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志明，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教授；韩煜，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信息是国家治理的神经网络，存在模糊与清晰两种状态，给国家治理带来了普遍的相对性、可变性与紧张性。国家治理活动处于清晰与模糊的连续谱上，既要采集或处理更多的信息，以获得清晰的治理画像，也要面对各种模糊的情况，受到信息不足的限制。清晰与模糊的悖论指向国家治理过程中不同主体围绕信息的可得性和可用性而形成的紧张性、矛盾性和变动性状态，具体包含规模压力诱发的信息短缺性焦虑、工具异化形成的信息遮蔽性偏差、技术约束倒逼的信息选择性调适、利益分化驱动的信息策略性博弈等典型情形，这源于社会事实的模糊性、信息能力的局限性、信息加工的复杂性、社会舆论的叠加干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全面把握清晰与模糊共生、纠缠与进化的演进机理，谨慎地适应和平衡清晰与模糊之间的张力，增强国家识别、吸收与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从而将清晰与模糊的冲突转化为推动治理体系迭代升级的内生动力。
关键词：国家治理；国家信息能力；清晰化；模糊化；悖论
来源：《理论探讨》，2026年第2期。
一、引言
信息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构成国家行动的前提和支撑，信息的准确性与完整性直接关系国家治理的效果和效率。福柯将国家能力视为国家获取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并强调信息对于国家能力提升的关键作用。赫伯特·西蒙指出，获得足够的知识和信息是公共机构合理决策的前提。纵观古今，从古代中国的户籍制度、土地清丈到近代欧洲国势学派的兴起，都是为了更全面地掌握国情民意，为国家治理提供坚实的信息基础。事实上，现代国家都在孜孜不倦地推进社会事实的清晰化，积极利用信息技术来监测社会，不断深入并突破社会的模糊地带，试图将社会事实及其变化情况“尽收眼底”，提高治理画像的清晰度，然而，由于社会本身具有高度模糊性，任何个体、组织甚至国家机构都只能掌握有限的信息，社会中还存在大量国家无法随时、全面和准确掌握的事实。
提升国家的信息能力既是现代政府建设的基本方向，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统计指标核算体系，加强新经济新领域纳统覆盖”，并“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人口管理制度”，通过摸清底数、掌握实情来夯实国家治理的信息基础。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对国家信息能力建设作出系统部署，明确将“健全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确立为“十五五”时期的重点任务；要求在城市治理领域推动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打造集约统一、数据融合、高效协同的城市数字底座，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公共服务“一网通享”的发展，从而在更细微的空间尺度上识别社会变化趋势、精准定位问题根源、减少城市治理盲区。这一系列战略部署充分彰显了国家推进清晰化的治理意图，为推进信息能力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围绕国家治理中清晰与模糊的信息问题，学界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视角。一是国家权力视角下的清晰化叙事。国家信息能力是国家辨识治理对象及其活动状况的能力，关涉国家“看到”和“看懂”社会的程度。现代国家的构建过程就是社会事实不断被“看见”的过程，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信息交流机制实现对社会的渗透与控制，从而增强基础性权力。二是组织管理视角下的模糊性叙事。埃森伯格提出“策略性模糊”概念，将模糊化看作应对多重目标和动态变化优先序的策略行为。相关研究进一步聚焦模糊性在政策执行与组织沟通中的功能性价值，并从政策过程等视角揭示了模糊性在责任分散与风险规避等情境中的作用。三是技术治理视角下的数字化叙事。该视角关注算法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如何重塑国家的信息能力，探讨“数字利维坦”的全景监控能力，并反思技术带来的信息过载与算法黑箱问题，指出数字技术在提升治理精度的同时，也可能制造新的认知盲区。
