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耀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史、法律社会史、社会文化史，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二十一世纪》（香港）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篇。
【摘要】七七事变前夕，日人岛瑛假“中日亲善”之名在天津开设农场，却暗中策划纵火案企图激化中日矛盾从中牟利。事败后岛瑛易名“唐瑛”，伪饰华人身份转赴上海，刻意塑造投身中国“新农村建设”的理想主义者形象，同时又暗中创立兼具谍报与贸易双重性质的“东天红”组织，长期游走于沦陷区与苏中根据地充当掮客。1945年日本战败，岛瑛更名“凌义”，赴北平投靠马占山麾下的东北挺进军，试图整合日侨出关“开拓”东北，最终因与酒井隆的关联被捕并遭遣返。岛瑛的在华行迹表明，除被侵略方在战争裹挟下的被动合作外，侵略阵营内亦有主动涉足灰色地带的“与敌合作者”。尤其是在东亚深厚的农本社会传统、淡漠的国族观念与战时个体的投机野心等因素影响下，不乏在华日侨将中日战争前线视为逃避国家统治的灰色地带，长期活跃于各方政治势力夹缝中，通过形式各异的殖民实验，追逐一种杂糅传统与现代特质的自治乌托邦。
【关键词】抗日战争； “大陆浪人”； 岛瑛； 农本主义
抗战时期作为侵略方的日本占领政府、在华日人社群，在过去的研究中常被视为一个不须作太多区分的单一整体。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在华日人群体内部的复杂性被长期掩盖，而战时日人“名噪世界”的“爱国意识”以及日本“军国主义”神话则被不断强化，连素来形象不佳的日本浪人，亦被塑造成“日本帝国那面大旗上永恒的流苏”“超级爱国者”以及“极端民族主义政客和他们的代理人”等。但揆诸史料不难发现，战时在华日人的行动并不总能与日本政府保持步调一致，其中不乏偏离、抵制甚至背叛。
据美国驻华使馆秘书戴维斯观察，在国统区与沦陷区的交战前线，双方长官常通过掌控所谓“战线”两侧的走私贸易攫取暴利，日人腐败程度丝毫不逊于国民党军，因而才能使这种关系逐渐“制度化”。战时中共素来重视的对敌贸易，同样不乏日人混迹，充当政治掮客的日人亦十分常见。其间，一向被时人斥为“眼中没有祖国”的日本浪人群体，表现尤为突出。只是这一群体通常行踪隐秘，活动谋划鲜少形诸笔墨，学界鲜有人从微观层面对其施加关注或为其著书立传，致使其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角色与立场，迄今仍停留在脸谱化的认知层面。
本文关注的日人岛瑛，本是一个注定湮没于历史长河的无名浪人，然因与前日本陆军中将酒井隆的一次纠缠而从历史阴影中现身，让我们得以循点星文本，勾勒出一个20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在中日战争前线的日本浪人掮客的战时行迹。长期游走于沦陷区、根据地与国统区的岛瑛，与日军特务机关、新四军及国民政府均有关联，恰为我们管窥战时在华日人内部的复杂性以及抗日战争前线的别样图景提供了独特视角。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将日人岛瑛这段充斥骗局、谋杀、虚构和野心的经历重新整合后，也获得了一个重审战时“灰色地带”与“合作”概念及其边界的机会。
一、天津：圣农园中的战争推手
1937年3月，一个名为“圣农园天津办事处”的机构在《益世报》刊发启事，以优厚待遇招聘“有志于农业而能负苦耐劳”的年轻练习生。这一略显神秘的圣农园，其幕后开办者正是本文追踪的日人岛瑛，不过此时他惯以“岛英三”之名活动。
据岛瑛自述，其原籍日本青森县，1927年毕业于某高等农业学校，自1931年开始便多次来华考察。日本侵占东北后，扶植建立伪满傀儡政权。关东军拟向伪满政府安插日本“顾问”，“任何日本人，不论三教九流，凡能说上几句中国话或俄国话的”，都能“高踞各行政官厅之上”。1933年，岛瑛曾短期担任伪满哈尔滨农会顾问，但因日常“专权”，很快遭市农会集体罢免。
1935年，岛瑛转赴上海，为“日本军方临时帮忙”以补贴生活，其间不时到农村调研。年末，“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他又奉日本政府之命，赴河北秘密调查由日本浪人“煽动”的“香河暴动”真相。其后，岛瑛转赴天津主办“华北农村经济研究所”。驻津期间，该研究机构曾先后对中国各地物产及社会问题作详细调查，并结集出版研究报告供有司参阅。1936年春，岛瑛又纠集“一群日本年轻人在天津郊区与中国农民共同劳作”，并对外宣称意图通过“农民合作”来促进中日“友好关系”。
为何一个两年前尚须为军方提供临时服务以补贴生活的年轻人，到1937年却成为可开出优厚待遇募集农人的农场主？其中关键在于，岛瑛敏锐地抓住了此时日方内部各势力急于在华北“赞助”一些经济机构以强化对华“渗透”的需求。
1936年，日本陆军省决定增兵华北，借此“胁迫宋哲元脱离南京国民政府”，但“因宋等不能尽如其意”，日方又无力将其“驱去”，故决定将华北打造成第二个“张作霖时代之东北”。8月，宋哲元赴天津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议定经济合作案。日本在中国开设的租界中，天津日租界面积最大。天津自然成为此次计划的实施地。日本官、商汇聚天津，开始寻找代理、收购土地。
此时在天津开展农事活动兼理华北农村经济研究所的岛瑛自然备受关注。岛瑛宣扬中日韩农民共同劳作的理念，与日本官方力推的“中日经济提携”如出一辙，很快获得日方资助。据军统情报，岛瑛1936年冬便奉日本华北驻屯军部密令，在静海购地种植棉花等军需作物。1937年春，岛瑛又获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巨额资助，在津郊购地400余亩，成立“圣农园农业试验场”，随后才出现圣农园登报招募练习生一幕。不过，此前圣农园已有数十日韩人士活动。依托日本军部及外务省的支持，1937年上半年圣农园发展迅猛，日文报界将其誉为“开发华北农村之先驱”，中文报界则将其斥为日本“侵略华北农业之先锋”。
