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悦，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城建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品德教育。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文化强国背景下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研究”（编号：21&ZD060）
本文发表于《天府新论》2026年第4期，注释从略。
摘 要：在数字时代，点击主义作为一种低门槛、符号化的公共参与形式，既为公民品德实践提供了便捷路径，也对其生成根基构成潜在挑战。一方面，点击主义通过极简符号交互降低公众介入社会议题的参与门槛，以二阶移情机制催生公众对遥远他者的道德关怀；借助点赞、转发等公开行为的可见性，形成承诺一致性效应与亲社会规范压力；通过共享情感体验，促成原子化个体向情感型共同体的汇聚，从而拓展了公民品德实践的路径与空间。另一方面，点击主义以技术便利为掩护，侵蚀公民品德的坚实根基：流量逻辑将“理性想望”降格为对社交资本的追逐；信息茧房使实践智慧的辩证运动失去根基；算法反馈机制以即时满足取代成全式快乐；零风险设计通过奖励安全与惩罚异见消解道德勇气。为应对挑战，需以“向上向善”为价值引领，确立数字公共生活的价值方向；推动平台治理转向“德性实践设计”，优化算法与交互，构建支持深度对话的数字生态；倡导个体践行“反思性实践”，通过养成慢思考习惯、将符号表态转为实质行动、以叙事反思整合碎片化痕迹，将技术便利转化为德性成长助力。唯有在技术赋能与德性养成间建立平衡，方能重塑理性、负责任且充满人文关怀的公民品德。
关键词：公民品德 点击主义 数字时代 公共参与
公民品德是公民在公共生活中应当具备的，具有公共性、合作性与互惠性的道德品质，支撑着社会合作与制度有效运行。在数字时代，信息传播的即时性、交往情境的虚拟化以及公共议题的碎片化，深刻改变了公民生活的社会环境，也为公民品德实践带来了新挑战。然而，公民品德的重要性并未因技术发展而减弱，反而成为构建理性、有序的数字公共生活的关键支撑。它不仅是公民有效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内在条件，也是社会凝聚信任、达成共识的道德基础。尤其在信息碎片化与观点极化的传播生态中，公民品德愈发成为维护公共理性、稳定复杂舆论场的重要屏障。
近年来随着“热搜审判”“点赞支持”“转发倡议”等数字行为的普及，点击主义（Clicktivism）已从技术便利逐渐演变为数字公共参与的主导模式之一。点击主义有时也被称为“懒人行动主义”（slacktivism）或“微政治行动”（micro-political action），是一种诞生于数字时代、以网络平台为载体的新兴公共参与形式，其核心在于，公民通过社交媒体上的简易操作，能瞬间凝聚跨地域的声援，引发广泛的舆论关注。然而，这种模式却倾向于将复杂的公共议题简化为二元对立的立场选择，从而深刻影响了公民介入公共事务的方式及自身的品质。在此过程中，点击主义正悄然动摇公民品德的实践根基，它将审慎的公共参与压缩为无需思辨的瞬间反应，催生出一种姿态优于内容、情绪压倒理性、站队取代对话的公共文化。
在算法逻辑深刻塑造公共参与形态的当下，以点击主义为切入点，深度审视数字时代公民品德所面临的困境并思考相应的出路，已然构成一项紧迫的伦理任务——它关乎我们能否在技术迭代中守护公共生活的理性边界。本文致力于回应一个核心命题：我们能否在享受技术便利的同时，有效抵御其对公民品德的侵蚀，从而推动数字公共空间从情绪主导的浅层表达，转向更具道德责任与实践智慧的参与。
一、数字时代点击主义视野下
公民品德的双重图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点击主义正是公共参与中“新模式”的鲜明体现，它勾勒出一幅在数字时代下充满内在张力的公共参与图景：一方面，技术的普惠性赋予了公众前所未有的表达与联动能力，使“一键式”的声援与关怀成为可能；另一方面，这种以瞬时性、符号化为特征的参与模式，也深刻地重塑并挑战着传统公民品德的实践方式。
