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京菁，重庆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编辑。
林华山，重庆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学研究》执行主编、编审，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理事，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重庆基地专家，重庆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副会长。
摘 要：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服从于美国总体对华战略，自特朗普1.0时期以来奉行“美国优先”理念，在多领域以高强度、新策略干涉中国统战领域。特朗普2.0时期，美国延续特朗普1.0时期以来的战略取向，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呈现领域扩散、议题反复、程度加深、危害抬升等新趋势。在经济领域，美国围堵打压民营企业，污名贬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在政治领域，美国翻新花样打“港台藏疆侨牌”，危害我国的政权安全、制度安全；在文化领域，美国推行文化霸权，渲染意识形态对抗叙事，通过传播历史虚无主义和错误观念大搞思想殖民与文化侵略；在国际领域，美国破坏我国正常国际合作，捆绑对华遏制条款，妄图打造国际反华阵线。特朗普2.0时期，虽然多重风险抬升，但是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并非无边界、无阻碍，会受美国国内、国际环境和中国应对三重因素制约，存在干涉限度。新形势下，我国要以制度优势与法治建设防范风险，维护政治安全；以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壮大中华民族经济，维护经济安全；以增强“五个认同”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维护文化安全；塑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构建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坚持大统战、大安全和大宣传一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性交汇中，牢牢掌握国家长治久安与持续发展的主动权，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
关 键 词：国家安全；统一战线；风险；特朗普2.0时期；中美关系；新门罗主义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统一战线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上的作用更加重要。”［1］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在抵御外部渗透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取得的历史性成就，都离不开统一战线发挥的巨大作用［2］。2025年1月，特朗普再次就任美国总统，标志着特朗普2.0时期的开启。特朗普2.0时期延续第一任期以打压和遏制为主基调的对华战略竞争策略，推出一系列激进的保守主义政策，从贸易制裁、科技封锁、文化侵略、国际对抗等多个方面对中国进行全政府、全社会、全方位与全体系的干涉，以前所未有的态势遏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特朗普2.0时期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整体上服从对华总体战略，既承继了第一任期对中国统战领域干涉的政策惯性，又推出“美国至上”和霸权扩张理念主导的高强度干涉策略，在理念、范围、烈度和方式等方面发生全新变化。统一战线内嵌于国家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中，涉及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关系，能够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建设与政治共同体安全形态，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枢纽机制［3］。系统梳理特朗普2.0时期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干涉新风险、新趋势、新特征，有利于科学应对新的国际形势下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遏制和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风险，更好发挥统一战线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作用，为践行四大全球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参考。
当前，学界对特朗普2.0时期相关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贸易政策”［4］、“同盟政策”［5］、“气候政策”［6］、“叙事政策”［7］等领域，研究视角大多聚焦特朗普再次上台以来的整体战略［8］和全球影响［9］，或者围绕经济贸易［10］、技术发展［11］、印太战略［12］等方面分析中国战略应对，但对特朗普2.0时期干涉中国统战领域的理论研究深度不够、内容较散，仅有部分学者论及特朗普2.0时期“美国对台政策”［13］、“政党政治干预”［14］、“民营企业出海”［15］等议题，缺乏对特朗普2.0时期美国干涉中国统战领域的系统化、整体性研究。本文在时间维度上大跨度梳理了特朗普1.0时期以来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的整体干涉态势，聚焦特朗普2.0时期对华总体干涉动向，全角度分析特朗普2.0时期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风险，并系统化总结其干涉特征，综合比较特朗普两个任期以来对中国统战领域干涉的变与不变，从限度和策略两个方面提出防范和化解干涉风险的对策建议。
二、特朗普1.0时期以来美国干涉中国统战领域的整体态势
特朗普1.0时期的诸多政策体现出对我国统战领域的介入、干涉与制裁做法，给我国国家主权、安全带来重大风险，给我国发展利益带来严重威胁。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服从于美国总体对华战略，整体性梳理特朗普1.0时期以来美国对华战略，有助于深度分析其对我国统战领域的干涉态势。
（一）理念转换：以“美国优先”统摄干涉中国统战领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基于战后国际秩序确立了“全球主义”理念，认为一国发展不可能与其他国家彻底分割开来，应从国际化视野筹谋经济外交政策。特朗普1.0时期，美国政府调整全球战略，以“美国优先”取代“全球主义”。“美国优先”的粉墨登场反映了美国民粹主义抬头、保守主义与孤立主义横行的政策走向，试图从现实实用主义视角重塑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美国优先”体现了美国对自身实力下降与全球战略格局变化的焦虑，实质是美国不愿再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企图建立基于美国利益最大化的单极世界，维护日渐式微的美国霸权。有美国学者声称，一个强大的中国会威胁美国世界霸权，美国对中国的崛起感到越来越不安［16］。“美国优先”驱使美国政府在政治对抗、贸易政策、舆论叙事等方面对华态度愈发强硬，频频炒作民族、宗教、港澳台等议题，全面干涉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拜登上台后推翻了特朗普政府的多项国内政策，却保持了对华强硬基调。一方面延续并调整了特朗普1.0时期的“美国优先”理念，以“美国回来了”取代“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辞令，对中国采取“竞争性共存”策略，企图以价值观为纽带联合盟友排斥国际秩序。另一方面将中国放入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对抗的“专制与民主”叙事语境，毫不遮掩遏制中国发展的意图。即使历经总统大选和国会换届，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非但没有中断，反而不断升级，折射出美国两党对华态度的整体性趋近。
特朗普1.0时期以来，美国政府以“美国优先”思维策动污名化中国的统战工作，试图消解中国统战工作价值以阻遏中国发展。其在整体叙事上把中国团结广大人民群众的制度性工作机制和团结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美好理念曲解为对外投射影响力，热衷炮制和炒作各类反华议题，污蔑诋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统战工作。在国际上煽动意识形态对立和阵营对抗，消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破坏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动摇中国发展进步的社会政治基础。在具体操作上翻新花样打“疆藏港澳台侨”牌，制造和放大“统战威胁论”叙事，反复操弄民族、宗教等议题，编造充满意识形态偏见的政治谎言，试图破坏中国国际形象和经济发展。与此前的美国政府相比，特朗普1.0时期以来鼓吹的“美国优先”更加关注美国自身的利益盈亏，把干涉中国统战领域放在对外战略的突出位置，以遏制和打压中国作为重要战略目标。“美国优先”从理念上改变了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策略，不拘泥于“全球主义”模式下的隐蔽性干涉，放弃美国政府长久以来依托多边框架和非政府组织的柔性渗透，转而走向利益计算、极限施压和公开对抗为核心的强硬做法，以“全政府”姿态系统干涉中国正常的统战工作，呈现出更强的公开性、功利性与对抗性。
（二）领域扩张：以“多管齐下”广泛干涉中国统战领域