日人在津大肆购地，很快引起南京方面的关注，迭令天津市府加以防范。只是日人亦知外国人在华购地，法有禁例，遂多驱使日韩浪人及华人“奸民”代为出面。圣农园名下土地，即有百余亩是“经华人介绍”售予，另有50余亩“系由华人谷恩富出名”，以改良农产之名低价租用。短短数月，天津海河两岸及津南各村竟多已成“日本的领土”。只是宋哲元治下的平津本就与南京政府呈“不即不离”的关系，故南京方面虽屡催天津对日人实施查禁，天津市府总借口“情形特殊，取缔困难”，反请南京政府出面与日方交涉。
5月20日，宋哲元发布告称：“凡盗卖国土与外人者，无论市民或公务员，一经查实，一律处以死刑。”禁令一出，国内外震动极大，“一般私售土地与日人者及擅买土地之日人”均大为恐慌。有日媒评价此禁令不啻为“中日经济提携”的“重大障碍”。当然，也有外媒认为禁令“难以实行，不过徒具形式而已”。
宋哲元禁令一出，天津市府即加紧行动，矛头直指圣农园。5月28日，天津县府以盗卖国土罪将租给圣农园土地的谷恩富收押，同时与岛瑛接洽，令其限期将所租“县府学产”交出。当日，岛瑛一面拜访天津县长陈中岳，要求释放谷恩富，一面向天津日领馆申诉中国官方有“排日思想之不法压迫”。随后，日副领西田向中方提出抗议。29日，日外相佐藤亦给驻津日总领堀内发电，表示对此事的关注。30日，圣农园接堀内令，派日人技师等对所租土地武力垦殖，但中途被津县府警察劝回。6月1日，西田再访陈中岳，称县府警队有“侮辱日人行为，妨碍正当垦殖，须立即终止，否则日方当武力护垦”。中日双方陷入僵持。
不料，圣农园当晚又生变故。据日媒报道，6月2日凌晨有“华人暴徒”二三十人袭击农场，纵火烧毁园中仓房，并“扯下悬挂于员工宿舍之日章旗，将其丢弃在农场入口附近”。最终，农场成员“侥幸逃生”，但仓房火势持续整晚不熄。接到圣农园遭袭急报后，日领馆警察及宪兵队第一时间驰往现场，天津县府亦饬警扑救。因事态升级，2日上午日副领西田再赴市府，称“此次烧毁日本侨民房屋，实属骇人听闻，尤其选择深夜行凶，显系蓄意为之。对此等不法行径，日方表示强烈谴责”。在此基础上，日方向津市府提出四点要求：（一）立即释放谷恩富；（二）切实保护在津日侨安全，取缔民间“排日”行为；（三）对圣农园予以保护；（四）圣农园被焚，市府须协助日方调查，并保留追讨赔偿权利。另外，日方还提出中方应承认日侨在津租地合法，以及消除日人不安心理等诉求。
3日上午，县长陈中岳再携警署人员赴圣农园现场勘察，并在被焚仓库内发现焚尸一具。据查，“尸身仰卧，面部肉被烤，下身已不完全，莫辨男女”。由于案发后日方承认圣农园工作人员均安全无恙，故此案由天津县府接管检视。
随着案情发酵，中日政界、舆论界谣言纷起。如满铁总裁室弘报课认为，圣农园遭袭显系“中国官方唆使”。日使馆亦声称此事是南京政府的“华北中央化运动”。日媒则将中方针对圣农园的系列举动视为“冀察政权排日情绪日渐高涨”的表现，认为其背后的原因是国民政府发现日本国内“政府与政党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无暇顾及外部形势，便试图在河北、山东等特殊地区强行推行既定的抗日政策”。中方的看法恰与日方相反。据戴笠密报，圣农园被焚系因岛瑛不满日领交涉结果，遂转请日本天津驻屯军介入。驻屯军部令“日特务机关”雇员将圣农园焚毁，“并暗使该园华工假作暴动”，对外则宣传为“附近居民在篮衣社指挥下之排日举动”。相较之下，国内舆论更显纷纭。有人认为此事系日方为制造“未来中日大战的砲垒”。有人鉴于当时日本国内政局动荡，认为此事是“日政府为转其国民视线，不惜制造事实与空气”。
圣农园遭袭案虽引得中外媒体震动、官方疑忌，但事件走向却与舆论相悖。6月2日上午，日副领赴津市府抗议并提出要求。下午，津市府便派人赴日领馆致歉，并对除“永租权”以外各项条款均予以接受，谷恩富亦被取保释放。日方对此表示“满意”，中日官方情势渐趋缓和。至于新发现的焚尸，因中方不愿事态扩大，草草验后即行掩埋。
岛瑛则因此事备受关注。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岛瑛坚称圣农园垦殖本意“在协助中国，改良农业，乃今发生纵火事故，实属中国人民，不明了日人协助之诚意”。其后，岛瑛亲率数十工人复建农园，并拟“开渠引海河水灌田”，但行事更显蛮横，对水渠经过的农户不问愿否，“迳行强办”。宋哲元发布的盗卖国土禁令已形同空文。
由于圣农园事件发生于七七事变前月，时人自然将其视为全面抗战爆发前的某种预兆。但中日双方对这一事件的解释完全相反。日方将其塑造为战争爆发前华人“排日”“侮日”的确证，而中方将其视为日本政府蓄意“挑拨”冀察政府与南京政府关系、制造战争借口的阴谋。
当一起小事件与重大历史转折产生关联后，小事件本身的真相便自然让位于宏大叙事赋予的历史意义。后来者只会在追溯七七事变脉络时偶然触及它，圣农园案的独立历史价值被不断转化为理解七七事变和全面抗战爆发的一种历史资源。只是当我们从岛瑛的角度重新演绎圣农园案时，却发现历史大潮下底层个体掀起的历史潜流。
究竟谁才是挑动圣农园案的幕后推手？中方事后曾表示：“此事证据，极为明显，即不待调查，亦可明其梗概。”为平息事端，中方并未公开其调查结果。七七事变爆发后，圣农园案虽已不再被国人关注，但中文报刊角落仍有寥寥数语：园主岛瑛因“失火案嫁祸未成，已被天津日本当局扣押，迄今犹未释放”。由此看来，冀察、南京与日本三方政府，或许只是被动卷入该案的配角，其背后的真正推手竟是那无足轻重的圣农园主岛瑛？
圣农园案发后，驻津日总领堀内担心此事处理不当会激化中日矛盾，遂“联系天津军方秘密调查真相”。据时任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的池田纯久回忆，事发当日，军部接紧急报告称发生“重大事件”，中国士兵突袭日侨，并有房屋被焚。池田立刻命宪兵队赶赴现场，发现确有数间农舍被焚，并有疑似华人焦尸“横陈在废墟中”，但现场完全没有中国士兵突袭的痕迹。
