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汉语言文学研究》2026年第1期“‘档案路径’与抗战文学研究新探专题”。

作者简介：王学振，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抗战文学。

摘要：全面抗战中后期，国统区戏剧传播遭受着经济、政治的双重压力，陷入困境之中。经济压力来自通货膨胀后的演出成本增加和政府限定戏票价格而课以重税，导致的结果是剧团与机关团体合作以募捐名义演出，或戏剧掮客操纵演出；政治压力来自国民党当局严苛的图书杂志审查，这种审查以打击异己、维护专制为根本目的，限制了戏剧的上演和剧本的发表、出版。档案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效路径，从有关剧作家陈白尘的几件档案出发，结合相关资料，能够认识全面抗战中后期国统区戏剧传播的困境。

关键词：抗战；戏剧传播；陈白尘；档案

全面抗战时期，戏剧运动波澜壮阔。前期有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三厅抗敌演剧队深入前线和后方，轰轰烈烈宣传抗战；中后期政府明令设立戏剧节，国统区举行雾季公演、西南剧展，解放区开展秧歌剧运动、旧剧改良，均声势浩大，成果丰硕。正如田汉所说：“中国自有戏剧以来没有对国家民族起过这样伟大的显著的作用。”1我们在看到抗战时期戏剧运动表面的“风光”时，很可能会忽略其背后遭遇的“尴尬”（特别是在国统区）。在全面抗战中后期的国统区，戏剧运动虽然如火如荼，但其实遭受着来自官方和社会力量的多方面掣肘，经济、政治压力并存，剧人付出巨大努力，才得以开创戏剧运动的良好局面。笔者在阅读西南大学张传敏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战时首都戏剧档案整理与研究”结项成果《中国战时首都戏剧档案选辑》时，对于全面抗战中后期国统区戏剧传播（包括上演和发表、出版）过程中遭遇的困境有所认识。本文拟运用南京大学沈卫威教授团队从档案角度切入文学研究的方法，选取有关剧作家陈白尘的几件档案，结合相关材料，对此进行申说。

一

五幕话剧《大地回春》是陈白尘的名作之一，是中华剧艺社成立后的开锣大戏，同时也是拉开重庆“雾季公演”的开端之作，在中国戏剧史上占有一定地位。重庆市档案馆藏有关于《大地回春》呈请上演的几件档案。一件是“重庆市社会局关于上演《大地回春》话剧给中国警察学会重庆分会的函及其他相关文书一组”（档案号：0060003000280000055，形成时间：1941年9月27日）：

1．局衔公函   三十年社元一字第6360号

接准贵会本年九月十二四日渝警学字第二一号公函，为筹备警察子弟学校，特组织筹募基金委员会，并订于本年十月十二日起至十八日止，假国泰大戏院上演《大地回春》话剧，坿送剧目一份，嘱予查照见复并转饬戏审会知照等由。准此，应准备查。除已转令本市戏审会知照外，所有该《大地回春》话剧剧本，仍希事先抄送本市戏审会一份，予以审查，合格后再予上演，以符法令。准函前由，相应函复，即希查照为荷！

此致

中国警察学会重庆分会

局长包〇〇

2．局衔训令   三十年社元一字第   号

令本市戏剧审查委员会

案准中国警察学会重庆分会本年九月二十四日渝警学字第二一号公函开：“照录原文”等由，坿送剧目一份。准此，除已复准备查并请将该《大地回春》话剧剧本仍应抄送该会一份，予以审查后再予上演外，合行坿抄剧目一份，令仰该会，即便知照！

此令。

坿《大地回春》剧目一份

局长包〇〇

另一件是给重庆市社会局的“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大地回春》剧本准演通知单”（档案号：00810004014500000050000，形成时间：1942年5月）：

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剧本准演通知单      世剧字第拾玖号

兹据应云卫于卅一年五月   日呈送陈白尘（编著）《大地回春》剧本一种，于卅一年六月六日起至卅一年六月卅日止在北碚民众会场上演并于   日（上下）   时在试演，业经本会审查完竣，准予依照（审定剧本  修正审定剧本）演出，兹送上 （审定剧本  修正审定剧本）一份，希查照，届时派员携带该剧本于试演时临场核正并于演出时随时检查见复为荷。