现有研究虽然提供了多元化的分析视角，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缺乏对立统一的辩证视野。多数研究倾向于将清晰与模糊视为非此即彼的对立状态，既没有从辩证视角来考察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也未能剖析二者在国家治理进程中共生、纠缠并进化的演进逻辑。二是缺乏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动态视角。现有文献要么聚焦国家对社会单向度的“凝视”过程，要么关注社会事实本身的模糊性和隐匿性，缺乏将二者置于动态博弈视角下的考察，忽视了国家信息能力与社会可读性之间复杂的互构机制。基于此，本文以信息为分析对象，聚焦国家治理中清晰与模糊的悖论问题，分析清晰与模糊悖论的矛盾形态及其成因，探讨这一悖论对国家治理的影响及化解策略，从而为理解信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提供理论视角。
二、国家治理中的清晰化与模糊性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国家治理的基本问题。信息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及其变化的表征，既是权力运行的基础资源，也是社会表达的重要载体。尤其是作为连接国家意志与社会主体的媒介，影响着双方的互动及策略。国家通过对庞大的社会事实进行识别、监测、采集和干预，实现对社会事务的有效管理和统筹调控。信息始终贯穿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之中：一方面，以算法为核心的数字技术介入国家治理，已经成为国家治理变革的重要趋势，极大增强了国家的监测和计算能力，使国家能够更清晰地洞察社会现象、更全面地掌握社会动态、更精准地识别和运算社会事实，从而进行更有效的治理及服务；另一方面，社会主体也能够借助于信息技术更广泛地采集国家的信息，更深入地理解国家治理的特征、趋势与运作机制，更灵活地安排和调节自身与国家的关系，从而在互动中维护自身权益、参与国家治理甚至影响国家决策过程。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国家的建构及其治理活动，始终与其掌握和利用信息的能力密不可分。在传统社会，被长期跟踪观察和详细书写是一种“特权”，普通民众的日常一直被排斥在外，很难进入描述的领域。詹姆斯·C.斯科特指出，“前现代国家在许多关键方面几乎是盲人。它对它的统治对象所知甚少：他们的财富，他们所有的土地及产出，他们的居住地以及他们的身份”，因此“清晰性是国家机器的中心问题”。现代国家诞生以来，科层制成为国家行政体系的基本架构，其行动的核心在于对信息进行收集、加工和协调，科层体制的理性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信息流的理性化。事实上，不论是维持科层体制的正常运行，还是创造良好的社会秩序，国家都要准确清晰地了解领土范围内的人口、土地、资源等信息，以便制定政策、征收赋税以及提供公共服务。
国家治理的清晰化实际上是通过系统性采集与标准化处理，将不可通约的社会事实转化为可度量和可运算的信息资源，构建起社会运行的可见性框架，为国家权力的渗透与治理目标的实现提供决策支撑的过程。现代国家不断发展基础性权力，利用各种基础设施和后勤支持系统采集社会信息，目的就是看见、看清、看懂社会的细节与纹理，将国家意志贯彻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例如，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对社会中的各种人、财、物、事、行等基本信息进行全面准确的认证，从人口普查、经济普查、农业普查到天网工程、城市大脑、政务数据平台等，这些不同领域的国家行动都有一个共同内核，即通过采集、加工、认证与利用社会中的各种信息，为国家治理提供坚实的信息支撑，实现政策制定、资源分配、风险控制过程的科学、精准及高效。
模糊性是社会事实的固有属性，源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动态性与不可穷尽性。具体而言，社会事实的模糊性表现为：一是信息的可得性受限，即社会事实包含丰富多样的信息要素，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囊括个人的行为、思想、情感以及组织的目标、策略、行动等多重内容。多样化的信息呈现出碎片化和非结构性的特点，很难被国家系统采集、整理与分析。二是信息的真实性扭曲。信息不仅是对表面社会事实要素、活动或现象的反映，也是对深层次社会结构、过程与关系的体现。信息之间存在复杂的关联和互动，特定信息的变化可能引发意外的连锁反应，影响其他社会事实的状态和内容，致使对这些事实的解读和理解变得更加困难。三是信息的时效性衰减。社会事实在不断变化与更新，即使国家能够暂时获取某个时刻或特定情境的精准信息，也可能难以据此把握或预测其他时刻或情境下的信息状态及其演进方向。
事实上，尽管国家在各个领域推进清晰化，但治理的模糊性始终无法彻底消除。例如，户籍制度与人口普查为国家提供了相对清晰的人口信息，但人口流动的即时性、跨区域迁徙的隐蔽性、基层申报的滞后性，使国家仍然难以完整捕捉人口信息的细微变化。土地规划与开发通过法定图则和规划指标实现了对空间资源的清晰化分配，但城市发展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规划体系如果缺乏适度“留白”与弹性空间反而容易僵化，无法有效回应城市发展的新需求和新挑战。即便在智慧治理中，算法模型提高了城市治理的精细化、预见性与智慧化程度，也无法消除数据采集不均、分类标准不一致与算法偏差等问题，导致预测结果存在难以避免的误差区间。这些实践都表明，在国家治理的现实情境中，理想的治理目标与复杂的现实状态之间存在结构性张力，要求国家在二者之间不断寻求动态平衡，以实现良好的治理效果。
