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设具有让世界读懂中国、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凝聚为人类社会谋进步发展国际共识的重要意义。面对国家利益分歧、新冷战话语的诋毁与否定、国际舆论“西强东弱”的格局并未得到根本改变等带来的外部挑战，以及党的国际形象建设欠缺整体推进的现实不足，新时代党的国际形象建设，要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进一步提升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效能，改善对外叙事的方式方法，推进国际传播格局的重构，形成形象建设的合力。
【关键词】新时代 党的国际形象 塑造
良好的国际形象是政党的重要无形资产，对于彰显政党的政治行为、价值主张和领导能力进而扩大对外影响力、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支持意义重大。习近平高度重视党的国际形象建设，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1]“要有大的样子”，就是要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共产党的大党形象，让世界通过党的国际形象读懂中国共产党，进而读懂中国，以此获得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解、认可和支持，为新时代我们党领导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设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不可否认也还存在诸多现实挑战。因此，非常有必要进一步厘清新时代党的国际形象建设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实践进路等关键问题。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设的价值意涵
党的国际形象建设是党的建设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关系党的国际声望，关乎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推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让世界读懂中国共产党进而读懂今天中国的必然之策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主心骨”，是当代中国各项事业取得成功的力量之源和根本保证。当前，各国各界人士越来越关注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他们在探寻其背后的原因时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共识，那就是：读懂今天的中国，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无论是基于当代中国发展的政党逻辑，还是基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社会发生的一系列翻天覆地变化，无不表明只有读懂中国共产党才能读懂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才能了解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正如肯尼亚国际关系学者卡文斯·阿德希尔所言：“中国共产党是塑造世人所知的今日中国的领导力量，读懂中国共产党，才能读懂中国的发展、中国的价值观和愿景。”[2]
党的国际形象是让外界读懂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维度。这是因为，政党国际形象是政党的性质、宗旨、价值理念、政治行为等诸要素在人们头脑中的综合“照影”，映现了政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能干什么、为谁干”等品质内涵。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重视自身国际形象建设的政党，自成立以来就“一直致力于维护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先进政党形象”[3]。虽然“党的国际形象在每个阶段所呈现的特点也因时而变”[4]，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敢为、能为、善为”的国际形象始终熠熠生辉，为国际社会认知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改革和建设事业提供了重要视角。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聚光灯下，习近平强调要“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5]，“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6]。而要让国际社会客观地认识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的重要前提，就是要让国际社会客观地认识中国共产党。让国际社会客观地认识中国共产党，面向国际社会塑造和传播党的国际形象无疑是重要方式。进言之，党的国际形象建设是让国际社会读懂中国共产党进而读懂今天中国的必然要求。
（二）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创造有利外部环境的现实之需
党的二十大最重大的理论创新就是概括提出并深刻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特征、原则要求，并以党的纲领性文件的形式将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作为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中心任务确定了下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专门部署。中国式现代化开启了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叙事，也由此成为了近年来世人高度关注的热题和万众瞩目的焦点。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化，由此衍生出了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所具有的必然联系，而这种必然联系主要体现为一种正相关的关系。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成效关乎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马克思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7] 新征上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为国际社会认知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物质的东西”，其建设成效还直接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好与坏也直接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虽然国际社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评价以积极、正面为主，但也不乏错误认知甚至贬抑、诘难。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某些西方大国推行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加征关税等针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遏制、打压和封堵成为常态，外部环境的恶化风险已成为影响和阻碍中国式现代化成功推进的极其不利因素。为此，需要加强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在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式现代化之于人类社会进步的世界意义中创造良好外部环境。习近平强调，党的对外工作要“成为展示党的良好国际形象的重要窗口”[8]。建设中国共产党良好的国际形象有助于消除国际社会的错误认知，进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三）彰显中国共产党为人类社会谋进步发展的应然之举
