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特朗普主义标志着美国进入了战略收缩周期，而迷信“交易”的特朗普采取了诸多极限施压的政策，大大冲击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特朗普在4月2日开始对全球国家征收“对等关税”，试图用高关税来复兴美国的黄金时代，逆转美国的贸易逆差。但这一关税战遇到了一系列的反制，特朗普无法以高关税实现其平衡美国贸易和财政以及制造业复兴的目标。经过这一轮的超级全球化，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呈现出“双重中心-边缘”的结构，美国的中心成为世界的中心，美国的边缘也成为世界的边缘。在“双重中心-边缘”结构之下，地域、阶层以及国家之间出现了多重断裂，既为特朗普主义的崛起打下基础，同时也约束了“特朗普革命”的限度。特朗普并非放弃全球化，而是通过“再全球化”对“双重中心-边缘”结构进行平衡，但国际体系与美国之间的矛盾、美国内部利益矛盾、经济和安全之间平衡的矛盾、产业发展与消费社会之间的矛盾，加之特朗普“交易的艺术”的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了这一再平衡的难度。破解“双重中心-边缘”困境需超越冷战思维和“美国优先”的单边思维，通过维护产业链稳定、改革国际分配机制等制度性合作，构建基于全球共同生产网络的新型大国关系框架，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协调弥合“双重中心-边缘”的结构性裂痕。
关键词：“双重中心-边缘”；“再全球化”；特朗普主义
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启以来，美国如同闯入瓷器店的公牛一般搅乱了已然脆弱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相比于第一任期，特朗普2.0时代组建了一个忠诚于特朗普本人的执政团队，特朗普一系列极端的思想通过一系列行政命令变成了政策，尤其是所谓的“对等关税”政策让世界经济一下子回到了80年前，关税高墙大有撕裂世界市场的架势，全球化还能持续下去吗？特朗普认为关税是一个美妙的词汇，19世纪末的美国在高关税背景下成长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特朗普试图用麦金莱和西奥多·罗斯福一样的高关税来复兴美国的黄金时代。然而，“对等关税”并没有那么美妙，在特朗普执政百日之际，美国遭遇了股债汇三杀，尤其是公认无风险的美国国债暴跌，特朗普的关税战不得不按下了紧急暂停键。对中国商品近乎荒唐地加征145%的关税，连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都认为这近乎“贸易禁运”，而特朗普也承认，关税税率太高了，人们减少消费了，美国儿童可能只能买两个玩具而不是三十个。特朗普的关税战被美联储前主席耶伦批评为“美国经济史上最愚蠢的自残式爆头”。从2016年特朗普黑马一般赢得总统大选之后，很多学者认为，全球化在2017年随着特朗普政府上台而被逆转。而特朗普在2024年有如神助一样东山再起“重返白宫”，则表明特朗普主义并不是一次意外，而是美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周期。但第二任期以来，特朗普的诸多政策受到内外因素的约束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因而本文认为，应将“特朗普主义”置于更加长时段的视野中进行审视，进而理解美国为何进入了“特朗普周期”，以及特朗普能在多大程度上重塑世界秩序等一系列问题。本文尝试提出两个概念对特朗普主义进行解读，一是“双重中心-边缘”结构，二是“再全球化”。美国庞大边缘群体支撑特朗普两次拿下总统大选，这是一群“故土的陌生人”的复仇。尤其在2024年的美国大选中，处于美国“边缘”的七大摇摆州支持了特朗普，而处于美国“中心”的东西海岸大多则反对特朗普，这体现出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国内经济社会结构出现了裂变与重组，呈现出“双重中心-边缘”的结构特征。简而言之，美国经济社会的中心也是世界经济社会的中心，也就是“双重中心”，同时，美国的“锈带”是美国经济社会的边缘，同时也是世界经济社会的“边缘”，即“双重边缘”。“双重中心-边缘”既是特朗普崛起的原因，也是特朗普的约束，美国东西海岸的金融和科技资本与东亚的产业资本构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和价值链，而美国的边缘群体在承受被边缘化的代价的同时，也在享受全球化的红利，即廉价而丰富的商品。在这样的结构约束之下，特朗普无法去全球化，而只能寻求“再全球化”，根源在于“双重中心-边缘”结构是在全球化进程中产生的，美国已经深度嵌套在全球化体系之中，不仅是商品贸易的嵌入，更是产业链、价值链的“过程”嵌入。因此，特朗普无法通过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蛮横的民族国家“再边界化”改变美国的“双重中心-边缘”结构，而只能通过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来缓解和弥合美国国内的“中心-边缘”鸿沟。
