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程毅，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1938年5月中旬，粟裕率先遣队进入苏南；其后陈毅、张鼎丞先后率新四军第一、二支队东进，分别在苏南茅山地区及苏皖边界实行战略展开。次年，在实行东进北上的同时，这两个相互独立的支队被统一纳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旗下。1940年六七月间，陈毅、粟裕率苏南新四军主力北上，告别了之前兼顾（江）南（苏）北的状态，向苏北寻求突破。不久，黄桥战役爆发，陈部主力重创韩德勤部，标志着中共发展华中取得关键性胜利。
苏南新四军的发展转变，无疑与中共“发展华中”战略密切相关。学界对此长期关注，相关研究最初主要聚焦于苏南新四军北上后的发展轨迹，尤其关注新四军如何在苏北实现战略突破，以及由此引发的国共关系变迁。此后，逐渐有更多学者对新四军从苏南转向苏北的过程进行考察。其中就有部分论者认为，1940年春，陈毅与中共中央在发展方向上存在分歧，即侧重于江南还是苏北；还有著述在深入剖析陈毅与刘少奇关于发展苏北的不同思路外，还初步关注到语言、民众气质、社会控制网络等地域社会因素对苏南新四军转向苏北的影响；亦有学者对新四军如何利用与改造帮会势力，进而实现立足江南和向苏北发展等方面进行了论析。此外，有学者从社会经济史角度另辟蹊径，发现苏南特有的税收结构使中共经常会绕过乡村社区，利用高度发达的租佃关系和市场关系去征收赋税，所以中共未曾迫切地去动员与改造乡村社区，继而无法从江南农村获取持续的人力和经济支持。对此，中共决定调整自己的战略部署，将发展重心转向苏北。
毋庸讳言，苏南的周边环境对新四军的长久生存与发展并不有利，陈毅对此早有体会，所以在进入苏南后不久就寻求向外拓展空间，向苏北发展即是其抉择之一。然而，何以迟至1940年春，当中共中央一再要求陈部大力发展苏北时，陈毅反而将其发展重心放在江南？既有著述似乎均未进行深入论析。其次，涉及陈毅的战略布局，虽有学者注意到1940年中后期陈毅与刘少奇存在的分歧，但缺乏长时段的连贯考察，存在较多语焉不详之处。其三，任何战略的“落地”必然有其地方化的调适，但既有著述或着力于军政史层面，或尝试发掘地域社会要素，二者缺乏对话互动。有鉴于此，笔者拟通过兼顾军事战略与地方情境，以前述三点为突破，冀以深化对中共发展华中的认知。
一、苏南新四军的处境与发展方向的抉择
（一）苏南新四军的处境
1938年春，华北八路军由山地游击战转向平原游击战取得突破，此举让毛泽东对新四军在江南平原水网地带的发展充满期待。
实际上，此时新四军在苏南敌后确有发展契机。1937年12月，南京沦陷。乱世造就了周边地区“自发动员”的现象，各类地方武装层出不穷。陈毅就曾指出，“江南现有的游击队，名目繁多，系统纷纭，缺乏固定给养与政治工作及统一指挥。”显然，通过对地方武装的改造进而将其收编，是新四军发展壮大的可选之道。陈毅对此颇有心得，认为“动员人力武装上前线最好方式是扩充地方武装，用逐渐抽调方式加入主力或组成主力兵团，在不知不觉间完成了广大征兵工作”。
但苏南新四军同样也面临着诸多挑战。1939年3月，叶挺、项英就对新四军在此间的困境有过细致论述，大致表现为：首先，新四军缺乏足够的回旋空间和隐蔽作战条件，活动地区狭小并被国民党不断限制；苏南地区多为平原水网地带，“平坦少山”，“森林缺少，且乡村多狗，我军运动时，犬吠不息”，但“村落乡多”，使这种困境有所缓解。其次，经济困难并由此影响到后勤供应问题，“江南气候水土不合，指战员生病极多，伤员逐增，因无药治疗，经济不支购买，伤病员不能立愈”。同时，日军有较先进的作战理念，在新四军周围“据点林立，各据点距离大约五里至十里，并在据点空隙间，常有伪军驻扎与活动”。毛泽东曾提到，在平原水网地带，游击队如有广阔回旋地带，亦有发展的潜力。“有了广大地区这个条件，就在平原也是能够发展及支持游击战争的，河湖港汊更不待说。”综合前述，新四军如想立足苏南，亟待向外拓展生存空间，并在兵源与经费方面寻求解决之道。
（二）东进北上——困境中的方向抉择
