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激发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情怀，中共中央曾以纪念“七七”抗战为契机，以宣言等形式向国内外公开发表自己在抗战建国问题上的意见、建议、声明、承诺、愿望和主张等。1939年至1946年间，中共中央共发表了六个纪念“七七”抗战的宣言。这六个宣言是研究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关系的重要文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
一、起草与发表
中共中央对起草和发表抗战纪念宣言高度重视，曾多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专门进行讨论。遇有政治局委员或书记处成员不在延安时，就在会前提早通知，以求全体出席。如在讨论“七七”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前，毛泽东曾两次致电周恩来：“回延宜速勿耽搁”；“何时动身，盼七月一号前赶到延安，共商‘七七’宣言，成都、西安两地望勿耽搁”。
中共中央的“七七”抗战宣言，是发扬党内民主集中制的产物，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例如，在讨论“七七”抗战两周年纪念宣言时，毛泽东在发言中说：“宣言中的文字要简洁些，纲领每条只要一两句话。”周恩来在发言中说：“中共对时局宣言应成为动员全国舆论反对日本诱降政策和国民党中投降妥协倾向的有力武器。”刘少奇在发言中说：“文件要达到争取群众、孤立资产阶级妥协派、争取中间分子的目的。”王稼祥发言说 :“对时局宣言中，说任务方面要说得短些，主要说明两年来抗战总结。着重指出和不得，说明和的危险；着重指出争取胜利的办法，有人说战也会亡，因此要着重指出如何抗战，如何打下去。”上述发言从行文、作用、目的和重点等方面谈了宣言写什么、怎样写的问题，这些意见最后都体现到了发表后的宣言内容当中。在六个纪念宣言中，毛泽东起草了抗战三、四、六、九周年宣言，修改了抗战两周年和五周年宣言。张闻天也参与了相关工作。
宣言定稿后，首先在新华社广播，然后在党报党刊上发表。如，1941年7月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七七宣言今晚最后脱稿，明（六日）上午开始广播。”1946年7月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并告叶剑英、李克农电：“中央七七宣言（今夜广播）。”1941年之前的同时在《新中华报》和《解放》周刊上发表，之后的在《解放日报》上发表。
宣言不仅在延安发表，而且也曾在重庆发表。但由于受到国民党新闻检查所的严格审查，只有前四个得以发表，有的全文发表，有的有所删节地发表。其中，抗战两周年纪念宣言在《新华日报》“七七”特刊上全文发表。这中间还有一段颇为巧合的故事：1939年7月6日，《新华日报》的交通员冒着敌机空袭危险送稿到重庆新闻邮电检查所，检查人员都“躲警报”（防空）去了。警报解除后还不见有人回来，交通员只能将稿件原封拿回。《新华日报》7月7日特刊上登的抗战两周年宣言正是在这个空隙中未经检查才得以保持原貌发表的。而抗战五周年纪念宣言则是经国民党审查，在《新华日报》上有所删节地刊登。
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却未能在《新华日报》上刊发。其中的原委是：“中共中央七七宣言，于四日送检，五日去取，亦被扣留。六日报馆派人找检查所负责人谈判，结果准许登载，被删去三千字。但到晚上，新闻检查所突然通知，又不准登，报馆交涉无效。”当日，有美国记者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道藩 :每年“七七”共产党都发宣言，何以今年七月七日的新华日报没有看见宣言？张答：“这是新闻检查所的事，待我去查查看。”
