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龙平，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际劳工组织成立于1919年6月，是专事全球劳工事务的国际组织，曾先后作为国际联盟与联合国的框架体系成员，旨在通过“政府—雇主—劳工”三方合作的方式，制定国际劳工公约与建议书，保护国际劳工权益，协调劳资关系，促进人类公平正义。中国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创始会员国，一直保持与国际劳工组织的交往。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国际劳工组织已先后制定62项国际劳工公约和56项建议书，中国政府批准了其中的12项公约。然而随着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国与国际劳工组织的工作都遭受重挫，不得不由平时状态进入战时状态，中国与国际劳工组织的合作也由战前援引国际劳工组织的劳工立法经验完善中国劳工治理，转入战时利用国际劳工组织平台进行国际劳工援华动员的新阶段。正如战时多次代表中国参加国际劳工大会的劳方代表朱学范所言，战时中国参加国际劳工大会的活动，“第一即为暴露日本于远东之阴谋野心；第二揭穿暴日征服我国后，对世界民主国家之工业及其劳工必受其绝大之影响；第三引起国际劳工组织重视远东问题；第四尽量联络国际工人，准备于我抗战时，发动国际上之同情与援华工作。”可见，揭露日本暴行，赢得国际同情，动员国际力量援华制日，成为战时中国参与国际劳工组织活动的新使命。本文以抗战时期举办的四次国际劳工大会为中心，详细考察中国代表团在国际劳工大会期间的主要活动及其反响，展现战时中国利用国际组织平台进行国际动员，为抗战胜利乃至战后重建争取外部援助的历史事实及其效果。
一、抗战初期中国在国际劳工组织中的援华制日宣传
七七事变爆发时，第23届国际劳工大会刚刚结束，中国代表团成员正陆续回国。劳方代表兼理事会劳工组候补理事朱学范在法国轮船上通过广播获知事变的消息，他认为值此关头“对国际之联络，似亦未容忽视”，中国若“能以最大之努力，向国际作正义之呼吁，则必能博得各国之同情，而促成对侵略者施以有效之经济制裁”。回国后，朱学范以中国劳动协会的名义致电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及其他欧美劳工团体，谴责日本暴行，并期望发挥国际劳工力量促成对日经济制裁。10月17日，理事会雇主组副理事林康侯直接致电国际劳工局长巴特勒（H.B.Butler），希望国际劳工局“向全球劳资呼吁，通力合作，施行有效方法，挽此危局，英美劳方所采经济制裁，生效最速，当为贵局及全球工商团体所应力与赞助推行。”所以，从七七事变后中国劳资双方代表的主张来看，他们寄望于国际劳工组织同情中国遭遇，促成国际劳工界对日经济制裁。
中国劳资代表的呼吁在欧美劳工界产生了直接的影响。8月31日，美国海员工会在芝加哥开会，呼吁美国全体海员竭力援助中国，并呈请总统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对日施行经济封锁。9月7日，国际工会联合会通电各国工人，“对中国人民表示十分同情，国际工人一致团结，誓为后盾，希望全世界爱护和平的国家，能运用其实力及肯定的态度，来制止暴日之行动。”10月17日，英国全国劳工运动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谴责日本暴行，主张抵制日货，并将决议分别送交国际劳工联合会与第二国际所属各国支部，以赢得更多支持。10月19日，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复电朱学范，告知已致电国际联盟所属51国总工会，“尽其义务，制止日本在远东此种不法行为，尽其协助国联所采取之最有效办法，以遏止暴日在中国更不人道行为之发生。”荷兰总工会也复电朱学范，“社会民主党及荷兰总工会决定照来电所请，一致对日实施经济制裁，以打倒在贵国滥施轰炸之无人道的侵略国家。”欧美劳工界的声音在国际上初步营造了援华制日的氛围，也为中国代表后续在国际劳工组织框架内进一步争取国际劳工界的支持打下基础。
1938年6月2日第24届国际劳工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由于这是七七事变后首次国际劳工大会，中国代表团政府、雇主、劳工三方代表将“在大会中引起国际同情及予我独立援助”看作“到会之唯一目的”。事实上，早在中国代表团前往日内瓦之前，朱学范便已公开表明，此次大会他将提出“请大会斥责日本破坏世界和平之帝国主义行为，及残杀非武装的中国人民及劳工”；“请大会建议各国政府停止供给日本军火及其原料”；“请大会建议各国劳工团体，普遍抵制日货运动”；“请救济中国被难失业工友”等四项提案。可见，从一开始中国代表团便打算将此次国际劳工大会变成谴责日本侵华暴行、动员国际社会援华制日的平台，由此以劳工的名义谋求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便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参与国际劳工大会区别于以往的鲜明特征。