奉行商人理念与利益导向的特朗普第一届政府，执政初期着重从经济领域单向遏制中国发展。经济发展与统一战线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民营企业是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特朗普1.0时期的经济干涉策略主要是提高民营企业的“关税壁垒”，限制民营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从而深度干涉中国统战领域。2016年特朗普在竞选美国总统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就提出要将中国输美产品关税增加45%。自2018年5月开始，美国对中国连续加征三次关税，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多起中国企业对美企业的收购案，试图通过关税壁垒实现贸易保护主义目的，干涉中国基本经济制度，打压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拜登政府执政后表面支持自由贸易，事实上仍以不公平竞争为借口对中国产品施加“战略性关税”。然而，美国经济压制效果并不理想，中国拥有强大制造业能力，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全球许多国家深度依赖中国供应链。在面对关税威胁时，中国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正当采取“对等关税”反制策略，向其他被任意加税国家发出合并队伍、组织抵抗战线的倡议［17］，使美国政府“关税闪电战”的意图落空。据有关数据统计，特朗普1.0时期对华加征的关税，超过90%的成本转嫁给美国的企业和消费者，美国国内通胀率不断攀升，中小企业经营压力加剧，大量就业岗位流失［18］。
特朗普第一届政府及拜登政府在关税战受阻后，开始在政治、科技、军事等方面“多管齐下”，立体化多层次干涉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深度介入中国统战工作。一是政治上无端指责。彭斯、蓬佩奥等人在多个场合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鼓吹所谓的“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给中国扣上“修正主义”帽子。美国标榜西方政党制度的优越性，刻意无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团结、合作、协商、监督等优势，编造所谓“一党专政”等话语陷阱。2017年以来美国陆续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核态势评估》《国防战略》等报告，均声称大国竞争已经取代恐怖主义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头号外部威胁，并将中俄两国定性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对手”。2019年8月，特朗普第一届政府用政治手段抹黑中国，违背自身标准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施压中国以背离市场规律的方式升值人民币。拜登政府将中国定位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挑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及中国内部各方面关系。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到拜登时期，美国国务院定期发布各类涉藏报告，如“西藏谈判年度报告”；美国国会涉藏立法活动也较为频繁，如“2018年对等进入西藏法案”［19］，美国国会也通过相关法案干涉新疆事务，如2022年对新疆棉花的禁令就是通过国会法案实施。二是在科技上极限施压。特朗普第一届政府谋求与中国“全面脱钩”，拉拢盟友构建针对中国的科技封锁联盟，通过主导技术话语权阻碍中国民营经济正常发展。拜登政府采取“小院高墙”策略，精准封锁中国关键技术领域，维护西方国家的所谓技术领导地位。美国联合西方盟友组建了排他性“技术联盟”，强化与中国等“战略竞争对手”在新兴技术领域和高科技领域的战略竞争与博弈力度［20］。美国国会出台《通胀削减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等排他性产业政策，打压中国高端制造业和高科技发展。美国组织建立“技术12国”（T-12）集团，从技术维度全面阻击中国的数字化产业发展，维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技术主导地位。三是军事上围追堵截。特朗普1.0时期，火速终结了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推销深度干预亚太的“印太战略”，公开鼓吹南海“自由航行”常态化，频繁派遣军舰军机在南海开展“自由航行”行动，挑战中国主权与海洋权益，激化地区矛盾。其在台海问题上肆意践踏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在力度与频次上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特朗普政府加码提升对台军售等级，在第一任期内共发布6份重要对台军售文件。如2018年7月美国参众两院定稿发布的《国防授权法案》中，建议国防部着手推进美台联合军演，严格限制美国军事部门与中国的来往。拜登政府上台后全盘沿袭并升级了“印太战略”，积极推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组建排他性军事小圈子，密集访问中国周边国家，渲染“中国威胁论”，推动地区阵营化、对抗化，严重破坏中国地缘发展环境和亚太地区安全格局。
（三）烈度升级：以“极端对抗”加剧干涉中国统战领域
特朗普第一任期伊始对中国统战领域干涉以防御性政策为主，奉行战略收缩策略。回溯历史，美国对外战略政策在扩张与收缩之间不断反复，对外战略倾向深度影响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烈度，使之呈现同质化发展趋势。特朗普在执政初期是坚定的战略收缩鼓吹者，这既缘于美国经济军事地位在全球战略格局中面临的严峻压力，也受特朗普本人的零和博弈思维影响。例如，特朗普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美国为维护同盟国家军事安全的巨额费用开支，认为美国难以同时兼顾国内庞大的福利支出体系和与日俱增的对外援助费用，不应继续追求世界永久的主导性地位和冷战后确立的全球责任，而是更加重视国内发展和治理［21］。在收缩战略影响下，美国频繁退出多边国际合作机制。2017年特朗普宣誓就职首日就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2017年1月签署加强边境安全和收紧移民政策的行政令，修建旨在隔离非法移民的边境墙；2017年6月，特朗普以造成“苛刻财政和经济负担”为由退出《巴黎协定》；2017年10月，美国国务院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此后又连续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万国邮政联盟等多个组织和协议。这一时期，中国统战领域总体上没有受到美国政府的强烈干涉。
从本质上看，特朗普的战略收缩策略并不是想要隐藏美国对外力量，而是要根据他的标准重新选择力量输出方向。2018年特朗普将贸易领域作为对外战略重心，把中国作为主要打击对象，在打击烈度上远超以往循序渐进、逐步提升的风格，加剧干涉中国统战领域。2018年7月，特朗普对价值约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额外关税，拉开了美国对中国贸易战的序幕。美国对华贸易战的真实意图并非简单地提升商品准入门槛，而是借助关税与贸易协商手段迫使中国进行产业链供应链结构性调整，降低“2025中国制造”的实施条件与发展预期，逐步将先进产业生产线移出中国。不仅如此，美国还针对中国贸易与中国民营企业加征惩罚性关税和行政罚款，如采用反倾销、反补贴、“301调查”等手段维护美国贸易优势，将中兴、华为等50多家公司列入禁止出口清单。美国海关不断加大中国人才入境审查力度，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等加大对参与“千人计划”的学者的调查，监视中国学者在美国的科研活动。美国国务院严格控制中国学者签证，取消了大量在美研读机器人技术、航空航天等专业的中国留学生签证。拜登执政期间对华战略政策与特朗普1.0时期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并重新提出对华“三轨战略”，即“该竞争时竞争，可以合作时合作，在必要时对抗”。2019年，美国通过资金支持等方式，策动香港发生修例风波，冲击“一国两制”底线，这些行动是美国政府根据其战略重心重点打造，给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严重不良影响［22］。
特朗普第一届政府执政后期与拜登执政时期，美国政府改变防御性干预政策，经过战略酝酿期、实施期和推进期逐步进入强化期，以“极端对抗”提升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烈度。有学者指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呈现激进化趋势，对华遏制行径持续升级［23］。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首要影响的是中国民营企业对外投资与技术交流［24］，利用所谓的投资审查、控制市场准入等措施肆意泛化技术安全概念，限制我国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民营企业等赴美经营因法律意识不足、数据安全隐患、贸易保护壁垒等问题承担较高的诉讼风险，极易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特朗普1.0时期以来不断升级的战略打击策略，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单一维度的对抗，涉及政治、经济、技术、安全和地缘战略领域的全面博弈，深层次干涉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涉疆、涉藏、港澳台侨等统战领域工作，成为区别于以往美国政府干涉我国统战领域的重要特征。
（四）策略翻新：以“盟友捆绑”联合干涉中国统战领域