（一）赋能之便：点击主义对公民品德实践的路径拓展
“信息化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在数字时代，点击主义以其独特的情感动员与行动聚合机制，为公民品德的生成与实践开辟了新的路径。它通过瞬时、强烈的情感生成，激发公众的参与意愿，深刻影响了公共参与的形态与效能，使公民品德在数字空间中呈现出动态、可触的实践形态。
极简符号的运用是点击主义发挥其影响的关键形态特征，它将复杂的公共参与简化为低成本的点击动作，极大地降低了公众介入社会议题的门槛。斯洛特曾指出，移情是公民品德生成的重要内在动力，而二阶移情更依赖认知调节，使个体能够对遥远他者的处境产生关怀。点击主义的极简符号交互，本质上是一种以低成本激活二阶移情的“启动装置”。一次点击，既是对信息的接收，也是一次最小单元的立场确认与情感投射。这种近乎零门槛的参与形式，让跨越社会层级的道德关怀获得了可及的实践路径。于是，抽象的团结理念得以借助点击这一形式，转化为对特定群体的初步关注与情感支持。点击主义通过其形式上的便捷性，成功地让曾经沉默的大多数发出了一种可见的道德声音，使跨越地理空间的共识建构，拥有了一个广泛而高效的起点。
进一步而言，点击主义通过提升私人行动的公共可见性，构建了高效的道德风尚传播机制。戈夫曼曾指出，人在社会互动中常有一种“印象管理”的本能，往往倾向于展现出符合群体期待的形象。而在数字平台上，“点赞”“转发”这些点击行为，正将每个人内心深处的道德判断，转化为一种公开的道德表达。当一个人为公益倡议“点赞”时，他不仅在表达个人态度，更在向社交网络传递“我认同这样的价值”。公开的“宣誓”往往会引发“承诺一致性”效应，人们倾向于使后续行为与先前公开的承诺保持一致，从而为实质性的亲社会行为埋下心理伏笔。同时，大量公开的点赞与转发，也构成了一种无声的规范压力，“如果大多数人相信其中的一件事，你就有理由同意他们”。如桑斯坦所言，公开表达的偏好往往能够推动集体行为的形成。点击主义借助这一机制，将原本分散的个人偏好转化为清晰可见的集体倾向，加速了亲社会心理的传播。
从更深层次看，点击主义通过营造共享的情感体验，实现了从个体表达到情感共同体建构的跨越。当无数分散的点击行为围绕某一公共议题汇聚时，一种具有凝聚力的集体情感氛围便自然生成。在此氛围中，个体逐渐摆脱原子化的孤立状态，融入“我们”的道德叙事，转化为共促善举的行动主体。这是一种“我们正在共同成就一件好事”的心理体验，它让抽象的社会与国家概念具象化为可感知的、有温度的存在。在大众点击的过程中，基于共同道德情感与实践的“情感型共同体”逐渐形塑。共同体成员因情感的深度投入而强化了对群体的归属，其所生发的责任也不再是外在强加的义务，而是源于内在认同的自觉担当。融情感于行动的这份责任感，正是现代公民品德中坚实而珍贵的内核价值。
（二）侵蚀之危：点击主义对公民品德根基的潜在消解
然而，点击主义正以普惠之名行置换之实，其技术便利的背后，是一场精巧的伦理置换。这种置换以“赋能”为掩护，正悄然侵蚀公民品德的坚实根基。
在数字交往的层面，点击主义以短暂、浅表的情绪波动，置换了稳定、持久的道德情感。网民通过点赞、转发等行为所表达的共情，虽然能够在短时间内汇聚海量关注，但常常随着舆论热点的转移而迅速消散，难以转化为对社会结构性不公或深层矛盾的持续审视。“任何一种同情的政治运用都有这样一个任务，即创造出稳定的关切结构，以广泛地扩展同情。”事实上，点击主义所依赖的恰恰是偶然、易变的情绪泡沫，它不仅难以构建持久关怀，反而可能因其飘忽特性瓦解伦理实践所必需的持续投入。更值得警惕的是，在真相未明之前的盲目共情，极易滑向一种居高临下的情感施舍。当片面信息主导公共情绪，昨日的受难者可能在今日的舆论中沦为被指责的对象。这种脆弱的情感联结非但无助于公共理性的成长，反而可能加剧社会的对立与撕裂。