总而言之，清晰与模糊是国家治理中信息活动的两种基本形态，反映着社会事实在治理场域得到监测或计算的程度。二者并非截然对立的两个极端，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辩证统一关系。就“清晰”而言，国家治理建立在对社会事实充分掌握的基础之上，信息的清晰度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策略选择和行动能力，同时过度清晰化也意味着国家权力对社会的入侵，进一步削弱社会的自主能力。就“模糊”而言，社会事实的模糊性构成阻止国家权力扩张的屏障，同时也使国家无法充分洞察社会的全部事实与细节，给国家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成本与不确定性。由此可见，现实的国家治理只能是在完全可见的理想与局部模糊的现实之间徘徊游弋，既无法实现完全可知可控的清晰性，也不能放任模糊性肆意蔓延，而是需要充分理解二者之间的张力结构，找到一种能够吸纳复杂性、维持灵活性、确保持续性的均衡状态。
三、清晰与模糊之间的四重悖论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嵌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承载着千差万别的信息和内容，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形态。清晰与模糊的悖论正源于国家与社会的信息交互活动：国家及其代理机构是清晰化的主体，试图通过统计、分类与标准化等技术手段来提升社会的可读性；社会事实则具有复杂性、动态性与模糊性，分散在不同的场域，难以被国家实时、完整和精确地捕捉。清晰与模糊并非固定不变的状态，而是在国家与社会互动过程中被不断生产、修正与重构的动态关系。这一悖论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呈现出不同形态，具有多样性、可变性与多义性。根据清晰化的意愿程度和模糊性的内在来源，可将清晰与模糊的悖论分为四类典型形态（见表1）。这些类型均是理论研究中的“理想类型”，是对二者状态及其关系的类型化概括，旨在凸显双方互动过程中的核心特质，呈现信息与国家治理相互影响的复杂状态。
（一）规模压力诱发的信息短缺性焦虑
规模是国家治理的基本维度，反映了国家所辖人口、地域、事物的体量及其相互作用的复杂程度。十数亿人口的流动迁移、数百万平方公里内的资源调配、千万级市场主体构成的产业链网络——这些要素的集合构成治理的物理边界与任务荷载。治理规模与信息需求之间呈非线性正相关，规模扩张不仅意味着管理对象的数量增长，更体现为要素间关联性的指数级增强。治理规模越大，管理和服务的事项越多，国家就越需要获取全面精准的信息，并通过复杂细致的国家计算来贯彻和落实国家意志、响应和满足社会需求。问题在于，随着治理规模不断扩张，国家需要掌握更多的社会信息来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资源分配的精准性，而社会的模糊性始终制约着国家的清晰化进程，由此形成了治理规模与信息短缺之间的深层矛盾。
现代国家普遍通过纵横交错的科层体系承担信息流转的基本职能，应对规模治理的压力。在纵向上，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指令引导体系和自下而上的信息汇集通道；在横向上，通过专业化的职能设置，构建起各部门分工协作、互联互通的信息网络。这一体制缓解了规模压力，但也制造了新的信息瓶颈。一方面，纵向层级的增加导致信息在传递过程中更易发生衰减与变形，基层信息在层层上报的过程中经历多轮的筛选、压缩与编码，每次对信息要素的加工取舍与语义重构都可能导致信息的内容及其含义持续发生偏差和损失；另一方面，各部门基于各自的职能定位，对社会事实进行不同视角、不同程度的采集与分析，必然形成信息的选择性加工、多重性解读与部门化应用。这些来自不同渠道的信息，最终拼接成碎片割裂的治理画像，难以全面而准确地呈现社会事实的全貌。总之，随着治理规模的扩大与组织复杂性的提升，信息在治理体系中的流动已非简单的位移传输，而是持续的解构与重组过程。信息在层层传递与部门分割中被不断损耗，国家在整体上始终面临信息短缺的焦虑。
（二）工具异化形成的信息遮蔽性偏差
清晰化工具是指国家监测、描述和解释社会事实的手段和方法，其中既包括走访调研、统计调查与普查登记等传统方法，也涵盖大数据分析与算法预测等新兴技术。国家借助于这些工具，穿透社会事实的表象或装饰，汲取和提炼治理所需的信息和知识。例如，统计部门通过GDP核算经济活动规模，公安部门运用户籍登记管理人口流动，凡此种种，本质上都是为国家有目的的治理干预或服务提供参考依据。就此而言，清晰化工具是国家看见社会的重要抓手，其广度和深度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的效率与精度，但必须指出的是，清晰化工具在加速清晰化进程、增强国家对社会可知性的同时，也蕴含着异化的风险。任何工具都内嵌着特定的技术逻辑和认知假设，一旦技术理性在治理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工具便可能从服务治理目标的中介手段转变为重塑社会事实的支配力量，进而在整体上遮蔽社会事实的多维面相，制造出新的认知盲区。
