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研究国家治理的哲学基础，对于丰富国家治理理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从国家治理哲学的基本问题、学科定位、主要内容、理论功能等方面研究，结合中国古代治国理政智慧和当今世界范围内的治理实践，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治理现实，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守正创新，提出构建国家治理哲学理论的设想。
关键词：国家治理哲学；哲学基本问题；国家治理学科定位；治理哲学的理论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思想基础。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深入探究国家治理的哲学基础，构建和运用国家治理哲学理论，对于科学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作为哲学的国家治理
“治理”“国家治理”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既是一个实践范畴，也是一个哲学命题。研究国家治理涉及政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要总结中国道路的独特经验和价值，还要探索世界意义和人类共同价值。从不同角度观察国家治理就有不同的认识和见解。古今中外的政治家、行政管理家、理论家和有识之士面对国家治理都会超越具体实践去思考“形而上”的治理。
中国先哲认为，治理国家最要紧最根本的是找到国家治理的底层规律。“夫治国者，夫惟道焉，非道，何可小大深浅，杂合而为一乎”（《黄帝内经·灵枢·外揣篇》）。“道”就是这样一种底层规律，找到了这个规律再去办具体事，就是好的治理。“各如其常，经气入脏，必当治理”（《黄帝内经·灵枢·五阅五使篇》）。把握了“道”就能防止乱作为，就可以“无为而治”，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治大国，若烹小鲜”（《道德经·第六十章》）。即使对于一些复杂事务的管理，需要条分缕析，也只要遵循公道，便自然能达到有效的治理。“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荀子·君道》）。这是因为“其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也”（《韩非子·制分》）。
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理想国》和《政治家篇》中提出了“哲学王”的概念，他认为，国家的治理需要政治学、法学、科学、艺术（统治艺术）等，但哲学是治理的“灵魂”，在一个理想的国家中，应该用哲学治理国家，依靠“哲学王”来治理国家，法律和管理技术则是“哲学王”的工具，犹如教练制定的训练方案和医生开出的处方，在实践中是必要的，但必须是在哲学思想指导之下才有实践价值。柏拉图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很高，西方哲学界有一句名言“哲学史就是给柏拉图作注脚”，可见“哲学王”影响广泛。
随着近现代哲学与科学的分科化发展，特别是网络治理、新公共治理的兴起，“治理”越来越被赋予了哲学化的新内涵：与“统治”的分岔，体现为参与性、多元性、开放性等增加；与“管理”的分岔，体现为综合性、多维性、回应性、公正性、平等性等增加，但其原先所持有的哲学品格不仅没有褪色，反而由于对传统“治理”的反思而凸显出更多的宏大主题的属性。
治理理论的代表人物罗茨认为，治理是在无比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的一个词，凡认为“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以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就是治理，而在实际意义上，既涵盖了“社会—控制”体系的治理，又包括了强调效率、法治、责任并重的公共服务体系治理，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协同治理，还包含了某个机构削减公共开支、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效益的尝试，以及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
马克思在研究国家问题时经常使用治理、国家治理的概念，多数情况是在对具体治理现象进行哲学概括意义时使用的，是对具体治理行为所进行的理性思考。例如，马克思认为，当时的国家官僚体制不但不敢直面社会问题，反而设法阻止人们去揭露社会问题，“行政当局不能设法改革治理的方法，而只能设法改革治理的对象”。在马克思的研究中，把人类的治理、国家的治理区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古罗马的治理，二是中世纪君主的治理，三是工业化时期资产阶级的治理，四是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治理。这就是运用了哲学研究方法归纳的结论。