就公共参与的过程而言，点击主义固然能够让道德判断变得可见、加速社会规范的传播，但这种可见性本身暗含着更深层的代价。点击行为构建的是一种高度简化的单向度情感回应系统：仅需一次点击，便可完成立场的全部表达，既无须提供理由、展开论证，也不必面对他者的质疑与辩驳。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将此机制揭示为一种“肯定性暴力”。在算法编织的回音壁中，人们持续获得观点被不断确认的正向反馈，而异质性与否定性的声音则被系统性地过滤与排除。“他者的否定性给同一者以轮廓和尺度。没有了这一否定性，同质化便会滋长。”在同质化的温床中，公民的判断力因缺乏思想碰撞而趋于扁平化与惰化。伴随着流量逻辑的驱动，严肃的公共议题不可避免地被奇观化，进而被简化为非黑即白的道德剧本。此时，一键式的“正义”表态，极易沦为一场追逐社交资本与自我满足的“道德秀”，非但未能提供锤炼审慎、勇敢等公民品德的实践场域，反而在无形中弱化了公众的批判性思维，消解其负责任行动的能力。
在共同体建构的维度上，点击主义引发了认同模式的深层置换。它催生的是一种建立在流动情感之上的情感型共同体，其内在的稳定性与凝聚力受到深刻质疑。尽管共享的情感氛围能在短时间内凝聚大量个体，形成“我们”的道德叙事，然而，这种认同随着热点的转移而迅速漂移，成员的归属感与责任感亦随之消散，难以形成持续的共同善的供给。情感型共同体在本质上将深厚的共同体认同，置换为一种浅表的、可随时退出的情感联合。点击主义虽允诺了一种低成本的归属，却回避了真实共同体所必需的相互投入与命运分担。相比之下，在我们真正需要的构成型共同体中，成员身份并不是偶然或可自由选择的标签，而是构成“我是谁”的本质性部分。这种联结是深刻的、非选择性的，它承载着交织的历史、共享的实践以及对未来的集体承诺。成员之间并非基于临时的利益或短暂的情感共鸣而结合，而是通过“相互分担命运”与“构成性对话”形成的深刻联结。点击主义将一种需要长期耕耘，甚至需要作出牺牲的公民友谊，退化为一种可即时消费、亦可随时丢弃的情感体验。
二、数字时代点击主义视野下
公民品德的异化机理
“维护网络安全，首先要知道风险在哪里，是什么样的风险，什么时候发生风险”。在数字时代，点击主义内藏的风险往往并非显性的冲击，而是潜藏于日常交互逻辑之中，以系统性、结构性的方式侵蚀着公民品德赖以生长的根基。
（一）道德需要的降格：流量逻辑对“想望善”的置换
公民品德的生发，始于一种内在的、指向善的道德需要。这种需要是道德行为的初始动因与核心驱动力，它决定了行为的方向与品质。马克思曾言，“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没有真实的道德需要，一切道德活动都将失去根基，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公民品德所依赖的道德需要，在理想层面上接近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想望”（boulesis），即一种合乎理性的欲望，是“对善良事物的欲求”。这种想望“已经包含了价值识别与判断的内涵”。换言之，道德需要本身蕴含着对善的理性认知与价值认同，它不是出于外在强制，也不是基于功利计算，而是源于人对善本身的主动向往。在这种理性欲望的推动下，公民品德的践行仅仅是道德行为自身固有的内在价值。正是这种内在的自足性，使道德需要能够为公民提供持久动力，激励其在公共生活中实现社会本质，追求良善的共同体生活。
然而，点击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道德需要的性质与结构。社交媒体上的“一键式”交互模式通过强大的即时反馈系统，将道德行为与量化指标紧密捆绑。点赞数、转发量、粉丝增长等外部评价使行为后果得以即时呈现。“为了获取流量，媒介呈现出以多数人以及人的共性需求为导向的行为逻辑。”在这一背景下，流量成为关键的稀缺资源，进而演化为衡量价值、分配注意力的核心尺度。该变化也激活了心理学中的“过度辩护效应”：当原本源于内在动机的行为被施加强烈外部奖励时，个体的动机结构会逐步偏移。在流量逻辑的驱动下，行善本身所具有的内在价值与精神满足，被系统性地替换为对可见性、影响力与社交资本等流量收益的追逐。于是，道德需要从一种对善良事物的理性欲求，被逐步置换为对道德表演所能带来的社交资本与影响力的渴求。受此机制影响，那些易于吸引眼球、激发情绪却未必具有实质价值的议题更容易获得关注；相反，需要长期投入、难以被量化的实质性善举，则往往遭到忽视和边缘化。