1937年10月，日外相广田向驻津日总领堀内发一调令，派其下属司法领事村上前往长崎地方法院进行为期两周的“协调工作”。因圣农园主岛瑛等“涉嫌杀人及故意毁坏尸体”，自始对中方采取“绝密侦查”，导致调查未能“尽善尽美”，加之中日在华北、华东激战正炽，“不宜引发公众关注”，故为“向法院全面披露当时案情背景”，外务省决定派驻津司法领事前往协助。
至此，岛瑛策划圣农园纵火案当属确凿。究其动机，亦极简单。圣农园所租土地多系中国人眼中不适合耕种的盐碱地。岛瑛本想“通过实际耕作证明其可改良性”，未料农耕不顺。此时恰逢谷恩富被捕，天津市府要求其退还部分良田。日本外务省又因国内政局不稳，不准日领馆将事态扩大。岛瑛遂策动园中工人伪造华人“暴动”，企图“引发中日冲突，将华北卷入混乱”。
岛瑛有此想法并不稀奇。北伐期间，日本便曾多次以“保护侨民”名义出兵山东，“居留民团曾由此获得巨大利益。部分侨民难忘旧时甜头，总是暗流涌动期盼日军能以某种名义再度出兵”。受此影响，当时很多“本属中日间的政治问题，侨民也试图自行介入解决。其背后盘算同样在于借此引发事端，促使华北驻屯军”武力介入，日侨亦可从中取利。相较以往学界关注的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中日上层决策和军事行动，圣农园案显示出普通日侨在特殊情境下转变为推动战争的“殖民者”的可能性。
从岛瑛的在津表现可以看出，与“对帝国誓忠”相比，他更在意个人的利益得失。但与普通侨民不同的是，岛瑛表现出更多日本浪人特质，如负责调查圣农园案的池田便将岛瑛视为“火场盗贼一般，一心渴望华北发生动荡”的“大陆浪人”。不过，岛瑛营造的醉心农事、专注“中日亲善”形象，却与我们印象中从事走私、鸦片贸易的脸谱化不法浪人形象形成强烈反差。
二、上海：虚构一个中国农村建设者
岛瑛因天津圣农园案被遣返日本审判，其后数年一直沉寂。当我们再次觅得其踪时，岛瑛已在日据时期的上海站稳脚跟。不过，此时的岛瑛不再是日本浪人农场主，而摇身变为中国人——一个长期“奔走大江南北，努力农民运动”，“胆识充足，经验丰富”的农村改良实践者和理论家——唐瑛。岛瑛是如何成功虚构出“唐瑛”这样一个不会被人轻易识破的中国农村建设者形象的呢？
首先，岛瑛落脚上海之初，重点发展在沪实业为其身份背书，亦为后续活动提供人力、财力及场所。1937年岛瑛因圣农园事败归国，1939年9月再赴上海，任浦东川沙县农民学校校长，并另设一农场。之所以选择川沙重新铺展其事业，大概是因为川沙“僻处海滨”，当地民众多重视个人家族观念，而对所谓“世界”及“国家社会之观念”殊少关注。如此一来，岛瑛招引日韩浪人与当地农人同聚农场，亦不会招致过多阻力。另外，川沙农产素以植棉为主，此前黄炎培等曾在此创办农场、开展农业教育及农产改良实验等，与岛瑛所擅农事极为契合。
其次，岛瑛擅长借团体名义，在社会上营造出一群“志同道合的友人”彼此声援酬唱的热闹假象，为其正名造势。岛瑛在沪期间曾先后组织“农村自治建设同盟”“中国农民教育协会”“农本主义研究会”“东天红农民教育部”“东天红文化部”等组织，甚至一度计划筹组政党——中国劳动农民党。不仅如此，岛瑛还以唐瑛之名出版专著《新农村体制建设之原理》，宣传其对中国农村建设的主张，随后又以“农本主义研究会”“东天红文化部”等第三方名义编纂论文集《新农村体制建设论之批评》。虽名为“批评”，但书中汇集的众多“农业专家”，“不过将原书的意义，加以发挥而光大之”。同时，岛瑛还参与筹设杂志社——中国劳农月刊社，公开发表“研讨中国工农运动及实际生活问题之论文”。
再次，岛瑛对其论著的文字亦多有设计。在岛瑛笔下，他是一个“挺身于农村建设运动”十余年，“应农民的需要而东奔西走，南船北马，不顾家庭，亦不顾他人耻笑，一有余暇，到处和老农交谈”的实干家。在他看来，中国那些不住在农村的学者、政治家、教育家和社会运动家，即便口头“忧虑农村将来”“同情农民”，但大多“离开现实太远”，只会使农民陷入“迷惑的状态中”。在细节上，岛瑛亦坚持以中国国民自居，反将日本称作“邻国”，动辄“高唱国民的大理想，大呼民族信念的确立”，宣扬“我中华民族，以修身为基础，以统整世界大理想的实现为信念”，倡导“在我们的农村方面”确立新体制，将中国农民命运与国家民族的隆盛联为一体。岛书字里行间洋溢着对中国乡村破败的“悲悯”及投身中国农业振兴的“热忱”，很难让读者联想到作者竟是一日本人。岛书甫一出版，“不出数日，而售卖一空；至于流传国内外，无远弗届”，以致许多“经济专家及农村研究者”“自愿的投在唐瑛先生的麾下”。此类岛瑛自导自演的评论集，表述不无夸张，但其虚构的中国人“唐瑛”及其论著确实成为抗战时期沦陷区讨论中国“新农村建设”问题的代表人物和著作。
更重要的是，岛瑛惯于通过“滔滔雄辩，舌敝唇焦，以说服农民，使之信仰他的主义”。在建构华人身份的过程中，岛瑛亦系统保存了反映其思想轨迹、政治理想与野心的文字。在“大陆浪人”多数蜕变为“大陆扩张主义者”背景下，这些贯穿岛瑛战时和战后行动的文本，为剖析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个普通在华浪人的知识谱系、精神结构及其殖民实践提供了独特考察路径。
在岛瑛构筑的“新农村体制”中，“农本主义”始终占据中心位置。所谓农本主义，即把农业和农村视为立国之本，这对当时中国知识界来说并非稀罕物。如马寅初很早就认为，自古以来中国“学者之思想，集中于农本主义，而国家之政策，亦以农本主义为对象”，皆源于儒家的影响。部分知识分子发现农本主义内蕴“个人主义之教义”，“在今日亦可称世界流行之新主义”。当时倡导乡村建设运动的梁漱溟，就曾被视为“农本主义者”。因而，即使中国学界略闻农本主义系日本社会“所主张的主义”，亦鲜少有人将“唐瑛”的理论与日本的思想建立联系。但不容忽视的是，农本主义是20世纪日本右翼法西斯意识形态的三大思想特征之一。当时的日本陆军青年将校多出身中小地主或农民，天然亲近维护农民及农村利益的农本主义。加之日本军部发现“农村可提供容易管制且绝对服从的士兵”，亦乐于支持农本主义，企图借此“维持国家灌输给他们的忠君爱国思想”。