在大会上，李平衡代表中国政府发言。他批评当前的世界战争是一部分自认为其利益未受影响的国家“犹疑态度的结果”，如若这些国家“在一九三一年对战后第一次破坏和平的侵略国予以严重的制裁，嗣后一切续发事件都不会发生”。他在会上陈述了中国正遭受侵略者凌辱的事实，表达了中国抗战到底的决心，“吾人已决心抗战到底，现时吾人已有二百万战士过战壕中生活，八百万人民在后方训练，随时可以调至前线”，“无一中国人拒绝为和平而死，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牺牲生命不仅为其国家，而且为人类正义。”他呼吁国际劳工大会拿出实际的行动保护深处战乱之中的工人阶级，“今日吾人在此集会，以求保护工人阶级。若诸君愿尽此项义务，诸君首先必须为和平奋斗，制止猖狂之侵略战争。若诸君拒绝履行此唯一首要之伟大义务，则吾人在此一切工作无非纸上空谈。”李平衡在发言中未能直接点名“日本”，但要求国际劳工组织制止侵略战争，对侵略者实施制裁之意呼之欲出。
中国劳方代表朱学范在发言中着重揭露日本侵华的种种暴行及其对劳工的危害，他指出：“一九三七年七月某一异国凌加于中国之武装进攻……此种进攻在中国造成规模空前之战争。与战争相俱者，则为工厂与其他工业建筑之故意的摧毁。例如仅上海之公共租界而言，完全毁灭之工厂不下九百零五家，约有一千家则损失严重，几无修理可言。其结果则单在上海一处，不下三十五万工人皆陷于失业。”“除上海以外，中国其他工业中心遭受同样之命运。……中国工厂之被毁灭者，估计至少有八千九百二十七家。因工厂摧毁而致失业之中国工人，约有一千二百万人。”除了工厂毁灭、工人失业，他还陈述了战争给中国民众，尤其是妇女儿童所造成的种种恶果，认为侵略战争破坏了国际劳工组织所倡导的社会正义精神。他请求国际劳工局长“以中国工人痛苦情形之事实，提交国际联合会注意，如此，或可使国际联合会策动其充实的办法，以拯救几百万被难之中国工人及其家属之痛苦”。他还号召一切国家“其政府，其雇主，其劳工，或联合一致，或各自分头，毫不延迟，在此方向上，策动其有效的步骤”。
中国雇主代表林康侯在大会上的发言着重于阐述侵略战争对中国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战事使中国工商业失调，并使政府收入锐减。一切国税之征收均已减少，而因侵略者封锁中国海岸及阻碍航运之结果，中国之国际贸易遂遭受严厉打击。”他认为世界各国如对侵略者行径不加以阻止，势必影响到各国市场，“此次中国之被侵略，如不加阻止，势必造成一个国独占此广大之未来市场，而排斥外人投资以开发其天然富源之任何机会。此种最后结果，亦将为利用低廉之中国劳力，以较低之成本大量生产制造品，再得较高的技术及适当的运输设备之协助，足可统制其他各国之市场。”为此，他呼吁世界各国“在经济及其他方面予以积极的协助”。
中国三方代表在大会上集体发声，揭露侵略者暴行，陈述中国损失，阐述中国立场，呼吁国际援助，三方发言的角度、内容不尽相同，但目标高度一致，即利用国际劳工组织平台进行国际援华制日动员。然而，此时全面抗战初起，中国的国际地位有限，日本作为当时八大工业国之一，在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占据常任理事席位，掌握话语权，且该届国际劳工大会主席是巴西劳工部长法尔考（Falcao），该国政府当时采取亲日立场，因此，中国代表在发言中尽管多次提到“侵略者”，但一直未能直接点名“日本”。对于中国代表的诉求，国际劳工局没有作出正面回应，仅有局长巴特勒在会议答辞中提到“中国与西班牙代表所陈述之中国与西班牙之悲惨状况，可知战争与社会破坏系相连者。……国际劳工组织之工作不能希望于战争环境中发展，甚或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全部破坏”。这种没有明确倾向的答辞，与国际劳工组织一贯所标榜的“非政治性”定位有关，也意味着中国代表团在此次国际劳工大会上要想获得实质性援华效果困难重重。
在此次大会上，中国代表团除了集体发声之外，还尝试向大会递交提案，以期获得在国际劳工组织框架内“合法”的援华制日成果。此次大会，社会部曾拟定由中国劳方代表提交“请求各国停止向日本供应军用原料”的提案，旨在动员各国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由于该案超出大会的“非政治性”范围，因而在会上劳方代表决定临时改变提案方式和内容，联合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十国劳工代表共同递交提案，要求国际劳工局实施“挽救危机通盘计划”，为因侵略战争而失去生活来源的工人提供帮助。此十国劳工提案竟因错过国际劳工组织大会程序规定的提案递交时间，而无法作为正式提案参与审议，后经全体劳工代表努力，此案虽不作审议，但由局长将此案内容在大会通报。