1938年6月，新四军第1支队司令员陈毅率领部队甫抵茅山地区，就收到了上海党组织送交的关于苏南东路抗战形势的详细资料，为之后东进决策提供了指引。与项英授意陈毅对大刀会等地方武装进行渐进式改造，进而扩充兵力的主张不同，叶挺根据各方汇送来的情报，很快捕捉到更为迅捷的扩兵途径。叶挺主张由他和张云逸组织野战司令部、政治部，“前方留云逸在南京附近整理部队”，他“带一个轻装支队的两营赴丹阳、武进、江阴、无锡、常熟、苏州、青浦、东（松）江、嘉兴、长兴、宜兴及平湖一带”，以“组织群众武装力量，统一游击区武装领导，加强建立各游击支队”。概言之，叶挺主张沿宁沪线东进至上海外围，继而沿沪杭线南进杭嘉湖等地收集兵源，发动沿线民众抗战。此一主张可谓极具战略眼光，对其后苏南新四军东进，尤其是1940年初中共中央与陈毅做大江南局面的设想有启发意义。
1938年9月中旬，此时“武进、江阴一带”尚属新四军活动范围，陈毅结合军部等各方指示，决定派王必成率第2团一部越宁沪铁路东进侦察。在澄（江阴）武（进）、（无）锡北地区，王必成与何克希、陈枕白等人取得联系后即西返。王必成之行，不仅侦悉了苏南东路形势，还改善了第2团的武器装备，并将何克希掌握的梅光迪、朱松寿等地方武装带回茅山整训。按，王必成，时任新四军第1支队第2团参谋长，后升任团长；何克希、陈枕白，此时受中共上海党组织委派，在苏南东路从事统战或兵运工作。 但国民党对此产生忌惮，除了迫使王必成部西撤，还决定将8月拟定的苏南国共部队防区草案付诸实施。11月，苏南新四军再无“合法”进入东路的机会。
除了兵源问题，陈毅之所以考虑向东发展，还苦于经费紧张。由于国民党禁止“就地筹饷与征发”，但新四军各支队每月仅能领到军饷1.5万元，国民党虽先后增发“兵站临时补助费”“米津”等费，但新四军的经费仍不敷使用，如若扩兵，将更捉襟见肘。1938年11月，项英就曾表示，“江南有二万上下部队，可直接编入，但粮费无法解决”。苏南新四军多靠动员地方人士募捐、“打资敌”和没收汉奸财产等方式来缓解经费困难，但因其活动空间相对狭仄，这些方式既非持久之计，实际获取又很有限，其后有人建议陈毅通过收税来缓解困境。苏南东路恰是财税重地，加上大量的上海难民和失业工人涌入此地，陈毅遂将视线投向东路地区。
然而，国民党早已禁止新四军进入东路地区。为维持国共统战局面，项英决定缩减经费使用，这亦成为其“精兵主义”主张的关键缘由。陈毅并不想被动应付，针对王必成带回的东路地方武装，萌生以地方军名义东进的想法，故决定将梅光迪等地方武装整编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第3路”（后文简称“江抗3路”）。胡发坚和王赤先后被派往该军，并率其进入武南、锡西，开辟太滆地区，为东进创建前进基地。
与此同时，丹北的管文蔚部亦与陈毅接上联系，使新四军有了向北发展的可能。抗战初期，管文蔚凭借自身的人际关系网络，在丹阳访仙桥镇集聚了3000余人的武装。1938年7月，管文蔚与陈部取得联络后，陈毅先后派刘炎等20余名军政干部协助管部整顿；9月中旬又授予其“新四军挺进纵队”番号（后文简作“挺纵”），“对外仍以丹阳游击纵队或江南抗日义勇军游击纵队的名义”，因为以地方武装的名义，“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以便将来向东向北发展”。此时在苏南，日军除有1个师团驻宁外，在丹阳附近的镇江亦有1个旅团驻防。因此，管部难以株守丹阳；同时该部既已隶属新四军系统，自然需要服从后者的军事调度，稍后即被陈毅授意向北发展。
此时，徐州会战刚结束不久，苏北正值地方权力格局的重组期，为管文蔚部北进提供了机遇。1938年9月，管文蔚派挺纵第2支队到苏北侦察，发现通扬运河以南存有发展空间，因为“大桥、嘶马一带，只有国民党江都县政府派驻的少数武装”。稍后，管文蔚增派其第3、4支队各一部，在新四军第2团协助下，攻克扬中，继而“控制仙女庙以东之大桥、嘶马、吴家桥”，这一带成为新四军日后发展苏北的桥头堡阵地。此外，李明扬、李长江及其部下贩卖私盐的船只恰需经过管部控制的区域。在陈毅的指示下，管文蔚通过减半税收的方式赢得了两李的好感，为其后的统战工作奠定了基础。