在戳穿“唐瑛”的日人身份后不难发现，其在上海倡导的“新农村体制”，主体内容与日本农本主义有清晰的承继关系，均表现出鲜明的反资本主义、反西方、反都市化、反现代化，主张保护农村、振兴农业及农民自救等思想特质。
岛瑛是如何将盛行于日本的思想主张不留痕迹地植入中国社会并激起华人共鸣的呢？第一步，从中日均面临的近代城乡对立关系切入。日本农本主义者认为，正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日本都市化才极度膨胀，引致农村逐渐破败，甚至出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歧视农民、忘却农村价值的景象”。岛瑛同样将近代中国“农村凋敝达于极点，农民不能得到一般社会的认识”等问题归于“都市物质文明洪水”和资本主义的冲击。在他看来，资本“正在个别地分割农村为国内殖民地，而加以支配”。基于这一认识，岛瑛提出“农本社会的期望，是以都市产业文明的崩溃，为其必要前提”，“除了农民自觉及团结以外，即无法挽救农村之贫困”等看法。
第二步，日本农本主义对“西方”“现代”及“都市化”的系统批判，同样贯穿于岛瑛对中国农村问题的分析中。如岛瑛曾质疑，为何近代中国“受了农业教育的人也来嫌恶农业和农村”，出身最高学府的人虽多，却仍不能改进社会？随后岛瑛的“追随者”给出答案，“这班人所就读的学校，十九为英美所设”，英美人的目的不过是为“实行其最阴险最恶毒的文化侵略”。岛瑛等人一再强调，现代文明的核心是一种“寄生”关系，资本家“寄生”于劳动者，地主“掠夺”租佃人，城市人“寄生”于农村人。这些论述的内核，始终不脱离日本农本主义所推崇的“农业是唯一不剥削剩余价值的产业”，“农业是一切产业的根本”等原则。
第三步，岛瑛主张只有通过“农民精神发扬”才能实现农村自救。因为“在长久的时间中，农民是被虐待的，不许他有思想和行动的自由”，所以必须通过教育“唤醒”他们。具言之，岛瑛认为农村教育应“舍去有闲的，都会的，非农村”的内容，创建农村自身的教育，最终使农民觉悟，让农民“用近似于宗教的感情来挚爱土地”，并因之“奋起，发扬其精神，争取其利益，其地位亦自然的会提高”。由此亦可理解，为何岛瑛热衷在沪创办诸如川沙农民学校、显诚农塾等农村教育机构。
实际上，在如何实现理想的农本社会路径问题上，岛瑛与日本主流的右翼农本意识存在极端对立。岛瑛的“新农村”体制背后，始终坚持20世纪20年代日本民间农本主义者所倡导的自下而上的农村自治“共动”传统和30年代“日本村治派同盟”纲领中提出的“以自治村落为单位构建联合组织”。无论是在天津还是在上海，岛瑛坚持从农场的经营出发，再依次扩大到乡、区、县以至全国。在岛瑛设想的“新农村”体系中，最底层的“部落”是经营“新农村”的基础，各级组织的日常运作须“由各该属下之最下部组织，依次选出之委员，管理，统制组织内一切事宜”。在这个组织体系中，岛瑛始终强调工业对农业的从属地位以及自下而上的组织建立过程两大特点。
日本右翼的农本主义则更强调自上而下的战时统制体系、军需工业发展和国家主义的动员。由于法西斯对内倾向强化国家权力，对外殖民又离不开以战争为中心的工业支持，而传统农本主义着眼于农村自治，希望抑制城市及工业生产力，二者之间存在本质冲突。本质上看，全面抗战时期日本主流的右翼农本意识完全服务于所谓“大和民族的发展繁荣”和“国家使命”，早期的农村自治式农本主义已“化作一种幻影”。这一点或许也是岛瑛出走中国，长期在东北、平、津、沪等地宣扬和从事农本主义农村试验的现实原因。
另须注意，岛瑛所倡导的“协同互助农业”要求部落成员共同生活、互助合作等内容，更近似日本的“新村主义”和中国语境中的社会主义。岛瑛的“新农村”强调消灭农业经营中的“个人主义”“营利主义”，主张一切生产、消费、需求供给等，“均应赖一有统制性的行动及社会全体之协力经营”。在他看来，如此方可避免“陷于与现在资本家的自由生产之纷乱状态”。因而，岛瑛及其追随者对社会主义始终态度暧昧。如邓垦在岛书序言中提出，岛瑛提倡的农本主义，所拟方案若付诸实施，“想不致与社会主义大相径庭”。随后在《批评》一书中，邓垦进一步明确岛瑛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大概是不会反对的”，但“又不是赞成社会主义的”。在邓氏看来，岛瑛的新农村体制其实是居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一种统制经济政策”。
可见，20世纪40年代岛瑛宣扬的“新农村”，与日本右翼法西斯、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走第三条道路的新村主义均有似是而非的潜在关联。之所以呈现此种杂糅状态，与近代日本农本主义思想的复杂形成过程密切相关。农本主义曾被视为映照日本近代的一面镜子，早期的日本农本主义者除与右翼法西斯关系紧密外，也曾吸收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及卡尔·马克思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内容。新村主义创始人武者小路实笃亦曾被视为农本主义代表人物，并于20世纪30年代参与组织“农本主义者的共同战线”——“日本村治派同盟”。因此，若将岛瑛这样一个“思想极为复杂”的个体置于日本农本主义的思想脉络中，亦显合理。
至于岛瑛为何选择到中国践行其理想，或许与他的浪人前辈宫崎滔天、菅野长知一样，是受传统浪人“明治浪漫主义”和“解放东亚”动机的驱动。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在总体战体制下，日本不断加强对其国内思想异端的控制，要求战时国民必须“涤除学问及思想中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活动空间愈趋逼仄。或许在岛瑛看来，只有深陷战火的中国，才是其突破旧体制束缚、“确立”新机构的绝佳之地。
三、苏中：“东天红”的双面谍影