哲学所指向的国家治理，与具体科学与行为中涉及的国家治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家治理哲学是从世界观、国家观、治理观、方法论的意义上研究的国家治理，是对治理现象的“洞察”“透视”“反思”。国家治理哲学致力于研究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中如何形成一定的国家治理体系及其行为，产生一定的国家治理能力，并分析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对社会存在反作用的机理和成因。国家治理哲学站在时代的制高点，理性地、科学地解释人类治理活动的本质和规律，思索历史与现实中国家治理主体、治理客体的关系，解析国家治理实践中的深层次理论问题，引领国家治理创新发展的价值取向和大致走向。
二、国家治理哲学的基本问题
在理论研究中，“问题”是指研究者通过观察、实验或分析提出的，需要解答的具有哲学和科学意义的疑问或挑战。问题是研究的起点和核心。“哲学基本问题”是贯穿所有哲学和科学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恩格斯提出的“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成为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起点。恩格斯认为，他和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处理思维、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上，坚持存在、物质是第一性的，思维和精神是第二性的，存在决定思维、物质决定精神，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类历史发展脉络是劳动史而非观念史。哲学基本问题理论的提出，明确了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解决了“哲学是什么、哲学应当做什么”的问题。
根据这一原理，国家治理哲学要在国家与人民、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等诸多涉及国家治理的关系中确立最重要问题，这就是国家与人民的关系问题，人民是第一性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是人民派生的，是第二性的，这是国家治理哲学的基本问题。
国家治理哲学的基本问题包含三层意思：国家治理的本质、国家治理的结构、国家治理的运行。第一层意思是从国家治理本质上来说的，国家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一切国家治理都应该为人民服务。这是哲学的本体论。马克思指出：“国家制度、法律、国家本身，就国家是政治制度来说，都只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和人民的特定内容。”马克思认为，行政权是“一般国家公民的职能、规定”，“与立法权相比，它在更大程度上属于全体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决定性力量”，“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执政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治理活动，都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治国理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使各方面提出的真知灼见都能运用于治国理政”。政治学界对协商政治的研究，公共管理学界对“高效办成一件事”的关注，“小切口、大问题”讨论，“治理重心下移”的研究，以及对“街头行政”“邻避现象”等立足基层管理和社会运行逻辑的研究兴趣，都体现出以哲学身份获取的人民情怀，进而形成学科研究共识，把哲学研究作为国家治理创新的突破口，“把行政哲学研究作为一场学术运动来推动和一条学术路径来探索的积极成效”。
国家治理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层意思是从如何认识国家治理结构上来说的。这是哲学的认识论。国家治理结构是由国家性质决定的，中国国家治理的主体格局、基本形态、体制结构和矛盾运动结构是在基本经济关系和制度基础上形成的，这决定了中国治理结构是政治权力与人民权利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的构建和不断优化的过程，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政府、市场、社会和人民的共同治理结构和格局。有了这样的哲学认识，才能抓住社会主要矛盾，对具体的国家治理结构有一个正确的解析，科学评价其优劣，不断推进人民掌握国家治理权力的现实程度。
国家治理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三层意思是从国家治理运行上来说的。这是哲学的方法论。国家治理运行是指权力的行使，集中还是多元共治，或者是两者的平衡，以及社会公平正义与治理效能的统一等。国家治理哲学不是一般地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性，而是在还原政府应有权威的基础上，对社会组织、企业、公众的公共权力、权利和义务的回归性研究，是对治理方式多样性、公共利益和国家稳定的多重目标的扫视。
三、国家治理哲学的学科定位
