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秦汉“大一统”对后世影响深远。“大一统”研究应与“并天下”的分析相结合，并将经学、子学言说与政治实践的“天下”加以区分。西周“大一统”强调“布教”、“施政”系之于一，秦代实现突破，使用“并天下”表达方式。延至武帝，“表章六经”，“一统”用语更为盛行。秦汉“大一统”以“并天下”为基本内核，奠定后世“统一”理念的基础。“天下”是文化、政治概念的统一体，在政治实践中主要是范围确定、边界明晰的“有限”区域，对应统一的华夏疆域国家。因此，“天下”不等同于世界概念。秦汉初始重视“皇帝”名号，后倡“天子”之号与儒学发展有关。今日统一，植根于古代“天下”理念，是秦汉新型“大一统”观的绵延与传续。
关键词：秦汉史 大一统 并天下 天下观 皇帝
中国古代“大一统”观念的形成与实践，对中国乃至世界影响深远。中外学界围绕该问题开展长期探讨，成果丰硕。细检前贤论说，虽然习用中国自秦汉建立起“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的表述，但综论中国古代较多，或集中于先秦时期，而对秦汉时期的“大一统”尚缺少基础性说明。其涉及三个问题：第一，从基本内涵而言，“一统”与现代意义的“统一”（即“大一统”与“大统一”）是什么关系，存在怎样的发展脉络？有学者认为，“‘一统’语意沦落为‘统一’的过程乃是出自后儒不自觉地以秦汉中央集权观念解读宗法封建观念所造成的误差，错解了‘统一’，再导致‘正统’”。是不是“沦落”、“误差”、“错解”，须对秦汉时期的情况加以释证。第二，从政治空间而言，“大一统”所对应的“天下”究竟为何，是否存在确定的地域和边界范围？前人关于中国古代“天下”与天下观的研究甚丰，大体分为四说，一是天下=九州的“国民国家论”，二是天下=世界的“帝国国家论”，三是调和前两说、以渡辺信一郎为代表的“天下型国家”论，四是以前两说分指狭义、广义而含义不定的多变“天下”说。其中，第二说影响最大，其次是第四说，被历史学乃至社会科学广泛使用。存在多种认识的重要原因是，一方面，儒家及诸子言说的“天下”范围不一；另一方面，它们与政治文本、政治话语表述的“天下”也不尽一致。过去多将两大类“天下”材料放在一起分析，实际上，经学、子学等经典文献的“天下”论述，是一种理论层面的探讨，不一定在现实政治中发挥实际功能。而诏令、章奏、官方刻铭、官修史书等政治文本的“天下”用语，基于现实体制及政治实践，稳定性高，更能反映时人政治观念。故从方法论上，将经、子言说的“天下”与政治实践的“天下”加以区分，重视和阐明后者，是避免治丝益棼、推进相关认知的关键路径。第三，从政治体制而言，“大一统”与君主制，特别是与“皇帝”、“天子”政治名号有怎样的关系？“大一统”固然关涉观念塑造，但与政治秩序、国家形态的联系更直接。过去宽泛叙说“大一统”与君主名号的关系，其实从“历史进程”审视，不同历史阶段对“皇帝”、“天子”名号的侧重不同，据此可更好揭示“大一统”及“天下”政治观念变化。
由上，秦汉“大一统”研究须从方法上有所突破。一是思路上，引入“并天下”。此前学界很少将“并天下”与“大一统”联系思考。实际上，当时对秦统一主要使用“并天下”而非“大一统”的政治表述，汉代也使用“并天下”，对理解“大一统”观从先秦到秦汉如何演进，颇为重要。同时，“并天下”明确涉及“天下”，是有效切入并把握“天下”内涵的适宜选择。“并天下”还是“皇帝”名号确立的背景和条件，故该引入有望将上述三题贯穿起来，并激活传统史料。另外，还需从整体“历史进程”观察政治理念的出现与运用。二是史料上，不同于既往综括而论，注意将经学、子学等文献的“天下”论述与政治文本、政治话语中的“天下”进行区分，聚焦于政治实践层面的“天下”指称。国家政务活动会援引经说，但不会脱离政治现实。本文依次从“并天下”与“大一统”，“天下”观与“大一统”，“天子”、“皇帝”名号与“大一统”三个方面予以考述。
一、“并天下”与“大一统”的政治内涵转换
周秦之际，历史发生重大变化，政治形态实现由贵族封建制向官僚郡县制的发展。进而，秦汉王朝在理念、制度、文化方面具有新内容与新特征，对中国古代影响甚巨。然而，秦代前后均可使用“大一统”的政治表述，该现象本身就值得注意，同时须说明各自内涵特质及其转换过程。“大一统”较早见于《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条：“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大”属于动词，是尊大、重视之义。“统”，何休注“统者，始也，揔系之辞。天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强调系之于一。“大一统”表述明确，兼重“政”、“教”两个层面。刘家和引述《说文》段注“别丝者，一丝必有其首，别之是为纪；众丝皆得其首，是为统”，强调“这个‘一统’不是化多（多不复存在）为一，而是合多（多仍旧在）为一……词义的重心在‘一’。但此‘一’又非简单地合多为一，而是要从‘头’、从始或从根就合多为一”。关于“从‘头’、从始或从根就合多为一”，应注意“西周有天下共主，不是城邦国家”。《春秋公羊传》所云“大一统”有特定的历史含义，是对周天子秩序的政治表达，包含对西周秩序的肯定和春秋礼坏、战国攻伐的批判。“大一统”虽在传文中仅出现一次，但思想贯穿全传始终；虽未必等同于《春秋》的同类思想，却是《春秋》“一统”思想的发展。
西周通过将分封制与宗法制结合，构建以周天子为核心的政治秩序。“一统”表现为周天子“政”、“教”辐射诸侯与诸侯尊奉王室的统一。由于“天子—诸侯”体制反映的是“合多（多仍旧在）为一”，而非“化多（多不复存在）为一”，所以才会强调“《春秋》正即位，大一统而慎始也”，“要从‘头’、从始或从根就合多为一”。总之，先秦“大一统”的基本特征是“共主”主导的贵族分封制，注重“施教”与“布政”系之于一。