若仅将岛瑛视为在战时中国试图实践其新村乌托邦的空想者，无疑低估了这个长期活跃于中日战争前线的日本浪人的能力与野心。实际上，“唐瑛”在上海因新农村建设言论激起社会关注的同时，“岛瑛”这个名字及其下属的“东天红调查部”亦在江浙沪的谍报界表现活跃。20世纪40年代，上海日本特务系统中的岛瑛系“日共党员被捕变节分子”，其任“机关长”的东天红调查部（又称“岛瑛机关”），更有数名“日本高级特工”为其效力。
1943年2月13日，岛瑛乘船从上海出发，开启了为期六天的中共新四军一师兼苏中军区司令部“视察”之旅。据事后岛瑛向日本军方提交的报告称，经其下属邓垦辗转引荐，他结识了新四军苏中第四分区司令员季方，并最终以物资交流名义受到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的接待。另外，苏中之行尚有与岛瑛在沪相熟的某中学教员杨涌汝全程陪同。
若将岛瑛苏中之行置于1943年江浙抗战前线，尤显突兀。因为在苏北战场，中共军队的实力已超过国军，跃居第二，日军与国军“相互依存和共处的格局”被打破。日军将新四军视为苏北的“最大敌人”，对苏中根据地频频“扫荡”，在经济上亦加强封锁，企图“摧毁”中共主力，“缩小”根据地范围。当此激战之时，一个日本浪人竟以如此简单方式，获批出入苏中根据地，甚至获得粟裕接见，似乎异乎常理。
实际上，促成岛瑛1943年苏中之行的，恰是中共与日军之间不断升级的军事行动。1942年底，汪精卫以“清乡委员会委员长”名义，将苏北南通附近、崇明嘉定附近和杭州海宁附近等区域列为“清乡”扩大地区。实际承担苏北“清乡”作战及封锁任务的是驻上海的日本第十三军，代号“登部队”。而岛瑛此次成行的原因之一，即奉该部命令，赴根据地“接洽考察”，“看看共产党究竟是怎么回事”。
至于中共一侧，根据地长期与沦陷区保持密切联系，尤其是华中敌后各根据地经济本就比华北市场化程度更高。抗战数年来，根据地与沦陷区间商品交换虽已大幅减缩，但工业品的输入与农产品的输出“仍是经常迫切需要”。为解决部队财政困难，各根据地部队兼做生意“已成为普遍现象”，甚至不乏“重要干部”参与其中。沦陷区商人亦会通过一些私人关系，主动进入根据地找“新四军了解有无生意可做”。因此，岛瑛利用物资交流名义获得季方引荐与粟裕会面亦属合理。
1943年2月14日上午，岛瑛于江北海门县青龙港登陆，随后不断深入村镇探寻根据地动向。当晚8时，在杨涌汝的引荐下，岛瑛见到了第一位苏中根据地干部——通海行署主任沈鼎法。寒暄之后，岛瑛热情邀请沈鼎法赴沪。沈氏亦以祖籍崇明，“岛上父老频传口信”为名，希望岛瑛代为“接洽疏通”允其“率部归乡”。最终，岛瑛承诺“会设法使沈氏等顺利走出根据地”。事后，岛瑛在报告中手书，沈氏“目前正在小生指挥下开展‘对共工作’”。由此可见，此次会面确实促成了岛瑛与沈氏的合作关系。
2月15日，岛瑛再次启程，并顺利抵达新四军一师师部驻地东社镇。之后两日，岛瑛正式与师长粟裕、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会面。岛瑛在报告中详细记录了粟、钟二人的形貌特征，其中粟裕“脸型细长，神态阴柔”，并注意到其“左臂活动受限，用餐时无法持碗，需将碗置于桌面上进食”。钟期光则“圆脸宽颌，谈吐间带学生气质，易在讨论中情绪激动”。会谈之初，粟裕率先问及岛瑛的情况。岛瑛称其与上海“教育方面之中国农民教育协会”、“农民方面之上海特别市农会”、“工人方面之上海特别市工会整理委员会”、“宗教方面之亚洲民族集团黄盟”等均有关系，借机展示在沦陷区的雄厚关系网。在与钟期光的交流中，岛瑛则表示后续可寄赠其爱读的日文书及个人著述的《中国农村新体制建设原理》等，帮助中共“理解”其思想。粟裕等则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及《苏中报》《新中国之建设》《日俘座谈会纪录》等书回赠。据称，双方后续又借研究书籍与日本政策问题往来三四趟。
不可否认，岛瑛虽名声不显，但对东亚世界确有独到理解，亦乐于宣讲其主张。在会谈中，粟裕问及“东三省独立问题”“日本国内民众对战争的不满问题”以及日方宣传的“东亚新秩序”等问题。岛瑛亦向粟裕打探沿途所见新四军军队规模、军费来源、师部日人成员情况以及根据地的经济状况等。会谈结束之际，岛瑛向粟裕提出与苏中根据地建立“经商关系”意向，并商定以沦陷区的“无线电设备、化学药品及医疗器具”交换根据地的农产物资。粟裕亦向岛瑛发出后续会面邀请，并拟安排苏中四分区军事长官陶勇与其认识。2月18日，岛瑛等凭上海宪兵沪西队证明返沪。
在报告中，岛瑛惊叹于苏中之行所见中共“部队行军入村时，妇孺等群体仍能保持镇定未见骚动”等情状，并以此警示日方有关中共擅长群众工作的程度。另外，报告还详细介绍了新四军行军口粮储量、武器配置以及驻地步哨布防特点等细节，并不无得意地表示，此次“视察”建立的联络途径和流程一直“运作至今”。毫无疑问，这一长期活跃的联络渠道，成为岛瑛向日军部凸显其价值的重要筹码。
此次苏中之行最易被忽略但极为关键的是岛瑛在沪以唐瑛身份营造的左翼倾向。与一般日伪谍报人员主动营造机会潜入根据地不同的是，岛瑛苏中之行全程表现出一种被动性。如前所述，中共根据地从未放弃对沦陷区城市的渗透工作。1939年底，中共曾号召各级党部“组织动员，调查和突击所有大上海区内、敌内、敌区中的关系”，提出“要像‘磁石’一般，吸住所有敌人心脏内可能吸住的抗日的、有利于抗日的‘铁’”。上海的左翼日人与日共群体亦是中共城市渗透工作的重要内容。
正基于此，在沪期间的岛瑛没有表现出主动寻找中共的意图，只是不断叠加可以吸引中共地下党注意的各种特质。例如，“唐瑛”论著中与社会主义的暧昧关系和极具新村特质的农场，自然容易吸引中共地下党的关注。在岛瑛印象中，杨涌汝便是因常去光顾其生意而逐渐熟络。岛瑛在沪创办的东天红公司、办事处、调查部遍布江浙沪，稍微表露与根据地的贸易意向，便不难获取中共的注意。
