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认同是民族的实践信念形态，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是中华文化共同价值的实践导向，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凝聚力、归属感及团结度的集中体现。文化认同包含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认同，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完整框架。物质文化映照发展基础、精神文化给予情感纽带、制度文化提供保障支撑，继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理论与实践探索提供可靠的着力点与理论抓手。从整体性视域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通过探讨文化实践信念形态的内在逻辑与外在表现，深入阐释何谓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为何以及如何建构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新时代新征程弘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紧扣中国式现代化核心主题，以“两个结合”为行动指南，深化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认知，增强文化体用嬗变之道，推动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发展提供动力支撑。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实践信念形态；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加强和巩固中华民族大团结，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最长远的和根本的是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新时代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工作主线的总体方略，强调文化发展要聚焦推动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以及持续巩固文化主体性，要认识到在“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不仅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坚持“两个结合”科学指导的理论应用探索。本文通过对文化认同与深层次文化实践的理论梳理，阐释民族共同体实践信念形态的内在意涵，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理论与实践的嵌合机制，探析何谓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为何以及如何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基本内涵
文化认同是社会主体的实践信念形态，由长久而稳定的生活交往行为决定。文化通常表现为物质、制度与精神可知形态的有机结合体。在现实生活中，认同是人们对“内容层面的主体所相信的具体内容，以及形式层面的主体对上述内容采取的信任的态度”的实践过程。也就是说，文化认同以物质实践活动为基础，渐进形成制度性的社会秩序，凝聚为共同精神文化，有机统一形成于主体的意识实践形态。“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人们关于物质、精神及制度的生产与交往，是信念实践的统一形态，表现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中也是如此。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格局中，民族共同体是具有显性文化信念的实践产物，在民族社区生产生活的过程中，包含稳定有序的主体意识与分工有序的发展状态，塑造着民族共同的价值体系，构建起物质的、制度的及精神的文化生产空间。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是各民族物质、制度与精神相互统一的实践信念形态，内含着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聚敛形态，旨在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续性传承、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一）物质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实践基础
物质文化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社会化生产的具体形态。物质文化的核心内涵在于“‘文化作为物质’和‘物质作为文化’的双向演进和互补互成，表现为社会生活中人与物、文化与物质的亲密纠缠和平等互构的内在关联”。物质文化成为文化的基础性生成，其根本取决于社会生产活动，遵循社会生产实践的根本规律。物质生产多样性是社会发展形态多样性的基础，展现出不同时期社会集群的现状特征。基于对社会生产生活的客观认识，物质文化作为基础性社会实践形态，具有显著的可认知性，可以根据物质生产水平，对人类发展不同时期的文明表征予以划分。民族共同体就是社会生产力变革导致社会结构内在调整的产物，物质文化形态也就成为民族作为人们的共同体对共同利益的价值感知与理想愿景的实体价值导向，主导着民族的历史发展进度。马克思明确指出民族是分工的结果，社会化物质生产与交换的关系决定民族发展结构，民族发展形态又影响着社会物质文化的属性与功能。
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域，社会的物质文化生产决定物质文化的社会意识。生产力水平只有发展到相对发达的程度，才能形成广泛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奠定民族物质文化认同实践的共同信念基础。民族文化也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生活的具象化呈现，民族共同体以鲜活的人文经历、语言文字、符号标识、行为习惯及器具器物，记录着人类社会的物质形态发展进度，呈现出文化多样性的发展现象。物质文化形态是民族共同体存续的基础形态，规定着“自我”归属于具体共同体的存在形态，不是文化孤岛中单向度的“他者”，而是嵌入式参与到不同形态的生活共同体。中华悠久历史文化可在红山、良渚、殷墟、三星堆等诸多文明遗址寻踪觅迹，古文明遗迹及文物的历时性呈现出中古先民的生产生活水平，也代表着中华民族早期具体的文化实践形态。古文明遗迹为中华文化提供了坚实有力的物质文明注解，通过文明遗址中中华先民的聚落文化、城邑文化等物质文化形态得以引据实证，对于中华民族形成文化共同体具有历史文化意蕴。中华文化传承至今，历久弥新，物质文化传承已然成为中华文化认同的应有之义，是中华民族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产物，是经过物质生产的高度发展积淀，从生产的具体过程中生成并凝聚的实践信念形态。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作为新时代中华文化认同的具体表达，也就延续着物质文化为实践基础的应然之义。