“腐蚀一件物品或者一种社会惯例也是在贬低它，也就是以一种较低的评价方式而不是适合它的评价方式来对待它。”点击主义背后的流量逻辑，试图以外在的、可量化的评价体系来界定公民品德的内在价值。它将人们对流量收益的追逐，替换了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那种对善本身的理性想望。这不仅导致道德需要的偏离，更在深层次上削弱了道德行为的内在价值，使公民品德在数字时代的生成从根源上就面临被降格的危机。
（二）道德认知的浅化：信息茧房对实践智慧的侵蚀
公民品德的养成，不仅需要向善的内在动力，也离不开健全的道德认知作为指引。在德性伦理学视域中，道德认知远不止知识积累，其核心是一种被称为实践智慧（phronesis）的理智德性。它如同一种道德上的“眼力”，使人能在具体情境中敏锐辨别何为正当行为。而实践智慧的获得，依赖于在普遍原则与特殊情境之间进行持续不断的辩证思考。它一方面要求我们把握以整体生活为目的的普遍道德原则，以此确立行动的基本方向；另一方面，也必须在具体实践中识别何为情境中的“好”，洞察可能阻碍其实现的因素，从而找到推导正当行为的前提。正是在这种从普遍到特殊、再从特殊反馈到普遍的循环运动中，道德认知得以不断深化与升华。
在数字时代，点击主义的盛行加剧了信息茧房效应，不断侵蚀着道德认知得以生长的土壤。信息茧房是“我们只听我们选择的东西和愉悦我们的东西的通讯领域”。它通过持续推送同质化内容，不断窄化个体的信息视野，使人逐渐固着于单一观点，甚至制造出一种自主偏好的幻觉。这种机制不仅加深了个体之间的认知隔阂，也加剧了群体之间的偏见与对立。在点击逻辑主导的传播环境中，公共议题常常被简化为夸张、片面、碎片化的表达，以适应快速浏览与情绪触达的需要。与此同时，现代生活节奏不断加快，越来越少有人愿意深入追溯事件的全貌、还原其真实语境。“而缺乏背景条件，许多问题都无从解决。这种背景条件是一个故事的概念和一个故事所需要的角色整体的概念提供的。”一旦事件被抽离其作为完整故事的背景，道德认知所依赖的普遍原则就难以在具体情境中得到检验、理解与充实，实践智慧所必需的辩证过程也因此失去根基。
信息茧房不仅窄化了人们的信息视野，更从认知与心态层面削弱了个体对特殊情境的感知与判断能力。算法持续推送用户偏好的内容，构筑起一个充满“点赞”的回音室。如韩炳哲所论，“点赞”并非真正对他者的回应，而是对同者的确认，因为在这样的共同体中，“人们只会遇到自己，或者和自己相同的人”。日积月累，个体接触异质信息的机会与意愿都显著降低，点击行为也逐渐退化为一种无意识的情绪反应，而非经过审思的价值判断。信息茧房的深层危害还表现为对道德判断能力的慢性侵蚀。长期沉浸在观点高度同质化的环境中，个体不仅会不自觉地强化既有偏见，也会对异质见解逐渐丧失理解与包容的耐心。随着时间的推移，欲望、恐惧等非理性因素极易放大，从而严重干扰人们对信息的理性筛选与审慎判断。
公共空间的本质，在于创造与他者相遇、倾听异见并展开理性对话的场域。而当思想交锋的土壤日益贫瘠，道德判断力便在持续的自我重复与对外排斥中逐渐退化、僵化。最终，公民的实践智慧被困于信息茧房的壁垒之内，目之所及，不过皆是自身思想的倒影。
（三）道德情感的钝化：反馈机制对成全式快乐的扭曲
道德情感是公民品德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体现为一种由“乐善”的生活态度、“向善”的内在动力和“辨善”的认知能力共同构成完整的道德人格。公民品德不仅要求行为正确，也关乎情感反应的得当。如道德哲学中所强调的，真正的教育应引导人们对应做之事产生快乐和痛苦的情感；道德教育在本质上被视为一种“情感教育”，它从深层塑造着我们回应世界的基本方式。亚里士多德曾区分两种不同的快乐：一种来自感官刺激或欲望的即时满足，可称为“欲望满足式快乐”；另一种则伴随人的卓越能力得以充分实现而来，是一种“成全式快乐”。后者通常需要全身心投入乃至克服困难，因此带来的满足感更为内在、持久，与理性本质相契合，属于更高层级的幸福。