国家治理哲学作为国家治理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和学理基础，它的学科隶属于哲学，也存在于具体科学之中。从现代学科融合的发展趋势和视角看，关于国家治理哲学的学问具有典型的跨学科特征，甚至可以说它在人类知识和思想体系中就是典型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哲学和应用哲学兼而有之，政治学、行政学、公共管理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生态学等学科兼而有之，是一门哲学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全面融合，多学科交叉的崭新学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制定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中“国家治理”列于政治学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目录中。政治学学科评议组对该学科的定位是：“国家治理是在国家政权确立后，国家权力主体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的管理，国家治理学科探讨国家治理的哲学基础、运行模式和发展规律，涉及国家治理哲学基础、制度体系、治理能力和治理文化等内容。”这就明确了国家治理的交叉学科性质，也强调了哲学在该学科中的基础性地位。
构建国家治理哲学学科，核心是找到属于国家治理的内在逻辑。国家治理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并与生产力的发展保持协调。这一逻辑决定了在整个国家治理的大系统中经济治理的重要性，而且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逻辑可以推导出经济治理逻辑统摄其他领域治理逻辑，以使得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实现一致性，但这种一致性不是简单地照搬经济治理逻辑，而是将经济治理中体现的“治理本质”揭示出来，用之于其他领域的治理，解决现代国家治理的“一”与“多”的矛盾，确保国家各方面的治理逻辑能够在国家治理大逻辑中实现“自洽”。在现实条件下，这一逻辑的张力体现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突出经济发展、经济改革在国家治理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推动各方面的改革。而提取“治理本质”则需要用哲学的抽象思维。黑格尔告诉我们什么是本质，怎样抓住本质，他说，“每一方只有在它与另一方的联系中才能获得自己的本质规定，此一方只有反映另一方，才能反映自己”。如在经济治理体系中，政府推动经济发展、进行宏观调控的本质在市场中得到反映，这就是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生态治理领域，天人合一的本质是尊重自然，发挥生态自身平衡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社会的积极作用，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这种尊重客观规律的决定性作用与发挥治理自主性作用的逻辑，如果都能贯穿到所有领域，体现到各方面的建设中去，而国家治理哲学的任务就是要严格遵循、科学指导、统筹谋划、共同实现国家治理的逻辑，那么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指日可待了。
国家治理哲学的学科定位和逻辑体系决定了其具有鲜明的特色和品格。一是底线思维的特色和品格。国家治理哲学是治理行动的理论基础，底线思维就是从最低处准备，居安思危，把握主动权的思维。底线是由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突破了底线，事物的性质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坚持“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统一，研究国家治理哲学是为了探究社会的必然规律，但又不能躺在必然性上睡大觉，要看到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的。面对社会的高复杂性、不确定性、脆弱性上升趋势，国家治理的“定力”尤为重要。国家治理哲学的使命就是永远追寻实践的步伐，沿着哲学范畴及相互之间的关系链条，编织认识国家治理规律的“网上之结”，发现社会的深层动力，推动社会变革和转型，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二是历史感的特色和品格。哲学是人的一种生存状态，是以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为前提、在人类文明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状态。一般而言，历史哲学包含了学科的多维统一性。学科发展是在规律历时态理论建构与共时态议题凝练并举的进路中前行的。国家治理哲学在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维度绽放，历史是土壤，历史感是学科的基本功。例如，每次历史性的转型过程决定了政府职能的变革，不研究历史，便无以找到答案。当今数字时代新的政府变革将会走向政府与社会一道进行合作治理的方向。又如，公共政策学的发展与研究历史上的决策失误有直接关系，增强“决策—执行—协商”机制，是解决模糊决策、决策偏差、政策阻滞的框架。
