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加拉塔石塔
加拉塔石塔。
从加拉塔石塔上向下看去，博斯普鲁斯海峡与金角湾，在伊斯坦布尔的欧洲旧城、老城区与亚洲区交汇。
依稀记得上世纪有一位旅行家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如果你来伊斯坦布尔，第一件事便是去加拉塔石塔，最好的方式是不带地图，任由自己迷失在街道之间！
他的名字早已忘却，但当我踏上独立大街那带着岁月纹理的石板路时，那句话竟像街巷深处缓缓的脚步声，随风飘来。
独立大街位于历史悠久的贝伊奥卢区，是伊斯坦布尔最著名的街道之一。它自塔克西姆广场始，沿着山脊向南延伸，如同一条明亮的轴线贯穿新城，直至加拉塔桥附近。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这里曾是奥斯曼帝国最欧化的区域。教堂、剧院、书店、咖啡馆、餐馆、酒吧、各国领事馆，比邻而立。商业的喧嚣与文化的交汇，让它曾经成为帝国迈向现代化的象征。那时它被称为“大街”。福楼拜也曾在此留下预言，说百年之后，它会成为“世界之都”。然而帝国瓦解，预言终未实现。
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大街”被更名为“独立大街”，以纪念独立战争的胜利。
今日的独立大街，依旧生气勃勃。周末与节假日，每日访客数接近三百万人，街道如同一条流动的河。
我们从塔克西姆广场进入，首先感受到的是它的优雅。三公里长的路面由石板铺就。红色有轨电车沿中央轨道缓缓驶来，铃声清脆，带着旧时代的节奏。孩子们兴奋地跟在车后奔跑，成人侧身让道，举着手机的人群纷纷定格这一幕温暖的怀旧画面。
街边两家相对的冰淇淋店，是这里最轻松的“表演舞台”。店员挥动着细长的冰铲，将冰淇淋递出又迅速收回，孩子们屡次扑空，最终在笑声中接过那一筒甜意。
咖啡店的露天座椅散落在街角，空气里弥漫着花香、坚果香、焦糖香，混合着土耳其咖啡特有的浓烈。透过临街的玻璃窗，可以看到店内有人低声交谈，有人独自品味，有人伏案在笔记本电脑前工作。
街道上还飘来烤卷饼的烟火气，嘈杂的人声、香味、音乐，与脚步声交织一起，形成独立大街一种特有的氛围。
继续前行，一家书店出现在我的眼前。橱窗里摆着书籍和明信片。进入店内，墙上书架上摆满了土耳其文、英文和阿拉伯文的书籍。我没有看到中文书，也没有找到帕慕克《伊斯坦布尔：一个城市的记忆》一书的中文版。
再往前走，两侧的欧式建筑整齐排开。圣安东尼教堂的尖顶与哥特式拱门拔地而起，深红的砖墙在熙攘的街道上投下一片难得的安宁。有人在此拍照，有人在长椅上静坐，也有人只是短暂地停步，让自己沉入片刻的宁静。
不远处，一座低调却声名在外的旧式酒店掩映在街巷之间。它是佩拉宫，十九世纪末为迎接东方快车的旅客而建。它曾是伊斯坦布尔迈向现代的标志，酒店有最早的室内电梯。阿加莎·克里斯蒂曾经在此多次下榻，据说《东方快车谋杀案》的构思便在这家酒店里411房成形。她住过的房间如今仍保持原貌，门侧的铜牌安静地挂着，像一段未被打扰的文学回声，融进了这条街的日常。
此时，我不由得想起家乡武汉南京路至一元路间的旧时租界建筑。不同的语言，同样的脚步声，在同样的花岗岩墙面上反射。十九世纪时，伊斯坦布尔因独立大街被称作“东方的巴黎”，而在二十世纪初，汉口也因那条街被誉为“东方的芝加哥”。两座城市的影子，在街道的光线里悄然重叠。
离开独立大街，随意转入一条小巷，真正体验到不带地图的惊喜。画廊、花店，在窄巷中相继出现。我看见一位老人，叼着烟斗，坐在画廊的藤椅上。午后和煦的阳光投在他的脸上，显得那么安详。他是艺术家呢，还是老派优雅的长者，即上海人称作的“老克勒”？我不得而知。但他欣然地让我为他拍下一张照片。