在管部凯歌北进的同时，新四军东进亦相继展开。1939年3月，周恩来在皖南军部向新四军将领传达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发展方针，并要求新四军在江南，应做到“那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那个地方发展；那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那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那里发展。”在此情形下，陈毅加快了东进步伐。5月，叶飞奉令率第6团东进，在武南戴溪桥与江抗3路汇合，成立了江抗总指挥部，梅光迪任总指挥，叶飞任副总指挥，但叶飞负实际指挥责任，叶团以“江抗2路”名义示外。
其实，叶部东进除了解决“人、枪、款”问题，还有在开拓苏南东路新局面的同时，将部分兵力向北转移，打通与管文蔚部联系的考量，即“用大力争取苏州、青浦、嘉善一带，造成主要根据地，以一个支队在苏（州）无（锡）路道两侧，一个支队在常熟、江阴、太湖、长江边活动，占据几个口岸，准备向江北转移。”经过数月的东进作战，叶部不仅重创了袁亚承等忠义救国军势力，还收编了大量地方武装，“8月底，‘江抗’已由东进时的1000余人发展到5000余人，武器装备也大大加强”，并采取“以老带新”的方法，加强内部整编。但因时间紧、任务重，部分新四军将领采取了较为激进的处置方式，引发地方武装领袖的不满或对立，其间尤以邓本殷的反水告密影响最为恶劣，国民党方面也因此获悉江抗实为新四军。由于外部不断施压，第6团士兵又“大多数是闽东人，善于爬山，却不善撑船划桨，在江南水乡活动自然有一定的困难，再加上满口闽东方言，和江南人言语不通，也不便隐蔽”，叶飞被迫率部西撤，并在扬中与管部合编整训为4个团，仍沿用挺纵的番号。
既有著述在论及此时段苏南新四军时，通常以1938年“五四指示”以及1939年周恩来指示为线索，将其发展历程化约为线性的政策执行史，而未能深入梳理政策的转变与具体地方情境。其实，此时江南新四军被赋予的战略任务为充当“江南（包括浙、皖南、苏南）、闽粤赣游击战争之产婆”。对东进北上拓展空间，中共中央最初仅要求江南部队“将来力能顾及时，亦应准备派出一小支队”。但如方家所言，“中共革命亦是一场地方革命，它需要地方党员因地制宜地贯彻中央指示”，陈部的东进北上自与中央指示相关，但亦建基于地方情境，通过开拓生存空间，使兵源财源问题得以纾解。苏南新四军在1939年扩至8个团；进军东路，则使其经济困境得到显著改善。因此，当陈毅决定叶部西撤时，项英啧有烦言，称“江抗无信心及不了解东路的意义……这是大的失策，增加今后困难”。
然而，当国民党逐渐侦悉管、叶两部向外拓展行动与新四军有关联时，便通过调整防区及增调兵力进驻苏南等方式来制约新四军的发展。1939年9月，叶挺在离开云岭前，就已觉察到苏南新四军的处境将益形艰危；抵渝后不久，联名南方局致电毛泽东、项英，建议新四军“除酌留部队在江南外，主力分批组织游击支队分头过江”，“指挥机关秘密江北去”。随着中共“发展华中”战略的区域调整，苏南新四军的发展路径也逐渐发生变化。
二、中共发展苏北的设计与苏南新四军的发展
（一）中共中央与刘少奇的苏北攻略
抗战时期中共发展苏北，经历了从普通的战略南伸到将其作为发展华中之关键构成的转变。1938年12月初，中共中央就已决定让山东方面“派一部游击队去苏北开展游击战争”，次年3月又指示苏北“责成鲁南去发展”，即要求山东八路军南下发展苏北。由于此时中共发展华中的着眼点是以河南为中心的鄂豫皖等地，故对苏北并未过多留意。但中共却迟未等到发展河南的有利时机。11月，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在南下皖东，途经彭雪枫部驻地时，敏锐洞悉苏北存在巨大发展潜力，11日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二月后，主力部队及省委干部抽一部即越过津浦路东去创造苏北根据地”；19日，中央复电同意，要求江北新四军强力东进，“一切有敌人而无国民党军队的区域，均应坚决的尽量的但是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去发展。……惟须指导下级避免与韩德勤的基本区域发生冲突”，中共自此将发展华中的重点由津浦路西调整为路东。