鉴于国民党当局禁止《新华日报》刊登中共中央宣言，7月9日，毛泽东致电董必武：“速将‘七七’宣言、朱总致蒋胡电、延安新华社揭穿西安特务假造民意新闻及延安民众大会通电（今日发出）密印分发各报馆、各外国使馆、各中间党派、文化人士，并注意设法寄往成都、桂林、昆明各界及地方实力派，是为至要。此种宣传品散发愈普遍则愈于我方有利，请用全部精力组织此事，并很机密地进行之。”董必武根据毛泽东指示，将“七七”宣言等文件秘密印成传单散发出去。这样，宣言虽未能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但仍通过传单的方式传播了出去，并宣传了中共的政策主张，发挥了宣言在国统区的影响作用。
二、内容与精神
中共的六个抗战纪念宣言，其宗旨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对全国人民说话”。宣言在客观分析各个时期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重点阐发了中共对时局的看法和在抗战建国问题上的政策主张，真实地反映和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愿望和要求。
六个宣言中，前三个宣言分析认为，抗战前三年，基本形势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向中国进攻，中国的抗战面临着两种最大危险，即中途妥协与内部分裂的危险，处于空前投降危险与空前抗战困难的时期。抗战第五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国际上，世界“法西斯阵线与反法西斯阵线”的“决斗已经开始了”；国内，“抗战第一二年蓬蓬勃勃的新气象”“逐渐看不见了”，中国的抗战营垒面临分裂的危险。在此背景下，前三个宣言重点强调的是抗战到底、团结抗战及战后中国的出路问题，中心思想是“坚持抗战，动员一切人力，财力，物力，展开全民族的全面的抗战！巩固国内团结，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力求进步，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坚决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
中共的前三个宣言与同期国民党相关抗战宣言相比，在一些主张上是比较一致的。如，蒋介石在抗战两周年纪念日的“告全国军民书”和“告友邦书”中指出：“今天只有胜利，只有完全达到我们抗战的目的，除此以外，绝没有其他第二条可走的道路。”“我们坚持抗战到底，贯彻抗战建国的目的。”中共中央对此指出：“这些话都是完全正确的，符合于今天的中国人民的要求，同时也符合于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抗战的主张。”国共两党的宣言“不仅指出了抗战的光明前途，同时，予以日寇汉奸投降派以有力的打击”，“应该成为全国人民克服目前时局的危险，争取抗战胜利的指针”。
又如，抗战四周年宣言发表前夕，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强调宣言的“宗旨主要拉英、美、蒋反德、日、意，但包括对蒋批评”。并请他将我党力主团结的方针告诉国民党代表，“以影响他们的宣言”。那么，是否影响了呢？对此，《解放日报》社论指出：“蒋介石先生在今年七七所发布的‘告全国军民书’和‘告友邦书’对于国际的团结和国内的团结，和中共中央的意见是基本上一致的。……关于抗战问题，他表示了国民党反对日寇汪逆的决心和加强国内团结的愿望。……这种表示，对于时局的推进是有益的，是值得欢迎的。”
至于战后中国的出路问题，中共抗战四周年宣言提出了十项基本方针的建议，包括拥护国际反法西斯阵线、加强反汪斗争、加紧国军的整训、加强各抗日根据地、加强各抗日党派的合作等。这与国民党在抗战四周年时所表述的“根本精神也是大体一致的”。
与前三个宣言相比，抗战五周年、六周年宣言，除了重申“抗战”“团结”等内容外，又提出了“建国”的新内容。这是根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处于胜利前夜的背景作出的考虑。抗战五周年宣言的基点是，“争取在抗战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在内容上，增加了“战后的建国方针和强调团结的问题”。
