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战”以降，法国的国家技术实践和其“现代性”紧密联系，并与其民族国家身份相互建构，塑造了独特的技术政治体系。本文在“技术－国家认同－政治”的互动分析框架下，聚焦法国在不同时期的两次关键技术选择——对美国核能和中国5G技术的采纳，探索法国技术政治体系的建构及流变过程。通过历史比较研究方法，揭示了法国技术政治身份的形成和演变，同时探讨了技术系统与幕后权力结构之间的复杂动态。研究认为，中国在法国及欧洲的5G叙事需融合技术的地缘政治属性，借鉴美国核能的技术政治叙事策略，建构数字思维下的中欧5G地缘政治新叙事及实践。

关键词：法国；技术选择；国家认同；核能；5G；国际传播

自科学革命以来，科学技术与民族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之间的关系始终是现代国家构建的重要议题。技术不仅是推动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工具，也在国家认同的塑造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作为欧洲与众不同且极其重要的国家，法国肩负着从其历史文化和价值观中塑造“法国的伟大”（La grandeur de la France)的独特方式，以及精英们对理性和科学普世力量的信心，使将自己视为“例外”的法国成为一个真正的例外。但法国的技术民族主义思维并非铁板一块。在20世纪50—60年代的核电计划中，法国也曾改变雄心勃勃的技术路线，放弃独立研发的天然铀石墨气冷反应堆（UNGG,Natural Uranium Graphite Gas-cooled Reactor）技术，转而拥抱美国的浓缩铀轻水反应堆（EULWR,Enriched Uranium Light Water Reactor）技术。

这一重大的技术选择奠定了法国技术政治体系的基本逻辑，即在追求“法国的伟大”的框架下，以经济效益和国家战略为核心，在国家技术自主性与国际合作之间寻求平衡的独特技术政治体系。这一逻辑不仅体现在核能领域，也延续在其后续新兴领域的技术选择过程中，并在当下影响着法国在5G技术上的政策考量。

基于此，本文将首先基于现有文献建构技术政治体系的基本互动框架，并以20世纪50年代法国对美国浓缩铀轻水反应堆技术的采纳为参考，分析在该技术采纳过程中，建构的法国技术政治身份如何建构及其技术变革实践的独特之处。在此基础上，梳理法国的5G技术政治图景，挖掘核技术政治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能动作用，以及技术与法国国家认同关系的演变逻辑。最后，结合法国当前关于5G技术的政策、话语与实践，为中国5G技术在法国的叙事提供参考。

一、技术政治的建构：技术、文化和政治的三重交织

在科学技术研究领域，技术如何在文化生成中发挥关键作用，以及文化如何反作用于技术创新扩散，是一个重要但长期被忽视的问题。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在其有关民族国家为“想象的共同体”的理论中，为探讨文化与技术关系奠定了基础。他强调，在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经济、文化和政治实践共同凝聚认同叙事。其中，技术作为“权力构架”在民族国家主义的想象、稳定和发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加布里埃尔·赫希特（Gabrielle Hecht）在研究法国核政治时，也揭示了核能如何通过援引国家认同而与法国文化融合，并在法国政治议程中占据重要位置。她提出技术政治体系（technopolitical regimes）的概念，即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人、工程及工业实践、技术人造物、政治纲领及制度意识形态，共同构成了影响技术发展与技术政治实现的体制。在此框架中，技术本身并无政治色彩，但当技术主体自觉地将技术视为与政治混合的实体时，通过在不同政治进程和议程中引用技术，便可模糊技术与政治之间的界限，从而构建了技术政治。

此外，乌里克·费尔特（Ulrike Felt）在研究奥地利的社会技术想象与技术政治身份时，强调了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对技术接受的作用及既有技术政治身份的影响，进一步揭示了技术、文化和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技术政治体系的生成是一个持续且复杂的过程，它需要在不同场合由不同主体多次演练和巩固，最终塑造出技术政治身份。核技术和转基因技术未能在奥地利成功推广，主要是因为文化和社会层面的抵抗。而对于这两种技术的想象和经验，在未来被转化和融入其他技术的接受过程中，成为技术政治体系生成的宝贵资源，由此塑造了公众处理纳米技术决策和社会问题的方式。不同的参与者以既有的社会技术想象和技术政治身份为基准，通过追溯集体记忆等方式在新技术的创新与推广中发挥作用。

赫希特和费尔特的研究强调了技术与文化和政治互动的机制：一项技术若被认为拥有民族国家性的特征或象征意义，便能在创新的叙事中吸引人们对传统、自豪感和历史的共鸣，从而获得接受和认可。技术在占据共同体叙事空间并通过物质实践不断扩张的过程中又和政治持续互动，并受到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影响。这种技术实践过程反过来又塑造了民族国家技术政治身份，架起了民族国家认同在神话般叙事与美好未来之间的桥梁，构成了“技术－国家认同－政治”相互建构的流动体系。