此外，在大会劳工组会议上，通过了两个对中国表达同情的决议案。一是大会召开前，在6月1日劳工组举行的非公开会议上，与会劳工代表集体谴责了侵略者入侵中国的行为，“对于意、德、日三侵略国不顾文明世界之公愤，一再轰炸西班牙与中国之平民，提出最严重之抗议。工人代表对于此等不幸之人民表示同情与一致，彼等深信西班牙与中国之人民，在短期内，必能逐出其侵略者，而获得自由。”二是在大会期间的劳工组会议上，各国工人代表对中国表达了同情与声援。针对中国人民因侵略战争所遭受的种种苦难，他们“表示其对于无理由的侵略之受害者深刻的同情，宣告其对于侵略之愤慨，并竭诚敦促各国政府竭其能力，建议于国际联合会，给予中国以援助，尤望各工人组织能给予中国人民以各种可能的援助，在其本国内，为此事而发起实际的与有效的行动”。
在会议之外，中国劳工代表于会议之前拜访了英国、美国、法国、比利时等国劳工代表，对他们自抗战爆发以来对中国的声援表示感谢，并请求其进一步扩大与加强对华援助。会议期间，为表达对各国记者和劳工代表的谢意，中国代表团会同中国常驻国际联盟代表胡世泽举办茶话会，播放了抗战新闻片，尤其是其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镜头，激起与会记者和代表的义愤。其间，中国代表还在中国国际图书馆举办抗日摄影展览，持续三周，向西方观众近距离展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综合此次国际劳工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在会内的发言、提案、决议，以及会外的联络、宣传，此次国际劳工大会是一次集中地谴责日本暴行、宣传中国抗战、争取援华制日的国际动员行动，而从实际效果上看，除了劳工组的两个决议明确表达了对于中国的同情之外，从国际劳工组织的层面上看，几乎没有获得任何对中国抗战表达同情或声援的声明或决议，甚至连侵略国“日本”二字都未能公开提出，这些都充分说明此次国际劳工大会的动员效果有限。正如中国雇主代表林康侯所言：国际劳工大会“对国家社会无甚贡献”，仅“个人增加见识不少”。尽管如此，此次国际劳工大会对中国而言，是一个难得的面向全世界开展抗战国际宣传的契机，它所赢得的国际劳工界对中国的同情，将为后续中国争取国际劳工组织进一步对华援助提供舆论基础。从这一点来看，此次国际劳工大会中国代表团并非一无所获，正如劳工代表朱学范在给社会部的电文中所言：“大会进行情形，虽离我方期望尚远，然大致差堪满意。”
二、中国初步赢得国际劳工组织的同情与支持
1939年6月8日第25届国际劳工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由于此次国际劳工大会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前夕，欧洲上空战云密布，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已建立“紧急委员会”以应对可能面临的战争威胁，美国总统罗斯福倡议召开世界和平会议，苏联号召国际工人阶级援助中国与西班牙，以“建立各国工人阶级和人民反对法西斯的野蛮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挑拨者的统一战线”。而作为中国的对手方，1938年11日2日，日本宣布退出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局势的新变化意味着中国在国际劳工大会上的援华制日诉求将会赢得更多的国际同理心。此外，自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广泛争取国际劳工界的支持，自第24届大会以来的一年间，中国又通过国际反侵略大会、国际工会联合会、国际运输总工会等多个组织不断宣传中国的被侵略遭遇，在国际上营造了更为浓厚的援华制日氛围，这些预示着此次国际劳工大会中国代表团所面临的局面有所好转。在大会召开前，社会部指示中国代表团：“循吾党之政策，以工人党员之立场向国际宣扬我国抗战之伟业，揭发暴日侵略之野心，从而唤起各国劳工界对日敌之制裁。”由此观察，中国代表团出席此次大会的主要目标与上届大会基本一致，即揭露日本侵华暴行，争取国际援华制日。
在大会上，李平衡再次代表中国政府发言，他陈述了中国人民自抗战以来所遭受的痛苦，“五千万难民被迫远离其家乡，其中有赤贫难民一千六百万人，全赖政府给养”。他特别提到了近期发生的重庆大轰炸，“五月三四两日重庆之被轰炸，平民受灾至惨，死难者五千人，受伤者二千人，房屋被毁者二千三百九十一间。”不过，李平衡在发言中指出，尽管中国饱受战乱之苦，但中国的社会进步事业，开发与建设工作并未停顿，私人企业内迁，财政状况良好，中国“决不向武力屈膝”，中国人“对于武力仅能有两种答复，非抵抗即投降，中国已决心抗战到底”。