在点击主义身后，算法反馈机制正不断瓦解成全式快乐所需的生成条件。每一次点赞、转发或评论所提供的即时情感回应，逐渐塑造出一种“点击—短暂满足—再点击”的循环模式。这种高度即时性的反馈机制，正在不断驯化我们的情感反应路径。尤其在道德需要已被简化为流量追逐、道德认知又困于信息茧房之时，道德情感更容易沦为这一机制的“俘虏”。人们日益习惯于从每一次点击中获取快速的情感回报，无形中将道德实践窄化为一条追求神经刺激的便捷途径。事实上，“美德之人（在采取正确行动的过程中）感到的不是麻木或痛苦，而是发自内心的愉悦”，这种源自德性的内在愉悦，在算法环境中却被异化为对即时反馈的依赖。
从心理动因上考察，点击主义还塑造了一种“情感先于现实”的体验结构。在数字界面中，我们无须付出艰辛努力去建立真实的情感联结，也不必经历漫长的认知过程来理解复杂情境，仅需轻轻一划或一点，就能获得立竿见影的情感刺激。此种“一键式正义”绕过了实现价值所必需的过程与付出，直接将行动与快感相连，本质上与“欲望满足式快乐”相契合。当人们在社交媒体上通过转发支持某个议题，或通过点赞表达某种立场时，这类低成本的参与方式制造出一种道德实践的幻象，同时也剥夺了情感在真实道德实践中逐渐沉淀与深化的可能。然而，成全式快乐恰恰依赖于个体在不同情境中的持续实践、对困难的克服以及与他人建立的真实共情联结，而点击主义的内在逻辑却将这些核心要素系统性地边缘化乃至取代。
人类的神经机制具有高度可塑性，长期处于高强度、即时性的情感刺激之下，大脑的快乐阈值会被不断推高，逐渐面临情感钝化的危机。就仿佛长期食用重口味食物会导致味觉迟钝一般，持续沉浸在被算法精心设计的“情绪过山车”中，也会使我们逐渐丧失对现实中那些细微、复杂却真实的情感的感知能力。当道德情感被不断简化为亢奋与冷漠两个极端，当情感表达的频谱日益窄化为简单的“赞同”或“反对”，我们所失去的不仅是感受的丰富性，更是道德情感本身应有的鉴别与回应能力。
（四）道德意志的悬置：零风险设计对道德勇气的消解
在公民品德的整体构造中，道德意志是整合需要、认知与情感，并将道德目标转化为持续行动的关键力量。一个有道德认知的人，知道何为善；一个有道德情感的人，爱其所知的善；但只有一个具备坚强道德意志的人，才能克服万难，在复杂甚至险恶的现实中去践行这份善。“如果没有坚强的道德意志，就不能在道德实践中克服困难，牺牲个人利益，战胜邪恶和私欲，把善和正义发扬光大。”道德意志通过定向、优化、调节与控制功能，赋予个体以道德勇气与实践韧性，使其在面临外部阻力或内在冲突时，仍能坚守并践行善的抉择。
事实上，在点击主义主导的数字界面中，零风险设计正在系统性地消解道德意志赖以生长的实践土壤。所谓零风险设计，是指平台为最大化用户参与和商业转化，刻意剔除所有可能引发不适、争议或认知负担的情境要素，将道德实践从一种需要勇气、担当与付出代价的实质行动，异化为一种无成本、无风险、自我感动的符号消费。在这样的设计中，任何可能触发用户“退出”或“消极反馈”的阻力因素都被技术性地排除在外。
具体而言，一方面，零风险设计通过持续奖励“安全”的参与方式，优先塑造以“点赞”为代表的单向、低门槛互动习惯，使之成为最受鼓励的参与模式。正如韩炳哲所指出的，“单纯的‘点赞’完全就是经验的最低等级”，它作为一种高度保险的情感信号，既不需要参与者承担表态可能引发的争议，也无须进行深入的理性表达。随着平台系统不断强化这种无摩擦的互动，公民逐渐将公共参与等同于安全点击，甚至将一次点赞视作完成了一次道德实践。当所有批判性与对抗性的张力被技术抹平，道德意志便将由于缺乏真实的运用场景而趋于退化。另一方面，零风险设计也通过对勇气的隐性惩罚，瓦解道德意志成长所依赖的社会条件。“‘点赞’的文化拒绝任何形式的伤害和冲击”，算法借助内容过滤、社群驱逐和流量屏蔽，将不符合主流情绪或平台逻辑的道德表达视为越轨。那些需要勇气支持的异议发声、对复杂议题的深度介入、对不公现象的持续抗争，不仅难以获得可见性，反而可能遭遇沉默或攻击。这样的机制所传递的信号不再是“何为正确”，而是“何为安全”。它实质上已演变为一种新型的规训技术，通过制造表达者的孤独感、切断其与他者的真实联结、剥夺其参与理性论辩的机会，不断消耗个体坚持异见的心理能量与社会支持。长此以往，人们将逐渐内化这套规则，并主动回避任何存在风险的道德表达。
三、数字时代点击主义视野下
公民品德的重塑路径
