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汉语言文学研究》2025年第4期“情感研究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专辑。
作者简介：路杨，北京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
摘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抗战文化工作者借助多种媒介、技术与艺术形式，通过对公众情感的激发与调动，生产出新的国家认同、主体意识与情感联结。然而作为重要的动员技术，抗战演说在情感动员上的“失效”构成了诸多作家共同关注的现象与问题。萧红小说《孩子的讲演》以西北战地服务团中的一个小勤务员在政治集会上演讲“失败”的心理戏剧为依托，对抗战初期的情感动员机制及其有效性展开观察与批判。动员技术在战争中的制度化与程式化带来的并非情感动员的有效性，反而暴露出真正深入民众生活的情感实践机制的缺失。
关键词：萧红；《孩子的讲演》；抗战动员；演说；情感实践
一
1940年7月7日，郭沫若在总结抗战全面爆发三年来文化战线的实绩时，特别谈到文化工作者在抗战动员中引发的情感效应：“流动剧团、歌队、放映队，流到四方，四处都有广大的群众受着鼓舞。《大刀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打回老家去》等等抗战歌曲流传到深山中的牧童口里，拣煤渣的贫儿口里。一批又一批的文艺工作者、新闻记者涌上前线。工作队、宣传队、漫画队、孩子剧团、慰劳队、服务队等等，一队复一队的走向军队，走入乡村。兵营、战壕、广场、原野都成了课堂。抗战话剧、抗战电影特辑、救亡歌曲，成为武装同志与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前方将士英勇的战绩兴奋了后方人民；后方人民踊跃的输将鼓励了前方将士。热烈的民族意识，高扬的政治水准，把前后方打成了一片。”1其自身的政治表达与诗学实践也特别倡导文艺在战时“精神总动员”中“由情以达意”的政治有效性。在20世纪40年代广泛的战争动员中，抗战文艺工作深入广大的内地与基层社会，借助多种媒介、技术与艺术形式，通过对公众情感的激发与调动，生产出现代民族国家想象、新的个人与集体，以及新的日常生活与情感联结。如借用裴宜理的概念，抗战动员的历史效能离不开其中大量的“情感工作”，尤其是以感奋、鼓动为主要形式的“情感提升”（emotionraising）模式。2其中，抗战演说以其面向大众的启蒙姿态、感官技术和情感调动机制3，构成了抗战动员工作中重要的情感实践方式。
谈及“演说”的政治功用，陈平原提到追随孙中山闹革命的袁泽民关于演说“小可以结合志意之团体，大可以造就世界之舆论”的期许时，敏锐地指出“这一设想，未免过于理想化”4。演说与社会动员、舆论引导之间的复杂关系，不仅深刻地受制于背后的“政治/经济实力”5，也与这一实践方式与具体的现实结构、受众经验之间的贴合程度密切相关。作为现代演说的又一个“高潮”时期，全面抗战要求的全民动员虽然打破了“说话的禁忌”6，但也为演说者的位置、姿态，及其面对战时民众的话语方式带来了新的挑战。战争首先带来的是文化中心的转移和城乡格局的变动。在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包括知识社群与文化机构的内迁）构成的社会流动中，诞生于都市文化语境中的演说也面临着从中心地带走向边远基层，从城市空间转入乡土世界的剧变。实践场域、经验结构、受众群体的变化，如何影响了这一情感动员的技术、媒介与社会效应？尤其在情感动员逐渐普遍化和日常化的战争语境中，伴随着战地服务团、抗敌演剧队以及各种民众救亡团体的活动，演说的技术和文化在得到推广与普及的同时是否也会出现新的问题？事实上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抗战演说在情感动员上的“失效”，构成了诸多作家在其战时写作中共同关注的现象与问题。