中国共产党“大的样子”，这个“大”，不仅体现在规模之大，也是胸怀之大、使命之大。致力于为人类社会谋进步发展就是中国共产党胸怀之大、使命之大的生动体现。2021年7月，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讲话指出：“政党作为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要锚定正确的前进方向，担起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进步的历史责任。”[9] 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整个人类”[10]。无产阶级政党不仅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且还服务于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共同利益，是为人类的进步发展而奋斗的使命型政党，这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党的本质特征之一。
当前，人类社会正遭遇资源短缺?、地缘政治冲突和局部战争频发、传染性疾病全球大流行、全球治理危机等一系列重大挑战。中国共产党理应要回答好“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 [11] 的“世界之问”，担负起为人类谋进步发展的历史责任。由于政党形象蕴含了政党的精神和价值主张，担负起为人类社会谋进步发展的历史责任，要有“大的样子”，离不开党的国际形象特别是大党形象建设。特别是针对国际社会别有用心的人对中国共产党推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带一路”共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等进行“污名化”的行径，要通过党的国际形象这一“无形”资源诠释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人类进步事业的价值主张，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共产党的“胸怀天下”并非是“称霸天下”，而是秉持全人类共同价值、着眼于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以此凝聚起为人类社会谋进步发展的广泛国际共识。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家形象建设的现实困境
从外部看，新冷战话语的蓄意诋毁与否定，国际舆论“西强东弱”的特征依然凸显，挤压着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设的舆论空间；从内部看，党的国际形象建设欠缺战略层面的整体推进，应对能力不足，极大影响着党的国际形象建设成效。
（一）权力政治与国家利益分歧带来的严峻挑战
现实主义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长期占据主导的理论流派，深刻影响着西方国家的外交行为。在现实主义看来，国家利益是以权力定义的，国家也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考虑的，国家之间必然存在利益冲突，而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只能以权力较量的方式加以解决，因此，国际关系的实质就是权力政治，就是国与国之间为了得到、保持和增强国家利益的相互竞争。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所以在美国看来，要想进一步实现和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就必须遏制任何威胁美国利益或者可能威胁美国利益的挑战者，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美国就必须在其全球战略中采取刻意防范、牵制甚至军事的政策。由此，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在不少美国人看来，一个强大的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对美国形成巨大挑战，中国也因此“被成为”了美国的“假想敌”。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西方敌对势力一直把我国发展壮大视为对西方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威胁”[12]。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国家形象、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常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丑化、污蔑、诋毁的深层次原因。
在这方面，一些西方媒体发挥了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一些西方媒体利用其话语霸权地位以新冷战的话语形式肆意攻击包括中国在内的被其视为“对手”的国家，通过丑化他国的行径以达到维护本国利益的目的。比如，蓄意制造“威权控制”“中国式新殖民主义”“中国霸权论”等新冷战话语污蔑中国共产党的内政外交政策，“千方百计利用一些热点难点问题进行炒作”[13]，毫无节制地“妖魔化”中国共产党，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以及对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的生命权、发展权、幸福感、满足感等却闭口不谈。此外，西方媒体还通过话语加工巧妙地将西方的核心价值观包装成“普世价值”，鼓吹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为“正统”，四处输出贩卖，四处赚取吆喝，扰乱了国际社会的价值判断，迷惑了人心。在此种情景下，很多不明真相的人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负面印象，给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设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
（二）中国价值叙事的“破圈”难题依然突出
作为一种传播价值、赢得人心的重要方式，对外价值叙事被广泛运用于形象塑造之中。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通过自由主义叙事、全球化美国叙事、多元文化美国叙事、“美国第一”叙事等构建了强大的对外叙事体系，并以此建构美国形象。当今时代，一定程度上，形象的博弈就是叙事的博弈。然而，在对外叙事上，中国还处在“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14] 的尴尬境地，对外价值叙事“破圈”的难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影响了中国国家形象、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塑造。
一方面，“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尚未发生根本变化，以舆论媒体为重要支撑的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设依然处于“后发劣势”的处境。这不仅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塑”而非“自塑”[15]。而且更有甚者，西方媒体凭借其强大的话语霸权通过“议程设置”等方式消解中国的对外价值叙事。国际舆论格局上的非对称性，严重削弱了中国对外价值叙事的能力和效果，也由此造成了西方社会民众认识不到一个“真实的中国共产党”“真实的中国”，使得“对我们的误解也不少”[16]，对中国共产党 “认识错误”的现象大量存在。