（二）制度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支撑保障
制度文化是社会交往中集体行动的实践逻辑形态。传统寓意下的天下、家国与民族的同构性，既象征着人、社会与自然的交往联系，又表征着民族与国家作为集体组织形式的制度性联结。将制度定性为一种文化形态，既避免了主体间联系的不稳定性，又强调制度的系统性和组织性，同时凸显出制度是文化的结构形式，体现了文化的实质性特征。中华民族共同体制度文化建设，源自中华制度文明的悠久积淀与持续创新。首先，从制度的内涵而言，“制”与“度”合称“制度”，指人们必须遵循的尺度，引申为建制内的规范以及形成规范的过程，多见于先秦以来的典籍。“制度”是人类构建的约束自身行为的规则，是在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过程中结成的习惯、法规、戒律的集合。民族生活中蕴含着的制度文化，以民族间交往行为的实践逻辑为规约，约定俗成形成共同遵循，是民族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其次，制度文化作为文化的实践形态，承接民族物质生产与民族精神生活的运行支撑。“法律与文化、规范与价值有机联结起来，交融汇聚、融合共通，为增进全社会的制度认同与文化认同提供了系统性的制度要素载体，不断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在基础。”在民族治理的时代进程中，制度文化亦可作为文化认同的中继层次，紧紧维系着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历史使命。最后，制度文化形态显现出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文化自觉。历史意义上，固定的民族分界不利于民族社会融合发展。在一个由民族身份决定个人在资源分配中享有权利或者遭受歧视的社会中，民族精神内核的差别越大，民族间情感阻隔程度越深，共同体感觉轻则淡漠重则破裂。因此，要借助制度的组织性原则，扭转共同体意识消弭状态，巩固与完善民族间平等、公平、正义的群己属性，不仅有助于树立正确的国家观、人民观，而且对塑造团结统一稳定的总体民族发展观也大有裨益。
制度文化是新时期民族实践信念形态的枝干，应时而生、因事而为、顺势而变。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肩负起民族解放与复兴的重任。面对三座大山的压迫剥削，工农武装革命把解放全民族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作为行动指导，为社会主义民主建立制度文化形态奠定了基本保障。党的领导本质上内嵌着民族性特征，从民族解放运动到民族建设发展，时至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总体过程呈现出民族治理制度的至臻至善。党的全面领导是国家建设与民族发展目标的根本保障，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制度的发展遵循。制度文化的先进性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形态对于健全民族综合治理、推动民族区域发展提供了制度性优势。有效贯通中央与地方的民族政策衔接，在关涉民族文化相关性产业、机构和人才的指导与管理中，党和政府的政策制定及执行是民族长远发展最可靠的保障，能够满足中华民族整体的发展需要。面对新时代党的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新要求，衔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命题，就制度文化方面，需要打造民族治理制度的理念、设计、安排与执行的现代化发展体系，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文化繁荣的制度空间和机制动力。
（三）精神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支撑保障
精神文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义。精神文化是文化认同的核心和内部依据，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文明达到一定高度，民族才有持续的团结与繁荣。精神文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践行内容，是中华文化民族性的核心因素，维系着民族的核心价值与共同意识。基于认同场域下的民族共同体建设，离不开以认同为基础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身份认同，在情感上表现为主体文化的自觉，呈现出言行自信的显性情感表达，能够提供稳定持久的身份认同。共同民族身份意味着包容与差异的辩证统一。在人们的交往中，包容性表现为共同体具备统合性的功能机制，在这种功能机制的作用下，民族的利益分配和价值诉求趋于均衡状态；而差异性则表现为具体的民族身份具有代际承袭性，这种差异对于少数民族尤为明显。旧的观念习俗需要渐进式演变，最终导向先进的共同的族属意识。
随着数字传播空间的扩张，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传播力度、广度与深度的范围持续延伸，同时网络空间中的民族虚无主义等思潮也得以扩散，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带来了消极影响。面对数智化传播的新现象，诸如数字牢笼、信息茧房等应运而生，虚无主义随着传播矩阵加速扩散，阻碍并侵蚀着民族精神文化的有效传播。首先，网络幻觉遮蔽社会现实特别是脱离民族日常生活来谈民族集体价值选择，往往消弭了社会民族性的真实意义。民族意志不能逾越当前社会发展的局限性。其次，民族虚无主义脱离民族现实，用纯粹理性对民族历史文化进行价值评判与社会考察，会背离民族社会价值标准的客观正义，往往陷入民族偏执论的泥淖。最后，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多元一体”文化的具象，所有的民族共同体成员都是接受与承认的统一体，这是一种现实存在。因此，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中，构建符合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发展的核心价值体系尤为必要，这就需要更为坚定地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续推动核心价值观在精神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确保精神文化形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力量，在新文化形态中塑造中国社会的道德新风尚。
