右着多元主体的思想观念、情感意志、精神图景。在新兴技术、资本权力、市场机制的加持助攻下，通过运用算法技术、语料库信息等对话语样态进行修改，以契合消费者潜在需求，在激发多元主体消费欲望的基础上驾驭消费者的情绪情感，用充满关切的交互对话诱导大众撤下心防而无意识地进入资本主义的赛博牢笼。而主流媒体却在信息触达和用户互动上难以摆脱“流量平台”的掣肘。如以“剧本杀”为代表的游戏叙事，在赛博空间中弥漫现实与虚拟的张力，极大刺激了玩家的能动性和体验感，使其投入越来越多的时间、精力、钱财而难以脱身，消费者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伦理取向受制于技术、资本、权力的控制及其话语迷惑，在不同程度上以流量冗余、信息茧房、享乐文化稀释和遮蔽了主流意识形态，挤占和压缩着主流意识形态空间，很容易导致思想偏移、观念畸变、价值迷失，从而对主流意识形态内蕴的价值立场、价值标准、价值追求等整个价值体系进行蚕食，干扰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范式及其基本秩序，自然不利于主流意识形态精神家园与意义图谱的构建。
（三）传统叙事与现代叙事交互：对社会认同的侵蚀
在现代化转型的时空境遇，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探讨不免成为时代性话题。在这一关系视域中，情感与理性、自我与他者、私域与公域、规则与自由、家庭与社会等诸多关系都表征着意识形态叙事的内需张力，加速着意识形态叙事的传统解构与现代重构。其中，情感叙事作为现代社会社会交往领域中对社会关系的敏感反应，集中表达着现代人诉诸情感连接的深层渴望。情感化的叙事方式因其以情亲近、以情动人、以情慰藉而更能唤起和增强感情共鸣的作用，更加显现叙事效果。帕特里克·科尔姆·霍根把情感置于认知科学中提出了“情感叙事学”理论，他认为故事结构从根本上受到人的情感系统影响并最终由其决定，人作为情感动物，人性关系塑造及文化形成发展都依赖于情感的关联。人文关怀的意蕴在叙事中愈渐凸显，情感叙事已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形塑建构的叙事策略。但是，在商品经济的疾驰轨道上，“情绪价值”“搭子社交”“主理人+新玩法”等情感消费模式，不断满足着现代人的情感渴求，情感叙事正在异化为可标价、可生产、可消费的商品，情感的消费黏性在市场营销中不断溢生经济效益。情感叙事与消费主义、符号主义、娱乐泛化等社会思潮交互裹挟传导，在资本逐利驱动下走向情感异化，在商业进化中成为“商品拜物教”的现代形态，建构情感联结反而异化为“新型群体性孤独”。同时，因共情共鸣生成的“搭子团”“趣玩团”等，又不断强化圈层外部的壁垒，在自我圈层的固化中出现群体性僵化及圈层排他性。如此就会产生疏离现实社会的可能，还会衍生社会集体主义淡化、社会整体团结程度降低等严重问题，从而撕裂社会共识，侵蚀社会认同根基。
（四）中国叙事与西方叙事交锋：对文明认同的挑战
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引发了文明叙事的争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西方国家抢占叙事阵地，按照“把控立场—精准分众—设置话题—引诱肢解—消解认同”的逻辑进路，利用大众重具象轻抽象、重感性轻理性、重自我轻他者的惯性思维和情感偏好，抛出“价值观背后是文明冲突”“制度优劣背后是文明优劣”“人种之别背后是文明高低之分”等议题，在故事设计及其讲述上形成一套成熟的故事体系，并借助故事化将讲述占为己有，引诱社会大众在“追溯”“反思”文明的过程中产生“自我怀疑”，进而陷入对自身文明的“自我质否”，企图达到“灭其国去其史”的目的。最近，美国智库从传统“政策建议者”转变为现时“政党共谋者”，并以“轴心”概念制造对立，从动摇文明认同根基着眼着手，企图瓦解对象国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道德规则等观念意识系统。如在中小学生中推出“国外山海经”游戏，借助神话叙事的虚构性特点断章取义和移花接木，对中国《山海经》经典著作中地理、动物、植物、神话、人物等进行魔幻改造和丑化改编，既曲解了原著的本义原意，又扭曲了原著的审美旨趣。这无异于对中华文明乃至文明源头的认同带来肢解。尽管中国文明叙事一直致力于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并积极为人类文明共生共荣注入强劲动能。但只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执迷于对立对抗的逻辑局限，引致文明认同危机的后果不言而喻。
四、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纾困路向
围绕“两个巩固”、遵循“两个结合”、破除“对立对抗”、坚持“守正创新”，从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主题、内容、逻辑、形式方面优化路向，在“同向发力”中整合形成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叙事合力。
（一）围绕“两个巩固”，凸显主流意识形态叙事主题
