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把政治动员称为“一件绝大的事”，认为抗战这一“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他还强调，政治动员的对象是“一切军民人等”，强调要“动员所有的军队和人民”。因此，抗战时期政治动员的对象是广泛的，是全民族的动员，从政治区域来看，不仅包括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动员，而且包括对国统区及国共交界地带军民的动员。
目前，学界关于抗战时期中共政治动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及乡村农民群体的动员上，而对国统区的动员实践研究较为薄弱。事实上，中共在国统区的动员实践面临的形势更为复杂严峻，采取的措施与抗日根据地相比差异化特点更加明显，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以闽西地区为例，其在抗战之前曾是中央苏区所在地，积累了深厚的革命传统与群众基础，但在全民族抗战时期属国民党统治区，面临着国民党福建当局的高压统治与各种地方反动势力的强力牵制。为维护抗战大局，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闽西地方组织在势单力薄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始终坚持斗争，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动员，最大程度地争取和动员了抗战力量。
这一时期，中共闽西地方组织在政治动员方面较为突出和较有特色的实践是对乡村上层的政治动员。这里所说的“乡村上层”，是指那些掌控乡村中大部分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资源，能够影响地方事务走向的人群，主要包括掌握乡村行政权力的官吏（如区长、乡长、镇长，联保主任、保甲长）、具有经济优势的地主豪绅，以及在地方上拥有武装的领导者等。
在全民族抗战时期的闽西地区，对乡村上层的动员十分关键，影响着该地区中共的生存与发展、国共的合作与破裂，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瓦解。有鉴于此，本文拟依据相关史料，就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对闽西国统区乡村上层的动员实践进行分析，以期丰富中共抗战时期政治动员相关研究。
一、闽西国统区的形势及中共对动员乡村上层的认识
闽西是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洗礼的老苏区和老游击区。全民族抗战初期，中共在闽西地区仍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然而，由于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中共在闽西地区的武装力量没有发展壮大，党的工作也遭到削弱。1937年10月，中共中央根据抗战形势需要，对南方各地游击队整编提出明确要求：“集中五分之三，留下五分之二于原地改为保安队为原则，并坚持此原则，反对全部集中的国民党的要求”；“留下五分之二，改为保安队部分，均须加以政治上整理，坚决反对投降主义，反对国民党派遣任何人，同时严防国民党之暗算，森严自己壁垒”。中共中央的这一指示，明确了南方游击地区集中的原则，强调了保留一定革命力量，坚决同国民党破坏抗战的反共行径进行斗争，维护抗战大局的重要性。
然而，1937年11月底王明回国后，对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许多正确观点和政策提出批评，抹杀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否认共产党在抗战中争取领导权的重要意义，否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把自己的行动限制在国民党蒋介石所允许的范围内，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1937年12月，由王明负责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决定南方地区的“游击部队应迅速集中……今天的政治形势转变，应拿一切力量到抗日前线上去”。这一决定与中共中央之前的决定大相径庭，把本就规模不大的南方游击队全部北调，导致闽粤赣等南方地区中共武装力量锐减，既对中共南方地区抗战大局造成严重危害，也给这些地区中共地方组织的生存和斗争带来了极大困难。1938年3月，随着新四军第二支队北上抗日，闽西地区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由于中共大批县、区、乡级领导干部随第二支队北上，地方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力量显著削弱，且部分地区因干部仓促调走而未能及时安排接替人员，造成当地党组织处于涣散状态，党的工作受到严重影响。
