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学到大学以及研究所，颉刚先生是对我影响最大，帮助最多的一位老师，到现在我还是喜欢研究中国古代史，今文经学，就是受先生的影响。在先生逝世后，我曾经先后发表《回忆禹贡》、《论古史辨派》等文章来纪念他。

1937年七七抗战开始，我和顾先生先后到了甘肃兰州，当时先生在甘肃考察教育，并决定于1937年冬，1938年春在临洮、渭源办两期小学师资训练班，由先生主持并约请了一批转到后方的大学生任教，大多是廿几岁的人，在一起做有益于抗战的工作，都是兢兢业业。当时的临洮、渭源生活条件比较苦，冬天冷，没有煤火，只是用一些木柴取暖，先生是苏州人，年龄又比我们大好多，适应这种环境对先生来说是一种考验，我还记得当时我的长诗一句是：“抛却锦绣江南地，来到荒凉河上游!”但先生不认为苦，他跑遍了甘南各县，坐骡车，住小店吃硬馍，真是“硬汉子”!

1938年五月先生介绍我到兰州甘肃学院文史系教书，是年秋先生自甘南返，他在甘肃已经一年。事过四五十年后，当我再遇到当时渭源的小学生曹政、张占城、冯惇等同志时，他们都说，那次的师训班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启蒙活动，他们第一次按触到有名的大学教授和那么多大学生，他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后来这一批小学生都大学毕业，现在都是各校的骨干力量。

在临洮时，正逢旧历春节，当地的风俗，除夕，妇女坐在门口痛哭，当时顾先生的家眷还在北京，父老、妻病、女稚，而且敌人正在搜捕他，他的心情是不安定的，除夕晚他带着我们在临洮大街上徘徊，国破家离，又四面哭声，天气阴沉，寒风刺骨，我们都默默无言。

临洮、渭源一带有许多古迹，秦长城仍在，哥舒牌耸立在县立中学内，“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名句给我们力量。这是一段有意义的生活。

当我们都回到兰州后，不久，顾先生去昆明，1939年他又来到成都办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当时我虽然是文史系教授，但我知道自己的学问很差，我还要学习，所以和顾先生商量，是否可以让我到研究所去，做几年研究工作。其初，先生没有答应，说你已经是教授了；不必来，教书吧!经我一再请求，先生答应了，要我去当研究员。40年冬我高兴地去了，见到顾先生更是满心欢喜，又见到自己的老师!但不知为了什么,先生忽然变了卦，见面不久就对我说：“我们还不一定请你!”我觉得奇怪，究竟是先生叫我来的，万里迢迢，原来是空，我没有再说话，只好另有打算，不久接到城固西北联大的聘书，还是决定教书去。

先生也许要对我进行教育，在旧社会处世要有一套办法，而我不了解这一套，未免得罪人，也许因之给先生带来麻烦，经过一个时期的考验后，先生又对我说：“我们还是请你当研究员。”我想，时间已晚，我已经接到他校聘书，就对先生说：“我不能做研究员了，还是去教书。”40年秋我又离开齐鲁，从此我们再没有合作过，失去了受教于先生的许多机会。

解放后，从56年起，我们同在历史所工作，廿多年，几乎每日和先生见面，先生日趋衰老，而我也不年轻了，从三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正五十年，五十年的师生关系，从北京大学到科学院历史所，五十年来有过多少变化，而我们的师生关系未变，顾先生始终是我最尊敬的老师。

当我在北大历史系读书时，当时的历史系可以说是一个中国古代史专业，除顾先生外，还有傅斯年、钱宾四、胡适、马衡等先生，他们都教授有关中国古代史方面的课，而他们之间的见解并不一致，在课堂上这是一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因此当时的北大出了一批很不错的人才。所以有人以为卅年代是北大的复兴时代，其实这还是“五四”的传统，蔡元培先生留下的好风范。他的兼容并包的精神，给中国未来学术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顾先生是五四时代锻炼出来的大师，他不是一个困坐书斋的书生，他是有经邦济世之志的学者，他要学以致用，这和他们的乡先辈顾亭林先生有相似处，亭林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颉刚先生也是如此。当卅年代日本疯狂侵略中国时，他办《禹贡》,办通俗读物，都是为了抗战，当时许多通俗小册子发行量达数百万册，都是给工农群众看，可以想象，这力量会是惊人的。

颉刚先生外柔而内刚，在原则问题上他从不迁就，他和傅孟真先生是老同学老朋友，但个性不同，彼此没有合作，当胡、傅等先生主持北京大学时，请顾先生回北大任讲座教授，待遇优厚，但他宁愿“曳尾于泥中“,也不愿寄人篱下。

我追随颜刚先生五十年，深知先生学问之卓越，志趣之高洁。我想在中国学术史上，顾先生是一位中国古代史大师，民间文学史大师，可以和乾嘉时代任何一位大师媲美！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日初稿

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九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