如果说苏中之行帮助岛瑛与根据地建立了联系，那么东天红调查部则是岛瑛与日军保持合作的重要纽带。由于岛瑛的农场及其他事业多以上海为基地，其下属的东天红调查部亦长期“以上海为活跃据点”。中方曾有记录，“东天红”隶属于上海日本特务部，机关长岛瑛化名唐瑛，组织对外掩护名称为“农民训练班”，主要任务是对华东地区农村进行调查和情报搜集。据时人回忆，“岛瑛身材高大，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东天红”在上海旧戈登路有一座大洋房，会客室墙上挂有不少新四军知名领导人赠予岛瑛的诗词。当左翼人士登门时，岛瑛顺势扮演“日本共产党”，东天红便是“日共秘密机关”，墙上文字及苏中之行的经历自然为其背书。若日方人员到访，作为日谍报机关，新四军领导人的文墨同样是其能力与价值的体现。
不仅如此，岛瑛素与日本陆军第十三军关系密切，故东天红调查部亦借十三军对苏浙皖三省与宁沪两市的控制权在江浙广设名目各异的分支机构。如1937年底杭州沦陷后，东天红办事处以“武装缉私大队”名义进驻，负责“收罗”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其家属，欲“进行挑拨、造谣、分化瓦解、策动、收买，使之叛变投降”，且颇有成效。至于江苏省内，岛瑛亦在南通等处设“东天红茶庄”，自从与根据地通商后，该办事处在苴镇、掘港、南通、上海各地间十分活跃。
在广布于江浙沪的组织网络支撑下，东天红调查部会不定期向日本官方提供不同类型的情报与研究报告。如在一份标注“秘”级的文件中，东天红调查部详细介绍了德、苏、法、意、瑞士及美国等在沪间谍机构、人员和组织风格等情况，“供相关人士参阅”。在另一份研究报告中，东天红调查部对新四军从一师到七师作了精确到旅团级的介绍。报告指出，新四军是一支“纪律严明之新型武装力量”，“掌控新四军者即掌控中国”，1943年前后“陷入僵局的中日问题之解决对策，其关键全在于如何处理新四军”。东天红调查部察觉新四军“深谙民心奥义”，擅长“通过群众动员实现全民武装，并建立地下组织网络”。中共正是运用这一“秘密构建的隐形抵抗体系”，系统瓦解了日伪的“清乡”政策。倘若军方“仅凭表面活动便判断其抗战力量薄弱实属肤浅，中共的隐蔽运作实属更为深刻的战略行为，应当被视为深度渗透的战争艺术”。尽管报告对新四军的介绍内容不乏错漏，但对战时中共军队战术特质的把握已达较高水准。
不过，岛瑛及东天红调查部到底是日方派遣打入根据地的“单面”特务，还是“双面”掮客？这一问题的答案尚需从中共内部寻找。
前文曾论及，苏中之行仅一面之缘，岛瑛即策动中共训练多年的“老革命”沈鼎法与其合作。这一表象背后亦另有故事。因当时新四军面临日军“清乡”压力，拟利用“灰色面貌”的汤景延团假意投敌，一面让其配合中共反“清乡”，一面使其控制沿江港口，确保苏中与江南的交通联系、情报搜集和军需物资正常输入。不过该团副团长沈鼎立系鼎法胞弟，如鼎立“投敌”，其兄依然在根据地任职不免引人怀疑。此时恰逢岛瑛对其招揽，鼎法遂与岛瑛搭上关系，后续长期活动于沦陷区，“并与汤景延团的商业机构秘密联系，互通情报，运送军械、药品等军需物资”。
倘与沈氏的关系不足以证实岛瑛的“双面”特质，从新四军一师其他敌工人员处依然可以发现岛瑛的行迹。1943年，新四军一师在沦陷区的地下经济组织启成公司经营者被汪伪“七十六号”逮捕，以及苏中军区采办科科长张渭清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岛瑛均曾出面斡旋。与此同时，苏中四分区陶勇亦借其妻朱岚及内兄龚乐天在上海的关系主动与岛瑛“接上了线”。1944年，沈鼎法、龚乐天等经粟裕批准，在沦陷区成立江海贸易公司，专门从事根据地与沦陷区间的“军需物资采购运输工作”。由于沈、龚等与岛瑛素有“交情”，江海贸易公司的苏北办事处便设在南通“东天红茶庄”内。岛瑛的东天红组织由此成为中共在沦陷区从事经济活动的“掩蔽部”，“东天红”亦被视为中共在沦陷区的地下商贸组织。
可见，在抗战前线军事行动不断升级的同时，根据地与沦陷区间的互动不仅没有中断，甚至呈现逆势“繁荣”的异常现象。但须追问，冒此风险在中日间充任掮客的岛瑛，究竟意欲何为？从表面上看，岛瑛在沦陷区以茶叶公司之名，利用日本军方特权和中共的贸易合作关系，从事根据地与沦陷区间的物资输送以牟取暴利。但若对照岛瑛的“新农村”理想不难发现，以“东天红”为名覆盖江浙沪的产业布局背后恰是一个符合岛瑛理想的新农村社会结构雏形。上海郊区的农场、学校负责组织成员的家庭生产生活和教育，市区的东天红文化部、农民教育部负责“东天红”的思想宣传，覆盖江浙沪的东天红调查部、东天红茶叶公司则分别负责“新农村”以外世界的调查研究和物资收购、贩卖等业务。据岛瑛称，战时仅参加东天红组织的中国人就达两千多人，可见其规模之大。不过，岛瑛在战时的野心和事业，随着1945年日本战败骤然崩解。
四、北平：加入国军，向东北“挺进”
1945年10月，酒井隆因长期在华从事特务工作并制造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等，“恶贯满盈”，被划为首批侵华战犯。12月底，酒井在北平落网，随即被押送南京。仅隔数日，何应钦便密电负责接收平津的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称酒井供出在北平从事间谍活动的梨帽宇平、岛瑛两日侨，“希速逮捕审讯”。随后，孙连仲转饬北平警备部对岛瑛等实施抓捕，并交军法监部讯问。
结合前文岛瑛行状，似乎不难理解为何酒井隆被捕不久便在审讯中将岛瑛抛出。毕竟在这些日本军人眼中，如岛瑛这般“喜好怀古封建”，又惯于凭“个人意志自由行动”，“有时甚至会采取盲目的过激行为，导致矛盾爆发”的浪人群体，一直是既可用金钱轻易“操纵”，又须时刻警惕、必要时亦能舍弃的消耗品。
1946年初，何应钦将岛瑛的逮捕令发往北平后，中统立即派员按址抓捕。不料，相关人员去后发现，日人岛瑛此时已更名“凌义”，任“东北挺进军第三军副军长”，与该军军长赵金鳌及数十名日籍官兵同住北平东单西裱褙胡同的日本旅馆中，并以抗日名将马占山的名义招募“日人赴东北工作”。见此情形，调统室亦不敢随意处置，转请孙连仲饬北平警备司令部出面。其后，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亦向孙连仲发文，称发现“岛瑛时着军装佩第二战区少将符号”，与“十一战区或北平行营有密切接触，且有相当数量之部下似持有手枪等物”，并有“战犯嫌疑者”藏于岛宅，请孙氏“注意查究具报”。眼见情况愈加复杂，隔日警备部以赵金鳌“未奉明令，竟利用敌俘共产分子，聚众成军，非法枉为”名义，逮捕赵、岛及其下属的日籍官兵159名，并在住所搜获一批“武器、印信、重要反动书籍文件等”。