综上所述，统合并贯通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实践信念形态，中华民族文化认同需要通过语言文字、行为活动、秩序安排等表征方式，自觉遵循文化实践规律，深入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体性建设中，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身份标识，为“真实的”民族共同体夯实发展基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工作，聚焦中华民族精神信念的共意性，挖掘中华民族物质信念的共同性。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各民族共同信念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上形成深层认同，推进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构建共享中华优秀文化和发展成果的意识。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价值意蕴
围绕文化认同的巩固与增强，必须坚持遵循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引领。“文化认同问题解决了，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才能巩固。” 文化认同问题是民族文化实践形态的评判标准，这不仅关乎民族共同体的自我确证，同时显现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综合性、多维性和复杂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问题的解决，能够有效激活共同体理念，形成新时代民族发展观，促进各民族深度融合发展，推动文化自信与文化强国建设发展，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提供动力，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现代化进程保驾护航。
（一）树立新时代民族发展观，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融合
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建设，着眼于文化“双创”的新锚点，探索“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共同体理念的思想定力，坚持文化定力和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文化认同的核心。“铸牢”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发展观的实践方式，是文化主体对于提升自身建设的具体表现；“意识”是主体实践的观念产物，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民族建设工作，深耕民族与文化的必然联系。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是文化发展中实践与理论的辩证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在传统话语表征中，“福”与“祸”是对个人、家庭、民族与国家的因果评判，“团结稳定”与“分裂动荡”则是结果呈现出来的具象状态。在和平与发展主题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团结稳定”是国家之“福”、民族之“福”，同时也是人民美好生活之“福”。中华民族追寻的是驱除祸患，实现团结统一，实现中华文化的共同繁荣。在一体化发展秩序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社会主义人民共同体形式的新型民族发展观，能够直观表达出民族文化实践的人民性特征，有效区别于传统民族识别基准建构起来的族群意识，形成“国家—人民—民族”的新型一体化格局。毋庸置疑，人类不可能退回到“非物化”时代。物质文化研究者认为，需要修正的并不是“物化结构”，而是附着在“物化”中的消极的价值判断。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以建设好、完善好中华民族共同体为导向，增强新时代民族发展观，聚焦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打破敌对势力文化陷阱。一方面，以和平发展理念消弭世界其他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偏见误解；另一方面，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工作中，明确中华文化由各民族共同创造，是民族大团结大融合的历史产物。新时代民族文化建设需要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进行民族文化的共享创新与共同实践。同样，由于文化认同是一个长期的文化实践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需要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自信”以及“强国建设”的目标体系完善实施。因此，新时代民族发展观建设维系着伟大祖国的国家统一、主权完整，维系着中华民族的团结稳定、繁荣富强。
（二）凝聚民族实践信念共同价值，续写优秀传统文化体用之道
文化认同能够搭建起不同社群、民族及国家等共同体形式的价值连结，建立起历史文化的共同关系。民族共同体的内部同一性，体现在相互之间需要一种共同价值，使得“他者”与“我者”能够自由联合，意识到自我是民族共同体的“共同”与“一体”，自觉地提升身份共同体的自我认同，增强“我者”与“他者”的相互感知与彼此认同。“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越包容，就越是得到认同和维护，就越会绵延不断。” 因此，要尊重民族的文化共生，开放并包容民族间的习俗，从实践信念的物质具象化走向民族现实的生活表征，凝聚民族共同体实践信念。在实践信念的价值维度上，共同体意识是民族身份确证性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要求我们在意义、价值和生活世界的整体上考虑中国自身的、具体的、特殊的文化形态”，指征着可感知事物存在的样貌，内含着物质内在结构与属性，内嵌着恒享其成的可能性，是文化实践的价值表现形式。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理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经由“两个结合”展现出文化形态的稳定内核，扎根在中华文明的沃土中，是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共同追求。在“第二个结合”引领中创新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即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及其文化形态”到“‘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促使共同体意识被全体民族成员体认之、内化之、弘扬之。