秦灭六国，是中国历史上重要事件之一。过去很少注意的是，秦统一的政治表述为“并天下”。《史记》的本纪、列传，不仅涉及体裁分类，反映人物地位的高低，而且在史料价值上也有轻重之别。本纪的史料价值一般高于列传，如关于秦王政生父是否为吕不韦的问题，司马迁兼存异说，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与《史记·吕不韦列传》记叙便有不同。然而，《史记·吕不韦列传》中“姬自匿有身”的记述就不会出现在《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六国年表》的史源是“太史公读《秦记》”等基础材料，史料价值同样较高。由此，论述秦统一最为核心、史料价值最高的三个篇章是《史记·秦本纪》《史记·秦始皇本纪》与《史记·六国年表》，而三者记录秦统一的用语完全一致，均作“初并天下”。“初”强调在历史上首次实现。《战国策·韩三》云“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与古同”。至于《史记》中第四例“初并天下”，见于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东巡所立泰山刻石：“二十（秦代原当作‘廿’——引者注）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可知该用语非出自司马迁的建构，应源于秦代已有语汇，是当时官方使用的权威表述。鉴于这是秦统一后始皇帝首次东巡，并举行封禅，泰山刻石而非其他秦刻石称“初并天下”，反映该语作为核心政治表述的典范性。至于记录秦统一史事较多的《史记·李斯列传》，具体表述为“二十余年，竟并天下，尊主为皇帝，以斯为丞相”，也称“并天下”。岳麓书院藏秦简所录诏书“廿六年四月己卯丞相臣状、臣绾受制相（湘）山上：自吾以天下已并，亲抚晦（海）内”（简056），称“天下已并”，是出土简牍的例证。顺次细观，秦代及后世论及秦统一，实际多使用“并天下”而非“大一统”的表述。
秦统一包含对周代功业的继承。统一前，李斯称“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统一后，“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廷尉李斯议曰：‘……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均使用“一统”语。不过，“法令由一统”与先秦强调礼教“一统”尚有差异。琅邪刻石称“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之罘刻石又称“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箸纲纪……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礼教注重等级，法令对应均平；礼教侧重君臣关系，法令构建“君—民”联结。不仅如此，“海内为郡县”、“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又表明“施教”之外的“布政”已非“合多（多仍旧在）为一”。此类材料还有“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以诸侯为郡县’”，琅邪刻石附记“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至于《史记·六国年表》的撰写缘起为“以至于秦，卒并诸夏，灭封地，擅其号”，“卒并诸夏，灭封地”对应单一郡县制。秦之“一统”，以法为系，一度以全面彻底的郡县制“化多（多不复存在）为一”，由此突破“天子—诸侯”体制。
可以看到，秦代“大一统”指向“皇帝—郡县”体制，是以“并天下”为基本内核，代表一种新型“大一统”观，包含疆土直接统治所对应的郡县制纳入“大一统”观念的过程。因此，在近及三王、远至五帝的追溯中，秦始皇帝被视作“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宣扬跨越式政治成功。作为对传统贵族分封制的突破，“并天下”更凸显秦统一的政治伟绩。“并天下”之“天下”，是由皇帝领导开展横向区域空间层面、纵向社会结构层面的直接行政管理。
“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出现“分天下”语，此与“天子—诸侯”政治秩序并不相同，与“郡县/诸侯”复合制也不一致，前引周青臣概括作“以诸侯为郡县”。秦郡设置，本始于“并天下”的历史进程，进而又成为其中的重要构成，今作为统一后的整体规划，实际是对“并天下”的再次确认。下列表述虽异，含义却保持一致。《史记·秦本纪》作“初并天下为三十六郡，号为始皇帝”，《太平御览》引《史记》作“分天下之国，以为三十六郡”，《说文·邑部》曰“郡……至秦，初置三十六郡，以监其县”。置郡之义，由此始显深远。
秦末群雄竞起，政治秩序复归“分天下”。继陈胜复立六国，《史记·项羽本纪》又记项羽“乃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史记·秦始皇本纪》作“项羽为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诸侯”；《史记·秦楚之际月表》“项”条作“分天下，立诸侯”，“西楚主伯，项籍始，为天下主命，立十八王”；《汉书·叙传下》使用具有先秦时代特征的“诸夏”语汇，称“宰割诸夏，命立侯王”。秦是在“天子已绝”的形势下，“尽并兼天下诸侯”；作为十八诸侯之一，汉是在“义帝已绝”的情况下，攻灭三秦、魏、赵、齐、西楚等诸侯，再造伟业。二者实现路径相近，汉也可称“并天下”。《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记“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秦“并天下”强调的是外部秩序，即秦在外部“尽并兼天下诸侯”。韩信、彭越等人是汉在外部攻灭西楚等诸侯时，所许诺的内部诸侯。汉“并天下”与秦“并天下”的理念，并不矛盾。