宣言一方面强调“中国各抗日党派不但在抗战中应是团结的，而且在抗战后也应是团结的”；另一方面又提出战后的中国应当是“独立的与各友邦发生平等互惠关系的中国”，“统一的和平的中国”，“民主的中国”，“民生幸福的经济繁荣的中国”，“各党派合作经过人民普选的民主共和国”。
抗战五周年纪念宣言的内容反映了中共在对待国民党关系问题上方针政策的调整。宣言发表之前，毛泽东在给董必武的复电中说 :“恩来现在病中不应走动，拟请你找王世杰一谈，……申述我党中央‘七七’宣言大意，请王介绍见蒋介石。”收到电文后，董必武同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会面，向他介绍了中共“七七”宣言的大意，表示参政会应是国内团结的标志，国共两党应从政治方面寻求解决。但蒋介石却对中共“七七”五周年宣言存在着误解，认为中共已向国民党屈服，依据是“英美需要中国拖住日本，苏联需要对华让步”。
周恩来在致毛泽东的电文中说：“中共‘七七’周年宣言，本是我党历年主张的发展，而他却认为由于苏联让步，中共亦不得不屈服。”对此，胡乔木回忆说，抗战五周年纪念宣言“反映了中共对国民党政策所做的重要调整，直接体现了毛泽东提出的‘极力团结国民党，设法改善两党关系，并强调战后仍须合作建国’的方针”。
尽管如此，蒋介石发表的抗战五周年对全国同胞的广播辞与中共中央的宣言也还有相似之处。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关于世界战争中胜负谁属，蒋介石的广播辞明确指出：“同盟国的最后胜利必能到来”。中共中央的宣言也有力地证明：“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斗争是处在胜利的前夜”，“法西斯轴心已日益接近失败死亡的末路”。
第二，关于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蒋介石的广播辞指出：抗战必须“尽到我们的职责，才能达到最后胜利的目的”。中共中央的宣言则指出，“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是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共同的奋斗目标。
第三，关于战后世界的面貌如何，蒋介石指出：“我们这一次战胜了，就是人类幸福的改造，世界正义的确立。”中共中央指出战后的世界将是“自由的、民主的、和平的”。
第四，关于抗战胜利前的困难，蒋介石在广播辞中说：“抗战最后的艰巨，应该十倍超越于抗战的初期”。中共中央的宣言也强调：“我们知道到胜利的路虽则很短，却尚有极大的困难。”
第五，对于抗战营垒内还存在的等待心理和侥幸心理，蒋介石严厉申斥说：“我们决不可存一点假象苟且之心”，“国家的存亡绝续，民族的生死荣辱”“都要在最近时期以内由我们自己来决定”。中共中央的宣言也认为：“必须坚定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克服悲观失望的情绪，消除等待的心理。”
抗战进入第七年，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方面处于空前有利的形势中，而法西斯轴心国则面临各种危机。在此有利环境下，中共中央在抗战六周年宣言中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四项建议：“加强作战”“加强团结”“改良政治”“发展生产”。在第二项建议，即团结问题上，宣言强调：“抗日战争应该是始于团结，终于团结，团结是全国人民抗日的基础，也是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基础。如何加强这个基础，巩固这个基础，以利抗日，以利配合各同盟国打倒整个法西斯，实在是一切任务中的最重要的任务。”在建国问题上，宣言重申了抗战五周年宣言中提出的战后合作建国的主张。
