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特朗普2.0“印太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延续拜登时期的战略布局，同时在政策选择、实施手段和侧重点等方面发生显著改变。“美国优先”的核心理念和总统个人的政策偏好决定特朗普2.0“印太战略”更倾向于利用小多边盟友体系，以一种“交易型”政策方式展开与盟伴国家的互动；安全议题将成为特朗普2.0“印太战略”的重点，地区多边经济框架、价值观的重要性相对淡化。特朗普2.0“印太战略”加剧大国竞争的激烈程度，压缩中小国家的战略回旋空间，造成地区国家阵营化趋势和地区安全局势的恶化，弱化地区合作机制与发展议题的重要性。特朗普政府施政手段的反噬效果正在削弱美国信誉，并且更多激发地区国家主体性能动性及其加强合作意愿，“印太战略”的前景并不乐观。
关键词：特朗普2.0 美国优先 印太战略 小多边主义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原载于《当代世界》2025年第7期
“印太战略”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正式成为美国国家战略，在拜登执政的四年中，“印太战略”有了实质性进展，战略目标更加明确，手段更加多样，政策措施逐渐充实。随着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启，美国以强硬姿态遏压中国。在“美国优先”基本政策理念和特朗普鲜明个性特点影响下，特朗普2.0“印太战略”着眼于强化赋能“印太”同盟体系，采取交易导向的实施方式，重点处理安全议题和地区贸易关系。但囿于目标与手段的错位，特朗普2.0“印太战略”难免遭到其战略设计本身的结构性反噬，以及地区国家行为主体意识的制约，发展前景面临不确定性。
特朗普2.0“印太战略”的表现
经过特朗普、拜登两届政府持续的战略谋划，美国将全球战略重心转向“印太”，集中精力遏压中国。虽然美国“印太战略”的目标没有变化，但不同政府在政策选择、实施手段和侧重点上作出了相应调整。作为共和党非建制派的代表，特朗普持有的强烈民粹主义价值观及其突出的个人特质将影响其第二任期“印太战略”的实施，进而使今后四年美国的“印太战略”呈现明显的“特朗普化”。
第一，在政策选择上，更倾向于强化特定小多边和双边同盟。“美国优先”是特朗普赢得大选的基本政策理念，表现出民粹主义者倾向于民族主义而非国际主义，尤其不热衷于建立国际联盟的特点。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当天即签署行政令，宣布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充分体现了其背离全球主义和多边主义的政策倾向。但同时也应看到，特朗普2.0“印太战略”不可能完全忽视拜登政府构建的盟伴体系，一种有选择性的、更易操作且更有针对性的盟伴关系将成为特朗普2.0“印太战略”的主要实施工具。
一是加强小多边合作。若干美国更易主导的、有着特定功能的三边和四边盟伴合作关系将得到加强。上任数小时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参加了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外长会议，在联合声明中重申四国“共同致力于加强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强烈反对任何试图通过武力或胁迫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动”。不难看出，四边机制在特朗普2.0“印太战略”中将继续保持外交优先地位。“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是美国促进跨区域同盟合作的机制，加强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为底色的传统盟国军事合作，确保美国可以“集合力”强化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继2024年10月三国首次在“印太”地区举行“海上大行动”综合实验与演习后，2025年2月三国海军又在南海进行一系列军演，旨在强化海上协作，演训和发展盟国海军在“印太”地区的战术互操作能力。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就曾向日韩官员表示，他会延续拜登时期的年度三边峰会机制，美日菲、美日澳、美澳菲，以及美澳日菲“小分队”（SQUAD）等多个小多边合作架构均有不同程度的深化之势。
二是有选择地加强盟伴国家的特定功能。特朗普上任后不久便分别会见日本首相和印度总理，着意凸显两国对于美国“印太战略”的特殊作用。日本是美国“印太战略”之锚，美日同盟是美国战略实施的重要工具。领导人会晤后，美日双方同意加强“志同道合国家之间的多层面的联盟合作”，在东海、南海、经济等议题上明显针对中国。美国将“亚太”扩展到“印太”是希望印度发挥更大的地区作用。印度凭借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和强大的科技人才实力，成为美国极力拉拢的对象。美印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面向21世纪的美印协定”（美印COMPACT，旨在促进军事伙伴关系发展，加速贸易与技术合作），在国防安全、贸易投资、能源安全、技术创新、人文交流等领域启动多个合作项目，借此证明两国“互信互利的伙伴关系”。
