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国家间政策在“战略清晰”与“战略模糊”之间摇摆引发学术界对制衡行为的反思。在美国协同盟伴国家对华竞争趋于常态化的背景下，研判特朗普第二任期美日介入台海局势成为理解美日同盟对华战略清晰与否的重要案例。本文以“角色—群体互动”的视角，选取特朗普对台湾问题的在意程度、特朗普与建制派对台湾问题的偏好差异度两大变量，分析影响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政府涉台战略清晰与否的逻辑机制，发现在其第二任期内特朗普对台湾问题的关心度较低但与建制派立场存在差异，因而建制派更有可能绕过特朗普而暗中推进涉台议程。反观日本则受其宪法以及美日指挥权密约等因素限制，在是否追随美国武力介入台海局势、是否仅提供后勤支援等选项之间摇摆，但其任何涉台军事动向均属干涉中国内政。本文认为，虽然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美日介入台海局势迈向“战略清晰”存在限度，但两国仍持续强化联合作战能力、营造所谓国际“武装台湾”舆论以及加大对台军售力度。与此同时，中国的又一重大战略机遇期已经出现，如能以谋势思维抓住“代序崛起”的历史性机遇，则可探寻反制美日干涉台湾问题的道路。
关键词：战略模糊；战略清晰；特朗普；美日同盟；台湾问题
一、引言
当前，台湾问题正呈现出“国际化”“多边化”的趋势，甚至类似于“台湾海峡已成为全球最危险的区域”这样的观点也甚嚣尘上。受此影响，各国，尤其是美日介入台海态势的“同盟联动”（Alliance Linkage）现象愈发显现，寄希望于通过大打“台湾牌”来大幅牵制中国的精力，进而打乱甚至打断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进程。
美国的涉台政策一直是牵动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及两岸关系，乃至影响东亚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备受学界关注和讨论。随着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Rebalance toward the Asia-Pacific）战略的失败，美国放弃了尼克松政府以来的对华接触政策（Strategic Engagement），从而转向对华遏制（Containment）与竞争（Competition）。其后果则是中美竞争的加剧以及台湾问题的进一步复杂化。
尽管具体论述不一，但既有研究大体上赞同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国对台政策大幅强化，在拜登政府时期则更为明确地表现出美国学界“战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出现松动、对“战略清晰”（Strategic Clarity）的讨论愈发频繁的倾向。在此背景之下，美国愈发依赖其东亚同盟体系的作用，促使其前所未有地强化美日同盟的机能，并致力于构建以美日同盟为基轴的一系列小多边（Minilateralism）安全机制，联合盟友在台湾问题上遏压中国。而日本也在台湾问题上积极响应美国，不仅在各层级官方文件以及政策宣示中频频直指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同时所谓“日华恳”等亲台议员联盟及自民党青年局成员前往台湾地区的次数也明显激增。除此之外，虽尚未有文件披露美日已联合拟定了武力干预计划，但近年来美日针对所谓“台湾有事”的联合作战演习次数已大幅上升，同时日本还制定了在“台湾有事”状态下冲绳居民撤离的计划，这亦使得美日在台湾问题上进一步深刻绑定。
本文认为，尽管美日介入台海态势仍存在诸多战略模糊之处，但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将进一步让“模糊”空心化，提前布局台湾地区所谓“非对称防御”、阻挠中国大陆以非和平方式实现统一的政策取向将进一步清晰，进而形成美日插手台湾问题并纵容台湾当局进行军事对抗的复合型态势。尽管如此，美日之间存在“被抛弃”与“被牵连”的联盟困境，这仍是引发美日之间在介入台湾问题上围绕“战略模糊”与“战略清晰”存在论争的重要因素，后文将在具体论述的基础上研判特朗普第二任期美日介入台海态势的走向，最后从理论出发提出应对策略。
二、当前美日对台“战略模糊”与“战略清晰”的论争
“战略模糊”是美日插手台湾问题一贯的重要政策与手段，长期以来被奉为处理该问题的基本原则，其目的在于既不给予台湾当局明确的安全承诺，亦不坐视中国大陆以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使海峡两岸均无法明确知道美日的政策底线，从而达到“双重威慑”（Dual Deterrence）的效果。换言之，美日两国既不愿轻易卷入台海冲突，又想维持两岸长期政治对立的局面，以图谋求本国利益最大化。但在此之下，美日两国各自的具体处置方式与内部论争又有所不同。