此致

社会局

仔细阅读这两件档案，不难发现它们都关乎话剧《大地回春》的上演，但呈请上演的主体不同，第一次呈请在重庆国泰大戏院首演的是中国警察学会重庆分会2，第二次呈请在北碚民众会场再次上演的则是中华剧艺社理事长应云卫，这不免让人产生疑问：《大地回春》是中华剧艺社成立后首次演出的第一个大戏，当时中华剧艺社的资金十分紧张，既然中华剧艺社自身能够获取准演证，何不由自己来组织首演？为什么第一次演出就假手他人，甘于将票房收益用于警察子弟学校的筹建？只有联系当时的相关材料，才能明白剧团这样做的苦衷，也才能由此明了当时戏剧演出遭遇的经济困境：物价飞涨导致演出成本大幅度增加，票价受政府限制而相对低廉，捐税繁多而沉重，戏剧演出经常是入不敷出，剧团不得不与其他机构合作，用募捐名义举行演出，以设立“荣誉座”部分地突破票价限制并减少捐税，在夹缝中求生存。

由于战争旷日持久以及国民党当局政策失误等多种主客观原因，全面抗战中后期通货膨胀现象十分严重，物价飞涨。据统计，1945年6月重庆趸售物价指数是1937年上半年的2133.2倍，法币购买力指数则为1937年上半年的0.0005倍（即二千分之一）。3物价飞涨引发了戏剧（尤其是话剧）演出成本的大增。全面抗战之前（以下简称“战前”），一个戏的演出花费三百元足够，全面抗战爆发后演出成本持续增长，到了1944年初，演出成本增加到战前的五百倍到一千倍4，有的甚至不止此数。谢复苏指出：“就目前重庆物价指数而言，我们演一出两堂布景，十多个角色的戏，成本要至少十二万元。”5陈白尘根据当时六个剧团二十次演出的花费，计算出每场戏的演出成本平均为二十九万元（不含演出场地租金），包括经常费十六万元）布景费四万元）灯光费六千元）化装费一万元）服装费二万元）效果费三千元）道具费四千元）剧务费八千元）广告费二万五千元和剧作）导演税一万四千元。6《大公报》记者也曾调查戏剧演出成本，得出的结论是：“一个普通剧本上演，至少须十万元以上，《金风剪玉衣》听说超过六十万，《戏剧春秋》也要二十万，《还乡记》花二十五万，《桃李春风》也要二三十万，将在成都演出的《铸情》，预料非百万演不出。这样庞大的成本，除了服装费不论外，单拿一个布景工人每场须付他三四百元的薪工——用十几个工人是最少的——每场就须付四五千来计算，平均一个剧团一同五十个人，每天吃多少米来计算，则戏剧界是怎么一个样子可想而知”。7

国民党当局对戏票进行限价，尽管演出成本激增，票价却没有同比增加，其增速远远低于物价上涨指数。战前票价为0.5元至1元，至1943年底、1944年初，除“荣誉座力以外的普通座价格一般为30元，最高为50元（含捐），涨幅不超过100倍，远远低于物价上涨指数（2000多倍）。陈白尘曾将戏票与猪肉、香烟、牙膏的价格增幅进行比较：“在猪肉每斤三十元，强盗牌香烟每包五十元，三星牙膏每管八十元的时候，戏票连捐才三十元，最多也只有五十元。就是五十元吧，尚请注意：连捐在内！于是除尽各项捐税，每票实得法币二十五元整。这是猪肉十三两，强盗牌半包，三星牙膏三分之一管弱的代价。以战前物价计，半包强盗牌是大洋二分五厘，三分之一管牙膏约大洋四分。而当时的戏票是五角至一元。换言之，如以目前强盗牌价格计，票价该是法币五百元至一千元；以三星牙膏计，票价该是法币三百元至六百二十五元。然而我们实得法币二十五元整。”8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国民党当局对戏剧演出课以重税。全面抗战时期戏票中包含的捐税种类繁多，主要包括营业税（3%）、印花税（10%）、娱乐税（25%~50%，有的地方甚至称其为“不正当行为取缔税力）、所得税等税种和募集寒衣、赈济灾民、赈济伤兵、献机、劳军、防空等杂捐，还包含有储无还实际上等同于捐税的节储金（约10%）。这些捐税总额达到68%~103%，高到不可想象的地步。陈白尘对此有过说明：“单以‘娱乐捐’或其别名‘不正当行为取缔税’之类捐税为例，娱乐捐之税率大抵是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六十，附加的防空捐之类约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印花百分之十，节储邮票又百分之十左右，其他临时随票附征之捐税又若干，总计在百分之百以上，而营业税、所得税尚不计。于是，一百元的戏票要以二百元之价售出。这就是捐税加于剧运一所谓‘教育’、‘宣传’的重负。”9马彦祥也曾提及：“在重庆去年的娱乐捐抽百分之卅，今年加到百分之五十，加上印花税，营业税，冬令救济捐，湘灾救济捐等，总数达到百分之七十到八十。……观众拿一百元买票，剧团只得到二十元，三十元。”10