劳方代表朱学范在发言中着重阐述了战争对中国工人所造成的苦难，尤其是沦陷区的工人。他说，“中国诚有千万工人，随工业或国军，自战区向内地移撤，但尚有千万人因境遇困难，被迫留于占领区内。大部分人民，因工厂被毁而失业者，估计在二千万以上。其能在占领区内谋得工作者，则工作条件，又甚苛刻。……在许多被占领工厂内，由侵夺者经营，工人每日工作十六小时，而所得工资，不足生计，此乃众所共知之事实。”在沦陷区，中国工人“常被迫为其任军事性质之工作，或被征以筑防御工事，或搬运军火。此等工作无工资酬报，可不待言。乃竟更有惨于此者，此种无辜工人，尝遭杀戮，度为免泄漏军事秘密欤。”他还指控日本军方违反限制毒品的国际公约，在沦陷区滥用毒品。除了沦陷区工人，大后方工人的生存状况也不乐观，“日军飞机乱施轰炸，漫无目的，以致死亡日增。自北到南，自海岸到极西，几无一城市不时遭日机轰炸。……侵略者以此种无理野蛮之行为，对待中国劳苦大众，早已侮辱人类文明，遭世人之严重抗议。”他提出：“在此武装冲突中日本已被判为侵略者，并遭国际联合会之谴责，而国际劳工组织固国联之一部分也。本组织虽无权以军事或政治方法制止侵略，但认识中国工人处境之可怖，如予所述者，并尽力用法律手续改进之，则必为其责任。故予代表中国工人，请求局长考虑达到此目的之方式。”
对于中国代表的发言，6月22日，国际劳工局新任局长魏南特（J.G.Winant）在局长答辞中称：“我们不能忘记战争对中国5900万被迫背井离乡的难民所遭受的苦难，国际劳工局将在其有限的权限范围内提供一切许可的援助。”这是自中国抗战以来，首次由国际劳工组织正面回应要对中国提供“许可”的援助。
此次大会，中国代表向大会提交两份提案，一是请国际劳工局调查沦陷区内劳工实况并向全世界公布，二是呼吁世界各国工人抵制日货及罢运军需品到日本。对于前一提案，大会认为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章程调查沦陷区劳工责无旁贷，但沦陷区现在由日本占领，而日本已退出国际劳工组织，无法进行交涉，故调查一事，碍难施行。大会秘书处劝告中方自动撤回此案。后中方撤回此案并发表申明：“撤回此案，并非默认日敌暴行，乃保留将来再度提出之权。”为慎重起见，中方代表致函并面见局长魏南特，请他注意沦陷区内工人状况，必要时促进其改善。
对于后一提案，大会秘书处认为执行提案者为工人，因而建议该提案转交劳工组审议。为求此案获得通过，劳方代表朱学范在劳工组发言中强烈呼吁各国工人“声援我国，实行罢运军用品赴日，抵制日货，拒绝贷款与日”。劳工组在审议该提案时，多数赞同中方提案，仅有瑞士、瑞典、挪威等中立国代表提出反对，认为该案违反本国中立立场，如瑞士已颁布法律，禁止公开抵制外货，该国代表对中国表示同情，但若赞同抵制日货，则与其本国法律相抵触，故不能投赞成票。为消除顾虑，中方对该提案内容作出修正，只一般性表示对中国同情，至于如何制裁日本，则由各国工人酌量本国情况，分别实行。于是大会劳工组最终通过以下决议案：“参加一九三九年国际劳工大会代表，对于中国人民及劳动阶级过去二年中英勇抵抗日本侵略，谨致其深切的同情与团结一致的热忱。”“全世界工人均竭诚援助中国勇敢的人民，全世界工人阶级深信：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工农阶级——目前的牺牲，断非虚掷；中国必能保持独立，并能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恢复领土完整，获得解放。”
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积极与各国代表沟通，举办多场招待会，如招待新闻记者茶会、招待欧洲国家工人餐叙、招待美国工人代表团晚餐、招待各国代表团及国际劳工局全体职员茶会等，进一步阐述中国抗战的决心，进行国际宣传，发挥国民外交作用。
综上，中国代表团在此次国际劳工大会上的动员效果明显好于上次，在会上中国政府、劳工代表公开点名批评“日本”侵华暴行，表达中国抗战决心，寻求国际社会对华援助，并获得国际劳工局长在大会中公开承诺援助中国难民。大会劳工组通过了同情中国的提案，表达了对中国抗战胜利的信心。这些都表明，中国代表团在上次大会的基础上，已获得国际劳工组织层面的公开承诺与支持，这对动员各会员国更具体更实际的援华制日行动起到推动作用。由于国际劳工组织的职权所限，它虽无法通过直接的军事、政治行动去制裁日本，但其可以通过影响各会员国、各国工人，从而推动各国自主实施制裁日本的目标。正如朱学范所言：“国际劳工大会为世界各国工人代表集合之最高组织，各国工人团体在民众运动中占重要之地位，故各国工人组织之行动既能左右舆论，影响政治，而其直接制裁侵略行动，如抵制日货罢运军需原料赴日，均可收伟大成果。”