（一）美国：在“战略模糊”与“战略清晰”之间
尽管学界对于美国“战略模糊”政策的起源说法各异，但如果考虑到美国坚称其“一中政策”（One-China Policy）——须指出，这与中国的“一中原则”（One-China Principle）存在本质区别——所援引的文本包括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及其国内通过的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和对台“六项保证”（Six Assurances），那么该政策被美国正式采纳应当被追溯至《上海公报》中关于“acknowledge”究竟是“承认”还是“意识到”的翻译难题。
鉴于中美建交是当时最为紧迫的问题，这一笼统而暧昧的提法有助于两国缓和矛盾，但却也为美国得以依据中美关系的变化利用台湾问题借题发挥埋下了隐患。此后，美国向台湾当局承诺继续“保护台湾”并出售武器，却不明确其安全承诺的程度和适用范围，从而既试图阻挠中国实现国家统一，又纵容岛内“台独”分裂势力的激进行径。
随着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中美关系的迅速恶化，美国内部也开始出现呼声要求政府改变当前的涉台政策，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和明确的姿态。2020年，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及成员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率先在《外交事务》上撰文，提出鉴于特朗普给美国的同盟体系所带来的损害，美国必须在其“一中政策”框架下明确承诺既不“支持台独”，也将在中国选择以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时有所回应，即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他们的观点在美国国内引发了新一轮关于“战略模糊”和“战略清晰”的辩论，尽管辩论各方的立场及观点存在较大差异，但它们都具有同一共识，即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与美国自拜登时期以来内政的不稳定，美国
维护其旧有东亚秩序的成本将大幅上升，因此美国必须对其涉台政策进行重新审视。早在2024年8月，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就建议政府优先考虑美国国防的三个核心问题，即构建慑止中国大陆以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威慑力、国土防御及改善盟国与伙伴国之间的负担分配。由此，其他“战略清晰”的支持者就“弃台”还是“保台”产生了分歧，不少学者和现任、前任政府官员认为，美国的立场应基于本国的核心利益，而非为了中国台湾地区卷入一场没有必要的战争中去。相对的，部分对华“鹰派”、反华人士和军方则希望更强硬地应对中国崛起，通过发出明确的“保台”信号从而增加以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成本，迫使中国放弃相关计划。
反观“战略模糊”的支持者仍主张维持既有涉台政策，以模糊方式处理美台互动，以期避免进一步激化台海地区的紧张局势。在任的美国高官多数情境下不愿公开表达试图改变战略模糊政策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模棱两可的态度可为其干涉中国内政保留外交与军事腾挪的空间，正如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Nicolas Burns）坦言，“战略模糊”是避免台海冲突“久经考验”（Time Tested）且“最明智、最有效”的方式。另一方面，正如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印太事务协调官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等人所担心的，过度的“战略清晰”可能会导致中国对美国的意图产生战略误判，并增大发生潜在冲突的风险。同时另一派观点则主张，美国不应旗帜鲜明，这会使得中国认为美国默许其以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因此“战略模糊”将是一项有利于维持台海态势平衡的理想外交政策。