综上，本文建构了技术政治体系下“技术－国家认同－政治”的基本互动框架。民族国家的技术变革是一种渐进式和多元化的物质文化实践。在技术创新扩散实践中，技术主体依托国家认同来推动技术和政治的相互作用，借此赋予技术合法性。同时，文化价值观也在此过程中发挥推动或抵抗作用。特定技术变革实践不仅生产和重塑了民族国家的技术政治身份，还为未来技术实践提供了文化资本和技术想象，构筑了一个复杂而流动的技术政治体系。这种系统在不断重演和创新中自我更新，构建了过去与未来的联结。

二、法国技术政治身份的流变：从核能到 5G

法国人对国家身份和辉煌成就具有强烈的自豪感和普遍热情。 这种对法国的伟大（radiance）或光辉（la gloire）的追求，是法国国家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深刻影响了其技术选择的逻辑。在法国的政治文化中，技术不仅是国家经济和安全的工具，更是国家身份建构和国际影响力塑造的象征。从路易十四的黄金时代到法国大革命，科技成就始终被视为法兰西荣耀的象征。在戴高乐执政时期，“法国的伟大”话语系统被进一步制度化，并成为法国国内外政策的核心理念。法国不仅追求技术领先，更强调技术必须具备法国特色，并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展现法国的独特性。

“二战”后法国在石油、核能、航空、铁路等领域的技术政治图景均充分体现了这一逻辑。以核能为例，在“二战”后的技术竞争环境下，核能不仅是一项工业和国防技术，也被赋予了重塑法国荣耀与伟大的象征意义。 戴高乐政府成立原子能委员会（CEA），试图通过自主研发石墨气冷反应堆，建立法国独立自主的核工业。然而，随着经济效益考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法国最终放弃了石墨气冷反应堆的研发，转而引入美国的浓缩铀轻水反应堆技术。由此，国家认同通过技术选择被重塑，从强调自主性转向强调国际竞争力，并逐步形成了以经济效益和国家战略为核心的技术政治体系。

核能决策不仅影响了法国在能源政策上的长期走向，也塑造了法国在新兴技术选择上的政治逻辑。尽管5G和核能在技术本质、市场结构和全球竞争环境上存在显著差异，但法国政府在两者的技术扩散过程中，均面临国家安全和技术依赖性的双重考量。国家安全维度强调技术本身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核能领域的国家安全考量主要集中在技术控制和长期隐患上。美国作为核能供应商，可以利用核技术和基础设施出口，长期影响法国的能源和安全战略。相比之下，5G技术的国家安全考量更多地是涉及信息安全和网络基础设施控制，其对于华为等中国公司的担忧也因此显得缺乏依据。

技术依赖担忧的背后是出于对地缘政治的考虑，而国际地缘政治博弈也始终受到技术变革的影响。核能和 5G的部署通常由接收国政府所主导，凸显了基础设施控制中的地缘政治属性。技术出口往往建立在一定程度的双边信任或积极外交关系的基础上，通过技术和服务出口维持或加强供应国和接收国之间的外交、商业和政治联系。在此背景下，以两极格局、核武器和意识形态对抗为特征的“冷战”思维对当下的世界格局仍有挥之不去的影响。法国作为中间国家，需被迫在中美数字两极中做出选择。但当前数字化地缘政治斗争和美苏两极对峙最根本的区别，是以数字经济和网络安全为框架的数字思维（digital mentality）已取代意识形态成为国际竞争的主导引擎。特别是法国总统马克龙作为“戴高乐 －密特朗主义”的信奉者，致力于实现法国和欧洲的“再次伟大”。他坚持和美国保持距离，并和不同意识形态国家在网络安全和气候变化等议题上加强合作。这种策略使法国在 5G问题上的选择空间更加多元，为法国采纳中国 5G技术和中法数字技术合作创造了可能。

法国政府在两次技术选择中均清楚地认识到了技术、政治、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却做出了迥异的决策。在核能问题上，法国通过经济效益和技术标准化的逻辑，使技术决策去政治化，而在5G问题上，尽管华为已多次否认与中国政府的关联，法国等西方国家仍然不断将技术政治化。这种对比揭示了法国技术政治体系在不同时期的运作方式，以及在当代数字时代所面临的新挑战。