作为“美国优先”的政策延伸，特朗普第一任期采用了更具有对抗性的单边主义策略，以所谓的国家安全借口横加干涉中国统战领域。如2020年特朗普政府以可能侵害美国公民个人信息和言论自由为由，分别对TikTok和WeChat施加制裁。拜登政府抛弃了特朗普全方位、宽口径的干涉做法，采用传统有序的干涉策略，通过联合传统盟友、扩展新型盟友等联合干涉中国统战领域。2021年拜登政府在演讲中宣称“美国回来了，跨大西洋联盟回来了”，在任期内迅速调整特朗普1.0时期的多项“退群”政策，重新融入国家多边合作机制，意在修补特朗普1.0时期因“美国优先”议程而受损的联盟体系［25］。拜登直言，特朗普执政政策严重损害了美国国际地位，破坏了所谓的民主同盟关系。他把“民主价值观”等同为“全球力量的接地线”，将联盟吹捧为“我们最宝贵的资产”，希望继续深化和拓展美国全球盟友体系。
美国联合盟友挑拨中国与其他国家友好关系。特朗普1.0时期以来，美国根据世界不同国家的国情以及同中国的关系，多次编造虚假话语挑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布林肯在访问非洲期间，大肆炒作所谓“中国债务陷阱论”，企图破坏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干扰中国民营企业的境外投资与发展。日本无理指责中国“不尊重国际法”，反复渲染“中国发展威胁论”，借以强调日本“作为民主国家的先进性”［26］。美国和英国情报部门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声称，中国对世界上多个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构成长期威胁。2022年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访华当天，美国媒体炒作所谓中国“非法捕捞”旧闻，抹黑中国形象。美国热衷于联合盟友在各类“民主峰会”等政治秀场中，拉帮结派诋毁中国，特别是攻击中国政治制度，作为离间中国与其他国家友好关系的借口。
美国建立“民主科技联盟”限制中国民营企业创新。拜登政府不寻求与中国经济的全面脱钩，采用更为审慎的部分脱钩策略，注重联合盟友构建“民主科技同盟”，试图从国际规则制定上孤立和压制中国。2021年3月，美国在东京举行的美日印澳四国首脑峰会上，联合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成立“关键和新兴技术工作组”，计划形成涵盖基础设施、供应链和新兴技术的排他性合作机制。2021年6月，美欧峰会联合声明中表示要确保美国和欧盟在全球范围内的先进技术领导地位，大力布局数字领域基础设施建设与中国竞争，并严格审查中国对基础设施和技术领域的直接投资。2021年9月，美英澳宣布成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准备联合开展深层次技术合作，抢占人工智能、外太空等高精尖技术领域，对华意图昭然若揭。2022年3月，美国提出构建“芯片四方联盟”，试图推动半导体设计研发在封闭的“小圈子”内共享，降低半导体的研发成本与迭代阻碍，实现对半导体产品的长期技术垄断。
三、特朗普2.0时期美国干涉中国统战领域的风险表征
特朗普2.0时期，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定位日益固化且长期内很难发生根本性调整。统战领域作为美国对华总体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将呈领域扩散、议题反复、程度加深、危害抬升等趋势，给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持续带来重大风险隐患。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主要集中在经济、政治、文化、国际领域，涉及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
（一）加剧经济脱钩：围堵打压民营企业，污名贬低基本经济制度
特朗普2.0时期，在经济方面，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将从1.0时期的全面贸易战转向“精准化、体系化、长期化”的遏制战略，核心目标是围堵打压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削弱中国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力，全域干预中国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试图干扰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网络，进而瓦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影响中国经济安全。
第一，实施关税策略限制民营企业对外贸易。民营经济是非公有制经济的主要经济组织形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额占外贸总值比重高达55.5%，连续6年稳居我国第一大外贸经营主体地位，民营企业当之无愧是我国对外贸易的最大主体［27］。相对于特朗普1.0时期，特朗普2.0时期采取“无差别攻击”策略和更为激进的关税贸易政策，但重点针对中国。特朗普对中国企业输美商品实施“基础关税+‘对等关税’”叠加课税模式，试图以加征高额关税扭转对华贸易逆差。特朗普宣誓再次当选总统首日立即发布《美国优先贸易政策》备忘录，确定了关税政策的战略规划定位，随后就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芬太尼税”。当选后，特朗普通过签署行政令的方式，将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加征的关税从10%提升至20%，部分商品如钢铁和铝则征收25%关税，而后采取“对等关税”政策，美国对华“对等关税”从34%增加为84%，并继续加码提高至125%，叠加之前税率，美国实际对华商品总关税税率已提升至145%。该政策以“全域覆盖、强度跃升、高频威慑”为特征，通过分阶段加征关税、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强化转口贸易审查等组合工具，并依托技术封锁与供应链重构形成系统性遏制。2025年8—11月，中美经过磋商，表示在一年内继续暂停实施部分双边加征关税。关税武器化、工具化是特朗普2.0时期关税贸易政策的鲜明特点，其服务于特朗普推行的所谓“制造业回流”目标，试图以关税武器重构对华贸易规则。特朗普极具个人专制风格的关税政策变化，严重破坏了中美之间的正常贸易秩序，对中国民营企业出海造成了不确定的风险预期，导致中国企业国际出口份额萎缩。
第二，加紧技术封锁遏制民营经济创新链升级。民营经济作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既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重要源泉，更是推动创新成果落地生根的核心载体。美国长期盘踞全球高新技术产业优势地位，享受核心技术控制带来的利润垄断，谋求中国永远停留在全球产业链中下游环节，沦为其核心技术的应用终端、廉价零部件供应基地和高净值产品消费市场，从而维系美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顶端主导权。特朗普2.0时期对中国民营企业的技术封锁不断收紧，一方面扩大出口管制清单，在超级计算、半导体、人工智能和航空航天等关键技术领域实施技术封锁，阻碍民营企业进口关键原材料、零部件和高端制造设备，胁迫美国本土企业将订单转移至其他“友好国家”。如2025年3月，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将50多家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并实施所谓的“穿透性规则”，自动将与制裁实体存在50%以上股份联结的实体纳入管制范围［28］。另一方面加大投资审查力度，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权限，限制民营企业对美国关键领域的投资并购活动，甚至直接干预中国民营企业在第三国的投资合作。2025年2月，特朗普签署《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备忘录［29］，要求外国投资委员会严格限制中国实体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领域的投资活动，对违反规定的中国企业处以最高与交易金额相当的罚款。
第三，贬低基本经济制度污蔑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我国实行符合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要求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美国假借自由主义口号持续攻击我国基本经济制度，诬称我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反复炮制“国有企业垄断”等论调，鼓吹“私有化”“自由化”经济发展模式。2024年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中国遵守WTO情况报告》，妄称“中国在变本加厉地采取措施增加而不是减少国家在市场中的作用”，将中国市场经济直接污蔑为“掠夺性非市场经济”［30］。特朗普2.0时期以来，美国多次公开贬低中国基本经济制度，污蔑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试图为其发动贸易战和“去中国化”策略提供正当性。2025年10月，美国政府公开对中美洲国家同中国正常交流指手画脚，威胁中美洲工商界人士不得与中国国有企业开展合作［31］，指责中国国有企业受到政府控制，政府利用国有企业执行各类产业政策，并借助隐性补贴在内的各类激励措施保障国有企业的利润回报。2025年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年度报告中，将中国认定为美国当前面临的“系统性战略挑战”，宣称中美之间正由局部贸易摩擦全面迈向结构性长期对抗。报告认为中国已经形成高度活跃且国家主导的制造业体系，在对外出口中存在“产能外溢”，污蔑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和产业补贴政策将冲击其他国家产业发展。特朗普在2026年1月的达沃斯经济论坛的演讲中，指责“中国制造了几乎所有的风机，却看不到中国有风力发电场”，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污名化为“狡猾的搭便车者”与“技术倾销者”，离间中国与全球能源转型国家的合作关系。美国炮制的“产能扩张论”“产业冲击论”并没有什么新意，而是“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崛起见顶论”等叙事谎言的衍生和变种，意在证明西方制度的“优越”与“民主”，贬低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
