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后，国共关系发生逆转。中共中央总结白区工作经验，及时制定并不断调整“隐蔽精干”的组织工作方针，争取实现国统区党组织的转变和巩固。但不断恶化的形势和党组织的结构性矛盾，使这一方针的落实充满曲折。为了改变被动局面，中共中央和国统区各级党组织积极探索，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下保存了党在国统区的组织和精干力量，为抗战的胜利和中共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以下简称“隐蔽精干”方针）是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指导地下组织斗争的重要遵循。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中共在国统区的生存环境更加严峻。为了保存党的组织和精干力量，中共中央及时制定并不断调整国统区组织工作方针，有效扭转了被动局面。既有研究注意到中共在国统区组织工作方针的形成与组织巩固情况，但论述多为宏观叙事、政策推演以及地方组织发展情况概述，对这一方针在国统区制定和调整过程中的曲折缺乏深入剖析，对组织巩固措施出台的深层次原因的探讨较为薄弱。事实上，随着国共关系的紧张和逆转，地下斗争的残酷性与复杂性决定了多数党组织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向地下党的转变，甚至一些党组织因未能实现转变而遭到严重破坏。正如刘少奇所言：“由秘密转入公开是容易的，而由公开转入秘密是困难的。”因此，本文拟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在四川、陕西、甘肃、贵州等国统区组织工作方针的形成与落实情况进行考察，以期丰富学界对抗战史和中共党史的认识。

一、国统区党组织面临的困境

列宁曾指出，在革命高潮时期，布尔什维克已学习过怎样实行进攻；在反动时期，应当学习怎样正确地实行退却，怎样转入秘密状态，怎样保存和巩固党。虽然中国革命不同于俄国革命，但在革命低潮阶段和特定区域，如何保存和巩固党的组织是所有革命政党都必须深入思考的重大实践问题。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多次强调国统区的党组织要坚决采取“隐蔽精干”方针，“在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上采取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1942年7月，中共中央对这一方针进行说明时指出：“在国民党及日本帝国主义积极破坏我们秘密党的情况下，过去秘密党采取的政治上退却的政策是正确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共中央反复强调“隐蔽精干”方针，明确肯定这个“退却的政策”是正确的，与国统区党组织所处困境密切相关。

西安事变后，国共关系出现缓和，但双方仍存在许多隔阂。1938年1月，王世杰在日记中称：“本党与共产党之间，近日裂痕渐著。”5月，国民党五届中常会第79次会议通过《对党外各种政治团体及其分子之态度的决议》，要求国民党各级党部务必严密防范共产党等党外政治团体及其人员，必要时可予以取缔。在此高压态势下，中共活动深受影响。特别是国民党政府移驻重庆后，反动势力不仅联合压迫民众运动，查封左派刊物，停止抗敌后援会的工作，禁止学生活动，还以“共党有阴谋破坏后方及统一战线”等谣言动摇人心。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陷入停滞状态；兰州同样如此，复兴社把持了当地的抗敌后援会，将其变成监视进步人士、破坏统一战线的特务组织。

1939年初，国共关系出现重大变化。蒋介石反复强调“共党之猖狂日甚”，“发展甚速，其势已浸凌日汹”，明确表示“目前急患不在敌寇”，而首在“共党到处发展”，要关注“共党动态”及“防制策略”，“预定对共特工之设置”。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其防共、限共、反共行径更加公开化，中共在国统区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1940年年初，有国民党高级干部上书蒋介石，称“倭寇、汪逆、中共三者，已均为我之敌人”。同年春，蒋介石批准国民党特务机关在6个月内逮捕所有暴露的中共党员。6月，陈立夫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制定了针对国统区中共组织的相关政策，以“根绝共党在后方各省之活动”。9月至12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连续三次密函云南省政府，督促云南当局进行反共活动。在此冲击下，中共在国统区的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以甘肃省为例，截至1941年年初，甘肃党的组织除凉州县委被破坏，兰州市委、榆中县委的主要负责人因无法立足撤往外地或延安，仅剩靖远、徽县2个县委和10个支部、8个小组。6月，靖远地下党也被破坏。到年底，甘肃工委领导机关实际上已不复存在，未遭破坏的党组织也与上级失去了联系，全省只剩130多名党员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坚持战斗，直到1942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重建甘肃省领导机关。关于此时国统区党组织的生存困境，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在国民党区域，当局见到共产党人，非捉即杀。从一九三九年起，我们在那里的党便被迫成为地下党。”