在异常沉重的捐税下，戏剧演出经常入不敷出，剧人所得有限。当时不少人算过细账，其细节虽有出入，结论却大体相同。“我们法定的票价，每张最高额只准售三十元，而且还要包括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各项捐税储金在内，加上院租，广告等费和经常开支，即使连卖十五场满座，剧团所得者还是不够成本的一半。”11“我们只知道一张戏荣誉券卖到二百元，一张普通券也非二三十元不可，哪知道荣誉券是归于某机关，某团体所有；不假借一个名义，戏是不易演出的；二三十元的票，经过层层抽调，真正落在剧团的不过一盒火柴钱，落到一个演员身上恐怕只够一根了。……既演以后，十成座或能保本，八成座赔钱，六七成座不堪言。垂头，丧气，赔，赔，赔！”12“（以演出二十场计）在官办剧团，有经常费的，每演一个戏，平均贴本五万元，民营剧团无经常费的，贴本二十一万元。超过二十场呢，除院租一万元，每日虽可增收四千元，但广告、剧务、化装、灯光、布景、效果等等消耗费用每日总在二千元以上，则每日增收二千元，须演至四十五场或可保本。一这是依官办剧团论。如果私营剧团月支八万元经费者，则虽演至无穷尽场数，亦永无还本之望了！”13“假如用拆账办法租用剧场，四六（剧场四成，剧团六成）是最公允的了，最高价目的每张五十元的入场券，观众另出储金五元，就是五十五元；这五十元里，百分之三十的娱乐捐（重庆以外的地方，有的是百分之四十或五十）计十五元；百分之三的营业税计一元五角，百分之十的印花税计五元，百分之五的上演税和导演税是二元五角，总共扣去二十四元，剩下二十六元；剧团得六成，只有十五元六角。不管在重庆的哪一家剧场里演戏，这种比例的收入，并不能与支出相抵，是很明显的。倘再加一倍呢，剧团实得也不过是三十一元二角，每个观众要付一百零五元。真要是在一个千人的剧场里，一个戏连演二十场，每场观众数平均有八成，才能勉强维持。而且，这是很难个个戏做到的。”14

在戏剧演出只赔不赚的巨大经济压力下，形成了剧团与机关团体合作开展演出或由手眼通天的戏剧掮客定戏组织演出的畸形局面。剧团与机关团体合作，以募捐的名义开展演出，有两种便利：一是可以出售部分票额较高的“荣誉券”，增加收入；二是可以减免部分捐税，减少开支。合作的收益主要归机关团体，剧团所得并不多，但剧团为了生存，不得不接受这种合作。戏剧掮客操纵演出的“原理”与此类似，情形可能更为糟糕。以募捐名义演出是全面抗战中后期很普遍的一种做法。刘念渠发文评价1941年10月至1942年5月间重庆第一次雾季公演时，专门提及了这个现象：“这个雾季的戏，无论有没有‘荣誉座’之设，几乎每次演出都是募捐的；至少，也是‘响应献机运动’。募捐团体有推销荣誉券把握的时候，就向剧团或个人接洽（反过来也是一样），决定剧场和日期。垫出一笔演出费，就可以有一次演出。这是一个很方便的方法，也是一个很有力的刺激。结果，剧团演出之外，还有很多‘留渝剧人’的公演。”“为了维持收支相抵，演剧之设‘荣誉座’就成为这个雾季的普遍风气。每次演出，都有个为某某团体筹募什么的头衔。这种办法早在重庆抗战剧运的第二年用过，是由‘义卖’发展下来的，今日则有非此不可的趋势。一方面推销荣誉券可以保证一部分稳定的收入，一方面除去印花和娱乐捐外，票价中再没有别的捐税要缴纳了。”15陈白尘也公开披露了这一“秘密”：“我不打算再为戏剧界保守这一个可怜而可恨的秘密了。戏剧界在物价高涨的压迫下，在限制票价与百分之百的捐税苦痛下，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教育’与‘宣传’，为了戏剧艺术不致绝灭计，和别的机关团体合作，使得自己在不饿死的状态下工作下去，本是光明磊落的。我们并没有逃税，也没有接受不义之财，大多数是在每天净收包银若干的条件下，将整个演出卖给承包机关的。而承包机关由于政府的奖励而可减税收，又由于我们的工作而能募集一笔有益社会的基金，这在我们也是感觉‘为善最乐’的。即使那募捐的机关或团体以少数资金获取大量捐款，在我们也认为正当；即使他们在手法上有何不正当之处，而在我们也是无需自咎的。”16《大公报》记者指出戏剧演出前有三关要过，“第一关就是战战兢兢将剧本送审查，第二关东奔西跑接洽演出名义，第三关挖尽心血，筹划演出垫款”17，其中第二关也是指的寻找募捐的单位和演出的由头。

