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美国汉学家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 Jr.）发愿英译《史记》时，为了激励自己，他在办公室里挂了三张照片：沙畹、海尼士和顾颉刚。沙畹是法国著名汉学家，用法语翻译了《史记》大部分内容"；海尼士是德国汉学家，精通汉语、蒙文和满文，曾接续沙畹的翻译计划，将其未翻译的《史记》部分翻译成德语，译文散见于他的两部著作中（《历史的长河：倪豪士〈史记〉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二三年版，129—130"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沙畹和海尼士是近现代将《史记》翻译成西方语言的先驱"；而顾颉刚，倪豪士是致敬其对《史记》的标点，关于这一点，倪豪士亦有着深深的困惑。
中华书局《史记》标点本一九五九年版的“出版说明”中明确指出：“这个本子由顾颉刚等先生分段标点，并经我们整理加工。”倪豪士对此不认同，他认为：“无论中华书局本是怎样的一个版本，它都不是顾颉刚所计划的本子。”倪豪士提出了两个假设：“（一）顾颉刚没能达到为自己和贺次君所设立的高标准要求，最后得出的成果远非理想，或者（二）中华书局本使用的根本不是顾颉刚的成果。”（35页）他倾向于第二个解释，这是倪豪士二〇〇五年在《顾颉刚与中华本〈史记〉》一文中的推断。同年，在《中国的〈史记〉研究》一文中，他进一步强调：“我们只能认为，顾颉刚肯定是中华本的‘编辑’，而且他提供了一个与其白文本非常相似却完全不同的本子。宋云彬是‘助理编辑’，但他似乎完成了最后的大部分工作。”（71页）倪豪士认为“助理编辑”最后完成了“编辑”的大部分工作，宋云彬是“喧宾夺主”。
倪豪士提到的“白文本”，是《史记（白文之部）》。顾颉刚从一九三〇年开始标点《史记》，并委托徐文珊负责三家注的标点。一九九五年，倪豪士在台中采访了徐文珊。徐文珊告诉他自己确实参加了这项工作，一九三一年，顾颉刚由于其他项目终止了《史记》的标点，并将这个文本交给了徐文珊和赵澄。一九三二年，徐文珊和赵澄完成了标点和校勘工作，因二人从燕京大学毕业，项目暂时搁置。一九三五年，顾颉刚加入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后，找到了资助，让徐文珊继续完成《史记》白文本的标点工作。徐文珊“是自己一个人独立完成的，但当遇到无法理解的文段时（他说这种情况不是很多），就会去咨询他的导师顾颉刚。徐文珊完成草稿后，顾颉刚花了三个月时间来完成《史记（白文之部）》的编辑”（31页）。
《史记（白文之部）》出版后，顾颉刚再次从事《史记》标点，顾潮认为是在一九五四年九月。这一年，顾颉刚从上海调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科学院给他定薪二百元，在当时是科学院最高的工资，但顾颉刚维持一大家子的生活仍然有缺口，“在京可专心治学，但收入不够养家，必须编书卖稿方得补足”（《顾颉刚年谱》，258页）。“父亲那时的薪水只够日常开支的一半，不得不挤出时间做些业余的工作，以便用稿费补助家用，因此在一九五四年九月接受了中华书局的邀约，替他们标点《史记》三家注，并加校勘”（《顾颉刚年谱》，267页）。倪豪士在《历史的长河：倪豪士〈史记〉研究论集》中采信了这一说法，该书译者在译者注中已指出顾潮记载有误。《顾颉刚日记》中确实无此记载，一九五四年日记中与《史记》标点有关的记载是：一九五四年一月，顾颉刚因为补贴生活费的需要，接受了出版社邀约重新标点《史记》，但邀约他的出版社是上海群联出版社，“今日到群联，知抗战前予所点《史记》，该社愿接受付印，予拟过新年后日读《史记》一篇，以黄善夫本作注，加以校正。