作为清晰化过程的主导者与操作者，科层体制倾向于运用简约分类与标准化手段来刻画复杂的社会事实，以消除地方性差异、提升社会的可读性，以此服务于集中化的“国家计算”。为了提高对信息的加工和利用效率，国家必须对社会事实进行符号和编码处理，借助于各类的指标或参数对社会事实画像，从而将连续的社会现实分割为分殊的类别、将多维的信息面相挤压为单向度的指标、将动态的信息过程固化为静态的截面。这种对信息的加工处理虽然提高了信息的通约性，但遮蔽了许多无法被量化的维度，造成信息的简化、片面与失真，从而催生出新的模糊性。最终，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事实被简约化、标准化与符号化，信息在形式上愈加细致和精确，但其拼合形成的治理图景却可能因持续简化与维度丢失，而日益偏离真实的社会状态。
（三）技术约束倒逼的信息选择性调适
国家追求清晰化的目的是寻求确定性和稳定性，期望通过掌握社会运行的规律与状况，确保治理活动始终建立在可靠的认知基础之上。问题在于，清晰化并非一个可以无限推进的过程，而是受制于国家有效治理所需要的信息限度。事实上，国家要求清晰化的努力始终受到技术条件的制约，这种限制既包括数据采集能力的不足，也关涉算法模型认知能力的局限。在信息化时代，国家高度依赖传感器网络、卫星遥感、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来获取社会事实，但受限于技术工具的物理性能、算法逻辑与数据质量等固有缺陷，任何技术手段都无法完整和连续地还原动态变化的社会现实。例如，城市大脑可以监测城市交通流量，却难以及时预判突发交通事故引发的次生性拥堵；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能够识别人类的情绪倾向，却无法准确理解方言或讽刺等隐性表达的含义。技术的边界即国家清晰化的边界，国家在清晰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要遭遇认知边界，因此其必须在技术能力与治理成本之间作出理性权衡。
任何治理活动都伴随着相应的治理代价。受制于技术的有限性与治理成本的约束，国家无法在所有领域都实现同等程度的清晰化。国家不可能对所有社会事实进行高精度、高时效、全覆盖的认证，必须根据治理事务的轻重缓急，对清晰化的方式及强度进行选择性调适。这种调适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为对信息优先级的排序：在事关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国家倾向投入更高强度的技术资源，以尽可能地提高信息的精确性和时效性；在社会活动较强的一般性领域，国家则有意识地降低技术介入的密度和力度，为社会自我调节保留必要的模糊空间。更深度的调适则是对信息精确度的主动控制，更高的精度意味着更强的确定性，但当信息精度提升的边际收益逐渐递减而技术应用的成本持续上升时，继续追求极致的信息精度反而会削弱整体的治理效能。至此，清晰化不再是越高越优的目标，而是一种需要精心调控的治理资源，国家必须在“信息够用”与“信息过度”之间设定合理的阈值，审慎地统筹和规划治理活动。
（四）利益分化驱动的信息策略性博弈
信息从来不是中立的治理资源，而是承载利益表达、嵌入价值判断的媒介。它既是社会主体表达诉求的主要载体，也是国家进行决策判断的重要依据。正因如此，清晰与模糊被卷入多元主体的博弈之中，与利益目标紧密相连，在不同阶段呈现出策略性运作的特征。在信息采集阶段，地方政府往往基于特定的发展目标，对信息进行选择性筛选和包装式呈现，导致信息在进入治理体系之初便已嵌入地方利益的考量，从而影响国家对整体状况的判断。在信息处理阶段，不同职能部门因职责定位和目标导向的差异，会对同一组社会信息形成迥异的解读结果，导致清晰化非但未能消除分歧，反而成为部门之间利益竞逐的工具。在信息利用阶段，由于国家整体利益与地方局部利益之间存在张力，中央政府基于宏观长远目标作出的政策设计，可能与地方政府的短期发展需求之间形成冲突，进而诱发地方政府的变通性执行等策略性行为。在这一过程中，清晰化非但没有导向一致性的行动，反而激发了更复杂的博弈。
在这种多层次的利益博弈中，本应作为国家整合多元利益、减少不确定性的工具的“清晰化”，反而成为激化矛盾和引发博弈的触发因素。首先，当政府在信息披露中采取策略性模糊，试图以此缓解冲突或保留政策弹性时，社会主体往往将其解读为操纵信息或隐瞒真相，从而引发信任危机。官方信息的可信度一旦受损，谣言与非正式信息便会迅速扩散，反而削弱了清晰化本应产生的稳定效应。其次，信息博弈造成政策执行效能的结构性损耗，导致社会主体对国家的信息控制行为，包括数据隐匿、规则变通或象征性合规等进行策略性抵抗，迫使国家不断加大监测投入和纠偏力度。随着对抗强度提升，治理成本持续上升，边际效益却不断下降。更为深层的风险在于，持续的信息博弈还可能倒逼国家以更为刚性的方式推进清晰化，进而压缩协商、试错与容错的空间，削弱社会的自治能力。由此可见，信息博弈并非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关于权力与利益的互动。国家必须通过不断调整清晰与模糊的边界与力度，在控制与自主之间寻求平衡，构建活力与秩序并存的治理格局。