如果说张天翼笔下的“华威先生”在各种抗战集会上空泛、矫饰、千篇一律的演说，讽刺的是抗战工作中不切实际、徇私谋利的官僚主义与虚浮作风，那么在萧红的小说中则可以看到，在抗战动员中被制度化与日常化的“演说”在普通民众那里发生的荒诞变形。萧红在1940年创作的长篇小说《马伯乐》中，曾以反讽的笔触写到这样一个场景——船老板为了掩盖发国难财的目的，面对船上的难民发起了一场慷慨激昂的“爱国演说”：
“我为的什么？”而后很沉静的说了第二句，“诸位是为的逃难，是想要从危险的地方逃到安全的地方去。而我呢，南京一趟，汉口一趟的，我是为的什么？我是为的诸位呀！换句话说，我就是为的我们的国家民族。若不然，我们何必非干这行子不可呢？就说我这只船吧，载点什么货物的就不行吗？难道不载客人就烂到家里了吗？不过就是这样，在国难的时候，有一分力量就要尽一分的力量，有枪的上前线，没枪的在后方工作。大家在逃难的时候，忍耐着一点，也就过去了，说三道四，于事无补，白起磨擦，那是汉奸的行为。”
…… ……
船老板一边说着，一边拍着胸脯，凛然一股正气，把船上所有的人都说服了，说得个个目瞪口呆，有的感动得悲从中来，含着两泡眼泪，说：
“中国亡不了……”
…… ……
听了船老板这样反复的坚强的宣言，人们都非常感动。至于这船的“破”，这船的“慢”，那些小节目，人们已抛开了，只是向着中国整个的远大的前程迈进着。
乘客们在感动之余，不分工、商、农、学、兵，就一齐的唱起《义勇军进行曲》来！7
船老板空洞虚伪的演说与船客们群情感奋的聆听，呈现出一种暧昧的情感动员场景。这些从抗战演说或政治口号中习得的民族国家或抗战动员话语都是极易说出口的，却和小说中大量混乱、无序、人人只顾自保的逃难经验形成了割裂与错位，造就了一种反讽的奇观。我们似乎不能完全否认船上众人为抗战掬一把热泪的真诚性，又或者说，这种公众激情正是最容易被高蹈的演说话语所鼓动的；但问题在于，这种所谓的“情感动员”显然不能真正调动起民众理性、克己的道德力量，更难使其超越切身利益，切实投身于抗战建国的具体事业，成为作家理想中踏实工作、坚忍不屈的民众力量。换言之，依托于战时全民动员氛围中可以轻易习得的政治话语、演说修辞与身体姿态，面向公众的情感调动已非难事，但如何从短暂的、激发式的情绪控制导向长久、有效的集体行动，构成了抗战动员中的情感实践所需面对的难题。在这类战时流亡途中的碎片化观察之外，萧红也曾跟随身边的左翼作家群体及战地服务团辗转于西北农村，抗战文化团体与文化工作者在政治集会中的演说场景以及情感动员的效用问题，也由此进入了萧红的小说视野。
二
萧红写于1938年的小说《孩子的讲演》，以《七月》同人与丁玲带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同行时的见闻为基础，讲述的是战地服务团里的一个九岁的小勤务兵在欢迎会上讲演的故事。然而，萧红对于欢迎会上的讲演情境和情感氛围的呈现，尤其是对孩子王根敏感、幽微的心理过程的想象，却显现出与其他同行作家截然不同的观察方式。从武汉到临汾再到西安，对于文学友人们常常参与的抗战宣传活动或政治集会萧红似乎一直不大热衷，总是保持着一种孤独而疏离的姿态与默默打量的眼光。在这种静默的观察当中，萧红特别关注也特别喜欢书写战争中的儿童：被腰间挂刀的兵士紧紧抱在怀里的婴儿、过路队伍里面庞稚嫩的孩子兵、保育院里自言自语的流浪儿等等，总是在坚硬而残酷的战争现实里激起萧红柔软的想象与感情。