三、中国争取国际劳工组织建立国际劳工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1941年10月27日，时隔两年之后，国际劳工组织在美国召开特别大会。此时太平洋战争即将全面打响，在中、英、苏等大国全面参战的情况下，如何壮大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力量，防止美日妥协，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是世界格局所面临的新态势。对中国而言，全面抗战已坚持四年，如何适应国际新态势，融入到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之中，为中国抗战争取更多的外部支持和同盟军，积极推动国际劳工界建立、支持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便成为中国参与此次大会的新任务。
由于此次大会是在当时号称“民主国兵工厂”的美国召开，会议召开前后中国相关各方对于大会给予更高的期待。9月16日，陪都重庆工人团体在欢送中国代表时便提出，希望此次大会“促成以各国工人力量，督促各该国政府援华制日，并在举世反侵略运动中，促进国际工人阶级与中国工人间之携手合作。”10月27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国际劳工大会，既以‘增进世界劳工福利，维持世界永久和平’为主旨，那么，对今日国际紧张局势，尤其是中苏人民的保卫祖国战争，自然格外关切。因此，我们希望这次大会，成为一个反法西斯的大会，成为一个促进建立国际工人统一组织的大会，在大会中，规定斗争纲领，以便国际工人，集中力量，统一行动，有效的打击东西法西斯，积极的援助中苏英三国的抗战，这是这次大会的紧急任务。”10月28日，《中央日报》发表评论：“为争取反侵略国的胜利，需要世界工人动员起来，需要美国真正成为民主国的兵工厂。”
所以，从大会召开前后中国各方的声音来看，中国显然并不满足将其看成是一个战时常会，而是旨在促成国际劳工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大会。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涉及国际政治，与国际劳工组织一贯标榜的“非政治化”并不相符，为此，中国代表团在会前仍谨慎地将此行的主要任务定为“谋政府与劳资双方切实合作，以增加生产，对抗侵略者，并商讨战后之社会政策。至我抗战中劳资情形，将向大会提出报告，促起民主国家劳资各界之同情，以加强对我援助及合作”。上述中国各方的期待，虽有“不涉代表任务范围”之嫌，但中国方面仍期待中国代表团能够以“国民报国应有之义务”去努力实现，显然中国各方寄予此次大会超越于劳工之外的更多期待。
10月27日大会在纽约开幕，局长斐兰（Edward J.Phelan）提交了《国际劳工组织与重建》的报告，显然国际劳工组织将此次大会的重点放在了战后重建，而对中国而言战争远未结束，如何为战争赢得更多的同情与支持，促成更大范围的国际援助才是更为紧迫的任务。10月31日，中国政府代表、驻纽约总领事于焌吉作大会发言。他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向大会表达了中国抗战的决心，中国政府“自东三省事变以来，已对侵略者之挑战予以答复，自所谓‘中国事件’四年以来已为无限量之流血矣。抗战四载艰苦备尝，然吾人之精神则逾挫逾锐，再接再励，必至最后胜利而后止。”接着，他向大会介绍了战时中国学生迁移、工合运动等方面的进展，以此向大会表明中国“劳资团体与政府在战时完全一致合作”。最后，他向与会代表呼吁：“将大会一致之信心带回各国，此信心为何？即吾人爱好自由诸国之政资劳代表，值兹国际危急之时，共愿并肩一致奋斗，反抗侵略违背正义及奴隶之制度。”
劳工代表朱学范也在大会上发言，他首先回应了局长报告书关于国际劳工组织和复兴的有关内容，并指出：“在讨论国际劳工组织和复兴这一题材的同时，应该说一些有关复兴事业的前提，那就是战胜侵略者。”“在中国，我们已经拖住了一个轴心国的伙伴长达五十一月，使它的金融和经济瘫痪，它的一百多万军队陷于泥淖，这样就阻止了它同它的纳粹盟国联合向俄国或向南部太平洋进行冒险行动。”这其中中国工人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们承担着各种各样的战争服务工作，并与政府和资本家们合作以加大军事生产。他们一方面争取政治上的独立，另一方面又争取社会自由。”他也向大会表达中国抗战胜利的决心与潜力，提出中国的战争和欧洲的战争是同一战争的不同前线，为了政治民主和经济稳定，只有战争胜利结束时，我们才能汇合全世界的资源、市场、人类的聪明才智和劳动建设新的世界。