外部环境的严峻挑战，不仅压缩了党组织的活动空间，还威胁到党员的人身安全与组织存续，使国统区党组织的巩固工作很难落实。与此同时，党组织内部建设的结构性矛盾也十分突出。

从政治路线看，虽然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但“左”的路线方针未能得到系统清算和总结，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又出现王明右倾错误。在白区工作方面，遵义会议时中共中央就提出要彻底转变白区党的工作。1937年白区工作会议时，中共领导人对于白区工作是否存在“左”的传统存在不同意见，尽管会议基本明确了新形势下党在白区的工作策略和任务，对推动工作的转变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并未就过去指导方针上“左”的错误取得一致的认识。受此影响，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统区党组织仍存在一些错误的做法。

此时有些党员并未深刻认识到国共两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斗争性以及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对党的秘密工作存在疏忽与轻视的现象。直到1940年12月，毛泽东仍强调党的主要危险倾向“是过左的观点在作怪”，“许多人不能认真地执行”，“把国民党反共政策看得不严重”。1940年9月，陕西省委表示：“我们对这些情形及相持阶段的困难，一般是了解了，但估计的还不够，不具体，工作作风虽有转变，但不彻底。省委二次扩大会议时，对敌人的进攻估计是正确的，但因为不周到，所以对建立隐蔽精干政策未抓得紧”。1942年4月，陕西省委再次表示：“许多党组织不认真的撤退暴露的干部、不认真的改变与群众团体的组织形式和斗争策略上的一些‘左’的倾向。”省级党组织尚且认识不足，基层党组织的情况就更加复杂了，“因为一些党员与干部的幼稚，领导机关的麻木，如一些同志很怕别人说他不是共产党员，总想在身旁挂上一个共产党员的招牌”，产生了“革命是光明正大的事，为什么要秘密？明人不做暗事”等错误认识。

特别是全民族抗战初期，王明右倾错误思想对国统区党的组织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党员发展上，毛泽东指出，发展的总方针是“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陈云认为，在国统区，要在群众运动和公开工作的掩护下，由派回当地的干部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发展党员，与华北敌后有所区别。但王明表示，“发展一千，进来一个坏人也没关系”，强调“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要求中共党员绝对服从国民党当局的领导，共产党的组织和发展党员都要公开。因此，“蒋管区的党经过武汉时期的路线错误，全部暴露无遗”。

1938年，为完成新形势下党员大发展的任务，有些基层党组织在吸纳党员时重数量不重质量，其快速扩张带来的人员构成复杂与管理滞后，使组织发展面临很大挑战。一是大量新党员不熟悉秘密工作要求，分不清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关系，容易暴露和被捕。“一般同志不能‘社会化’。在言论上、在行动上、在生活上都不能普通化、一般化。谈话时，满口的名词术语，往往因此暴露政治面孔，影响到工作。”“领导群众团体的同志，常常把党与群众团体界限模糊起来，在群众团体的会议上公开宣布党的决定，或者把党的决定一点不加改变的逐条提出。”二是发展新党员时不注意质量，党员成分复杂，容易有叛徒或奸细混入党组织。陕西党组织报告说：“从近来个别组织的破坏中已经证明了在党内混入了阶级异己分子和敌人的奸细，虽然这些分子只是很少的，但他们用两面派的方法来危害我们党，对于我们是最危险的。”三是组织规模庞大且关系较为混乱，巩固工作推进缓慢，遭破坏时容易被一网打尽。成都党组织表示：“党的组织关系紊乱，横的关系极多，上级代替下级深入工作，特委宣传部长参加小组会，区委以地方划分，不以工作部分划分，而地方划分又无固定标准，领导极不集中”。四是政策执行受到秘密环境和党组织自身条件的束缚。例如，在党员教育方面，“一、秘密党的环境，不容易进行；二、部分干部对于学习在提高党的质量上的重要性的认识不够，另一方面一部分干部文化水平有困难；三、若干地方书籍和材料缺乏；四、许多地方党组织的领导机关，还没有能充分注意研究和解决这些原因所提出来的许多实际问题”。