在1937年11月写下的散文《两种感想》中，萧红记录下自己看到孩子兵时的联想：“在这行列之中，也走着孩子兵，那脸孔，和一张新封起来的小圆鼓那么平滑，我偶然听到他们的喉音，使我想到了还没有成熟的鸟雏的呀叫。这就是我们中华受罪的民族！”8不同于散文中的叙述过快地上升到了民族国家话语，《孩子的讲演》虽同样瞩目于被组织进抗战工作中的儿童，小说的叙事声音却要复杂得多。虽然小说隐去了确切的名称，但仍能看出应是以临汾民族革命大学的干部、师生迎接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欢迎会为背景的，而故事的主人公小演讲者王根正是战地服务团中的一员。饶有意味的是，在叙述欢迎会与叙述孩子王根时，叙事者的姿态和声音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叙事距离。大多数时候，叙事者都在以一种旁观者式的、反讽的姿态观察欢迎会上的其他成年演讲者与听众，但每当聚焦到孩子王根时则会转为一种真诚、体贴的叙述姿态，甚至有时还会进入到王根的内视角和内心世界，对欢迎会上的人与事展开一种陌生化的观察与儿童式的理解。
在某种旁观者式的视角下，欢迎会的氛围是热烈的，却充斥着高度同质化的声音与话语：
由于开着窗子和门的关系，所有的讲演者的声音，都不十分响亮，平凡的，拖长的……因为那些所讲的悲惨的事情都没有变样，一个说日本帝国主义，另一个也说日本帝国主义。那些过于庄严的脸孔，在一个欢迎会是不大相宜。只有蜡烛的火苗抖擞得使人起了一点宗教感。觉得客人和主人都是虔诚的。9
演讲者大多人云亦云，听讲者似乎也并不很严肃，掌声、笑声和起哄声淹没了一切其他的声音：“在掌声中人们就笑得哄哄的，也用脚擦着地板。因为这大厅四面都开着窗子，外边的风声和几百人的哄声，把别的一切会发响的都止息了；咳嗽声，剥着落花生的声音，还有别的悉悉索索（笔者按：原中如此，应为‘窸窸窣窣’）的从群众发出来的特有的声音，也都听不见了。”10孩子王根并不理解人们在笑什么，他的追问淹没在这样的声音里，也正是被这样的声音推上了演讲者的位置。
作为战地服务团里最小的勤务员，王根在革命队伍里学会了“抗日的道理”和文艺宣传的方式，虽然还没有参加过这么大规模的晚会，但在战地服务团里学到的一切显然赋予了他极强的充实感与尊严感：
王根他记得从出生以来，还没有这样大量的吃过，虽然他从加入了战地服务团，在别处的晚会或欢迎会上也吃过糖果，但没有这样多并且也没有这许多人，所以他回想着刚才他排着队来赴这个欢迎会路上的情景，他越想越有意思，比方那高高的城门楼子，走在城门楼子里说话那种空洞的声音，一出城门楼子，就看到那么一个圆圆的月亮，而且可以随时听到满街的歌声，这些歌子，他也都会唱。并且他还骄傲着；他觉得他所会的歌比他所听到的还多着哩！他还会唱小曲子，还会打莲花落……这些都是来到战地服务团里学的。
“……别看我年纪小，抗日的道理可知道得并不少……唾登唾……唾登唾……”他在冒着尘土的队尾上，偷着用脚尖转了个圈，他一边走路一边作着唱莲花落时的姿式。11
然而正是在听众们不够严肃的哄笑声与孩子王根自尊心极强的讲演之间，萧红构造了一场由“听”与“说”之间的错位引发的心理戏剧。事实上，这并不是王根第一次讲演，但“因为这地方人多，又都是会讲演的，他想他特别要说得好一点”，因此格外紧张，但当他一开口，周围的人就笑了起来，“这种热情并不怎样尊敬他，多半把他看成一个小玩物，一种蔑视的爱起浮在这整个的大厅”12。王根讲演的内容并不复杂：“我离开家的时候，我家还剩三个人，父亲、母亲和妹妹，现在赵城被敌人占了，家里还有几个人，我就不知道了。我跑到服务团来，父亲还到服务团来找我回家。他说母亲让我回去，母亲想我我不回去，我说日本鬼子来把我杀了，还想不想？我就在服务团里当了勤务。我太小，打日本鬼子不分男女老幼。我当勤务在宣传的时候我也上台唱莲花落……”13然而正是在这样简单、质朴的讲演面前，笑闹中的听众逐渐被吸引，两种叙事姿态之间的距离也开始得到一个短暂的弥合：