第二，在实施手段上，采取以交易为导向的政策实施方式，服务于“美国优先”的核心目标。特朗普2.0“印太战略”聚焦于大国竞争，但以一种更具交易性的方式实施。部分学者认为，美国对“印太”盟友的政策或将强化“交易导向”模式，这种交易型特点将带来“印太战略”的政策变化。一方面，“印太战略”的一个重点是控制美国的政策成本，主要方式是强调盟友分担，“印太”盟友将为维持与美国关系承担更多的军费开支。特朗普政府多次要求日本将军费开支升至GDP的3%，也提出韩国应大幅分担驻韩美军费用。另一方面，美国将更多以工具性视角看待盟伴作用。为了减少风险，美国将避免在海外部署大量军队，转而鼓励其他国家承担更多的人力成本，帮助美国遏制中国、维护美国的主导地位。特朗普曾称，美军在朝鲜半岛的存在“不能保证我们将拥有和平”，质疑美国在日本驻扎军队、飞机、舰船和基地“能得到什么”。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在国会听证会上一面称“美国在台湾有着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一面要求台湾当局将军费开支提高至GDP的10%。由此可见，特朗普善于交易的商人特性使“印太战略”的各种政策手段都可待价而沽，只要有更好的条件，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就可能存在变数。
第三，在侧重点上，以“实力谋和平”为理念处理安全议题，强调军事力量的作用。以特朗普为代表的保守民粹主义者在对外政策中一贯强调军事实力的作用。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国会通过《亚洲再保证倡议法》，重申对包括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印太”地区盟友的安全保障，承诺在5年内每年投入15亿美元；2020年出台的“太平洋威慑倡议”增加了针对“印太”战区的专项军事拨款，以期放大“印太战略”的威慑效果。2025年3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以菲律宾为第一站开启其亚洲首访，作出继续提升美菲同盟关系、加强两国军事合作、帮助菲军队实现现代化等承诺。此访过后，美国宣布将向菲出售20架F-16C/D战机，两国军事合作纽带进一步强化。在随后的访日行程中，赫格塞思宣布启动将驻日美军司令部改编为“联合作战司令部”计划的第一阶段，以应对“突发事件”或“危机”、支持美国行动和“保卫日本”为目标提高“准备性”，并再次强调“以战争的准备来谋求和平”的理念。
第四，在地区经济发展方面，重塑双边贸易关系，忽视区域多边经济框架。民粹主义者一贯认为，美国在以多边贸易体系为代表的全球化过程中是“失利”的一方，特朗普更是将美国制造业衰落、失业率攀升、财政赤字高企等国内经济问题归咎于与其他国家的“不公平”贸易关系。第一任期伊始，特朗普就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经常缺席地区峰会等多边活动，对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组织也时有诟病。在2023年的演讲中，特朗普表示，如果赢得选举，他将废除美国和其他13个国家正在谈判的“印太经济框架”，这延续了其背离多边贸易安排的政策倾向。特朗普“相信通过双边关系，美国能够更好地利用其实力和规模”，不想被多边协议“束缚”。2025年4月，美国对全球范围的贸易伙伴滥施关税，目的在于迫使各国与美国进行“双边谈判”，以便塑造出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关税政策、贸易关系和经济规则。
第五，较少关注全球治理、意识形态等议题。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更关注以经济和移民问题为代表的国内议题，而较少关注全球问题和对外输出美式民主等价值观议题。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即宣布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让世界再次确认了其对于气候变化、绿色发展等议题的漠然。7月1日，特朗普政府正式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将其部分功能并入国务院或是直接取消，这意味着本届政府对于非军事援助或是以援助之名干涉他国内政的国际行动兴趣不大。早在第一任期，特朗普就力排众议会见于2014年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时任泰国总理巴育，2019年又以泰国进行“足够自由和公正”的大选为由推动建立更加密切的美泰安全关系。此外，特朗普还三次会见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并在总统选举期间多次表达对与金正恩恢复交往的期待。这一偏好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不会有太大改变，其对于地区国家在人权、政治制度等方面的指责将大幅减少，这可能给美国与某些地区国家发展关系带来转机。
特朗普2.0“印太战略”的地区影响
在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保护主义日趋严重的背景下，以及特朗普个人风格的影响下，美国“印太战略”促使地区国家不得不作出反应，进而产生初步的地区影响。