上述五个宣言都是在抗战期间发表的，其核心内容是抗战和建国两大问题。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又发表了第六个抗战纪念宣言，即“七七”九周年纪念宣言。宣言总结了八年全面抗战的目的，分析了抗战胜利后的时局，提出了新的任务。宣言指出，八年抗战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民族解放，为了实现国家的民主化，为了确立国内的和平团结，为了发展民族的经济，迅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一言以蔽之，是为了国家的独立、和平与民主”。因此，宣言提出：“独立、和平与民主，这已经成为我国人民三位一体的斗争任务。”“没有民主，中国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与和平，而中国如果不能完全独立，和平与民主就更是空话。”“我们一定要实现独立、和平与民主。”
三、宣传与影响
历次“七七”抗战纪念宣言发表后，中共中央都高度重视宣传工作，以扩大其在党内外、国内外的影响。中共中央宣传部首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方党委、全体党员做好对宣言的讨论学习、宣传解释工作。
如抗战五周年纪念宣言发表前，中宣部就通知各地方党委宣传部：“今年七七我党中央告全国同胞书及告各根据地党员书，对全国全党及根据地均有非常重大意义，……全党每个党员，均应讨论研究中央这两个文件，把握中央所提出的抗战建国的主张，坚持根据地的方针，及为打垮希特勒和日本而奋斗的目标。并将这些主张方针目标广泛的向党外全国人民各根据地人民宣传解释，将党内党外的反应随时报告中央。”
中宣部发出通知后，中央直属党委也通知所属各单位学习和宣传宣言：“中央各机关学校（中央党校除外）之总支委或支干会，均应在行政负责人领导下，依照中宣部七月四日通知，利用在整风中学习文件经验，好好布置研讨党中央七七发布的两个宣言。”
西北局同样发出通知，要求所属各级党委“（一）在边区各地群众会上宣传讲解，利用木牌墙壁写标语及召集各界人士开座谈会，把宣言送给他们看并征求他们的意见。（二）利用各种关系把宣言送给边区以外各界人士看，并随时反映他们中的意见。（三）各种报纸要有系统的介绍解释上述两个文件的内容。（四）边区文协应计划采用文艺形式（如戏剧歌曲等）广泛进行通俗的宣传解释”。
宣言以丰富多样的方式在党政军民中广泛传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如，中共中央“七七”五周年宣言发出后，陕甘宁边区鄜县的所有党政军民机关团体，一律于7月22日至28日专门学习一星期，普遍举行讨论会多次；同时将宣传文件大量发至友区，颇得当地公正人士之同情。鄜县县委通知各区，对“七七”宣言，除本身进行一星期学习外，还要组织宣传队，利用集市，对广大群众宣传。十个区均有大集市，宣传一个星期后，受宣传者达一万人。鄜县警备旅按照西北局规定对“七七”文件进行传达、讨论与指定参考材料，并通知各单位，统一执行。在战士中作为半个月的政治教材，在普通党员中作为党课教材，务求教育深入，获得实效。
宣言传达到晋西北后，该地区党政军各界均停止整风文件学习一星期，用全部学习时间，进行这两个文件的研究学习。抗战日报社、晋西大众报社、美术工厂、吕梁印刷厂的同志，在一周内，将该两文件及有关文件资料十数种，精研细读后，均作成笔记，各小组分别讨论，后全体举行大规模的讨论会。
为了宣传宣言，庆阳市成立了党政联合宣传鼓动委员会，利用庆阳骡马大会七天会期扩大宣传。每日均请党政负责人，在演剧时间向万余群众介绍宣言，同时出版连环画报和墙报。宣传十分活跃，收效很大。群众在每日听讲演和看报后，均有所谈论，感到受教。晋冀豫各机关学校团体，联系实际工作研究学习中共“七七”宣言，如敌伪军工作部门具体讨论了如何在敌军伪军伪组织，以及在敌占区民众中深入宣传等。
宣言发表后，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赞同和拥护。如晋冀鲁豫边区人民在读到中共中央“七七”四周年宣言后，莫不欢欣鼓舞，热忱拥护。华北《新华日报》《晋冀豫日报》等人民喉舌都著论拥护。《晋冀豫日报》在题为“怎样拥护中共‘七七’宣言”中阐述了宣言的内容和意义：中共“七七”宣言就是中国人民的宣言，边区各界广大人民应坚决予以拥护。各救总会亦开会，誓愿代表千百万会员，坚决向中共中央表示热烈拥护。又如，抗战五周年纪念宣言公布后，陕甘宁边区建设厅副厅长霍子乐认为，宣言中所提出的各项主张都是抗战的各个阶级所能接受的，团结建国的前途“关键在于民主”。
法学家何思敬这样说道：“在中国，第一个在自己的政治宣言上写明拥护大西洋宪章，二十六国宣言，苏英盟约，美苏协定，该是中国共产党。这不仅证明他有远见，有理论的信心和勇气，也不仅表明他有决心为这些宣言的基本原则而奋斗，这也表明中共历来主张与这些宣言的原则完全符合。”