巷道在这里更为逼仄，坡度更陡，视野更窄。正当我以为加拉塔塔仍在远处时，它忽然从两侧楼房的缝隙间露出塔顶，像一位古老的守望者，静静地等待着我的到来。
加拉塔石塔，原名基督塔，建于1348年，矗立在金角湾以北，主宰着伊斯坦布尔的天际线。在它之前，热那亚人为扩张殖民地曾在此建过一座旧塔，但旧塔在1203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期间，被彻底毁灭。
新塔有九层，高66.9米，底部直径16.45米，内部直径8.95米。建成之初，它是全城最高的建筑。奥斯曼时期，它历经几次修复。自1717年起，被用作监视火情的瞭望塔。1965至1967年的修复则最为彻底，自此作为公共观景点，向大众开放。
排队登塔之后，我看见的金角湾与想象中并不相同。它更像一条深蓝色的河，与同样深蓝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一起，将伊斯坦布尔分成旧城、新城与亚洲部分。桥梁、船只、教堂、清真寺与宣礼塔在午后的光线中铺展，尽收眼底。
那一刻，我又想到家乡。长江与汉水把武汉分成武昌、汉阳、汉口三镇。水脉切开城市，也赋予城市更多的灵魂与活力。
不知什么原因，面对这座生机勃勃的城市，此刻我脑海里却浮现起帕慕克书中反复出现的两个词，“忽愁”和“忧伤”。
在他书中的第19章《土耳其化的伊斯坦布尔》，他写到当地人曾经对异族文化的清洗与排斥。那些同住一城、共享教堂与街道的群族，在某个历史节点被迫离开。街道或许仍旧热闹，但某种灵魂却被悄悄抽离。我读到这里，心中隐隐作痛，联想到的是“水晶之夜”。光亮依旧，而深处却响起刺心的橱窗破碎声。
也许伊斯坦布尔真正的魅力，并不仅仅是它给予游客的雄姿美景，而在于它让人同时看到繁华与失落、光亮与阴影、喧嚣与忧伤。这些并置的情绪，构成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气质。
沿着塔内的螺旋阶梯缓缓走下，我再度回到街道之中。电车的铃声、人群的喧闹、咖啡的香味，与海风的咸湿，重新包围了我。我决定带着帕慕克的思绪去游博斯普鲁斯海峡，也许在那里，对这座城市会有新的感慨。
独立大街上的老克勒。
书店。
独立大街上的有轨电车。
八，博斯普鲁斯海峡
博斯普鲁斯海峡（一）
博斯普鲁斯海峡（二）
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一书中记载过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他的妻子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在一次考试中，将1453年发生在君士坦丁堡的历史事件写成“征服”。她的老师要求改为“沦陷”，理由是“征服”一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帕慕克解释，她只是沿用了土耳其中学教材中的表达。更微妙的是，她的母亲有部分俄罗斯血统，对东正教传统并不陌生。对她而言，那场历史事件既不是单纯的“陷落”，也不完全是“征服”，而是夹在两个世界之间的普通人，被时代裹挟之后的种种命运。
事实上，我们这一代“老三届”学生，在中学阶段并没有系统学习过世界历史。直到“十年期间”，地下读书潮兴起，我们从零散书籍中读到有关土耳其的历史，提到的那座城市始终都叫君士坦丁堡。又过了很久，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城市叫伊斯坦布尔，而它与前者原来是同一处地方。