中华剧艺社的演出，大多是与机关团体合作，以募捐名义进行的。如1941年10月、11月演出夏衍的《愁城记》，用的是“中央信托局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为慰劳前方抗敌将士筹款”的名义，普通券价格5元、10元，荣誉券分为20元、50元、100元三种；1942年1月10日至13日演出果戈里的《钦差大臣》，则是与复旦同学会劝幕委员会合作，目的在于募集修建登辉堂的基金，普通券价格4元、7元、10元、15元，荣誉券分为30元、50元、70元、100元四种，同月14日至20日续演该剧的名义则为“军政部第六区党部为抗属自力小学筹募基金”。前述中华剧艺社成立后的首次正式公演，之所以由中国警察学会重庆分会向重庆市社会局、重庆市戏剧审查委员会提出演出申请，也正是出于中华剧艺社出于部分地突破票价、减少捐税的目的而与中国警察学会重庆分会合作，以筹募警察子弟学校基金的名义演出。此番演出普通券价格为4元、7元、10元，同时发售了30元、50元、100元不等的荣誉券。也许正是借助了中国警察学会重庆分会的力量，《大地回春》1941年10月在重庆国泰大戏院一连演出了十多天，而次年6月在北碚民众剧场自行组织的演出却只进行了四场即告结束（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批准的演出时间为6月6日至30日，理论上可演二十多天）。因此前述重庆市社会局、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关于《大地回春》准演的档案，具有解读全面抗战中后期国统区戏剧演出遭受巨大经济压迫的典型意义。

二

正如《大公报》记者所言，戏剧演出的第一关“就是战战兢兢将剧本送审查”18。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当局实施了严苛的书刊审查制度，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戏剧电影审查所等中央、地方的审查机关对管辖区域的图书、杂志、演剧、电影等进行蛮横的审查管制，被查禁、被指令修改的作品不计其数。重庆市档案馆藏有与陈白尘剧作被查禁、被指令修改有关的档案几件，我们或可由此对全面抗战中后期戏剧传播遭遇的政治压迫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一件档案是“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取缔剧本一览表（根据本会卅一年四月至卅二年八月经审查列表）”（档案号：00810004031060000014000，形成时间：1943年8月）。根据该表可知，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1942年4月至1943年8月共取缔剧本62个，其中包括陈白尘的《石达开》（又名《翼王石达开》《大渡河》，以下称《石达开》），同时被查禁的还有阳翰笙的《草莽英雄》、田汉的《梅雨》《乱钟》《扫射》、沈西苓的《大家去从军》《罗店秋月》、尤兢的《一袋米》《雪里红》、熊佛西的《月下心剧》《袁世凯》、李健吾的《委曲求全》《撒谎世家》、徐昌霖的《西山龙虎》《谈情所》、周贻白的《北地王》、吴天的《囤囤户》等。另一件档案为“重庆市教育局训令”（档案号：01440001000060000093000，形成时间：1943年12月）。该训令转发了教育部1943年11月5日社字第54078号训令，命令各级学校及所属剧团了解“禁演及须修改后方准上演之剧本”名录，演剧时不得“触犯禁令”。该档案附有1942年4月至1943年7月间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后确定的《取缔剧本及修改后方准上演剧本一览表》。根据附件，可知陈白尘的《大地黄金》（又名《秋收》《陌上秋》，以下称《大地黄金》）与《屈原》（郭沫若）、《日出》（曹禺）、《重庆二十四小时》（沈浮）、《天国春秋》（阳翰笙）、《第七号风球》（即《法西斯细菌》，夏衍）等剧都在修改后方准上演之列。另据石曼《重庆抗战剧坛纪事》，上海杂志公司为出版陈白尘的《大地黄金》，曾将剧本送审，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也留有一份名为“义发字第397号通知”的档案，其关于《大地黄金》的修改指令更为具体：“该剧自公演以来，一般舆论认为其内容过分暴露军民双方传统误会，及强调少数腐败伤兵对老百姓之报复观念，殊属不妥，其描写少数腐败伤兵调戏农家妇女之轻浮举动亦属欠妥，希作者自行斟酌修正后再送审……”19