在这一背景下，国民党闽西地区当局推翻抗战初期与中共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签订的和平谈判协定，趁机强化在闽西地区的统治，强调要特别“严加防范”“旧日共党活动区域”。国民党福建当局下令，要求对新四军“在闽设留守处从事活动者，应即严予取缔，一律取消，如有违反不遵命令，一律视同土匪严办”。国民党顽固势力还借助地方特务系统和土匪分子不断造谣破坏，指称中国共产党“策动暴动”“破坏征兵”“抗捐抗税”等，并频繁逮捕、暗杀、打压中共干部，严控群众组织与社会活动，积极策动地主阶级向共产党和农民进攻，破坏中共在乡村社会的政治威信，限制其合法活动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为维护抗战大局，中共闽西南特委指出，“这里需要我党以极健壮的精神和敏捷的手段来把握和引导当前的形势”，“只有建立各方面的上下层的统战的堡垒，才能巩固国共合作和才能避免解除不断发生中的磨擦事件”。
然而要想在国统区开展统战、进行政治动员，无疑困难重重，因为国统区“充当区长、保长、甲长的，十之八九都是土豪劣绅，他们武断乡曲，欺压平民，乘机敲诈，无恶不作。此种分子如果不更换，民众抗战的情绪便永远不会提高起来”。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各区乡“开办保、甲长训练班，秘密宣传防共办法……禁止保甲长以外的一切集会；一些土豪劣绅多方制造谣言，煽动政府向共产党进攻”。如何在这种条件下开展有效的政治动员？张闻天根据国统区实际提出了上层统战和下层统战相统一的斗争策略：“必须使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适当的配合起来。上层统一战线是必需的。它可以扩大统一战线本身的力量，同时便利于我们动员群众与组织群众的工作。”张闻天这里所说的上层统一战线，就农村地区而言，主要对象是区长、乡长、镇长，联保主任、保甲长以及地方豪绅等。这些人掌握着乡村的行政权力，不仅通过户口清查、整编保甲等方式，将农民置于严格的控制和压迫之下，而且掌握着一定的生杀大权。因此，中共在国统区“农村间的统战”，面临着“保甲长、联保主任、乡长这些人”的“阻碍”。为坚持抗战，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大程度地激发农民的抗战热情，中共闽西地方组织不仅要积极动员农民群众，赢得民众支持，还必须动员和争取乡村上层势力，借助其掌控的政治社会资源，将党的抗战政策传播开来。
二、中共对闽西国统区乡村上层的动员策略
面对严峻的客观形势，中共闽西地方组织如何生存？如何坚持抗战？唯有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以抗战大旗和民族大义争取和团结一切可能抗日的力量。特别是在抗战相持阶段，当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时，更需要坚定立场，坚持斗争。唯有斗争才能求得团结，才能壮大自己、削弱敌人，才能维护国共合作、共御外侮。
1940年3月，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明确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一真理，已经逐渐为党内同志们所了解。但不了解的依然还多，他们或者认为斗争会破裂统一战线，或者认为斗争可以无限制地使用，或者对于中间势力采取不正确的策略，或者对顽固势力有错误的认识，这些都是必须纠正的。”
在国统区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为了坚持抗战，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中共闽西地方组织采取了多层次的动员策略。争取乡村上层的支持，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一）把隐蔽斗争与公开斗争相结合，以多种举措实施直接动员
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后，中共在国统区的政治身份与活动空间发生变化，在名义上获得了合法的政治地位，并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进行一些公开活动。然而，国民党依然控制着乡村的主要权力网络和组织资源，并千方百计地限制共产党的活动。面对这一局面，中共闽西地方组织把隐蔽斗争和公开斗争相结合，采取多种方式开展政治动员。
一是对有抗日倾向或同情共产党立场的国民党政权体系中的相关人员进行争取，使其在不改变表面政治归属的前提下成为党的依托与外围力量。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处于存亡绝续的关头，国统区乡村上层中有正义感、不愿沦为亡国奴、不愿忍受敌人蹂躏与残杀的人有所增加，这些人在合适的政策和策略下，是可以被动员起来抗日的。面对国统区盘根错节的乡村权力结构，中共密切关注在抗战立场上有争取空间的地方精英及政权人物，或使其接受党的主张、决心抗日，或使其靠近党组织、接受党的指示开展工作。
对于这些人，中共闽西地方组织主要通过写信、发传单、谈判等手段进行争取和动员。比如，通过群众传口信、送信等方式向保甲长传话，如“保长做事三思，两头都要照顾到，做的好党会保护，而且有困难还会给予帮助”等，宣传党的政策，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争取其转变立场。此外，中共还通过派出代表的方式与国民党的县政府、区乡公所等进行和平谈判，通过广泛开展和平合作一致抗日运动，使得永定的湖雷、下洋、湖坑等地，上杭的丰稔、庐丰、溪口等地，都有许多联保主任和保甲长与中共建立了和平合作的关系。