带着这样的思绪，我们登上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小游轮，很快就意识到，这里远不仅是一条风景如画的海峡，更是一条帝国竞争，宗教碰撞，文化渗透，与历史交织的时间长廊。
博斯普鲁斯海峡是一条典型的构造裂谷海峡，全长约30公里，南北连接马尔马拉海与黑海，是欧亚大陆交界处最重要的天然水道之一。它的形成与更新世末期海平面上升有关，原本的河谷被海水倒罐，逐成今日狭长的水道。由于黑海与马尔马拉海水体盐度及其密度不同，海峡内部呈现双层流动，表层向南、底层向北，形成其独特的水文特征。
这条海峡的战略位置无可替代。从古希腊殖民港口，到罗马与拜占庭的粮道，再到奥斯曼获得统治权，博斯普鲁斯海峡从来都不是一片平静的水域。它北通黑海，南抵地中海，始终都是欧亚间最敏感的节点。拜占庭在金角湾以铁链守护千年都城，奥斯曼则以拖船入湾的战术突破封锁，而近代俄国，自彼得大帝起，继而叶卡捷琳娜大帝，都将此处视为进入富庶的地中海沿岸唯一通路。
小游轮缓缓离岸，海峡两岸的景象随之展开。左侧欧洲岸的山坡上，散落着十九世纪的教堂尖顶与意大利式外侨住宅，像是奥斯曼帝国晚期国际化都市结构的余影。再前行，便是沿岸展开的新皇宫群，其中最耀眼的是十九世纪中叶建成的多尔玛巴赫切宫。它六百多米长的白色大理石外墙在海岸伫立，仿佛是帝国向欧洲风格作出的最后一次展示。阳光下，宫墙的影子落在海面上，随着水波微微摇晃。
更远处，加拉塔塔的圆锥塔顶突兀地耸立在山坡之上，像是伊斯坦布尔城市轮廓线上永恒的基准点。这座中世纪的塔楼始终都在提醒着旅人，城市的演变不是抹去旧迹，而是以一层层新的色彩不断地覆盖旧时的结构。
右侧的亚洲岸则呈现另一种节奏。海边依旧保留着典型的奥斯曼木结构别墅。它们以浅色木板、伸向海面的阳台构成了最具东方气息的景观。与欧洲岸的石砌建筑相比，它们显得更内向、更安宁，像是这座城市的另外一种呼吸方式。
回望左岸，金角湾的入口逐渐展开，那是伊斯坦布尔历史的核心扇面。托普卡帕宫的林木与城墙首先出现，随后苏莱曼尼耶清真寺巨大的圆顶群缓缓升起。它们并不依靠严谨对称，而是以规模与气势塑造城市的精神尺度。
可惜十九世纪建成的锡尔凯吉车站，未能进入我的视野。那是昔日东方快车的终点，无数来自巴黎的旅客曾在此踏入奥斯曼帝国的世界。如今车站虽已改作他用，却依然保有旧时旅行的余温。
我们此次旅游全程自由行，邮轮在伊斯坦布尔仅停两天，行程紧促。我们无暇前往金角湾西岸的旧城区，也无缘探访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那座带着神秘气息的车站。
继续北上，一艘巨大的油轮悄无声息地迎面驶来。我没看清它所悬挂的国旗，只知道它来自黑海。但此刻此处，我几乎感受不到过去三年那里发生的战火与屠戮。此情此景，只能让人为战火中无辜的平民默默祈祷。
而伊斯坦布尔周边的景象，也只是漫长历史中的短暂一幕。我将随邮轮离开，再次驶向爱琴海。
博斯普鲁斯海峡（三）
博斯普鲁斯海峡留影。
九，以弗所
以弗所，圣母玛利亚终老处。
以弗所塞尔苏图书馆遗迹。
以弗所，古代建筑中的石柱。
在爱琴海东岸，今土耳其境内凯斯特河（Cayste River）入海口旁，耸立着一座沉睡了3000多年的古城，以弗所（Ephesus)。这个名字，在《圣经·新约》中也被提及。
公元前10世纪，爱奥尼亚人在此建城。那时，希腊正处“黑暗时代”。此后，波斯大帝居鲁士于公元前547年征服了地中海沿岸大片土地，以弗所亦在其中。百余年后，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再度踏上这片土地，使之成为古希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又过两百余年，以弗所并入罗马帝国，成为亚细亚行省的首府。十一世纪，塞尔柱突厥人崛起，控制了小亚细亚，包括以弗所，其后归属奥斯曼帝国。帝国瓦解后，逐成为现代土耳其的一部分，延续至今。