这些争论的根源实际上仍是美国政治精英圈对是否武力介入台海及其后果缺乏共识，而共和党党内和党际观点的对立在特朗普的影响下进一步加剧。在共和党内，部分共和党议员认为消耗美国的财政与军人生命去干涉中国内政是无谓的，除非可以通过军售赚取高额利润，否则不应无偿支持武装台湾。另一部分共和党人则赞同利用台湾问题在中美竞争中牵制中国，从而巩固美国的霸主地位。民主党建制派与部分对华“鸽派”则更倾向于在威慑的基础上向中国提供保证，其出发点是希望各方克制冲动，同时向中国释放信号也表明美国无意阻止中国的统一，只是“不希望见到单方面武力改变现状”。因此，美国各方所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是至少在潜在的冲突爆发之前尽可能预防这一事态。于是，特朗普第一任期和拜登政府任期内，美国都通过加强对台军售而非直接军事部署来来升级美台军事勾连，此类模糊的边缘行为“既遏制了台独的活动又可避免台湾当局感到孤立无援。”但实际上，此类行为的实质是既为“台独”分裂势力撑腰打气，又试图维持两岸长期政治对立状态。
（二）日本：在何种介入策略之间
若同样考察当代日本涉台政策的正式起源，则应当追溯至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期。彼时中日两国领导人签署《中日联合声明》，日方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对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从政治上和法律上确立了一个中国原则。尽管日本理应充分遵守战后国际秩序，特别是《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无权干涉中国内政，但日本长期以来声称台海和平稳定与其国家安全密切相关，因此从未放弃插手台湾问题，甚至在积极性上还要高于美国。根据2021年《产经新闻》实施的一项舆论调查结果显示，74%的受访者赞成日本介入台海局势，14%的受访者明确表示反对。
随着台海局势日益复杂和安倍晋三再次出任首相，日本极大地放宽了其军事力量的活动空间与法律制约，所谓“台湾有事”乃至衍生的“台海有事”成为日本对外运用军事力量的主要想定场景之一，从而使日本国内对相关问题的关注度与讨论度大大增加。需指出的是，在2021年4月美日首脑会谈后的共同声明中，美日公开提及“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安倍公然强调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后，日本的政界、学界和舆论界越来越多地公开讨论“台海有事”背景下的应对策略。例如，2021年7月，时任副首相的麻生太郎“失言”宣称所谓“台湾有事”符合“存亡危机事态”适用的标准，“日本必须共同防卫台湾”，暗示日本应当在2015年《安保关联法案》的基础上进一步解禁集体自卫权，从而行使完全意义上的集体自卫权，并依托美日同盟介入潜在的台海局势。武居智久（Tomohisa Takei）等前自卫队官员也反复鼓吹所谓“台湾有事”，主张日本应支持台湾当局并加强与美国的合作，构建包括网络与太空在内的、以日本为主体的全方位防卫能力与威慑能力。此外，亦有少数激进派如长岛昭久（Akihisa Nagashima）等人甚至宣称无论中国选择以何种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日本都应积极介入。日本学界和防卫界通过渲染台湾问题与乌克兰问题、钓鱼岛问题之间的关联性，试图在国际舆论和国际法层面塑造日本介入台湾问题的所谓“合法性”，其中亦有观点主张日本应当增强本国的军事力量应对威胁，同时亦应依托国际组织与多边平台，将更多的域外国家牵入台湾问题，对中国形成共同压力与制约。
尽管如此，有关日本是否已决心放弃“战略模糊”政策并明确与美国一同“防卫台湾”的问题仍然存在争议。换言之，虽然日本国内对于所谓“台湾有事”的讨论甚嚣尘上，但其多是基于如何预防潜在的台海冲突发生以及冲突发生后的应对举措，对于反对中国“单方面改变现状”这一点则未做变更。日本一再强调将依据美日同盟和具体的政治情境进行综合判断，但实际上日本从未将“介入台海局势”视为“是否”的二元命题。日本仍然希望维持模糊的官方态度，暗示其在今后具有采取任何行动的可能性。例如，在前述麻生的“失言”后，时任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Katsunobu Kato）很快就否认了麻生的立场，称日本政府需要依据具体情况来判断采取何种行动，迫使麻生转称“我无法回答假设性的问题……必须要基于政府的考量来考虑各种情况。”然而，除了干涉台海事务之外，日本的目的还在于利用台湾问题强化自卫队的指挥机制以及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话语权。安倍第二任期内曾担任国家安全保障局次长的兼原克信（Nobukatsu Kanehara）一直强调日本对美军的重要性，强调日本应当加强在毗邻台湾方向的军事部署。因此，安倍及其之后的历届政府都不遗余力地在西南诸岛，如与那国岛、宫古岛、石垣岛设立军事基地，并预演冲突爆发后居民撤离的情境，以表明其在介入台湾问题上的政治意图。