中华民族共同体实践信念形态的构建不是一朝一夕的任务，也不是民族共同体成员的个体化责任，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使命。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觉醒，文化体用思想逐渐突破传统的主体叙事范畴，从魏源《海国图志》中倡导“师夷说”的理念，历经“制夷—自强”的转化，继之张之洞《劝学篇》“中体西用”说，从器物化层面跃升至文化层面的改良革新，始于图存救亡，却反映出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深化文化体用的内涵性发展。在民族觉醒过程中，深层次民族交往所蕴含的理性选择与体用嬗变，是实现中华民族整体性建构的基础，开启了体用思想指导中华民族构建的理论先河。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新时代民族的整体性建设需要紧紧围绕现代化这一维度开展，具体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是在“第二个结合”的倡导下，“体用结合，凝体达用”，向心聚力推动中华文化认同新高度。在实现共同价值实践中，要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激活并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体生命力，丰富民族共同体文化形态，树立服务人民、繁荣社会、团结民族的新时代体用之道。
（三）提升中华文化整体叙事，拓展民族文化生活交流空间
文化认同作为民族实践信念形态，展现出物质、制度与精神的文化主体性叙事。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延续着时间、秩序到空间的时序变奏，与其说文化认同先天就存在，毋宁言是原初社群意识的积淀，经过共同的自主意识更迭而传承创新而来。民族文化来源于民族日常生活，民族文化叙事也就反映着民族共同体的生活空间，从生活中来又要走进生活。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强调的是主体性叙事中民族文化选择的共同体感觉，解释人们的情感状态。主体性叙事是共同体感觉的理性阐释与情感表达，中华文化主体性叙事表征中华民族主体性的生成、表达、传承与创新，融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批判，以及在批判中变革的智慧。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强调的是满足各民族成员的文化需求，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生活是民族共同体文化的整体性面向，认同的基础在于生活。文化生活层次决定民族文化认识层次，民族文化生活反映在实践信念的深度，表现于实践信念的广度。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自觉认同，夯实民族关系发展的思想基础，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时代强音需要广泛的实践信念助力推动，借助时代强音的宏大叙事势能，凝聚成为实践信念的普遍形态，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主体叙事中，以此开拓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交流空间。文化有深层与表层之分，文化的两个层面能够具体影响民族作为“实在共同体”的存在。有学者认为，文化认同通常来自表层文化，盖因信念实践是文化实践意识的直接产物，由此造成对文化认同的理解颇为机械且粗浅。深层次文化是表层文化的基石，蕴藏于社会交往中，蕴藏在民族共同体认知互动的过程中，是人们社会交往行为的理性认识。在民族文化认知自觉的前提下，民族文化交往是广泛实践信念的交流融合。在信念与感情融合中，文化主体性能充分发挥作用，自主构建起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激活民族共同体物质的、制度的及精神的文化形态，生成最根本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系统性认识，实现对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价值意蕴的认知解析。
综上，厘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深度和广度，有助于开拓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交往空间。中华民族在历史中不断发展壮大，时时处于社会性的结构变奏中，这一变化是共同体以民族形式呈现出来的共生性变奏，展现出多民族共同发展的嵌入式社会生活。文化传承向内凝聚共同价值，文化创新向外开拓共有空间，既彰显民族与文化的“一体”格局，又揭示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的价值，结合优秀传统文化实践转化，继而开拓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体用相继的新发展形态。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实践路径
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价值叙事展现了新时代从树立新型民族观到凝聚民族共同价值继而到中华民族文化认知空间的中华文化认同意义建构，拓展了增强民族文化认同、促进民族团结统一的实践路径。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建设这一主旨，筑牢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统一形态，着力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转型，着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坚定文化自信、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构筑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 。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创造的独特文化形态，它根植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在当代中国基本制度的地基上生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为其“魂”，几千年留存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其“根”，在“两个结合”中形成其“体”。从文化体用视角看，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增强文化认同的重大意义，体现了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命题，因此要进一步系统完善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现实进路。