意识形态属性永远是意识形态叙事的第一属性，越是在叙事力量凸显的时候，越是需要重视叙事的意识形态立场原则、意识形态方向导向、意识形态指导思想、意识形态价值意义，引导各类叙事形态为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积极辩护。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和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两个巩固”作为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根本任务，从本质上决定着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立场原则和方向导向。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工作在于实现凝心聚魂、团结奋斗，“围绕明确奋斗目标形成的团结才是最牢固的团结，依靠紧密团结进行的奋斗才是最有力的奋斗”。在其根本方向上，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叙事要深化对“两个巩固”的规律性认识并推动其转化应用，聚焦主流意识形态叙事主题创设，善于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四史”中挖掘叙事资源，强化“党性与人民性一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掌握在人民手中”“团结奋斗是必由之路”等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主题构设、议题策划、话题传播，加强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国际话语的同向构建，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学理化研究、社会化宣传、国际化传播，形成系列可感可及的成果，有形有效实现全党全国全社会在思想、意志、行动上的团结统一。
（二）遵循“两个结合”，拓展主流意识形态叙事内容
“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两个结合”为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叙事培塑提供了基本遵循。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叙事要在遵循“两个结合”基础上从宏阔历史纵深和深厚文化根基两个层面拓展叙事内容。一方面，从宏阔历史纵深上构设主流意识形态的历时性叙事，凸显意识形态的根源依据、基因血脉、共同记忆。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通过打造反映中华民族团结奋斗、中国人民劳动实践、中华灿烂文化绵延抒写、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历史故事集群，呈现中国历史的因果关联、发展脉络、趋势走向，引导人们真正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与独特优势，从纵深逻辑上强化历史认同和增强历史自信。另一方面，从深厚文化根基上构设主流意识形态的共时性叙事，凸显意识形态的时代声音和社会动脉。结合现实变化和实践发展，聚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成效和成就，打造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价值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创建实践、优质文化产品供给、网络文化建设等文化故事集群，引导人们认识和认同中华民族深层的精神追求、独特的精神标识、强大的精神力量，引导人们真正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内涵、文化品格、文化旨趣，从文化逻辑上厚植文化认同和坚定文化自信。
（三）破除“对立对抗”，阐扬主流意识形态叙事逻辑
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秉持“命运与共”“文明互鉴”“各国互利”“世界共荣”的叙事逻辑，“不搞意识形态对立，不搞地缘政治博弈，也不搞集团政治对抗”，致力于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局限和对抗设限，在努力消除意识形态鸿沟基础上为世界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对此，要积极阐扬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叙事蕴含的逻辑意蕴，加快形成同中国综合实力相适配的国际话语权，实质性提升中国叙事的感召力和辐射力。一要强化标识性话语和观念集群的创设，用中国外交理论阐释中国外交实践，用中国外交话语引领全球外交实践，推动“战略互信”“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伙伴关系”“一带一路”“全球四大倡议”等话语范式和文明叙事培塑，促使其理念主张在国际社会的广泛传播和普遍认同。二要强化面向周边国家的故事创设，积极讲好“不建后花园，而建百花园”“以邻为伴而不是以邻为壑”“朋友越走越近，邻居越走越亲”等“硬相通”“软融通”“心互通”系列故事。同时，善于从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中挖掘“国相近”“民相亲”“心相交”故事资源，把中国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的理念和做法更好传递出去，把中国为世界发展的贡献讲述好宣传好。三要强化及时关注和积极回应舆论舆情，构建内宣叙事与外宣叙事相映照的叙事传播矩阵，扩大主流意识形态叙事覆盖面和传播力，积极同海外国家开展广泛交往和深度对话，加强对其舆论舆情的研判追踪和引导疏导，善于批驳各种针对中国的无端质疑和不实攻击，营造有利于弥合意识形态鸿沟的友好环境。