需注意的是，受日本宪法第九条规定以及美日同盟“有事指挥权”的限制，当前日本武力介入台海局势的动向仍取决于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进程以及驻日美军可能采取的行动，从而决定其在所谓“台湾有事”状态下选择“作壁上观”、直接介入、抑或仅提供后勤支援与武器装备等策略。对此，日本国内尚未形成广泛共识。日本和平与安全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 for Peace and Security）理事长德地秀士（Hideshi Tokuchi）指出，鉴于当前对“台湾有事”和中美竞争的认识尚存诸多不明朗和需要探讨的地方，日本政府亦未完全取得国民的认同，在此情境下不应贸然卷入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可能引发的冲突。但庆应义塾大学（Keio University）教授神保谦（Ken Jimbo）提醒称，尽管“台湾有事”发生的可能性仍然较低，但如果美军执意介入，日本也应当做出和美军协同的姿态，唯有向中国释放此种所谓“威慑信号”才能避免战略误判。因此，目前而言，可以说日本国内讨论的重心在于如何介入台海局势，而非所谓“战略模糊”或“战略清晰”。
三、迈向战略清晰？特朗普第二任期美日介入台海态势的走向
当前美日两国在外交与安全实务层面无疑都已大幅介入台海局势，特别是近年来将插手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作为其所谓“印太战略”的一部分。正如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前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等人所声称，中国当前海军力量投射能力的提升正削弱美军在台海的“威慑力”，过去的“战略模糊”政策未必能发挥效力，由此是时候转向“战略清晰”，并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必须是明确的”。与此同时，2025年2月，时任日本首相石破茂在与特朗普会谈后的联合声明中针对中国展开批评的同时，公开声称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组织”，从而
暗示日本将追随美国插手台湾问题的外交政策。然而，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的美日两国仍然在“战略模糊”与“战略清晰”之间游移，或呈现出兼而有之的状态。
（一）美国涉台政策的内部张力
整体而言，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美国的涉台政策呈现出清晰与模糊共存的冲突现象，这取决于美国政府建制派的偏好与特朗普本人的意愿或者说他对下属掌控能力之间的博弈。特朗普再次上台以来着重吸取第一任期时的执政教训，重点选用忠诚度高的人员委以重任，避免政策掣肘，但建制派仍有余力能与特朗普在各种议题上竞合，从而形成不同的政策走向（表1）。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过往的观察表明，特朗普格外重视经济议题而缺乏对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议题的关心。这意味着特朗普更为关注美国的就业岗位及对尖端技术的掌控，因此他不断指责台湾抢走了美国的半导体制造业而对“利用台湾牵制中国”态度淡漠。然而，一旦发现特朗普对台湾并不在意的态度，建制派就能利用这一点，绕过特朗普向台湾当局释放支持信号。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末期，时任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就曾在特朗普不知情的情况下宣布派遣时任驻联合国大使凯莉·克拉夫特（Kelly Craft）访问台湾地区并解除美台官方往来限制。因此，难以断定特朗普第二任期内是否会有激进的美国官员表现出类似的举动。同时，亦需指出，特朗普所理解的对台“战略模糊”是纯粹的“话语模糊”，因此特朗普谈及台湾时总是刻意维持模糊的态度，以借机试探中国的底线。
因此，可以预计的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美国的涉台政策可能会出现反复甚至自相矛盾的情况，这是特朗普个人及其决策团队与政府建制派博弈的结果。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美国将进一步迫使台湾在经济上向美国让步，但在安全议题上则可能会协同日本强化对华威慑但又继续不给予明确的安全承诺。
（二）强化美日同盟的联合作战能力
