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设计“标识性概念”讲座系列时，思考过应该如何“做标识性概念”，哪些“标识性概念”应该进入这个系列讲座。我们筛选的标准大体是“活态”与“交集”。“活态”是指来自中国传统、形成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批“标识性概念”至今还不同程度地活用着，虽然有些貌似作古，但其实尚有气息，有如灰烬下的火种。“交集”是指与西来的一些流行概念在内涵上有交叉交集，这样便于相互阐释、激活和发明，也便于将我们的“标识性概念”输出和流通。做“标识性概念”的意义不仅在于探寻自主知识体系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更在于其应有的流通性——要能与世界学术思想对话，而非仅限于解释中国问题，相关概念之间要能够相互沟通，这样才能活下去，长起来。我个人最欣赏那些能与西方社会科学概念产生涵义交叉交集的“标识性概念”，相交点越多，越符合我们的采集标准。之前有老师指出翻译会造成概念意趣的流失，可相交点始终存在。这种交叉、交集正是为了促进讨论，唯有相互刺激才能实现流通。

我们选取“标识性概念”时并未囿于学科范畴，或者说我们不是按照学科的框架去找“标识性概念”的。近年来，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类学科都在探寻本学科的标识性概念。但正如少明老师所说，我们这个系列讲座的立足点不在学科视角，我们试图超越学科框架，寻找理论思考的原点。今天学科分化、窄化越来越严重，学者们也都习惯于在学科里做研究，所以如何找到合适的人来讲合适的“标识性概念”，还是颇费踌躇的。

对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来说，“标识性概念”是奠基石与铺路石。很难想象没有一批“标识性概念”而能够建立起“自主知识体系”。如果真能够有效阐释出上百个中国的“标识性概念”并逐渐在中西学术场域流通，我们也许就可以着手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工作了。当然，有些“标识性概念”不仅是奠基石与铺路石，它甚至还是栋梁与路标，即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四梁八柱”，并起到方向引领作用。

举例来说，刘志伟老师之前阐释的“食货”是非常传统的一个“标识性概念”，具有突出实践性。细究之下，其与现代经济学的本质差异便显现出来：它强调流通，追求财富的均衡而非集中，否则就背离了“食货”的本义。再比如“生民”这个概念，它很有召唤性。当王朝腐败、社会动荡不安，呼吁天下人出来管天下事的时候，“生民”论就会浮现出来。“生民”不同于传统所说的一般的“民”（如臣民、草民、黎民、小民），“生民”讲求平等，主张每个人都是天地所生之民，天地是所有人的乾坤父母。但是做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者，很少关注“生民”这个概念，在既往中国政治史、思想史研究中缺少它应有的位置。所以只有充分阐发这个概念，才会推动理论上的思考和创新。还有卢晖临老师讲的“集体”，它是从中国革命中、实践中成长并扎根下来的一个概念。“集体”在民间架构中，既可以放大国家的力量，也可以放大社会的力量，重新阐释、思考这个概念，会对我们原有的认识产生一系列的冲击。

“标识性概念”不局限于两个字，也可以是三个字、一个字。比如“己”，儒家讲“为己之学”，“己”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标识性概念”。“己”不等同于个人，杜维明先生总强调“己”是在关系节点中的，它一定有连通性、开放性。如果我们把这个概念阐释好，就可以借之去讨论中国式社会化的问题。我们现在讲社会化，好像是说个体如何去适应社会。但如果从“己”的概念出发，我们每个人一开始就是和社会连通的，本来就是在扮演各种角色中成长起来的，即成己成人达己达人。这样的社会化就不是压抑自己，而是在成就自己。这样的话，也就不应该有所谓的“社恐”。

回到今天流行的学科来说，除了“食货”之于经济学、“生民”、“人民”之于政治学，“己”、“集体”之于组织社会学，还有“政法”之于法学、“文艺”之于文学、“道”之于哲学、“妇女”之于性别社会学、“宣传”之于传播学、“生生”之于生态学、“良知”、“亲亲”之于伦理学等，无不具有栋梁与路标的意义。这些“标识性概念”的确可以推动我们去创新理论、建构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奠基性的“建材”是基础，引领性的“路标”是方向，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们期待与诸位同道继续推进这项属于我们的共同事业！

（本文为吴重庆教授2025年6月29日在北京大学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中山大学人文学部、北京三联书店联合主办的“什么是标识性概念”工作坊上的发言。录音整理：崔洺睿、何擎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