北京大学藏汉简《苍颉篇》的时代在武帝时期，开篇作“汉兼天下，海内并厕”，居延汉简也有“汉兼天下，晦内并厕”，应是对秦《苍颉篇》“秦兼天下”的微调，改动较早。不过，“并天下”固然源于实现路径，也与地域控制相关。西汉前期，始皇帝后期所拓北边、南边已被胡越占据；统一战争所取东方“新地”，又改封为异姓及同姓诸侯国，汉廷直辖郡数、地域较逊色，尚不及秦“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陆贾出使南越，宣言“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王之业，统理中国……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统理中国”，《汉书·陆贾传》作“统天下，理中国”。面对曾任秦南海郡吏的赵佗，陆贾未用“并天下”一语。相较秦“并天下”的大量记述，《史记》有关汉“并天下”的文字少见，只有上述《刘敬叔孙通列传》一则；《汉书》也仅见董仲舒对策语“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二书罕称汉“并天下”，应予留意。
西汉至武帝进入盛世，北伐匈奴，收复河南地；平定南越、闽越、西南夷，重新在南边置郡；在西北取河西地置郡，势力深入西域；在东北平定朝鲜，设立乐浪四郡。武帝不仅恢复秦疆规模，而且还有拓展。流传至今的“汉并天下”瓦当，多被视作西汉初年之物。俞伟超提出“瓦当的年代在武昭之际的可能最大”。申云艳认为，“阳文篆书‘汉并天下’。多为传世品，考古发现较少，仅在汉长安城建章宫遗址出土一件”。《中国历代瓦当考释》著录十二品，注明“发现地点：陕西省西安市北郊”，并说“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汉并天下’瓦当多出土于建章宫遗址，而建章宫始建于汉武帝时期，故这种瓦当大概流行于那时，属文字瓦当早期制品”。武帝以降，“汉并天下”一语概括西汉整体成就，已具实现路径与地域控制的双重条件，更宜行用。
有趣的是，汉武帝经略边疆的同时，对内政策却又发生重要变化：“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行封禅，改制度。汉朝逐步强调与五帝三代，而非秦的接续。如《史记·太史公自序》“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统）［绝］业”，《汉书·郊祀志下》赞曰“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号，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统矣。昔共工氏以水德间于木火，与秦同运，非其次序，故皆不永”。《汉书·律历志下》“太昊帝”条“《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言虽有水德，在火木之间，非其序也。任知刑以强，故伯而不王。秦以水德，在周、汉木火之间。周人?其行序，故《易》不载”。西汉中期儒学发展后，“大一统”表述更受尊崇，使用渐多，相沿不衰。承秦叙述日益被法周观念笼罩，“并天下”表述在政治话语中反而比较少见。
“大一统”观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故先秦、秦汉时都使用，不过二者有关“大一统”观念的内涵有别。前文已论及秦与先秦的不同，汉代的“大一统”又可从两方面说明。如果说儒生援引先秦经典，所言“一统”本义可能未有更新，那么一旦进入政治实践层面，仍有微妙变化。如董仲舒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而他论及“今”时，主要表达“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又如王吉称“《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此语可以指称“周至成王，然后制定，而休征之应见”，然而王吉所论与三国时钟会上书称“万里同风，九州共贯”相近，已是“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另一种表述。
至于政治实践中的“一统”用语，内涵较先秦有所变化。如《后汉书·皇甫嵩传》“今海内一统，唯黄巾造寇”；《三国志·魏书·臧洪传》“实且欲一统山东，增兵讨雠”；《晋书·华谭传》“今四海一统，万里同风，州郡贡秀孝，台府简良才”；《宋书·州郡志一》“晋武帝太康元年，天下一统，凡十有六州”；《魏书·地形志上》“魏世三分，晋又一统”；《旧唐书·礼仪志一》“隋氏平陈，寰区一统”。可以看到，汉代以降，所言“大一统”，内含“郡县”之义，实际多以“并天下”的事实统一为基础。需要说明，这是立足秦汉具体“历史进程”中“大一统”、“并天下”实际演化形成的认识。汉用“并天下”逐步减少，但对“汉并天下”始终承认。后世更将“并天下”、“皇帝—郡县”体制视作“一统”的基本形态，习焉不察背后反映理念内化的完成。综上，自汉代以后所言“大一统”，固然注重儒家倡导礼乐正统层面的文化凝聚，但以“并天下”为必要条件与基础支撑，“并天下”成为“大一统”的内核，既体现秦汉政治文化的发展新貌，又成为中华文明绵延长久的历史因素。从“一统”到“统一”，前人有“沦落”、“误差”、“错解”之说，其实，恰恰说明秦汉以降是在“并天下”基础上的“大一统”，与先秦“大一统”已有差别。秦汉“大一统”除注重文化整合，还特别强调对统辖疆域的直接政治管理。
二、“天下”、天下观与“大一统”的政治空间