随着美国自奥巴马政府以来在全球权力投射层面的相对衰退，其维持东亚秩序的能力和意愿正在减弱。正如兰德公司所指出的，部分美国精英担心尽管美国维持着全世界最高的军费，但美国不得不将之分散于全球，而中国只需在国土附近形成有效军事行动能力即可。为此，美方个别人建议，美国必须考虑采取“拒止威慑”（Deterrence by Denial）或“惩罚威慑”（Deterrence by Punishment）的手段阻止中国进一步压缩台湾地区与外界的接触空间，这要求美国必须强化美日同盟的作用。
自2025年3月开始，日本正式设立“统合作战司令部”以期强化对陆海空自卫队的统筹一元化指挥，并推动与美军在情报交流、武器使用方面的进一步协同。两军将2025财年末开始加强联合作战态势，发展对峙防御能力（Stand-off Defense Capability），并通过联合军演等活动提升跨域作战能力。此外，美国还支持日本升级武器装备，并通过加强与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外围国家的军事合作来巩固美日同盟对台湾地区的联合威慑。另一方面，自拜登政府与岸田内阁推动美日同盟升级以来，美日两国日益重视构建“综合威慑”（Integrated Deterrence），主张以多维度、复合式手段插手介入台海局势。同时，美日也注重引入域外盟友，通过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奥库斯（AUKUS）以及策动北约向东亚延伸等方式重新整合其东亚同盟体系。此外，以所谓“台湾有事”为想定场景，美日加强了在鹿儿岛和离岛的联合作战训练，进一步增强“联合互操作性”。2025年3月，美日在冲绳美军基地的汉森营（Camp Hansen）附近开展了以中国为假想敌的“铁拳”军演（Iron Fist），涉及夺岛、登陆作战等演习内容；日本海上自卫队还首次参与美菲“肩并肩”多国联合军演（Balikatan），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塞缪尔·帕帕罗（Samuel Paparo）毫不避讳地指出，此次演习的目的就是模拟所谓“中国大陆封锁台海”情境下的作战预案。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强化了在日本西南诸岛上的军事部署，不仅在与那国岛附近部署了具有地空监视与武器控制功能的TPS-80雷达，也将在鹿儿岛、冲绳及附近岛屿上设立临时基地，而日本自卫队将为这些基地提供后勤支援。同时，这些临时基地预计也将与在菲律宾设立的临时基地相呼应，以便及时应对台海局势的变化。显然，上述举措表明，美日正借插手台湾问题之机强化同盟指挥体系与军事部署，实质意在东海、台海方向对华遏制施压；而其在台湾周边加强军事存在、拉拢域外国家介入台湾问题的做法，也势必为中国实现统一增添更多复杂性与挑战。
（三）营造所谓国际“护台”舆论
尽管美国社会近年来极化严重，但在对华政策上却呈现趋同态势。一般认为，从党派倾向上来看，民主党在执政后倾向于贯彻传统意义上的“战略模糊”政策，而共和党执政则较为多变，有时会向“战略清晰”政策发生倾斜。但这一政策惯性在拜登和特朗普时期发生了一定转变，拜登曾四次公开且意图明确地表示“美国将武力介入台海”，这与美国声称的“一中政策”（One China Policy）明显背离。尽管白宫均否认拜登系口误，但这亦可推测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真实态度。反观特朗普却多次拒绝就是否武力介入台海表明立场。例如，在2025年2月的内阁会议上，特朗普向记者表示：“我从不对此发表评论，我不想将自己置于那样的境地。”而在其第二次上台前夕，特朗普也拒绝过相似的提问，并表示将通过谈判解决台湾问题。然而，美国国防部2025年4月所泄露出的一份内部文件中出现了“防止中国大陆造成既定事实地夺取台湾地区”等字样，这份文件的真实性随后得到了确认。需要指出的是，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所谓“夺取台湾地区”是美方对中国实现国家统一正当权利的污蔑。尽管不能确定该文件是否是草案抑或是否已被白宫接纳，但至少可以说明，武力介入台海已经成为可以影响美国政府决策的不可忽视的声音。
实际上，无论拜登、特朗普还是日本政客屡屡发表涉台消极言论而后又加以否认，本质上都是在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触碰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红线。在台湾问题上，日本通常选择追随美国的行动以避免激化中国民间乃至官方的反日民族情绪。但自安倍晋三再次出任日本首相后，日方愈发公开选边站队，配合美国以威慑中国，并更加积极地与台湾当局接触，甚至引导国际舆论认同所谓“台湾有事”的叙事逻辑，从而力图在国际范围内建立“护台”阵营。例如，石破茂在上台前夕窜访台湾时曾表示，要与所谓民主阵营一道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此言在其上台之后则进一步融入其建立“亚洲版北约”的构想之中，希图通过集体防卫体制来干涉中国统一。同时，为最大限度调动和整合东亚同盟体系，美国不遗余力地将台湾问题“国际化”“阵营化”，力图将之塑造为“民主与专制”对抗的前沿，从而增强美日插手台海局势的合法性并赢得更多周边国家的支持。特别是俄乌冲突的爆发给予了美日以及台湾当局极大的冲击，这不免使得美日考虑将台湾问题“乌克兰化”，甚至日本首相石破茂在任期间多次声称“今日之乌克兰，或许就是明日之东亚”，以此暗示所谓“台湾有事”的负面效应将外溢至整个东亚地区。