基于此，本文将在法国技术政治体系的理论框架下，采用历时性分析的方法，聚焦法国在不同时期的两次关键技术选择：20世纪 60年代对美国核能技术的采纳，以及当前对中国 5G技术的态度。数据来源包括以下几方面：首先，本文从道琼斯新闻数据库中，以“Etats=Unis”（美国）、“nucleaire”（核能）、“EDF”（法国电力集团）、“CEA”等为关键词，时间跨度为 1945年 1月—1970年 1月；以“Chine”（中国）和“5G”为关键词，时间跨度为 2019年 1月—2023年 1月，收集《世界报》《费加罗报》《回声报》《巴黎人报》和法新社的报道，并辅以人工剔除不相关内容。其次，再使用关键词在法国政府公报网站中分别搜集两个时间段内的相关法令、政策声明和政府领导人讲话。通过对媒体报道、官方讲话、政治声明和政府工作报告等文献进行文本分析，揭示美国核电技术如何在法国技术政治体系的框架下获得合法性，并描绘其塑造的法国技术政治身份。最后，梳理法国5G技术政治叙事的核心逻辑和社会技术想象图景，并对比分析法国技术政治体系在不同时期的运作方式，以及在当代数字时代所面临的新挑战和应对方法。

三、美国核技术对法国技术政治身份的建构

“二战”后，伴随核技术向发电等民用领域拓展，法国的核电计划由CEA和EDF共同负责。这些战后成立的国家机构不仅推进了国家主导的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还承担着通过核电重建国家认同的使命。1952年，出于对能源自主、原料获取与国家安全等的综合考虑，法国选择了天然铀作为燃料、石墨气作为减速剂，自主研发天然铀石墨气冷反应堆技术，并集中力量建造了一系列反应堆和机组。

直到1966年，美国公司开始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推销其轻水反应堆，吸引了EDF的兴趣。但在技术与政治高度交织的背景下，引进美国核技术一度被视为对国家的背叛。然而，在EDF与美国供应商的共同推动下，美国的核技术最终成功进入了法国市场，并取代石墨气冷反应堆技术成为法国的主流核电技术。从技术政治体系演变的视角来看，这一决策不仅是技术路线的调整，更是国家技术政治身份的重新定位。

轻水反应堆技术在可靠性上并未明显优于石墨气冷反应堆，其胜利更多依赖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本节将在技术政治体系框架下，通过梳理轻水反应堆与石墨气冷反应堆之间的“行业战争”（guerre des filieres），分析轻水反应堆技术采纳及变革实践中的策略，并揭示在此过程中生成的法国技术政治身份。

（一）建构合法性：以经济利益分离技术和政治

CEA和EDF之间关于技术路线的真正分歧始于1966年，这场长达三年的技术选择争论被称为“行业战争”。在此期间，EDF作为美国浓缩铀轻水反应堆技术的支持者，与戴高乐及CEA支持的天然铀石墨气冷反应堆技术展开了多重政治技术叙事和实践的角力。CEA强调技术自主与国家独立，而EDF则以经济效益为主导。1966年，伴随美国供应商低价倾销轻水反应堆，两个机构之间的矛盾彻底爆发。

EDF总干事安德烈·德塞勒（Andre Decelle）在1966年3月指出，石墨气冷反应堆比轻水反应堆“贵得多”。尽管石墨气冷反应堆技术确保了法国能源的自主性，但从长期来看，这种政治优势不足以抵消经济负担。他首次表明了EDF领导层正考虑放弃石墨气冷反应堆技术。然而，在法国技术政治体系的框架下，石墨气冷反应堆不仅是能源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更是国家认同的重要象征，其背后承载着法国“科技大国”身份的合法性。EDF若要成功引入美国技术，就必须围绕国家认同进行“去政治化”叙事，以削弱石墨气冷反应堆技术的象征性地位。

第一场斗争是在CEA和EDF组建的联合委员会中展开的。双方就两种核反应堆系统的经济成本和效益进行了研究，并在1967年1月发布了各自的报告。尽管两份报告在资本成本上达成了一定共识，但在数据背后的技术政治意义上，双方的解读截然不同。CEA的报告强调石墨气冷反应堆技术在保障法国独立性中的作用，认为放弃自主技术将削弱法国的能源安全，并可能带来长期政治风险。而EDF则有意识地将技术与政治割裂开来，其报告导言明确表示：“浓缩铀的获取或制造相关的政治考量，应由政府决策，本报告不予考虑。”由此通过经济叙事削弱政治影响，将国家独立性与国际技术竞争力联系在一起。EDF强调，轻水反应堆的低成本不仅有助于法国国内能源政策的优化，也能提升法国在全球核能市场的竞争力，使其成为“技术法国”（technological France）叙事的一部分。

最终，由于两种技术都处在发展阶段且面临高度不确定性，基于理论推演的优势并不能保证实际效益，双方最终也未能就发展路径达成一致。然而，EDF通过经济合理性叙事，成功地在技术政治体系中调整了技术合法性的标准，使法国政府在技术选择上开始向轻水反应堆倾斜。这一改变不仅标志着法国技术政治身份的转型，也奠定了法国此后在5G等技术选择上的政治逻辑——在国家认同与经济竞争力之间寻找动态平衡。