今年纪念司马迁，此书有销行之望，则予至北京，当可藉版税度过难关矣”（《顾颉刚日记》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六日，下引此书只注年月日）。顾颉刚提到抗战前所点《史记》，即《史记（白文之部）》，此处“藉版税渡过难关”，佐证了顾潮“稿费补助家用”的说法。在之后三年的日记中，顾颉刚反复强调了标点《史记》对于解决家庭财政危机的意义：“点杭世骏《史记疏证》半卷。《史记》工作必当续为，以维生计。”（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三日）“今日收到新华地图社借支版税三百元，九月份生活无虑矣。十月中能取到《史记》稿费，亦不愁矣。”（一九五五年八月三十日）
然而，自一九五四年一月首次提到上海群联出版社邀约标点《史记》后，顾颉刚在日记中再未提及这家出版社，此事似乎没有下文。一九五五年初，科学院为了帮助顾颉刚解决生活拮据问题，协调当时的出版总署联系古籍出版社，安排顾颉刚标点《史记》，并由出版社预支稿酬。“与王乃夫谈，调我作《史记》工作，为科学院照顾我生活，与出版管理局接洽而来。如不能预支，我只得暂停工作。彼乃首肯，眼前难关可以度过矣。”（一九五五年五月三日）古籍出版社分给顾颉刚的任务是：“一、《史记三家注》（白文已点，注由次君抄）；二、史记笔记类选（选后交姜氏兄弟抄）；三、史记论文选读（选后交姜氏兄弟抄）。”（一九五五年一月七日）古籍出版社负责人对顾颉刚的校勘计划似乎不满意：“古籍出版社有一同志（后知是曾次亮），看我《史记》稿后提意见，谓予校勘虽多而不敢放手改字，不合一般人之需要。”（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一日）顾颉刚接受了古籍出版社的意见，“古籍出版社诸同人之意，以予所作校勘工作过于细致，非一般人所需要，故欲予仅将《史记》及三家注标点，先出一部，而后再详细校勘，出一标准本。如此亦好，因拟以金陵本标点”（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六日）。之后，顾颉刚选用金陵本重新标点，他的工作步骤是先标点，再分段，然后做标题。
顾颉刚对古籍出版社颇多牢骚，主要原因是古籍出版社答应的预支稿酬有时也会出现问题：“得（徐）调孚信，知古籍出版社稿费未能预付，下月家用即成问题。心中一急，血压又高，遂致失眠。噫，此亦予在陈绝粮时矣。”此外，古籍出版社稿酬标准更令他不满：“今日赶勘《史记》太急，每发现问题又不肯不记入册中，以此紧张，夜眠又不佳。予既自题为缓斋，何犹不肯缓也？本月《史记》工作实作十六天半，八书迄未校讫，标点工作之难可知。若古籍出版社将来仍只给三元一千字，真不知轻重矣。”（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对于顾颉刚的不满，古籍出版社似乎也很无奈，具体负责《史记》标点的徐调孚专门写信解释稿酬问题：“关于《史记》稿费事，弟已将尊意告知领导上。领导上拟稍缓再行送奉。因我社稿费标准及预支办法等均正在拟定中，中华书局去年曾付出之一笔亦须先行还出；而自今年起我社改为企业管理后，须有经济核算制度，难于多所预付。一切统祈见谅为荷。”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到须从预支稿酬中扣除中华书局一九五四年曾付出的一笔，顾颉刚日记中没有相关记载，不知是否即是顾潮在《顾颉刚年谱》中提到的一九五四年九月中华书局约请顾颉刚标点《史记》时的支付。顾颉刚当时生活拮据，对稿酬事高度关注，其事无巨细的日记中为何独缺此关键记载呢？