（四）加大所谓“援台”力度
从外部视角来看，美日同盟插手台海的主要手段无非有二：一是借助非对称的岛屿作战能力，利用台海的地理环境投入低成本但精尖的武器装备以换取中国大陆的高成本军事消耗；二是“一体化威慑”（Integrated Deterrence），包括“拒止威慑”“韧性威慑”“集体威慑”。如前所述，美日对是否武力插手台海态势缺乏足够的自信，这使得它们将对台政策中的“战略清晰”偏重于避免冲突之上。为此，美日不仅连年提高本国的军事预算、增大高新武器装备研发投入，还向中国周边投送大量军事力量，并不断更新作战理念与联合作战模式，搭建多维度、多层次的插手体系。
然而，若站在现实的视角来看，美日当前最行之有效、最迅捷的介入方式可能仍是采取所谓的“刺猬战略”（Hedgehog Strategy）即以非对称战力（Asymmetric Defense Capabilities）和机动武器“武装台湾”，使台湾成为军事“前线”，从而使美日可以退居“二线”。
为达成上述目的，持续对台军售是美国所采取的主要手段。美国通过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恐吓台湾当局，迫使其斥巨资购买美国武器装备。有数据显示，2020财年台湾当局甚至成为美国军火的最主要客户之一。同时，为了向特朗普示好，台湾当局希望通过与美国的军售合作来换取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的安全承诺，亦有消息称台湾当局将编列5000亿新台币的特别预算用以购买海岸防御巡航导弹和“海马斯”火箭，赖清德甚至希望与美国共同研发武器装备。美国则投桃报李，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已批准包括8.7亿美元在内的对台防卫援助豁免，并在国会力主军售改革以便于台湾当局能够像美国的其他盟友一样便捷地获取美国武器装备。
此外，行政官员窜访台湾和国会立法也是美日采取的常规涉台手段。自进入2025年以来，美国参众两院代表团先后前往台湾，与赖清德等台湾当局人员会见，强调双方在经济与地区安全上的联系。美国众议院更是口头无异议①通过了所谓的“台湾保证实施法案”（Taiwan Assurance Implementation Act）与“台湾国际团结法案”（Taiwan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Act），前者要求美国国务卿定期审查美国涉台相关官方文件，后者则试图否认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此外，2025年2月，美国国务院在关于美国涉台政策的描述中删去了“不支持台湾独立”的字样，转而增加了所谓“期盼两岸分歧能够透过自由而非胁迫、两岸人民都能接受的方式解决”的内容，需要指出的是，美方删去“不支持台独”字样，实质是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纵容“台独”分裂行径的危险信号；所谓“两岸人民都能接受的方式”，实质是为阻挠中国统一制造借口。这显示出美国政府部分势力既希望安抚对华强硬派又试图避免过分激怒中国，同时不希望两国出现战略误判的矛盾心理。反观日本政府，虽然政府尽量避免与台湾当局直接接触，但自民党、在野党以及议员代表则频繁窜访台湾地区，这几乎已经成为日本部分保守右派政治家获取政治资本的惯例（表2）。
此外，亦需强调的是，日本法务省出台新规，自2025年5月起允许将户籍管理制度上的“国籍”改为“国籍·地域”，这将为日本今后从居民身份层面打“台湾牌”留有法律解释空间。此举实质是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在法律层面制造“一中一台”空间、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危险动向，严重违反《中日联合声明》确立的一个中国原则。
四、中国的应对策略
若要制约美日介入台海事务，尤其是防止美日与台湾当局在安全层面的进一步勾连，中国需对上述动向保持高度关注与警惕。一方面，要密切跟踪美日国内政治层面亲台势力的举动，认清其在不同政治情境下介入台海事务的政策意图；另一方面，需厘清美日在“战略模糊”与“战略清晰”之间摇摆的历史根源，准确研判其以“同盟联动”方式复合型介入台湾问题的影响及后果。在此基础上，中国应着眼中美日三边关系的发展以及周边外交的工作重点，尤为重要的是，需从学理层面尤其是国际关系史的角度深入研究处于衰落中的霸权国所提供的安全承诺是否可信，坚持“论从史出”。这关系到“崛起国—霸权国”叙事在权力转移过程中能否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通过对不同国际关系情境的比较分析，本文认为中国当前面临着“代序崛起”（Order Succession Rise）的历史性机遇。由此看来，尽管当前美日介入台海事务迈向“战略清晰”的趋势日益显现，但在复杂变局中仍然存在破局的可能。