二是积极开展争取民团和各种社会团体的工作，扩大动员效果。乡村社会中，不仅有国共两党的存在，还广泛分布着具有武装性质的民团组织以及和平性质的各类社会团体。这些团体因为具有一定的组织性，且与乡村政权组织存在利益勾连，因而相对于普通民众也属乡村上层力量。中共对这些具有一定中间性质的团体组织也积极动员争取，以扩大动员效果。对于与国民党政权联系较为紧密的民团组织，中共重点采取分化和瓦解的办法，以其中的进步分子和积极分子为突破口。
基于“民团里的不少营长、连长、排长、班长早先都是参加革命的”，本身具有一定的革命基础，中共通过安排人员到民团成员家中做思想工作，耐心谈心等途径，希望他们继续为革命出力。“经过多次谈心，这些人又暗中为我们工作”，或者“配合我们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工作”。比如，龙岩县壮丁常备队“反骂政府弄鬼”，保三团的混编营大队长更对中共直言，“我如果打你们就是汉奸”。对于乡村中的各种社会团体，中共主要通过广泛参与以开展政治动员。这些团体形式多样，包括农会、抗敌后援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大多是公开组织。以抗敌后援会为例，它虽是国民党所包办的，但有群众广泛参与，中共闽西地方组织积极派人参加，“争取后援会的群众走上积极抗日的道路，团集其中左倾的积极分子在自己的周围，并利用后援会的合法组织与其中的积极分子去开展群众的救亡运动”。后来，这些加入后援会的中共党员还逐步成为领导或骨干成员。比如，龙岩县的东肖、红坊、城区等地抗敌后援会支队的领导层，基本上是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组成的。这种态势的形成对中共后续开展更为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最大限度地团结和争取乡村上层力量，进一步孤立分化国民党顽固分子，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三是通过主动派遣或秘密吸纳的方式，有效动员或实际掌握乡村上层力量。1937年8月，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在国民党区域内，应“打进旧政权中去充当保甲长或区长及职员等等”。1939年11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对于下级地方政府机关（保甲与联保）……应尽其可能使之掌握在共产党员，左派人员与公正士绅的手中”。在这些指示下，中共闽西地方组织“多方设法，取得保甲长地位，以掩护乡村工作”。
比如，在国民党闽西当局清查户口、整编保甲之时，中共发动群众选举有进步倾向的保甲长、联保主任、乡长等，而在无法实现民主推选时，则采取“参加现有的保甲长工作”的策略。如国民党龙岩县当局以高压手段强制收租时，中共龙岩县委立即召集区委、支部会议，动员党员和群众进行抵制。在白土区召开的收租会上，到会的保长一致表示反对。不只是白土区，其他区的保长也大都被党组织渗透，或由党员担任或与党站在同一立场。据相关资料，整个龙岩县20多个保中，有三分之一的保甲长为中共地下党员担任，约四分之三与党组织有秘密联系，支持党的主张。西山乡的几个联保主任、老民团林柏禄、林明坤等人秘密建立接受县委领导的地下同情小组。西墩乡的24个保长，除了2个顽固派外，22个保长都在中共的领导和影响之下。他们的公开身份都是国民党的保长，而暗中却为共产党工作。通过这些“白皮红心”的保长，西墩乡实际上建立起了两面政权。
通过一系列策略方法，中共闽西地方组织成功构建起一套深入乡村社会的动员网络，有效团结和争取了包括乡村上层在内的乡村各阶层、各群体，进一步稳固了自身在乡村社会的组织基础与政治空间，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开展实际工作丰富动员途径，以间接动员方式争取广泛支持
在直接和针对性的动员之外，中共还通过协助肃清匪患、积极发动春耕运动等实际工作，开展了卓有成效的间接动员，赢得了乡村上层以及乡村各阶层的广泛支持。
一是清除匪患，整顿治安。全民族抗战时期，国统区普遍出现匪患滋生、烟赌泛滥等社会乱象，特别是闽西永定土匪猖獗，严重干扰了社会秩序与民众生活。对此，中共永定县党组织主动开展整顿治安工作和肃匪运动。
首先，印发致区公署和县公署的公函，并派遣代表与之协商肃清土匪的办法，在提议被接受后便开始推进肃匪行动。其次，联合各联保公署，动员商界及广大民众，形成整治治安的合力，并动员广大群众参与已捕获土匪的公审。至此，“周围匪风立即平静下来”。在龙岩，肃匪运动同样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共龙岩县委成功解决了割据该地的土匪势力，并在这一过程中扩大和巩固了当地的武装力量。随着治安实践取得实效，龙岩周围两个联保及实力派主动找中共龙岩县组织开展联合防匪、维护治安行动，龙岩县委也在努力防匪中顺势与商会及各乡的武装建立了很好的关系。通过肃匪行动，中共在闽西地区形成了党组织与县区公署、各联保主任以及保甲长等乡村政权人员密切合作的关系，形成了在联保与保一级的许多政策和工作上依赖党组织的局面。这种合作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国民党政府某些反动政令的实施，从而使中共的政治活动空间进一步拓展。
