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老师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将自己习得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们，从事这个职业几年来，我忽然意识到一个没有系统思考的问题：为何我们的课堂教学、教材编写都着重于某些知识，而另一些曾经十分重要的知识却被忽视了。其中，帝国主义理论、依附论、世界体系分析等便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简单翻一下既有国际关系理论的教材就不难发现，绝大多数的篇幅都在讨论“三大理论”，“英国学派”、批判理论等非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目前也有了一席之地，但几乎没有专门的篇章去介绍帝国主义理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当然是一个十分浩大的工程，它包括“完整的知识版图是什么样子”“为什么有的知识形态‘胜出’”以及“如何形成回应时代的知识形态”，等等。这篇有关帝国主义研究的文章，包括之前对依附论的讨论，都是有机组织部分。
这是一篇既有文献的梳理型文章，主要围绕“帝国主义研究的经典传统”这条主线在知识界的兴衰进行阐述的。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有关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理论构成了“经典传统”的主干：其一是作为一种结构理论牢牢抓住了资本主义这一核心线索，其二是作为一种能动的理论，梳理了被支配者的主体地位。与此同时，这条主线在过去几十年来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过程：20世纪中叶前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以及依附论、世界体系理论成为解释落后、谋求解放的重要思想武器；但在八十年代之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与比较政治研究消解了这一传统，同时丧失了对世界政治重大问题的洞察力；而最近几年，国内提出的“世界政治学”很大程度上又复兴了经典传统，并实现了新的知识积累。
文章篇幅不是很长，逻辑也算清晰，围绕“经典帝国主义研究”“没有帝国主义的帝国研究”以及“世界政治学如何找回经典传统”展开论述的。在此，我主要想阐述几点这一选题背后的学术争论及自己的看法。
其一，是帝国研究的复兴。这一点我在文章中主要举了如下几个例子，包括发展经济学有关帝国/殖民遗产的研究，历史社会学“第三波”转向下对帝国的关注，一系列后殖民研究的兴起。公允地说，21世纪以来西方学界同样在关注帝国议题。这除了“历史转向”的学术背景之外（当然我认为围绕帝国的“历史转向”算不上什么学术新现象，大多不过是且仅仅是拉长了物理层面的实践跨度，其核心还是通过“历史”为前沿方法提供资料库，例如方兴未艾“历史政治经济学”），还有一个重要的现实背景，那就是当代西方民族国家面临的诸多危机。研究者开始反思，既然民族国家这种国家形态在民主衰退、反建制浪潮下危机重重，那么是否可以回到历史中寻找更为恰当的组织形式呢。于是，他们将目光转向了曾经幅员辽阔、统御人口众多的“帝国”，希望从古代经验中获得一些启发。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对帝国的关注不过是一种“古老的想象”，民族国家的危机终究需要通过国家建设本身才能解决。
帝国研究背后还涉及社会科学分析的时空界限问题，即特定的概念在萨托利所谓“概念延展”中是否依旧适用——换言之，所谓“国际学术热点”（其实是美国学术热点）是否全然适用于中国。例如，“帝国”这个概念是否适用于中国。长期以来，“民族国家”成为当代国家研究中无可置疑的分析单元。但是人们愈加发现，超越近代欧洲以来的时空界限，国家形态似乎更加多元。于是人们开始使用“帝国”这个词汇，并不假思索地运用于中国的研究。然而究竟中国的国家形态是什么样子呢？这或许是更为重要的前提性问题，它制约着研究者后续的经验研究。例如，马克思和韦伯两种完全不同的国家定义，自然会衍生出不同的国家形成理论。当韦伯式的民族国家成为理所当然的国家定义时，“战争制造国家”自然成为最具解释力的国家形成理论。