不可否认，数字技术以其前所未有的便捷性，重塑了现代公民的公共生活图景。点击主义如同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广阔世界的任意门，从了解全球时事到表达个人立场，从发起社会倡议到凝聚群体共识，这种技术赋能让曾经遥不可及的广泛参与成为触手可及的日常，无疑是一种值得珍视的外在善。“外在善也为德性的活动提供非工具性的必要条件。”点击主义正是这样一个非工具性的必要条件，它构成了公民品德活动的舞台。然而，外在善的价值，由运用者的品德所定义，其伦理意义在德性活动中才得以实现。在具备实践智慧的公民手中，点击主义可以是凝聚共识、推动善治的利器，而在冷漠自私的人那里，则可能沦为浅薄表态、撕裂共识的帮凶。当技术的便利未能导向德性的实现，反而导致了道德需要、认知、情感与意志的异化时，便意味着我们与这一外在善的关系已然扭曲，其“善”的光芒也随之黯淡。破局的关键，并非简单地否定或抛弃“一键式”技术，而是要重塑我们与技术的关系，将这一外在善重新嵌入并服务于公民品德的生成与完善。
（一）价值引领：以“向上向善”滋养公民品德的生成导向
在数字浪潮深刻重塑公共生活形态的今天，公民品德的培育若缺乏明确的价值方向，极易迷失于点击主义的便捷性与流量逻辑的裹挟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网络影响力“用好了造福国家和人民，用不好就可能带来难以预见的危害”，并特别强调要“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这明确揭示了价值引领在数字时代的极端重要性与紧迫性。其中，“向上向善”内在地规定了数字时代公民品德建设的目标与航向，是应对点击主义挑战、重塑理性有序的数字公共生活的根本遵循。
所谓“向善”，旨在为数字时代的公共参与确立价值方向与实质内容。亚里士多德指出，“一切技术，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在数字语境下，“向善”首先要求我们追问：一个值得向往的数字公共生活，究竟应当以何种价值为底色？是鼓励理性对话还是放任情绪撕裂？是守护真相尊严还是追逐流量泡沫？是增进社会信任还是消费人间苦难？这些问题技术本身无法回答，需要通过价值理念来引领。“向善”正是这样一种方向性规定：首先，它要求数字公共生活始终以理性、公正、关怀、真相等实质性善为追求，将公共讨论的文明程度、社会信任的积累程度、弱势群体尊严的保障程度，视为评判数字生态优劣的根本尺度。其次，“向善”意味着对共同善的坚守。数字公共领域不应仅是观点交锋的擂台，更应成为凝聚重叠共识、增进相互理解的土壤。“所有的共同体旨在追求某种善”，数字时代的共同体亦不例外，它必须承担起增进公共福祉、维护社会团结的道德责任。最后，“向善”提供了一套用以审视和批判现有数字生态的价值尺度。依据这一尺度，我们可以判断：什么样的算法推荐是值得追求的，什么样的交互设计有助于公共理性的成长，什么样的平台文化应当被倡导，等等。“向善”回答的是“应当追求什么样的公共生活”这一实质性问题，它为公民品德提供了稳定的价值坐标。
如果说“向善”关乎数字公共生活的价值方向，那么“向上”则关乎公民自身的德性品质与修养境界。首先，“向上”蕴含着不断超越现状、追求更高道德成就的崇高取向，它回答的是“公民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持续地成为更好的人”。“向上”不仅要求我们要做正确的事，还要以稳定的品质、恰当的情感与审慎的判断去行动。在实践层面，“向上”首先体现为对实践智慧的持续锤炼。身处信息过载、观点纷杂的数字环境，公民须具备不盲从、不偏激的判断能力，能够运用理性在具体情境中把握中道、追求公正。其次，“向上”要求个体在网络生活中追求人格的同一性与完整性。数字时代的公民应当时常反省：我的线上言行是否与现实中秉持的价值观保持一致？碎片化的点击不应是随波逐流的痕迹，而应服务于一个统一的、朝向良善生活的道德人格塑造。进一步而言，“向上”意味着勇于承担数字时代所赋予的道德责任。它要求公民在面对不公时敢于发声，在共同体需要时积极贡献，尤其需要涵养突破同质化信息、深入理解那些与我们立场和背景不同的他者的勇气与胸怀。这一责任担当，正是抵御零风险设计对道德意志消解、重塑数字公共精神的关键所在。最后，“向上”指向数字技术与人文价值的深度融合，其目标在于让技术真正赋能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数字交互不应止步于浅层情绪共鸣，而应致力于促进深度知识获取、理性批判思维、真诚情感联结与协同问题解决。概言之，“向上”回答的是“如何修养自身、成为更具德性的行动者”这一主体性问题，它为公民品德注入了持续成长的动力。