国民党当局曾于1934年组建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简称“中审会”），但只运行了一年，即因《新生周报》发表文章“冒犯”了日本天皇、须负连带责任而被解散。1938年7月，国民党当局出台《战时图书杂志审查办法》等系列文件，书刊审查制度又严格执行起来。关于戏剧的上演和剧本的发表、出版，其审查机构有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和省市图审处及其县市分处，后来又分设了戏剧电影审查所，战时首都重庆甚至成立了专门的重庆市戏剧审查委员会。重庆市档案馆藏有重庆市戏剧审查委员会的不少档案，包括其改组情形、组织规程、审查规则、经费开支、会议记录等等，我们且以审查规则（“重庆市戏剧审查委员会办事细则、审查规则、经常费支付预算书”，档案号：0051-0003-00264-0000-070-000，形成时间：1940年5月31日）来对其了解个大概：

重庆市戏剧审查委员会审查规则

第一条  本市各剧团、各电影院、各游艺场所（以下简称各娱乐场）演奏之戏剧、词曲、歌舞、杂耍及电影等之审查、检查事宜概依本规则之规定办理之。

第二条  各娱乐场每日所演奏之戏剧、词曲、歌舞、杂耍及电影均应由前台负责人于三日前将戏目脚本说明书及准演执照于三日前呈送本会审查经核准后方得开演。

第三条  审查标准：

1．宣传三民主义者

2．提倡良善风俗者

3．鼓励抗战情绪者

4．促进兵役宣传者

5．发扬民族精神者

6．提倡新生活运动者

7．阐扬科学、破除迷信者

第四条  凡戏剧、词曲、歌舞、杂耍及电影内容有违反前条之规定者，本会得依处罚规则取缔之。

第五条  各娱乐场应将本会准演批令张贴售票处以备核查。

第六条  本会委员职员得随时携带检查证赴各娱乐场执行检查。

第七条  各娱乐场申请审查表之格式由各该场遵照本会规定式样自行制印。

第八条  各机关团体学校或个人公开演唱时亦应援例于三日前将戏目脚本说明书等送交本会审查并得适用本规则第三第四及第六条之规定。

第九条  本规则如有未尽事宜，得随时由本会常会修改之。

第十条  本规则自公布之日施行。

由此看来，重庆市戏剧审查委员会对戏剧的审查是全过程的，既包括对剧本内容的事前必查，也包括对演出情况的事中抽查，处罚力度也很大，直至取缔。

陈白尘的《石达开》《大地黄金》是被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取缔或指令修改的，那么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执行的审查标准是怎样的呢？我们可以看看国民政府社会部的一件档案：

国民党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

（1938年7月21日）

（甲）谬误言论

一、曲解误解割裂本党主义及历来宣言政纲政策与决议案者。

二、记载革命史迹、叙述中央设施诸多失实，足以淆惑听闻者。

三、立论态度完全以派系私利为立场，足以妨碍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之前提者。

四、其鼓吹之主张不合抗战要求，实以阻碍抗战情绪，影响抗战前途者。

五、故作悲观消极论调，或夸大敌人，足以削减抗战必胜之信念者。

六、妨碍善良风俗及其他之颓废言论，足以懈怠抗敌情绪，贻社会不良影响者。

七、言论偏激狭隘，足以引起友邦反感，妨碍国防外交者。

（乙）反动言论

一、恶意诋毁及违反三民主义与中央历来宣言政纲政策者。

二、恶意抨击本党，诋毁政府，诬蔑领袖与中央一切现行设施者。

三、披露军事、外交秘密消息，或关系国防计划而未经许可发表者。

四、为敌人及傀儡伪组织或汉奸宣传者。

五、鼓吹偏激思想，强调阶级对立，足以破坏集中力量抗战建国之神圣使命者。

六、鼓吹在中国境内实现国民政府以外之任何伪组织、国民革命军以外之任何伪匪军及其他一切割裂整个国家民族之反动行为者。

七、挑拨中央与地方感情或离间党政军民各方面之关系，以逞其破坏全国统一之阴谋者。

八、妄造谣言，颠倒事实，足以动摇人心、淆乱视听者。20

不难看出，此审查标准虽然高举“民族”“抗战”的招牌，其实质却是打击异己、维护专制，透露出十分露骨的党派倾轧色彩。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执行这一审查标准，造成很多书刊被查禁或指令修改，而且在查禁的书刊中真正有害的敌伪书刊和低俗书刊占比极低，而以“左倾”“共党立场”“接近共党”等政治性理由查禁的书刊占比极高。如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1938年10月重新运行的最初三个月内，审查图书“凡二百二十七种，准予放行者一百五十九种，通行查禁者六十五种，指示修改者三种”21，查禁和指令修改的书刊高达30%，随着审查的日趋严厉，这个比例还在攀升。又如自1938年1月到1939年8月的20个月内，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及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通行查禁及停止发行之书刊总数为二百五十三种，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为共产党危害抗战利益之宣传品”22。由此可见图书杂志审查制度主要是国民党当局打击异己的一种政治迫害工具。