“大一统”与“并天下”的背后，对应具体的政治空间，涉及范围与边界问题。安部健夫、渡辺信一郎、佐藤将之等学者深入考辨经书、诸子所见“天下”，本文更重视政治文本、政治话语中的“天下”指称。第一，关于天下=世界的“帝国国家论”，“主张天下是无限延展的世界，或者是由中国与夷狄所组成的世界”。冯友兰持此说：“使用的‘世界’是译自中文的‘天下’一词，它的字面意义是‘普天之下’……古代中国人说‘天下’时，他们所指的是‘世界’……中国人惯以为，要有一个中央机构来实现世界和平”，而“中国人不着重民族意识，正是因为习惯于从‘天下’来看问题”。天下由华夏、蛮夷二者构成的认识，也较为通行。“天下”包括内郡（内臣）—外郡（外臣）—外徼（外臣），或者汉人区域—内属国—外臣国的圈层结构，也可纳入此说。第二，关于“天下型国家”论，渡辺氏根据唐代史料立论，以九州=中国为基本领域，同时包括周边以羁縻州而内属的夷狄。该说在综合单一政治社会型与复合政治社会型的同时，强调“天下”是自天接受委任的天子/皇帝，通过户籍对生民/百姓进行实际支配，从而行使统治权的领域，但需要依靠秦汉史料提供说明，并辨析四夷与天下的关系。第三，关于广义、狭义的多变“天下”说，主张此说者甚多。安部健夫提到“秦汉以来，对‘天下’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即‘世界’和‘中国’”；邢义田提出，“天下一词因而似乎可有广狭二义：一为日月所照、人迹所至的普天之下，一指四方之内的‘中国’”。进而还出现多种“天下型国家”说、天下具有“变化不定”的地理范围两类认识。
立足于政治实践，“大一统”与“并天下”以“天下”为基本参照，“天下”应有一定边界，对应较为确定的地理空间范围。《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游说赵肃侯：“臣窃以天下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一般来说，“天下”似指天之下方土地，但政治文本、政治话语中的“天下”须再审视。《诗经·大雅·皇矣》“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觐四方，求民之莫”，反映先秦“天下”呈现有限范围。西汉哀帝时，鲍宣上书称“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为皇天子，下为黎庶父母，为天牧养元元”。“天”指皇天上帝，“天子”代表“天”对范围明确的“天下”进行治理。“天下”向外并非无限延伸。战国后期“天下”较为明确，指战国七雄的地域范围（包括宋、鲁、卫、吴、越），但不包括四夷。《战国策》称秦“非尽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内之民，必不休矣”，“非尽天下之地，臣海内之王者，其意不餍”。秦度量衡诏版曰“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云“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关于后一则，《史记·匈奴列传》说“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汉书·地理志上》称“陵夷至于战国，天下分而为七”；《汉书·叙传上》曰“曩者王涂芜秽，周失其御，侯伯方轨，战国横骛，于是七雄虓阚，分裂诸夏，龙战而虎争”。《史记·太史公自序》又说“以至于秦，卒并诸夏，灭封地，擅其号”。战国七雄等同“冠带之伦”、“诸夏”，表明“天下”指称华夏文明所在区域，是开展政治统治的范围，但不包括华夏外围的蛮夷。秦王朝建立之初，显然知道北有匈奴，南有百越，特别选择“并天下”一语予以强调，亦可为证。
有学者认为，战国史料反映“天下”与“秦”对举，“天下”不包括秦国在内。此类可举《战国策·西周》“秦欲攻周”章“秦与天下俱罢，则令不横行于周矣”；《史记·张仪列传》“大王收率天下以宾秦，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战国策·燕三》又有“燕昭王且与天下伐齐”章。上述“天下”与“秦”、“齐”对言，只是为突出己方在势力与道义上的“多助”，类似“法西斯主义与全世界人民为敌”的表述，并不能说明秦、齐在“天下”之外。
始皇三十二年，秦北击匈奴，南取百越，从涵盖范围而言，“天下”似由“华夏”扩展至原来的“蛮夷”区域。然而，此表述明确，作“外攘四夷”。《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边竟”；《史记·天官书》叙“其后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史记·李斯列传》云“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汉书·武五子传》赞曰“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内平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此延续东周传统，称“攘”，是摒弃、排除之义。北击匈奴，占据河南地等区域，进而筑塞（长城）徙民，初县数十。南边击破并控制蛮夷，设置三郡。《史记·秦始皇本纪》记“三十三年……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文中称“斥逐匈奴”、“以逐戎人”，同时“为郡”、“为县”，“实之初县”。事后置酒咸阳宫，周青臣进颂“放逐蛮夷”。李斯狱中上书，称“地非不广，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见秦之强”。后世描述为“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将兵略地，西逐诸戎，北却众狄，筑长城以界之，众羌不复南度”。
汉武帝再次“外攘四夷”。《汉书·严助传》云“是时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汉书·夏侯胜传》言“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后汉书·西羌传》叙“及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文中称“开置边郡”、“广土斥境”、“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也可参考。南边对蛮夷实施郡县制管理，也非首创。《史记·东越列传》记“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外攘”之“外”，与“内”对言，指当时“天下”之外。经过“外攘”，“天下”之界向外推移。伴随新“天下”形成，新“边竟（境）”也相对明确。综上，秦汉扩大后的“天下”，仍然主要对应华夏地域，不仅实现文化认同与凝聚，而且通过“皇帝—郡县”体制将留存蛮夷纳入，由中央政府统治。