“向善”与“向上”并非两个孤立的价值取向，而是相互构成、彼此强化的统一体。“向善”为“向上”提供方向与意义，确保数字参与不偏离道德轨道；“向上”则为“向善”注入动力与品质，推动公民品德从基本规范走向卓越境界。以“向上向善”的价值理念引领数字时代的公民品德建设，就是要将外在的技术便利，重新嵌入并服务于公民内在品德的生成与完善，从而在点击主义盛行、流量逻辑当道的数字生态中，开辟出一条通往更具理性、温情与担当的数字公民社会的道路。
（二）平台治理：以“德性实践设计”优化公民品德的培育环境
在明确了“向上向善”的价值方向后，亟须将这一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平台治理实践。数字平台作为塑造公共生活的重要场域，必须超越流量最大化的单一逻辑，承担起培育公民品德的关键责任。这意味着治理范式应主动转向以“德性实践设计”（virtuous practice design）为核心理念，通过算法交互的精心设计，构建能够滋养判断力、促进深度关怀、强化道德意志的数字生态。
其一，推动算法逻辑的优化，使技术真正服务于公民品德的完善。当前，主导点击主义的算法机制往往以点击率、停留时长等表层指标为核心目标，客观上助长了道德需要的功利化与价值判断的情绪化困境。要扭转这一趋势，亟须引入“德性实践设计”框架，将社会责任、公共关怀等公民品德要素系统性地嵌入算法架构，推动推荐逻辑从“流量优先”转向“价值优先”。具体而言，首先，算法优化的首要任务在于重塑内容推荐机制，通过调整技术权重，平台能够主动抑制纯粹感官刺激类内容的传播强度，同时提升那些有助于激发思考深度与道德反思的优质内容的可见性。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构建一套基于公共价值与社会效益的多元评价体系，逐步取代单一点击量导向的内容评估标准，从源头上激励深度、理性的内容生产。其次，算法的透明度与问责机制亟待加强，适度公开推荐机制的基本逻辑与价值预设，将使算法决策由“黑箱”走向“灰箱”，有助于增强公众的理解与信任。在此过程中，算法设计者必须明确并承担其道德责任。平台可考虑设立由伦理专家、用户代表等组成的独立委员会，对重大算法调整开展系统的伦理影响评估。然而，算法治理不能仅依赖平台端的单向调整，用户的主动选择同样也是构建健康数字生态的关键一环。最后，赋予用户一定的算法调节权限，允许人们根据自身需要调整信息流的价值倾向，不仅是规避信息茧房的有效途径，也为公民在多元观点中锤炼自身判断力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前提。
其二，推动交互设计的转向，构建支持深度参与的辩证空间。当前“一键式”交互模式将复杂的道德实践简化为二元对立的瞬间反应，极大地压缩了公民品德的发展空间。故而，平台治理有必要推动交互设计从被动的内容聚合转向主动的辩证空间构建。一方面，交互设计的核心任务在于创建能够激发实践智慧的对话场域。以AIGC等数字技术为支撑，数字平台可尝试在呈现重大公共议题时，并置代表不同立场、援引多元证据的权威分析与理性评论。这一设计不仅有助于打破回音壁效应，更能引导用户在观点的碰撞中亲身体悟情境的复杂性，从而学会在多元视角间进行权衡与判断，将抽象的德性中道原则转化为应对现实矛盾的实践智慧。另一方面，建立“持续关怀”的交互通道，针对公益助残、环境保护等需要长期投入的议题，平台可通过开发“议题订阅”“进展追踪”与“微小行动建议”等功能，将用户一次性的情绪表达，逐步转化为对某一群体或议题的持续关注，并引导其付诸微小而真实的行动。这一过程不仅有助于塑造用户稳定的道德情感，也为坚韧的道德意志提供了生长的土壤，使人们在真实、可持续的参与中，逐渐完成公民品德的锤炼与升华。
（三）个体自主：以“反思性实践”夯实公民品德的内在根基