（二）热衷政治挑拨：制造国家分裂风险，干扰政治制度正常运行
特朗普2.0时期，在政治方面，美国对我国统战领域的干涉体现在否定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妄图动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通过国内渗透和国际舆论破坏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治理体系，影响中国的政治共识。同时，美国以“以台遏华”为核心手段，继续大打“台湾牌”，不断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与武装台湾，歪曲台湾在国际法上的地位，继续虚化掏空“一中政策”。
第一，加码推进“以台制华”制造国家分裂风险。特朗普2.0时期，美国在打“港澳台疆藏”组合牌中更加重视台湾议题，利用政治、法律、经济、军事、国际舆论等多种手段粗暴干涉我国内政，意图将台湾问题“国际化”，通过外部干预、内外勾连制造分裂风险。首先，大打台湾牌虚化“一中政策”。2025年2月，美国国务院网站更新的“美台关系事实清单”，删除了“不支持台独”的表述［32］，并声称台湾有参加国际组织的“独立地位”，“包含在某些情况下成为国际组织的成员”，反复在“一中”立场上搞政治倒退。2025年3月下旬以来，美国亚利桑那州、阿拉斯加州等州州长接连窜台，搞各种拙劣“政治表演”。美日联合声明、美日韩外长会、七国集团外长会联合声明均妄议台湾，炒作“台湾人权”议题。2025年5月，美国众议院以口头无异议方式通过了所谓《台湾保证实施法案》和《台湾国际团结法案》两项法案，声称“没有在大陆与台湾关系上采取立场”，试图为美台官方交往松绑。2025年12月，美国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中8次提及台湾，宣称“对台湾的关注是理所当然的”，并认为“通过保持军事优势来威慑并防止台湾冲突是优先事项”。其次，酝酿对台军售危害台海稳定。2025年2月，美国政府宣布解冻53亿美元“援外资金”，包括高达8.7亿美元的对台军援。2025年7月，美国联邦众议院通过“2026财政年度国防拨款法案”，内容包括5亿美元用于“台湾安全合作倡议”，向台湾提供防御物资及军事教育与训练援助。2025年12月，美国防部安全合作局发布声明，宣称批准对台湾总额逾111亿美元的军售。该军售规模为历史上最高规模，美国此举实际上是推动“以武谋独”。最后，逼迫“台湾当局”经济“献媚”。特朗普在第二次竞选总统期间就多次主张向台湾地区收取“保护费”，声称中国台湾地区的“军费”应增加至GDP总额的10%。民进党当局“卖台媚美”，表态要提升“军费”总额达到岛内经济总量的3%以上。特朗普上台后，逼迫台积电追加对美国100亿美元投资数额，对台湾半导体、机械等产品加征32%关税（后调整为20%），并威胁将台湾企业从美股市除名。2026年1月，美台进行关税谈判后宣布，美国对中国台湾地区商品适用“对等关税”，税率总体不超过15%，但台湾的半导体与科技企业须对美进行至少2 500亿美元的新增直接投资，台当局还要提供至少2 500亿美元的信用保证。
特朗普2.0时期延续了特朗普1.0时期以来对台湾的一贯定位和策略，继续将台湾问题作为钳制中国的棋子。特朗普2.0时期，美国政府更加重视打“台湾牌”，加码“以台制华”战略，通过反复炒作人权议题、虚化“一中政策”、加大对台军售、榨取经济价值等手段，不断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美国对中国台湾地区议题进行政治操弄的根本目的是掣肘中国，制造分裂风险，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影响国家统一。
第二，恶意操纵政治议题干扰政治制度正常运行。特朗普2.0时期，美国政府通过持续运用立法施压、非法制裁、资金渗透、舆论抹黑、代理人操弄等手段，全方位干扰我国政治制度的正常运行，重点诋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特别行政区制度，给我国制度安全与政治稳定造成风险，干扰我国制度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正常运行。
首先，恶意抹黑中国共产党形象，攻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宏观层面，美国政客及媒体长期渲染反华、反共言论，营造“中国不如西方”和“中国摧毁西方”两种极端叙事环境，把中国共产党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塑造了带有攻击性的形象［33］。特朗普第一任期就多次操弄谎言诋毁中国共产党，如2020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发表所谓的“共产党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演讲，恶意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政治制度。特朗普2.0时期重拾敌视中国共产党的论调，2025年4月在“真实社交”平台上妄称中国为“敌对贸易国家”，随后美国国防部部长赫格塞思在2025年中美洲安全会议大肆渲染“中国威胁”、发表攻击言论。在微观层面，美国将签证政策政治化，对中国共产党员入境移民采取歧视性措施。美国参议院提议禁止中国共产党员及其家属的留学签证和访问学者签证，目前已经处于立法进程当中。2025年5月，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声明指责哈佛大学助长校园内学生暴力活动、反犹太主义和支持恐怖分子活动，竟将原因编织为“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其次，操弄民族议题，扰乱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重要内容。美国早在1983年就开始介入我国新疆事务，污名化、标签化新疆人权状况，歪曲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2025年5月，在普利策中心和调查新闻基金会的资助下，美国《纽约时报》《外交政策》等媒体集中炮制涉疆谎言，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大肆炒作新疆人权议题。2025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成功实践》白皮书显示，美国过去几年把140多家中国公司列入涉疆法案实体名单，假借所谓的“强迫劳动”制裁涉疆企业和个人。特朗普2.0时期多次杜撰涉疆涉藏等涉民族议题的不实报道，企图破坏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干扰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2025年3月，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美国国务院网站上妄称，因中方“限制外国人入藏”，将采取措施限制西藏官员的签证，禁止其前往美国。美国限制签证的本质是在国际舆论场中炒作涉藏议题，服务其对华战略竞争和遏制打压中国。同年7月，鲁比奥在美国国务院网站和个人社交媒体上公开祝贺十四世达赖90岁生日，并发表有关涉藏言论。十四世达赖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长期从事反华分裂活动的政治流亡者。美国公开支持“藏独”分子和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这一行为体现了美国分裂中国的真实意图，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表现。
最后，炮制涉港澳法案，破坏特别行政区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其规定特别行政区在宪法和基本法框架下依法行使高度自治权，对本地区事务实施自主管理。2025年3月，美国国务院发布2025年《香港政策法报告》，报告延续抹黑香港民主法治、人权自由状况的陈词滥调，并对6名中央驻港机构及香港特区政府官员实施非法单边制裁，公开诋毁《香港国安法》与特区司法体系，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和香港事务，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开脱。2025年9月，美国国务院发布2025年《国别投资环境报告》，诋毁香港和澳门营商环境，罔顾事实真相诬称《香港国安法》威胁正常商业活动、澳门修订国安法损害经济自由，扬言取消香港驻美经贸办事处的有关待遇。2025年11月，美国国会下属部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报告中抹黑香港的特别行政区角色定位，无端指责香港成为“支持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的制裁规避的全球中心枢纽”，建议国会立法严格审查香港官方离岸美元清算中心地位，妄言对香港金融机构实施二级制裁。
（三）推行文化霸权：渲染意识形态对抗叙事，大搞思想殖民与文化侵略
特朗普2.0时期，在文化方面，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以传播虚无主义为主要目标，加剧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利用互联网、书籍、游戏、电影、新媒体载体等进行文化渗透，企图在污名化中国的同时实现意识形态颠覆目的。