通过分析苏北局势，中共中央及刘少奇均主张先从淮北地区取得突破。此时，日伪军占据徐州、扬州，韩德勤部主要在盐城、兴化驻防，两李据守泰州，陈泰运部在曲塘、溱潼一带活动。1939年12月19日，刘少奇决定“依靠豫东、皖东北彭雪枫、（张）爱萍地区向苏北发展”，从皖东抽出4个团配合彭雪枫部“先在淮阴以北发展，立定脚跟后，即可向南发展”；27日，中共中央复电确定发展重点为“淮北之皖苏地区”。其后，因八路军在华北陷入发展瓶颈，皖东国共军队大磨擦，中共中央决定派八路军南下发展苏北，在发展思路上基本沿袭旧见，即先占淮北，然后再伺机南进解决苏北问题。1940年5月5日，中央又提出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及苏鲁豫支队将“从徐州附近逐步南进，先占盐城、宝应以北各县”，对该线以南地区暂持守势。6月6日，刘少奇对兵力配置略作调整，第344旅和苏鲁豫支队被要求进入皖东北地区，配合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先占领盐城、宝应以北地区，“并在必要时配合叶飞支队及四、五支队向盐城、宝应以南发展，解决苏北问题”。
此时，苏南新四军又被赋予了何种角色呢？在刘少奇最初的战略设计中，“江南六团（即叶飞部——引者注）只到袁［扬］州、六合活动” ，即要求苏南新四军北上沟通与皖东新四军的联系，并配合中共淮北地区活动的部队南进开辟苏北局面。稍后，刘少奇出于稳固皖东阵地起见，试图从江南抽调兵力，虽遭项英拒绝，但新四军内部仍决定由陈毅部大力争取苏北。1940年3月的半塔集保卫战让刘少奇深受启发，他决定让叶飞部伺机发挥“引敌围攻”的作用，为主力部队进入并夺取苏北创造政治理由。质言之，北上的苏南新四军在中共中央及刘少奇的战略设计中仅充当配角，发展苏北的主角也经历了从彭雪枫部到八路军南下部队的转变。
既有著述认为1940年春陈毅执着于发展江南，与中共中央发展苏北的要求存在分歧。其实，此种观点似未明晰此时中共对苏南新四军的战略定位。尽管从1939年底到次年六七月间，中共中央多次要求陈部“力争江北”“立即应当向苏北发展”，但同时亦要求陈部“在江南者一直发展到淞沪、沪杭、苏嘉三路全线，并超过沪杭路直达海边”，以及在1940年5月5日指示中明确陈部负责参与开拓江北局面的为叶飞部。综而言之，1940年陈毅率主力北上前，中共为苏南新四军确定的发展方针实为“兼顾南北”：在苏北者从被要求沟通与皖东新四军联系并在将来配合淮北部队南下作战，到逐渐明确其发挥“引敌围攻”的作用；在苏南者仍须坚持既有阵地，并伺机开辟东南革命的新局面。尽管陈毅先后派出4个团北上，但此时苏南部队仅在中共苏北攻略中发挥战略辅助作用，其被赋予的战略主责仍是做大江南局面。
（二）经略江南——“兼顾南北”方针下苏南新四军的战略主责
1939年10月，陈毅虽迫于外部压力，令叶飞部撤出苏南东路，并将该地交予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但仍有继续东进的想法；同时北上也在酝酿之中。二者之中，对前者更为倾心。
不久，苏南东路的形势发生变化。叶部西撤后，“国民党忠义救国军乘机进扰澄锡地区，形势迅速逆转”，但日伪军其后对该地发动“扫荡”，忠救军仓皇溃退。为有效发动东路民众抗战，并解决部队再度出现的经济筹款极难问题，新四军开始着手在东路恢复工作，组建了新“江抗”。1940年1月14日，新四军军分会与东南局在皖南召开联席会议，明确了扩兵要求，并提出“加强在苏锡一带工作与部队，求得人枪款之解决”；20日，项英提出“东路甚富庶，可筹大批款供给四军，伪军及散枪当地约一千以上，又是国党力量薄弱地区，应乘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力求发展为江南人、枪、款三项之来源”，并派何克希东返负责东路抗战。此后，为进一步开辟局面军部又派谭震林进入东路。
