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底，美国副总统万斯在俄亥俄州的共和党晚宴和布莱巴特新闻网的专访中，高调吹捧特朗普对外政策“成就”，将“十二日战争”中“摧毁”伊朗核计划、促成伊朗和以色列停火且美军零伤亡的“战果”，归功于所谓“特朗普主义”（Trump Doctrine），并为其概括出“拒绝政权更迭”“注重外交优先”“极端情况下实施压倒性军事打击”三原则。
综观特朗普2.0执政半年来的表现，其外交实践确实处处折射出这三个原则。但这种概括是对特朗普对外政策的溢美包装，还是足以界定新时期美国外交路径并有望冠以“主义”之名的真实框架？令观察者们满腹狐疑。
如何看特朗普2.0外交风格
要评估特朗普外交政策是否构成“主义”，需先行审视其具体实践风格。目前看，主要表现为三点：
第一，滥用经济或安全威胁，通过极限施压谋取胜局。如在与加拿大具有争议性的“数字服务税”问题上，特朗普以25%汽车关税威胁对方，迫使加方出于与特朗普政府达成全面贸易安排的需求，于6月底宣布取消“数字服务税”。又如在与韩国的争议中，特朗普指责对方对美国商品征收“四倍关税”，威胁废止《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同时以停止军售施压，迫使韩方同意重新谈判防卫费分担额及关税条款。可以看到，特朗普施压取胜的杠杆是这些贸易伙伴国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
第二，以惩罚为要挟迫使对方减让利益。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乌克兰问题。特朗普频频扬言暂停向乌运送关键武器，甚至在白宫当众“教训”乌总统泽连斯基。乌方最终因在战场上依赖美国军援，接受一系列屈辱性条件，包括允许美资企业开采顿巴斯矿产资源。特朗普同样对邻国墨西哥实施胁迫，如加征“芬太尼关税”、拒绝向蒂华纳市供水、以发现“螺旋蝇”为由暂停自墨进口牲畜、吊销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及其配偶签证、制裁墨三家金融机构等。墨方最终在边境安全、贸易政策、钢铁关税等诸多领域做出实质性让步。
第三，以制造或加剧危机来迫使对方让步，最终实现局势缓和。“十二日战争”是特朗普“以升级求降级”策略的典型实践。通过对伊朗核设施发动“午夜重锤”空中打击，将原本限于以伊的双边冲突升级为美国直接介入的危机，激化地区紧张局势。在部分摧毁伊朗核能力后不到24小时，特朗普又宣布达成“全面且彻底的停火协议”，通过实现短期局势降级收割政治红利。
总的来说，特朗普2.0的外交风格具有高度个人化、极富对抗性的特点以及零和博弈式的地缘政治色彩，部分美国学者视之为“由极端男子气概主导，包括好斗、情绪化、蔑视外交规范以及对权力和胜利的痴迷等特征”的行为范式，认为特朗普惯于通过制造“不合作即遭殃”的心理预期，迫使他国接受他所希望的结果。
这种外交风格取得的“胜利”有其局限性：一方面，施压成功的案例主要针对依赖美国的盟友或实力相差悬殊的“敌手”，而即便这些国家做出妥协，也往往会受到变本加厉的施压，美国取得了“蝇头小利”，他国对美国的怨恨则不断积累；另一方面，特朗普对中国、俄罗斯等美国的强大对手虽也同样施以高压，但当遭遇以牙还牙的应对时，又往往主动退让。因此，这种对盟友贪婪榨取、对强劲对手色厉内荏的外交风格，很难拥有可持续性。
“美国优先”的对外延伸
不过，也要承认，特朗普2.0的外交有着鲜明的目的性，其政策目标的轮廓还是非常清晰的。
特朗普2.0外交是“美国优先”的对外延伸。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布兰兹认为，特朗普的一切外交政策均以美国的经济、安全和战略利益为绝对优先，拒绝承担超出直接国家利益的国际责任。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瓦尔马、施特尔岑米勒等指出，特朗普认为现有国际体系损害了美国利益，让美国民众付出了沉重代价，因而要求外交政策必须服务于美国国内发展和民众的“健康、财富和福祉”。由此看来，特朗普许多反常规的操作也就不那么令人费解了。在特朗普眼中，任何对外协议若不能直接转化为美国工人薪资和工厂订单，便失去意义。正因为此，特朗普把关税当作制造业回流的抓手，将关键矿产、半导体、人工智能、能源合作列入国家安全范畴，要求所有对外谈判围绕这些重点重新议价。特朗普同时认为，多边条约和安全同盟让盟友“搭了便车”，美国却在支付巨额账单，于是把北约、世贸组织乃至联合国机构一概当成可谈判的“资产”。