一、“双重中心-边缘”结构
“中心-边缘”结构是世界体系理论的重要概念，全球史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一书中详尽论述了近代五百年来作为边缘的第三世界的形成、扩散与发展。中心与边缘的分化来自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构建与扩张，以英国为代表的西北欧的崛起过程中伴随着海外扩张，这些国家通过商品、原材料、移民、贸易等手段将越来越大的空间纳入世界体系中来，而工业革命实现了理查德·鲍德温所说的第一次“大解绑”，即生产和消费的分离，西北欧和北美在内的北大西洋两岸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工业革命使得作为生产方的欧美国家获得了更多的价值和利润，也就成为世界体系中的富国，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古老民族工业被摧毁进而沦为原材料基地和商品倾销地，成为世界市场的边缘而更加贫穷。在以生产与消费分离为特征的世界市场体系中，围绕生产而形成的资金、技能、知识主要集中于少数工业国，由此而形成了以国家为边界的“中心-边缘”的分化。即便在二战结束之后，殖民帝国瓦解，边缘地带的国家获得了政治独立，也没有在经济上扭转边缘地位。以国家为单位的“中心-边缘”结构中，在富国中的人们的生活水平要高于穷国中的人们，甚至高于穷国中的富人。这一“中心-边缘”结构伴随着新一轮全球化而被打破，不仅生产与消费分离，而且生产环节也开始分散，产业链和价值链在时空中重组，尤其是跨国企业的崛起打破了国家边界的束缚，不仅资本形态出现了跨国配置，而且产业资本也在全球重组，作为全球化推动者和主导者的美国国内出现了“中心-边缘”的分化，而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化与拓展，美国成为“双重中心-边缘”的典型代表。
第一，互动能力的革命是全球化的根本动力。全球化的根本特征在于去边界化，人员、资本、知识等要素能够自由流动，只有当交通和通讯水平的提高导致要素流动成本大大降低之后，全球化才有可能，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体系才能让市场有效率。集装箱运输降低了货物运输的成本，诸如矿石、钢铁等笨重货物得以在全球流通；廉价航空使得跨洋旅行成为可能；互联网则提供了即时通讯的便捷平台，商务办公服务随时都可以跨越国界。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互动能力的革命为全球化注入了强劲动力，分工体系不再局限于一国之内，而是发生在国家之间，加入到全球分工体系的地区、城市和企业便获得了发展红利而成为新的全球化的中心。“加入全球贸易网络是巨大的机遇，但它要求所有事情或者几乎所有事情都能够顺利运转：基础设施、生产规模、公共行政、治理架构，以及外国人对你的生产能力有充分了解。另外，为了充分参与超级全球化，一个地区还需要开通国际航线，并有合格酒店来接纳那些协调组织全球价值链的企业的访客。”
第二，世界市场的扩展与竞争的强制规律推动了资本在全球空间的配置。互动能力革命为单一世界市场体系奠定了基础，与传统的冷战叙事不同的是，二战结束之后世界市场的广度不断扩展，冷战的终结打破了两个平行市场的格局而形成了一个单一的世界市场。单一市场意味着企业要在世界市场中竞争与生存，跨国企业成为世界市场的主体，也是全球化的组织者。强制竞争规律之下，跨国企业将不同的环节拆解开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成本的洼地，尚未加入世界市场的国家和地区为吸引跨国资本也进行竞争，从而塑造了不同的资本地理空间。大卫·哈维认为，“在资本家竞争的整体景观里，由于相对区位优势的改变，整个城市的资本主义活动都将走向衰落。大量固定资本的价值都被嵌入到了土地上，随着其他地方那些激励资本活动的新的通讯线路和运输设施的建设，它们的价值要么得到增强，要么将受到威胁。”在世界市场的强制竞争规律之下，“中心-边缘”结构跨越了国界而全球化了，这一逻辑曾经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发生过，如查尔斯·蒂利所言，“生产，而不是交换，成为资本运作的核心和纽带。因此，长期以来在农村发挥作用的无产阶级化进程转移到了城市。”工业化造成了生产和资本向城市的聚集和转移，从而形成了城乡之间的“中心-边缘”的重组，而单一世界市场则将“中心-边缘”结构在国家之间重塑，纽约、伦敦不仅是美国和英国的金融中心，也是世界金融中心，硅谷不仅是美国的科创中心，也是世界的科创中心。跨国企业以及世界市场强制竞争规律让“无政府”的全球化具有了自主性，“政府可以引导但不能控制促进经济发展的力量。”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的产业资本向东亚转移，与此同时，新的技术产业变革之下，美国南部和西部成为新的经济中心，原来的工业中心沦为“锈带”。