首先，地区内大国博弈态势可能进一步发酵。目前美国对外政策团队中对华鹰派人物占据绝对优势，副总统万斯将美国遇到的一系列内部问题归咎于中国竞争力的影响，国务卿鲁比奥更是有着长期“反华”的政治记录。2025年3月，美国国防部《临时国防战略指南》再次强调“中国威胁的中心性”，尤其聚焦所谓“慑止中国夺取台湾”，延续了特朗普第一任期和拜登时期的国防战略主旨。在对华遏压过程中，特朗普2.0“印太战略”将更加倚重菲日两国的作用，菲律宾也借机通过不断向美国显示自身价值，成为美国在南海甚至台海遏制中国的主要力量。特朗普胜选后，菲律宾同时出台所谓“海洋区域法”和“群岛海道法”，并加快部署“堤丰”中导系统，从两个方面显示自身对美国“印太战略”的价值：一是协助美国与中国进行对抗。菲律宾从国内立法角度增加“维权”选项，策应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发起的所谓“规则之争”，从而使美国介入南海争端。二是迎合特朗普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责任的偏好，显示其在南海、台海等问题上对于美国的战略价值，进而换取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在此背景下，菲律宾在南海不断挑起事端、有恃无恐，加剧大国地缘对抗的紧张局势。
作为美国的重要盟友，日本除了在军事上加强日美防务合作，还按照特朗普的要求不断增加国防支出、强化自卫队战斗能力、作出战略承诺，并且承担越来越多驻日美军的经费支出；在经济上则可能面临更大压力，需要增加对美投资，从而为美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以及在所谓“供应链安全”方面进一步摆脱中国影响。在重大地区问题上,日本也频繁显示出与美国政策的一致性，强调双边同盟的战略互信。在“印太”地区多个小多边关系架构中，日本都起到“枢纽”作用，发挥联结与协助的功能，弥补美国的地区“短板”，超越现有的双边同盟体系，协助美国实现“印太战略”目标。
其次，地区国家传统的平衡、对冲、“安全—经济二元论”等政策空间被压缩。随着特朗普政府更加重视“印太战略”，美国要求地区国家更多地支持其“印太战略”部署，将地区国家卷入大国地缘战略竞争。部分东南亚国家倾向于实施大国平衡和对冲战略，希望借此在大国博弈的地区格局中规避风险、左右逢源。如今，面对特朗普2.0“印太战略”的压力，东南亚国家在某些议题上的战略回旋空间明显缩窄。例如，在南海等问题上，菲律宾马科斯政府选择追随美国，与中国对抗，不仅推升地区紧张局势，恶化中菲关系，而且对于增信释疑、管控分歧产生消极影响。又如，在此次关税博弈中，美国提出限制与中国贸易以换取关税豁免的方案，一些东南亚国家为了避免本国经济受损，不得不制定更严格的产品标签标准或发起反倾销调查以安抚特朗普，在一些政策选项上面临更大的“选边站”压力。
韩国长期以来奉行“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对冲路线，既享受到中韩贸易带来的经济利益，又得到美韩安全同盟产生的安全收益。但是，随着经济与技术议题的“泛安全化”，韩国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不断受到美国的限制。在特朗普第二任期，韩国仍有可能积极充当美国“印太战略”的“马前卒”。为此，其不得不按照美国要求，逐步提高驻韩美军费用的分摊比例，同时利用自身优势展现其“有价值、非凡的盟友身份”，将新兴舰艇的维护、修理和大修(MRO)服务项目作为韩美造船业合作的重点。未来，作为美国国防部“区域保障框架”的五个中心之一，韩国在维护甚至帮助美军制造战舰方面的功能会进一步凸显，美韩同盟也因此具备更加广泛的地区意义。
再次，地区内部“阵营化”趋势加重，排他性集团对地区安全造成负面影响。特朗普2.0“印太战略”将延续甚至更加重视其第一任期和拜登政府时期构筑的小多边体系，几个国家在政治与安全承诺上相互关联，形成排他性安全伙伴网络，不仅加大对抗性集团出现的可能，而且导致地区安全议题相互叠加，愈发危险。一方面，美国利用双边和小多边安排，不断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由于美国在地理上远离“印太”，加之近年来制造业“空心化”带来军事装备产业的衰落,要增强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实力，就必须得到特定国家的帮助。在日本、澳大利亚等盟友的协助下，美国不断增加在地区部署的战略性、进攻性武器系统，尤其强化和扩大在关岛和菲律宾基地的前沿军事存在，加快与安全伙伴的国防军备合作，有针对性地增加联合演训活动，目的在于让地区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美国的转变，明显升高南海、台海等区域的冲突风险。
另一方面，地区军备竞赛甚至核扩散风险上升。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认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关于核潜艇建造方面的合作可能引发一场地区核军备竞赛，不仅可能造成核燃料泄漏，而且或将为更多想获得核动力潜艇的国家设定一个危险的先例，从而对地区安全与和平产生巨大影响。鉴于特朗普第一任期美朝互动的“突破性”表现，有学者认为，美国“将与朝鲜等该地区‘威胁国家’进行谈判并作出让步，而该地区的传统盟友将诉诸加强火力”，“如果国家无法相信美国的核保护伞，那么他们可能需要开发自己的核威慑（能力），这将引发极大的混乱”。韩国国内对于“拥有核威慑能力”的激烈讨论正是这种担忧的印证。随着地区军事装备的完善、军演频次的大幅增加，地区安全困境将加剧，“印太”或成全球冲突高发区。
