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似乎强调了某些概念或语词是具有标识性特征的。由此，讨论一下“标识性概念”的内涵及其在思想实践中的意义就显得很要紧了。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字义出发展开分析：标，可以被理解为一个预设的语义结构或概念体系的节点，它从直接语义的角度是直接指向了“建构性”的意图；与之相对，识，则是强调某种基于理解和语义设定的边界感，以便完成体系结构的识别及与其他概念语词的区隔。简言之，“标识性”是否可以被解读为某种基于独特理解的思想结构，进而言之，这是否说明了我们通过“标识性概念”的系列阐释创造某种基于概念体系的理解模式或话语方式呢？
另一方面，当“标识性”被当做某些“概念”的修饰或限定时，不仅是突出了这些概念的重要性，也同时凸显了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一直萦绕和牵扯着中国学人的“概念性焦虑”，我们不得不承认，绝大部分我们现在使用的概念都来自翻译或对既有语词的语义改造。概念的舶来性似乎体现了我们在理论体系创造和概念构造中的能力缺失。一旦涉及概念的创造和运用，我们就陷入了关于概念精确性和体系化的焦虑之中。我们只有在翻译的时候才是勇敢的，在需要用自己的语词来完成思想性表达时却显得犹豫和踯躅。以《纯粹理性批判》这样的西方哲学经典为例，其翻译大大拓展了中文的“概念”储备，包括先验感性论、直观、知性等晦涩的语词都被自如且自由地运用，这些语词在我们的日常表达中是很突兀的额，然而我们却认为没有什么问题。
究其原因，可能是我们误解了“概念”的意涵。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想，概念并不一定要求语义的精确，它可能指示一个反思和意义的空间。只有当我们把不同的概念进行结构化处理的时候，才会考虑因其之间的结构稳定而要求的意义精确。举一个例子，陈少明老师在论及“齐物论”中的自我观念时分梳了“吾丧我”中“吾”与“我”的区别，就十分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特征。只有将这两个语词放在一起讨论的时候，才会让人觉得其意义精确起来，形成一种严格的对照性。因此，我认为“标识性概念”是出于某种理论规范或者框架中的“关键节点”，例如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曾经策划出版的不同学科的“Critical Terms”（关键语词或概念）系列专论，就体现了基于理论框架和规范的结构性。只有在这样的结构性中，才能将语词推进到“概念”。
与之相对，为什么某些概念具有“标识性”特征呢？我认为是基于某种独特经验类型或内容的敞开性预设，将经验的类型化和结构化刻画作为目标，让经验的“命名”本身激发反思。因而避免一种词典化释义的陷阱。在这个意义上，我将“标识性概念”的功能定义为“观念图景中的浮标”。其意涵是指对某个地点或者某条道路（视角）的标定，其根本功能不是精确的定位，而是标定了一个可能的思考进路和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标识性概念”的讲座实际上是尝试完成如下两个任务：其一是将我们日常表达中人们默会的语词抽取出来，通过对其指向的模糊经验的细致描述尝试达成一种基于日常语义默会的理论化共识。比如“做人”这一语词，其内容似乎是众所周知的，所有人都会觉得自己很清楚“做人”这个语词的意涵，同样类型的语词还是“人民”“家国”“集体”等。
然而，从日用不知且前反思的默会到基于经验描述和类型学刻画的理论性共识，实际上存在着巨大的理论鸿沟。填补这一理论鸿沟一方面可以拓展反思的空间，另一方面又是某种鲜活经验的固化与概念化。通过话语结构的方式以结构性和清晰的表达限制了经验的丰富和复杂。进而言之，我们对经验的理解，一旦清晰、稳定之后，实际上就是思想的固化。如果我们认为从默会到共识，最终是要达成一种结构性的话语建制的话，那么实际上恰恰偏离了标识性概念要敞开经验世界激发反思的初衷。
其二，通过标定我们在观念图景中的浮标，为我们这些以职业分科之学为生的学者们提供了结构性的理论议题。我们将某些语词抽取出来作为未来的理论话语结构和概念体系中的关键节点，让这些语词脱离了日常语义——至少是让语义清晰或复杂起来了。我们可以将之定义为strangeness making。比如说我们对某个语词有默会，但是当我跟你解释它的时候，你又觉得我的默会好像不太对？换言之，我要通过描述，把一个默会的词重新变成一个陌生的词。比如刚刚吴重庆老师讲“生民”，本来我觉得这个词很清楚，就是指“天生之民”，但是经过吴重庆老师的讲解之后，我就觉得“生民”变成了一个陌生的词，这其实就是陌生性。陌生性塑造的目标是用一种暧昧的经验枢纽的关系，联系到很多不同层次的经验，而由此所凸显出的复杂性，就为理论解释提供了一种结构的可能。如果我们能完成这个工作，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标识性概念实际是帮我们突破了学科规范的限制，让不同学科中的学者都来以具体经验为目标，脱离简单的学科理论规范。从而让多学科进路成为可能，并且形成了多学科视角下对同一类型经验的多元阐释和描述。举个例子，刚才周飞舟老师说，所有的标识性概念都有其社会土壤。“社会土壤”明显是社会学才会有的表述，而哲学一定会用“经验土壤”，或者“经验世界”。所以我大概率会使用经验土壤这个词，而不是社会土壤，但我们所描述的对象其实是一致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我们有了这些浮标以后，整个理论思考的空间被进一步打开了。
简而言之，在我的理解中，标识性概念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学人特有的概念性焦虑及其克服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是从默会到共识的、不稳定也不清晰的话语建构，而这种建构本身又有固化经验描述或思想内容的风险。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非常重要的是，那些作为不同层次经验枢纽的语词，是依赖其语义的暧昧性以及对经验的“日用不知”的指摄打破了学科的界限，让大家拥有了一个共同的观测点，从而最终形成一个可以从不同学科观察并产生碰撞和融合的思想图景。“标识性概念”就是这个图景中一个个可以勾勒出经验轮廓的浮标，但这个图景从整体上看到底是什么模样的，我们谁也不知道。正是因为这种“无知”，人文学术作为一种持续的反思实践才能继续、有价值地进行下去。
（本文为程乐松教授2025年6月29日在北京大学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中山大学人文学部、北京三联书店联合主办的“什么是标识性概念”工作坊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