另一方面，我们自身的对外叙事体系还不健全。从结构上讲，叙事体系主要包括了“谁来叙事、对谁叙事、叙什么事、怎么叙事”等基本要素。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对外叙事虽取得长足发展，但依然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在“谁来叙事”上，尚未形成叙事主体合力；在“对谁叙事”上，区域化、分众化、精准化表达还不够；在“叙什么事”上，在故事的选择上还缺乏统一认识，甚至有些故事的选择适得其反，造成“低级红、高级黑”现象；在“怎么叙事”上，叙事能力还不足。自身对外叙事体系的不足，也是导致中国共产党经常处于“被言说”尴尬境地的最为主要的原因。对此，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17]。健全和完善对外叙事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价值叙事的“破圈”难题，是当前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设的重中之重。
（三）战略层面欠缺整体建设的问题尚未根本解决
在形象建设上，美国尤为擅长整体式的战略规划，形成了“政府主导、多方协调、民间呼应”的国家战略传播系统。这一系统“是在总统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下的庞大的跨部门体系，是美国外交、军事和诸多情报机构以及私人机构、非政府组织的联动机制”[18]。美国的战略传播系统成为美国实现国际舆论控制和全球实力扩张的重要手段,对美国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发挥了积极作用。
政党国际形象建设是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主体、客体、环体、介体等诸多要素，政党国际形象也是主体、客体、环体、介体等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且，无论是主体、客体、环体，还是介体，本身也是系统性的存在。比如，政党形象建设的主体，不仅包括政党组织，还包括党员个人，甚至包括其他的党外人员、社会组织。再如，政党国际形象的客观本源是“政党实在”，但政党国际形象也可以在形成“共有知识”的互动中建构起来的。此外，“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19]，任何系统都是处在动态的变化之中，这无疑又增加了政党国际形象建设的复杂性、不确定性。近年来，围绕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设，党中央作了一系列的顶层设计，“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20]，但齐头并进、上下联动的战略态势并没有完全形成。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设的路径选择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设面临诸多现实挑战，要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进一步提升参与全球治理的效能，改善对外叙事的方式方法，推进国际传播格局的重构，形成国际形象建设的合力，在党的形象建设的新征程中取得更大的成效。
（一）提升参与全球治理的效能
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1] 从政治认同的视角上来看，人们对某一政党组织或者政治体系的认同，首先在于政治绩效的认同，也就是基于这一政党组织或者政治体系给自己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利益之上的认同。马克思还指出：“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22] 因此，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讲，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认知、理解和认同，主要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给国际社会做了什么、带来了什么样的利益。由此，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设必须遵循“言行一致”的原则。实际上，也只有在为人类社会谋进步发展的过程中切实履行好世界大党的责任，“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背后的“事”和“理”才能发挥出对于建设中国共产党良好国家形象所具有的功能作用。
当前，中国共产党在为人类社会谋进步发展的过程中切实履行好世界大党的责任，关键在于进一步提升参与全球治理的效能。一方面，“要提高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23]。要在坚持合作、开放、互利共赢原则的基础上，加强与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大国、国际组织的对话交流，增强规则制定、议程设置等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传递虽然社会制度有异但中国共产党是为人类社会谋进步发展而不是挑战现行国际秩序的最大善意。另一方面，要提高参与全球治理的效果。要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落到实处，在回答“世界之问”中切实解决当前全球治理滞后、缺失等问题；同时，要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就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让更多的国家民众在利益共享的纽带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支持和认同。进一步提升参与全球治理的效能，是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错误认知，反驳“中国式新殖民主义”“中国霸权论”等奇谈谬论进而提升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根本路径。
（二）改善对外叙事的方式方法
叙事方式影响叙事效果。在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设中，改善对外叙事的方式方法要从叙事内容、叙事对象、叙事方法上着力，提升对外叙事之于形象建设的效果。
其一，优化叙事内容。内容是叙事的核心要素。由于国与国之间存在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现实国情等方面的差异，在叙事内容的选择上就要既讲中国共产党的“个性”故事，更要讲“共性”故事，寻找最大公约数，“把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24]，“共情”才能产生“共鸣”；既要讲“事”，也要讲“理”，只有“陈情”和“说理”相结合，国际受众才能更好地理解“事”背后的“理”，故事也才能真正打动人，也才能更容易说服人。此外，要积极“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25]。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既是叙事的内容，也是叙事的载体。通过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可以进一步扩大叙事内容的多样性、覆盖面和影响力。
其二，区分叙事对象。精准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的关键是区分叙事对象。区分叙事对象即明确“对谁叙事”，是提升叙事效果的重要前提，质言之，提升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设的效果，关键因素也在于精准把握“对谁叙事”。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差异，同一国家、同一区域的不同的人之间也存在差异。差异性是事物的重要特征。在对外话语叙事中，必须尊重和正视叙事对象的差异性，针对不同的对象选择不同的叙事内容、采取不同的叙事方法。正如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所说，“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26]。需要注意的是，当前，对外叙事中“眉毛胡子一把抓”“自说自话”等忽视叙事对象多样性、差异性的现象大量存在，严重削弱了话语叙事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