（四）坚持“守正创新”，优化主流意识形态叙事形式
“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培塑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指导的前提下，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重点围绕现实生活中和群众思想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着重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理论创新、机制创新、载体创新、环体创新。一是理论创新上，开展意识形态叙事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用中国意识形态理论阐释中国意识形态实践，通过理论上不断探索和突破来指导实践，并用实践中摸索和总结的规律来升华理论。二是机制创新上，通过党政部门、科教单位、企业团体、民间组织等多元主体的联动发力，推动形成“大宣传”“大教育”“大思政”“大统战”的一体化叙事机制，突出和引导人们强化“社会整体”“集体主义”“共同责任”等理念及其行动。三是载体创新上，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形成文字语言、图像影像、数据信息、符号标识、文旅产品、艺术作品、建筑集群等具象化意识形态叙事形态，并促成具体形态的互动融通、相互呼应，通过技术创新驱动提升叙事精准性与时效性，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四是环体创新上，以“物叙”“场叙”丰富叙事功能，实景化、立体化、全域化创造全新叙事空间，构塑具身性叙事场景，让中国故事元素、话语元素、符号元素、场域元素等升级转型成为中国叙事模式，以中国风范的叙事范式引领全球叙事变革并开创叙事全新格局。
（五）聚焦“同向发力”，壮大主流意识形态叙事合力
“历史和实践证明，只有思想上精神上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才是内在的强大的持久的。精神旗帜举不高、树不牢，就会迷失前进方向，就会失去奋斗动力。”只有聚焦“同向发力”，紧扣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叙事应时代之变迁、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的功能和作用，持续壮大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叙事合力，才能化解意识形态叙事弥散化所带来的政治认同消弭、价值认同蚕食、社会认同肢解、文明认同威胁等隐忧和危机。对此，坚持系统观念，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构建多元主体联动协同的关系格局，促使党和国家、各级政府、官方媒体、基层单位、企业组织、社会群团组织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等多元主体之间形成一种具有内在张力的相互认同，以叙事主体力量促使各类各种具体叙事形态抑弊扬益，形成双向互动、协同发展、同向共构的叙事机制模式，把各种各类意识形态叙事形态规引到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总方向”“总轨道”上来，不断发展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以先进思想文化引领社会发展进步，扩增主流意识形态势能，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注入强劲思想文化动能。
五、结语
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叙事新形态新动向新特征的出现，为我们观照意识形态叙事现实和深化意识形态叙事研究，拓展了视域范围和认知边界，让我们看到叙事在意识形态认同整合与形塑建构中以其融通性、柔和性、弥散性影响着意识形态领域的实践活动和学理研究。诚然，意识形态属性始终是意识形态叙事的第一属性和根本属性，越在叙事力量凸显的时候，越是不能忘却叙事的意识形态立场原则、意识形态方向导向、意识形态指导思想、意识形态价值意义，这就需要以敏锐的意识形态嗅觉规引叙事及整合叙事力量，由意识形态的主流导向来规引叙事的合理限度，促使符合主流导向的道德观念、人文情怀、精神追求的现实意义得以明证，在遵循意识形态建设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以叙事为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作出积极辩护、认同整合、形塑建构，在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叙事之对抗冲突逻辑中更好阐明和彰显中国意识形态体系的包容性、开放性、互鉴性，在破解中西叙事之争中积极阐扬中国意识形态体系所蕴含的思想内涵、精神内核、价值内旨及其文明意蕴，为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为全球治理变革带来更多发展韧性和发展活力。
原文载于《思想理论战线》202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