二是推动春耕，动员民众。对于乡村社会而言，农事至关重要。在龙岩地区，中共结合各乡实际因地制宜地提供帮助，如有的地方着力推动坡圳修整、荒地开垦，有的则“取得保长联保主任同意将田地死者抽出，生者弥补，以适应群众要求”。永定的春耕工作，在中共的领导下，上湖雷、丰稔等地荒废多年的山地重新开垦，坡圳得以修理。中共湖雷罗坡支部领导修坡时动用了900多人，差不多将整保整乡的民众都动员起来了，并在工作中与保长建立了良好的联系。
三是建言献策，巩固信任。随着对乡村事务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中共还积极为一些有爱国进步意识的保长或乡长提出具体工作意见，如征兵和募债的正当办法、公开各保的财政、开展壮丁队的教育以及通过保甲长会议民主地解决保甲事务等。这种积极从工作上帮助联保组织，不断贡献各种意见建议的方式，不仅获得国民党闽西专员等的赞许，还有效改善了当地民众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局部经验会在邻近地区形成示范效应，促使周边各保群众要求保长实行合理负担、财政公开等进步举措，进一步扩大中共在闽西地区的影响力。
总体而言，中共闽西地方组织的这些实际工作，“有的是直接有助于抗战的动员，有的是间接地为抗战所需要”。在积极推动春耕运动、肃清匪患等一系列实际工作中，中共闽西地方组织不仅解决了闽西地区乡村的迫切难题，而且通过这种主动作为拓展了政治动员的方式和途径，争得了乡村上层力量的支持，就连“某些最顽固的分子”也“在有些时候承认”这些努力给中共带来了“一些有利的地位和机会”，“都在实际上争得多数同情者”。“在闽西南的广大农村，各地党组织还广泛对乡镇长、联保主任、保甲长和地方士绅开展工作，主要协助他们进行有利抗战的动员，做到合理负担，分配的土地维持原状不准收回，发动春耕生产，办好学校，以及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等有关利民的事，使各阶级避免磨擦，从而使闽西南许多农村出现了‘努力春耕，支援抗战’的景象。”1938年“九一八”国耻日，中共龙岩县委充分发动东肖20多个保的群众开展劳军活动，募集慰问物资100余担，仅后天村就捐出15担。群众将慰问物资全部送至白土区抗日后援会支会。看到募集的慰问品，国民党第二区署的区长和区员都感叹“这是政府无法做到的事情”。
（三）通过开展合法斗争，不断扩大动员效果和自身影响
开展群众工作、指导群众进行合法斗争，是中共在国统区常用的政治动员方式。张闻天指出：“在统治阶级容许我们在一定限度内实行发动民众，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时，我们应充分的利用这种合法的可能，培植与扩大我们的力量，争取我们的领导，然后以群众的威力，压迫统治阶级逐步退让”。中共闽西地方组织根据实际情况，通过发动群众同国民党反动行径开展公开合法的斗争，赢得了包括乡村上层在内的广泛支持。比如，在龙岩西陈区秋收事件中，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借设立“试验农场”之名，强行抢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分给农民的土地。
针对国民党的破坏行动，中共龙岩县党组织号召农民秋收时照旧在自己土地上种麦子，当国民党县政府派出保安队强行犁毁麦田时，中共便发动群众与其讲理，并组织拍摄顽固派毁麦的场面，放大制成几幅屏条，在城镇公开展览，以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协议、强夺民田的行为。后又组织了群众大请愿，请愿队伍在街头高呼“反对破坏抗日协议的行为”等，迫使县长和专员不得不表示愿意赔偿农民损失，并暂缓开办农场。通过公开化、群众性的揭露活动，中共不仅赢得了民众支持，还借由群众舆论构筑起自下而上的政治压力，使顽固派被孤立，同时还因为维护了土地这个关系乡村所有阶层利益的根本要素，赢得了乡村上层的支持。比如，通过斗争，“西陈区24个保长中有23个保长同情农民”，对国民党的命令“消极拖拉，不予认真执行”。
三、中共对闽西国统区乡村上层动员的成效
中共对国统区乡村上层的动员不只是一种政治宣传或争取，更是一种兼具思想引导与社会整合功能的政治实践。其目的在于通过动员机制实现政党理念的渗透、政治认同的塑造，以及组织力量的壮大。
（一）增强了中共对闽西乡村上层和乡村社会的影响力
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乡村政治动员的实质是通过多种策略争取乡村各阶层，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战凝聚最大力量。同时，动员活动本身也是一个动员主体扩大自身影响和构建政治认同的过程。通过政治动员，中共扩大了自身的阶层影响范围，壮大了抗日统一战线力量，提升了中间阶层对中共的政治认同。其中，地主士绅的态度转变较为典型。一些地主士绅对中共的立场从最初的疏离观望，逐渐转向主动拥护与实质支持。如中共龙岩县东肖区委向后田、黄邦、榴坑等地的地方士绅募捐时，得到了积极的回应。这些士绅们纷纷解囊相助，有的捐献衣物，有的献粮献款，还有人在儿子完婚时，将酒菜秘密送上山给党的一些同志。此外，还有地方士绅为党隐匿枪支、保管经费等，直到地方解放时，这些重要物资和经费仍保管如初并如数交还。
（二）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有力支撑