秦末大乱，北边秦县民众逃归，南边秦郡“绝道”自守，“天下”再度收缩。《史记·律书》载“高祖有天下，三边外畔；大国之王虽称蕃辅，臣节未尽。会高祖厌苦军事，亦有萧、张之谋，故偃武一休息，羁縻不备”。“臣节未尽”，仍属“天下”之内的“蕃辅”；“羁縻不备”，当对应“三边外畔”的四夷。《史记·律书》又记：“孝文即位，将军陈武等议曰：‘南越、朝鲜自全秦时内属为臣子，后且拥兵阻阸，选蠕观望……宜及士民乐用，征讨逆党，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朝鲜的情形，可以参考《史记·秦始皇本纪》“地东至海暨朝鲜”，《史记·朝鲜列传》“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以一封疆”，指恢复“自全秦时内属为臣子”之局；“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指专注于当时“天下”对应的华夏文明区域，对“此”时已为“蛮夷”的南越、朝鲜之地暂不考虑。
文帝时，陆贾再度出使南越。《汉书·南粤传》记：
陆贾至，南粤王恐，乃顿首谢，愿奉明诏，长为藩臣，奉贡职。于是下令国中曰：“吾闻两雄不俱立，两贤不并世。汉皇帝贤天子。自今以来，去帝制黄屋左纛。”因为书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老夫故粤吏也，高皇帝幸赐臣佗玺，以为南粤王，使为外臣，时内贡职……高后自临用事，近细士，信谗臣，别异蛮夷，出令曰：‘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与牝。’……故更号为帝，自帝其国，非敢有害于天下也。高皇后闻之大怒，削去南粤之籍，使使不通……且南方卑湿，蛮夷中西有西瓯，其众半羸，南面称王；东有闽粤，其众数千人，亦称王；西北有长沙，其半蛮夷，亦称王。老夫故敢妄窃帝号，聊以自娱。老夫身定百邑之地，东西南北数千万里，带甲百万有余……昧死再拜，以闻皇帝陛下。”
这里有几点发现：第一，刘邦最初赐赵佗以玺印，为南粤王，身份是“外臣”，作为藩臣奉职纳贡，在汉廷有“南粤之籍”。第二，赵佗给文帝上书，称“蛮夷大长老夫”，虽属谦卑之辞，但以“蛮夷”定位，体现与“华夏”的区分。高后时“别异蛮夷”，称南越为“蛮夷外粤”，反映汉廷对南越以“蛮夷”界定，视之为“外”。第三，赵佗解释“更号为帝”，对应秩序是“自帝其国”。因为“蛮夷”之中，西瓯、闽粤、长沙（半蛮夷，属汉）均称王，南越实力在诸蛮之上，故用帝号。“赵佗据岭南称帝，‘自尊号为南武帝’或‘南越武帝’，‘号为帝’，实际并未使用‘皇帝’名号。”由后嗣赵婴齐封藏先帝玺印，称“武帝、文帝玺”，广州南越王墓出土“文帝行玺”及“帝印”玉印1枚、封泥2枚，均可证明。由此，“非敢有害于天下”的真正含义是：赵佗立足西瓯、闽粤、南越的岭南“蛮夷”之地称“帝”，且不使用“皇帝”号，无意挑战由汉“皇帝”统治“华夏”文明所在的“天下”区域。位处“蛮夷”之地的南越，虽为汉之“外臣”，存在朝贡关系，但在“天下”之外。汉廷未向南越推行华夏文明，未要求奉行汉法，不掌握南越的土地、户口数字，“外臣”在王朝疆域之外。此外，汉代铜镜铭文多见“胡虏殄烕（灭）天下复”、“胡羌殄烕（灭）天下复”，偶作“胡子朱（诛）烕（灭）天下服（复）”。所言消灭胡虏（胡羌），天下百姓得以免除赋役，可知“胡虏”、“胡羌”一类“四夷”实际也在“天下”之外。
“天下”的内外，还有其他用语指称。秦汉以降，“天下”与“四方”、“四海”、“方内”、“海内”等含义相近，均代表华夏文明的有限区域，常对举使用。“四方”一语先秦已经出现，秦汉用例如琅邪刻石“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大风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西汉元帝回复单于语“中国四方皆有关梁障塞，非独以备塞外也，亦以防中国奸邪放纵，出为寇害”。“四海”一语，如《汉书·地理志上》“秦遂并兼四海”；《史记·高祖本纪》“大王起微细，诛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辄裂地而封为王侯”。“海内”如前引《战国策》“非尽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内之民”，“非尽天下之地，臣海内之王者”；岳麓书院藏秦简“自吾以天下已并，亲抚晦（海）内”；统一后大臣称“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贾谊《过秦论》云“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风”；主父偃曰“昔秦皇帝任战胜之威，蚕食天下，并吞战国，海内为一，功齐三代”。相较而言，学界对“方内”用语关注较少。汉文帝已有使用，如“制曰：‘朕即位十三年于今，赖宗庙之灵，社稷之福，方内艾安，民人靡疾……’”；十五年九月壬子诏曰“赖天之灵，宗庙之福，方内以安，泽及四夷”；遗诏曰“赖天地之灵，社稷之福，方内安宁”。“四方”、“方内”当是“四方之内”的省称，“四海”、“海内”又是“四海之内”的省称，与“天下”相应。秦有南海郡，汉有东海郡、北海郡，新莽设西海郡。这些郡以“海”命名，应指该郡濒临“〇海”，且在“〇海之内”。前引《赵正书》称“入南海，击大越”。“入南海”，指进入濒临南海的地域。至于“中国”，先秦时期多称“邦”不称“国”，“中国”近于“中域”，指当时“天下”的中心区域。此含义至汉仍存，文献有时出现“中国”与“边境”对言。而与匈奴等“外国”、南越等“外臣”对言时，“中国”指汉朝，“中国人”侧重华夏群体，在说到“四夷”中的“中国人”时更为明显。