又当勤务，又唱莲花落，不但没有人笑，不知为什么反而平静下去，大厅中人们的呼吸和游丝似的轻微。蜡烛在每张桌子上抖擞着，人们之中有的咬着嘴唇，有的咬着指甲，有的把眼睛掠过人头而投视着窗外，站在后边的那一堆灰色的人，就像木刻图上所刻的一样，笨重，粗糙，又是完全一类型，他们的眼光都像反映在海面上的天空那么深沉，那么无底。窗外则站着更冷静的月亮。
那稀薄的白色的光，扫遍着全院子的房顶，就是说扫遍了全个学校的校舍，它停在古旧的屋瓦上，停在四周的围墙上。在风里边卷着的沙土和寒带的雪粒似的，不住的扫着墙根，扫着纸窗，有时更弥补了阶前房后不平的坑坑洼洼。
一九三八年的春天，月亮引走在山西的某一座城上，它和每年的春天一样。但是今夜它在一个孩子的面前做了一个伟大的听众。14
与其他演讲者千篇一律的抗日话语相比，孩子的讲演中那些具体而真切的经验深深打动了听众，甚至产生了一种直抵历史与自然的情感力量，叙事者的姿态也从此前有距离的反讽转为一种真诚的静观。在这个颇具宗教感的场景中，“一九三八年的春天”和“山西的某一座城”这一具体的历史时空的引入，使月亮这一亘古不变的自然意象成为一个伟大的见证者，它所见证的正是一个孩子的战时生活之于这场“神圣的抗战”的意义。然而这种庄严的氛围并没有维持太久。当王根想要按照以往讲演的一般流程继续下去时，讲演却被人们热烈的掌声打断了：“他就心慌起来，他想他的讲演还没有完，人们为什么鼓掌？或者是说错了！又想，没有错，还不是有一大段吗？还不是有日本帝国主义没有加上吗？”15王根在慌乱中陷入一种失语的状态，听众们因为怜爱他那认真而稚拙的模样而哄笑起来，却引起了孩子极大的误解：王根以为自己的讲演完全“失败”了，将听众善意的“爱悦”理解成了“嘲笑”，因而伤心地痛哭起来，并连着做了一个礼拜讲演失语的噩梦。小说最终是以一个多少有些残酷的成长时刻作结的，王根终于还是克服了孩子式的恐惧：“现在王根一点声音也没有就又睡了，虽然他才九岁，因为他做了服务团的勤务，他就把自己也变作大人”16。
三
小勤务员王根参加战地服务团的具体经历以及这场关于讲演的小小风波并非出自萧红的虚构，而是来自《七月》同人在这次西北之行中的真实见闻，而王根的原型正是丁玲所在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中的儿童队员。1937年11月，丁玲曾在散文《孩子们》中写到西战团里的儿童队：不少孩子其实都是山西当地的老百姓在参加完西战团的晚会之后送来的，而有些孩子则是近乎执拗地主动要求参军或加入战地服务工作。其中有一个叫张百顺的孩子是模范小学的学生，据学校的教员介绍，“他日日夜夜要打日本，可怜他父亲几次进城来，母亲日夜在家里哭，他一看见八路军就要跑去当兵”。另一个孩子张如亭几次离家出走要去当红军或童子军，父亲最终没有办法只好把他送到服务团来。还有一个叫李强林的孩子，父亲临时变卦舍不得孩子走，可“孩子什么都不听，宁死也不肯回去”，“撅着嘴只有一句话，如若将来被日本人杀死，不如现在死”17。这些儿童队成员加入服务团的经过和萧红小说中王根的讲述几乎如出一辙。可见加入红军、八路军、童子军或战地服务团，对于当时西北农村处在战争威胁之下的家庭和个人而言，已经成为战时儿童的一条新的出路，至少比留在家乡更有生的希望。因此，丁玲的书写更侧重于从外部记录这些孩子的倔强、坚定与懂道理：“这些个儿童几乎都有一段奋斗历史，他们是聪明的，有能力的，坚决的。”18萧红在小说中并没有否认这一点，更没有否定战地服务团里的儿童教育带给王根的那种崭新的尊严感与神圣的责任感，相反，恰恰是这一点构成了王根演讲中最打动听众的部分。但与丁玲不同的是，萧红更侧重从内部心理世界与情感反应的层面刻画儿童进入革命队伍之后不甚兼容于集体性的政治活动与成人世界的那种紧张与孤独。