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面对国民党福建地方当局的种种反共暴行，中共闽西组织灵活运用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既坚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原则，积极联合、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展开坚定而恰当的斗争，在斗争中谋求更广泛的团结。正是通过这一方针，中共逐渐掌握了统一战线的主动权，构建起点线面的关系网。中共的动员工作不断深入到国民党乡村政权的各个环节，无论是区、乡、保甲组织，还是学校、医院、监牢乃至财经机关，都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开展工作，争取了大批中间分子。
比如，龙岩西墩乡乡长章怀明、西山联保主任林柏录等都先后接受党的抗日主张；中心小学校长林中生、地方绅士林陕清等中间势力也被争取过来，成为党的支持力量。此外，中共党员郭力子还成功打入敌警察局任巡官，利用他的身份开展工作。这样，整个西墩乡实际上完全置于中共的控制之下。
这种有效的政治动员尽可能地扩大了“朋友”的范围，孤立了敌人，为维护国共合作、维护抗战大局以及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重要保障。1941年，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的背景下，龙岩地区的国民党顽固派也大肆破坏抗战，积极反共，派保安团围攻闽西条围村，逮捕了游击队战士及家属等人，强迫保长章润村进行辨认。由于前期政治动员工作做得好，此时的章润村已经成为中共的支持者。他对保安团说：“红军、游击队早已撤走了，哪有什么共产党游击队被抓，这些人都是良民百姓。”最终，保安团只把他一人抓去，其余人全部放回。
（三）党组织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凝聚力号召力进一步增强
在对国统区乡村上层动员的实践中，中共闽西地方组织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依然坚持斗争，坚持抗战，努力维护大局，以实际行动感召和影响了一大批上层分子，并成功吸纳了一些进步分子成为秘密党员，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
一方面，党组织设法同此前因各种原因失去组织联系的党员建立工作关系，在大的乡镇中恢复建立党组织；另一方面，通过在乡镇中建立秘密农会，开展保田或其他形式的斗争，培养积极分子入党，不断发展党的组织。如龙岩县的山马、小池、岩东等区，就是这样开展建党工作的。在党和群众基础较好的东肖、西山、东陈等地，党员发展更快，东肖区在1938年4月至6月间党员人数就从几十人发展到100多人，并建立了21个支部。至1938年6月，仅几个月的时间，龙岩县党员总数达1100多人。中共永定县委在整理、恢复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遭受破坏的党组织的同时，县委领导成员还分头深入基层发展党员，“加强对抗日救亡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的培养发展工作”。这里所说的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就包括在乡村上层动员实践中秘密发展的一些保甲长等进步力量。随着党组织的发展与巩固，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作用进一步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得到显著提升。
四、结语
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对闽西国统区乡村上层的动员实践，是中共在非执政环境下深入乡村社会建立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抗战力量的生动典范。中共认识到乡村上层既是乡村传统权力结构的核心，掌控着地方资源与话语权，又因时局变动和自身利益诉求，存在被动员的现实可能性。同时，国统区又不同于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合法斗争空间十分有限。因此，在国统区的艰难环境下，中共采取隐蔽而灵活的动员方式，对闽西地区的乡村上层进行了有效的政治动员，不仅逐步消解了这一阶层对中共的疑虑和隔阂，使其转变为抗战的有生力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国统区乡村社会的政治认知，使原本政治认知模糊、抗战意识相对薄弱的阶层和人士被组织和发动起来。由此，闽西国统区乡村社会各阶层最大程度地融入到全国抗战大局之中，中共倡导并力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呈现出愈为鲜明的“全民族”特征。
作者：李雨琦，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谢从高，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来源：《党的文献》202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