三是反思的特色和品格。哲学讲的反思不是“反复思考”，也不是简单地“反义思考”，而是对表象后面真相的辨析。中国古人有“吾日三省吾身”，德国古典哲学有“对思想的思想”，都是反思，对思想的再思考。哲学讲究从现象出发到理论，又返回现象本身，以此意识到未来的工作方向，是一个“以知识为核心转变为以现实生活为核心的过程”。国家治理哲学的积极意义在于将宏观理论建构活动深植于现实经验土壤，贴近现实生活并基于对纷繁复杂经验事实的概括总结，以理论勇气和自信提炼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原创性的观点，提高包括实际操作方面的潜能。在所谓科学管理时代，治理行为往往作为一种技术化的实践，人们相信可以有“最佳途径”“最佳实践”，在标杆管理导向和标准化的测量下，优劣一目了然，向标杆看齐，就可以立竿见影、提高效率。长此以往，行政机构越来越像机器，行政人员越来越像零件，行政体系被算法模型强推运行。治理哲学提醒人们，要把反思当作常态，行为要在反思中实践，时时检查其合理性和合目的性，约束治理体系去服务于人之生存与发展的目的。
四、国家治理哲学的主要内容
国家治理哲学的内容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组织，一个是仿照哲学的内容进行编排，另一个是按照治理的实践进行编排。然而，对什么是哲学，中外哲学家各说其是，犹如一百个人眼里有一百个哈姆雷特。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笔者认为国家治理哲学大致需要重点研究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关于国家治理的价值目标
价值目标与价值本身是不能画等号的，价值目标是为价值指明的方向，即价值所追求、所期望实现的结果。国家治理的价值，揭示的是国家治理的价值体现，这主要由治理理论研究，国家治理哲学重点研究更高层次的治理价值目标。古人说，价值“万金者，不待见其物而好恶可别矣”，有价值的东西，不一定亲眼看到就能辨别，这就是价值目标。与治理所产生的固有价值不同，价值目标是通过评价这些价值对理论和实践有没有作用，这些价值是不是国家（特别是国家战略）需要的。价值是客观的，而价值目标是人的主观思维与客观价值辩证统一的产物，是比价值更有“价值”的东西。比如，我们可以说构建合理秩序、激发社会活力、培育公共精神是现代社会治理的价值。这是从价值层面所说的。而秩序、活力、公共精神塑造了国家治理的现代性和优越性，这就是它的价值目标的实现。又如，某市通过了某一项行政制度，提升了政府治理能力，优化了营商环境，一年内就增加了十亿元财政收入，那么可以认为这项治理创新项目的价值是十亿元，以及使得该市在全域政府绩效排名中向前迈进了若干位次，这便是治理的价值。而这项改革创造的价值符合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方向，推进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提升了人们对国家治理现代化逻辑的思维训练、规律把握及实操应用能力，这就进入了价值目标的话题了——该项改革阶段性地逼近了价值目标。
国家治理哲学当然要研究治理的价值，但重点是研究价值目标，这个想法和界定，是我在联想到孙中山先生与邓小平同志的经典论述后具象化的。孙中山先生说过：“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邓小平同志再度出来工作，依然表示：“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作为公共管理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干事情想问题的出发点究竟是为了做官还是为了做事，可能一时很难分辨得出来，在从事相同的事务时，其业绩和政策执行效果可能都差不多，就是说他们创造的价值相同，但其主观动机若不是为人民服务，那么他们就是把工作的岗位当作做官的阶梯，这与真心为了事业而做事相比，两者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久而久之，二者的差别就失之千里了。国务院总理李强指出，凡事要多作“应不应该办”的价值判断，不能简单地只作“可不可以办”的技术判断。这里的价值判断主要说的就是价值目标。
国家治理哲学研究的价值目标是国家治理的灵魂，其中不仅包含治国理政的价值，而且富含更多的内容，如价值理念、制度理念、精神气质、技术理念等，这些都为国家治理提供和传授有关政治方向、思想导向、伦理基础、认知境界、人生格局、政策分析方法、专业治理技巧等方面的宝藏。
（二）关于国家治理的机理
国家治理的架构可以分为体制和机制，分别指向的是结构和运行。机理则是隐含在体制和机制之中的机器构造关系和运行原理。《史记》记载，扁鹊为齐恒侯看病，每隔五日都要“在肠胃”“在骨髓”“在腠理”“在血脉”进行诊治。这里的肠胃、骨髓属于“体制病”，腠理、血脉属于“机制病”。在体制相对稳定的情形下，机制对治理主体的影响更加常见。机制哲学研究启发自我意识觉醒，由被动转变向主动求变转型，摒弃官僚化方式，尝试自觉按照正义普遍性建构行动系统，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在全球治理中，国家治理哲学有助于形成“共商机制”的意识，以异见整合为工作目标，通过辩论、说理和对话生成交互机制。
在延安时期，哲学家艾思奇出版了一部《大众哲学》，将抽象的哲学理论通过“体制机制”传导到细微的生产生活中，转化成技能传授方法，为大众所掌握，使马克思主义高深的道理变成了人民的“精神武器”，发挥了改造世界的作用。中国乒乓球善于掌握“大处着眼和小事着手”“思想过硬和技术过硬”“相信相信的力量”“输球是赢球之母”等辩证哲理，是他们不断攀登世界高峰的制胜法宝。这些都证明了哲学对具体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而这种作用是通过对哲学的信仰、信念来实现的，也是通过体制、机制的“管道”来传送的，这就是治理的机理。
（三）关于国家治理的评价体系