面对严峻形势和生存危机，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国统区的党组织就无法开展工作，甚至无法继续存在。正如陈云所言：“在目前国民党进行内线突击、多方侦察监视我党、准备一网打尽的毒计下，如果不彻底改变上述状况，则大后方党组织的巩固是不可能的。”

二、国统区组织工作方针的制定与调整

形势的变化和党组织内部的复杂状况，促使中共对国统区组织工作进行调整，制定“隐蔽精干”的工作方针。但由于组织执行力的缺憾，这一方针的落实并不顺利。

在1939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前，各地党组织主要进行党员的发展工作，国统区的党员亦有大的发展。例如，四川的川东特委由1938年12月的1200人增加到1939年秋冬的3600人，川康特委由1938年11月的1800人增加到1939年的4500人。党员大量增加带来的组织问题以及对白区工作经验的总结，使中共有了“隐蔽精干”方针的雏形。1938年10月15日，张闻天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我后方应短小精干些。发展速度慢些。质要高。机关应紧缩些。”虽然各地区也进行了组织巩固工作，但由于此时党员发展的总体情况没有完全跟上抗战形势的变化，中共在各地的组织工作仍以发展党员为主。例如，陕西党组织认为：“我们应有计划的继续扩大党的组织，使之成为全陕西的群众的布尔什维克的党，这是我们目前中心任务之一。”

早在1937年的白区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就提出要估计好“今后工作环境的可能变动”，在国共合作顺利的情况下，一些地方党组织也只能进行半公开的活动，主要还应该是秘密工作。而随着环境的变化，公开的机会可能会随之扩大或缩小。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国共关系急转直下，加上中共地下组织体系尚不完善，迫使中共作出改变。同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明确指出，1938年三月会议之后，“党已在全国有了大数量的发展。现在的任务是巩固它”。针对国共磨擦的现状以及党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强调要应对“各种意料之外的袭击”，提出组织发展的精干原则，“现在不是普遍发展的时候了，一般应停止发展，以精干为原则”。南方局于6月29日下发关于组织问题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党组织必须采取有效办法从半公开状态转入地下。

1939年7月至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党在南方的工作。周恩来针对统一战线的发展指出：“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可以向好转，也可以向坏转，并且目前坏转并未停止。”博古报告了南方党组织的发展情况，提出要“完全改变党的组织形式及工作方法”，“完全采用地下党的工作方法”。毛泽东听取汇报后指出，南方工作的弱点是党组织不巩固、群众运动不深入、统一战线中没有中层阶级更大的发展。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下发《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指出除个别地方和特殊环境外，“党的发展一般的应当停止，而以整理、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工作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为了贯彻执行中央的决定，中央组织部于10月7日发出《关于执行中央巩固党的决定的指示》，各地迅速开展巩固党组织的工作。12月23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时局的指示中再次强调要巩固党的组织，“严重注意秘密工作”。

因此，从1939年6月开始，巩固党的组织成为中共在国统区最为紧要的工作。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在敌人长期占领的城市和农村中，党的工作“不能采取急性病的冒险主义的方针”，“决不是横冲直撞的办法成功的”，“必须采取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由此可见，中共“隐蔽精干”方针的制定，既是党组织全面转入地下时的应对之举，也是对过去白区工作“左”的做法的批判，是地下组织在新的环境下开展工作的重要遵循。

1940年春，国民党掀起规模更大的反共声势。陕西省委报告说，国统区许多学校已经特务化，进步刊物被限制，群众运动被控制。2月，湖南党组织报告说，薛岳接替张治中主政后，湖南形势恶化。3月，国民党制造成都抢米事件，重创四川党组织。4月，因宁夏工委有人被捕后自首和叛变，大批中共党员和爱国人士被捕，宁夏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5月，毛泽东在给东南局的指示中对国统区党组织工作作出重要部署，强调在坚持“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方针的同时，“反对急性和暴露”，必须稳扎稳打地利用一切方式进行斗争，广泛打入社会各团体，做好机关隐蔽、党员审查和干部保存工作，应对即将到来的各种事变。周恩来立即召开会议传达中央精神，并初步制定应对方案。6月初之后，钱瑛、徐特立、高文华、廖志高、廖承志、李克农、方方等先后到达重庆，周恩来连续召开会议，听取工作汇报，并就国民党的反共行径拟定贯彻“隐蔽精干”方针的具体措施。