四、清晰与模糊的悖论的生成机理
清晰与模糊既是国家治理中信息呈现的两种形态，也是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及互动的棱镜。二者之间的悖论弥漫于国家治理的各个场景当中，折射出信息数量与质量之间的深层张力，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重要议题。信息短缺性焦虑、信息遮蔽性偏差、信息选择性调适、信息策略性博弈等既展现了国家与社会在信息交互过程中的紧张关系，也折射出清晰与模糊纠缠转换的互动逻辑。在国家治理的实践中，这一悖论既可以同时出现，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清晰化进程的各个阶段。清晰与模糊的悖论的产生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根植于社会事实的多维性、信息能力的有限性、信息再生产的不确定性与社会舆论的叠加干扰。
（一）社会事实的模糊性造成信息的不可得状态
国家治理的基础是掌握充足的社会信息，社会事实则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对象。社会事实的模糊性体现为信息的可得性受限、复杂性嵌套、动态性流变与总量上的无限。从分布上看，社会事实的分布是不均衡和不规则的，散落在不同的社会领域和主体之中。有些信息容易获取，如公开发布的各类统计数据；有些信息则难以获取，如企业商业秘密；有些不易获取的信息即使国家强制要求披露，也会遭遇规避和抵制。从内容上看，社会事实是无穷无尽、包罗万象的，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时刻生产着各种信息，其中既有新的信息不断涌现，也有旧的信息以新形式重新呈现，这使社会事实的信息总量趋于无限。即使国家掌握相当的治理资源与技术手段，也无法全面、实时、精准地获取全部社会事实。从结构上看，社会事实生成于一个由多重行动者、制度与符号互动构成的社会系统。社会系统的运作依赖“意义的自我生成”，外部观察者（包括国家）不能直接掌握其真实结构，只能通过选择性观察形成“再表征的社会现实”。这意味着国家在认知社会事实时，不仅可能面临着信息的缺失，更有可能面临着意义的歧义。从过程上看，社会事实并非静态存在，而是处于持续生成与变化之中，具有动态流动性，任何节点的观察都只能捕捉其在特定时刻的片段，而无法掌握其全貌。尤其在高度发展的后工业社会中，信息更新速度远远超过治理工具的响应周期，突发性、非线性的社会变动成为常态，为清晰化制造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事实上，如果国家能够完全“看见”社会，就不再需要制度规制与政策调节。正是由于社会事实的模糊性，治理才成为必要和可能，现代国家的建构及发展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显现出从模糊走向清晰的进程。
（二）信息能力的局限性加剧信息的结构性缺损
世界银行关于国家信息能力的定义是“一个国家收集、分析和传播有关其人口和经济的高质量数据的能力”。清晰化依赖国家对社会事实的采集、整合、加工与利用，因此信息采集是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工作。社会事实分散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及个人等多元主体之中，其中相当部分的社会事实具有隐蔽性，难以被直接观察和测量。国家只有构建起系统化的认证体系，并开展大规模的信息普查活动，才能持续健全和更新对社会的认知。信息的整合旨在将采集的信息进行分类归纳、统一规范与集中处理，核心是解决信息格式不统一、标准不一致的问题。来自不同渠道的信息往往具有不同的格式和标准，还存在质量的差异，难以直接进行对比与融合。国家需要通过数据清洗、格式转换与标准统一，形成整合的信息资源池，这些工作耗费巨大的时间和资源成本。信息的加工与利用则是更为复杂的过程，未经国家认证的社会事实犹如一座未经开发的原始矿藏，既蕴含着丰富的治理知识，也充斥着大量冗余信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算法成为信息加工与处理的利器。其可通过特定的运算逻辑，将原始数据转化为具体的治理行动，然而算法并非尽善尽美，程序缺陷、数据偏差与人为干预等均可能导致算法结果偏离事实，而不同算法对相同信息的解读也可能大相径庭，致使生成的信息产品质量良莠不齐，甚至得出误导性结论。此外，信息加工和利用存在时滞性，即使质量较高的信息，也会在转化为决策依据的过程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干扰，偏离瞬息万变的治理需求。总之，在海量社会事实和复杂治理需求面前，国家的信息能力是有限的，国家治理的模糊化之所以无法被彻底清除，也正是因为这种国家信息能力与复杂社会事实之间的落差。
（三）信息加工的复杂性导致信息的不确定生产
