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鸿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姜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国际展望》2026年第4期
内容摘要：特朗普2.0时期美国的对华战略可概括为以整顿国家体制、重塑国际秩序和管理中美竞争为主要内容的“新三分法”。这是对特朗普第一任期和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的延续与升级，但系统性、激进性和间接性特征更为突出。在此背景下，中美之间的战略相持态势将持续，且逐步进入全面长期战略相持的新阶段，并形成“四位一体”的相持格局，即在双边、双周边、小多边和大多边层次上展开博弈。这种格局的前景极为复杂，受实力对比、美国内政、经贸利益、地缘博弈、战略文化与国际体系等多重因素影响，既可能导向双边关系日趋稳定，也可能引发两国之间及全球层面矛盾升级甚至对抗和动荡，未来如何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的战略选择。新时代以来，中国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对美战略运筹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着眼未来，中国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走向更高层次的战略稳定，并将促进更深层次的双边互动，实现更大范围的积极变化。
关键词：特朗普2.0 中美关系 全面长期战略相持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中美作为全球最具系统重要性的超大规模国家，两国关系的走向始终是举世瞩目的重大战略问题。自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以来，无论是美国自身、中美关系还是整体国际局势，都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变化，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如何精准分析特朗普2.0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意图与系统布局，如何全面把握中美战略博弈的当前态势与未来前景，如何科学运筹新形势下的中国对美战略及整体对外战略，是当前中国战略学术界必须有所担当的突出紧迫任务。本文拟运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以历史的、全局的、长远的和辩证的视角看待中美战略博弈，重点分析当前及未来五到十年中美关系中的突出问题以及战略学术界讨论的焦点问题，包括如何看待特朗普2.0时期美国对华战略、如何整体评估中美博弈态势与未来前景、如何理解中国对美战略运筹等议题，提出一套兼顾政策性与学理性、客观性与创新性的结构化叙事，以期对当前形势研判和政策谋划有所助益。
一、美国对华战略的“新三分法”
2021年拜登政府执政后很快抛出对华战略“三分法”，即以投资（invest）、联盟（align）和竞争（compete）三方面为标志的政策表述。与此相比，自特朗普政府再次执政一年多来，其并没有公开、正式和系统地界定对华战略。特朗普总统本人在谈论涉华议题时，或突出个人偏好，或仅是只言片语，或聚焦具体议题，有时其言论明显受到个人即时情绪的影响。其他政府高官在评论和处理对华关系时则十分谨慎，着力避免出现任何不符合总统本人意志的表述。202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中国经济实力使用了“近乎比肩”（near-peer）的新表述，不过没有系统阐述如何应对。但若认为特朗普政府没有系统的对华战略，恐怕也不尽然。在执政四年又蛰伏四年后，特朗普早已不是“政治素人”，也不再“孤军奋战”，即使总统本人并非战略型政治家，其周围也聚集了一大批思想论证者和战略谋划者。本文认为，特朗普政府已基本形成相对成熟的对华战略，只是尚未公开系统阐释。鉴于美国国内对华战略竞争共识并未改变，并结合美国对华战略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基本规律，本文尝试将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美国对华战略概括为以整顿国家体制、重塑国际秩序、管理中美竞争为主要内容的“新三分法”，并分析其系统性、激进性和间接性的特点。
（一）美国对华战略“新三分法”的内容
第一，整顿美国国家体制。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乃至世界各国战略学术界都愈发认识到，国家安全的根基在国内，大国竞争的根基也在国内，必须重视国家治理，才能赢得战略主动。拜登政府对华战略“三分法”中的“投资”，就是强调要加快美国国内经济转型，以便在对华博弈中补足自身短板、谋求更大优势。特朗普2.0时期的美国对华战略显然正沿着这条路线继续前进，而且比此前走得更远；不仅在推进数智经济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而且将打造新的国家体制作为最终目标。在三权关系方面，特朗普依托极端效忠其个人的核心团队，大幅扩张总统权力，导致国会、最高法院的制衡作用明显削弱。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关系方面，特朗普政府强力打破原有的权力结构，公然插手属于各州权限的城市治安、选区划分、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等地方事务，侵蚀地方自治权。