其三，改进叙事方法。叙事方法涉及的是“如何叙事”的问题。针对当前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对外叙事面临的困境与挑战，改进叙事方法，要特别注重叙事的主导性、叙事的情感性以及叙事的多元性。注重叙事的主导性，就是要把话语叙事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避免形象建设的主导权旁落他人，实现党的国际形象建设“自塑”为主的目标；注重叙事的情感性，就是要注重叙事的生活化，生活化的叙事场景更加贴近受众、更具代入感，因此也更具亲和力，更容易增强认同感；注重叙事的多元性，就是要针对不同的叙事对象采取多元化的叙事方法，这其中，随着信息技术特别是数智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图像叙事为形式的可视化叙事越来越成为受众接受信息的主渠道，“京剧、民乐、书法、国画等都是我国文化瑰宝，都是外国人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27]，可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三）推进国际传播格局的重构
当今时代，以人工智能技术、数字技术兴起为重要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西强东弱”的国际传播版图也因此呈现出重新改写的迹象。面对当前国际传播环境的日趋复杂，以及进一步提升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需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深化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创新”[28]。建设中国共产党良好国际形象，亟待推进国际传播格局的重构。
推进国际传播格局的重构，就是要用“大传播”的理念推进中国国际对外传播的布局和升级。具言之，一是要扩充传播主体之“大”。既要发挥中央有关部门、中央主流媒体在国际传播中的统筹协调、方向主导的作用，建设一批“旗舰式”的外宣媒体，也要发挥文教单位、研究机构、智库、地方媒体以及民间社会团体、企业等主体的协同配合作用。二是要拓展传播区域之“大”。既要加强对重点国家、重点区域、重点人群针对性的信息传播，也要加强与世界各国、各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广交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不断扩大国际交流合作和国际传播的“朋友圈”。三是要扩展信息供给之“大”。既要革新内容的生产方式，扩大内容的有效供给、多样性供给，也要优化信息供给的方式方法，全面加大除了英语以外的其他外语产品的供给，减少由于“语言赤字”原因导致的信息过滤或信息递减现象；四是要拓宽传播渠道之“大”。既要发挥传统媒介、人际传播的作用，更要利用新媒介技术赋能国际传播的优势，加快建设国际传播新媒体平台集群，形成更加立体的传播矩阵，实现信息传播个性化定制、精准化生产、智能化送达。
（四）形成国际形象建设的合力
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设需要形成合力，并久久为功。习近平指出：“要完善国际传播工作格局，创新宣传理念、创新运行机制，汇聚更多资源力量。”[29]“汇聚更多资源力量”,重要的就是要发挥各建设主体的作用，形成党的国际形象建设合力。
形成党的国际形象建设合力，具体而言，要重点处理好以下四组关系。一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既要充分发挥党中央以及中央有关部门在党的国际形象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同时，也要动员和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各条战线主动参与到党的国际形象建设上来，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不仅宣传部门要讲、媒体要讲，而且实际工作部门都要讲、各条战线都要讲”[30]，形成上下联动的格局。二是党组织和党员个人的关系。要充分发挥党的各级组织在党的国际形象建设的统筹协调作用，同时，由于党员、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了党的形象，是党的形象的“晴雨表”，因此，党员个人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以自身的良好形象以及主动作为为党的国际形象建设增光添彩。三是政府和民间的关系。政府是党的形象建设的核心主体，但由于民间力量在对外交往中可以淡化意识形态色彩，拉近与国际受众的情感距离，由此，需要发挥民间力量在党的国际形象建设中的补充作用。四是党的国内形象与党的国际形象的关系。在国际社会深度交往、社交媒体迅猛发展的今天，政党国内形象与国际形象之间并无太大区别，实际上，许多国际公众对某一政党的认知正是来自政党所在国的民众，从这个意义上讲，良好的政党国内形象有助于政党国际形象建设。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研究》（项目编号：22BKS049）、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的方法论研究》（项目编号：2021BKS004）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习近平：《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 中国人民生活一定会一年更比一年好》，《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6日。
[2]《读懂今天的中国，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人民日报》2022年7月26日。
[3] 韩强：《论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百年建构》，《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
[4] 李彪、邹美玉：《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百年演变与优化策略》，《对外传播》2021年第5期。
[5][9]《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94页；第491页。
[6] [12][13][16][24][30]《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97页；第53页；第53页；第197页；第213页；第211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8]《党的对外工作要继往开来 再创辉煌》，《人民日报》2011年1月18日。
[10]《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1页。
[11]《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和访问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时的演讲》，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0页。
[14][27]《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86页；第290页。
[15] 习近平：《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人民日报》2016年2月20日。
[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62页。
[18] 吴友富：《战略视域下的中国国家形象传播》，《国际观察》2012年第4期。
[19][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95页；第355页。
[2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316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页。
[23][2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50页；第346页。
[2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4页。
[28]《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34页。
[2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14页。
（作者为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