信息是个体、组织与国家在互动中产生的认知符号与实践媒介，它既是对客观事实的记述，也是对主观意图的表达，并通过文字、数据、图像等形式嵌入治理活动的全流程。信息再生产就是信息在采集、加工、传播与应用过程中，持续发生内容变形与意义重构的动态过程。个体和组织都是信息的生产者与传递者，在社会生活中持续生成碎片化的信息，国家则借助于技术工具将这些碎片信息整合并抽象为可操作的治理知识。当信息在不同个体间流动传播时，其原本承载的客观事实与主观诉求在层层加工中被不断筛选、提取与凝练，不仅会改变信息的格式与内容，也可能会产生新的不确定性。例如，基层工作人员在将民众诉求转化为数字表单时，不仅要遵循规范的填报格式，还会根据自身理解对复杂情境进行简化提炼，这一转化过程极可能导致部分细节丢失或语义偏差。
信息再生产的不确定性源于信息加工的变形与异化。信息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流动，实际上是形式与内容不断变化的过程，其既包含对原始数据的结构化处理，也涉及对认知方式的调整和价值判断的影响。当信息从基层传递到政策制定部门时，需要经过格式转换、内容筛选、跨系统整合等三个环节，每个环节都会持续产生新的不确定性。在格式转换环节，不同部门对信息的格式要求不同，如统计部门需要标准化的数据表格、档案系统需要规范化的文本格式、数字平台需要特定的字段类型。这迫使信息生产者在原始表达和规范要求之间作出平衡，客观上可能导致基层情况被简化为数字或指标，政策意图在落地时已然发生偏差。在内容筛选环节，治理者往往会根据当前政策目标重点关注某些信息要素，这将导致对其他关联信息的忽略。在跨系统整合环节，不同部门的专业术语、分析模型、评估标准等存在差异，导致对同一信息的理解可能存在分歧，同样会加剧社会事实的模糊性。
（四）社会舆论的叠加性强化信息的混沌化状态
社会舆论是民意汇聚的混合体，承载着民众对国家治理活动及其成效的期望与诉求，主要通过议程设置影响国家治理的任务设计，也左右着决策者的注意力分配。通常而言，当特定社会问题扩大上升为公共议题时，决策机构就会调整信息的优先级，将更多注意力资源投向焦点事件，加大信息采集的力度，提升信息的完整性和精准度。这种动态响应机制既体现了国家对民意的关切，也打破了信息处理的结构性平衡。以食品安全事件引发的网络舆情为例，政府部门往往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增加监测频次、扩大样本覆盖、强化溯源追踪等方式大幅增强信息采集。这种聚焦式响应能够在短期内重建治理议程，提升特定领域的治理清晰度，但也会导致其他重要议题受到挤压，被边缘化甚至被淹没。
社会舆论的叠加干扰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有时会推动国家对某些社会事实的模糊化处理。具体来说，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或保护部分群体的利益，政府部门可能会对一些敏感信息进行模糊化处理，包括降低信息的可识别性、延缓信息的传播速度、压缩信息的扩散范围，以避免引发争议民众恐慌。例如，在社会焦点事件引发的舆情应对中，政府部门可能采用抽象化表述替代具体细节，避免因信息曝光而激化社会矛盾。这种策略性模糊虽然能暂时缓解舆论压力，但也可能会引发民众对治理透明度的质疑。最戏剧性的是，当社会舆论对模糊化处理的质疑达到临界点时，政府部门又不得不通过公开信息来平复舆论，重塑公信。这种从模糊到清晰的反复调适，既反映了国家在社会稳定与民众知情权之间的艰难权衡，也加剧了信息互动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五、清晰与模糊的悖论的张力调适
国家治理本质上是以信息为基础来建构秩序的过程，获取、加工、解释信息的能力既是国家有效治理的前提，也反向塑造着国家治理的形态。清晰与模糊是信息在国家治理中呈现的两种基本形态：清晰意味着可识别、可计算与可预测的确定性，模糊则反映了不确定性、不可量化、不可完全掌控的可能性。国家追求清晰化的过程始终伴随着模糊性，国家治理就是在清晰与模糊构成的连续谱中动态调适、在确定性与可能性之间不断平衡与选择的过程。清晰与模糊的信息深刻地嵌入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左右着国家权力的行使效能，影响着社会运转的活力与效率。基于此，不能将二者的悖论视为一种静态的矛盾状态或对立关系，而应在变化的时空情景中，动态把握清晰与模糊共生、纠缠与进化的演进机理，审慎地调适和平衡二者之间的张力。
（一）承认清晰与模糊的共生状态
在国家治理的生态系统中，清晰与模糊并非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互相依存的共生关系，二者共同维系着国家治理的秩序与活动。一方面，清晰化是现代国家得以运转的基础，其为国家治理确立了标准化的框架和规则。国家通过系统化信息采集与应用，构建起规则统一、层级明确、责任可溯的治理体系，使超大规模治理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模糊化是国家治理的缓冲，使国家意志能够更顺畅地嵌入社会情境中，增强社会韧性与活力。作为一种功能性制度资源，模糊化为政策执行留出嵌入地方性知识、情境化判断与非正式规则的空间，为复杂问题治理提供了必要的弹性余量。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区域差异显著的国家，适当的模糊化有助于保持科层体制的必要韧性，能够更好地推进政策贯彻落实。
