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正深刻重构全球传播格局，这既为加强中国国家形象国际传播提供重大契机，也带来系统性挑战。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可助力中国国家形象国际传播实现从规模传播到精准共鸣、从远方叙事到近身体验、从内容竞争到系统升级的范式跃升，并为构建自主可控的国际传播平台开辟历史性机遇。平台层面的技术掣肘、叙事层面的人工智能污染、受众层面的认知操纵、规则层面的治理真空，将使中国国家形象国际传播面临可见性危机、话语权侵蚀、信任赤字加剧与传播秩序失衡等多重风险。中国需加快建设安全可控的国家智能传播基础设施、打造契合国家形象国际传播战略目标的智能叙事赋能体系、构建人机协同的多元智能传播生态、推动建立全球人工智能传播治理规则体系，在智能时代赢得国家形象塑造的战略主动。
关键词：人工智能 中国国家形象 国际传播
人工智能（AI）技术的迅猛发展正深刻重构全球传播格局，推动国际传播进入以数据驱动、智能交互、多元共构为特征的新阶段。以主权国家主流媒体为核心、单向度、地区化的传统传播模式日益受到算法分发、深度合成、跨平台叙事、社交机器人等智能技术应用的冲击与重构，国际传播范式发生根本性变革。受此影响，在全球传播场域中，国家形象塑造已从相对可控的官方叙事主导，转变为在全球性智能媒介生态中涉及多元主体、多种技术、多重价值观的动态博弈。这既为世界各国在国家形象塑造领域开辟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带来严峻的体系性挑战。对中国而言，提升国际传播效能，讲好中国故事，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需要构建既适应智能化传播变革又兼具战略定力与技术敏捷性的国家形象传播体系。
人工智能赋能中国国家形象国际传播
人工智能技术主要指建立在大数据、算法和算力基础上的人类智能模拟技术。伴随推荐算法、大语言模型等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其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对国际传播的内容生产、分发传播和平台生态产生深远影响。这一结构性变革趋势为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实现国际传播的系统性升级、塑造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提供了重大战略机遇。
一是从规模传播到精准共鸣。中国国家形象国际传播长期依托规模传播模式，即由主流媒体等官方机构进行大规模、系统化的内容输出，以追求广泛的受众覆盖。此模式虽具备权威性和系统性优势，但在传播精度、受众互动和效果反馈等方面存在明显局限。尤其是很多机构在国际传播实践中经验相对有限，对国际舆论环境的动态变化、受众偏好及其反馈机制适应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规模传播长期困于“有供给、缺扩散”“有发声、少回响”的被动局面。这不仅制约中国国家叙事有效融入国际公共议程，也导致中国故事在海外受众日常生活中的渗透力不大、触达细密度不高。
人工智能的介入有效引领国家形象国际传播从过去的经验主导模式逐步转向证据主导模式，从而系统性提升国家形象塑造的精准性、适应性和实效性。例如，在受众感知层面，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智能分发系统能够对海外受众的文化背景、价值取向、信息偏好和媒介使用习惯等进行多维画像分析，通过捕捉其潜在认知框架与情感结构，将中国的发展叙事转化为更具亲和力与情境适配性的个性化内容体验。智能适配不仅能够提高传播效率，更能在情感层面促成更深层次的精准共鸣，使传播真正嵌入受众的认知与情感路径。又如，在议题响应层面，人工智能依托对全球社交媒体和新闻平台中海量多语种、多模态数据的实时挖掘与分析，可即时捕捉国际舆论对中国相关议题的情感倾向、议题焦点与演变轨迹，进而及时调整叙事策略与表达方式。这种基于数据的决策机制，可显著增强传播活动在复杂国际舆论场中的响应敏捷性与策略针对性，使传播不仅基于经验，更可立足于实时、客观的证据反馈，从而推动国家形象传播实现从“模糊投射”到“精准触达”的系统性升级。
二是从远方叙事到近身体验。中国作为快速发展的新兴大国，其独特的语言、历史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客观上构成与许多海外受众的认知距离。长期以来，中国国家形象国际传播主要侧重展示悠久的历史文明与巨大的发展成就，虽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遥远东方”的叙事基调，易被海外受众感知为与自身无关的“他者”叙事，难以真正触动其情感、引发其共鸣。而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入可为国家叙事提供相应的转译与连接机制，通过在地化内容生成、沉浸式体验构建与智能跨文化适配等方式，赋予“遥远”的中国叙事以可感知、可体验、可对话的传播形态，从而有效缩短传播的心理距离，为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开辟新的叙事空间。