第一，意识形态渗透与舆论宣传攻讦。特朗普2.0时期，美国持续渲染“民主对抗威权”“自由对抗专制”的二元叙事框架，将中美战略竞争简化为意识形态对决，把中国抹黑为“威权扩张”的代表，而美国自诩为“民主世界”的领袖，将冷战思维带入大国关系中，排斥合作共赢、挑起对抗竞争。相对于传统建制派政治家，特朗普在对华战略上带有鲜明的实用主义思维和短期交易理念，表面上基于社交艺术保持对华友好关系，对华意识形态攻击主要由国务卿鲁比奥、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等对华鹰派人物承担。2025年初，鲁比奥在哈德逊研究所演讲中宣称“中国模式的崛起并不是西方体系的平行延伸，而是对自由秩序的系统性削弱”，呼吁美国对华战略必须回归到“价值优先原则”。2026年2月，鲁比奥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强调美欧关系不只是简单的军事和安全合作，需要升级为“西方共同继承的认可的联盟体”，在演讲全文中充斥着对华意识形态偏见。具体操作上，特朗普2.0时期推动对华意识形态攻击舆论化、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把意识形态的外交辞令转化为舆论宣传语料，利用其掌控的国际媒体话语权，对我国大肆进行抹黑与歪曲。美国媒体刻意断章取义，将我国正常的文化事业建设、文化产业发展，恶意解读为所谓“文化扩张”“意识形态输出”，企图削弱我国文化产品在全球文化市场的竞争力。美国还借助网络平台和人工智能载体，针对我国年轻一代开展思想文化渗透。特朗普2.0时期，美国政府授权中央情报局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发起高度机密的行动，散布关于中国政府的负面信息，目的是煽动中国公众反对政府的舆论。2025年第二季度，美国谷歌公司在YouTube频道中移除了约700个中国频道，这些频道的共同特点是传播中国正能量或者发表与美国有关的政策评论［34］。2025年4月，特朗普在“真实社交”平台上使用后期合成的海洋垃圾照片，蓄意将太平洋海洋污染问题归咎中国［35］。
第二，传播历史虚无主义与消解文化认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兴起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国内外敌对势力试图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策动“颜色革命”的重要战略，其实质是动摇党的执政根基、破坏民族团结。特朗普执政时期恰逢数字技术高速发展，各类信息平台和人工智能技术层出不穷，促使历史虚无主义思想及言论沉渣泛起，并借此加强对广大网友尤其是青年一代网络原住民的思想渗透。历史虚无主义借助数字信息产品掩盖粗俗简陋外观，打着“学术争鸣”的幌子登堂入室肆意兜售虚假叙事，海量信息内容加大了信息接收者辨识真伪的难度，使得偏离真相的历史信息扰乱青年心智。如在2025年9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期间，部分美国媒体根植“西方中心主义”叙事限度，系统性刻意淡化、无视甚至抹杀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夸大美西方国家对二战胜利的战略地位［36］。虚无真实历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消解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破坏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文化共识。在国家层面，历史虚无主义编造“无中国说”和“去中国化”话术，以民族历史为切口制造民族矛盾，意图否定中华民族发展的连续性与统一性。在民族层面，历史虚无主义刻意放大民族之间的差异属性，遮蔽中华民族的共同性，肆意放大少数民族特殊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习惯，将中华民族发展史曲解为“民族斗争史”［37］。长期受到历史虚无主义毒害的青少年会出现“文化自卑”“价值迷茫”等问题，在纵向维度上逐渐消解中华民族的精神主体性，在横向维度上依附西方外来文化，诱发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和认同危机。
第三，人文交流“断链”与敌视海外侨胞。中美人文交流是维系两国正常关系的重要纽带，普遍被认为具有“托底”功能。特朗普再次上台以来持续强化对赴美留学生和海外侨胞的审查，中美人文交流面临“脱钩”风险。一是赴美留学生数量锐减。自特朗普1.0时期以来，因美国当局增设的种种不合理门槛，中美人文交流受到冲击，留学生的流动规模急剧下降，2023—2024学年中国在美留学生数量比峰值下降了近10万人，中国不再是美国最大留学生的来源国。特朗普2.0时期进一步收紧了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条件。2025年5月，美国国务院发布公告，宣称将吊销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或在关键领域学习的在美中国留学生的签证，加强对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签证申请的审查。再如美国国会炮制中国利用美国大学从事“间谍”活动谎言，非法获取中国留学生海外研究信息，严格审查斯坦福大学等6所高校的留学生申请、录取情况。二是海外侨胞面临准入障碍。2025年8月，美国政府启动大规模签证审查，涵盖旅游、工作、学生等各类签证，审查内容新增“社交媒体内容”“原籍国执法记录”“国家安全”等指标，重点排查“反美”言论，将签证审核从“准入时审查”转变为“动态监控”，华侨华人作为合法居留群体被纳入“潜在风险群体”，面临合法移民准入障碍和持续的签证资格复核压力。2025年9月，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通过涉及重启“中国行动计划”的法案。美国以“打击经济间谍”“保护知识产权”为借口，无端将华裔科学家、华侨技术人员、中美合作科研人员等列为重点审查对象，损害我国海外侨胞的正当权益。三是中美文化交流频次放缓。特朗普2.0时期，美国对文化、学术交流进一步设限，缩减甚至叫停部分中美之间文化交流项目，如富布赖特交流项目，延续并强化了对孔子学院的政治化定性。这种做法意图污名中华文明，阻碍中美正常民间文化交流互动和海外文化传播，试图让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局限于美国所塑造的片面、歪曲形象之中。
（四）破坏国际合作：捆绑对华遏制条款，打造国际反华阵线
特朗普2.0时期，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还通过在国际层面推行“新门罗主义”、重塑伙伴关系网络、武装中国周边国家的方式，试图孤立中国，诋毁中国倡议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为国际和平、合作、发展提供的中国方案，妄图打造国际反华阵线。
第一，推行“新门罗主义”，排斥人类命运共同体。2025年12月，特朗普在第二任期中推出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报告明确美国国家战略中的排他性逻辑，提出“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这被称为特朗普版的“新门罗主义”或“唐罗主义”。“新门罗主义”是指美国反对任何非西半球国家在该地区部署军事力量或者获得该地区重要资产，主张美国对西半球的绝对控制和优先地位［38］。有学者指出，《国家安全战略》细化了“美国优先”的制度性表达，确立和巩固了美国在主权国家中的“首要民族国家”地位，并将“反自由主义”和“反跨国主义”价值观念内嵌其中［39］。报告激烈批评了美国历届政府对全球主义和自由贸易的过度关注，主张维护美国的本土安全和人民福祉，将第一任期中的“美国优先”理念上升为“美国至上”。为了实现美国对西半球的绝对控制权，特朗普延续第一任期“退群”策略，基本否定了拜登政府重新融入国际秩序的举措，抛弃了冷战后确立的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秩序，试图构建美国利益至上的单边主义框架，甚至成立了意欲取代联合国多边机制的“和平委员会”。2026年1月初，特朗普直接对委内瑞拉开展军事行动并绑架总统马杜罗及其夫人，公开威胁古巴、哥伦比亚政权。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警告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想要保住委内瑞拉现政权并恢复石油正常进出口贸易，就需要驱逐所有来自俄罗斯、中国、伊朗等国家的“顾问、特工、情报人员和军事教官”，立即停止对中国的石油供应，并将原油全部移交美国监管。2026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起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意在摧毁伊朗导弹工业、海军力量及核设施，进一步造成国际局势的不稳定。“新门罗主义”企图确保“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永远不再受到质疑”，在经济上阻断“一带一路”倡议在拉丁美洲的经贸合作关系，在秩序上挑战以协调合作为基石的多边主义，在军事上以武力胁迫或者使用武力解决争端，与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相背离。
第二，重塑盟友关系网络，操纵经贸胁迫对华贸易。特朗普2.0时期对中国实施多方位的封锁遏制策略，企图在国际上通过大搞政治联盟、操弄经贸胁迫等手段，打造反华阵线。一方面加大盟友关系网络建设，孤立中国发展。特朗普2.0时期强化对越南等国家的拉拢，通过外交斡旋、经济示好、合作绑定等方式，重构盟友关系网络，试图压缩中国的国际合作空间，实现“以盟友围堵中国”的战略目标。2025年3月，美国史上最大规模企业代表团访问越南，推动与越南在贸易领域的深度对接，打造美国企业全球生产新基地，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2026年2月，美国牵头联合全球55个国家组建“关键矿产联盟”，试图打造排除中国的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新格局，降低对中国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操弄经贸胁迫手段，刻意针对中国并威胁他国正常对华贸易。美国在与越南的贸易谈判中强制要求，对含有中国零部件或者原材料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或者在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协议中加入限制中国间接出口的“毒丸条款”。2025年10月，美国宣布限制与中国合作的部分中美洲国家公民及其亲属获得美国签证，以此威胁中美洲工商界人士不得同中国国有企业开展合作。2026年1月，特朗普威胁如果加拿大同中国达成贸易协定，将对所有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100%关税。