鉴于国共关系有好转的迹象，以及为争取在国共谈判中获得更多优势，中共中央对各部队提出加速发展的要求。1940年2月10日，中央军委要求苏南新四军“一直发展到淞沪、沪杭、苏嘉三路全线，并超过沪杭路直达海边，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并扩大军队三万至五万”。易言之，中央希望苏南新四军打通与东路的联系，并力争浙东，从而开拓中共在江南抗战的新局面。此项指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陈毅乃至后来谭震林对苏南新四军的战略布局。既有著述几乎均强调了其后的“五四指示”对新四军发展的影响，但“五四指示”更多是为打破新四军部分领导拘泥于统战而未能强力发展的心理，催促其尽快开拓大江南北局面，使“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得以控制掌握，进而为周恩来即将在重庆的谈判提供更多筹码；其内涵并未超出2月10日指示。
值此情势下，陈毅也相应调整了苏南政策。1939年底，陈毅在苏南暂持巩固的方针。苏南新四军虽在该年获得大发展，但历经多次战斗的消耗，减员甚为严重；1940年春初，“全部仅八千余人，除去苏北三千余人，不足五千人（路东不算在内）”。1月中旬，陈毅在皖南开完联席会议后，即返苏南布置扩兵工作。为实现强力扩兵，苏南新四军在地方政权工作方面也从之前秘密的状态转为积极公开；同时，陈毅还积极推动皖南新四军与己部会合于苏南，以更好地开辟江南抗战局面。5月8日，陈毅结合中央指示和苏南形势，提出“数月内将（南）京沪（线）敌后一切空隙填满，然后分三路南进控制黄山山脉、天目山脉”的主张。《陈毅报中央书记处》（1940年5月8日），《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第5册，第112页。 稍后，陈毅接到“五四指示”，遂立即向属下各部传达，并布置“向京汉［沪］路两侧二十九县地区（溧阳、溧水、高淳、宜兴除外）”的发展任务。
除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此时陈毅迫切向外发展，仍有经济因素的考量。譬如参与行动的徐绪奎部，除了配合第2团及挺纵第4团等部打通与苏南东路谭震林部联系，还被要求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筹款。挺纵第2团遵照江南指挥部的命令，在东进至武南、锡西一带时，因该地茧行甚多，“敌伪顽都设有税卡，茧税是笔可观的收入。……给新四军筹款，在武进南乡、无锡西乡、太湖两岸收茧税，就要直接跟敌伪顽争夺税收，争夺茧税。”挺纵第2团虽然遭受敌方围袭，受到重创，但“筹到了一笔相当大的款项，上缴给江南指挥部”，缓解了指挥部的燃眉之急。
但国民党军显然无法坐视陈部在苏南的壮大。1940年2月16日，顾祝同就曾有新四军将会“相机占领天目山，以为浙西根据地”的疑惧。自1939年底以来，蒋介石对中共军队多以限定防区等方式应对，故电嘱顾祝同，对中共“应严密防范，如有越规行动，应不稍留情，从严制裁”。3月，顾祝同根据蒋令，对苏南新四军活动范围重作规定，将其限定在镇江丹徒、句容、溧阳一线以西，“溧（水）武（进）公路、石臼湖以北”，将丹阳等地划除，试图阻断长江南北新四军的联系，并一再要求江北新四军移师苏南。凡此均遭新四军抵制而无果。当陈毅完成军事部署后，新四军的急剧发展引起国民党的强烈反弹。陈亦深知国共在苏南的实力相距悬殊，电告中共中央：“我们能够手中有三个团作预备队，即有把握。现仅四个团又调出三个团到京沪（业已调出去了）”，请求从苏北调兵以解困局，稍后又让中央电催皖南新四军尽快东移。
随着苏北形势的变化，陈毅又决定不再从苏北抽兵南下；但皖南方面又迟迟未见开拔，加上国民党在苏南的军事优势明显，陈部很快就陷入重围。鉴于己部在长江南北同时面临危局，似乎无法各自独立应对，陈毅经慎重考虑，决定移师苏北。这标志着苏南新四军告别了“兼顾南北”的发展阶段，开始谋求“突破苏北”。
三、突破苏北：陈部主力北上后的战略作用
（一）陈毅在苏北的战略布局
苏南新四军主力北上参与发展苏北是逐渐推进、不断调整的过程；除了中共中央及刘少奇的战略设计，陈毅亦在其间发挥着关键作用。
早在1938年底，苏南新四军就以地方军名义进入苏北，但规模尚小；真正意义上的主力经略苏北似乎要到次年11月，而这源于李明扬的无意之举。彼时，国民党第三战区给两李部队发放弹药补给，但苦于难以将其从苏南运抵泰州，李明扬致函陈毅请求协助护送。陈毅借此之机，派陶勇、卢胜率第4团团部及其第2营将弹药运抵泰州吴家桥，然后以“苏皖支队”名义相机进入天长、六合、仪征等地发展。