作为哲学分支的评价哲学，主要研究评价的本质、结构、标准、方法以及评价活动的规律等问题，关注如何对事物、现象、行为、观念等进行综合判断和评价。哲学和历史一样，是现世的投射。国家治理的评价体系是国家治理的镜子。通过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和方法，对国家治理的结构、功能、效果进行全面、客观、精准的评估，为改进治理实践提供依据。将绩效理念导入国家治理之中是进行治理评估研究的主要目的。作为新的概念范畴，国家治理绩效为治理现代化注入政治导向、行政度量标准和综合动力机制，是完善制度体系和检验能力水平的价值尺度。有治理就有评价，绩效评价体现结果导向和满意度导向，旨在追求治理的公信力与执行力。结果导向针对的是工具理性，满意度导向针对的是价值理性。这些维度相互关联、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国家治理评价哲学的完整理论体系。
不论从概念内涵还是现实场景来看，国家治理绩效评价基本维度指向的经济性(如资源节约、环境美好)、效率性(如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效果性（重要产出目标实现）和公平性（以社会公平和代际可持续理念），都需要以正确目标作引领，不能背离国家治理价值的初衷。
（四）发展治理
在20世纪后半叶，随着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发展问题成为全球性关注的目标，“发展哲学”进入世界哲学界的研究视野，旨在解开发展之谜，解答发展的逻辑，解析发展观的深层架构，增进发展中人文关怀。发展理论研究最初主要从社会价值体系和经济发展模式入手，并逐渐认识到发展与政治、行政制度的发展创新不可分离。在国家治理哲学研究中，发展治理，作为治理理论的分支（前科学），也是治理的一个关键性领域和基础性理论。发展治理要解决的是治理体系的优化问题，这种优化是在治理体系与周围环境不断互动中进行的，包括政策、信息和能量的交换、转化所产生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对社会体系及治理体系的影响过程。再者，治理主体结构优化、功能改善与能力增强是相互联结、三位一体的，即实现了功能、工具和价值的统一。发展治理还要研究治理的发展。治理发展作为现代化发展的增量，是一种向更高级形态发展的正向变化。未来的国家治理将在数字政务、智慧城市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获得进一步发展，为国家治理哲学提供新的议题。
（五）国家治理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具有统一性，世界观决定方法论。国家治理哲学的“人民第一性”基本原理决定了密切联系群众的方法论。《黄帝内经》说“治之极于一”，“一者，因问而得之”，“闭户塞牖，系之病者，数问其情，以从其意，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大意是说，诊治疾病有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从与病人接触中问得病情，怎样问法很重要，要选择一个安静的环境，关好门窗，与病人亲密接触，反复交谈，耐心细致地询问病情，务使病人毫无顾虑、尽情倾诉，从而得知真情疾苦。治病如此，治理也是一个道理。坚持人民第一性就必须坚持实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国家治理方法论是对传统国家管理方法论的创新，在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增强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既解决好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的问题，又解决好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的问题，提高治理的综合效应等方面，新的方法论有独特优势。国家治理方法论还是探寻未来治理的“望远镜”，有助于以数据驱动的决策改进政策过程，借助虚拟组织（如数字平台）快速反应能力提高政府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实现定制化的公共服务和全天候在线服务等。
（六）部门治理哲学
国家治理哲学的内容包括部门治理哲学，如政府治理哲学（行政哲学）、社会治理哲学、基层治理哲学、公共服务哲学、政府监管哲学、应急管理哲学、数字治理哲学等。在研究部门哲学中，由于各方面、各领域、各层级治理面临着千头万绪的事务和千变万化的情景，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特别需要充分考虑两个问题：整体性治理与专业性管理之间的关系，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关系。前者主要靠国家制度建设以及制度的执行，制度向治理的转化，提高治理效能来解决，后者主要靠提高政府部门协同性、推动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创造性执行来解决。