第三，武装中国周边国家，构建多层次对华围堵体系。特朗普2.0时期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威慑军事威胁”作为美国的亚洲战略目标，强调的两个方面“主要威胁”均与中国密切相关。一是针对“第一岛链也就是台湾问题的威胁”，报告认为台湾“直接连接第二岛链”“对美国经济具有重大影响”，需要建立能够在第一岛链内任何区域阻止“侵略”的军事力量。二是针对“南海的威胁”，报告认为南海处于全球重要贸易通道的隘口，一旦失去控制会严重损害美国利益，美国将持续强化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特朗普2.0版国家安全战略并不是“战略收缩”，而是将核心战略竞争对手和威胁始终瞄准中国。为了实现其威慑中国的战略目标，美国的主要军事动作就是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如日本、韩国、菲律宾等亚太盟国的军事合作，并持续强化推进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打造所谓的“印太威慑计划”。2025年，日本宣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公然将中国台湾与日本所谓“存亡危机事态”关联，妄图借助“集体自卫权”武力介入台湾问题。美国政府对华高强度、高对抗性的军事围堵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态势，挑起了区域内国家矛盾，最终目的是将中国封锁在第一岛链之内，扼杀中国对外发展的战略空间。
四、特朗普2.0时期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限度
特朗普第二任期延续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整体基调，在政治、经济、文化及国际等领域干涉我国统战工作。但这种干涉并非无边界、无阻碍，而是多重结构性因素制约下的“有限博弈”，存在干涉限度。特朗普2.0时期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限度受到三重制度因素的制约，即美国内部结构性困境、国际环境多极化与合作趋势、中国的战略应对与统一战线的制度韧性。这三重因素决定了美国难以实现其对我国统战领域干涉的既定战略目标，无法改变中国发展崛起的历史大势，更不能阻挡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步伐。
（一）美国内部结构性困境：制约干涉能力的核心原因
美国的任何对外干涉政策，都产生于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环境，服务于美国本国发展目标，因此必然受到美国内部环境的诸多限制。第一，美国对华战略定位转变，秉持“美国至上”的实用主义，强调运用经济政策，对关涉的议题边界有所取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更强调经济安全和文明安全［40］。2025年12月美国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虽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但竞争的主战场划定在经贸与科技领域，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占比更重。这种认知使得政府资源与政治注意力高度集中于关税战、技术封锁、投资限制、供应链回流等经济议题，而在新疆、西藏、香港等核心统战领域上策动系统性议题及大规模行动并非其战略优先项。第二，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行动与美国国内经济利益存在冲突。中国是美国众多农产品、能源产品、高端制造产品的重要出口市场，对华贸易战与经济脱钩已对美国农业和农民、制造业企业、消费者造成严重损失。特朗普1.0时期的关税战清晰地表明，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其成本主要由美国进口商、零售商和消费者承担，导致了持续的通胀压力。美国农业州作为特朗普的关键票仓，因中国针对性反制而蒙受巨大损失，在选举时将直接转化为政治压力。第三，美国内部分裂与政策分歧，影响美国对我国统战领域干涉政策的连续性与执行力。特朗普2.0时期，美国国内政治极化态势进一步加剧，两党之间、府会之间始终存在矛盾冲突。在两党之间，尽管两党在对华强硬问题上存在共识，但在具体干涉手段、重点领域、资源投入等方面仍存在分歧：民主党更倾向于通过盟友联动、规则制定、意识形态渗透等“软实力”手段进行干涉；共和党则更强调单边制裁、军事威慑、经济脱钩等“硬实力”手段。在府会之间，特朗普政府偏好使用灵活、可逆的行政工具来实施对华压力，如总统行政令、商务部实体清单、签证限制等，以保持其作为谈判筹码的弹性和个人决策权威。然而，美国国会则试图通过立法手段将部分对华政策制度化。如2025年2月，共和党众议员华格纳等人推动的“台湾保证实施法案”，旨在突破美国与台湾当局交往的红线，要求美国国务院每5年审查一次“对台交往准则”，该法案最终获得参众两院通过。同时，特朗普2.0时期，美国内部社会矛盾增多，贫富差距扩大、社会撕裂加剧等问题日益突出，这迫使美国政府将更多资源投入国内事务。此外，美国的选举周期也将影响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政策。为赢得选举，特朗普政府可能将新疆、西藏、港澳台等议题作为“政治秀”，更多关注短期政治效果，忽视长期战略规划，这也限制了干涉的深度与可持续性。
（二）国际环境多极化与合作趋势：压缩干涉的外部空间
特朗普2.0时期，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不仅受制于美国自身的内部困境，也被当今国际环境多极化深入发展、全球合作成为时代主流的大趋势所制约。多极化进程中新兴力量崛起、传统盟友离心、各国对合作发展的迫切需求、国际社会对单边干涉的普遍反对，共同挤压了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干涉的外部空间，构成其干涉限度的重要外部维度。第一，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压缩了美国干涉中国统战领域的外部空间。世界多极化已成为现实，这一结构性变化使得任何国家都难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全球。全球南方国家已成为国际政治中不可忽视的独立力量。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国际舆论孤立中国，但这在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遇冷。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合作等，提供了发展方案，其务实、高效的特点契合发展中国家最迫切的需求。第二，美国传统盟友内部分歧削弱了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干涉的主导能力。美国的盟友在对华政策上存在显著分歧，并非完全追随美国的对华干涉战略［41］，这限制了美国通过盟友联动干涉中国统战领域的效果。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将对华关系定义为“合作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在经济层面，中国是欧盟至关重要的贸易伙伴和供应链关键环节，“脱钩”对欧洲而言在经济上弊大于利。在政治层面，欧盟虽在人权、涉疆等问题上有所响应，但在台湾这一核心问题上，其官方立场始终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欧盟的防务与战略重心仍在北约与俄乌冲突，无力也无意在印太地区承担主要军事角色。在外交层面，欧盟更倾向于多边主义与规则外交，对特朗普政府单边、交易性的风格深感不适。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美国亚太盟友，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平衡中国影响力，积极参与“四方安全对话”等机制，但在涉及中国统战领域核心议题上的态度较为谨慎。再加之特朗普政府“美国至上”“交易性”的单边主义作风，美国传统盟友圈对其在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支持呈现有限性和条件性。第三，美国霸权主义、保护主义行径背离全人类共同价值，不符合和平、合作、开放、共赢的世界发展趋势。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本质上是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的体现，遭到国际社会多数国家的反对。2026年1—3月，特朗普对委内瑞拉、伊朗的军事干预，以及对加拿大、格陵兰岛领土的无理诉求，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越来越多的国家形成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共识。
（三）中国的战略应对与统一战线的制度韧性：化解干涉风险的根本原因
特朗普2.0时期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根本上受制于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包括统一战线的强大制度韧性。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引下，中国已经从简单的被动防范干涉风险，转向主动应对、精准反制，这是化解特朗普2.0时期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干涉风险的内在基础。第一，中国已构建起应对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干涉的战略体系。我国应对各领域各方面风险挑战、确保到2035年如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依托超大规模市场、完整工业体系和新型举国体制，我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这一战略框架下，国家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展，于2025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中国利用军事、法律、外交等综合工具箱，对美国干涉中国统战领域的行为实施精准反制。在港澳台、涉疆、涉藏等关乎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核心问题上，中国的立场坚定。在军事方面，中国国防力量的现代化，特别是区域拒止、反介入能力和核威慑可靠性的提升，使得美国对台海的军事干预面临限制。