（二）技术实践：美国技术与法国价值观的融合

虽然轻水反应堆技术的倡导者在此次斗争中没有立即占据上风，但他们已经初步构建了一种技术与政治分离的战略叙事框架。到1967年末，法国国内关于核能技术选择的制度统一性被打破，轻水反应堆的支持者不仅包括EDF的高级管理层，还吸引了部分私营制造商和CEA高级官员。一些CEA员工则持中立态度，认为即便法国需要引入轻水反应堆技术，也应自主研发，而非完全依赖美国的技术授权。与此同时，石墨气冷反应堆的支持者，包括工会组织和CEA及EDF的普通员工，仍然坚定地维护这一“法国自主技术”，这不仅代表他们的工作，更与法国的技术自主性和民族自豪感密切相关。在此背景下，核能技术路线的争议被提交至法国核能电力委员会裁决，试图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协调不同利益方，并赋予技术选择以政治正当性。

法国核能电力委员会成立于1955年，是一个由政府任命的委员会，其成员包括EDF和CEA的高级领导、政府官员和商界代表，主要职责是为法国政府提供核能发展建议。1967年，法国核能电力委员会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分析不同反应堆系统的经济、技术和政策影响，以期为技术选择提供客观依据。在报告中，法国核能电力委员会采取了一种全新的策略——在技术发展语境中重新定义“法国的伟大”，主张法国的核能发展不仅是国家自主性的象征，更应纳入全球市场竞争框架。这一思路在1968年4月的法国核能电力委员会最终报告中得到明确体现。报告指出，“绝对的技术独立毫无意义，真正的国家自主性应是长期保持国际经济竞争力”。基于这一原则，法国核能电力委员会建议法国立即建造一个美式反应堆试点，并暂停建造新的石墨气冷反应堆。

法国核能电力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为轻水反应堆的支持者提供了关键的正当性基础，并推动了“技术法国”叙事的转型。过去，CEA倡导的法国核能发展模式强调技术自主与国家独立，而法国核能电力委员会的决策逻辑则引导法国政府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核能发展，将法国的“技术伟大”从单纯的“技术自主性”拓展到“全球科技竞争力”的考量之中。这一策略巧妙地将法国核能政策从“独立自主”转向“战略融合”，即在全球技术体系中找到法国的最优定位，而不是闭门造车。

在法国核能电力委员会调查期间，法国首个增殖反应堆项目Rapsodie成功启动，成为法国核能未来发展战略的重要补充。由于增殖反应堆能够提高燃料利用率、减少核废料，并为轻水反应堆生产燃料，这一新技术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两派的分歧，形成了一种新的共识：法国要实现更具自主性的增殖反应堆，而轻水反应堆可以作为过渡技术。这一过渡性框架使轻水反应堆技术的引入更加合理化，并赋予其长期技术价值，从而获得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认同。

在这一背景下，EDF进一步完善了叙事战略，不仅强调轻水反应堆的经济效益，还将其嵌入法国的全球竞争格局之中。1969年2月，EDF的高层在提交给法国总理的备忘录中承认，法国的核能未来应依赖于增殖反应堆技术的研发。然而，他们认为，在通往这一未来的过程中，法国需要通过引入美国轻水反应堆技术作为桥梁，以提升法国在全球核能市场的竞争力。这一选择被塑造成对气冷石墨技术失望情绪的补偿措施，同时“在增殖反应堆实现突破之前提供必要的技术缓冲”。

此外，EDF采取“法国化”（French adaptation）策略，将美国技术与法国文化价值观融合。1969年4月，EDF高管马尔塞尔·博蒂克斯（Marcel Boiteux）和罗伯特·赫希（Robert Hirsch）提出核能行动新计划，强调通过“通用许可证框架”吸收美国技术，结合法国自主研究成果，打造具有法国特色的轻水反应堆。这不仅保留了本土核技术优势，还通过“法国化”维护了国家自豪感，使核能发展符合长期技术政治体系。同时，EDF要求美国承担技术保障责任，使法国在合作中保持主导地位。通过这一政治经济双赢策略，EDF成功塑造了轻水反应堆技术的正当性。

通过法国核能电力委员会的经济合理性报告、增殖反应堆作为过渡技术的叙事方法，以及对轻水反应堆的“法国化”策略，EDF成功地将美国技术与法国价值观结合在一起，使轻水反应堆不仅成为一种能源选择，更成为法国在国际技术体系中的战略工具。这一过程不仅加速了法国核能体系的现代化，也重塑了法国技术政治体系的基本逻辑，即法国的技术伟大不应仅仅依赖自主性，而应通过提升全球竞争力的提升来实现。这一全新的逻辑的确立为法国技术决策提供了新范式，也解释了法国在面对新兴技术时，为何会优先考虑其在全球市场中的长期竞争力，而不仅仅是技术主权。