最后，地区发展前景面临不确定性。美国提出消极的国际贸易主张，也无视各方增加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红利的诉求，更加关注如何增加美国公司收益。特朗普注重双边谈判、厌恶多边主义的倾向无疑将弱化地区一体化机制的作用，美国或将架空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亚峰会等多边平台，寻求建立符合美国利益的双边贸易关系，或专注于降低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对地区高度依赖对外贸易的经济体产生重大影响，即使美国的盟伴也难逃其害。例如，日本和韩国汽车出口占其对美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其广布北美的产供链可能被扰乱；三大芯片供应方——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和韩国也会受到负面影响。
同时，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多边机制的发展将受到连带影响。东亚峰会、“10+1”“10+3”等机制曾为地区包容性经济增长和各国增强政治互信创造出良好的氛围，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受特朗普2.0“印太战略”影响，不仅东盟的中心地位面临挑战，地区国家之间互动的原则基础也在不断被侵蚀。在这种情况下，气候变化、绿色转型、公共卫生、教育和公平等全球治理议题面临搁浅困境。2025年3月，美国正式退出“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这一得到多个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支持、以实现公正平等的能源转型为目标的倡议，削弱了世界各国应对共同挑战的能力，也迫使某些国家在“追随美国”与“维护多边主义”之间作出选择。
特朗普2.0“印太战略”的前景
特朗普2.0“印太战略”虽然既定目标不变，但手段出现新变化。新动向与新反应相互作用，影响着“印太战略”的发展前景。
一方面，美国“印太战略”的反噬效果是其最大结构性制约。任何政策都需权衡成本和收益，“降本增效”是美国在“印太战略”实施过程中越来越倚仗盟国的主要原因。然而，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保护主义经济政策、“泛安全化”倾向、交易型施政风格、外交政策走向的不确定性等，使“印太战略”的主要目标——确保美国的地区主导地位成为其战略代价。
在地区安全议题上，美国对盟友承诺的可靠性不断被质疑。特朗普的反复无常和交易型政策方式让日本、韩国、菲律宾等盟友对于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产生怀疑。根据日本《朝日新闻》最新民调，超七成受访者表示不相信美国会在紧急情况下真正保护日本，“防卫怀疑派”的比例为历史最高；而68%的受访者认为“最好尽量靠自己”，主张日本应开展独立外交。韩国被特朗普称为“提款机”，2025年1月首次被美国列入“敏感国家名单”，意味着韩美在核能、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会受到严格限制，引发美韩政治外交波澜，也使韩国民众对美国的信任度有所下降。此举或源于韩国“核武装论”的高涨，促使美国提高警惕，进而对韩国核扩散产生担忧，反向印证两国之间存在的战略疑虑。这些迹象表明，“印太战略”中的过度安全化和单边主义政策，已经导致地区国家开始怀疑美国是否能够恪守对盟友的承诺，必将反噬其作为“安全保障者”的信誉和“印太战略”的实施效果。
在地区发展议题上，“印太战略”的政策工具更值得怀疑。“印太”地区国家多是外向型出口导向经济体，长期以来与美国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对促进美国的发展和繁荣至关重要。但是在特朗普看来，这些国家都在“赚美国人钱”，妨碍其“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计划。2025年4月，特朗普政府对全球范围的贸易伙伴滥施关税，对地区出口经济造成沉重打击，加大了中小经济体保持经济增长的挑战和产供链重组的压力。美国滥施关税大棒，其自利本质和经济霸凌表露无遗，这本身就意味着美国正在拒绝提供公共产品，完全是基于狭隘的自身利益行事。在美国信用度不断降低的同时，地区国家也逐渐认识到美国实力的局限性，转而维护区域合作机制。在2025年5月4日举行的第28届东盟与中日韩（10+3）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与会方一致同意坚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加强宏观政策沟通协调，深化域内贸易投资合作，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为区域经济金融稳定和一体化进程作出更大贡献。在5月15日至16日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一届贸易部长会议上，成员方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严重冲击多边贸易体制等表达高度关切，强调世贸组织的重要作用，重申将继续推动构建开放、活力、韧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可见，美国“印太战略”希望建立起遏压中国的“包围圈”，无论在安全方面还是在经济和地区发展方面都是不现实的。