具体而言，在叙事策略上，以大语言模型与多模态生成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能够针对不同地域或文化语境，自动生成高度适配的叙事文本和视觉内容，通过融入本地元素进行情境化、故事化表达，增强中国叙事在国际舆论场中的适应力与感染力。在体验优化上，人工智能技术与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相结合，为国家形象传播创造沉浸式表达手段。例如，敦煌画院推出的数字艺术展《敦煌超宇宙》通过融合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VR场景建构、交互传感与裸眼3D等技术，让海内外观众沉浸式感知敦煌石窟艺术的细节与意境，不仅突破文化隔阂，而且能在共同审美体验中构筑起情感交流的桥梁。人工智能驱动的实时翻译和跨文化适配系统，也可为长期困扰国际传播的“文化折扣”问题提供技术解决方案。以TikTok的人工智能字幕生成系统为例，其支持超过100种语言的实时转换，使反映中国人日常生活、乡村振兴、科技创新等主题的短视频内容能够跨越语言障碍进入全球受众视野。借助人工智能在影像剪辑、背景音乐等方面的本土化智能适配，传统宣传内容也可提升面对不同文化受众的传播穿透力。这种“微叙事+智能适配”模式，既在操作层面降低了跨文化传播成本，也在认知与情感层面为中国故事构建出更具弹性和穿透力的国际传播新路径。
三是从内容竞争到系统升级。人工智能时代，国际话语权竞争已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内容竞争，日益演变为智能传播平台体系与数字基础设施的自主性与控制权之争。内容竞争聚焦“说什么”与“怎么说”，以创新话语体系与表达方式，提升国家叙事在全球舆论场中的传播力与影响力。在国家形象传播中，内容建设是重要支撑，其如同源源流水，为海外受众提供认知中国的优质信息，对冲片面、偏见或不实叙事对国家形象的侵蚀。然而，“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有效的内容传播有赖于畅通的传播渠道。长期以来，国际传播渠道被西方媒体与跨国社交平台深度把控，有关中国的负面叙事屡遭选择性放大，而正面叙事则被边缘化，令内容层面的持续投入难以转化为与之相匹配的国际影响力。而当前，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新型传播应用加速涌现，推动新一代全球传播入口与平台格局重构，这为中国开辟自主、高效的国际传播渠道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积累与应用创新能力迅速跃升，日益具备构建自主可控的智能化国际传播体系的坚实基础。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数据，截至2024年底，中国人工智能专利数量在全球占比达60%，位居世界第一。这一技术优势可转化为智能传播平台建设的核心竞争力。在算力基础设施方面，华为云、阿里云等企业布局的国际数据中心网络，能够为中国内容出海提供可靠保障。在核心技术方面，字节跳动的智能推荐算法、科大讯飞的多语种智能语音技术以及DeepSeek、Kimi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可为国际传播的精准化与智能化提供关键工具。在平台载体方面，以TikTok、Kwai为代表的具备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传播平台，是中国形象触达世界的重要渠道。因此，将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优势、平台运营经验与国家形象国际传播战略深度融合，系统构筑涵盖算力基础、核心算法与传播平台的自主化、立体化智能传播基础设施体系，不仅有助于降低对外部平台的依赖，而且能依托多层次、立体化的渠道网络，推动中国国家形象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更可持续、更富韧性的传播，从而在国际传播中增强主动性和实效性。
中国国家形象国际传播面临的挑战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在为中国国家形象塑造带来战略机遇的同时，也因其技术特性与全球治理的复杂性而衍生出一系列结构性挑战。
第一，平台层面的技术掣肘与可见性危机。尽管中国在自主传播平台建设方面不断取得重大突破，但当前中国国际传播依然要借力X、Facebook、YouTube等西方主导的数字平台。这不仅意味着在内容生产上需适应其既定的语态、模态与社区规则，更在分发环节受制于其不透明的算法逻辑与审核机制。伴随人工智能技术日益深度嵌入平台运营，其算法“黑箱”属性更为凸显。在涉及领土主权争端、大国地缘竞争、民族宗教问题等敏感议题时，人工智能系统能隐蔽地将特定政治偏好转化为分发权重，使情绪化、标签化、片面化的观点更易获得流量倾斜，而契合中国立场的内容则常遭算法降权与流量抑制，形成看似客观存在实为人工智能操纵的舆论氛围。这种以算法为载体的隐性审查，本质上是将西方意识形态与政治立场嵌入技术操作中，长此以往势必导致关于中国的正面叙事在国际舆论场中被系统性边缘化，形成算法可见性剥夺，进而削弱中国国际传播的主动权与话语到达率。
第二，叙事层面的人工智能污染与话语权侵蚀。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其对国际舆论的影响已从后台的内容审核与流量分配进一步演进为自主生成内容直接介入公共讨论。秉持“技术向善”原则有望提升信息生产的效率与丰富性，然而一旦人工智能技术被恶意运用，则可能催生大量误导性、煽动性乃至虚假内容，对舆论生态造成严重干扰，形成人工智能污染。目前，中国在国家形象传播中面临的外部人工智能污染主要有三类。一是深度伪造，篡改或合成有损国家声誉的图片、音频或视频，诱导国际社会展开对中国的抨击。二是谎言“喷灌”，在杜撰针对中国的谎言基础上，运用先进且隐匿的自动化程序或社交机器人技术作为“超级传播者”，通过大规模的自动点赞、转发、搜索等行为，以指数级速度扩大相关问题的流量，用“喷灌”的方式将谎言带入国际公众视野，营造虚假的“意见气候”。三是人工智能幻觉，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语料库或模型中植入对华偏见要素，使之在与用户对话的过程中生成有损中国形象的答案，潜移默化地影响用户对华态度。人工智能污染不仅挤占正面叙事传播空间，而且侵蚀中国自主定义国家形象的话语权。若放任其持续扩散，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中将面临逐步丧失叙事主体性与意义建构能力的严峻挑战。