实际上，这次奇特的讲演经历很可能是萧红和《七月》同人在辗转临汾、运城和西安途中的一次真实的见闻。1938年4月，聂绀弩在记录这次西北之行的一组“地方特写”中特别写到了八路军中一群做勤务员的“小鬼”：“他们年纪青，面孔漂亮；衣著因为自己勤快，总是洗得干干净净，谈话又带着许多崭新的名词，足以使平常对政治问题冷淡的人听了惊叹他们底博雅”，工作认真负责又细心机敏，并且具有很强的自尊心与平等意识。文中就提到西北战地服务团里的一个“小鬼”在山西的欢迎会上讲演的故事，讲演的内容和过程与萧红小说中王根的故事几乎是一样的：“那内容其实是应该使人哭泣的，可是几千个听众却哈哈地笑了。大概也因为他讲的实在并不熟练吧，但主要的，恐怕还是因为他年纪小，表情和动作都显出初次在大庭广众中出场的不自然，而在听众看起来，确是有些滑稽。”19结果“小鬼”以为自己的演讲失败了，当天晚上躲在院子里哭了一个多钟头，晚饭也没有吃。比起聂绀弩对“小鬼”们单纯的赞美之意，萧红不仅打开了孩子敏感曲折的内心世界，更增添了很多具有悖论性的细节，例如听众的反应并不完全如聂绀弩所说只是哄笑，也有被深深打动的静穆时刻。更重要的是，聂绀弩对于“小鬼”的书写其实很强调革命队伍日常生活中的平等氛围，但萧红却恰恰从听众的哄笑中辨认出了一种虽无恶意却也并不平等的“蔑视的爱”20。
通过构造孩子的自我意识与听众反应之间的错位，萧红的小说其实显影出一种儿童与抗战动员工作之间的距离感：孩子虽然能够习得抗战宣传的工作模式，却并不能真正理解战争动员的内在逻辑，因此和其他成年人在欢迎会上的放松、自如相比，王根是高度紧张、敏感，甚至是有些恐惧的，并且带有儿童特有的好胜心与脆弱的自尊心。对于讲演，王根似乎只是按照平常所练习多次的那样去表演一种程式，但当其中真切的情感经验引起了人们的共情和掌声时，王根反而不能理解，他也并不真正明白讲演的意义何在：“他的眼泪已经浸上了睫毛，他什么也看不见，他不知道他是站在什么地方，他不知道自己是在做什么。”21但叙事者的双重姿态却透露出，这个懵懂的孩子对待讲演和欢迎会的态度反而比其他演讲者和听众更认真也更虔诚。对于在场的其他成年人而言，频繁召开的政治集会似乎正在渐渐失去意义：“这欢迎会开过了，就被人们忘记了，若不去想，就像没有这么回事存在过”22但对于王根而言，这次欢迎会却留下了噩梦式的阴影，并强迫他变成一个对被众人围观、对话语的断裂、对难以理解的成人世界与动员仪式逐渐习以为常的“大人”。
四
在反讽与真诚、滑稽与庄严的不断转换之中，萧红笔下的抗战动员工作浮现出一种暧昧感。小说写出的是抗战动员活动的复杂面向：欢迎会与讲演诚然有“真”的一面，使人们能够对那些真切的苦难与坚定的抗争感到动容，但也有其程式化和表演性的一面。徐兰君曾通过梳理边区儿童教育和战地服务团的抗战宣传实践，关注王根“作为一名战时儿童宣传者在公共政治集会中的恐惧和失声的意义”23。其中提到上海儿童书局出版的一本题为《儿童演说法》的图书（1934年初版、1937年与1940年两次再版），可见作为技术、训练与文化的演说在1930年代已经辐射到不同年龄、代际的演说者，并在抗战动员中得到应用和加强。在小说中，这种程式化也渗透到对情感话语的调用、对情感节奏的安排以及情感表达的形式方案当中：既表现在每个讲演者都诉说着大同小异的苦难，并无一例外地要在结尾处将其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动员话语关联在一起，又表现在对于王根这样的孩子而言，讲演本身就与唱小曲子、打莲花落没有什么差别，都要表演得完整、利落、“说得好”才行。