另一方面，地区国家的行为主体意识制约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地区国家并非特朗普2.0“印太战略”的被动接受者，虽然选择空间被压缩，但大部分国家并没有放弃在中美之间进行战略对冲的努力，韩国、印度、日本等在面对美国关税大棒时，仍然积极寻找和拓展与中国合作的空间，中国仍然是这些国家多个产业发展必不可少的一环和未来重要的市场。同时，地区国家也更加认可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代表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认识到抵制美国搅乱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地区产供链架构的单边主义行为是各国共同的避险之路。
从处于“印太”地缘中心位置的东南亚国家来看，特朗普2.0“印太战略”带来的挑战远大于机遇，地区国家正在积极应对。在安全方面，如果特朗普以极端方式加强与中国的对抗，引发地缘冲突，对绝大多数东盟国家来说都是灾难性的。因此，在南海问题上，大多数东盟国家仍然继续避免被当作大国竞争的“代理人”，它们继续就争端与中国进行磋商，希望能够达成锚定危机管控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南海行为准则”；同时，拒绝迎合菲律宾在争端中的不理性行为，低调处理与中国的双边争议，对与中国开展务实海上合作持积极态度。例如，越南就将对华关系视为“头等优先”，强调“愿与中方妥处海上分歧，维护海上稳定”。
在经济方面，美国在经济、技术等领域不断加大对华遏压力度，加之特朗普政府滥施关税，高度依赖对外贸易的东南亚主要经济体的长远发展将受到冲击，难以与美国步调保持一致。当前，东南亚国家普遍以寻求经济发展伙伴的多元化作为应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对策。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已全面完成，进一步强化中国与东盟十国在经贸合作方面的制度性安排，为未来双方更紧密的经贸联系提供确定性保障；同时，东盟与欧盟一道强调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无歧视、开放、公平、包容和透明的多边贸易体系的重要性，积极与日本、印度等国家发展贸易与投资关系，开辟非洲、中东等新市场。这些表明，通过构建更加多元的经济伙伴关系，降低出口经济体的脆弱性、增强地区发展韧性已经成为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共同选择。
在其他地区事务方面，由于特朗普第二任期对于“东盟中心地位”的支持明显下降，东南亚国家普遍担心东盟主导的地区机制的地位和作用不可避免地遭到侵蚀。虽然美国不断强调东盟处于“印太战略”的中心，但特朗普本人对该地区的关注度不高，加之其对多边主义的背离，可以预见，无论是在东盟主导的地区多边机制层面还是在双边层面，特朗普与东南亚国家领导人的直接接触都会减少，双方的政治互信和战略互动也将随之下降。与此同时，特朗普2.0“印太战略”漠视地区公平、包容、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诉求，对于社会差异性巨大、经济发展不平衡、多民族宗教、多元文化的东南亚国家认识不足，也将严重影响其“印太战略”的实施效果。美国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已经使其在东南亚国家中丧失国际信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主要东盟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不同议题上对特朗普2.0“印太战略”的某些政策保持警惕和观望的态度。东盟以团结的姿态、协商一致应对美国“印太战略”冲击再次成为维护本地区利益的核心原则。
过去4年拜登政府在“印太”地区精耕细作，编织了一张围堵、遏制中国之网，希望提高美国的地区影响力。但如今，地区国家已经开始质疑这一“网络”是否有足够的韧性承受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优先”政策理念的冲击。与此同时，中国“反其道而行”，正在积极加强与周边国家合作，为它们提供不必在大国间选边站队的较大战略空间，这也增大了美国拉拢和施压周边国家参与其针对中国阵营的难度。特朗普2.0“印太战略”的发展前景并不乐观。
在一个地缘政治出现裂痕的世界，加快构建开放、包容的经济和政治秩序是当下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的现实要求。一个民粹主义倾向严重的美国政府无法给地区带来和平与发展，反而将倒逼地区国家进一步加强务实合作。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合作机制的成功实践表明，中小国家可以联合起来，团结一致，以集体方式应对特朗普2.0“印太战略”带来的挑战。同时，各国应以更大的政治智慧和有力的实际行动，推动多边主义外交进程，促进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相互理解，构建责任共担、荣辱与共的周边命运共同体。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课题（批准号：22VMG031）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