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杜杨林，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助理，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赵新国，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基金项目：2025年度云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新时代云南国门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研究”（编号：BB25019）
文章来源：本文发表于《天府新论》2026年第1期，注释从略。
摘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的过程，生动形象地点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特征。“阶梯式递进”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推动“两个结合”形成的理论结晶，体现出党对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优势，揭示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从“一五”计划到“十五五”规划，中国式现代化始终以分阶梯、有步骤的方式递进，每一“阶梯”都承前启后、层层递进，展现出阶段定位、目标设定与任务部署等方面的连续性。这一概念不仅为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科学视角，也为世界现代化理论贡献了中国智慧，建构起中国式现代化的标识性概念。
关键词：阶梯式递进 中国式现代化 标识性概念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
一、引 言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生动形象地点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态势以及进程特征。揆诸当下，我国正处于“十四五”向“十五五”“阶梯式递进”的时期，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这是因为，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注定不可能重走或复制具有“先发优势”的西式现代化之路，要想实现对西方国家的追赶甚至超越，就必须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等现代化要素的“并联式发展”，将“后发劣势”转化为“后发优势”。需要注意的是，“并联式”并不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是高成本、高能耗、难控制的，而是要在“阶梯式递进”发展观的引领下，实现各个“阶梯”上各种现代化要素的协同并进、渐进提升。此时提出“阶梯式递进”的发展观，既是对过去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展望。因此，如何科学阐明“阶梯式递进”的哲学意蕴及其历史脉络，成为学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回顾历史发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就积极部署和谋划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发展，从1953年实施“一五”计划，到如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每一个五年计划/规划都为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阶梯式”的方向与目标。
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这一“阶梯式递进”发展观日趋成熟，并迎来重大飞跃。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本质要求、战略安排与重大原则。
近年来，“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何种特征”这一命题掀起学界研究热潮。现有研究多聚焦于“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走和平发展道路”五个方面的特征，研究成果颇多，但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观尚未形成标识性概念。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阶梯式递进”，为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标识性概念提供了契机。本文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历时性分析各个“阶梯”上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和进程特征，从而分析其时代价值，意在阐明“阶梯式递进”这一标识性概念。
二、概念厘清：何谓“阶梯式递进”发展观？
“阶梯式递进”发展观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总体特征的重要抓手，具有辩证统一的哲学内涵和深厚的历史发展脉络。
（一）“阶梯式递进”发展观何以生成
恩格斯认为，辩证法的主要规律是“量和质的转化——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1991年，朱训在原长春地质学院经济研究生班讲授《找矿哲学概论》课程时提出“阶梯式发展”思想。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认为“阶梯式发展”并非简单的直线上升运动，而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阶梯性，从一个台阶上升到另一个更高台阶的递进过程，是曲折性与前进性的统一，是一个量变与质变的过程，在认识的每个阶段上都体现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上升过程。这一过程不只存在于矿产勘查活动中，它具有广泛性，是物质世界运动和人类认识运动的重要形式。恩格斯指出，“自然科学预言了地球本身存在的可能的末日和它适合居住状况的相当肯定的末日，从而承认，人类历史不仅有上升的过程，而且有下降的过程”。朱训也承认，从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社会生活的发展规律来看，认识运动的每一个台阶内部并非“平滑”，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出现小台阶和波动。张明国在分析朱训“阶梯式发展”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持续式发展”和“跨越式发展”，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同一性和差异性。他认为“阶梯式发展”与“持续式发展”相融，相较于“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而言，“阶梯式发展”更能反映事物发展的质量互变规律，且否认盲目急躁的“跨越式发展”。
“阶梯式发展”的概念为我们更好地理解“阶梯式递进”提供了重要参考。“阶梯式递进”发展观赋予“阶梯式发展”更具历史感、动态感和时间感的“递进”意蕴，完整地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特征。具体而言，我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时期对应着一个“阶梯”，在当时所处的“阶梯”上，国家通过制定五年计划/规划、中央一号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等阶段性目标和总结，稳步推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的现代化发展，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吸取教训、开拓创新，为上升到更高的“阶梯”蓄力，在国家发展的关键节点上，审时度势、精准发力，实现从“下级阶梯”到“上级阶梯”的质的提升。
（二）“阶梯式递进”发展观何以演进