在历代征服者之中，最令人感慨的当属亚历山大大帝。感慨的不仅在于，他是人类战争史上从未品尝过败绩的将军。更在于，他13岁时，其父腓力二世为他延聘一位伟大的希腊哲学家作他的老师。那位哲学家是亚里士多德。正因为有这位哲学家教诲与熏陶，亚历山大大帝在帝国版图扩充的同时，也将希腊文明的宗教精神、历史文化、生活方式、哲学思想，包括建筑艺术的精髓，一并带到了东方。
在古希腊建筑中，与帕特农神庙多立克柱齐名的，还有两种柱式：爱奥林柱和科林斯柱。三者都以其发源地命名，都诞生于希腊古风时期。但三种柱式风格，迥然有异。
多立克柱朴实无华，雄伟刚健；爱奥林柱挺拔秀雅，纤细柔美；科林斯柱，精巧繁复，娇艳绚丽。不过后者，不为希腊人所爱，以后罗马人继承、借鉴和发扬，于建筑史上另辟华章。
我们来到爱琴海边阿尔丁山谷间的以弗所古城遗址，只见一根根爱奥林柱，在阳光下傲然耸立，扑面而来。
往前走去，一条宽阔平整的大理石古道展现在眼前。石面泛着柔光，两旁的柱廊与商铺遗址，仿佛在诉说昔日的繁华与奢靡。古道尽头，豁然开朗处，便是古以弗所大剧场。
它依山面海，气势磅礴。公元前二世纪由希腊人始建，至公元117年罗马人改建完成。两百年后再度扩建，终可容纳2万5千人，成为古代最大的剧场之一。由大理石块建成的半圆型看台，层层叠起，倾斜陡峭，显著改善了外围观众的视听效果。
古剧场不仅是娱乐与艺术的场所，更是思想交锋与精神传播的殿堂。两千年前，哲人们在此辩论宇宙与人生；传教士们在此高声布道，宣扬“真与爱”。他们的声音，一次次在山谷间回响，余音缭绕，久久不散。站在剧场舞台的中央，轻轻细语，依旧能够听到回音在石座壁间反射。那是岁月的余韵，也是文明的回响。
由剧场沿大理石路前行，古道蜿蜒伸向前方。道路两侧，雕像，商铺，浴场，妓院，鳞次栉比，诉说着昔日的繁华与奢靡。
不远处，一座恢弘的立面建筑渐渐呈现。这是塞尔苏图书馆。公元二世纪，由罗马执政官塞尔苏为纪念其父而建，馆藏卷帙逾万。整个建筑由八根科林斯柱支撑而起。上下两层拱门，犹如展开的书卷。一层建筑中，树立有4位女神雕像，象征仁慈，思想，学识与智慧。那时的以弗所，学者云集，商贾辐辏，图书馆是城市的文化地标和精神象征。阳光穿过残存的拱门，尘埃在光影中漂浮，仿佛无数的思想仍在石间流动。古人已逝，唯先哲们的睿思与雄辩，仍在空廊中低吟。
离开图书馆，穿过古城出口，驱车北行，来到一片低洼的草地，一根孤立的石柱，伫立在天地之间。这便是誉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阿尔忒弥斯神庙遗迹，传说由亚马孙女王主持修建。雕梁画栋，殿宇壮丽。以象牙、黄金及大理石装饰。如今，宏伟早已不在。一阵清风，掠过孤柱，它不再诉说昔日的辉煌，只在沉默中昭示时间的永恒。
再往山上行去，松林渐密，山腰间，橄榄树下。一座简朴的小木屋掩映其间，这是传说中圣母玛利亚终老之处。屋内陈设简素，烛光摇曳，弥漫着乳香与祈祷的信息。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在此默祷、点烛，寄托心灵的安宁。
以弗所，一座由信仰与理性共筑的城。人类的智慧、信仰与灵魂，都在这片古老的石土上交织。石在，城在，文明之光未灭。
以弗所，阿尔忒弥斯神庙遗迹。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如何只剩下一根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