为何战时驰骛沪上并在江浙布局“东天红”事业的岛瑛，抗战甫一结束便能以截然不同的形象复现于北平？这一问题背后，其实显露出岛瑛等长期活跃在中日战争前线的“大陆浪人”对日本战败问题的预判。早在1945年5月，岛瑛便察觉“日本将败”，六、七月间着手安排家族北上，徙居北平。1945年5月正是英、美、苏官方正式向世界公告“欧洲战事全部结束”的特殊时刻，这一时间节点颇为微妙。此时，国共双方均已开始对战后中国展开布局，而岛瑛亦果断放弃江南事业，选择北上。
然而岛瑛安排家族避居北平不过是为应对时局变动的观望之举。在家族北迁之际，岛瑛并未随行，反而转投上海兰机关派驻开封分机关的外围特务组织——仁义社。仁义社本以民间治病方式活跃于晋南豫西一带，成员以农民为主。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仁义社先后投靠孙殿英部及国民党河南省党部，1944年初随孙殿英降日。随后，仁义社经日特干预改组，“负责华中特务工作的全部责任”。
彼时恰逢中共亦拟调兵开辟豫西根据地，沦陷区无力“剿他”，故有意暗中与中共“有点联络”。而仁义社总社长张星辰降日后被困登封，“成为敌人利用的招牌”，亦很苦闷，同样有意向中共表“同情”。值此，曾与中共过从甚密的岛瑛投效，社长张星辰即委以“高级顾问兼仁义社副社长”之职。岛瑛认为仁义社“名头太大，为八路军所忌”，遂改为“河南自卫军”，自任副军长，既常与日军通款，复图与中共联络，谋求对中共“缓和对抗办法”。自卫军尚未组织完成，日本即告投降，岛瑛遂放弃豫西事业，于9月1日抵达北平。
为何抵达北平不过数月，岛瑛便从一个战时双面掮客扭身成为战后国军的“同僚”，甚至官拜马占山麾下东北挺进军“第三军三级中将副军长”？岛瑛由豫西赴北平后，便四处拜访日侨旧交。后经北平师大教授大西等辗转引荐，岛瑛结识有黄埔军校背景的军官赵金鳌，进而获得介入战后国军序列的机会。
赵金鳌本系黄埔五期毕业生，抗战期间阎锡山曾委其“二战区中将督战司令”等职。1938年，赵率团抗击日寇，战败被俘并叛变，任“雁北伪保安中将司令”。之后，赵氏被中共暗中策动，为八路军一二○师输送大量情报及物资。不过，赵氏在1946年初被捕后又重塑其战时经历。据其自述，1937年他隶属阎锡山部“与日伪两军作战”，不足一年，“杀死二万多名”敌军。后续降日经历则被其美化为坚持“抗战国策”潜赴沦陷区，先后在绥远、察哈尔、河北邯郸、山东潍县等地“组织军队不下数十万”。战后逢国军改编，阎氏的第二战区改归傅作义的第十二战区。赵金鳌称其本可在山西觅一军职，只因忧思“各地抗日剿共军未全数安妥”，加上“苏联赤化世界侵略中国，成为我国心腹之大患”，遂在北平领受马占山委任。
经过数度讯问，国民政府发现赵金鳌“头脑简单”。岛瑛在北平活动时对外声称有能力收服东北“未投降的日本兵及到八路去的日本兵”，并将其中不愿回国的交予国民政府，只是尚缺一个到东北的“名义”，便“可以造成一个事业”。赵氏闻听此言“一时兴奋”，一面与岛瑛商谈合作，一面借国军旧有人脉迅速与马占山驻北平办事处主任孙震及参谋长王至华等搭上关系。之后，赵、岛、孙、王等多次会面商讨保荐赵、岛组建挺进军第三军事宜。
1945年12月22日，马占山在北平召见麾下各军官长，“面授”战后任务，其中特命“日韩匪由岛瑛（凌义）联络收剿”。同时，马氏明令赵金鳌将第三军“迅速筹备，并与东北行营联络到东北进行一切任务”，实则对任用日人岛瑛仍心存疑虑，嘱赵氏继续打听岛瑛“在东北的实力如何”。
但对岛瑛来说，获得挺进军的委任即已达成目的。拿到委任令后，岛瑛便在北平日侨群体中大肆宣传。因东三省有大量日军未受降，“马占山想收服这些人”，故岛瑛“奉重庆命令”，“采用日本人”组建军队赴东北实施招降，“免得他们扰害地方”。该部除负责作战任务外，亦兼“发展矿业交通等事”，因而还拟在北平招揽日籍技术人员，“设立一部作技术人才预备，到东北开发矿产工业”。
听到这一消息，北平日人亦极踊跃。那段时间岛瑛非常忙碌，每日接待咨询及会面者常达四五十人，每人交谈时间仅有一两分钟。当警备部奉命抓捕岛瑛时，虽距岛瑛获得委任尚不足一月，但被捕日人已达百余人，多是风闻挺进军有中国官方身份招揽而来。随着后续警备部继续蹲守岛瑛住所，最终共抓获男女成员两百余人，负责监管的警备部因囚室紧张和“囚粮无着”叫苦不迭。据查，被捕人员中有日军服役经历者为数不少，另有涉及土木、矿山、电气、飞机、电信、汽车驾驶等领域的技术人员。据供，中方抓捕行动开始前，已有部分日人在岛瑛安排下改换中国姓名秘密开赴东北。
岛瑛落网后，国民政府发现，第三军虽名义上归属马占山，但却更似岛瑛私军。虽赵金鳌与岛瑛合作组建第三军前曾有协定，待该部开赴东北后，岛瑛须把逃走的日军“召集回来”，交给南京政府及马占山利用。警备部探知赵金鳌任军长一职，仅负责与中国官厅的联络工作，对军队组建一应公务“事前无详细计划，事后毫无办法”，尤其是对岛瑛等赴东北后是否会听其命令毫无预案与钳制手段。至于在北平招揽日侨，岛瑛最初称仅招募二三十人，当招募规模过百后，即使赵金鳌反对，岛瑛亦以“都是朋友，预备到东北回国”，“能用几个就用几个，用不了就让他们回国”草草搪塞。
尤为重要的是，岛瑛与马占山、赵金鳌等协定，第三军在北平经费须由岛瑛等日人自筹，开赴东北后方由东北行营接手供给。但岛瑛此时选择倾注大量财力，投效国民政府与马占山部，究竟意图何在？岛瑛被捕后，曾向国民政府表明其主动组建第三军，一为赴“东北收编分散之日军以及伪满军，而欲贡献恢复东北之治安”；二系“以战败后之日人资格，多少协力于中国之自主强化，而欲要获取中国方面对日本复兴之同情”；三则“协助中美政府之遣送日侨工，拟将在东北受难之日本同胞尽量多数遣送回国”。鉴于其过往的异常表现，上述说法显然不足信。