根据上文对“阶梯式递进”发展观的界定，本文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的发展过程。历史实践证明，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部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等阶段的“血与火之歌”。具体而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不懈奋斗，最终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阶梯”打下了坚实的“地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以苏为鉴，独立自主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从“三年恢复”时期到“十年建设”时期，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到“一化三改造”，从“农业国”到“工业国”，中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构筑起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第一级阶梯”。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的着力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即使面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等复杂情况，也不断在实践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充满活力的制度条件和物质保障，在夯实“第一级阶梯”发展成就的基础上，构筑起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第二级阶梯”。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奋进，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谱写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篇章。“十五五”时期正是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阶梯上的关键一级，“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三、“阶梯式递进”发展观的理论脉络
“阶梯式递进”发展观是理解和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总体特征的重要钥匙，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不断探索我国现代化建设道路得出的规律性认识。
（一）以“第一个结合”为理论指导
“阶梯式递进”发展观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质量互变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是连续性与间断性的统一、量变与质变的辩证过程，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正是这一规律的生动体现。量变和质变是事物发展的两种状态。其中，量变是事物数量上的增减或场所的变更，是渐进的、不显著的变化；质变则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是事物由一种质态向另一种质态的飞跃。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梯式递进”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既反对因循守旧、原地踏步，也反对不顾量的积累、迈大步子。从“三步走”到“两步走”，历史实践证明，没有上一步的积蓄力量、创造条件，也就没有下一步的稳步发展、全面振兴。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并不是直线上升的，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通过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和技术创新等量的积累，在关键历史节点上抓住机遇，从一个“阶梯”上升至另一个“阶梯”的质变过程。这与西方的现代化有着本质区别，西方的现代化虽然也存在量变的过程，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加上市场机制的自发波动、金融系统的放大作用以及外部冲击和政策干预的叠加影响，使其现代化发展具有“复苏—繁荣—衰退—萧条”的“周期性”特征，整体上呈现出“波浪型”的发展态势，量变存在着向更低层级质变的可能；而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通过一个个五年计划/规划的顶层设计，分阶段、有步骤地推进现代化发展，且这种质变是向着更高层级、更优状态的发展，从而呈现出“阶段性平稳、整体性上升”的“阶梯式”发展态势。例如，从“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到“达到总体小康水平”，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每个阶段都是在当前“阶梯”上站稳脚跟之后，同当时的国情民意紧紧相扣，达到一定阈值之后，朝着下一“阶梯”迈出的“伟大一步”，这一过程构成了一个层层递进、逐阶上升的“阶梯式递进”序列。此外，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梯式递进”发展特征也是一个不断进行辩证扬弃的过程，既没有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没有走“国强必霸”的歪路。我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现代化建设道路中不固守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不照搬西方道路，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在不断的实践探索中对既往不符合现代化发展的成分进行“否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于更高层级上实现创新发展。例如，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扬弃了计划经济的僵化，又超越了自由市场的弊端，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地结合起来，推动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迈上新台阶。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梯式递进”发展观，不仅强调要通过量的积累来实现质变，更强调事物的发展是一个自觉的、辩证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唯有如此，才能不断实现自我革新与自我完善，从而展现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当代中国的强大生命力。
（二）以“第二个结合”为文化根基
“阶梯式递进”发展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相连，蕴含着“循序渐进”和“欲速则不达”等传统思想智慧，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例如，“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第六十四章》），“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荀子·劝学篇》），这些中华古籍中的经典论述都阐明了“宏大目标”与“微末积累”之间的辩证关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一个又一个五年计划/规划的“跬步”，最终达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千里伟业”。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始终一步一个脚印，保持持之以恒的耐心与定力，摒弃好高骛远、急于求成的浮躁心态。同时，“循序渐进”和“欲速则不达”等传统思想同样揭示着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中国式现代化“阶梯式递进”发展观的形成提供了方法论启示。其中蕴含的尊重客观规律、讲究次序步骤的哲学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一步一个台阶”的发展观念相契合。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制定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政策和策略，坚持有序的、可控的、分阶段的改革，稳步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清晰地勾勒出一条循序渐进的“阶梯式递进”轨迹。总而言之，“阶梯式递进”发展观既继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坚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厚滋养，并在新时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文化气派。
（三）以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为发展底色