顾颉刚虽有不满，但标点工作并没耽误，而牵涉精力较多，身体消耗很大，引发夫人张静秋的不满。“五月八日，看次君所拟《史记三家注校证计划》。静秋夺而藏之，因与吵架。到古籍出版社，晤徐调孚、王乃夫。静秋为予忙，身体不好，不欲予参加次君校勘《史记》之工作，日来屡与予吵。然校勘《史记》，是予廿年前之志愿，且予不主持其事，次君亦不便出名，颇使予为难。”校勘《史记》一方面可以解决生计问题，更重要的是顾颉刚二十年前的志愿，他怎么能轻易放弃？张静秋的举动，也让贺次君犯难：“书尚未理毕，而次君以静秋之吵闹，不敢再来。意气之害事如此！”此后一段时间，顾颉刚停下了《史记》标点工作。后来，科学出版社又请贺次君去帮忙，《史记》校勘工作也不得不暂停。虽有延展，标点工作也未完全中断，十月下旬，顾颉刚“持《史记》稿送古籍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在回复《文史哲》卢南乔约稿信中，顾颉刚明确表明，他计划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完成《史记》标点，“俟明年四月，将《史记》标点工作结束时，当作《史记各篇之主从关系》一文奉投”（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五日）。
计划赶不上变化。一九五七年三月，古籍出版社并入中华书局，四月到五月，顾颉刚赴小汤山疗养，闲暇之余，他将平生写作及欲写作者详细罗列，其中还专门提到正在从事的《史记三家注》标点工作（一九五七年六月三十日）。七月，顾颉刚赴青岛疗养，他给自己定的疗养计划中就包括“点讫《史记三家注》”（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二日）。事与愿违，直到一九五七年底顾颉刚也未能按计划交稿。年末，中华书局和他结算稿酬时，《史记》标点预支稿酬从其他书稿的稿酬中被扣除，“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八日，得徐调孚来书，《诗经通论》校点费以前点《史记》稿未交，所支钱应扣除，不能付，此间生活便成问题”（《顾颉刚年谱》，421"页）。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指示整理前四史，这个任务落到中华书局。中华书局计划在一九五九年元旦前推出《史记》点校本，作为元旦贺礼，正在标点《史记》的顾颉刚成为中华书局的首选作者。聂崇岐是标点《史记》的另一个重要参与者，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四日，他在点校本《史记》自存本第一册扉页前留下了一段题识，对此事前因后果有清晰交代：“去年（一九五八），因毛主席指示整理‘前四史’，《史记》其中第一部也。中华书局因即以贺标顾校之本充数，恐仍有不妥处，又委余覆校，时已九月中旬，而拟年内出版，俾作一九五九年元旦献礼。”时间紧任务重，顾颉刚压力巨大，“整风后各机关大跃进，中华书局一定要在今年年内将《史记》出版，我如不赶完，即将破坏他们的计划。我除此事外还有民进的事，有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事，有一所的事，真正把我压死了。”（一九五八年八月六日）
因为前期有充分积累，会后第二天，顾颉刚就拿出了《标点史记凡例》：“搜集标点本《史记》凡例资料，得一轮廓，即写《标点史记凡例》：约三千字。昨到中华书局，悉其急需标点《史记》凡例，以作标点此下廿三史之标准，因于今日为之。初意写数千字可了，但一下手便觉不够，以在在须举实例方能明白也。”（一九五八年八月七日）重压之下，顾颉刚的身体开始吃不消，“自本月六日至中华书局以来，赶工作忙极矣。尿急起立，僵若死人。气闷胸痛，旧病将作。今日送去列传三十五篇，担负一轻。然尚有三十五篇及序言，必须于九月内赶出，仍不得不赶也。”（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二日）这样的工作状态持续十几天后，顾颉刚苦不堪言：“本月中赶《史记》工作，赶作检讨，时时开会，永远在紧张状态中，思想不灵，眼睛觉涩，自感成一傻子。”（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
