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希腊罗马的认知应当转变
上午就我写的《希腊的东方化革命》一文与国内一位朋友聊了聊．主要意思是，之所以要挑起“希腊的东方化革命”这个话头，其目的是希望看清希腊文明的源头所在。
谁也不能否认的是，古代希腊文明并不是像埃及、两河流域、中国、印度那样的原生文明，而是次生文明。这一点，打开地图一看便可以知道得一清二楚。希腊在地理上处于埃及、两河流域这两个最古老文明的边缘。与地理边缘相对应的是，在西亚地中海世界（孕育“西方“文明之地），希腊长时间里在文化上也处千边缘。然而十八世纪下半叶以来，由于工业革命带来的物质优势和启蒙运动的理性膨胀导致西方中心主义抬头，西方古典学界（研究希腊罗马历史、文化、政治、哲学、文学的一个特殊群体）有意识无意识地淡化甚至否认希腊文明的东方起源。二十世纪中叶以来，随着非西方世界迅速重新崛起，西方人的思维也开始发生变化，及至八九十年代，出现了布克特(Walter Burkert)和伯那尔(Martin Ber nal)一类学问家兼思想家，他们竭力厘清并强调希腊文化的东方起源，企图扭转西方古典学界至今仍流行的错误思维。但西方古典学界历史悠久、从业人员众多，既得利益盘根错节、根深蒂固，新思想、新观点不可能产生立竿见影的冲击。这一点从九十年代以来出版的大量古典学参考书和研究著作中，是不难看出的。所以，对希腊发生过“东方化革命”这一点的认识，对没有东方影响就没有希腊文明这一点的充分承认，不仅对于中国人来说意味着思想转变，对千西方人来说也意味着思想转变。四月份来剑桥以来，与这里的古典学学者有所接触，发现虽然在前几年出版的著作里看不出明显的思想转变，但通过交谈和电邮己了解到，至少其中一些人已接受了布克特等人的影响。这是好事。
我们对希腊罗马的认知始自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也把一些最基本的希腊罗马知识传了进来。但有意识、大规模翻译介绍希腊罗马文化则始自清末至五四运动这一时期。总的说来，我们对希腊罗马的认知跟在西方中心论最强势时期的西方学界后面亦步亦趋，对之采取了一种毫无批评的褒扬态度，而以中国与西方之间天生的文化差异或距离，我们本来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完全可以采取一种客观认知的态度。随着中国的重新崛起，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发生了相应变化，像五四一代人那样出于国内政治目的而一味褒扬希腊的态度也应有一个根本性转变。但遗憾的是，这种情形至今没有发生。写《希腊的东方化革命》一文的目的，就是要引起大家对这一问题的注意。将于 2008至2010年出版的《不自由希腊的民主》和《另一个希腊》将做进一步努力。与此同时，与上海三联书店合作的“古典学译丛“将把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出版的最新学术著作翻译介绍过来。再加目前破除西方中心论的总体氛围，乐观地估计，二十年之内我们对希腊文化的认知将有较大变化。
2007年7月9日星期一
古典学家的剑桥缘
下午去校图书馆借书，由于编目太过复杂，一时找不到汉森(Morgens Herman Hansen)的两本书，于是到流通台求助。接待我的是一个二十八九岁的瘦高个子男士。我把写得非常潦草的书名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 给他看，怕他不知道最后一个词的拼写，要拼给他听，哪知他说知道，他本人就是研究古典学的。然后他主动提出陪我上五楼去找书。问他是不是在图书馆做兼职？他说是的，说他是哈佛大学的古典学博士生，研究西塞罗，目前正在剑桥搜集论文资料。说，剑桥大学的古典学资料比哈佛大学丰富。我说剑桥大学的古典学从业者很多，似乎随时都能遇到。他说是这样的，这里古典学者群体很大，古典学系同其他系科相比，也明显更大。他问我是否也是古典学者。我说，我不能以古典学者自居。我只搞文化研究．“文化＂涵括面大，古代希腊罗马也属于我的关注范围。他说既然在关注汉森的书，已经是一个古典学者了。
很快找到了汉森的《德莫斯蒂尼时代的雅典民主》一书，发现不能借出（另一本2002年便失踪了），只能在馆借阅。还真抢手。古典学系图书馆唯一的一本也不能借出，只能在馆借阅。这本书已成为名著，甚至可以说已是经典。从书中了解到，作者与剑桥大学很有缘分。正是剑桥大学古典学者鼓励他把几十年的研究结果写成书出版，正是这里的古典学者克鲁克(John Crook)主动提出把他用丹麦文写成的著作译成英文（译文准确、流畅、可读性强），也正是作者1989年在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Churchill College)访学期间全力以赴把书写成，译成英语后又请保罗·卡特利奇等剑桥专家提过意见。《雅典民主》的英文版于1991年问世，也就是说这本书与欧洲大陆其他古典学名著不同，不是在英语世界以外流通已久，影响很大以后才被译为英文的，而是丹麦文版还没有怎么出版、流通时，便已经出了英文版。但早在今年1月，这本书便被列为（（古典学译丛》的重点选题。
2007年7月6日星期五
（选自阮炜《剑桥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