在政商关系方面，特朗普政府奉行更亲资本的政策，以提升国家经济竞争力为名，为科技和工业巨头等强势利益集团介入国家内政外交提供更大便利，并且使国家利益与特朗普家族利益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在经济和社会关系方面，特朗普政府执意出台“劫贫济富”的《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改变社会福利资源分配原则，使其成为联邦政府向各州和地方施压的工具。在政府运作方面，特朗普利用“政府效率部”等重塑行政运转模式，以改革之名打压职业文官，要求政府部门强化政治响应力，维系常态化的“小圈子”决策模式。这些整顿行动业已导致美国国内混乱和撕裂，最终能否达到目的尚难断言。不过这并非特朗普本人一时兴起，而是共和党内部右翼民粹主义势力针对日益深重的国内问题而提出的“重拳”整治方案，也是美国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变局和日益激烈的大国博弈所作出的深层战略反应。
第二，重塑国际秩序。拜登政府对华战略“三分法”中的“联盟”意在强调美国必须与盟伴联手才能更好地应对中国，本质是要求将美国对外战略的其他方面与对华战略深度结合。从目前迹象看，特朗普2.0时期的“新三分法”同样强调对华战略与美国整体对外战略的结合，而且超出对盟伴关系的处理，大幅拓展至对美国全球战略布局的系统性重构，从而引发国际秩序整体变化。针对作为美国“周边”的西半球，特朗普政府提出所谓“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明确宣示对西半球的优先掌控、全面介入与排他性主导地位，粗暴干涉其他美洲国家内政、践踏其主权，甚至延伸到觊觎格陵兰岛等战略要地。针对盟伴体系，特朗普政府的重塑策略是：一方面通过关税等手段施压，逼迫欧盟国家、日本等盟友加大对美市场开放力度和增加对美投资，强化其与美国经济捆绑并为美国经济“输血”；另一方面则强迫盟伴大幅提高国防安全支出，减轻美国的安全负担并为其分担更多安全责任。在亚太、西亚、非洲等更广阔的地区，特朗普政府的逻辑是聚焦重要节点国家、关键战略通道、重要资源能源和重要基础设施，通过贸易谈判植入排他性“毒丸条款”，通过双边合作加大对资源富集国的掌控；通过所谓“调解地区冲突”暗中打造替代性的贸易路线；通过芯片等数智产品出口加快在全球数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抢滩布局；甚至企图通过军事打击与政权更迭重塑地区格局。尽管特朗普政府在推进这些政策时并未明示其战略意图，但各界普遍认为，这显然有针对大国特别是对华竞争的意味。
第三，管理中美竞争。所谓“管理中美竞争”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或弱化对华战略竞争，而是在强化竞争的同时，加大管理竞争的力度。拜登政府在实施“三分法”中的“竞争”这一手时，已不像特朗普1.0时期那样“非理性”，而是强调要为中美竞争设置“护栏”和“参数”，从而形成对华战略竞争与管理竞争并重的“新两手”。相较而言，特朗普2.0时期对华竞争的重点和策略明显改变。在对华竞争的重点领域，特朗普更注重经贸、科技等“实实在在”的领域，对拜登政府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等口号和行动缺乏兴趣。如前文所述，特朗普2.0时期的对华战略竞争更多通过整顿国内体制和重塑国际秩序来体现。这使得中美之间尽管“关税战”“科技战”异常激烈，但比较容易实现利益调和，双方在其他更敏感领域的分歧至少可阶段性降温。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以整顿国内体制和重塑国际秩序为重点的对华竞争战略，使其真实意图更具隐蔽性，增加了外界研判美国意图的难度，降低了竞争对手做出“过激反应”的风险。在管理竞争方面，特朗普政府极为重视两国的高层互动。特朗普本人不吝表达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对访问中国的热烈期待，并热情邀请中国领导人访美，对深化两国经贸合作持积极态度，甚至在社交媒体上提出所谓“两国集团”（G2）构想。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国务卿鲁比奥、国防部部长赫格塞思等人也在不同场合强调，特朗普政府十分重视对中美关系的管理。凡此种种都传递出特朗普政府期望中美关系稳定以及中美合作的信号。
（二）美国对华战略“新三分法”的特点
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战略“新三分法”具有系统性、激进性和间接性三个特点。
一是系统性。长期以来，作为精于谋划的主导型国家，美国对外战略具有突出的系统性。美国对华战略是其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也具有这一特征，尤其体现在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接触+融入+防范+威慑+改造”多手并用的策略中。在多种因素驱动下，特朗普第一任期对华战略一度转向以极限施压为主要方式的战略竞争，并谋求“速胜”。由于行动激进且出尔反尔，结果必然是自取其辱。拜登政府延续了将中国作为“最大竞争对手”的战略定位和“战略竞争”的行动取向，但其也意识到，只有在国内国际层面都进行重大调整、调动更多资源，即把对华战略置于美国大战略的突出位置，才能强化竞争优势、维持美国的主导地位。可以说，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的系统性特征已非常明显。进入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对外战略和对华战略的系统性特征进一步强化。特朗普政府和美国战略学术界都非常清楚，面对更加强大、更具韧性、更难竞赢的中国，美国必须调动更大范围的战略资源，在更高层次确立战略优势，才能获得预期的结果。