（一）维持战略定力，把握战略机遇
时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特朗普的二次执政为两岸关系平添了许多不确定性。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特朗普惯用“边缘政策”（Brinkmanship）和“疯子理论”（Madman theory）作为外交谈判的手段，但从其过往表现来看，倘若台海出现突发事态，美国是否会武力介入台海局势仍存在疑问。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George Yong-Boon Yeo）认为，特朗普的底色仍是商人，即注重实利交易并厌恶战争，特别是特朗普自称是数十年来唯一未发动战争的总统，但此说极具争议。特朗普也曾公开宣称，不必动用军事力量来预防台海出现突发事态，因为中国领导人“尊重且知道他非常疯狂（Crazy）”。2025年5月12日，在中美于日内瓦经贸会谈后，特朗普更是提及，若中国大陆开放市场“将有利于统一与和平（Unification and Peace）”，这迅速引发国际舆论猜测，不乏研究者认为特朗普暗示可以将台湾问题作为中美交易的谈判筹码。
如此一来，若美国不愿直接插手台海事务，则日本将丧失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借口，其对所谓“台湾有事”的干预合法性与执行能力将大打折扣。同时，石破茂上台后的日本政府也多次对中国政府释放积极信号，几乎不直接言及台湾问题，以避免中日关系继续恶化。因此，美日内部的确有一部分精英声称并不寻求海峡两岸的“永久分离”，只是希望避免中国大陆以非和平方式实现统一，声称“倾向于乐见两岸和平发展”。从这个角度而言，实际上美日所谓的“台湾有事”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视为两国对台海冲突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上负面效应溢出的担忧。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言论实质是美日企图将台湾问题国际化、固化两岸长期政治对立状态的借口，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中国实现国家统一无需任何外部势力“接受”或“安抚”。随着特朗普进一步破坏美国在二战后构建的国际秩序，应遵循积势、蓄势、谋势的战略思维，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军事、经济、文化和制度能力，绸缪两岸统一的方案与事后建设，这将更加有利于中国占据战略主动。
（二）破除对华战略误解与代序崛起
两岸统一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然而，美日等外部势力长期通过武装台湾、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等方式阻挠中国统一，并制造所谓“国际关切”为干涉中国内政制造借口。如日本前驻华大使垂秀夫等人就声称，中国和平统一是“采取各种手段逐层剥去台湾的‘屏障’，最终达到使台湾‘不战自溃’的目的”。垂秀夫所谓“屏障”实质是美日对台军售等干涉行径，其言论完全曲解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当权利，为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张目。 面对复杂多变的台海局势以及美日的不当宣传，中国必须坚决反制外部干涉，同时向国际社会清晰阐明台湾问题的历史经纬与一个中国原则的法理事实，以正视听。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与实力增长，中国在外交和地区事务上已经展现出了日趋坚定和奋发有为的外交风格，向外界展示出了不逊于美国提供国际秩序与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中国崛起对于美国乃至东亚地区而言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结构性权力变化，并且这种权力变化随着美国对自身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破坏将愈发明显。在此情况下，中国只需高举多边主义大旗，继续推进合作、开放、互利共赢的世界秩序，既有利于占据战略主动，也有利于为最终实现国家统一创造有利外部条件。