（三）重塑身份：共同愿景下的必然选择

1969年5月，当EDF的行动计划得到了法国核能电力委员会的支持时，法国政府尚未正式确定未来的技术路线，但轻水反应堆技术已经转变为法国核能的必然趋势。特别是戴高乐于1969年4月辞职后，石墨气冷反应堆技术失去了最坚定的政治支持者，这为轻水反应堆支持者们提供了关键的窗口期。

EDF采取了迂回式策略，避免直接提出终止石墨气冷反应堆的建议，直到1969年10月，圣罗兰1号核电站举行开幕仪式，EDF利用这次机会完成了关键性的舆论塑造。尽管圣罗兰1号采用的是石墨气冷反应堆技术，EDF总经理博蒂克斯在新闻发布会上却宣称：“圣罗兰是我们的杰作，但遗憾的是，石墨气冷反应堆技术在商业上并不可行。未来EDF将基于美国技术建造轻水反应堆。”这番言论在核能界、政府和媒体中引发震动，使公众误以为淘汰石墨气冷反应堆技术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实。然而，这并非官方决定，而是EDF通过制造“政策既成事实”来向政府施压的典型策略。博蒂克斯事后坚称他未曾宣布任何政府决策，仅表明了EDF的技术偏好，但这一言论的传播力已足够影响政策方向，迫使法国政府做出调整。

法国政府最终在1969年12月发布公报，对核能政策进行重新规划。公报宣布法国将致力于研发增殖反应堆，并指出石墨气冷反应堆技术将继续用于研究领域，但不会再承担大规模工业化任务。同时，法国将启动多元化的核电计划，其中包括建造基于浓缩铀的反应堆。这一“多元化”策略在表面上包容了不同技术路线，但实际上倾向于将轻水反应堆作为核电工业化的核心。通过将石墨气冷反应堆的角色限定为“研究用途”，政府确保了其逐步退出商业领域的合理性，使轻水反应堆的崛起显得既是国家利益的自然选择，也是法国技术政治体系内在逻辑的延续。

回顾三年的“行业战争”，EDF通过经济竞争力取代技术自主重新配置了法国技术愿景，使轻水反应堆技术被定义为法国经济增长和能源独立的最优解；通过技术整合与本土化，将美国技术融入法国工业体系，确保国家认同的延续性；并通过重塑国家伟大愿景，使国家自主性从“技术封闭”向“全球竞争力”转变，最终成功让轻水反应堆成为法国核能未来的必然选择，并以此塑造了新的法国技术政治身份。这一技术政治身份的转型不仅影响了法国核能政策的走向，也成为法国未来技术选择的重要前提，塑造了法国在全球技术竞争中的长期战略。

四、1970—2010年：法国技术政治体系的传承与流变

在核能奠定的技术政治体系框架下，法国在关键技术领域延续了“以经济效益和国家战略为核心，在自主与国际合作间寻求平衡”的发展路径，并在全球竞争格局中不断调整自身技术战略。20世纪70年代，法国推动TGV高速铁路计划，试图确立其在全球铁路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并强化国家技术自主的象征性。

进入20世纪80年代希拉克担任总理期间，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影响下，国家主导的技术政治体系开始受到市场化逻辑的挑战。电信领域的Minitel是最典型的例子，法国政府最初希望Minitel成为独立于美国互联网的国家级信息网络，并在国内推广。然而，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法国逐渐开放电信市场，并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放弃Minitel，全面转向由美国主导的互联网体系。这一变化体现出法国在技术自主性上的让步，也说明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经济竞争力逐步成为技术选择的重要考量。

希拉克在1995年当选法国总统后，进一步推动自由市场导向的技术政策。在铁路领域，法国政府1997年启动铁路改革，拆分法国国营铁路公司的基础设施管理权，以符合欧盟对铁路市场开放的要求，并积极推动TGV技术出口，希望借此确立其在全球铁路市场的地位。然而，随着新兴国家高铁技术的崛起，法国的全球市场影响力逐渐被削弱。同样，在航空领域，法国政府大力支持空客与美国波音的竞争，试图通过欧洲整合技术力量，以对抗美国在民航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这些做法表明，尽管自由市场逻辑影响着法国的技术决策，但在国家战略性技术领域，法国依然保持对自主性的高度重视，并以全球竞争力作为衡量技术选择的核心标准。

五、法国基于中国5G技术建构的技术政治体系

2015年，法国便已认识到 5G技术对“法国的伟大”及整个欧洲竞争力的深远影响。与核能技术决策类似，不同主体遵循既有的技术政治体系建构路径，在政治话语和政策制定中反复援引国家认同，为 5G的部署提供合法性支持。然而，与核能不同，5G的社会技术想象在法国尚未完全成形，5G技术部署相对缓慢。法国在 2020年 11月正式启用5G服务，并于2021年7月启动国家5G加速计划，其中，中国5G技术的采纳是技术体系争论的核心议题。