二是激进性。无论是特朗普2.0时期的国内政策还是对外政策都堪称“革命”。在“美国优先”的旗号下，特朗普政府断然放弃了二战以来的自由国际主义路线，随意且无差别地动用关税手段强行撬开他国市场，意图以保护主义的方式实现国内产业振兴。在国内层面，特朗普政府的种种政策和行为强烈冲击传统的美式分权制衡制度，甚至滥用行政或暴力手段压制反对力量。当前美国内外政策的激进性在美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这种整体战略的激进性在对华战略上则表现为：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暂时淡化了二战后几十年来美国坚持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体系对立思维，至少在表面上弱化了对华意识形态竞争，甚至罕见地公开正面评价中国；另一方面，在强化对华竞争方面又设定了更激进的目标和更高的门槛，例如，在美洲地区彻底排挤中国、在关键领域彻底摆脱“对华依赖”等，往届政府很难做到如此激进。
三是间接性。“间接路线”是大国博弈的经典手段，也是在博弈胜负短期内难见分晓、正面对抗风险过高条件下大国普遍采取的政策路线。冷战时期，美苏竞争的间接性特征十分明显，双方均坚持“联系原则”， 将本国与第三方关系纳入针对对方的整体运筹中，使美苏在全球各地区、各领域的间接竞争异常激烈。拜登和第二任期的特朗普均深刻意识到，对华战略竞争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美国难以承受中美竞争失控带来的风险。因此，美国将战略重点放在整顿国内体制以及重塑国际秩序上，并强调管理中美竞争，这均是在实施间接路线。特别是美国对华发动“关税战”受到中国坚决反制后，特朗普政府在挑起新的正面对抗时会更加谨慎，未来美国对华战略的间接性特征会更突出，由此带来的阶段性缓和到底能持续多久仍需关注。
二、中美战略相持进入新阶段
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的调整，中美关系也出现诸多变化。就如何精准描述中美关系新状态，两国的战略学术界都进行了一些思考和探讨。一段时间以来，美方的主流表述是“战略竞争”。这种界定看似一目了然、直截了当，但显然比较片面，它既大大淡化了美国对华的遏压图谋，也严重忽略了中美关系的内在复杂性。中国学术界有时为表述方便权且用之，中国官方则明确表示，“反对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在中国学术界对中美关系状态的研判中，“战略相持”这一概念格外瞩目。在新形势下，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提炼中美战略相持的内涵及其新的阶段性特征，并研判相持格局的走向。
（一）中美战略相持的内涵和特征
在过去几年中，“战略相持”在中国战略学术界对中美关系状态的分析讨论中出现的频率相当高。毛泽东主席在《论持久战》一文中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中“战略的相持阶段”，认为相持就是既不会“亡国”也难以“速胜”的中间状态，并指出这场持久战的未来趋势。如今，中国战略学术界借用这一概念，认为中美博弈也正处于双方均难以在短期内取胜的相持状态，美方对“战略相持”的提法有所关注也偶有回应。在过去几年中，形势进一步发展变化，各界认知亦随之更新和深化。这些新的认知可概括为：特朗普2.0时期中美战略相持的内涵与特征更加明确，双方的战略相持态势更加明显，已从此前的初步与局部相持转向全面长期战略相持，并正在形成新的战略相持格局。
当然，也有观点认为“战略相持”不适用于描述新时期的中美关系，其理由主要是如下几点：一是从实力特征看，“相持”概念含有双方旗鼓相当的意味，而中美实力对比目前显然是美强中弱；二是从态势特征看，“相持”概念给人一种双方针锋相对的感觉，而中美现阶段博弈更多是美攻中守；三是从内涵特征看，“相持”概念中的斗争意味较强，似乎与中美有竞有合的客观现实不符；四是从时间特征看，考虑到“战略相持”概念的出处，易使人联想到从“防御”“相持”到“反攻”的阶段演进，而“反攻”的推论似乎有悖于中国长期以来的战略文化与战略宣示；五是从体系特征看，中美“战略相持”的判断还可能让人联想到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阵营间的零和竞争，而中国坚决反对人为制造所谓“新冷战”。
这些质疑有助于中国学界深化对形势的把握，让学者更注重概念的准确性和方法的自觉性。一般而言，同一概念在不同场合可以表达不同的含义。因此，学者在研究和表述中不必拘泥于词语的原本含义。由此我们完全可借用“相持”一词，结合当前中美关系的新定位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这一概念。
总体来看，特朗普第二任期中美战略相持的特征可归纳为以下五点。
第一，中美战略相持的实力基础并非两国力量完全对等，而是基于中美两国的超大规模。国家规模决定了其采取行动时可调动的资源种类与数量，也决定了国家面对内外压力时的韧性与转圜空间。尽管现代国家的综合实力指标众多，难以穷尽列举并精准衡量，但不可否认的是，中美两国的国土面积、人口规模、经济总量以及科技、军事等方面的实力都是世界一流的。作为理性行为体，中美两国不得不在避免“两败俱伤”或“相互摧毁”的默契下展开博弈，双方实力的些许差距不会成为博弈结果的决定性因素。近年来，尤其是进入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中国软硬实力持续快速跃升，进一步缩小了与美国的实力差距，战略相持的实力基础较以往更有说服力。