其二，关于经典帝国研究传统的两个抓手。“资本主义”这个线索其实在西方一直以来并没有缺席，例如他们编纂了《剑桥资本主义史》展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及不同形态。与此同时，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血腥史”也受到了不少学者的关注，类似的全球史著作在国内已经翻译了不少。因此，抓住“资本主义”只是抓住了经典帝国研究的一条线索。这条线索是解释性的，更为重要，是这一学术传统需要“改造世界”，这也是为什么本文一再强调其另一条线索的重要性，即作为一种能动的理论彰显被压迫人民和地区的主体地位。在我们有限的阅读中，对“主体能动性”的关注是许多文献欠缺的，甚至包括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皇皇巨著——他们都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但在理解如何打破资本主义世界秩序方面却力所不逮。沃勒斯坦晚年过于夸大20世纪60年代西方世界内部反抗力量的作用，正如一生与波兰尼对话的彼得·埃文斯把“大转型”的动力寄托在劳动运动、环保组织一样，他们其实都没有将“全球南方”视作一个改造世界的能动主体，亦没有寻找到创造这种能动的政治主体到底是谁。相反，列宁在其殖民地、半殖民地理论中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以“先锋队政党”作为“边缘突围”的核心动力。为此，我们决不能忽视帝国主义研究中长期被忽视的那些实践性理论。
但在学术研究中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人们在思想史梳理的时候往往容易忽视政治实践家的作用，天然地认为与现实离得太近就是“为统治者背书”。然而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那些大家，其实都有着深刻的实践属性，洛克、密尔都深入参与到政治之中并担任重要职位。或言之，正是因为切身的政治体悟才使得他们创造了影响深远的政治主张。很显然，这些思想家并不是纯粹的书斋式的学者。从这种意义上说，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毛泽东有关“三个世界”的划分，都是非常深刻的国际问题/世界政治理论，绝非当下那些各类“加形容词”的某某国际关系理论能够比拟的。
其三，帝国主义研究依旧重要。很显然，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秩序依旧是在“帝国的年代”奠定的。在我看来，西方取得全面主导世界秩序的时间并不长，也就在19世纪开始——而在之前，非西方世界依旧占据着重要的世界市场（可惜流行的历史叙事往往忽视了他们）。但无可置疑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却牢固地打造了一套中心—边缘的世界体系。在我工作的学校，学生们因语言优势非常热衷参与国际事务，并积极在国际组织的实习。然而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当代国际规则和国际组织，很大程度上是“帝国秩序”去政治化后的延续，这点在乌克兰的命运可见一斑。为此，我们只有理解了帝国主义及其塑造的世界秩序，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代国际行为的“底层逻辑”。
但遗憾的是，我们流行的知识传授模式及其载体（教科书）已经被“三大理论”以及一些中层理论所占据，许多研究者已经丧失了对“元理论”的批判想象力。如今学界非常热衷“折中主义”，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方法层面，似乎通过减少争论就可以实现所谓的“理论共识”。但是不要忘记，即便是“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本身就是一种主义，为什么这种“主义”就要比其他的“主义”更好呢。各类折中主义的代价，是人们不再去思考隐匿在理论与方法背后的“元问题”了。例如，研究者不再思考因果的多样性，而盲目的将反事实逻辑视作唯一的因果定义，进而制定出了唯一的“科学”规范；又如，不再去思考特定概念和理论产生的历史土壤，而生搬硬套到其他的历史实践中去，最终的结果依旧是“中心地区提供理论、边缘地区提供素材”。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理论的魅力终究需要在复杂的历史变奏中展现出来。理论争鸣非常重要，但能够运用自己青睐的理论进行历史分析殊为不易；批评并非易事，但重塑人们的认知模式却是一个时代工程。沃勒斯坦的理论充满争议，但其地位却难以撼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四卷本的《现代世界体系》对历史进行了重述。沃勒斯坦如此，摩尔亦如此。但从事历史分析并非易事，它不仅需要大量的积累和阅读，同时需要长期的坚守。大卫·科利尔在二十年前曾经对比过学界生存的两种策略：一种是狭隘的技术专业化路径，它很具吸引力，因为它提供了更稳妥、更快捷的晋升渠道；另一种则是以历史为基础的更为多元的路径；亨廷顿更是直言，在学界出名与成为优秀学者并不一样，后者需专注于重要问题并提供原创性的观点。在文章的最后一节，我将希望寄托在了刚刚兴起的世界政治学，世界政治史将重塑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
原文信息：释启鹏.世界政治中的帝国研究：经典传统与当代复兴[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5,(03):178-186+2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