“天下”之外的区域，除使用“四夷”、“夷狄”及“外臣”外，还有“方外”、“海外”、“荒外”及“外国”。“方外”，如《史记·孝文本纪》载：“后二年，上曰：‘朕既不明，不能远德，是以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内勤劳不处……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边臣兵吏又不能谕吾内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结难连兵，中外之国将何以自宁？’”《汉书·路温舒传》记“时，诏书令公卿选可使匈奴者，温舒上书，愿给厮养，暴骨方外，以尽臣节”。上述称匈奴为“方外之国”、“四荒之外”、“外国”、“方外”。《汉书·董仲舒传》又称“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将夜郎、康居视作“方外”、“殊方”。淮南王刘安谏伐闽越，上书曰“越，方外之地，图片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组，填抚方外”，说明西汉前期闽越不等同于长沙国，实为外臣。“海外”，如《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记严安上书武帝“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将兵以北攻胡，辟地进境，戍于北河”，指秦“初并天下”范围之外的河南地。“荒外”，如《后汉书·班勇传》记“鄯善王急，求救于曹宗，宗因此请出兵五千人击匈奴……勇上议曰：‘……夫要功荒外，万无一成’”，指匈奴一度控制的西域北道。《后汉书·刘虞传》记“旧幽部应接荒外，资费甚广”，“荒外”指汉幽州界外。《后汉书·西南夷传》称哀牢夷在“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来，未尝交通中国”，“荒外”位于西汉疆域之外。经学中，“五服”有多种说法，《史记》《汉书》采用“甸、侯、绥（宾）、要、荒”说，“荒外”对应“荒服”之外。此外，在武帝时，西域及其周边被称作“西国”、“西北国”、“西北外国”。贤良文学在盐铁会议上批评“张骞通殊远，纳无用，府库之藏，流于外国”。李广利伐大宛，歌诗曰“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太史公称“汉既诛大宛，威震外国”。
“天下”与王朝疆域基本对应，时有赢缩，然无论如何变化，边界相对明确，又是纷乱之世“天下”可被分割、对比的前提。秦末齐人蒯通劝说韩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参分天下，鼎足而居”。蒯通建议齐、汉、楚“参分天下”，希望促成“鼎足而居”的局势。又如“明年，刘备称帝于蜀，孙权亦自王于吴，于是天下遂三分矣”。这些并非宽泛表述，须知郡县体制下，郡、县的东西、南北范围明确，郡、县界内的提封（即土地总面积）也是明确的。“天下”还与分野学说关系密切，传统上有“分野止系中国”、“分野独擅于中华”之说。曾蓝莹等提出汉代分野对应的“天下”是领土疆界的“中国”。
由上，“大一统”的政治空间涉及对“天下”的重新认识。相较于经学、诸子文献所议“天下”，政治实践中的“天下”偏重一种指称，秦汉以降是文化、政治合一的“华夏为主体的统一疆域国家”。在中国历代王朝的政治实践中，“天下”不同于今天的世界概念。东周秦汉时代便已明确，在“天下”之外有“四夷”，有“外臣”，有“敌国”，有“外国”，有“绝国”，“天下”并非无外。
三、“皇帝”、“天子”名号与“大一统”的政治体制
“大一统”、“并天下”不仅关涉政治理念与政治空间，还与政治名号、政治体制直接相连。“天下”用语出现于西周，东周使用更加普遍。周天子代表皇天上帝监临四方，以治天下。其中，所治“天下”有范围，并非无限世界，只是在有范围的“天下”采取何种治理方式的问题。《诗经·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通常被认为泛指当时世界。西周王朝是否有明确的边疆界限，学界尚未形成定论，但是“溥天之下”应指“王土”区域之内，“率土之滨”又大体以最外围的“王臣”为界，所言皆关涉政治统治，是范围较为明确、诸夏所在的有限“天下”。当然，在“王土”、“王臣”之外，诗句没有涉及、可能也不会使用“莫非王民”的表述。可见，周代并非“城邦”联合体，周王承受天命统领“天下”，分封诸侯，建邦拓土。秦琅邪刻石“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与《诗经·小雅·北山》表述实多相近。新莽建立，又称“普天莫匪新土索土之宾［莫］匪新臣”（99ES16ST1:14A）。“法后王”的嬴秦与“奉天法古”的新莽，可视作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两极，却不约而同使用类似表述。周代“王土”、“王臣”对后世仍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秦、新二朝都清楚“皇帝之土”、“新土”之外，有匈奴等蛮夷“外国”；“无不臣者”、“新臣”之外，有不臣者。二者依然借鉴先秦诗句，并非简单比附。所谓“溥天之下”，与周天子的“一统”地域相对应，应指政教合一的有限“天下”。