地方士绅同样对抗战五周年宣言表示拥护。1942年7月9日，毛泽东亲自向正在访问延安的晋西北士绅参观团介绍了中共“七七”五周年纪念宣言的内容，并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抗战中坚持团结抗日，在战胜之后，也是要坚持团结建国的。”士绅参观团返回晋西北后，盛赞中共团结抗战主张。一位士绅在日记中曾这样写道：毛泽东“告诉我们只有团结，才能抗战，只有团结才能建国”。晋察冀行唐县各界抗敌后援会代表大会宣读了中共“七七”宣言后，与会士绅地主名流40余人一致通电拥护。电文称：“我们一致赞同并拥护你们的英明的主张，我们愿国共两党在长期合作下，团结抗战，团结建国。”
宗教界人士也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声援中共的宣言和主张，希望国共两党加强合作。如有人表示：“我们对政府的关系虽不顶大，但我同意中共的宣言，拥护国共进一步合作，战后新中国的建立，我更是同意共产党的主张的。”还有的宗教界人士提出，希望战后国共两党制订出宪法。
这一时期，许多华人华侨心系祖国，以实际行动回国，他们奔赴延安和各解放区，为祖国的独立解放、为华侨的安全自由奔走呼号。延安侨联会理事会主任谢生阅读了中共中央“七七”九周年宣言后，表示热烈拥护，并号召在延安及各解放区华侨努力工作，参加解放区建设，海外华侨尤须继续努力展开民族民主运动，制止蒋介石的卖国行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对华殖民地政策，争取祖国独立解放，解除华侨的切身痛苦。
在延安的菲律宾华侨王唯真热烈拥护中共中央“七七”宣言中所提出的“反对卖国，坚持独立”的正确主张，深刻地认识到只有争取祖国独立解放，才能保障华侨的安全与自由。
值得一提的是，宣言还受到反战日本士兵的拥护。觉醒了的日本士兵反侵华战争，他们认识到这场战争是没有出路的，日本人民自己都没有得到解放，只有推翻法西斯统治日本才有出路。所以，中共中央抗战五周年宣言发表后，华北日本士兵反战组织——觉醒联盟的全体同志和新加入的日本士兵曾集会讨论。新盟员斋滕说：“中国明年战胜，也是日本人民的解放。”星川说：日本的出路“首先要推翻日本法西斯军阀的统治，建设一个民主的广大群众均有自由的新日本”。吉田说：“我们和中国人民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是为日本法西斯的毁灭和中国明年战胜日本军阀而奋斗到底。”中共中央的宣言还被觉醒本部委员三田一郎译成日文，以扩大传播。这些都有力地说明了中共宣言的深得人心。
抗战胜利后，1946年7月7日，中共中央照例发表了抗战纪念宣言，而蒋介石却“破天荒的没有发表预定要发表的长篇文告”。中共的宣言发表后，京沪人士争相传阅。半数以上的京沪报纸，发表了宣言中的四项紧急呼吁。南京《新民报》刊布了这四项要求后，很多读者不等报纸印齐即要买报，并说：“我们并不要看增刊，只要看看中共宣言就行。”有些国民党官员看了宣言要点说“共产党倒替我们讲话”。有一个广播电台，自动把宣言要点广播了五六次，有些听到广播的人说：“真兴奋极了！”
学者何思敬在接受《解放日报》记者采访时，赞誉中共“七七”宣言的发表是对全国人民最负责的一个表现。他说：“宣言中提出的四项办法是完全符合于去年莫斯科三外长会议公告，十二月杜鲁门声明和政协决议的。”又说：“中共坚持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的方针必然会得到实现。”
总之，这六篇“七七”抗战宣言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华人华侨以至国际社会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是我们纪念抗战胜利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今天重温这六篇宣言，对于我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具有重要意义。
来源：《党的文献》201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