在法律体系方面，中国已建立起反干涉、反制裁、反“长臂管辖”的法律体系，通过出台《反分裂国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等法律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通过《反外国制裁法》《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等法律法规有力反制美国干涉中国统战领域。2026年3月，我国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法治保障［42］。第二，中国为国际社会提出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营造反干涉的国际环境，形成合作共赢的国际共识。特朗普1.0时期以来，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动进行话语建构和议程设置。中国积极提供替代性的全球治理方案，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将国际社会的焦点从地缘政治对抗引向发展合作、共同安全与文明互鉴。在人权、民主等价值观领域，中国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至上”“生存权发展权是首要基本人权”等基于自身实践的理论总结，并通过白皮书、国际论坛、互联网等多种渠道广泛传播。第三，统一战线的制度韧性限制了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程度。美国政府对我国统战领域的干涉，本质上是试图破坏我国大团结大联合的局面，动摇我国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制度基础。我国已构建起大统战工作格局，形成全域覆盖的统战网络，实现了对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全方位调节，从制度层面压缩了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空间。大统战工作格局实现了对重点人群和关键领域的全覆盖。特朗普2.0时期，当美国试图渗透、拉拢特定群体，如民营企业家、知识分子、少数民族精英、海外侨胞时，大统战工作格局能够迅速反应，通过思想引导、利益协调和情感联系，增强其国家认同与制度认同，筑牢抵制美国干涉的心理防线。针对美国借涉疆、涉藏议题进行炒作、污名化攻击、舆论施压，并借助相关势力干扰我国民族工作和边疆稳定的企图，中国通过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使“五个认同”日益深入人心。
五、新形势下防范与化解美国干涉中国统战领域风险的对策建议
特朗普2.0时期，美国对华战略竞争长期化、复杂化，其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呈现出手段更趋多元、领域交叉渗透、内外联动增强的新特点。有效防范化解干涉风险，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和底线思维，构建一套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国际等维度的综合治理体系，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塑造的根本转变。
（一）维护政治安全，以制度优势与法治建设防范风险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防范化解统战领域的干涉风险，首要任务是巩固政权安全、制度安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不受侵害，核心是构建统战领域的风险防范机制和法治保障。
第一，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统战领域风险防范机制。首先，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中的风险防控体系。在各级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的牵头下，建立跨部门、跨层级的统一战线风险防控机制。该机制整合统战、外交、国安、公安、网信、民族宗教等部门资源，形成“信息共享—综合研判—战略决策—协同执行—效果评估”的闭环管理。其次，建立风险监测预警机制。跨部门整合风险数据资源，针对美国重点渗透和干扰的留学人员、少数民族、宗教界、民营经济、港澳台胞等统战成员群体，搭建动态信息数据库，通过大数据分析等手段识别美国以“民主”“人权”为幌子的资金渗透、舆论煽动、代理人培养等风险信号。定期开展统战领域风险评估，对重点方向、重点领域、重点人群的潜在风险进行动态扫描与分级预警，实现风险的早识别、早预警、早处置。最后，健全统战风险动态跟进机制。利用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等方式，在风险点出现时就进行跟进处理，防止风险扩大化。提升统战工作者的政治敏锐性和风险鉴别力，使其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并上报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将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
第二，健全反干涉、反渗透的法律法规体系，运用法治武器划定清晰红线。加快完善涉外法治体系，将反干涉斗争纳入法治化轨道。首先，完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为核心的反制法律工具箱。加快出台配套实施细则和司法解释，明确“歧视性限制措施”的认定标准、反制清单的动态管理程序、各部门的职责分工与协作流程。其次，强化国家安全领域立法与执法。适时修订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将利用民族、宗教、人权等问题干涉中国统战领域，以及通过网络攻击、数据窃密、恶意影响活动危害我国政治安全的行为纳入依法打击范围。最后，推进统战重点领域公共事务治理法治化。在民族工作领域，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全面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依法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依法打击一切形式的民族分裂活动。在宗教工作领域，深入贯彻落实《宗教事务条例》，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决抵御境外势力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和干预活动。
（二）维护经济安全，以高质量发展与科技自立自强壮大中华民族经济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科技竞争力是抵御风险挑战的压舱石。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往往伴随着经济胁迫和技术封锁。我国要紧密团结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推进制度型开放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第一，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系统增强经济发展韧性。在坚定保护自由贸易、有理有节反制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话语构建，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制度保障，系统增强经济发展韧性。要从高标准协定出发，在经济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建立“先行先试”压力测试区，利用海南自由贸易港和2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推进经济贸易制度改革［43］。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建设市场基础制度，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公平有序参与竞争。
第二，夯实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依照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科学部署实施科技创新项目，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传统技术升级，不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集群，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高地［44］。以创新为导向突出企业主体地位，鼓励领军企业主动承担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参与国家科技计划编制，推动构建覆盖产业上下游和产学研一体的创新联合体。
第三，广泛团结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坚定不移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稳定企业家预期，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深刻把握“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的身份定位，大力支持民营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把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最广泛最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积极弘扬企业家精神，引导非公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自觉融入国家大局、响应国家战略，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培养一支关键时刻靠得住、用得上的民营经济代表人士队伍。持续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市场环境、政务环境、金融环境和法治环境，落实落细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制度要求，破除民营企业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壁垒。同时，利用经济手段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为民营企业出海发展提供政策指引与支持［45］，如为受美国关税制裁、技术封锁的民营科技企业提供低息贷款、研发补贴，支持民营企业科技创新等。