“阶梯式递进”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经过反复探索、深刻总结而形成的实践结晶和规律性认识。中国式现代化在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的规划和目标。从1953年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步奠定我国工业化基础，并在后来形成比较完整的、独立的工业化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到改革开放后，党的十三大提出“三步走”战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党的十六大立足我国已经解决温饱、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的基本国情，进一步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构想，不断地在发展进程中形成新的规律性认识，推动一个“阶梯”向另一个更高的“阶梯”攀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大将前一“阶梯”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推向下一个“阶梯”，进一步提出“两步走”战略安排，明确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十五五”时期正是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发力时期。我国制定的每一个五年计划/规划都是承前启后的坚实台阶，既巩固拓展了已有的发展成就，也迈向新的发展台阶，并根据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条件的变化，规划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和战略重点。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以“阶梯式递进”发展规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制定了一系列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战略安排，并在长期实践规律中准确把握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与阶段性特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四、“阶梯式递进”发展在“十五五”时期的具体呈现
“阶梯式递进”发展不仅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特征的理论总结，更是贯穿中国式现代化始末，全过程、各方面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重要方法论。“十五五”时期，中国式现代化“阶梯式递进”的发展特征尤为突出，我们认为主要体现在阶梯定位、目标设定与任务部署三个维度。
（一）阶梯定位的承前启后
“十五五”时期是中国式现代化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新起点”与未来发展的“关键台阶”。宋代张载提出的“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承前启后精神的极致体现。黑格尔的辩证法将事物发展划分为“正—反—合”三个阶段，完美演绎了承前启后的逻辑。其中，“正题”是“前”，其内部矛盾产生“反题”，“反题”否定“正题”，但两者又在更高的“合题”中被统一和超越。在“合题”的过程中，既保留了前两个阶段的合理性，又开启了新的发展阶段，强调承前启后的辩证过程。就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阶段而言，“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这一时期“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制度基础和民心基础，为‘十五五’时期乘势而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了强大信心与动力”。“十五五”时期的各项事业都将在这一“良好开局”的基础上向下一个更高的台阶迈进。“十五五”时期具有“一阶系全局、一步定乾坤”的关键作用，是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决定性基础的关键时期，其各项战略工作的执行效能和成果质量，直接影响着2035年目标的实现与发展高度。在这一过程中，“十五五”作为我国迈向现代化更高台阶的重要时期，不能仅仅简单延续“十四五”的发展成就，而是需在量的不断积累下达到量变，最终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因而，“十五五”这一承前启后的关键台阶，更需要不懈努力、持续奋斗，“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二）阶梯发展的目标设定
“阶梯式递进”发展这一方法论要求人们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认识到事物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并在这一过程中对事物的发展进行科学规划，把握其规律性。例如，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十四五”时期坚持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阶段性重点，通过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发展数字经济等，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基础。而“十五五”规划在“十四五”经济发展“阶梯”上进一步纵深推进质量和效率等变革，继续推动经济从“量的合理增长”向“质的有效提升”递进，确保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占据优势。“十五五”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进一步“递进”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始终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在科技自立自强方面，“十四五”时期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制定科技强国行动纲要，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为建设科技强国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和技术支撑。“十五五”在“十四五”科技创新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这一“阶梯”基础上，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形成“阶梯式递进”的科技发展路径。“十五五”规划建议进一步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
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十四五”时期坚持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从收入、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疗、社会治理等方面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十五五”时期要求在“十四五”发展“阶梯”基础上，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一步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推动社会事业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提升”，向“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更高“阶梯”递进，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此外，不仅经济、科技和民生等方面的发展目标是“阶梯式递进”的，我国每一个五年计划/规划都是在前一发展目标的“阶梯”上不断“递进”的。“十五五”时期，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会在“十四五”这一发展“阶梯”的基础上，不断向下一个“阶梯”跃升。
（三）阶梯任务的战略部署
《礼记·中庸》有云：“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在中国古代儒家和道家等哲学流派的思想中，都蕴含着“阶梯式递进”的发展观。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承认“世界的复杂性”“认知的局限性”和“能力的渐进性”，反对一蹴而就的“乌托邦”幻想，因而强调通过有序的、积累的和递进的发展步骤，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从宏观层面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演进虽然呈现出“三级阶梯”的总体发展态势，但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基于世情、国情、党情、社情、民情的深刻变化，可能会做出阶段性的战略调整，在一个大的“阶梯”中分化出新的阶段性任务来。