为加强与两李的联系，以方便己部在苏北的战略展开，稍后陈毅即北上泰州。经过商谈，李明扬同意陈部东进“启东、海门、如皋、东台一线”，但要协助其解决保2旅张翼部，并希望陈部“占领圩塘，肃清张少华在江阴的势力，遮断顾（祝同）韩（德勤）之联络”。两李对陈毅的“慷慨”支持，一方面是对陈部北上力量的轻视，另外则是借陈部来钳制韩德勤部；这与抗战时期各地方实力派的行为路径存在相似之处，即面对各方强敌时，采取借力打力的策略以求生存，中共亦因而觅得敌后抗战的机缘。陈毅因此决定，以苏皖支队沟通与皖东新四军第五支队的联系；以徐绪奎部占领圩塘，“肃清张少华在江南之势力”；叶飞部与梅嘉生部“在大桥、吴家桥一线待命，与两李配合，向启东、海门、如皋、东台挺进”。由此可见，此时陈毅倾向于“多路并进”的战略布局。
此后，因周边形势变化，陈毅对苏北的布局作出调整。扬中整训后，新四军挺纵旗下4个团除第2团留守苏南外，其余3个团则先后开往苏北。1940年2月，陈毅命令挺纵第3团的第一、三两营，由梅嘉生、张震东率领西进与苏皖支队会合，稍后编入陶勇部。如此一来，挺纵留驻大桥、吴家桥的兵力就相应减少，加上叶飞对两李部属的统战行动未注意保持秘密性，两李因而对新四军越发敌意和提防；此后又有叶飞率部驰援皖东。凡此均使陈毅此前的布局难以贯彻。对此，陈毅决定先巩固大桥等据点，打通西路，在稳固既有阵地后，才寻求东进。5月8日，陈毅致电中共中央，表示“最好叶飞部、五支队先行肃清高邮湖西一带顽军，再渡湖而东向高邮、兴化发展，有三个主力团即可胜任。……苏北指挥机关设盱眙附近，逐渐向东移”。但其后陈毅又虑及己部北上力量较弱，暂时应先在大桥、吴家桥一线加强动员工作，提高作战能力，同时积极加强对两李的统战。陈毅提出，“（津浦）路西局面稳定，八路军来，才是大举夺取苏北的时机。”
但此时两李允许新四军留驻大桥等地，更多是让后者阻挡日伪军进犯，而非任其发展，更无法容忍叶飞部影响己方的财源攫取。5月17日，叶部在吴家桥遭遇日军“扫荡”，其后转移至郭村，该地“西边十里外，是鬼子高邮、邵伯据点；北方十里外，是韩德勤部队张星炳的保三旅；东边离泰州二十多里，南边是宜陵、塘头，是李明扬、李长江的地区”，属于三股势力的结合部。同时郭村还是两李的“生财之地”，“那时海边已被敌人封锁，淮北出的盐，商人把它由沭阳河、串场河运到泰州运河，然后转运到郭村。江南的商人，带着工业品，到郭村来贩盐，郭村成了一个新兴的商业村镇。本来李长江的部队驻在郭村，是设有税卡的，每天的收入是很多的。”叶部进驻郭村后，影响了两李在此间收税。而抗战时期两李与韩德勤产生嫌隙的关键缘由之一，即是围绕泰州地区征税权的纠葛。因此，眼见叶部对郭村似乎“久借不还”，并在此地不断壮大，加上韩德勤的暗中怂恿，两李准备对叶部发起战斗。大战一触即发，但此时八路军南下部队却因各种因素未能如刘少奇预期进入淮北地区，皖东新四军也受制于国民党桂系军队而无力驰援。
不久，郭村战斗爆发，陈毅觅得东进的机会。6月28日，战斗爆发后，在陈毅、粟裕率部队尚未抵达前，叶飞部就几乎独力击败了两李部队。此役虽使统战工作受到影响，但也使两李忌惮新四军的战斗力，对其在稍后的黄桥战役中保持中立起到关键作用。7月5日，战斗甫一结束，陈毅驳斥固守郭村的主张，力主乘势攻下塘头，因该地米源畅旺，税收殷实，同时“控制着二条我东进时必经之大河”；这次作战使陈毅发展苏北多了一种选择。
眼看策应兵力迟未到来，陈毅再度调整部署。最初，陈毅期待着八路军南下主力（即黄克诚部）和皖东新四军的配合，但刘少奇表示暂时仅有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可以策应作战。该部力量较弱，显然无法满足陈部作战需要。斟酌再三，陈毅决定东进黄桥，打开苏北抗战局面。为减少阻力，陈毅决定对两李改“打”为“拉”，“给他一些甜头”；除了交还战斗中的部分俘虏人员及缴获的装备，又先后“让出郭村、塘头、宜陵，并把吴家桥、大桥一带的三十里老防区及每月税收五万元一起让给两李”。
综上所述，陈毅在苏北的战略布局，大致经历了从“多路并进”到巩固大桥等南北交通线，打通西路，转而东进;最后又演变为放弃西路、东进黄桥，试图独力实现战略突破的过程。究其实质，陈毅调整布局的背后，是对己部战略定位的调整，即从之前配合皖东新四军和八路军南下部队作战，转而成为中共发展苏北的战略主角。但黄桥的战略位置特殊，东进势必会引起韩德勤南下攻袭。因此，在某种程度而言，陈毅的东进决策实为刘少奇“引敌围攻”方案的翻版。