但这就使得“孩子的讲演”在讲演者的实际（当做表演）与听众的接受（受到感染）之间形成了一个反讽的结构。对于王根而言，最终没有自然地、完整地说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样动员性的结尾就意味着表演的失败，但对于听众而言或许并不那么重要。换言之，与空洞的抗战口号相比，一个孩子讲述自己参加抗战的经历和决心，在情感动员的效果上反而更具有象征性和感召力。如果我们将王根的讲演从庄严到反讽的两个阶段视为一个寓言，萧红或许是在经验的层次上做了一个判别：抗战中真切的情感经验表现为一种能够打通历史和自然、动人而庄严的形式，而政治集会与动员话语则使得小小的言说者感到紧张和费解，反而造成了集体与个体之间的隔膜与距离。这就从反面透露出，作为一种训练程式和动员技术的演说，反而可能使真切的情感经验陷入难以被直接言说，也无法被受众有效接受的困境。
关于儿童在革命队伍与抗战工作中的经验问题，徐兰君曾以丁玲写于1937年4月的小说《一颗未出膛的子弹》与萧红小说对读，透视二者看待儿童的不同视角。但在抗战动员与情感实践的问题上，丁玲的这篇小说值得更深入的细读。小说写的是一个路遇轰炸而掉队的小红军躲入附近村庄，在村民的保护下躲避东北军的故事。小说开头的动人之处在于小红军和老百姓之间如何建立起信任与情谊，以及小红军对于军队生活的怀念。在这个过程中，丁玲也写到了一个孩子的讲述时刻。村民们围坐在孩子身边，“大家都高兴地来盘问着，都显着一个愿望，愿望他能说出一点真情的话，那些关于红军的情形”，希望卸下他的警惕与戒备：“你放心！尽管说吧，咱都是一家人！”正是在这样热情的氛围中，孩子开始了他的讲述：
天真的、热情的笑浮上了孩子的脸。像这样的从老百姓那里送来的言语和颜色，他是常常受到的，不过没有想到一个人孤独的留在村上却来得更亲热。他暂时忘去了忧愁，他一连串解释着红军是一个什么军队，重复着他从小组会上或是演讲里面学得的一些话，熟练地背着许多术语。
“红军是革命的军队，是为着大多数工人农民谋利益的……我们红军当前的任务，就是为解放中华民族而奋斗，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因为日本快要灭亡中国了，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都要参加红军去打日本……”
他看见那些围着他的脸，都兴奋的望着他，露出无限的羡慕；他就更高兴。老太婆也扁着嘴笑说道：
“咱一看就看出了这娃娃不是咱们这里的人，你们看他那张嘴多么灵呀！”
他接着就述说一些打仗的经验，他并不夸张，而事实却被他描写得使人难信，他只好又补充着：
“那因为我们有教育，别的士兵是为了两块钱一月的饷，而我们是为了阶级和国家的利益，红军没有一个怕死的；谁肯为了两块钱不要命呢？”
他又唱了许多歌给他们听，小孩子们都跟着学。妇女们抹着额前的刘海，露出白的牙齿笑。……24
与萧红笔下的王根在讲演中的局促、紧张、失语相比，丁玲笔下的这个小红军的讲述时刻有诸多不同：这个孩子恰恰是在一个亲切、真诚、放松的家庭式的情感氛围（“咱都是一家人”）中，自愿地（而非被动地）讲述着自己的部队经验，及其关于革命队伍的理解。丁玲并没有回避，这样的讲述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的也是一种动员话语的习得，即“重复着他从小组会上或是演讲里面学得的一些话，熟练地背着许多术语”，但这个讲述的情境却并没有因此失去其真诚性。相反，这个从部队里学到了“新道理”的孩子面对老百姓热情的好奇心，恰恰是要通过讲述，把这些他在军队教育中学来的道理、歌曲继续传递下去，这才使得“小孩们都跟着学”，村民们也纷纷表示“我们大家都跟你去，好不好呢”25。