若循以往岛瑛的做事理路，其真实意图并不难猜。在岛瑛被捕后的诸多物证中，相关人员发现其正汇集撰写“大批全民自治党书籍”。岛瑛解释称，“鉴于日本以前的政策是侵略的专制”，“若长久下去非灭亡不成”，故准备回日本后组织全民自治党，“从农业方面着手以期复兴”日本。另外，在其所拟《全民自治党告日本国民书》中，他同样强调“组织农村，建立自治，拥护日皇统制者与被统制者团结一体，再建日本”等。可见，岛瑛的全民自治党主张与其抗战时期的“新农村建设”大抵一脉相承。
岛瑛所谓“进驻东北与共军为敌，协力与善后中国复兴”，不过是为其结成“合法武装团体”，转赴东北“纠合”战后分散各地的日本军人提供掩护。岛瑛在北平招募日侨技术人员，亦多是为了向到访日人宣传其主张。当然，确实不乏日侨听其“训话”后，因“佩服”其学识才干而主动加入。岛瑛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召集东北十数万日本“逃兵”及数十万侨民，将其聚集于全民自治党下，“让这些人拥护他作一个领袖”。至于届时是否会听命率部返回日本，或许岛瑛亦未必有清晰筹谋。
只是岛瑛转赴东北重建农村乌托邦的事业，随着酒井隆的供述和警备部对其在北平活动的全面肃清而彻底破灭。尤其是当收悉北平函询后，东北行营断称“并无此挺进第三军番号”，马占山部的王至华、孙震等亦不能票传到案，以资质证。最终，赵、岛二人以“未受允准召集军队及意图供自己犯罪之用而持有军用枪弹二罪”，各获有期徒刑二年。不过，国军将领私自组织行动“未办到好处，所以不肯承认，此亦为办军事的惯例”。因此，赵金鳌在庭审过后即被低调取保释放，岛瑛等则在半月之后“获赦出狱”。至于岛瑛获释后何时被遣返，目前未找到相关记载。不过，据同批被捕的梨本祐平亦于此时获赦，出狱不久即“登上自天津启程的遣返船”归国，笔者推测，岛瑛亦于1947年被遣送回日本。
结 语
冷战期间，岛瑛曾试图重拾与中国的联系。1956年4月26日，粟裕向周恩来报告并请转中共中央，称其收到日人岛瑛来信，并陈述了二人过去见面的情况，同时随报告将岛瑛来信及名卡一并呈送。此事立即引起中共中央高层的集体关注，次日周恩来批示：“主席、刘、朱、彭、邓阅。请邓办。主席、刘、朱、彭均已圈阅。”邓小平则于6月10日正式批复：“对岛瑛，可置之不理，勿须答复。”至此，日人岛瑛与中国的联系彻底终结。
虽然岛瑛在战时中国的行迹颇为离奇，但本文并非仅为重建一个日本浪人的过去，而是试图从底层个体角度呈现中日战争环境下，不仅中国人面临是否接受以及如何接受“与敌合作”的问题，日本占领者内部同样充斥利益、抉择甚至主动策划的“通敌合作”。通过对岛瑛战时行迹的批判性重建，还可映照这片因战争而形成的模糊不清的灰色地带，并从中觅得一些过往被遗漏的问题。
第一，“大陆浪人”群体是否真正地集体陷入过“停止思考”、丧失独立的价值观而唯政府、军部马首是瞻的乌合状态？事实上，从20世纪30年代日本政治形势急速右转，大量思想异见者遭到“日本军方和政府的捕杀”时，中国便成为这些人的一个暂时栖身地。毫无疑问，这一群体有异于常人的思想见解，并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和演变。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日本军方便警觉“大陆浪人”内部正在发生“一些以往未出现的新动向”。一向奉行“一人一党”主义、独来独往的日本浪人中出现诸如“提倡组织团体的人”以及“有必要觉醒”和“必须团结一致”的呼声。因而，战时浪人与日本官方之间并不仅仅是军国主义影响下的单一“效忠”关系。正如日本军方在暗中支持、利用浪人群体的同时，从未放弃对该群体的监控与约束，“大陆浪人”对日本政府同样存在相当程度的主体能动性。
如岛瑛一般的思想异端及其与日本占领政府共谋的殖民实验并非特例。抗战时期的中国被一些日本浪人视为“乌托邦思想的最佳试验田”。如1937年底辅助上海市市长苏锡文建立“大道政府”的浪人西村展藏，不但在河北策划“农民自治”运动，亦长期与日本左翼、右翼及华、俄、朝鲜、印度等各方人士过从甚密。从浪人视角出发去观察其动向不难发现，这一群体并不缺乏自由意志和独立思想，行动中也鲜少清晰的政治立场，不断适应战时灰色地带“与敌合作”的复杂环境。只是作为侵略方，“大陆浪人”的“与敌合作”表现得更高调、张扬，他们从不惮于向各方势力展示其“掮客”的能力和手段。
第二，重新思考战时“前线”。沦陷区、国统区和根据地并非边缘清晰的行政区域，彼此之间也不存在泾渭分明的“分割线”。实际上，抗战期间各统治区之间存在一片动态且弥散全国的“前线”地带。对一些日本投机者、思想异端而言，这片地带处于敌对政权的边缘，是其反抗、逃避国家统治的理想地域。在这些政权统治薄弱的地带，个体通过在各方政治势力间游走，充当掮客，获得与政权对话甚至对抗的能力。换言之，战时社会的底层个体并非毫无选择权，他们的精神世界与精英的话语体系之间存在明显的断层。
第三，过去认为20世纪的“与敌合作完全建构在民族主义的术语之上”，但岛瑛的在华行迹让我们看到了民族主义在近代东亚的解释限度。不同于欧洲自下而上建立的群众性语言民族主义，近代东亚的民族认同始终是以知识精英自上而下宣传、渗透占据主导，民族主义与解决民族危机、实现现代化等宏大话题深度绑定。但众多研究发现，近代东亚底层民众的民族国家意识均有不同形态的薄弱和畸形表现。对东亚普通民众而言，民族主义并不是他们寻求战时行动合法性最熟悉的工具，贴近其生活世界的传统农本社会秩序反而成为其应对危机的首选，也更容易在东亚底层社会获得认同与响应。
不可否认，民族主义在20世纪普通人的生命历程中均留下深刻烙印，但这些斑痕并不足以立时塑造出一个思想和行动上的“时代新人”。岛瑛长期活跃在灰色地带，其种种表现恰呈现出在传统农业社会浸润成长的东亚普通人卷入现代战争后，民族国家的薄弱认同反而成为其自如游走于各方势力间的思想前提。岛瑛执迷重建的那种依托农业、农村的乌托邦秩序，表明东亚底层民众在战争与近代转型过程中并不只有对西方或精英思想的依附，其背后还有一系列更复杂的关涉传统农业社会与现代城市文明的思想碰撞和社会实验。东亚底层社会的革命与近代化等宏观议题，或许尚须从底层个体的生活世界和生命体验中寻找新的线索。
[原文刊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