为稳步推进国统区党组织转入地下的工作，7月7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明确指出，要继续纠正统一战线中“左”的错误和防止右倾错误，继续巩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必须执行组织上的隐蔽政策和精干政策”。7月底至8月初，毛泽东继续强调，南方党组织以巩固为主，工作路线是普遍化、肃清内奸和打入社会，今后中央注意力“第一是国民党统治区域”。

不过，1940年10月，中共中央再次调整国统区党组织工作思路，并且对各地党组织多有批评。10月1日，陈云肯定过去一年国统区党组织在巩固工作上取得了成绩，同时认为国统区的党组织还远不能说巩固，甚至仍是“极不巩固”。12月，毛泽东再次强调要“采取荫蔽精干的政策”，在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上“采取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并批评国统区许多人没有认真执行这一政策。

中共中央对国统区组织工作的评价发生变化，原因有二。一是从时局发展看，此时正值皖南事变前夕，国共关系恶化，日本诱降中国，国内亲日派亦在积极活动压迫当局，欲使中国分裂。由于国民党强硬反共，中共中央要求国统区的党组织全部有序地进行隐蔽，以经得起各种袭击。二是自转入地下后，党组织的巩固工作已持续一年多时间，但各地仍存在一些问题。1940年6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大后方党肃清内奸的决定》中指出：“巩固党的标准是省委机关有安全保障，党的各级组织内没有内奸，各级干部是经过审查的忠实可靠者，党员与群众有密切联系。”但是，各地情况并不乐观。例如，陕西党组织存在“不巩固，有奸细，忽视秘密工作，自由主义”等问题，“组织只限于左倾群众，未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张闻天表示，“目前陕西党正是一个转变时期，要有决心去转变”。8月，川康特委相关负责人在延安汇报工作时也认为，巩固党的工作中存在“各级党的秘密工作还不够”等缺点。1940年9月至10月，南方局将所属部分省委、特委负责人调回重庆，商讨审查干部和改变领导方式等问题，并对川康地区工作作出明确指示。10月16日，南方局向中央汇报说，各地工作已开始转变，重点是打入社会和肃清内奸，干部也在撤退中。但从总体上看，此时党的巩固工作仍不理想，正如周恩来所说，“经过1939、1940年的疏散、撤退和隐蔽都还未奏效”。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统区的党组织处于更加严重的危机中，中共中央对落实“隐蔽精干”方针的要求也更加严格，并对国统区党组织的错误做法给予严肃批评。4月，中共中央就国民党区域党的组织政策问题召开政治局会议，认为“今天国民党区域中心问题是如何保持得住党的组织之存在”。5月，中共中央连续下发《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的指示》《关于隐蔽和撤退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的指示》两份文件，要求国统区党组织“坚决执行组织上的办法”，“再一次严重的讨论这一问题”。

中共中央对国统区党组织的再次批评，与此时国统区党组织对“隐蔽精干”方针执行中存在的偏差有关。例如，在干部撤退方面，1941年1月，中共中央要求河南国统区党组织进行干部撤退工作，但因为情报和信息不畅，豫西党组织的撤退并不顺利，直到五六月份才开始部署，并且在撤退中出现了干部被捕自首和党员消极脱党的情况。同年2月，江西省委表示“干部撤退不坚决”。四川党组织也处境艰难，“有些工农同志疏散出去，找不着职业，又疏散回来，农民同志甚至说‘饿死不离乡，病倒不离床’”。为彻底扭转被动局面，南方局于1941年4月召开会议，总结党的组织路线和工作方式方面的经验教训，强调南方党还不是巩固的地下党，同时研究缩小各级领导机构、建立平行支部、实行单线联系、尽量深入社会、严格秘密工作制度等具体措施，并对部分干部进行调整。此后，南方局还创造性地提出“勤业、勤学、勤交友”和“社会化、职业化、群众化”的工作方法。