从某种意义来说，清晰与模糊恰如硬币的两面，一面的存在定义并衬托了另一面的意义。清晰化是对特定社会事实切割和凸显的结果，而模糊化是清晰化进程中必然遗留且未被识别的剩余范畴。清晰化只有在与模糊化的对照中才能被识别，模糊化也只有在清晰化的指引下才能成为治理资源。没有模糊化的挑战与牵引，清晰化的行动及其意义便无从谈起；反之，没有清晰化的意愿、动力与目标，国家治理就会陷入无法作为的境地，模糊化也将彻底成为未知地带。进一步而言，适度的清晰化为国家治理提供了稳定的预期，而适度的模糊化为制度运行留出必要的弹性，使治理者能够在不同情境中灵活调整和自主创新。清晰与模糊的合理配置，有助于提升治理体系对复杂情境的适应能力，吸纳社会变化的不确定性。良好的治理生态正是要在力所能及而又适可而止的清晰性下，审慎地把握模糊化的边界，维持二者之间的适度平衡。
针对清晰与模糊的共生状态，国家治理需要承认模糊化的客观性和合理性，构建能够容纳复杂性、吸收不确定性的韧性治理结构，增强应对复杂情境的能力。这并不意味着放弃清晰化，而是要求通过分层分类的制度安排，规范清晰与模糊的适用边界，明确不同治理领域对清晰化的实际需求，合理规划清晰化的重点领域及其节奏，实现从“全面清晰化”向“分层分类清晰化”的转变，提高治理资源的配置效率。具体而言，在涉及法律规范、公共安全、财政管理等国家权力运行的核心领域，必须追求更高的精细度，以确保国家意志的有效落实；而在一些主要依赖地方性知识、非正式规则与自主经验性的领域，可以保留适度的模糊化空间，通过适当的授权、协商与反馈机制，引导社会主体在不偏离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开展创造性实践。质言之，国家需要对清晰与模糊进行差异化配置，使治理活动既保持稳定的预期，又具备回应变化的能力，最终建构形成秩序与活力相容、稳定与适应并存的现代治理格局。
（二）梳理清晰与模糊的纠缠互动
信息不仅是反映客观现实的镜像，更是塑造现实的模具。清晰与模糊在国家与社会的交锋中互为因果、彼此建构，形成一种相互纠缠的状态。一方面，国家运用社会事实来认知、界定和治理社会，通过设定统计指标、划分治理网格、建立算法模型，将复杂社会事实纳入清晰的治理网络中，掌握社会治理的基本知识。另一方面，社会通过伪装、掩饰和改造自身的关键信息，影响国家的判断和抉择。社会主体不仅是被动的信息提供者，还具有极强的能动性和自利性，能够选择性地呈现、调整甚至重塑自身的信息。面对国家的清晰化凝视，社会主体会出于自身利益的需求，通过模糊性表达、策略性配合来影响国家的认知结果，进而干扰国家的判断。这种以信息为媒介的双向纠缠，迫使国家不断更新信息技术、提升信息能力，推动治理手段的迭代升级。而国家的每一次清晰化的努力，都会引发社会的适应性反应，导致国家始终难以获得一个完全客观、完整、静止的社会画像。
国家治理是在清晰与模糊的纠缠态中寻找确定性，这一过程呈现出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特征。国家每一次试图“看清”社会的努力，都会影响甚至改变原有的社会事实，从而催生出新的模糊化。可见，清晰化在消除模糊化的同时，也将发现更多的未知性。例如，国家通过信用评分、数字画像等工具对社会进行清晰化标记，这些数据指标不仅记录了民众的行为信息，也是国家界定社会身份、配置权利义务的重要依据。为了获得更好的信用评分或通过资格审查，民众会主动调整自己的行为以契合国家所设定的评价标准，最终导致被测量的对象因测量而改变，新的模糊化也随之产生。从这一意义上看，清晰化的过程本身就在改变被观察的对象，进而揭示或产生更深层次或全新维度的模糊化，也倒逼出越来越多的知识生产，使国家对社会的认知图景在“清晰－模糊－再清晰－新模糊”的循环中逐步澄明。
针对清晰与模糊的维度互动，国家治理需要建立具有反身性与对话性的信息互动机制，稳妥地推进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双向清晰化。这不是为了强化国家对社会的监测与计算，而是同步推进社会对国家治理行为的更好理解，使信息在双向流动中不断得到校准和调适，从而减少彼此之间的信息差。首先，国家需要构建更加多元的信息反馈与纠错机制，完善网络问政、建议征集、人民信访等常态化渠道，使社会主体更加便捷地表达诉求，降低其真实表达的制度成本，增强社会参与治理的获得感；其次，增强治理过程的透明度与包容性，进一步健全信息公开制度，保障民众依法获取信息的权利，增进社会主体对政策依据、考核标准、算法逻辑等内容的理解和监督，减少因不确定性与不信任感而产生的社会对抗行为；最后，推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由单向度的“凝视”转化为面对面的“对话”，完善双向清晰化的社会治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让社会既和谐有序又充满活力。
（三）应对清晰与模糊的进化趋势