第二，中美战略相持的表现并不必然是攻守平衡，而是双方既不会“亡国”也难以“速胜”的僵持状态。《论持久战》一文辩证地分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驳斥了当时流行的“速胜论”与“亡国论”错误观点，以“战略的相持阶段”来命名既不会“亡国”也难以“速胜”的特定阶段。如果将日攻中守状态下的抗日战争特定阶段称为“战略相持”，那么美攻中守状态下的中美博弈也可被称为“战略相持”。面对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极限施压，中国展现出顶压前行的强大韧性，表现出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及越压越强的发展态势，战略定力与战略自信持续增强；面对拜登政府筑起的“小院高墙”和各种“精准卡脖”措施，中国的产业体系并未停止运转，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更加坚实，持续助力高质量发展。就此而言，纠缠于讨论中美之间攻守是否平衡并无多大意义，因为中国的策略很多时候就是“以守为攻”，而美国的心态则越来越转向“以攻为守”。
第三，中美战略相持的内涵极为丰富，并非仅限于竞争，而是一个囊括了内修、接触、协调、合作、融合、威慑、制衡、竞争、斗争甚至战争的超宽光谱进程。与抗日战争时期中日相持主要表现为“热战”、美苏相持主要表现为全球阵营对抗的“冷战”显著不同，相持状态下中美博弈的内涵及其表现样态显然更为丰富。这是由21世纪的时代特征决定的，是全球化背景下大国关系复杂性的体现。首先，中美两国均高度重视“内修”。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美国则整顿其国内体制。其次，即使在新冠疫情期间，中美在国家与地方层面、商业活动及社会文化领域的交流交往也没有完全停止。再次，近年来，美方在科技等领域实施各种限制措施，中方进行反制，同时双方也着力为应对重大极端情况做好预防性准备。即使出现更极端的情况（如两个大国之间爆发战争），如果双方一时难分胜负，那么中美这种状态仍未超出“相持”的范畴。
第四，中美战略相持的时间极为漫长，很可能是长达几十年的“世纪博弈”。从客观方面讲，由超大体量衍生出的两国各自的超强韧性，决定了中美相持不可能像中国抗日战争那样在数年内产生最终结果；从主观方面讲，中美两国均意识到来自对方的挑战是本国此前从未遇到过的，必须做好全面准备和长期打算。在拜登政府时期，诸如杰克·沙利文、库尔特·坎贝尔、杜如松等官员就明确提出，中美博弈必然是一个长达几十年的漫长过程。进入特朗普第二任期，这一点更成为中美两国战略学术界的普遍共识。
第五，相持并非中美之间的独有现象，而是21世纪大国博弈的普遍特征。如果相持意味着一种远超单一竞争内涵的复杂博弈状态，那么美俄、俄欧之间乃至地区层面的以色列与伊朗、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博弈，何尝不可以视为战略相持。实际上，中国战略学术界对“相持”概念的运用也并不限于中美关系研究，而是将其作为世界变局中普遍存在的国际政治现象。例如，有学者提出中美欧关系的多极相持格局。
（二）中美战略相持的“四位一体”格局
战略相持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重大而全新的阶段。这一漫长的时间段又可分为三个阶段，即相持的正式启动阶段、初步局部相持阶段以及全面长期相持阶段。2017年特朗普政府一改此前一段时间实施的对华战略，以“贸易战”开启对华战略竞争，标志着中美战略相持的正式启动。此后，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及拜登政府时期，中美博弈快速蔓延到科技、意识形态及其他领域，美国多次发起所谓“压力测试”，中国则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应对美国的霸凌，这意味着中美相持的初步形成和局部显现。之所以认为是初步的，是因为在一些领域（如金融领域）并非极限施压；之所以认为是局部的，是因为这种“测试”仍主要限于双边领域。到特朗普第二任期，随着美国“新三分法”对华战略持续展开和系统性、激进性与间接性特征持续增强，中美相持的领域更为宽泛，相持博弈的潜在激烈程度也极大提升，中美关系由此进入全面长期的战略相持新阶段。基于战略相持的本质内涵、大国博弈的基本规律以及中美两国的政策特征，展望未来五到十年，可以谨慎地认为，中美全面长期战略相持正趋形成，并呈现“双边+双周边+小多边+大多边”博弈的“四位一体”相持格局。
首先是“双边”博弈。这是中美战略相持的基础，核心特征是合作与竞争并存。可以设想，在中美双边经济、政治、安全、社会、文化等领域，包括那些属于中国内政、却被美国有意塑造为双边议题的问题，在中美相持阶段是难以回避的。无论共和党当政还是民主党当政，美国政府和国会利用这些议题对华施压的冲动将长期存在。但在相持新阶段，这些施压措施非但不能对中国造成实质性损害，反而会使美国受到中国的坚决反制，这无助于解决美国自身的问题，可能还会产生反噬效果。中美双方均将意识到，相持新阶段双边博弈的重点在经济领域，即经济规模的比拼、经济模式的打造、经济关系的重塑与经济利益的争取。鉴于两国的超大规模、强劲韧性和内生动力，美国在“拼经济”过程中还将意识到，“内修”显然是最有效的方法，迟滞对手的发展并不能解决核心问题；竞争在所难免，对抗得不偿失，彻底“脱钩断链”绝无可能，只有合作共赢才是唯一出路。
其次是“双周边”博弈。这是中美相持的重点，核心特征是经济与安全并重。世界变局之下大国必先固边，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近几年来，全球和地区主要大国都在持续经略本国周边、塑造他国周边，一些国家在利益重叠区域激烈博弈甚至爆发冲突。特朗普政府在202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公然提出所谓“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将西半球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首要区域，要全面实现对西半球事务的排他性掌控，并提出要在亚太地区“赢得经济竞争、避免安全对抗”。2025年4月，党中央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周边工作会议，反映了中国对周边的高度重视；2025年12月，中国政府时隔10年发布第三份《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这说明，中美不仅着力稳定自身周边形势，而且在对方周边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和布局也正在加强。这恰恰是中美全面长期相持阶段的新特征。在“双周边博弈”中，美国为争取第三方，格外注重强化自身安全优势，补足经济短板；中国也不会无视自身经济优势遭到削弱以及安全赤字持续存在。