第三，受众层面的认知操纵与信任赤字加剧。人工智能介入国际传播的本质不仅在于信息生产与传播效率的提升，更在于其基于用户画像的精准内容生成与定向投放能力。这种能力使传播行为从客观的信息传递演变为对受众主观认知的系统性干预，进而对国家形象塑造构成深层挑战。首先是操纵受众心理，打造“信息茧房”。通过深度分析用户心理特征与行为轨迹，人工智能可构建高度封闭的负面信息环境，使受众持续接触并强化对中国的刻板印象或片面认知，形成认知闭环。其次是混淆真假信息，破坏信任机制。当虚假信息在算法助推下大规模充斥舆论场时，受众将逐渐陷入“真相疲劳”，难以辨别信息真伪；即使对中国官方发布的权威信息，也可能因普遍存在的“合成嫌疑”而本能排斥，导致可信沟通渠道失效。最后是形塑负面认知图式，强化信任赤字。长期处于被操纵污染的信息生态中，受众对涉华信息的认知框架将趋于固化，形成以质疑、矛盾与不信任为主导的心理图式，持续削弱其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客观认知，导致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建构面临深层信任危机。
第四，规则层面的治理真空与传播秩序失衡。尽管人工智能技术滥用对舆论生态的负面影响已引发国际社会关注，但由于治理手段滞后于技术迭代，且全球治理共识尚未达成，当前人工智能治理还处于制度真空期，这使中国国家形象国际传播面临某种程度的制度困境。一方面，约束机制缺失客观上放宽了技术滥用尺度，虚假信息制造、认知操纵等行为因缺乏溯源与惩戒规则而更易脱离轨道，直接削弱中国国际传播实效、增加形象维护成本。另一方面，大量无序、混杂的信息噪声还会在结构上侵蚀国际舆论场的可信度与基本秩序，消解理性对话的公共基础，从而使中国形象传播面临更高的系统性风险。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全球治理迟滞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层的秩序主导权竞争，部分国家试图将自身的技术标准与伦理准则上升为国际通用规则，并在底层制度层面压制中国话语权。这种从技术垄断向规则霸权的延伸将构筑起更为隐蔽的国际话语屏障，使中国国家形象国际传播面临“合规性边缘化”危机，进而对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中的话语主动权构成长期挑战。
中国国家形象国际传播的优化路径
人工智能时代，中国国家形象国际传播机遇与挑战并存，既要以前瞻性视野主动把握技术赋能带来的发展契机，也需以系统性思维统筹化解现实挑战与潜在风险。
第一，强化技术自主，打造安全可控的国家智能传播基础设施。在技术竞争已成为大国战略博弈核心的背景下，强化技术自主可控是掌握国家形象国际传播主动权的根本前提。为此，亟须系统构建覆盖数据资源、智能工具、传播平台的国家智能传播基础设施，确保内容生产、分发与反馈的全链路安全可靠。
具体而言，可加快构建国家级全球涉华舆论动态数据库。整合全球主流媒体、社交平台、智库及国际组织等多源数据，构建覆盖政治、经济、外交、社会等多维度的涉华舆情语义标注体系，通过智能分析技术对污名化、偏见性、对抗性叙事内容进行实时识别与趋势研判，实现风险早期预警与策略动态优化，为国家形象传播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和决策依据。同时，研发具备跨文化理解与生成能力的多语言大模型。当前国际主流大模型主要基于西方语料与价值观训练，难以准确客观传达中国叙事，亟须自主研发能够深度融合中华文化基因与人类共同价值、支持多语言精准生成与情境适配的大模型体系，从技术源头降低“文化折扣”，提升中国话语的跨文化、跨地区穿透力。此外，大力构建自主可控的国际传播平台体系。在支持国内平台国际化发展的同时，通过技术合作、资本联动与本地化运营等方式，着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自主平台并积极嵌入海外数字传播生态，逐步优化全球社交平台的布局，从根本上保障中国叙事的分发自主权与议程设置能力。
第二，构建可信、可爱、可敬的智能叙事赋能体系。人工智能技术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融通中外特点的话语与叙事体系注入新动能。应锚定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一价值目标，从与之对应的三重叙事逻辑着手，推进国家形象叙事体系的整体性革新。