按照上述几个方面的内容，可画一个框架，分为三个层次：（1）顶层设计。这是由国家治理哲学的价值目标确立的，体现了党的执政方式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对国家治理的直接影响。（2）内容范式。这包括运行机制、评价体系和发展治理，体现了从传统的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研究范式向国家治理研究范式转变，这是一种学科科学范式的变革，其中亦伴随着科学原理的转变。（3）方法论。在国家治理中主体不再仅限于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都可以成为管理主体，国家治理的主体更为多元化，与权力主体改变相伴随的是权利主体、治理权利、决策模型、整体治理、协同治理、系统治理等内容也都要发生转变。前述三点可以合并为两点，一是国家治理的制度变迁，二是国家治理范式革命。
五、国家治理哲学的理论功能
哲学具有解释功能、指导功能、整合功能、批判功能等，国家治理哲学也有这些理论功能。例如，国家治理哲学可以为实践提供核心治理理念和价值导向，这些理念和价值犹如灯塔，指引着国家治理的方向。在社会资源分配治理中，公平正义的理念对合理分配社会财富、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司法资源等，确保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民都能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发展机会和法制保障有着积极影响。福柯的“治理术”哲学理论为我们理解现代国家的权力运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哲学界的批判性思维往往是创造性思维的前奏，引领人们突破头脑中的“旧调调”，为谱写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创新篇章提供新旋律。笔者以为有四大功能需要特别提出来。
一是探究和重塑的功能。哲学具有一种“在下面的寻索”能力。“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历来是先哲成大事成大家的路径。我们这个时代，各个知识学科赖以生存的一些基本概念正在悄然变化，例如关于科学的概念、历史的概念、改革的概念等，这些概念在各方面数字化转型中有没有变化？需要怎样重塑？都要发挥哲学思维的功能，包括增强挣脱计算式思维的“绑架”的能力，去创造健康的人机对话功能，正确辨析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之真假、善恶、美丑。
二是否定和扬弃的功能。人们在认识一个新事物的时候，常常会说“我虽然不知道该怎么做，但起码知道不该怎么做”，如鲁迅先生的“不容已”精神，其实就是哲学上讲的否定性和扬弃思维方式。当现代国家治理仍然处于早期探索的阶段，这种否定和扬弃功能尤为可贵。罗西瑙认为，“治理是由共同的目标所支持的活动，这个目标未必出自合法的以及正式规定的职责，而且也不一定需要依靠强制力量需要克服挑战而使别人服从”。在“合法”之外到哪儿去找“共同的目标”？如何衡量共同的程度？就要运用否定性思维。罗西瑙接着说：“与统治相比，治理是一种内涵更为丰富的现象。它既包括政府机制，同时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随着治理范围的扩大，各色人等和各类组织得以借助这些机制满足各自的需要，并实现各自的愿望。”如此一来，就知道什么是好的治理了——应该包括社会参与，一个重要政策的决策若没有社会参与，那么就可以判定其不符合现代治理的要求。
三是解放思想的功能。解放思想是当代世界哲学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国家治理哲学最需要的就是解放思想这一功能。以深刻的思想力量触动现实问题，引起治理实践和治理理论的深刻变革，是国家治理哲学对实践和理性最佳的思考。研究国家治理哲学首先必须以哲学的本能做研究，打开思想的“总阀门”，激发智慧的“源动力”，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抓住社会深层次诉求，从人类理智上进行假设、追问、推导、理解、觉醒活动，不但是在面对人工智能的问答，而且是对人自己的反诘，启动治理发展的思想，追求未来的尽头。
四是建构话语体系的功能。话语体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话语体系是包括实践和语言在内的大系统，有概念、理论、方法三大板块，由事实和语言共同组成，狭义的话语体系则是指传播意义上使用的语言。国家治理哲学研究的主要是广义的话语体系。构建中国特色、时代特征和全球视野的国家治理哲学话语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权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治理智慧得到充分发挥，体现在话语体系上就是大量中国特色的实践与话语得以提出，广为传布，推动了改革发展。例如，以人民为中心、转变政府职能、服务型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机制、“自治、法治、德治”、“放管服”、“治未病”等等，都是由中国创造、有中国风格、有时代气息的话语系统。加快构建国家治理哲学话语体系，应立足中国实践总结中国经验，在实践创新与话语创新的结合上提炼中国治理哲学理论，开展全球治理哲学理论对话，更加自觉自信地创新治理哲学话语。当然，治理是一件务实的事情，也不必过度强调话语之新。“不事声张地适应公众当前的直接需要”，“这也是国家治理理论具有的最伟大的力量”。
高小平，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学术顾问、研究员，中南大学社会稳定风险研究评估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原文刊发：《国家治理研究》第1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