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例，在“第一级阶梯”（1949—1978年）上，我国实行区域均衡发展战略。这一阶段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建设，尤其是通过两个五年计划中重点部署的三线建设，使四川（含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等13个中西部省区相继建成大型科研基地、大中型企业等，形成了以国防工业和机电工业为主体的三线工业，促进了内陆工业经济发展。
在“第二级阶梯”（1979—2012年）上，我国区域战略最初以追求效率为导向，实施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战略，导致东西部发展失衡，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战略部署，逐渐过渡到更加注重公平且兼顾效率的区域总体发展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即改革开放初期至“八五”计划末期，我国实施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在这一阶段，我国整体上经济发展战略倾斜于东部，通过“先富带动后富”的梯度发展战略，初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的渐进式开放新局面，极大促进了东部地区的发展，为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这一“阶梯”依托东部沿海开放区域优势，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外向型经济，先后建立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以及环渤海经济圈三大经济增长极，为后续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积累了物质条件。第二个阶段，即1996年至党的十八大，我国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在这一阶段，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更加注重区域间的平衡与协调。基于各区域资源条件，对区域发展进行战略性布局，陆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中部崛起战略、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战略等。同时，关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发展，引导城市群的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共进，推动各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第三级阶梯”（2013年至今）上，我国齐抓区域重大战略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更加注重现代化发展的质量与效益，在继续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同时，以“一带一路”建设、“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大战略为引领，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十五五”规划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使我国各地区资源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功能互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阶梯式”部署是一个相互叠加、持续优化的过程，“十五五”时期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部署体现为在已有“阶梯”发展基础上向2035年目标不断“递进”的过程。
五、“阶梯式递进”发展观的时代价值
“阶梯式递进”发展观作为一种科学认识，能够指导人的实践活动，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特征的关键密钥，是“十五五”时期乃至未来现代化发展的方法论，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
（一）丰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
中国式现代化“阶梯式递进”的发展特征内含深厚的哲学意蕴，是一次深刻的哲学突围，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梯式递进”发展观在积极吸收西方有益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理论家关于“历史终结论”的预设。20世纪80年代末，福山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文中，他极力美化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自由民主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企图将现代化描绘为一个以西方制度文明为终极目标和唯一选择的、单向度的“趋同演化”过程。然而，中国式现代化“阶梯式递进”的历史实践证伪了这一论调。中国的历史表明，现代化发展道路具有广泛性、能动性和多样性。这突破了西方单一的现代化发展理论。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梯式递进”特征拒斥事物发展的“直线性”。中国的历史表明，事物发展并非平滑、匀速的过程，而是由积累的“历史阶梯”所构成的，每一级“阶梯”都是量的持续累积，从而达到一定临界点，为质的飞跃做足准备。例如，“站起来”这一“阶梯”的民族独立，是为“富起来”这一“阶梯”的温饱小康做准备，而后者又为“强起来”这一“阶梯”的民族复兴积累物质基础。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阶梯式递进”特征完美诠释了“否定之否定”规律深度融入当代中国的实践，不仅体现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尊重和把握事物客观规律，更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积极把握历史主动的奋斗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中国的历史表明，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梯式递进”发展观将“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既合乎历史规律，又合乎人的主观能动性，为世界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一种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新型哲学范式，使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当代中国实践中展现出强大的真理力量。
（二）坚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
相较于“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而言，“阶梯式递进”更能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特征，其内在的辩证结构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实践指导，体现出系统思维、历史思维和战略思维等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的有机结合。
一方面，“阶梯式递进”发展观坚持顶层设计的系统性与前瞻性。毛泽东指出，“不但要研究每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规定的本质，而且要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至今，取得重要成就的原因之一，就是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系统的顶层设计。“阶梯式递进”发展观内在的辩证结构，要求我国现代化发展必须基于长远视野进行系统性规划，这种系统性规划进而又要求，现代化发展必须结合我国国情做出更加精准的“阶梯定位”。这就需要在巩固完善当前“阶梯”发展成果的基础上，科学诊断其“递进”所缺，并以前瞻思维预见下一“阶梯”的总体形态与核心特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五年计划/规划，正是这一方法论最集中的体现。从1953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如今的“十五五”规划，每一个计划/规划都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顶层设计的系统性与前瞻性，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方向的一致性、发展步骤的有序性和发展目标的可行性。当前，“十五五”规划基于“十四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坚实“阶梯”，正全面迈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新台阶，“十五五”规划建议中系统部署了实现2035年目标的任务，呈现出清晰的“迭代性”与“进阶性”，正在稳步向2035年“阶梯”递进。