再次是“小多边”博弈。这是中美相持的关键，核心特征是包容与排他两种模式激烈碰撞。美国战略学术界已认识到，若没有盟伴体系，美国在与竞争对手的博弈中无法占据上风。在特朗普2.0时期，美国对其盟友施加了很大压力，意味着美国将重塑盟伴体系的重点从“笼络”转向“笼络+改造”，即要求盟伴做出更多改变以更好地配合美国的行动。同时，特朗普政府利用所谓“和平委员会”等机制笼络部分中小国家，也被解读为力图建立新的“小圈子”。中国则将更有意识地巩固和拓展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地区组织，并在中国周边和全球南方推动构建其他机制，不断扩大伙伴关系网络与国际统一战线。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坚持其一贯做法，强迫盟伴及其他国家选边站队；而中国基于深厚战略底蕴和长期外交传统，始终坚持以开放包容的原则发展与各国的友好关系。
最后是“大多边”博弈。这是中美相持的落脚点，核心特征是共同体理念将最终占据上风。中美都是世界变局中的系统重要性大国，都是具有全球视野和整体愿景的大国。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特朗普政府在重塑国际秩序方面坚持赤裸裸的利己主义，意在维系美国霸权；而中国以四大全球倡议引领国际秩序变革，是勇于担当的负责任大国。中美战略相持阶段的“大多边”博弈，突出体现为二战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存续问题，以及丛林法则下的“世界无政府状态”同美美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两种前景的选择问题。未来五到十年，中美“大多边”博弈的总体态势是，美国对国际多边机制的兴趣和参与度将逐步下降，但其原有的控制力基础仍不容忽视；中国对国际多边机制的贡献与引领力将持续增强，有力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三、中美关系将走向战略稳定还是战略动荡？
中美全面长期战略相持格局的形成，意味着中美两种经济形态、国家体制、文化价值和国际秩序构想之间的全方位、深层次和系统性互动，意味着中美关系已然构成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主线与核心动力。在相持格局下，中美关系将保持动态稳定甚至迈向更高层次的战略稳定，还是持续引发两国之间乃至全球层面的矛盾升级与对抗动荡，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战略问题。“修昔底德陷阱”式的过往案例和经验并不必然构成规律本身，当前现实情况远比历史更为复杂且多面。实际上，从实力对比、美国内政、经贸利益、地缘博弈、战略文化以及国际体系等各方面看，单个因素都蕴含着不同取向，综合作用则可能将中美关系引向不同方向。因此，我们需要抽丝剥茧，辩证统一地分析它们如何影响中美战略相持下双边关系的走向。
第一，实力对比。实力对比的变化常被视为中美关系变化的重要基础。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对此十分警觉，随之加大对华防范、遏制的力度。特别是随着中国国家实力持续增长，中国越来越被美国视为“步步紧逼的挑战”，美国必然不断强化对华遏制。拜登曾宣称：“在其任内决不允许中国经济超过美国”，这充分反映出美国对实力因素极为敏感以及打压对手的决心。随着中美综合实力差距逐渐缩小甚至在部分领域中国从“比肩”升级为“错肩”，一些人据此认为，中美之间必然发生激烈摩擦，从而影响双边关系的稳定。但不容忽视的是，实力接近也可能有助于中美关系稳定。理由在于，随着中国军事与金融实力不断增强，两国一旦发生摩擦，极有可能一损俱损，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美国抑制自身的激进和冒险倾向，回归相对理性的状态；即便美国仍不能保持理性和克制，坚持对华遏制打压，中国战略韧性的增强也会大大削弱美国行动的效果，从而客观上有助于中美关系稳定。
第二，美国内政。中美关系往往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的裹挟。在美国，遏制中国是民主、共和两党为数不多的政治共识之一，对华强硬是美国政客在选举中方便、有效的操弄手段，中国成为美国各类政治叙事的“出气筒”和“替罪羊”。按这一逻辑，随着美国国内矛盾日趋尖锐，其对华民意也势必趋于负面，不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但其他方面的现实状况同样不容忽视。其一，中国议题并非美国民意的焦点。美国民众更关注的是其国内经济、民生以及乌克兰危机、中东战事等议题。其二，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观感有所好转。随着传统西方媒体的垄断被打破，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通过各种渠道得以认识更加真实、完整的中国和中美关系，无论是在左翼还是右翼阵营中都不乏对中国体制、政策与执政成就的认可与赞美。其三，反华论调的下降与反以声浪的泛起形成鲜明对比。巴以冲突的延宕以及美以伊冲突的爆发使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意识到，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内部，而中国的发展只是美国外部压力的来源之一。美国政府与极具影响力的犹太利益集团关系密切，其在中东问题上偏袒以色列，这正在侵蚀美国的制度根基，带偏美国的发展方向。就此而言，美国国内政治并不必然成为中美关系的负面因素。