1941年年底，苏德战场形势好转，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共中央认为国际形势的变化将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对于国统区党组织巩固工作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12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讨论陕西党组织问题时，毛泽东虽然认为过去在“隐蔽精干”方面做得不够好，但仍强调发展党组织是正确的，表示“我们不可能设想绝对巩固的党，因为世界上没有绝对巩固的东西，而只是我党工作做得好些，能适应社会环境，就会巩固些”，“党的组织要达到精干的目的，不完全在于党员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在国统区的总方针是保护自己，战术是有进有退。会后，中共中央以西北局的名义对陕西党的工作作出决定，认为党的组织工作不仅“保存了量”，而且“提高了质”，之后要进一步贯彻“隐蔽精干”方针，彻底改变组织形式与领导方法，一般不发展党员。

与此同时，12月16日、26日和29日，南方局也连续召开会议，总结两年来西南地区党的工作，认为西南地区党组织经过几年尤其是近一年来的踏实工作，已经使党有了巩固和长期埋伏的基础，但仍要进行巩固工作。

国统区党的工作还与国民党政策密切相关。1942年3月，周恩来指出，大后方顽固派已决心肃清中共地方组织，监视孤立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馆，并判断“外松内紧”是蒋介石的中心政策。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估计，指示各地党组织要准备疏散委员会，对付蒋介石的进攻。南方局随后发布《大后方组织工作紧急处置办法》《关于防止党的破坏》等文件，对各级党组织活动方式、上下级联系方式、暴露干部处理以及地方党组织与办事处、报馆关系、党员社会关系等作出规定。7月，根据江西、广东、浙江省委组织被破坏的惨痛教训，中共中央要求秘密党组织取消省委、特委，只保留县委，若县委也无法保留，就只保留支部。通过努力，国统区尤其是西南地区党组织在1942年年底至1943年年初完成了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的重大转变，基本站稳了脚跟，保存了主要力量，为接下来的地下斗争积累了经验。

三、“隐蔽精干”方针在国统区的落实

全民族抗战时期，各级党组织为解决国统区组织工作的困境作出了艰苦努力。在中央层面，为完善组织工作制度，中共中央先后出台《关于叛徒自首分子及非叛变自首行为的规定》《对叛徒及填写出狱手续者处理办法的决定》等文件，为“隐蔽精干”方针的落实提供了重要遵循，对于保护党组织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组织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动态调适与经验反哺的实践过程。

精干化是落实“隐蔽精干”方针的核心要求。国统区各级党组织主要通过党员审查和党员疏散等办法，解决因大量发展党员而导致的组织规模过大问题。党员审查旨在清理组织中的叛徒、奸细以及落后分子，集中在个人历史、工作能力、“红不红”、“政治面目”和社会关系5个方面。虽然党员审查有效提高了组织质量，但实际工作中也存在一些不足。四川党组织报告说，“各地中心县委审查干部，一般没有切实负责，只是收集县区级干部书面报告照样转报特委；特委亦派人出去审查过，但亦是走马观花”。为此，国统区的党组织努力克服审查党员中麻木不仁、缺乏同情心等不良倾向，“尽可能的与清洗出去的分子（除大叛徒外）保持友谊关系，使之出党后仍能在我们影响下，进行一般群众工作，不至于和党对立起来”。在淘汰不合格党员时，一些党组织将表现好的党员纳入秘密组织，不合格的党员纳入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两个组织严格分开，对不合格的党员加强教育、耐心考察，逐步把达到党员标准的人吸收到秘密组织中，达不到标准者则逐步被淘汰。在党员人数较多的地区，还要求部分党员暂时脱离组织关系，以防暴露；对于虽未暴露但必须退出党组织才能保存下来的党员，也要求其暂时退出。

党员疏散是组织规模调整的另一项重要工作。由于国民党反共政策以及个别党员不注意秘密工作，一些地下党员身份暴露。对于这些暴露的党员，主要采用调整工作地区、深入下层、改换职业区域和送延安学习工作等方式进行疏散转移。在国统区各级党组织的努力下，疏散工作总体较为顺利。在叙南（今四川宜宾地区），许多党员在疏散中面临放弃职业、离开家庭、割断社会关系等痛苦抉择，但他们还是坚决按组织要求进行疏散。1943年9月，周恩来向中央报告说，三年来南方局共输送1000余人回延安。通过上述措施，国统区多数党组织在党员数量上满足了“隐蔽精干”方针的要求。例如，川康特委党员人数从1940年4月的4000多名减少到1941年8月的2000多名；1939年冬，川东特委进一步推进组织工作，党员人数由3600多名减少到2000多名。