应当说，这种情感和经验上的联结是非常令人动容的。这个小红军的讲述因其发生在一种日常生活的情境与氛围当中，勾起了村民们关于红军的记忆与兴趣，使得民族国家话语的嵌入也显得比较自然。但萧红笔下的王根面对的则是一个似乎有些异化的情境：在这个主要由知识分子、干部、师生构成的欢迎会上，“讲演”变成了一种形式化的“仪式”，众人讲述的经验也失去了情感的真切性与感染力，呈现为一种重复的、均质化的话语形式。王根的讲述之所以能打动人，恰恰是由于其中包含了一种真切的经验质地与情感力量，从仪式化的集会空间中突围而出，既与战争威胁下人心深处的柔软地带相遇和，又与月亮、古城和伟大的抗战相联通。如果说王根的窘境与一种讲述战时生活经验时的异化状态有关，那么丁玲笔下的小红军面对村民的讲述则并没有与农村百姓的日常生活及情感经验本身相脱离。因此，与其说萧红是在批评抗战动员话语或民族国家话语的空洞性，倒不如说是在批评政治集会的形式化对于真切的战时体验与真诚的主体感的伤害。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欢迎会之前，王根在服务团和乡村中的演讲都是成功且熟练的，只有这一次面对如此众多陌生的听众和不严肃的笑声时才触发了这样深刻的窘迫感与孤独感。由此可见，萧红或许并非像已有研究所指出的那样，是在强调个体经验的意义上与左翼文学观产生了分歧26，而是在左翼文学和抗战文艺的内部，从自身的观察出发对抗战初期的情感动员机制及其有效性展开批判性的观察。事实上，在成功的演说与时代脉搏共振的同时，总体性的社会风潮与制度形式是否也会裹挟那些缺乏自觉的演讲者，甚至被追风逐势的演讲者所利用，使演说失去切身经验中包蕴的情感动能、历史内容与行动方向，脱离于实际生活中的民众经验、情理结构与现实基础，成为抗战动员中新的难题。萧红在战时生活中观察到的这种异化的困境，不仅在于演说者的主体状态，也在于对受众群体动员效应的削弱甚至丧失。在赵树理、丁玲、周立波的小说中，面对文化能力与理性思维并不发达的农民群众，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类在演说中高谈阔论，将抽象、难懂的政治术语挂在嘴边的革命工作者，其演说虽然不断在表达关于“群众”的理解与要求，却与真正的群众生活及其情感世界存在深刻的隔阂。这样的动员工作既缺乏五四时期的演说家和听众之间共同的文化语境与知识背景，更与基层社会和农村群众的经验世界、心理基础、情感结构相脱离，因而其动员与组织工作也很难得到接受与配合。换言之，动员技术在战争中的制度化与程式化带来的并非情感动员的有效性，反而暴露出真正深入民众生活的情感实践机制的缺失。
与萧红观察到的这类失效的情感动员相对，丁玲此后在西战团和延安的实践或许代表了在政治集会、抗战演说之外的另一种情感工作的方式。在丁玲、赵树理、柳青的小说中，真正在动员工作中发挥作用的往往并非侧重观念输出和情感唤起的演说，而更多是小红军式的讲述、李有才的快板，或村干部苦口婆心的“拉谈”。这类实践方式更注重工作者与群众之间你来我往的情感互动，对群众的引导和组织也并非寄望于一呼百应的情感动员，而更需要耐心、深细的感知、理解、磨合与联结。面对民众意识的复杂性与现实结构的难题性，真正切实的情感实践具有的历史效能既在于要面对旧的人情、道理与秩序，更在于缔造新的历史主体与人心向背。
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情感政治视域下的解放区文艺研究（项目批准号：22CZW04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郭沫若：《三年来的文化战》，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页。