可见，此次大会中国代表对于战争胜利的期待，远远超过此次大会的“复兴”“重建”议题。中国代表的发言在大会上颇能引起仍处于战争之中的各国共鸣，乌拉圭、古巴、澳大利亚、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代表在大会发言中都表达了对中国的支持，号召向中国人民致敬，并保证将同世界上最伟大的民主国家一起致力于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直到取得完全胜利。
11月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白宫招待此次国际劳工大会的代表并发表演说，罗斯福在演说中四次提及中国，宣称“你们没有被遗忘，你们也不会被遗忘”，“英国、中国和苏联史诗般的立场将得到美国人民的全力支持”，“我们必须向英国、苏联和中国提供武器，而且必须现在就做，就在今天。” 罗斯福的演说对于中国代表团，乃至对于所有正在饱受法西斯战火祸害的国家而言都是一个重大鼓舞。尽管此时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美国尚未参战，但罗斯福的表态显然表明美国已打算改变持续多年的中立政策，向其他被侵略国家提供援助，也预示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即将到来。
此次大会通过多份决议案，其中与支援中国抗战直接相关的是“关于战争与和平决议”，该决议提出：“大会业已接到被轴心军队占领国家代表之报告，获悉在轴心军队占领之国家集会结社自由及一切民主权利与自由已被压制，特向中国、英国、俄国及欧洲大陆亿万之人民表示最深切之同情。”为此，大会作出决定：1.“惟有世界自由民族之胜利始可拯救世界出于绝望的混乱”；2.“向勇敢之民族表示最热烈之羡慕与诚挚之谢意”；3.“敦促所有自由民族尽其权力之最大限度，以工业所能生产之军用品供给中英俄及同盟国以求胜利”；4.“在胜利确定之后，民主国家最重要工作为建立国际间经济合作之原则”。大会还通过了由古巴、墨西哥、乌拉圭三国工人代表所提的“关于战争局势的决议”，认为任何国家在政治经济上帮助独裁侵略者与中英苏为敌，将破坏国际劳工组织的基本原则，因此要求“各国政府、雇主、工人应立即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阻止将运往中立国的货物转往侵略国”；要求“出席会议的各国政府对所谓‘中立国’与法西斯勾结一事进行调查，以便采取措施制止反民主的贸易活动，如有必要，断绝与其外交和商业往来”。
综合此次特别大会中国代表的发言及其在大会上所引起的反响，罗斯福总统在白宫有关支援中英苏三国反法西斯的演讲，以及大会所通过的战争与和平决议、工人代表提案等，都无疑表明国际劳工组织已改变前期仅在道义上声援中国的做法，转而要求会员国采取实质性援华举措，此举也表明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全面形成前夕，作为其先导，国际劳工界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已基本形成，意味着中国代表团自全面抗战以来一直所追求的动员国际劳工援华制日的战略目标已基本实现。
四、中国寻求国际劳工组织战后重建的支持
制定战后重建计划是国际劳工组织在战时便有的重要举措，上述纽约、华盛顿特别大会上局长报告书的主题便是聚焦战后重建，提出国际社会的“任何重建会议在审议社会问题时都应求助于国际劳工组织，并应将国际劳工组织作为重建机制的一部分”。尽管当时中国仍深处于战争之中，对于战胜侵略者的兴趣要远大于战后重建，但在会上中国代表仍表达了对于国际劳工组织战后重建工作的支持。
中国政府代表于焌吉在发言中表示，对局长报告书“关于和平恢复世界建设工作一意，衷心赞佩”，认为报告书是“前所未有之杰作，凡所议论皆明晰而实事求是，此实为建设未来之方案，指示吾人应取之途径，且未低估行将遭遇而须克服之困难，关于将来政策一章特别有价值，容吾人遵照之，一致努力于社会之改革”。劳方代表朱学范在大会发言中表示，“局长在报告的第二部分建议在侵略被遏止之后，国际劳工组织成为将来设立的复兴机构的一部分，我完全赞同这一倡议。”他还表示，“为了保障安全，工人们必须在战后重新规划世界的复兴会议上有发言权。”雇主代表寿景伟在发言中甚至提到了孙中山的《建国方略》，认为这就是中国的战后重建方案，希望“能够在友好国家的技术和财政援助下成功地执行这一方案”。在这里，寿景伟不仅表达了对国际劳工组织战后重建工作的支持，而且事实上提出了希望各国援助中国的战后重建。