（一）凝合聚力：为强化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动能禀赋
中华文化认同的实践本源，就是凝聚中华文化主体性。要以现代化新文化形态发展为抓手，革故鼎新赓续中华文化生命力、向心力，增强中华民族作为共同体的凝聚力与归属感。囿于理论研究者对民族、文化与共同体之间缺乏系统性、根基性的认知，在民族共同体研究过程中，存在机械性理解认同理论抑或“虚假的共同体”，僵化联系二者并应用于理论与实践中的情况。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本体性与主体性的认知，应构建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主体性叙事，避免以局部客观替代整体客观、以个体特殊替代总体普遍，系统纠正认同主体偏移，消解文化概念及叙事的强制阐释，深研文化发展理论，准确表达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理论体系和叙事话语，重塑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与主体性的科学性系统性认识。从实际出发，自主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理论，主动开拓民族文化认同新视野，对造成民族文化表意、表征与表象的叙事割裂，进行严谨甄选并予以纠正，打通民族主体文化与共同体思想的实践逻辑。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植根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沃土，以“国家”“民族”与“人民”的本体为根基，筑牢本体实践的实质和实在，连结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念，夯实中华文化实践，内在筑基，外在正行，以新文化形态筑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为巩固新时代文化主体性提供物质环境、制度支撑与精神力量深度嵌合的发展生态。
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有机嵌合民族共同文化与主体实践信念。深度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形态，以力聚形、以心凝核，开拓文化认同形态新认识，揭示文化主体信念形态的实践维度，有效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多维合力与向内凝聚。其一，在物质文化形态上，将实现民族整体的共同富裕作为长远目标，夯实与之相互促进的物质文化基础。在文化强国建设中，秉持客观的科学态度进行文明文化探源工程，围绕古籍、古建、古遗址及古聚落等，既要基于历时性考证形成客观认识体系，也要建立共时性分析打造科学知识体系，面向民族共同体的未来发展，增强系统创新性，续写物质文化的新形态。其二，在制度文化形态上，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内驱动力。制度自信的基础是始终树立党的全面领导的核心意识，在文化形态领域则体现为先进意识、团结意识。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持续走深走实，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要设计有关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各层面制度，贯通顶层设计与民族基层相关的安排，在稳定中实现最大团结。其三，在精神文明形态上，建立共有的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体任务，要增强民族归属感，提升共同体的抱合度，优化精神文化形态建设。在民族共同体的精神价值层面，加强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构筑共识性理想信念体系的思想引导，明晰民族共同体的实体存在、本体实践与主体价值。
（二）多元形塑：为中华民族实践信念形态开拓认知空间
“多元”形塑“一体”，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全过程践行民族文明现代化建设。“多元一体”文化格局进入现代民族发展新阶段新道路，“多元形塑”与“一体共生”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要特征。中华文化是历史发展中比较与选择、竞生与融合的过程，“应着眼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目标，整合多渠道线性要素，以整体互动的视角探索当代语境下适用于文化基因传承的有效模式”，理应博采众学而非某家之言。从文化实践方位来讲，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联袂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民族文明现代转型，把民族复兴、共同体思想及文化强国充分嵌合起来，推进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转向”。科学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着力推动中华文化与新时代民族共同体理念的有机衔接，促进中华民族实践信念与社会主义文化主体性的价值融合，消弭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建设的文化阻隔。