2．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刘东主编：《中国学术》，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99页。
3．关于现代演说学中的声音、情感与政治问题，参见康凌：《唤醒中国，催眠中国——现代演说学中的发声技术、情感科学与群众政治》，《南方文坛》2025年第1期。
4．陈平原：《有声的中国：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第9页。
5．陈平原：《有声的中国：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第9页。
6．同上，第189页。
7．萧红：《马伯乐》，《萧红全集·小说卷Ⅲ》，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版，第310—313页。
8．萧红：《两种感想》，《萧红全集·散文卷》，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版，第266页。
9．萧红：《孩子的讲演》，《萧红全集·小说卷Ⅱ》，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版，第63页。
10．同上，第62页。
11．萧红：《孩子的讲演》，《萧红全集·小说卷Ⅱ》，第62—63页。
12．同上，第63—64页。
13．同上，第64页。
14．同上，第64—65页。
15．同上，第65页。
16．萧红：《孩子的讲演》，《萧红全集·小说卷Ⅱ》，第67页。
17．丁玲：《孩子们》，《丁玲全集》第5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7—78页。
18．同上，第79页。
19．聂绀弩：《延安的虱子》，《七月》1938年第12期。
20．萧红：《孩子的讲演》，《萧红全集·小说卷Ⅱ》第64页。但在某种程度上，萧红可能也有意放大了听众对于儿童感受的忽视。在聂绀弩的叙述中，在那晚讲演之后，“服务团的人们，大家都觉得别扭”，并很快发现了这个小勤务员的异样，“派人到处去找”，找到后又询问了他很久为什么躲在院子里哭，这才搞清楚孩子的心理（见聂绀弩的《延安的虱子》）。但萧红的小说隐去了这个过程，由此也就放大了孩子在欢迎会后独自承受恐惧的孤独处境。
21．萧红：《孩子的讲演》，《萧红全集·小说卷Ⅱ》，第66页。
22．同上，第67页。
23．徐兰君：《儿童与战争：国族、教育及大众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8页。
24．丁玲：《一颗未出膛的子弹》，《丁玲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6—127页。
25．同上，第127页。
26．如徐兰君通过对比斯诺、丁玲和萧红对于边区儿童的观察和描写，认为“前两者看到的主要是这些儿童与成人相当的劳动价值和政治象征意义，但萧红却更多地看到了儿童个体在这庞大的救亡命题之下的恐惧与迷惑，以及在成人面前对自己主体性的怀疑”；“如果说这场演讲算是王根的成人礼，那么他显然没有成功地成长为一个被期待的政治主体，而仍是被噩梦缠绕的自然个体。”见徐兰君：《儿童与战争：国族、教育及大众文化》，第8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