在这一过程中，轻水反应堆技术塑造的技术政治身份发挥了重要作用，将以经济效益为主导的国家利益置于 5G技术政治体系的核心。这种抉择既在国家战略与市场竞争力之间寻找平衡，使技术选择不仅关乎国家安全，也涉及法国在全球格局中的位置。然而，5G技术决策所面临的挑战远比核能更为复杂。

美国对盟友的施压胁迫成为法国在5G问题上的关键变量。法国政府非常清楚，华为等中国企业是中美技术竞争的直接受害者。法国不将自己视为美国的亲密盟友，且不同于德、英等欧洲国家，法国并未受到美军驻扎的直接影响，因此在对华 5G决策上保留了较大的自主空间。法国政府官员曾公开表示，“法国没有美国的军事基地，因此美国施压在法国对中国 5G及华为的态度上并未发挥关键作用”，“法国是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而非美国的利益做决策”。

与此同时，地缘政治风险是法国 5G政策制定中的核心考量。尽管缺乏确凿证据，美国对中国 5G的安全指控仍成为法国国内部分政策制定者强化对华为的限制的因素，成为“冷战”思维的论据。此外，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也加剧了法国政策决策的复杂性。这种博弈使法国政府采取谨慎立场，在华为问题上保持模糊策略，以维持战略回旋空间。

（一）确立合法性：技术、政治与文化的嵌入

在法国技术政治体系的框架下，5G的合法性过程与此前核能技术的政治嵌入逻辑高度一致，仍然依赖于国家认同与“法国的伟大”的技术叙事来塑造其必要性与合理性。尽管 5G的核心议题涉及数字基础设施和经济竞争力，但其合法性仍需要通过政治和文化价值体系的嵌入来实现。在政策话语层面，法国政府、技术专家和媒体普遍认为5G是国际竞争的关键，并且是法国在数字时代保持技术自主与经济主权的必要条件。然而，相较于核能时期的技术信仰，法国在 5G问题上面临更大的技术祛魅和社会抵抗，使得5G技术政治体系的建构过程充满挑战。

与戴高乐时期强调法国民族国家独立的技术路径不同，马克龙政府采取了一种欧洲主义技术政治战略，试图通过欧洲层面的数字自主性来巩固法国的技术合法性。因此，尽管欧盟内部对5G的发展存在分歧，马克龙仍然强调法国必须与欧洲共同推进5G建设，并引领全球数字议程。在这一过程中，5G不仅被赋予了经济和安全意义，同时也成为欧洲数字主权话语体系的一部分，为法国政府提供了更强的技术政治正当性。

然而，法国的5G技术政治体系并不如核能时代那样稳固。在20世纪，核能曾被视为进步、现代性和国家竞争力的象征，但在5G时代，技术本身的社会技术想象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在欧洲，尤其是在法国，技术逐渐祛魅化，并生发出对技术的不信任情绪。相较于其他国家积极拥抱新技术的态度，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整体上更倾向于以怀疑与审慎的态度面对技术变革。技术在欧洲社会不再被简单地视为进步的保障，而是可能带来社会不平等、就业流失、生态破坏以及对民主政治的潜在威胁。这种技术怀疑主义在5G问题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使得法国在推进5G技术变革实践的过程中面临巨大的社会阻力。

社会和文化价值观层面的抵抗进一步放缓了5G的部署进程。法国国内对5G基础设施的健康影响、生态环境破坏及经济可行性问题的争论此起彼伏。环保组织、左翼政党及技术批评者构成了一股强有力的反对联盟，试图阻止5G的推进，并在公共领域制造社会争议。这些反对意见不仅停留在政策辩论层面，还激发了更广泛的社会动员，包括街头抗议、阴谋论扩散及政治斗争。部分政治势力利用公众对5G的恐慌，将其作为政府技术政策失败的象征，从而进一步撕裂法国社会的技术共识。

面对社会技术想象的缺乏与公众对5G的不信任，法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重塑5G的合法性并巩固技术政治体系的稳定。在法国政府的治理逻辑中，完全放弃5G建设将意味着放弃法国的全球竞争力，而完全忽视社会担忧则可能加剧技术不信任危机。因此，法国政府试图在国家认同、技术经济竞争力和社会接受度之间找到平衡。一方面，法国政府设立专门部门对５Ｇ环境和健康问题进行科学评估，试图通过官方调查澄清公众误解，并削弱非理性反对声音。另一方面，法国政府通过话语塑造，将5G重新嵌入法国的技术国家叙事之中。