进入数字化时代，城市大脑、电子监控网络与算法平台构建起一个高度密集的感知系统，国家的“视力”达到全域感知和全时研判的高度。正如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和肯尼思·库克耶所指出的，执迷于精确性是信息缺乏时代和模拟时代的产物，“接受不精确性，我们才能打开一扇从未涉足的世界的窗户”。数字技术在拓展国家信息能力的同时，也制造了一个“无所不见、无所不知”的治理幻象。在高度数字化的治理环境中，数字系统将复杂多样的社会事实进行量化、编码与范畴化处理，把社会事实细化为标准化、可通约的数据流，却不可避免地剔除了情感、伦理、文化等无法量化的维度，造成了“本体性抹除”。在这个算法时代，数据大模型可以识别居民诉求的内容、频次与时空分布等特征和趋势，但难以直接化解人际冲突背后的情感积怨，因此，国家治理所面对的关键问题不仅是能否“看见”社会，还是如何“读懂”社会。
随着数字技术深度嵌入国家治理，国家读取社会事实的精细度、准确性与时效性显著提升，国家信息能力得到指数级跃升，清晰与模糊之间的结构性关系也随之改变。清晰与模糊的悖论由信息稀缺所导致的匮乏性悖论进化为因信息过剩、解释力不足而形成的过载性悖论。信息技术应用似乎使国家具备全景式的监控能力，但算法系统的内在偏差、解释框架的认知局限、价值语境的意义，仍然制约着国家对社会事实的充分理解。事实上，国家虽然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看见社会的诸多细节，但未必能因此获得更为深入的认知和理解，反而可能因为信息密度持续攀升、更新节奏不断加快、信息结构日益复杂，而导致认知负荷和决策压力的加剧。未来国家治理面临的挑战不仅是如何获取社会事实，更是如何在动态信息环境中理解、筛选与解释复杂的社会事实，如何以更为审慎和稳健的方式应对发展中的不确定性。
在信息态进化的意义上，国家治理需要超越技术赋能的迷思，完善人工智能的全流程开放、应用和管理机制，构建兼顾计算理性与价值关怀的治理范式。一方面，要通过立法明确数据使用的权利边界，建立透明化、可追责的监管体系，提升算法的可解释性，设定明确的数据使用目的和限制，对数字治理的范围与力度进行比例性审查，在分类分级、安全测试、应急响应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标准体系，引导大模型持续提升安全能力；另一方面，要坚持协同共治的治理取向，引导各类主体在人工智能研发、部署与应用过程中形成稳定预期与行为边界，推动政府监管、行业自治、企业自律与社会监督之间有效衔接，形成多方参与、职责清晰、运行协调的人工智能治理生态。最终的目标是推动算法精度与人性温度的深度融合，使技术工具更好地嵌入治理过程，确保技术发展始终服务于公共利益与人的全面发展。
六、小结与进一步思考
国家治理是一项庞杂而细致的系统工程，清晰与模糊构成国家治理的双重面相。如果社会能够被完全洞察，国家的认知能力无远弗届，那么信息的多少便不再重要，然而事实是，在国家的持续监测下，虽然部分社会事实已经高度清晰化，被纳入国家计算的范畴，但仍有众多社会事实隐匿于国家视野之外，成为治理盲点。需要强调的是，清晰与模糊本身并不涉及价值评价，也不代表国家治理的成败优劣，只是对治理过程中信息状况的描述性评估。二者的悖论在于，追求更高程度的清晰化，必然要投入更多的治理资源，还可能引发国家权力扩张等一系列负面后果；而接受更大限度的模糊化，国家治理又将陷入“盲人摸象”的困境，难以把握社会的真实面貌，进而降低治理活动的精准度和适度性，甚至出现治理失灵。由此，如何平衡清晰与模糊的矛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必然面对的问题。
清晰与模糊的悖论也是理解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重要媒介，国家治理正是在清晰与模糊的连续谱中不断寻找平衡的动态过程，这不仅有利于从信息角度审视国家治理的可能性及其边界，也可以促进国家治理的审慎、谦抑与反思。清晰与模糊都是客观存在的状态，试图以技术或制度的力量完全来抑制或消除另一方，不仅在技术上无法实现，在实践中也充满危险。国家治理的目标不应是追求极致清晰化，而应学会识别、管理以及把握二者的关系，增强国家感知、包容与化解不确定性的能力。具体来说，就是需要从传统的控制思维转向复杂条件下的适应性思维，在确保基础性权力的同时，为社会的模糊化保留必要的弹性空间，将清晰与模糊的冲突转化为推动治理体系迭代升级的内生动力，从而在秩序与活力、控制与自主之间达成一种最优的张力状态。
国家治理既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也是一个价值性问题。从技术维度看，信息能力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引擎，现代国家通过算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提升信息采集的广度与精度，将复杂社会现实转化为可量化、可计算的治理信息，建立覆盖全域的数字治理框架。技术赋能不仅拓展了治理范围的时空边界，也推动着治理效能的持续提升。从价值维度看，国家治理绝非简单的技术叠加与流程机械堆砌，信息的选择与应用必然涉及权力分配、利益协调等价值判断与选择。如果国家无限地追求清晰化，将社会全面纳入监测体系中，不仅会挤占社会的自主空间，还将削弱社会发展的创造能力，因此，如何在清晰与模糊之间找到适度平衡点，明确国家与社会的合理边界，维系社会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构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