（二）黄桥决胜：陈部突破苏北的关键
黄桥在军事、经济和政治等方面极富价值。建立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便于向（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发展。而只有控制通、如、海、启才可以与我江南部队相呼应，控制长江通道，威胁日寇和切断韩顽与江南冷欣的联系”；比扬州、泰州地区有更大的回旋空间，并利于维系与两李的统战关系。另外，陈部每月将能从黄桥获得百万元税收，通如海启地区更富庶，并便于与上海沟通联系。此时，黄桥为敌后地区，国民党仅有保4旅何克谦部在此活动，该部曾参与此前郭村的反共战斗，因而陈部东进就具备了政治理由。
但陈毅选择东进，放弃西路与皖东新四军沟通的、江南新四军北上的桥头堡，实属一种破釜沉舟的做法；对此决定刘少奇并不赞同。刘少奇倾向于陈部主力固守扬泰“引敌围攻”，“另外派一个极强的团，到黄桥地区，在敌后打游击，以便将来策应主力东进与南下部队”；同时让增援部队（即八路军南下主力与皖东新四军），“除一部沿运河以东南下外，主力作数百里迂回经平桥阜宁盐城东台南下，直捣韩之后方东台，以便在东台及其以南击溃韩李主力，逼韩李残部到如皋以南海门地区，逼他过江或消灭他。”既有著述在论及陈、刘分歧时，注意到二人对两李的不同策略。笔者以为，其分歧的根由，似系二人对陈部的战略定位不同，即刘少奇仍坚持让陈部牵制两李部队，充当战略配角。此外，若以“后见之明”观之，刘少奇主张将韩部逼出水网区可谓颇富远见，但此后八路军南下援助陈部作战，却未能达此目的，这也为后来曹甸战役的僵局埋下了伏笔。
针对二者分歧，中共中央更多是采取调和的态度，既肯定了刘少奇发展苏北的战略设计，同时也赞同陈毅对两李的统战方案。实际上给了二人战略布局的自由。后因苏北皖东洪水泛滥严重阻滞了增援部队的推进，陈部不得不先独力谋求战略突破。
1940年7月中下旬，陈毅、粟裕组建苏北指挥部（陈、粟分别担任正、副指挥），并将己方部队整编为3个纵队，即叶飞部、王必成部和陶勇部，各纵队分别以原第6团、第2团、第4团为班底，结合改编的地方部队组合而成。25日，陈、粟率部从江都大桥出发；28、29日先后击溃陈泰运部和何克谦部，占领黄桥等地，初步完成东进计划。其后陈、粟决定放弃西路所有据点，将兵力全部集中于黄桥等地，在争取两李中立的同时，使自身有充足兵力开辟通如海启地区。陈部除了加强部队扩训和地方工作以应对预期即至的战斗，还“派队东进至如皋附近，提出以下请求：承认我委派之县长，取销（消）在苏北限制异党办法，分派抗敌任务，承认沿江归我负责，召集江苏全民代表大会”，以吸引韩德勤部南下，达到“引敌来攻”的目的。
显然，国民党方面不会置若罔闻。其实，陈部东进黄桥等地，不仅截断了韩德勤与冷欣两部的战略联系，同时也阻断了韩部战时走私的重要通道。此时，国民党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也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并预判陈部会“相机占领如皋，北窜盐阜，与两淮十八集团军相呼应”，“最后分兵徐州入鲁”。因此，当蒋介石电令于学忠派兵协助韩德勤对付中共苏北部队时，于学忠并未袖手旁观，随即派霍守义师南下。但霍部穿过陇海铁路等交通线，需时尚久，对韩德勤而言显然是“远水难救近火”。韩德勤针对中共各方部队，决定“焚毁旧黄河（在涟水以南）及运河船只，向北、向西则取守势”，将主力先行南下对付陈部。在9月初的营溪战斗试探受挫后，韩德勤派张少华率保9旅进驻姜堰，对驻防黄桥的陈部加强封锁。“黄桥一带的食米，多半从兴化经过姜堰南运。现在海安、曲塘、大小白米、姜堰这一线被封锁，通扬运河过不了，黄桥一带的米价便暴涨”。质言之，韩德勤试图通过截断粮源等方式困杀陈部，“使新四军与民争食，造成矛盾，逼使新四军转移”。