另一方面，“阶梯式递进”发展观坚持政策资源的“阶梯式”规划与配置；坚持以系统思维、战略思维和历史思维等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保障政策执行的连贯性和资源的合理配置。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言，不仅需要系统谋划部署，还需要政策执行的连贯性和韧性，以及资源的合理配置。具体而言，在政策执行层面，要确保其连贯性和韧性：连贯性需保障各个发展环节紧密衔接、层层递进；韧性则需要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环境中及时调整与发展不相适应的地方，使现代化发展充满生机与活力，确保有灵活的政策保障其前进。此外，资源的配置需把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十五五”时期要坚持系统思维、战略思维、历史思维，以战略思维为引领，遵循“阶梯式递进”原则，根据发展进程的阶段性特征，合理科学地部署政策和配置资源，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三）引领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我国结合国情不断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超越了单一现代化道路叙事框架，为世界其他国家探索和发展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思路，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普遍的借鉴价值。
一是破除西方中心主义。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加快，率先掌握了国际话语权，试图将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作为“普世价值”推向全球，忽视了不同国家在资源禀赋、文化传统和制度环境上的根本差异；而中国式现代化通过“阶梯式递进”的实践逻辑，验证了现代化道路的多元可能性。中国式现代化“阶梯式递进”发展道路的出现，以“以人民为中心”超越“以资本为中心”，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超越“两极分化”，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超越“人的片面发展”，以“和平发展”超越“对外扩张”，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超越“资源掠夺”等，打破了“西方化就是现代化”的错误认知。具言之，中国式现代化“阶梯式递进”发展道路，从发展理念到价值追求，都与西方现代化模式存在本质区别。它强调在现代化进程中要充分尊重各国国情和文化差异，不能将某一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强加于其他国家。这种发展道路的探索与实践，让世界看到现代化并非只有西方一种模式，每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身的历史、文化、社会条件，走出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从而有力地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对全球现代化进程的垄断。
二是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资本主义的不断扩张“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中国式现代化“阶梯式递进”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证明，无论是承前启后的五年计划/规划“阶梯式”历史定位，还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自立自强等“阶梯式”目标设定，抑或是区域协调发展等“阶梯式”任务部署，都展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生命力和活力。中国式现代化“阶梯式递进”发展，突破了“单一论”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倡导文明交流互鉴中的“百花齐放”，为世界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多样论”。其摒弃了西方“休克疗法式”的激进变革，通过“阶梯式”的发展不断向目标“递进”，形成了具有东方智慧的独特发展道路。这一发展道路根据国情设定与其相适应的目标，分阶段稳步推进，避免了“大跃进式”发展引发社会动乱。其注重现代化发展的总体布局，协同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的现代化建设，有效避免了畸轻畸重的结构性矛盾。中国式现代化“阶梯式递进”发展，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路径和中国经验，改变了“文明对抗文明”的格局，开启了“所有人造福所有人”的新道路。
三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梯式递进”发展观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与历史之变时，我国创造性地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西方现代化道路是许多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范本”，但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族群分化、社会撕裂和国家认同困境等日渐明显。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梯式递进”发展观，则彰显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独特优势，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凝聚中华民族的力量，巩固壮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力量。中国式现代化“阶梯式递进”发展，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取代零和博弈思想，既是古代中国“天下大同”理念在当代中国的生动实践，也成为一种推动全球和平发展的价值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支持各国在“存异”的基础上实现“求同”，倡导世界各国共同创造人类和平发展新前景。
六、结 语
综上，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明显的“阶梯式递进”特征。从理论层面来看，“阶梯式递进”发展观坚持“两个结合”，不仅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也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彰显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实践历程。从实践层面来看，“阶梯式递进”发展观从根本上否定了“历史终结论”和“西方中心论”等单向度的现代化发展理论，以长期的历史实践把握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在“阶梯”中见定力，于“递进”中显担当，展示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优势，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顽强生命力。从价值层面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梯式递进”发展观，引领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是适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中国模式”，也是超越西方现代化发展理论的“中国方案”，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多样化选择。无论是“一五”计划，还是“十五五”规划，这一发展特征都始终贯穿中国式现代化的全过程，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阶段定位、目标设定与任务部署等方面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引，建构起中国式现代化的标识性概念。展望未来，在“十五五”这一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梯”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仍需秉持“阶梯式递进”发展理念，把握历史机遇，为实现2035年目标储蓄动能，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