戏剧在其传播过程中，除了遭受上文所说的经济压迫外，也遭受着图书杂志审查这一政治压迫。陈白尘的《石达开》《大地黄金》都是服务抗战的较为成功之作，却相继遭受了被指令修改甚至被查禁的命运，颇能说明这一问题。

陈白尘是太平天国题材历史剧的重要作者之一。他早年在家乡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入狱，曾与另一位革命者匡亚明同囚一室。匡亚明当时非常崇拜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受其影响，陈白尘对石达开产生兴趣，出狱后开始太平天国题材历史剧的创作，先后完成四幕剧《石达开的末路》（1935）、七幕剧《金田村》（1937）、五幕剧《石达开》 （1942）。《石达开》是对《石达开的末路》的完善和改写，标志着陈白尘的历史剧创作进入新的阶段，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在《石达开的末路》中，陈白尘将石达开的失败归结于他的仁义思想，“简直把他写成个婆婆妈妈的‘妇人之仁’的窝囊废”23。而《石达开》则“对石达开这个近代史上著名的悲剧人物及其悲剧命运中所包含的丰富历史内容，重新进行认识和思考”，既找出其可恨之处，也找出其可爱之处，探寻其可恨、可爱的根源，写出了“一个带有其本身固有的全部复杂性的真实而统一的人物，一个活生生的翼王石达开”。24剧中的石达开是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农民革命运动领袖，他有着为推翻清王室统治、实现“大同之治”而奋斗、牺牲的英雄气概。然而，他也有着不切实际的书生气和洁身自好、清高固执的名士风，这导致他面临复杂的政治环境时决策失误，引军入川受挫后，仍不肯接受忠王李秀成的合兵邀请和杨辅清、刘承芳等人的回师恳求，拒不“班师回京”，终于在大渡河边全军覆灭。应该说，《石达开》对主人公命运的再现比较客观，思考也很深入。但是，这样一部纯粹历史题材的剧作，在1943年春由中华剧艺社于重庆演出时却遇到了麻烦，“到了开演日的早晨，虽然广告刊布了，票子也卖了，而准演证还未见发下”25。经过剧社理事长应云卫的斡旋，当天晚上这部剧总算开演了，却又遭受了“枭首”和“剜心剜肺”的修改之祸。所谓“枭首”，指的是审查官指令删去第一幕第一场，从第一幕第二场开始演起，让观众摸不着“头脑”；所谓“剜心剜肺”，指的是审查官删去了剧中不少内容，包括杨秀清骂韦昌辉和韦昌辉骂杨秀清的一些话。陈白尘后来追诉过《石达开》遭遇修改之祸的原因：“‘枭首’的理由，是1943年春河南正闹灾荒。我这写于1942年的剧本，在第一场中正有着一段天灾人祸，民不聊生，老百姓只好铤而走险的描写。真是我‘预言’得罪。虽然那历史上的灾荒有籍可稽，而当时的河南灾荒，报纸上又是一字不曾提过。至于‘剜心剜肺’的理由不曾宣布，我想实在也无法宣布，他们到底是拥护杨秀清呢还是拥护韦昌辉呢？拥护前者，老实说，不愿意，拥护后者呢，又怎么好意思说出口，于是对你来个‘不宣而判’，死无罪名！”26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石达开》后来竟然被直接查禁了，这让陈白尘对当时的图书杂志审查制度有了更直接的认识，他以愤激的评论揭露了其实质：“且莫抱怨，这样的演出虽无全尸，到底是还有几根骨头哩。至于剧本的杂志发表权和单行本的出版权，那就完全在‘无声手枪’之下送命了。至今，这剧本的两份比较清楚的底本还睡在一个已经结束了的机关的档案里。”“不过这一来，倒让我认识了一个道理。严守着现实关口的牛头马面们，倒都是一些‘现实主义’者，他是不管你是否贴上‘历史’的商标，只要你是说真话的，一概不许通过，不能描写现实时，连真的历史也是不允许描写的。被允许描写的历史和被允许描写的现实也都是一样的，必须经过人工的歪曲。”27