其一，从“反应”到“反思”，为道德判断植入慢思考的机制。点击主义的核心特征在于其瞬时性，它诱使我们在未经理性审视的情况下，便对信息做出快速的情绪化反应。为了抵御这一惯性，我们需要有意识地建立一种“批判性暂停”的习惯，在面对煽动性内容时，主动创造一段内省与沉思的空间。米兰·昆德拉曾感叹：“慢的乐趣怎么失传了呢？”这里的“慢”是一种珍贵的精神姿态，它意味着停顿的勇气、沉思的深度与真正意义上的选择自由。在数字时代，慢思考要求我们在面对煽动性内容时，主动悬置判断，追问信息的来源、背景与论证逻辑，抵抗算法推送所制造的情绪漩涡。在慢思考中，人们才拥有更多机会权衡多方信息、考量行为后果，从而作出合乎理性的、适度的道德选择。“倘若没有迟疑和终止，行动将沦为盲目的活动与反应。缺失了安宁，就会出现一种新的野蛮。”因此，养成一种敢于在信息洪流中“无所事事”的定力，使道德判断摆脱即时性的奴役，重归德性自身的节奏与轨道，乃当代公民涵养品德的必修课。
其二，从“符号”到“实质”，以具体行动穿透点击的表象。点击主义最大的陷阱在于，它让人们误以为符号化的表态等同于道德实践本身。要突破这一困境，关键在于将符号化的表态转化为具有实质意义的道德实践。首先，建立“点击即承诺”的自我问责机制。每一次对公共议题的点赞、转发，不应止于瞬时情绪的释放，而应将其视为一项微小的道德承诺的开始。这种自我设定的义务感，促使个体的参与从浅层表态转向持续性的关怀。其次，我们要勇于进行“负成本的表达”，在安全范围内坚持撰写理性评论、提出建设性质疑。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个体应有意识地尝试进行需要投入心力、承担风险的深度表达。即便明知理性分析的长文传播力不及情绪化口号，仍选择严谨撰写的方式；即便预见提出异议可能引发争议，仍坚持基于事实与逻辑发声。这类在流量经济中“不经济”的表达，恰恰是对零风险交互设计的自觉抵制，也是锤炼公民品德的重要途径。最后，构建“线上关切与线下行动”的闭环。公民品德的真实效力，终究要在现实的伦理关系中得以验证。我们要主动寻求将线上声援转化为线下微行动的通道，无论是参与社区服务、支持实体公益，还是在日常交往中践行线上所倡导的价值理念，只有让点击承载的善意落地为具体实践，数字时代之下的公民身份才能获得足够的伦理厚度，公民品德也才能在参与中得到其本质性的彰显。
其三，化“碎片”为“叙事”，在反思与实践中寻求公民品德的统一。点击主义不仅碎片化了信息，更碎片化了人的时间、经历与道德身份，削弱了道德人格的内在连贯性。但人生的统一性是一种叙事探寻的统一性，真正的德性只有在连贯的生命故事与对共同善的追求中才能充分展现。因此，一方面，我们要进行数字行为的叙事性反思。这意味着定期回顾自己的点赞、转发与评论记录，将其视为个人道德实践的“数字日记”，审视这些数字行动是否共同勾勒出一个自我所期望的、一致的道德人格形象。这种反思，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叙事性自我建构活动，它迫使我们将碎片化的数字痕迹，整合进一个连贯的生命故事之中。另一方面，还要将个人行动融入共同善的宏大叙事之中。“自我必须在诸如家庭、邻里、城邦、部族等共同体中并且通过它在这些共同体中的成员资格去发现它的道德身份”。个体的每一次点击、每一回发声，都不是原子化的孤立行为，而是向共同体注入的一份道德能量。通过参与社群、关切身边，我们将自己编织进更大的意义网络，“将道德生活的整体性给予道德生活”。在这样的视野下，公民品德的践行不再是对热点事件的短暂回应，而成为个体参与共同体命运、书写共同未来的持久实践。
归根结底，点击主义所揭示的公民品德困境，根源并非技术在奴役人，而是人在技术的便捷中放逐了需要审慎判断、勇于承诺并成就共同善的自我。数字生存的迷惘，恰恰是对“人应当如何生活”这一古老命题的当代拷问。因此，对于公民品德重塑，远不止于一项技术治理工程，它更是一场数字时代的“认识你自己”的生命实践。它要求我们以道德自觉善用技术之便，将碎片化的点击汇入对生命整体崇高意义的追寻之中。唯有如此，我们方能在光怪陆离的数字世界中，活出人之为人的尊严与卓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