统战是中共开辟抗战局面的重要手段，陈毅针对周边局面，有效施展统战策略，实现了战略突破。张少华部进占姜堰，不仅妨碍了新四军在黄桥的抗战，还严重威胁了两李及陈泰运的生存；同时当地民众的生活也受到影响，但“张少华部队没收了粮食，竟运到日伪据点赚钱”，这使得陈部讨张作战获得了地方实力派及民众的支持。陈毅随即发动姜堰战斗，瓦解了韩德勤的前述企图。面对接连遭遇败绩，韩德勤除向国民党中央请求补充饷弹外，还电请冷欣抽1个师北上驰援。蒋介石面对韩德勤的来电，一面派人与周恩来交涉苏北事宜，另一方面仍对韩德勤抱有期望，要求顾祝同电嘱韩“打通沿江海地区与江南运路及交通连络确实后，再定整个办法”。针对韩德勤日益升级的进攻态势，陈毅决定将姜堰让给两李，以孤立韩德勤。除了利益让渡，实力震慑亦是决定统战成效的关键。其实，两李部属在稍后的战斗中，就打算乘韩、陈“双方两败俱伤，坐收渔利；更准备我军败退，好抢占黄桥”。10月4日，黄桥战役爆发，6日结束。韩德勤部虽在人数上明显占优，却多系保安队、自卫队性质，在作战能力和政治工作方面远逊陈毅部；其最精锐的独6旅和第89军几近全军覆没，此役因而成为中共发展苏北的关键突破，标志着中共发展华中取得实质性胜利。
黄桥战役结束后，陈毅决定除留一部向东南拓展防区外，主力继续北上。其后又与黄克诚部协力发动曹甸战役。因韩德勤部固守水网区，故而仍能苟延残喘。迄至1943年3月中旬，韩部撤离水网区，试图与东进的王仲廉部在淮北建立据点，以威胁新四军的发展。新四军第4师在各师配合下成功挫败其企图，标志着韩德勤彻底退出了战时苏北政治舞台。
余论
苏南新四军参与发展华中是逐渐深入的过程。长期以来，在中共中央及刘少奇发展苏北方案中充当战略配角，苏南新四军因此坚持“兼顾（江）南（苏）北”的发展方针，其中又以经略江南为战略主责。曾有学者指出，江南特有的财税征收系统和民众不愿当兵的态度，使中共无法从此地获取持续的人力和经济支持；中共因而将发展重心转向苏北。其实，随着全民族抗战的到来，各类名目的地方武装在江南地区兴起，各方政治势力均将其视作兵源获取的重要构成，并由此展开竞逐。针对这一局面，中共以其超强的调适能力，根据当地民众对自卫的需求日盛，先从自卫的角度组织自卫队，然后伺机“加紧对自卫队的政治教育，逐渐提拔积极分子，组织游击小组，或送到游击队去，由游击队过渡到正规兵团”。因此，至少在陈毅率主力北上前，苏南新四军在兵源扩充方面并未遭遇困境，更多是苦于经济问题，后者对陈毅的军事决策起到了内在驱动作用；北上后亦然。陈毅移师北上，最直接的动因还是己部在长江南北同时遭遇危局而无法各自独立应付。但苏南仍被中共确定为“华中斗争的重要翼侧”。实际上，陈毅在东进黄桥前夕，就已确定己部在江苏的行动方针为“江南取守势，江北取攻势。将来苏北问题解决，再移兵南渡”。
陈部在苏北实现战略突破，除了中共中央及刘少奇的运筹帷幄，陈毅对己部在苏北的战略布局同样关键。与项英的谨慎求全、犹疑不定相比，陈毅能因时而变，除了果断地移师北上，还能及时调整战略部署，放弃西路与中共其他各部联系的桥头堡，以破釜沉舟之势率部东进，通过黄桥战役，重创韩德勤部，实现了在苏北的突破，使己部由发展苏北的配角跃升为战略主角。皖南事变后，该部主体部分整编为第1师，成为新四军此后各项发展战略的重要执行主体。
然而，当陈毅率主力在苏北高奏凯歌时，苏南留守部队的处境却愈发艰难。由于苏南地方武装的精锐部分在陈部北上前“大都上升为主力，没有留下足够的基础和种子，影响了各地区的对敌斗争，也影响了地方武装的继续生长发展”；留守部队因而在苏南采取分散游击的方式坚持。但日军深知，新四军北上，并非意味着其放弃江南，而仅系暂时避开国民党军的锋芒，故决定强化对江南等地的“扫荡”或“清乡”工作。除了日军，国民党军始终对新四军留守部队虎视眈眈。皖南事变的发生，使原可牵制国民党重兵的皖南新四军几近全军覆没，继而又有新四军第6师第18旅北撤，留守部队的处境益趋艰危，新四军军部领导也曾几度考虑将苏南部队主力撤往江北。此种局面直到1943年10月才有根本改观。
很多战略决策的成效具有阶段性。日后新四军主力之所以一再延期执行南进战略，除了受制于国共统战全局外，与其在苏南长期难以立足，皖南据点又早已丧失，似乎存在相当关系。此后，粟裕率部南下苏浙，与国民党军进行三次天目山战役后，在浙西难以坚守。究其缘由，既有粮食供应不足的影响（但与其对峙的国民党军其实同样面临这种困局），更与新四军没有主力在皖南、苏南对国民党军进行有力牵制密切相关。因此，以“后见之明”观之，陈毅通过战略收缩将己部主力集中苏北，打开华中局面的同时，亦不免会丧失某些其他发展机遇，这或许就是历史的多重面相。
原文载《安徽史学》2026年第2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