2020年9月14日，马克龙发表演讲，直接回应法国国内反对5G的声音，强调法国不能落后于其他国家，并且法国“必须坚持创新精神”，以确保其技术主权不被削弱。这一表态不仅在国内引发广泛讨论，也在欧洲引起共鸣，促使法国政府加快5G部署进程。仅仅两周后，9月29日，法国正式启动5G频谱拍卖，标志着法国进入5G基础设施建设的新阶段。法国政府的这一系列行动表明，尽管法国社会在5G问题上仍然存在深刻分歧，但国家政策制定者正在通过国家认同、欧洲数字主权以及经济竞争力的复合叙事，试图重塑5G的技术政治合法性，使其成为法国未来技术体系的一部分。

（二）变革实践：国家认同与核技术政治身份的整合

法国5G技术的变革实践不仅受到国际竞争格局的影响，也受到法国既有技术政治身份的深刻塑造。在核能决策中，法国政府通过将轻水反应堆嵌入“国家经济自主性”的框架，形成了技术政治身份的新范式，即坚持国家自主性不等于排斥外来技术，而是通过引入、改造和整合全球领先技术，提升法国乃至欧洲整体的技术优势。这一技术政治身份的延续，使得法国在5G决策上依旧采用经济理性作为主要评估标准，并试图在国家安全、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之间寻求平衡。这一逻辑在5G问题上最直接的体现便是对经济效益的权衡。排除华为等中国企业将使欧洲的5G建设成本增加约550亿欧元，并导致部署延期至少18个月。法国政府在评估5G技术方案时，始终优先考虑经济可行性，而非单一的国家安全，这种技术选择标准延续了轻水反应堆取代石墨气冷反应堆的逻辑。

此外，法国在5G政策上延续核能“法国化”策略，实行选择性融合模式。政府在避免全面禁用华为的同时，采取“有条件使用华为设备”的策略，限制其进入核心网络。华为也提出“交换技术专利”的设想，在欧洲落地多个研究所和设备厂。这种平衡国家独立性与全球技术依赖的做法，有效维护了技术自主性，确保了法国在全球技术体系中的竞争力。

在更广泛的经济和外交背景下，法国政府对5G的态度也反映了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利益考量。与“冷战”时期欧洲在美苏之间寻求平衡类似，法国当前在中美科技竞争中试图保持战略自主。因此，“和美国不同，在欧洲，尤其是在法国特别强调经济和工业效益的捍卫”。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和产业竞争力优先于地缘政治对抗，“投资者的来源并不是那么重要”。这与核能时期法国将轻水反应堆技术转化为全球核能市场竞争工具的逻辑类似，即外部技术的引入不应削弱国家的技术自主性，而应成为增强法国技术能力和经济竞争力的手段。

在这一框架下，法国的5G政策并非单纯的技术选择，而是技术政治身份的再生产。基于“经济竞争力优先”逻辑来选择性地接受和本土化改造华为技术，使得法国不仅可以保持欧洲在全球5G竞争中的技术地位，也能在地缘政治压力下维护自身的战略灵活性。

（三）技术政治身份的再博弈：数字思维与“冷战”思维

在法国5G技术政治体系中，各方在维护法国及欧洲数字主权上达成共识，但在具体战略和技术选择上分歧明显，这反映的是数字思维与“冷战”思维之间的博弈。也是5G与核能技术决策的关键区别之一。

面对全球数字地缘政治竞争，欧洲日益意识到其处于技术劣势，并担忧其可能沦为“数字殖民地”。在“战略自主”的框架下，欧洲提出“数字主权”的概念，以减少技术依赖，增强创新能力。马克龙2017年首次提出“主权欧洲”的理念，强调欧洲应在全球数字化转型中占据主导地位。法国在此背景下，将5G视为欧洲数字战略自主的核心，并围绕供应商选择展开了激烈讨论。

数字思维强调5G的核心是数字经济竞争力与网络安全，而非意识形态对抗。在这一逻辑下，与华为开展合作就是理性的选择。华为作为全球5G领先企业，在技术、成本和供应链整合方面具备优势，且在法国投资设厂，有助于提升法国在全球5G供应链中的自主性。此外，网络安全问题并非取决于供应商的国籍，而在于其网络管理和加密技术。5G网络是由法国政府和电信企业掌控，而非设备制造商。因此，单纯因国家背景就限制华为，不仅无益于提升安全性，反而可能损害法国的技术竞争力。美国对华为的持续打压已导致全球范围内的5G建设成本上升、市场竞争受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全球创新。法国若盲目跟随排斥中国5G，则不仅会影响其经济利益，更可能错失全球技术竞争的战略机遇。