陈白尘最拿手的是喜剧，以讽刺、暴露见长。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相继创作了《乱世男女》《未婚夫妇》《禁止小便》等剧作，“无情地把一个赤裸裸的现实剥脱出来”28。这些作品受到欢迎，但也刺痛了一部分人的神经，他们拍桌大骂陈白尘“悲观、失望、动摇抗战心理，甚至是破坏统一战线”，也有友人对陈白尘发出善意的询问：“我们固然有黑暗的一面，也有光明的一面，你为何不再写点光明面？”陈白尘接受了朋友的意见，转而开始写“光明面”。他原本打算写范筑先等抗日英雄，但因材料搜集不够而不敢轻易动笔，于是以艾芜的短篇小说小说《秋收》为蓝本，创作了三幕喜剧《大地黄金》。29剧作是“军民合作的写真，战时农村的素描”（《新蜀报》广告词）。故事发生在秋收时节，黄金般的稻谷遍布大地，农事繁忙，一些伤情基本痊愈了的伤兵奉令义务帮助老百姓收割稻子，老百姓却囿于伤兵祸害百姓的传统观念，害怕要出工钱、办招待，不敢接受伤兵的帮助。这中间发生了种种喜剧性的误会，后来真相大白，冰释前嫌。伤兵帮助老百姓，老百姓善待伤兵，军民关系和谐。艾芜的原作是一篇短篇小说，其素材远远不能满足一个三幕剧的需要，陈白尘在写作《大地黄金》时加入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新材料，人物、情节等均有增删，特别是结尾改变很大，“和原作几乎相反了”30。在艾芜的原作中，姜老太婆支走帮忙收割的伤兵，后来确认伤兵帮助割稻子既不要工钱，也不在老百姓家里吃喝，加之实在缺乏劳力，不得不去见伤兵的长官，请求帮助。伤兵赵廷明白了姜大嫂对他态度转好是为了让他们帮忙收割，愤愤不平。小说至此戛然而止，军民究竟能否真诚合作还是一个未知数。但在陈白尘的《大地黄金》中，伤兵们却是实实在在地下田去给姜老太婆一家割稻子去了，军民合作的障碍已经消失。当时就有评论注意到了两部作品的区别：“这编成剧本的《秋收—陌上秋》，已经比艾芜先生的原作完整的多了，特别是结尾那段，原作是没有得到完满显明的结果的，它只是指出了军民合作的实践和困难，而剧本呢，已经解决了困难，而引导到必然到来的希望了。”31艾芜的原作表现全面抗战时期的新型军民关系，本身就是以颂扬为基调的，陈白尘《大地黄金》的改写更是加强了“光明面”。对“光明面”的强化，既是陈白尘接受友人劝告的结果，也是陈白尘受现实生活感动的结果。《大地黄金》是在日军飞机的狂炸之中写作的，写作过程中陈白尘经常挟着未完成的稿本出去跑警报，而每次解除警报不过三五分钟，就能够听到门前山坡下茅草屋中的织布机“已经在愉快地有节奏地歌唱了”。这让陈白尘很受感动：“这歌唱，使得我回到家里抹抹汗水不敢停留地就握起笔来继续写作，这歌唱，使得我有两次当敌机临空都忘了进洞，以致遭受了相当的惊怖；这歌唱，更证实了‘抗战必胜，建国必成’。”32然而，就是这部颂扬光明的《大地黄金》，却在上演和出版时都被要求修改，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的严苛、戏剧传播遭受的政治压迫可见一斑。这也许是因为《大地黄金》没有完全放弃暴露。陈白尘说：“说到这个故事——写民众与伤兵间关系的演进，在我看本是属于光明的一面，但我不愿意（也是艾芜兄不愿意的），把过去的历史上伤兵所遗留下的罪恶，以及由于我们农民的自私心而造成的许多错误用金色玻璃纸包起来，所以又多少做了点无情的暴露。而我认为正因为过去造下了那许多罪恶，如今才需要以加倍的代价去偿清那笔宿债。——所以军民合作不是如乐观者那样，以为叫几句口号就会合作起来的。但这次，我想不致于再有人骂我悲观失望了吧？因为这次所写的不过都是些细民，而没有什么文化人在内。”33《大地黄金》对历史上的军民对立、农民的因袭重负有所表现，对军民关系改善的困难性和长期性有所认识。如剧作通过人物黄老太婆之口表现了以前伤兵对老百姓的侵扰：“往年伤兵一到，板凳、桌子、窗户、门扇都劈了当柴烧，稻草、芦席借了就不还，鸡蛋、鸭蛋拿了不给钱！”应该说，这种认识是符合实际的，表现也是必要的。陈白尘估量到了不会有人因《大地黄金》骂他悲观失望，却没有估量到书刊审查官会和他过不去。