有别于大国对抗式的“崛起国—霸权国”叙事，上述这种崛起模式可以被视为“代序崛起”。即由于美国自身的衰弱以及主动破坏曾经自身所建立并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这将导致国际社会多数国家的集体利益遭到侵犯。从理性主义的视角而言，美国之所以愿意维持长周期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在于使这套体系内的成员国对美国的主导地位产生路径依赖并降低其威胁感知，进而使美国的国家利益最大化。然而，随着美国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在“成本—收益”层面趋于瓦解，美国国内对继续主导现行的国际秩序出现质疑声。在此种前提下，中国将在地区乃至全球秩序中扮演更重要的维护者、倡导者和公共产品供给者角色，从而最大限度地缓和周边国家对中国和平崛起的顾虑与质疑。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感召下，两岸统一的制度成本和政治军事对抗将降到最低程度，从而为最终实现国家统一创造更为有利的战略条件，使其在中国崛起进程中更加顺利地实现。
五、结语
美日同盟的涉台政策仍然由美国的决策层主导，日本则扮演“从属+对冲”的角色。对于美国涉台“战略模糊”政策的去留问题，美国政府呈现犹豫不决的状态，这不仅是因为美国内部尚缺乏共识，也是因为特朗普个人执政风格伴随极大的不确定性，美国设计的既有制度框架并不能完全有效约束特朗普的言行。不过，美国政府也认为特朗普或许并没有主动改变“战略模糊”的动机和系统性规划，他倾向于使用“或许”这样的词来回应各界人士的关心，避免回答其第二任期内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此外，目前尚未有人或利益集团在美国国会积极游说修改或废除“与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所以美国政府判断台湾问题的主动权掌握在中国一侧，只有中国采取重大行动时才可能迫使特朗普政府调整其涉台政策立场。
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日两国在台海问题上总体而言维持了“战略模糊”政策，但这种战略模糊与历史惯性有所区分，美国正在变得更加内向和强硬，因此当前的所谓“战略模糊”应当被视为“进攻性的战略模糊”（Offensive Strategic Ambiguity）或“清晰的战略模糊”（Unambiguous Strategic Ambiguity）。出于国际体系环境和美国国家利益的考虑，美国政府不会放弃所谓“以台制华”的既定方针，亦需维护美日同盟及其他同盟—盟伴国体系的可信度。正如时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所说，美国在台海之所以需要保持强硬和活跃，是因为美国的东亚同盟体系都系于美国强大的军事存在，若非如此则东亚的盟友们将丧失主心骨而溃散。因此，美日同盟必须在台湾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美日也将在台湾问题上间接试探中国大陆的底线，特别是特朗普暗示台湾问题具有交易的可能性。但可以预计的是，无论美日向台湾当局提供多少军事支持，美日都将计算政治得失而不会做“亏本买卖”，两国将在对台军售、经贸往来等方面从台湾方面攫取更多利益以作补偿。
但正如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所警告的，不应低估大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决心，美国“以台制华的政策”在短期内或许可以奏效，但绝难延续。中国已经反复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不容侵犯的底线，美日在台湾问题上的操弄无益于缓和局势，反而将会挤压各方对话与周旋的空间从而增添不确定性，甚至适得其反。诚然如此，但美日显然不会放弃借“战略模糊”之名行“战略清晰”之实，并仍将进一步推动美日与台湾当局往来的事实性发展。如此一来，外部势力与台湾当局相互勾连所形成的战略空间将被进一步压缩，这意味着台海地区发生摩擦的风险将会上升，中国应积极准备预案、审慎应对可能发生的挑战。
作者：洪云鑫，华浩男，孙太一（作者分别是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讲师；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大学院媒体与政策研究科硕士研究生；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
转载自日本研究，2026年6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