一个月后，中华书局考虑到按照顾颉刚的标点凡例实施难度大，费时费力，按照这个标准，两年内无法完成标点二十四史的任务，要求顾颉刚进行简化，顾颉刚从大局考虑，同意了简化方案：“如照予所作，则其事太繁，无以完成任务也。此事若在从前，予必想不通。今从集体出发，亦释然矣。”（一九五八年九月三十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华书局还是决定由宋云彬另觅《史记》版本，重新标点。倪豪士猜测，一方面中华书局对顾颉刚标点凡例不满意，另一方面担心完全依赖顾颉刚不能按期完成出版任务。
顾颉刚接受了中华书局的安排。按顾颉刚日记，中华书局是十一月初通知顾颉刚，由宋云彬重新标点，而根据宋云彬日记，就在九月三十日顾颉刚同意简化标点凡例前，宋云彬已经着手重新标点《史记》，并在九月二十六日就已经拿出了标点样张。“上午与金灿然谈《史记》标点问题。将顾颉刚所标点的和我所标点的式样各印样张一份，先寄聂崇岐等，然后定期开会讨论。《史记》原定年内出版，作为一九五九年新年献礼，但顾颉刚之标点问题甚多，改正需要甚长之时间，年内出版绝对不可能矣。”（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六日）宋云彬强调他是在顾颉刚标点本之外重新标点，并将他的标点稿和顾颉刚的标点稿寄送给聂崇岐，由聂崇岐评判。而聂崇岐对此的回忆，则暗合了顾颉刚日记的说法，宋云彬是另取了一部《史记》，根据顾颉刚校本，随录随改，“顾校者多应更改之处，于是交宋云彬负责。宋氏以就顾校原本更动，殊所不便，因另取一部，就顾校本随录随改，作完后仍由余覆校。宋氏过录时既有脱误，而所改者亦间有不妥处，致余不得不又从第一卷校起”（徐俊：《宋云彬：点校本“二十四史”责任编辑第一人》，《书品》二〇一二年第二期）。
聂崇岐所言宋云彬改动不妥之处，在《史记》标点本出版后，顾颉刚自己就曾明确指出：“中华书局有不瞭文义、加工致误者，如‘鲁天子之命’，‘鲁’为‘旅’之同声假借字，即宣布之义，而局中工作人员不瞭，误认鲁国，径加地名标号，遂成大误。”（《顾颉刚读书笔记》卷九，198页）宋云彬在自己的检讨材料中对此也有回应：“去年我在参观密云水库的时候，见到顾颉刚先生，他告诉我，有位苏联专家正在翻译《史记》，用中华书局新出版的《史记》作底本，发见好多处标点错误，而且错得很不应该。我问他哪几处有错，他说记不清了，只记得‘鲁天子之命’的‘鲁’字不应当标。我当时听了还有点不大相信，第二天一早到局里来，取原稿一看，果然是我在‘鲁’字旁加上了标号，而顾先生（贺次君先生）是不加标号的。”
顾颉刚所说的苏联专家是越特金。当时越特金从事《史记》俄语翻译，为了保证翻译的准确性，他于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专程跑到中国来向顾颉刚请教。“越特金同志欲以十年之力将《史记》全部译成俄文，此发扬中国文化之大举。渠因我对《史记》较有研究，当未来之顷，已来信约定，要我帮助，此亦义不容辞之事。”（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一日）越特金是个认真的人，有疑问务求彻底了解，顾颉刚不得不认真准备。为了协助顾颉刚，科学院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协助顾颉刚为越特金答疑解惑，组员包括胡厚宣、孙毓棠等。小组成员不能解决之问题，由顾颉刚负责。越特金在北京前后待了三个月，一九六〇年二月返回苏联。