档案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效路径，从档案中可以发现许多新材料，提出许多新论题，甚至推翻一些习以为常的成见。沈卫威、张均、曾祥金、张传敏等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成果。本文从有关剧作家陈白尘的几件档案出发，结合相关材料，探究全面抗战中后期国统区戏剧的传播情况，发现戏剧传播遭受着经济、政治的双重压力，陷入困境之中。经济压力来自通货膨胀后的演出成本增加和政府限定戏票价格而课以重税，导致的结果是剧团与机关团体合作以募捐名义演出，或戏剧掮客操纵演出；政治压力来自国民党当局严苛的图书杂志审查，这种审查以打击异己、维护专制为根本目的，限制了戏剧的上演和剧本的发表、出版。限于篇幅，本文未全面论述戏剧工作者的应对以及这种压力、困境对中国现代戏剧发展走向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有关陈白尘的档案材料肯定还有很多，如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的档案中就有1939年8月“教育部关于陈白尘辞职给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的批”，陈白尘似乎是“剧协”唯一辞职的理事，他为何辞去理事职务呢？这恐怕也是一个可以探究的问题。

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多卷本《中国抗战文学史》（项目批准号：21AZW018）”的阶段性成果。

1．田汉：《关于抗战戏剧改进的报告》，《戏剧春秋》1942年第1卷第6期。

2．从演出时间来看是《大地回春》首演。吴彬《中华剧艺社演出史》（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附录二“中华剧艺社历次公演剧目”指出《大地回春》首演由“中国警察学会重庆分会为筹募警察子弟学校基金主催”（见该书第343页），也印证了这一点。

3．杨荫溥：《民国财政史》，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59页。

4．记者：《剧人昨天纪念戏剧节   希望解除一切困难——马彦祥历述戏剧界艰苦奋斗的情形》，《新华日报》1944年2月16日第2版。

5．谢复苏：《我们要扫除障碍》，《戏剧月报》1944年第1卷第5期。

6．徐乘驷（陈白尘）：《论大后方戏剧运动的危机——一个事务工作者庸俗的看法》，《戏剧月报》1944年第1卷第5期。

7．记者：《艰苦的话剧界》，重庆版《大公报》1943年11月23日第3版。

8．徐乘驷（陈白尘）：《论大后方戏剧运动的危机——一个事务工作者庸俗的看法》，《戏剧月报》1944年第1卷第5期。

9．同上。

10．记者：《剧人昨天纪念戏剧节希望解除一切困难——马彦祥历述戏剧界艰苦奋斗的情形》，《新华日报》1944年2月16日第2版。

11．谢复苏：《我们要扫除障碍》，《戏剧月报》1944年第1卷第5期。

12．记者：《艰苦的话剧界》，重庆版《大公报》1943年11月23日第3版。

13．徐乘驷（陈白尘）：《论大后方戏剧运动的危机——一个事务工作者庸俗的看法》，《戏剧月报》1944年第1卷第5期。

14．今：《票价问题与捐税》，《戏剧时代》1943年创刊号。

15．刘念渠：《重庆抗战剧运第五年巡礼》，《戏剧月报》1943年创刊号。

16．徐乘驷（陈白尘）：《论大后方戏剧运动的危机——一个事务工作者庸俗的看法》，《戏剧月报》1944年第1卷第5期。

17．记者：《艰苦的话剧界》，重庆版《大公报》1943年11月23日第3版。

18．记者：《艰苦的话剧界》，重庆版《大公报》1943年11月23日第3版。

19．石曼：《重庆抗战剧坛纪事》，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

20．《国民党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   第二编   文化（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52-553页。

21．《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关于成立三个月以来的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   第二编   文化（一）》，第709页。

22．《国民党中宣部关于图书杂志审查工作的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   第二编   文化（一）》，第713页。

23．陈白尘：《历史与现实——史剧〈石达开〉代序》，胡星亮、胡文谦编：《陈白尘研究资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版，第335页。

24．董健：《陈白尘创作历程论》，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版，第190-191页。

25．陈白尘：《〈大渡河〉校后记》，胡星亮、胡文谦编：《陈白尘研究资料》，第360页。

26．陈白尘：《〈大渡河〉校后记》，胡星亮、胡文谦编：《陈白尘研究资料》，第360页。

27．同上。

28．陈白尘：《我的欢喜——〈乱世男女〉自序》，胡星亮、胡文谦编：《陈白尘研究资料》，第319页。

29．陈白尘：《“暴露”和“悲观”——〈秋收〉序》，胡星亮、胡文谦编：《陈白尘研究资料》，第323-324页。

30．同上，第325页。

31．章罂：《〈秋收〉——〈陌上秋〉读后》，《新华日报》1941年10月11日第2版。

32．陈白尘：《“暴露”和“悲观”——〈秋收〉序》，胡星亮、胡文谦编：《陈白尘研究资料》，第324-325页。

33．同上，第3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