一是基于数据叙事夯实“可信”根基。可信源于事实与透明。应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强大的数据聚合、智能分析与可视化能力，将中国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全球贡献等方面的成果、成效，转化为结构清晰、来源可溯、实时可查的数据产品，推动国家形象叙事从宏观陈述转向微观验证、从经验总结升级为证据支撑，系统增强中国叙事的客观性与公信力。二是通过多模态交互提升“可爱”特质。可爱生于共情与亲近。可依托生成式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孵化、打造更多细分领域数字博物馆、云展厅等国际受众易感知、可体验、能共情的多模态叙事产品，并借助社交机器人、对话智能体等智能交互技术，实现人格化表达与场景化叙事，推动塑造生动、温暖、富有魅力的中国形象，实现从“理性展示”到“情感连接”的跨越。三是依托话语转换彰显“可敬”品格。可敬立于价值与担当。中国国家形象的“可敬”风范，源自中国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坚守和对文明多样性的尊重。可借助多语言大模型，将中国理念、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贡献等内容精准转化为贴近不同文化语境、认知结构与话语风格的叙事文本。通过智能化的情境适配与修辞优化，清晰阐述中国方案背后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在文明互鉴中彰显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与贡献，提升国际社会的价值认同。
第三，构建人机协同、多元共生的国家形象传播新生态。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形象塑造需立足“人人联动”“人机协同”新范式，形成多点共生的传播主体网络。一方面，强化政府及主流媒体在国家形象塑造中的引领作用，将完善国际传播机制作为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重点任务，通过统筹推进算力基础体系建设、提升传播人才的数智素养并拓展其国际视野、创新传播载体和方式等举措，增强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的创造力、感召力与影响力。同时，持续动员民间和市场主体深度参与国家形象塑造。鼓励中国各类企业在海外经营管理过程中融入国家形象传播，以属地受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支持自媒体创作者、留学生等群体以多样化、生活化、个性化方式传播中国故事。另一方面，探索如何将人工智能作为塑造国家形象的新型主体。前瞻性地开发和部署人工智能驱动的虚拟形象、智能对话体等数字传播者，通过精细化的“人设”塑造与价值观校准，使其在海外社交平台进行多语种、人格化的常态交流。同时，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部署人工智能助手或社交机器人，以此作为传播节点，结合平台受众偏好与习惯，主动创设议题、引导正面讨论，及时识别并标记需人工介入的复杂议题与舆情风险，建立人机协同的传播链路。
第四，深度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与传播规则构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已超越单纯的技术伦理范畴，日益成为影响国际传播秩序、重构话语权格局的关键。因此，积极参与并引领相关国际规则制定，对提升中国国家形象传播效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一方面，通过深度参与构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向世界清晰传递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观、安全观与伦理观，这不仅是技术规范的输出，更是价值话语的传播，有助于打破西方在技术治理与传播规范领域的话语垄断，塑造负责任、有担当、开放创新的大国形象。另一方面，以规则构建为合作纽带，搭建跨文化、跨领域的国际对话平台，通过共通的治理共识消弭误解与偏见，借助务实的国际协作增强中国形象的亲和力与可信度，国家形象传播能够因规则认同而更具感召力与影响力。
基于此，中国需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一是主动在多边框架下设置议程，围绕数据跨境流动、算法透明度、平台责任、生成式人工智能伦理等关键领域，提出立足中国实践、兼顾他国合理关切的系统性方案。二是积极倡导和构建开放、可信的技术标准体系。例如，整合国内顶尖科研机构、科技企业及专业组织的力量，在人工智能模型评测、价值对齐、多语种语料库建设、虚假信息识别等领域推动制定国际标准。以科学、透明、可验证的技术规范输出为切入点，中国不仅能实质性提升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更能以标准为纽带深化技术互信与合作，构建开放包容的国际性标准规范体系，从而为国家形象的自主塑造和传播奠定更为稳固的国际规则基础，在日趋激烈的国际话语权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
【本文是中国人民大学“双一流”建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创新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的新闻舆论工作新使命”（项目批准号：MXG2024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公共传播与治理现代化研究所所长
文章原载于《当代世界》2026年第3期，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