第三，经贸利益。长期以来，巨大的经贸利益是中美两国持续走近的重要动力；着眼未来，经贸合作仍将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发动“关税战”“贸易战”，对华极限施压，国际舆论中曾出现一些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极端判断。面对分歧和摩擦，中美经过博弈后都意识到，忽视经济安全不可行，但完全“脱钩断链”也不可能，放弃对方市场更不明智。因此，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对华经贸施压的重点是要求中国加大对美采购；拜登政府对华经贸政策的重要考虑是所谓“去风险”，即在关键领域摆脱对华“过度依赖”，而非全面中止经济合作。特朗普2.0时期美国再度挑起“关税战”，双方经过多轮博弈后达成系列重要共识，这进一步印证和凸显了美方对中国市场和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视。特朗普2.0时期的对华政策重在实现中美经贸关系“再平衡”，在关键敏感领域寻求摆脱依赖和强化战略竞争，而在其他领域则寻求扩大双边合作。除非出现极端状况，中美在非关键敏感领域维系和扩大合作的趋势会长期持续，在关键敏感领域竞合并重，并通过第三方维系非直接依赖关系的趋势也会长期持续。
第四，地缘博弈。毋庸讳言，中美战略相持格局中的“双周边”和“小多边”博弈都有很强的地缘意味，且涵盖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着眼于各自的经济安全与经济竞争力，以及各自国内循环的持续与国际循环的不断拓展，中美双方都极为关注全球的关键资源、关键通道、关键节点及关键基础设施，并力争加强可控性。除此以外，还需考虑其他因素：一是中美两国的“自我克制”。挑起和激化地缘冲突往往“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并不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二是来自第三方国家的“外部约束”。无论是从客观还是主观上看，中美地缘博弈中的第三方国家大多有较强的自主意识和较充足的能动空间。它们绝大多数都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和激化矛盾，而是尽力维持力量均势，倡导国际公平正义，维护既有规则秩序，要求大国尊重其他国家的意愿、提供更切实的利益保障和更稳定的预期，从而对中美地缘博弈形成约束。这意味着，地缘因素未必会无限地激化中美矛盾、削弱中美关系的稳定性。
第五，战略文化。战略文化并非认知因素，认知因人而异、因时而变，文化则更为普遍、更为稳定。中美两国的战略文化都具有鲜明特色，对两国行为的影响非常深远，在双边关系中的作用十分突出。一方面，中美的战略文化差异对双方互相理解、建立互信造成一定影响。前者偏重强调“宏观”，后者偏重强调“具体”；前者秉持“有机统一”思维，后者秉持“二元对立”思维。此外，两国都对本国历史文化和政治制度十分自信，也对各自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基辛格甚至认为两国都是秉持“本国例外论”的国家，都没有与另外一个旗鼓相当的大国平等相处的经验。就此而言，文化似乎是中美关系的不稳定因素。但另一方面，中美两国的战略文化都不乏灵活应变的智慧。中国人讲究实事求是，“识时务者为俊杰”，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传统也时时刻刻影响着美国战略学术界和政府决策者。随着美国人口结构持续变化和对华认知持续改善，个人的认知变迁会缓慢而持续地沉淀为新的文化基因，潜移默化地影响中美关系的长远走势。
第六，国际体系。有学者提出，国际秩序的持续混乱，是否会拖累中美关系，是否会将两国拖入更加严峻的安全困境与安全对抗？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这一变局是各类矛盾长期积累、接续爆发并全面联动的产物，各国均被深深卷入其中、无法独善其身。这意味着中美关系所处的国际环境存在很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中美关系随时可能被意外事件扰动。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无论中美关系走向何方，都不会完全复刻20世纪上半叶的大国混战及20世纪下半叶的美苏冷战。这是因为历史的押韵并不意味着机械重复，每个时期的进步都为下个时期奠定了新的基础。尽管有人哀叹战后国际秩序如今已“礼崩乐坏”，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仍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这是21世纪上半叶与20世纪上半叶的最大差异，决定了如今的中美关系绝非当年的英德关系。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多极化深入发展，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持续拓展，体系复杂，联系紧密，各国之间相互依赖与相互制约的程度前所未有，这是21世纪上半叶与20世纪下半叶的最大差异，决定了如今的中美关系绝非当年的美苏关系。这两种差异是影响中美关系的体系性因素。换言之，在加速演进的世界变局中，中美全面长期战略相持将呈现与历史上既往大国博弈显著不同的新面貌。