伴随周平王东迁，世入春秋。“天下”中心的周室衰微，四周齐、楚、秦、晋崛起，“更为伯主”。加之一度出现“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戎逼诸夏之势，“尊王攘夷”由是提出。战国前后，诸侯内部中心的公室日益衰微，卿士大夫、异姓陪臣壮大，造成天子与诸侯公室为核心而构建的宗法血缘纽带大为松弛。因此，称王迭起，兼并日频。政治名号的名实关系不断变动，顾炎武云：“《尚书》之文但称‘王’，《春秋》则曰‘天王’，以当时楚、吴、徐、越皆僭称王，故加‘天’以别之也。”不过，称王诸侯仍不能称“天子”，因为他们没有“天子”法统和“施教”地位，在名义上不具有对“天下”所涉整体政治空间的统领。待周赧王去世（前256，昭襄王五十一年），当时政治秩序只被称作“天子已绝”、“天子既绝”、“天下无主”。如《吕氏春秋·有始览·谨听》称“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今之世当之矣”；同书《孟秋纪·振乱》作“当今之世，浊甚矣。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天子既绝，贤者废伏，世主恣行，与民相离，黔首无所告愬”；《太平御览》引《古史考》“王赧卒后，天下无主四十九年，以岁所在纪之”。此外，《史记·六国年表》保留“周”栏至秦庄襄王三年（前247），自始皇帝元年起被“秦”栏合并。这是考虑秦王政后称皇帝，成为天子。出土秦汉简牍纪年多从秦昭襄王计起，如睡虎地秦简《编年记》首记“昭王元年”，荆州胡家草场西汉简牍《岁纪》系年首记“昭襄王元年，立五十六年。生孝文王。取宜阳”，松柏汉简《葉书》首记“昭襄王五十六年死”，应是考虑周赧王在秦昭襄王时去世，秦又继周。后两类作为年代学层面的处理，皆有理据。不过，由于尚未实现“一统”，当时秦君名号仍然不会使用“天子”。
秦统一后嬴政可称“天子”，仍创制“皇帝”名号，须进一步说明。东周以降，“天子”名号之实已显逊色。后来处于“并天下”的政治实态，完成统一的嬴政较鼎盛时周天子的名号之实，还要更高一些。秦所立“皇帝”名号，过去多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解释为德兼三皇、功盖五帝之义，已成常识。实际上，此说恐难成立。《史记·秦始皇本纪》原本作：“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同时，战国秦汉其实偏重“五帝三代”、“五帝三王”而非“三皇五帝”的历史叙事。因此，采用“皇帝”而非“泰皇”，是放弃偏重虚指、承认度不高的“皇”号，强调一种“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的“帝”号。秦汉“皇帝”所对应的政治秩序，可概括为“诸夏为一”，反映对“天下”的一种新型内部整合。东周时代，儒家主张从孔子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到孟子的“定于一”，再到荀子的“一天下”，是对统系于一的尊大，皆为恢复旧统之意。若论孔子与孟、荀不同，主要在于孔子所言“天子”还是周王，孟、荀所谓“一”，已不由周室实现，而是能行仁义、顺应天道的新王，从一个侧面反映“天子”威权衰颓。不过，东周末期之前的思想家、政治家尚难预见全新政治秩序与政治形态。由此可说，“皇帝”名号标志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变革性转向，其创制与先秦、秦汉“大一统”内涵变动恰相同步。
关于秦立号“皇帝”，又使用“天子”之称，尚存一些材料，非自汉代始有。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大臣奏请“天子自称曰‘朕’”，以及赵高语“天子称朕，固不闻声”。又如《史记·李斯列传》载李斯于狱中上书“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北京大学藏汉简《赵正书》作“使秦并有天下，有其地，臣其王，名立于天下，埶（势）有周室之义，而王为天子”（简11、12），“尽图片（灭）其国而虏其王，立秦为天子者”（简32）。不过，秦至西汉前期政治实践更重视“皇帝”而非“天子”名号的使用。下面分举诏书制度、玺印制度为证。
先看诏书制度。里耶秦简更名木方提到“王谴曰制谴”、“以王令曰［以］皇帝诏”、“以命为皇帝”。司马迁记录始皇帝东巡，歌颂秦德的刻石文字6种，用语多称“皇帝”，同时使用“圣”、“大圣”、“秦圣”，但未见“天子”之称。两汉诏书主要用“皇帝曰”、“制诏某某”、“皇帝问某某”等起首语。前引西汉与南越等外臣、匈奴的文书自称“皇帝”，而非“天子”或其他称谓；其文书称汉朝君主为“皇帝”、“汉皇帝”。
再看玺印制度。过去对汉代帝玺之制常称为“天子六玺”，其中，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用于诸侯王事和发兵、征大臣，而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适用于外国及祭祀天地鬼神。天子玺被认为对应地域更广，功能规格更高。但是，此六玺序列是以皇帝三玺居前、天子三玺居后的顺序，而非反之，且不能涵盖整个秦汉时期。秦至西汉前期主要是皇帝玺序列，并以皇帝信玺、皇帝行玺两种为主。“天子六玺”实际是后来逐步发展形成的。天子三玺的出现，多与“外国”、“四夷”关联，与汉武帝以降儒学复兴、尊崇周统、重视“天子”名号有关。不过，问题不止于此。秦统一后议帝号，嬴政特别强调灭六国是“赖宗庙之灵”，之后议分封，嬴政又称“赖宗庙，天下初定”，指向皇帝及其家族的政治功绩，却不甚强调天命转移、天命所归。六国反秦，赵高认为子婴已不宜称帝，说“始皇君天下，故称帝”，显示皇帝之号对应“并天下”的事实层面。当君临之地收缩，已非“天下”，帝号应降等而称王，不太涉及天命与神授。
“天子”就有所不同，代表皇天上帝治理天下。《白虎通义》云：“天子者，爵称也。爵所以称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载，谓之天子，上法斗极。’《钩命决》曰：‘天子，爵称也。’帝王之德有优劣，所以俱称天子者何？以其俱命于天，而王治五千里内也。”所言虽将“天子”纳入爵称序列，但仍强调“父天母地，为天之子”，“天覆地载，谓之天子”，“俱命于天”，与君权神授观念抬头有密切关系。创制天子三玺，与在“皇帝”称谓外又使用“天子”之号并不完全相同，反映君主神圣性发展。