特朗普2.0外交旨在增强对全球经济的控制力。特朗普深知美国的霸权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对全球关键资源、通道和规则的控制，其强硬外交的背后是全面重振美国对全球经济命脉掌控力的企图。一是控制传统能源供给。美国对伊朗发动“午夜重锤”军事行动的一大动因是伊朗议会此前批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十二日战争”结束后，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立即宣布对伊朗“影子银行”网络实施更多制裁，将阿联酋、土耳其和中国香港的22家实体列入名单，理由是它们涉嫌“协助伊朗进行石油非法销售”。二是控制战略通道。特朗普重新上任之初的“两板斧”是要“收回”巴拿马运河和“收购”格陵兰岛，前者是连接大西洋、太平洋的要冲，后者是美国安全防御的关键。三是控制关键矿产资源。特朗普重新上任首日便签署行政令，提出“恢复美国矿产主导地位”，扩大国内采矿和冶炼产能。同时，特朗普政府加紧在全球范围内攫取关键矿产，其垂涎格陵兰岛、把关键矿产协议当作恢复援助乌克兰的条件、斡旋刚果（金）与卢旺达矛盾、加强与西非国家贸易联系等，均有此种考虑。四是控制国际金融主导权。特朗普在传统金融外，把目光投向数字货币和加密资产，《福布斯》杂志刊文称他的稳定币战略旨在巩固美元主导地位。
特朗普2.0外交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和平主义”。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曾被包装为二战后唯一没有发动新战争的美国总统，在其第二任期也致力于打造“和平总统”形象，短短半年内就投入多项全球冲突调解工作，如推动俄乌谈判、尝试斡旋加沙停火、调停印巴紧张局势、推动卢旺达与刚果（金）达成和平协议、解除对叙利亚制裁，等等。然而，2月空袭索马里、3月打击也门胡塞武装、6月空袭伊朗核设施等行动表明，特朗普的政策在本质上是实用性而非原则性的和平主义，归根结底是以美国利益为绝对核心的“交易艺术”。特朗普本人也有对诺贝尔和平奖的执念，他曾公开抱怨前总统奥巴马刚上台时什么都没做便已获奖，还屡次声称“我配得上它，但他们永远不会给我”。特朗普竭力扮演“和平缔造者”，一定程度上也是想把诺贝尔和平奖作为证明其“历史价值”的“战利品”。
是否称得上“主义”？
在国际关系中，“主义”是对国家大战略的高度凝练和公开宣告，它为具体政策提供合法性框架。一套被公认为“主义”的外交政策通常需具备三大要素：一是持续关注的议题，也即其应对的挑战具有长期性，如“杜鲁门主义”之于所谓“共产主义扩张”、“门罗主义”之于“守住美洲后花园”；二是拥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手段来实现政策目标，也就是说要具备足够的工具匹配；三是清晰凝练的党派叙事，能被提炼为简明的口号，获得党内精英和民众的广泛认同。
以此三标准来衡量，“特朗普主义”即便可以说是雏形已具，但仍停留在依赖个人手腕的过渡状态。在持续议题层面，特朗普反复锚定的并非某一地区威胁，而是“让对外关系为国内工厂和选民买单”这一长期诉求。特朗普把全球化成本、盟友防务分摊问题、关键矿产与高科技供应链挑战统统归结为“美国工薪阶层利益被剥夺”的共同根源，并始终以此为政治动员的核心内容。在工具匹配方面，特朗普将关税、军售、军事打击和多边条约组合成“高压交易包”，先制造危机再抛出唯一的“出路选择”，威逼对手通过妥协寻求自保。在党派叙事维度，“美国优先”已成为共和党内部的共同话语，鹰派用它诠释实力威慑，民粹派用它反对全球化，即便彼此攻讦也要共举这面旗帜。
如何定义这种融合了胁迫和交易的独特外交模式？它恐怕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硬实力，而是一种可被称为“带刃的软实力”的混合模式。它并不寻求让其他国家仰慕美国的价值观或政治制度，相反，利用硬实力的明确威慑效果来精心设计一个博弈场景，使得与美国合作成为他国规避灾难性后果的最具“吸引力”的“理性选择”。这种高度个人化、对抗性的外交风格，能否被制度化并由后人继承，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特朗普2.0外交实践对中国构成复杂而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在中美关税战仍未完全停止的背景下，其“以升级求降级”的策略和“不合作即遭殃”的预期管理，要求我们具备更强的战略韧性、更清晰的底线思维和更充分的危机管控预案。放眼长远，在动荡变革的世界中，中国唯有保持战略清醒，苦练内功，对外广交朋友、深化合作，才能有效化解风险挑战，持续为自身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并在世界上发挥不可替代的大国作用。
（陈佳骏为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李亚琦为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研究助理，本文成稿于2025年7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