越特金看到中华书局正式《史记》标点本与顾颉刚给他的解答不同，产生了疑问。顾颉刚借回答越特金的质疑，道出了自己对中华书局的不满：“予所点本，析句析断太繁，每段又加小题。中华书局以将全点二十四史，嫌其太繁，由宋云彬重点，遂将予改正之旧读又改回，越特金以为疑，持以质予，而予则并未如此点。越谓苏联出书，均由作者自校，实则中国出书亦如是，特《史记》则未如是作耳。”（一九六一年卷首）从这个角度看，越特金在三十年前，就已经有了倪豪士的困惑，他比倪豪士幸运，可以直接从顾颉刚那里得到解释。
顾颉刚虽对出版社擅改他的标点不满，但得知《史记》点校本出版后得到毛泽东主席肯定，倍感欣慰：“前日傅彬然见告，中华书局已出版标点本《史记三家注》，国庆献礼，毛主席打三次电话索取，览后表示满意。斯我辈多人之积年辛勤之收获也。”（一九五九年十月二日）积年辛勤之点校，正式出版后虽有不尽人意之处，但得国家最高领导人认可，顾颉刚即使有不满，也必然弃之一边，除了事后在日记和笔记中偶尔宣泄之外，泰然享受《史记》点校本带来的荣誉。中华书局虽然滞后了两年才向顾颉刚支付了点校费用，支付费用行为本身就是对顾颉刚是《史记》点校本作者这一事实的肯定：“颉刚先生，《史记》标点本，早已出版，对本书的报酬没有及时清结，实深歉疚，请谅。您对该书的标点拟按千字一元二角计酬，该书计2351000"字，共合"2821.2 元。五七年三月古籍出版社曾付过"1300 元，尚应补付"1521.2 元，该款另行送上，到请检收。这样结算，不知你意如何。”（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至此，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来回应倪豪士的困惑：顾颉刚是《史记》点校本的主要参与者，他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开始点校《史记》，一九五四到一九五九年间，在贺次君的配合下，顾颉刚持续围绕《史记》点校展开相关的学术准备工作，一九五八年中华书局启动二十四史点校整理工作后，《史记》点校由顾颉刚负责，后由于顾颉刚的点校方案比较繁细，无法满足中华书局两年内完成前四史整理的时间要求，中华书局编辑宋云彬在顾颉刚点校稿的基础上重新标点，由聂崇岐进行审核。宋云彬在重新标点时，没有完全采用顾颉刚的方案，越特金和倪豪士的疑问即来自于此，但这些并未影响顾颉刚《史记》点校本功臣的身份。倪豪士不满作为编辑的宋云彬居然能代替作为作者的顾颉刚，给宋云彬扣上“助理编辑”的帽子，与顾颉刚的“编辑”区别，试图强调在《史记》点校工作中，顾颉刚是主要的，宋云彬是“助理”。倪豪士的纠结，缘于他无法理解，《史记》标点是一项集体项目，宋云彬作为编辑承担了超出编辑身份的工作，这是那个时代的特色。
倪豪士的另一个疑惑是：顾颉刚知道中华书局未完全采用他的点校成果后，为什么没有表达不满？事实上，顾颉刚在日记和学术笔记中，都直接表达了对出版社错改的批评：“前年重点，以参加运动多，仍不能一意以为，误处有尚未改正者，亦有我虽未误，而经中华书局加工致误者。盖予欲处处绳以文法，故多顿号，间用破折号，其阙文用删节号，一句而有两意者用分号，局中以为繁琐，乃并去之，而不知其有不可去者在也。”（《顾颉刚读书笔记》卷九，198"页）顾颉刚采用这种不公开的宣泄，一方面是特殊时代背景的缘故，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并未打算追究出版社。倪豪士关注的是顾颉刚的劳动成果是否得到了足够的尊重，他不清楚青年时代已暴得大名的顾颉刚，当时已无需依靠《史记》点校来锦上添花。顾更关心的是劳动成果能否在经济上得到应有的回报。对倪豪士而言，《史记》是牵涉他大半学术生涯的工作"；对顾颉刚而言，点校《史记》是解决他当时生活之需的重要手段。虽如此，《史记》标点，顾颉刚的贡献是筚路蓝缕，开创之功，就这一点而言，他也配得上倪豪士顶礼膜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