总之，处于全面长期战略相持格局下的中美关系，进入高度复杂状态和关键发展阶段。这种高度复杂状态是长期以来中美关系固有的复杂性在新时期的新表现，并增加了新要素。所谓关键发展阶段，是指现阶段人们能否理解、接纳这种复杂性以及如何处理这种复杂态势的方式，可能导致中美关系走向截然不同的方向，并带来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天下大势浩浩荡荡，历史经验和规律固然有启发作用，但规律总是为人的选择预留了空间，历史也总是留待后人超越，就看身处变局中的人们能否拨开重重迷雾，作出正确的抉择。中美全面长期战略相持是导向战略稳定还是战略动荡，并无固定的历史宿命，而是具有巨大的可塑空间，关键在于两国作出怎样的战略选择。
四、中国对美战略运筹
新时代以来，中国的对美战略保持着高度连贯性，即便进入相持阶段也未改变。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没有变，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没有变，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立场没有变，赓续中美人民传统友谊的努力没有变。 王毅外长强调，以上既是对中国对美政策的权威阐释，也是对未来中美关系的郑重期许。中国对美政策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体现了大国的战略定力和宽广胸怀。 在习近平主席战略指引下，中国在相持阶段的对美战略运筹中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既坚定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又有力捍卫了国际公平正义；既挫败了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又总体维持了大国关系稳定，大党大国的地位牢固确立，说到做到的信誉不断强化。可以说，中国越来越成为引领和塑造中美关系乃至国际关系的能动力量和关键力量。
（一）中国对美战略运筹的经验
在相持阶段，中国对美战略运筹能够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有一系列经验值得总结。
一是元首外交掌舵领航。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习近平主席始终高度重视中美关系，就对美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并亲自谋划、亲自指挥、身体力行，确保两国元首在最高层次始终保持良好交往，为中美关系在跌宕起伏中保持总体稳定提供战略指引。
二是注重国内整体运筹。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中国应对世界变局与大国博弈的指挥体系日趋完善，国家各部门各司其职、紧密配合的局面初步形成；社会舆论动员卓有成效，广大民众对美认知更趋全面理性，对中国政府运筹对美博弈的民意支持越发坚定而持久。
三是注重夯实自身基础。中国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做好国内经济大循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着力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这些努力极大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韧性，增强了对外运筹与对美博弈的信心与底气。
四是注重塑造美方认知。习近平主席强调，战略认知问题是中美关系必须扣好的“第一粒纽扣”。中国积极塑造美国各界的“中国观”与“世界观”，耐心细致阐明中方“不挑战”“不替代”的战略意图和立己达人、利己惠人的道路选择。习近平主席还强调，“中国古人讲‘同舟共济’，我看现在需要‘同球共济’。”引导美方从这一角度看待中美关系、展现大国担当。
五是注重把握战略方向。“大的原则定了，其他问题就好办了”。中国积极引导美方回答好中美到底是对手还是伙伴这个管总的问题，以及正确回答百年变局的“时代之问”“世界之问”，还引导美方与中国共同建设中美关系这座大厦的四梁八柱。
六是注重划定底线红线。中国领导人指出，中美是两个大国，难免有些矛盾分歧，但不能损害彼此核心利益，更不能搞冲突对抗。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是中方的四条红线，不容挑战。习近平主席特别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七是注重多措并举。既彰显“打，奉陪到底”的意志，也展现“谈，大门敞开”的诚意，更展现关键领域精准反制的能力，通过多手段、多轮次反复博弈，让美方认识到中方言必信、行必果的决心，勿谓言之不预，切勿自取其辱。
八是注重跳到外线。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用好“金砖+”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广泛团结全球南方国家，持续推进南南合作，调动一切有利资源和积极力量，在不断扩大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和反霸国际统一战线中拓展运筹空间、增强战略主动。
（二）中国对美战略运筹的前景展望