是次大会通过“战后紧急救济及永久建设案”，要求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向各会员国政府建议，在设计和实施战后重建计划时注意多与国际劳工组织合作，在战后世界和平与建设会议中应邀请国际劳工组织参加，各国政府应设立战后重建机构，从事战后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研究，且要与国际劳工组织交换意见。决议案要求理事会设置小型的三方委员会，研究并制定战后重建方案，处理战后失业问题，该委员会要获得专家的技术指导，且与会员国相关机构合作；国际劳工组织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机构，如国际公共工程委员会、常设农业委员会、常设移民居留委员会、海事联合委员会等，以具体落实重建方案。决议案要求理事会就“改良劳动标准、经济进步、社会安全”等战后建设进展向国际劳工大会报告，并指导国际劳工局就执行该决议案拟定工作计划。该决议案对于国际劳工组织及其各会员国的战后重建工作有一定指导意义。
是次大会还通过了“关于战后重建经费的决议案”，“鉴于战争在无法预见的日期和情况下结束，可能会导致数百万工人因生产停止和军队复员而失业，从而导致有关国家和人民的混乱与不安，会议建议那些参与战争或可能涉及的国家建立必要的基金，用于战后第一年工业重整和工人进入平时活动的经费，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困难或失业危机，这些基金还将用于必要的经济调整，以确保各国人民的未来。”
对于国际劳工组织的战后重建计划，中国一直表示支持，并在重建机构经费分摊、重建资料分享、重建经费筹措等问题上持合作态度。1942年5月中国政府根据1941年大会所通过的“由国际劳工局设置战后建设机构，主持战后社会经济复兴之计划事宜，其经费由各会员国分担”的决议，将中国应摊的经费7748美元汇交国际劳工局。1942年6月国际劳工局致函中国政府，请中国政府根据1941年大会通过的战后重建决议案，组织战后建设机关，以研究战后国际社会经济建设问题，并与国际劳工局的战后建设计划工作取得密切配合。在信中，国际劳工局建议各会员国就各国重建机构的组成、职能和活动定期向国际劳工局提供资料，国际劳工局应作为各国重建机构之间的交流中心。实际上，中国政府早在1940年9月2日便已成立中央设计局，直属于国防最高委员会，该局的工作目标“不仅应着眼到战时的需要，还要侧重战后的复兴”。战后重建工作纳入了中央设计局的范畴，故而国际劳工局要求各会员国与之配合，定期提供重建资料时，这项工作便主要由中央设计局负责，“我国于战争结束以后，所有经济建设，均须分别进行，力谋发展，各项计划，现均由中央设计局汇编，国际劳工局所函供给资料，似可由该局酌核办理。”根据1943年12月理事会的报告，截至当时已有包括中国、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在内的28国向国际劳工组织提供了重建资料，应中国、阿根廷、委内瑞拉的要求，国际劳工组织向三国提供了其他各国的重建计划备忘录。
国际劳工局也很关心各国战后重建资金的筹集，并建议“国际财政金融合作谋各国采取平行政策”，对此，中国财政部回应称：“我国对于外人在华投资及国际财政金融合作向表欢迎，并依法予以保障，信誉卓著。将来战后百废待兴，自仍须借助国际资金及技术合作，俾各项经济建设计划得以迅速完成，于解决世界战后劳工就业问题及提高劳工经济生活水准，亦可收相辅合作之效。” 由此可见，中国方面对于国际劳工组织的战后重建计划从制定到实施、从形式到内容上都展现出支持与合作的立场。
尽管中国一直对国际劳工组织的战后重建工作持合作的态度，中国代表也很早就表达了希望国际劳工组织在技术和资金上支持中国战后重建，但基于战争的走势，中国寻求国际劳工组织实质性战后重建的支持要晚一些，整体上与二战的走向相一致。1943年12月，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在伦敦开会，战后重建是会议重要议题之一。在该次会议上，中国出席代表金问泗表示：“无论在战时还是战后，中国在经济、社会领域都将面临许多困难，中国需要为8000万难民提供紧急救济，目前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正在组织救济，此外还有通货膨胀及其他灾难性事件的影响，在面对这些问题时，中国政府愿意得到国际劳工组织的援助。”是次会议决定于1944年4月在美国费城召开第26届国际劳工大会，拟定了会议的七项议题，其中国际劳工组织的未来政策、联合国战后社会政策、由战时转入平时的就业组织、战后的社会安全等议题均事关战后重建，故而以费城大会为标志，国际劳工组织正式进入了战后重建阶段。
中国方面对于费城会议在解决战后重建问题上充满期待。1944年3月28日，重庆文化团体举行欢送会，国民外交协会理事长吴铁城希望“这次国际劳工会议对于最后胜利的争取和战后世界和平的重建都将有其贡献”。《中国劳工》杂志发表社论，希望中国代表“应乘机联络一切国际机构，运用国际的力量，得道者多助，对于我国战后劳工复员困难的克服，实在助力不少”。中国劳动协会致电慰问，并期待本次大会“对于解决目前及战后社会经济问题与夫改进一般劳工福利，并加强同盟国之合作，必有伟大贡献。吾人更信此届大会关于战后世界和平、社会建设，亦有非常之成功”。可见，战后重建是中国各方关注此次大会的焦点，并寄望借助于国际力量帮助中国重建。