（三）维护文化安全，以增强“五个认同”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社会和谐之魂。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往往从历史虚无、价值扭曲、认同解构入手。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不断增进全体人民的“五个认同”，构筑起抵御风险的坚固思想长城。
第一，巩固统一战线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针对统一战线成员点多线长面广的特征，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学院、网络统战教育平台等线上线下场域开展分众化宣传教育。如针对民族宗教界人士，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揭露美国炒作“新疆人权”“西藏独立”等议题的真实目的，讲清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势；对港澳同胞，结合历史史料与客观现实，阐述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巨大优势。建立统一战线成员思想动态跟踪机制，加强思想领域风险防范。
第二，构建统战宣传和话语叙事体系。对美国关于中国统战领域的话语干扰，建立健全统战话语叙事体系。依托数智平台分类梳理典型言论、案例、数据，联合高校、智库、媒体反驳相关论调。丰富统战话语叙事的内容和方式，如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圆”“石榴籽”等为核心概念，将统战工作实践转化为具象化叙事，用客观实践成效、灵活平台媒介传播替代笼统宣传。创新话语体系与传播方式［46］。针对美国在涉疆、涉藏、涉港等问题上的污名化叙事，主动设置议题，构建基于中国实践、具有中国特色、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例如，利用短视频、微纪录片、动漫、游戏等融媒体手段，进行精准、柔性、跨文化的传播。
第三，坚决抵制错误思潮侵蚀。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对四史的研究和正面宣传，坚决抵制任何歪曲历史，否定党的领导、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和行为。依法管理史学研究成果的出版和传播，审慎审查相关内容。有效应对西方思想渗透。揭露西方民主、自由、人权话语背后的双重标准和霸权逻辑。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构建中国统一战线学自主知识体系，为巩固主流意识形态提供学理支撑。加强对社交媒体、即时通信工具、网络直播、知识社区等新业态新应用的监管。聚焦涉港澳台、涉民族宗教、涉历史虚无主义等领域的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治理。
（四）塑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构建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
特朗普2.0时期，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行动离不开其构建的同盟体系和掌握的国际话语权。我国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以更宽广的全球视野和更主动的外交作为，塑造于我有利的国际环境，构建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最大限度深化开放合作、多边主义的国际共识。
第一，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扩大中国国际影响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坚持深化与沿线国家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通过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让更多国家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夯实反干涉的民意和利益基础。在全球发展议程中发挥引领作用。积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聚焦发展中国家紧迫的民生问题，加大资源投入，打造合作项目，赢取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认同。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共同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
第二，运筹大国关系，分化遏制美国塑造的干涉联盟。正确处理与主要大国，特别是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关系，是化解外部压力的关键。坚持对美斗争与合作“两手”都要硬。对美方的干涉行径和错误言行，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明确划出红线。同时，要保持沟通渠道，在双方有共同利益的全球性问题上开展充分合作，推动中美关系沿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为管控分歧、减少误判设置“护栏”。实施对欧务实外交。深化与欧盟核心大国的务实合作，加强与欧盟对华友好国家的联系。深化周边睦邻友好合作。坚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深化同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经济融合和人文交流，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高质量实施，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第三，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在多边场合提出“反干涉”国际行为准则，推动制定关于不干涉他国内政、反对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分裂他国、反对滥用单边制裁等国际规范。主导或参与设立新的多边治理平台［47］。例如，推动完善全球安全倡议下有关数据安全的具体细则，防止数据被用于干涉他国内政。主动设置国际议程，回应国际关切。针对涉疆、涉藏、涉港、涉台等统战核心及国际舆论焦点议题，主动发布权威信息，组织境外记者实地参访，用事实和数据粉碎谎言。善用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针对个别国家某些严重违反国际法的干涉行为，如对新疆产品的无端制裁，研究在WTO争端解决机制或其他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的可能性。通过国际法律和国际规则，实现法律的反制效果，争取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六、结语
长期以来，美西方有关国家对中国统战领域的介入与干涉，本质上是世界格局演进过程中西方中心主义在国际关系与涉华战略中的深层反映。美国的相关做法绝非孤立断续的挑战，而是其对华总体遏制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根本目的在于通过破坏中国内部团结、削弱制度与文化认同，阻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维系其全球霸权。特朗普2.0时期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尤为典型地折射了百年变局下的大国博弈，是一场超越传统疆域、深入社会肌理与思想领域的“没有硝烟的战争”。从总体国家安全观审视，其已在政治、经济、文化、国际等领域形成了多维交织的复合型安全风险。这深刻提醒我们，在大国博弈日趋激烈的今天，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已同国家安全的方方面面深度嵌套。坚持和运用好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不仅是凝聚复兴伟力的必然要求，更是应对复杂严峻挑战、在风高浪急中稳住阵脚、赢得未来的战略基石。新时代新征程，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将统一战线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更为强大的治理效能；同时以胸怀天下的理念构建国际反霸凌统一战线，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大统战、大安全和大宣传一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性交汇中，牢牢掌握国家长治久安与持续发展的主动权，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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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统战工作重点项目“特朗普2.0时期美国对中国统一战线领域的干涉风险与应对研究”（2025TZ01）
引用格式：王京菁，林华山．特朗普2.0时期美国对中国统战领域的干涉风险、限度与应对［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6（2）：252-2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