综合判断，进入全面长期相持阶段后，中国对美战略运筹将继续保持高度的延续性与稳定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如果说在初步相持阶段中国力争实现的是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动态稳定，那么在全面长期相持阶段中国将追求更高层次的战略稳定关系，力争形成更加积极的中美新型互动范式和更为牢固的战略稳定框架。如果说在初步相持阶段中国的目标是“变中求稳”，那么在全面长期相持阶段中国将进一步追求“稳中求进”，即通过更主动的引导和塑造，推动形成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具长远意义的积极变化。2026年5月，在特朗普访华期间，双方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稳定层次从动态稳定提升至战略稳定，并使其具备美苏消极战略稳定所没有的建设性特征，这正是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后中国对美战略运筹进一步发展的集中体现。
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之所以可能且可行，是因为中国对中美关系发展大势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判断。
其一，中美可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是两个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的大国，过去和现在有差异和分歧，今后也还会有，但这不应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障碍。任何时候世界都有竞争，但竞争应该是相互借鉴、你追我赶，共同进步，而不是你输我赢、你死我活。尽管当前中美两国在科技、经贸等领域存在矛盾和分歧，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双方在众多领域开展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
其二，合作是中美唯一正确的选择。经济全球化与技术的进步将世界连为一体，中美利益更加交融，尽管在合作中会出现一些分歧，但只要双方能够尊重对方的国家尊严、主权、核心利益，就能够克服前进中出现的困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其三，中美关系基础在民间，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中美之间深厚的人文交流基础，有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也为中国对美战略运筹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多元抓手。
未来五到十年，中国自身的强国建设进程、中国引领世界变局的进程与中美战略相持进程将深度联动，中国自身发展与国际地位的提升将深刻影响对美博弈，对美博弈也将深刻影响中国内外战略的整体实施。在此背景下，为进一步推进全面长期相持阶段的对美战略运筹，中国需要重点做好以下四方面工作。
一是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扎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对美博弈累积更多优势，为塑造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筑牢基础。二是系统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运筹大国关系、周边外交、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进全球开放合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等方面持续发力，将中国的利益与世界各国的利益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将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建设更有机地对接起来，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营造更有利外部环境，以更积极主动的姿态面对中美在全球范围内的战略博弈。三是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敢于斗争是战胜风险挑战的前提，善于斗争是战胜风险挑战的保障。针对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应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避免盲目乐观与畏战怯战情绪带来的风险，根据形势需要把握好斗争的时度效，在斗争中捍卫利益、塑造有利形势、谋求合作、实现共赢。四是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底线思维就是要凡事从坏处着眼，努力争取最好结果；坚持极限思维就是要把极端情况估计得更充分，做好应对最困难局面的准备。面对高度复杂且日趋激烈的中美博弈，应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在变化中不断强化对美博弈主动权。应随时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针对各种可能的极端情形制定周密预案，不断强化打好化险为夷、化危为机主动仗的意识与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