由于国际劳工大会的职责是讨论战后的社会政策，并不直接涉及具体的重建方案，故而中国代表团的总体策略是在社会政策上采取“持重”态度，并积极利用国际劳工组织平台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战后重建的支援。之所以采取“持重”态度，是因为当时东西方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提出过高的劳工保护标准中国在事实上难以做到，“我国人民生活情况比较尚属低下，若在会有所积极主张，而为事实所做不到，必将授人口实。然提高社会经济水准为一贯国策，故遇他国提倡标准较高之保护劳工办法，若非与我国利益有害者，概皆赞成，以见我国并不落伍，且将于战后集中国力以赴之。”但“持重”并不是不作为，但凡沦陷区劳工的权益保障、战后军队士兵的复员、战后的国际投资与技术援助、海外侨工权益保护、国际劳工组织的亚洲策略，这些问题都涉及中国的战后重建工作，需要中国代表团利用大会积极争取。
费城大会开幕后，中国代表团积极参与各项议题的讨论，并利用大会平台表达中国主张。会上，政府代表李平衡报告了中国自抗战以来在社会建设上取得的进展，尤其是在社会行政机构设立、社会法规制定、社会事业开展、推动工农业进步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他特别提出，为促进战后中国工业发展，应加强同外国资本技术合作，“以外国资本技术之协助，中国工业化之实现无疑的必将更加迅速，而世界之商业亦必随之扩张也。同时债权者不但可以有利的寻得剩余资本之出路，且可因此解决其国内之就业，及转变战时至于平时生产之各种问题”。李平衡还就战后沦陷区工人遣送待遇问题寻求国际劳工组织的支持，表示“中国政府热切希望待遇范围应当放宽，俾可包括战前战后被敌人自沦陷区内逐出之外侨，再回其向日工作之地安居乐业”。劳方代表朱学范在大会上的发言同样注重国际劳工组织与战后中国的技术合作，表示“中国政府将不惜利用国劳之经验及技术通盘筹划社会保险、工人住宅及工资政策问题”。资方代表李铭在大会发言中着重强调了中国战后重建对于国际资本的需求，表示“外资开发中国实业为中国政府及人民所欢迎”，针对局长报告书所提设立国际机构以促进国际资本流动，他表示此为“吾人所最感兴味者”。他还提请大会注意战后退伍军人的复员利用问题和沦陷区技术工人利用问题，认为对他们进行技术训练，可以助力战后中国的建设。
对于中国方面的诉求，费城大会决议部分有所体现，如关于战后劳工复员问题，大会建议联合国善后救济应协助恢复工农业生产，强调“军队士兵与其他服务员工及俘虏以及强被征役各人民之复员计划，必须于各个人以最公平之待遇，并使其能于恢复平民生活后，获有充分发展之机会”。对于战后国际投资问题，大会要求“运用各种可能方式扶植工业落后国家，助其奠定本国工业基础”，同时强调“国际投资所开发之企业必须有保障劳工利益，改善劳工福利之设施”。不过，由于此次大会的中心任务是确定国际劳工组织未来政策方向和社会政策目标，并不涉及战后重建的具体工作安排，故而对于中国方面的重建诉求仅在原则上予以适当体现，并未有实质性内容。
结论
考察抗战时期中国参与的几次国际劳工大会可知，战时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无论是中国还是国际劳工组织的情况都与战前大为不同，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的生死时刻，国际劳工组织则伴随欧战全面爆发而进入紧急时期。随着双方由平时进入战时状态，中国参与国际劳工组织的工作重点已与战前大为不同。在战前中国增进发展与国际劳工组织的关系，旨在充分援引国际劳工组织的劳工立法经验，建立与完善中国自身的劳动法系，而进入战时之后，中国自身的劳动法失去了继续生存的土壤，故而中国保持与国际劳工组织的关系，其目标已不再聚焦于劳工事务本身，转而充分利用国际劳工组织的平台，揭露日本侵华暴行，赢得国际社会同情，动员国际社会援华制日，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争取对于中国战后重建工作的支持，总体上已转向服务于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需要。不过，由于国际劳工组织的“非政治性”和国际劳工组织的制度安排，决定了国际劳工组织无力干预劳工之外的国际事务，国际劳工组织所作出的任何决策只有为各国政府采纳才具有法律效力，而在战时的乱局之下，德意日法西斯竞相退出国际劳工组织，其他交战国也忙于战争事务而无暇顾及其他，因而，中国在战时利用国际劳工组织平台动员国际劳工援华的实际效果需谨慎看待。
原文载《安徽史学》2026年第1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