民族共同体实践信念形态是民族文化自觉认知空间的整体聚合。广阔的认知空间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必要条件，认知是基础，认同是目的，巩固与提升文化认同，必先开拓认知空间。第一，在物质生产方面，坚定社会主义生产与分配体系的先进性。通过普遍物质生产关系分析，由表及里、从现象到本质，形成对物质生产的结构性认识。第二，在制度设计方面，开拓中华民族共同体制度体系的文化空间。制度文化建设要明确指向现代化建设，构建传承有序、思想守正的民族文化发展秩序，汇聚普遍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营造平等公正的制度文化空间，建设有温度有关怀的制度文化形态，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制度文化环境，优先制度性保障供给，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提供高质量发展空间。第三，在价值培育方面，树立社会主义先进民族文化发展的标准尺度。立足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文化规律，针对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等关涉民族虚无的话语叙事，站稳民族团结的坚定立场，敢于批判、善于批判，共建民族精神文化形态，塑造民族共同体感觉。要铸牢新时代民族认同的中华文化共同体形态，“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中华文化的兴起与延续，昭示着文明形态的显著自觉，是中华民族实践信念在各个时期文化空间绵延不绝的生产与敛散，而不是社会激变后出现的文明断层或者优秀文化思想断代。在现实生活中，认同是对民族核心意识的具象化表现，在不同领域形成物质、制度、观念等文化形态表征。文化认同是核心价值与意识的具体反映，决定着形态内部结构与要素的辩证统一特质。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融入当代社会生活中，让民族现代认同意识走向综合多样的“和合相亲”，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体系。
（三）体用贯通：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提供发展韧性
全面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与意识的实践形态转换。以“两个结合”科学引领文化实践，“体用贯通”与“一体协同”形成贯通和合的文化生命共同体。提升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与创造力，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经典思想，增强国家与民族的深层次认同，牢固根脉魂脉、凝聚家国意识，为中华民族新型嵌入式发展提供软实力支撑。深刻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科学运用“体用贯通”与“一体协同”的系统方法，持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体用贯通”与“一体协同”相互作用，坚定维护中华文化主体性，守正创新民族文化生命体，把文化主体性与文化生命体紧密相连，破解文化羁縻主义，从协作共存走向命运共同，进而实现中华文化深层次认同的可持续发展。第一，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自在、自为与自觉发展。一方面，“体用贯通”深入理解中华文化深层认同的主体、本质，融会深层文化功能、作用，探索文化发展的主体规律，在民族日常生活中将认同理论转化为铸牢意识的实践能力。另一方面，“一体协同”强调文化认同整体与局部的密切配合与协调一致，形成系统运作的文化形态，作为实在有机体明确主旨目标、定位职能分工，建立共同体交融机制，整体包容与局部差异相互协同，使得整体与部分互为支撑，实现文化认同中团结统一的主旨。第二，对外需要重塑融入世界民族的新型自主话语体系，提升中国智慧、中国故事的话语表达，巩固与增强引领世界其他民族和谐发展的话语权建设；对内则需建构具有长期主义与文化定力兼而有之的生活化叙事体系，以求拓展民族文化交往空间，和合一体，美美与共。第三，坚持文化发展的“两个结合”，驱力建设文化强国。在文化实践上，构建实践信念新形态，即打造中国式现代化与文化强国的实践结合。“体用合一”协同推动文化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两个结合”的实践优势，高效利用民族文化产业要素，对新文化发展形态进行认识与再认识，构建中国式文化主体与现代化民族认同。
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体系建设，巩固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共同立场，深入挖掘和深度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物古迹等进行数字化保护，通过数字化技术、全媒体手段等加以传播，鼓励民族共同体文化的艺术创作、学术研究等开拓创新。坚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将传统文化元素与生活方式相结合，打造既有深厚底蕴又具有时代气息的新文化产品和服务，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展现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形态。积极倡导跨文化交流与对话，树立牢固的文化认同感。同时，在制度文化形态层面明确发掘、传承、保护及创新的文化发展机制，制定相应政策，从立法、财政及人才培养等方面给予充分保障，推动文化认同理念在各个领域和社会层面的有效实践。
四、结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族人民的共同信念。科学的信念是在人们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产生的，是以对客观规律的真理性认识为基础的。民族实践信念的生成与发展，有助于建设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凝聚民族共同价值，拓展民族文化认知空间，提升民族文化整体叙事。增强文化认同就是社会主体对实践信念的科学化系统化过程，文化认同往往以不同的形态贯穿于人们的实践活动中，其中以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及精神文化三种形态最常被人提及。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文化认同通过各民族人民共同信念的培育与践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民族文化实践活动，构建起新型民族发展观，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这一稳定实践信念形态。在民族社会中，所谓的虚无主义也仅仅是共同体对自身认识的“虚假的想象”，并借以对文化认同实践的不断展开进行压制和遮蔽，以达到民族文化传承断裂目的的产物。因此，如若对文化认同这一基本现实缺乏根本性认识，则无论在民族共同体意识上有如何的认识，其结果也必然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被同化为虚无主义的一部分。随着全球数字技术变革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思想殖民与文化同质现象愈演愈烈，构筑中华文化主体性，维护“多元一体”文化格局，巩固和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显得尤为重要，同样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研究提供了深度挖掘的场域。
文章来源：《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2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