组织结构的调整是落实“隐蔽精干”方针的重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组织体系一般分为省委—特委—市县委—区委—支部5个层级，但这种体系并不完全适用于地下斗争。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共对地下组织结构进行调整，主要采取单线领导、平行组织等新的方式，但这些方式也存在党员太分散不容易取得联系、上下级联系较困难、邮寄通信联系容易暴露、对组织和党员考察不够等缺陷。云南省工委就曾简单切断一些基层组织和党员的联系，致使300多名党员中有一半人和组织失去联系。但从整体看，这种方式可以缩小组织规模，便于开展统战工作、撤退暴露党员以及扩大党的政治影响，符合地下斗争的要求。

国统区党组织主要采用5种方法对组织结构进行调整。一是缩小管辖范围，减少直属单位，裁撤相关机构。以四川为例，皖南事变后川康特委进行拆分，成立川南、川北两个特委，由南方局直接负责。1942年春，西南工作委员会被撤销，四川存在的特委级别组织由南方局直接管理。1943年川东特委也被取消，分设上川东特委和下川东特委。二是规定各级组织人数，设立平行组织，不能发生横的联系，必须“杂乱无章”。每个支部最多5人，分2组，5人以上的编为平行支部，一般以3人为宜，平行支部可根据地方情况建立，但不能打通；一般不设支部干事会，3人的设1名支书，5人的设1名支书、1名副支书，支书管2人，副支书管1人；省委、特委领导一般为2至3人，特委与中心县委最多3人。例如，1941年9月，川康特委改组，特委委员调整为3人。三是转地不转党。党员转移时不转组织关系，仍由原组织与之联系；党员与上级领导机关失去联系时必须独立工作，不允许到处乱找党组织，更不能与素不相识的人发生组织上的联系。1943年，贵州省临时工委结束工作后，贵州地下党与上级失去联系，许多隐蔽下来的党组织和党员都是独立开展活动的。四是彻底改变领导方式。根据地下斗争需要，各级党组织转入地下后取消了巡视员制度和汇报制度，上级布置与检查工作多采用秘密交通线定期联系的办法，同级党组织的负责干部也不能住在一起。例如，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的住址，特委委员们都不知晓，他还经常更换住址与名字。五是设置“据点”。“据点”是中共与群众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其建立以感情和熟悉程度为原则，通过党员个人或非党干部与群众保持一定联系。“据点”以5人为限，各“据点”之间没有从属关系，内部互不打通。截至1945年春，南方局青年组联系的“据点”有48个，直接和间接联系了989名进步人士。

精简组织规模与完善组织结构是提升党组织质量的关键路径，而加强党员的教育管理则是落实“隐蔽精干”方针的另一核心维度。在战时环境下，党员的教育管理也面临挑战。一方面，国统区许多党员没有秘密工作经验，有的党员“不知长期埋伏准备积蓄力量，凭热情的冲动以致暴露”，“警觉性不够：敌人已经要动手逮捕他了，还是麻木不仁不肯离开”。另一方面，个别党员理想信念不强，对组织发展形成威胁。在贵州，黔北特委书记被捕叛变，向敌人供出湄潭地下党及黔北地区遵义、桐梓、仁怀、金沙等县党组织情况，8人被逮捕。