不过，“天子”号得到重视、宣扬，“皇帝”号原可承担的对外交往、天地祭祀功能也向“天子”号转移，但“天子”号最终并未取代“皇帝”号。“天子六玺”由皇帝玺、天子玺两个序列构成，“皇帝”与“天子”政治名号同行并用，延至后世。在中国古代社会，君主最重要的政治名号仍然是“皇帝”。作为以“并天下”为基础的“大一统”的最高权力象征，“皇帝”对华夏疆域国家实施较为全面的直接政治管理，是相关政治体制的化身。与之伴随，“皇帝”而非“天子”成为近代革命主要的终结对象。
结语
“大一统”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基础论题，既往讨论非常丰富，但较少对秦汉时期的“大一统”进行集中说明，影响对古代“大一统”的整体把握。同时，探讨“大一统”更多偏重经典文献的学术表达，较少对政治实践层面的相关政治表述加以考证。研究聚焦于秦汉“大一统”的基本内涵与特征面貌，首次将“并天下”纳入“大一统”研究。由于“并天下”是基于事实层面的政治表述，有助于将“大一统”在现实政治实践中的呈现落到实处，进而开展政治文本、政治话语的“大一统”考述。前人阐说“大一统”，胜意纷呈，涉及概念史的辨析较多。留意用语表述的运用，应重视从“历史进程”层面揭示“大一统”的发生发展。“大一统”研究难度较大、不易理清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史料学问题。过去常将经学、诸子的理论阐说与政治文本中“大一统”、“天下”观念混一而论，由于理论可以有多种探索方式，彼此不必一致，使得统括而论的“大一统”、“天下”观显得纷繁多样。实际上，无论理论阐说如何自由，一旦进入政治实践场域，“大一统”、“天下”观的用语表述相对具体而明确。因此，将政治文本、政治话语的“大一统”、“天下”观与经学、诸子等理论阐说尽可能区分与剥离，有望实现推进。
秦汉“大一统”沿用先秦语汇，固然注重儒家倡导的文化凝聚与政治认同，但以“并天下”为必要条件与基础支撑。换言之，秦汉“大一统”的内涵构造以“并天下”的事实统一为基础，包含“并天下”的内核。秦汉“大一统”，“郡县”之义已存，与先秦有异，从而为后世“统一”理念奠定重要基础。秦汉“大一统”的政治空间是“天下”。政治实践中的“天下”是范围较为确定、边界相对明晰的“有限”区域，主要是文化、政治合一的“统一的华夏疆域国家”，而不等同今天的世界概念。“天下”之内，可称“四方”、“四海”、“方内”、“海内”，“中国”有时与“天下”对言，而“天下”之外，可称“方外”、“海外”、“荒外”。“天下”范围与王朝疆域对应，“天下”并非无外，之外有“四夷”，有“外臣”，有“外国”。魏晋以降，华夷交融更趋频繁，但“华夷混一”、“华夷一统”的“天下”，政治空间同样明确。“天下”之外，仍有“外夷”、“外国”。秦汉“大一统”政治体制是“皇帝—郡县”制。“皇帝”名号创制并没有“德兼三皇、功盖五帝”之义，而是立足于“并天下”政治局面的“帝”号，对应内部整合后的“诸夏为一”，代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重大转向。“皇帝”是秦汉以“并天下”为基础的“大一统”最高权力象征，是取代“天子—诸侯”而出现的新型政治体制的化身。秦汉帝玺制度由皇帝信玺、皇帝行玺发展到“天子六玺”，与儒学重视“天子”名号、君权神授观念存在关系。不过，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君主名号仍是“皇帝”。
先秦“大一统”理念及实践成果，对秦汉大一统有重要影响。近年研究认为，“三代业已产生了‘自在’的‘大一统’思想”。与此同时，“商代晚期已存在比较明确的封疆意识”，“‘整个领土连成为面的观念’应早已存在”。而“周人在国家治理思维与实践中蕴含的集权倾向，从某种程度来说也是由来已久”，“周初分封建立的央地关系模式有较强的中央集权属性”。在此基础上，先秦“大一统”立足于“共主”主导的贵族分封制，是对系之于一的尊大，不是仅仅侧重文化方面的“布教”，而是注意“布教”、“施政”的并重统一，较之古代西方城邦及城邦并存而出现的城邦联盟，已呈现集权性、内聚性较为突出的大型政治体面相。同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明周天子所治“天下”已有范围，只是在有范围的“天下”采取何种治理方式的问题，由此才会被秦琅邪刻石、新莽诏书借鉴。最后，两周“天子”名实不断变动，但称王诸侯不称“天子”，周赧王去世后只称“天子已绝”、“天子既绝”、“天下无主”，反映“天子”具有在名义上对“天下”所涉整体政治空间统领的法统与施教地位。凡此均为秦汉“大一统”的形成确立提供重要条件，为秦汉“大一统”探索新的治理方式奠定必要基石。然而，秦汉“大一统”的形成在注重承继之外，更须创新。由孔子到孟荀，儒家系之于一的倡导已从周室转至新王，但未能预见新政治形态。秦汉“大一统”的实现立足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肇基于一系列深刻的变法改制，通过较为有力的官僚行政组织、法律制度、军事制度、经济制度、交通制度等，有条件也有能力采取新的治理方式。秦朝不仅以“法”而非“礼”再现“一统”，而且将郡县制逐步纳入，实现对贵族分封制的首次突破。“秦并天下”、“汉并天下”是新型“大一统”得以完成的重要原因。
总之，“并天下”是理解中国古代“大一统”内涵及演变的关键线索，有助于更好把握历史上“一统”与“统一”的关系。“天下”既是文化概念，又是政治概念；不仅涉及文化认同和国家治理，而且在政治实践中始终存在较为明确的范围，对应以华夏为主体多民族的统一疆域国家。秦汉以降，“天下”主要与今日“国家”而非“世界”的内涵更为接近。中国古代的“天下”、“国家”是一体两面，文化与政治二者始终高度统一。这并非“大一统”、“天下”观认识的转趋保守；恰恰相反，过去对中国古代“大一统”、“天下”观的评估，进而对中国早期国家、秦汉统一王朝政治实践能力的认知，恐怕有所偏低。今日“统一”与中国古代的“天下”理念大体一致，是自秦汉以降建立在“并天下”基础上新型“大一统”观的绵延与传续。
（作者孙闻博，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