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人们把民主自由相提并论，以为有民主就有自由，有自由就有民主。这种看法不对。民主和自由是可以分离的。1688年至19世纪中叶前的英国、现新加坡以及殖民时期的香港，都是自由而不民主的典型。古希腊情形相反，即民主而不自由。希腊政体是特殊地缘自然环境的产物，虽有着民主的形貌和内涵，却很不自由。何以见得？

不妨先看看现代自由与古代自由有何不同。现代公民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拥有独立于社会权力的诸多自由 — 如人身自由﹑拥有财产的权利、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法国思想家贡斯当认为，“自由”是指每个人虽受到法律制约，却有不因“个人的专断意志受到某种形式的逮捕﹑拘禁﹑处死或虐待的权利”；是“表达意见﹑选择并从事某一职业﹑支配甚至滥用财产的权利”；是“与其他个人结社的权利”。

反观希腊，我们发现当时人们在政治上虽很民主，所享有的政治权利多于现代人，却并不享有现代人视为当然的大多数公民权利。即便在最“先进”的雅典，众人的权力也实在太大 — 众人制定法律，审查执政官的行为，宣召行政首脑解释其行为，众判处阿吉纽西海战中获胜将军死刑，等等、等等。众人还用充满任意性的贝壳放逐法驱逐所不喜欢的人，甚至是为城邦立下卓越军功的个人。

我们发现，今人熟知的财产观在古希腊并不存在，公民财产最终是受国家支配的。城邦若需钱，可以通过法律，令女人献出其珠宝饰物，令债权人让出其债权，令橄榄种植者无偿献出其制作的橄榄油。若个人因政见不同或其他原因被判有罪，如死刑或流放，财产就被充公。富裕公民常常在他人威胁下为城邦事业“慷慨解囊”，出资建造船舰，赞助感恩礼拜仪式，赞助戏剧﹑诗歌﹑音乐的演出，甚至赞助练身馆的修建。

我们看到，希腊人没有信仰自由。希腊城邦因建立在宗教基础上，即政教合一，宗教支撑国家，国家维系宗教。城邦依仗宗教总揽一切权力，对各方面事务拥有巨大的控制权，根本不可能出现欧洲中世纪那种政教相争的局面。因此希腊人根本不能想象，城邦中的个人竟可以信仰不同于城邦诸神的神祗。这就解释了为何苏格拉底以不信奉雅典城邦神祗为由被处死，为何阿那克萨哥拉也因其信仰与雅典人相左而被逐出雅典。

我们看到，城邦对公民拥有巨大的权力，希腊人并没有今人熟知的人身自由。就是说，个人必须完全服从城邦，不仅在精神上属于它，身体也属于它。身体既属于国家，今人熟知的人身自由对希腊人来说便是不可理喻的。服兵役是公民的绝对义务。相比之下，现代人可以参军，也可以不参军，甚至公开反对战争也没事。希腊人人身不自由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如大多数希腊城邦禁止男子独身；斯巴达不仅惩罚不婚，也惩罚晚婚；年轻斯巴达人不可自由地探望其新娘；雅典命令人们工作，斯巴达禁止人们怠惰；在卢克尔，法律禁止饮用纯酒；在米利都和马赛，女人被禁止饮用纯酒。

我们看到，希腊人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却没有不参与政治的自由。国家不允许人们对它的利益漠不关心；哲人和学者不能遁入山野，必须到人民大会投票；任何公民不能拒绝担任官员（通常是虚职），这是他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事实上，法律明确规定，发生政治争论时，公民不得中立，必须追随一派，反对一派，否则将予以严惩，剥夺其公民权。

我们甚至看到，希腊人不可以太优秀。一个人如若非常优秀，或战功赫赫，对城邦来说便是一种威胁，可能被同胞迫害、杀戮。民众可以制裁任何人，即令他根本无罪。一个人可能仅因贤明正直便横遭厄运。雅典政治家阿里斯提德并没犯罪，连犯罪嫌疑也没有，就被流放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品行太优良，为人太正直，有“正义者”的名声，让人不高兴，于是煽动群众，以危害国家的罪名打击他，毁灭他。

总之，希腊人虽然民主，却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