“冷战”思维则以意识形态安全为核心，认为5G不仅是经济和技术问题，更关乎国家安全与地缘政治。支持者强调“技术即政治”，其主张供应商的国家背景直接影响网络安全，欧洲应优先选择“共享民主价值观”的国家合作，以降低地缘政治风险。例如，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总干事波帕德曾表示，尽管欧盟不会向欧洲企业施压，但“如果欧洲与中国发生冲突，北京可能向华为施压”。这一观点体现了“冷战”思维的核心逻辑，即将供应商视为国家战略工具，并将网络安全风险上升至政治和外交层面。

此外，“冷战”思维的支持者认为，法国乃至欧洲应扶植本土企业，以在中美技术竞争中保持战略地位。美国和中国均拥有本土电信领军企业，而欧洲若不支持诺基亚和爱立信，则将难以在全球5G市场获得竞争优势。尽管这些供应商在技术上难以匹敌华为，“冷战”思维的支持者仍强调产业自主性比短期技术优势更重要。这一逻辑延续了“冷战”时期欧洲寻求技术独立的做法，只是这次对手从军事超级大国变成了“数字巨头”。

尽管美国仍固守“冷战”思维，法国仍然采取了更务实的立场，其认识到历史与现实的区别。一方面，跨大西洋关系已发生变化，美国优先关注亚太地区，欧洲在其全球战略中的优先级下降，这为法国制定独立的5G政策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中法经济关系远比“冷战”时期的法苏关系更紧密，中国既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法国在多个领域的关键伙伴。法国政府意识到，中国不会采取苏联式的扩张策略，更无意对欧洲构成军事威胁，这使得法国在评估中国5G时能更加客观。

同时，数字思维正冲击“冷战”思维，欧洲的战略自主意识日益增强。随着美国单边主义政策加剧，法国乃至欧洲认识到“盲目追随美国是战略错误”。欧洲的数字战略自主已从意识形态对抗转向经济竞争力和国家安全的平衡。法国在 5G问题上逐步趋向开放，寻求确保网络安全的同时，与全球技术领导者展开合作，以维持法国在数字时代的竞争力与影响力。

六、结论

法国作为政治和民族国家认同相互作用传统的发源地，自戴高乐时期以来，以“伟大”“光辉”等价值观为基础建构了稳固的技术政治体系。在该体系中，法国的国家认同和技术变革彼此相互建构。长期以来，学界主要关注国家认同对技术的塑造，而技术变革如何反向影响国家认同的部分被遮蔽了。本文基于技术政治身份的生产逻辑，在技术政治体系框架下提出“技术-国家认同－政治”循环作用机制，并通过分析法国对美国核能和中国5G的跨国技术采纳，探讨这一互动机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运作模式。

本文的分析表明，技术不仅能够通过援引国家认同获得合法性，还在其物质实践中与政治体系持续互动，并受到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塑造与再生产。这一过程不仅建构了民族国家的技术政治身份，也为未来的技术实践提供了文化资本和技术想象，形成了一个复杂而流动的技术政治体系。这种动态机制解释了法国从核能、铁路、电信到5G等技术选择中的长期逻辑，也为理解现代国家技术治理模式提供了理论参考。

在这一框架下，法国基于中国5G技术建构的技术政治体系，并非对核能技术政治路径的简单复刻，而是在全球技术竞争、国家安全考量、国际政治压力与市场经济利益之间不断调整和再平衡的结果。法国5G政策演变展现出延续与变革并存的特征：一方面，延续了核能时期确立的技术经济逻辑，即以市场竞争力和国家利益衡量技术选择；另一方面，面对数字时代的全新挑战，5G的技术政治身份正在被塑造，并在“冷战”思维与数字思维的交错影响下，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博弈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法国的技术政治体系在选举制度下展现出高度的延续性。尽管自由市场逻辑在20世纪80年代后逐步影响着法国的技术政策，但国家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干预并未削弱，而是通过调控型自由化模式得以延续。这一体系的稳定性主要依赖于技术官僚体制、政府与市场的合作，以及对欧盟平台的利用等，使国家技术战略在政党更替中保持相对一致。在 5G等新兴技术选择上，这一技术政治体系仍在发挥作用。法国既强调技术主权，又在全球竞争力框架下调整政策，使 5G决策在国家利益、经济效益和安全考量之间寻求平衡。因而，在该语境下，中国 5G的国际叙事和实践应扭转底层思维，基于技术的地缘政治属性，利用强调经济效益和寻找共同技术政治愿景等战略，为中国5G在法国的部署寻找合法切入点。特别是在数字思维的冲击下，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成为法国技术抉择的主要依据，这凸显出政府官方和民间企业的重要性。

在危机叠加、联盟分裂和技术加速变革的当下，正是法国明确态度并接纳中国企业的关键时刻，中国应保持开放合作的态度，以技术实力获得支持，以设备安全取得信任，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推动中欧技术合作，为双方乃至全球信息产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文章来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