有效解决这些难题，成为国统区党员教育管理的关键。在秘密工作方面，为提高党员的工作能力，国统区各级党组织举办了多期党员培训班。1940年，川康党组织报告：“一月中曾开办干部训练班一次，共训练五个区级以上同志，讲三民主义、统战、工运、党的建设和秘密技术。”针对党员理想信念的问题，各级党组织注重进行气节教育和阶级教育。嘉定（今四川乐山市）党组织将烈士传和四川烈士的故事作为主要学习材料，教育党员学习烈士们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此外，由于国统区特殊的生存环境，对于潜伏在国民党内的地下党员，各级党组织也十分注重政治坚定性、党的立场、阶级立场、工作方针与工作方法等方面的教育和训练。1942年，南方局将活跃在隐蔽战线上的卢绪章秘密召回红岩，进行了为期10天的学习。尽管这些举措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但仍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隐蔽精干”方针的最终目标是积蓄革命力量，开展革命斗争，但在特殊环境下，这项工作并非一帆风顺。首先，个别党组织未详细分工，有党员因工作混乱而暴露被捕。綦江县党组织报告说：“最初一个阶段，党员很少，所以作秘密工作的同志，也得作公开工作。”其次，个别党员和党组织存在关门主义错误，不能很好地开展社会活动。例如，有一些知识分子党员因没有正式证件，找职业掩护有困难；也有少数党员认为国民党漆黑一片，不愿做潜伏工作，甚至还有个别党组织对党员加入国民党给予严厉的处分，“丰石中心县委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曾决定凡领国民党证者开除党籍，结果一个很忠实的当区长的同志被开除”。最后，个别地下党员对“隐蔽精干”方针有抵触情绪，不愿意执行有关要求。西南联大就有个别进步学生不想隐蔽只想冲锋，也有学生只想读书不想积蓄力量。

事实上，在1939年6月国统区的党组织转入地下前后，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对这些问题已经作了深入分析和充分说明。关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凡本党员被逼秘密加入的，除特别情形之外，一律加入并报告党组织批准。”关于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南方局要求做公开工作的党员必须与秘密组织分开，原则上不参加秘密组织的日常工作和会议。

为此，国统区各级党组织想方设法，使上述问题得到了缓解。在人员分工上，南方局要求各级组织严格区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上层活动与下层活动。1940年，川东党组织在党员培训时着重探讨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配合的问题，通过实践摸索，该组织表示“收效亦大”。关于党员存在关门主义而不能很好开展革命活动的问题，中共中央多次下发文件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作出规定，在1941年5月进一步要求：“应彻底无保留地去执行，只要有可能与必要，应毫不犹豫地加入某党或其小组织。”针对地下党员寻找职业存在困难的情况，周恩来强调每位地下党员都需要寻找职业掩护，他还根据当地情况鼓励党员进入教育行业。对不愿从事积蓄力量工作的部分党员，各级党组织也进行了说服与教育。

在上述措施的共同作用下，中共在国统区积蓄力量与开展革命活动两个方面都取得了较大成绩。国统区的党员正确认识“隐蔽精干”方针，积极进行社会活动，团结各种民主力量，使国统区成为开展民主运动的前沿阵地。西南联大党组织按照“三勤”要求，认真读书，广交朋友，掌握了学术、文化、体育等群众组织的领导权，团结了诸多进步力量。1945年5月4日，在云南省工委的领导下，由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的中国民主同盟组织联合各大中学生自治会，举办五四纪念周活动，2万多名学生和民主人士参加。随后，党组织又领导举行纪念七七抗战八周年等活动，进一步推动民主运动的发展，昆明被誉为国统区的“民主堡垒”。此外，在党员职业化和地下党员潜伏工作上，国统区的党组织积极落实组织要求。1941年5月，陕西党组织指出，各地党员一般都有一定的社会职业，绝大多数为中小学教员，也有一些党员加入国民党，在社会上层活动。这些地下党员在多项工作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例如，潜伏在国民党贵州省党部的地下党员潘筠，在工作中得到国民党准备抓捕地下党员的名单后，及时将情报传递出去，有效地保护了贵州的党组织。

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组织工作方针的制定、调整与落实，突破了传统革命理论中公开斗争与地下斗争的二元对立框架，构建了“隐蔽性”与“战斗性”相统一的新型组织范式，成功化解了生存危机并实现了力量积蓄。刘少奇表示：“我们的党在国民党地区还保持了一部分精干的组织。这部分精干的组织，在国民党反共的严重局面下，经过了考验，是很难得很宝贵的成绩。我们的组织虽然不多，但的确是极宝贵的，极其难得的。”这一实践证明，无产阶级政党的生命力不仅体现为革命高潮时的动员能力，更体现为逆境中保持组织韧性与战略定力的智慧。作为中共组织工作的重要篇章，“隐蔽精干”方针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有待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中持续深化研究。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5年第4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