第三，利润按照资本所有权分配使得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双重中心-边缘”结构之下，阶层、地域以及国家之间出现了多重断裂，这也是“乡下人的悲歌”“扫地出门”等社会问题的经济根源。利润和财富的分配往往是根据资本的多寡按照比例分配，劳资之间、资本之间以及劳动之间也要服从竞争规律。一方面是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竞争与分配，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劳工获得了更大的权利和利益，但是20世纪80年代去工业化之后，高回报的产业工人岗位流失。伴随着产业资本在全球的重新布局，劳动力市场也全球化了，因为劳动力的流动受到国界的限制，资本可以寻找更加廉价的劳动力，因此，原来处于世界经济中心的北大西洋工业地带的劳动力价格就失去了竞争优势，而成为全球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失败者，进入餐饮、照护等非正式经济。另一方面，剩余价值在不同的资本之间平均分配，利息、地租以及利润按照资本量多寡进行分配，银行、土地所有者和企业主既要合作，又有竞争，而更具有流动性的金融资本具有更大的优势，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经济快速金融化，华尔街成为全球金融中心。金融资本的流动绕开了商品生产的环节而可以直接获得利息，形成了钱生钱的简单循环。硅谷的高科技资本将研发、设计留在美国，生产、组装则分包出去，苹果、特斯拉等都是如此。无论是华尔街还是硅谷，都是在全球市场范围内通过竞争与合作发展起来的，其中心地位具有全球属性。此外，不同行业之间也存在竞争，资本密集型产业会分到更多的利润，“在通用汽车等资本密集型行业和餐饮业（尤其是家庭餐馆）之间发生的利润率平均化，导致了价值从餐饮业向汽车业的转移。……一方面是高度资本化的、属于大资本的固定资本世界，另一方面是服务于劳动力再生产的小规模流通的资本。但我们现在通过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这种小规模流通和大规模流通之间的区别。小规模的流通过程补助了大规模的流通过程，后者雇佣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固定资本不仅包括基础设施、厂房设备，还有科技、知识和技能的投入，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是固定资本的核心，能够投入和积累固定资本的区域和行业就能成为新的中心。“技术不仅涉及工具和能源系统的运行（硬件），还包括组织形式（劳动分工、合作结构以及公司形式等）和控制系统软件、时效和运动研究、即时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等。在竞争激烈的经济体系中，企业对技术优势的争夺会产生技术和组织形式上的跨越式革新。”在单一的世界市场体系内，“中心-边缘”的结构处于流变之中，“双重中心-边缘”结构如同巨型犁铧翻动了社区、城市、地区和国家之间的边界，在此过程中沦为“双重边缘”的群体积聚了越来越多的怨恨，而打着“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旗号的特朗普便成为这种“双重边缘”群体报复与反叛的代言人。
第四，“双重中心-边缘”结构既为特朗普主义的崛起打下基础，同时也约束了“特朗普革命”的限度。特朗普在第二任期的就职演说中提到了“解放”“黄金时代”等概念，但是特朗普是一种后顾性思维，他希望回到美国的美好时代，19世纪末的关税与美国工业国的崛起、二战后美国制造业繁荣与中产阶级的“美国梦”等等。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提出的“美国优先”，核心内容是“买美国货”，“雇美国人”其实也是在满足支持特朗普的蓝领工人。第二任期以来，特朗普发动了无差别的“对等关税”世界大战，试图以高关税迫使产业回流，让产业资本回到美国的“锈带”，从而为蓝领工人争取优质就业岗位。特朗普的关税战得到了右翼民粹的支持。另外，特朗普不断寻找“敌人”，这也顺应了“双重边缘”群体不断寻找替罪羊的心理，比如移民、金融资本、贸易顺差国等，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华尔街”和“主街”之间的鸿沟并没有弥合。“双重边缘”群体给了特朗普选票，但是仅仅依靠“双重边缘”群体并不能领导美国，特朗普还需要“双重中心”提供的钞票，比如马斯克等代表的硅谷科技资本家。而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使得美元成为美国国家地位和实力的基础，特朗普不得不维护华尔街的地位，即便他告诫商学院的学生不要沉迷于金融投机。特朗普主义依靠并代表了“双重边缘”的怨恨情绪，因而特朗普得以东山再起入主白宫，但是特朗普的政策又受到“双重中心”的约束。即便特朗普主义带有“回到过去美好时光”的愿望，“双重中心-边缘”结构中对“美好时光”的理解也是大异其趣，华尔街和硅谷已然处于美好时光，它们需要特朗普进一步去监管和管制，进一步推进全球化。
“双重中心-边缘”是全球化的结果，也是全球化的特征。当然，在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地缘政治体系之下，处于“双重边缘”的群体希望以国家边界规制市场和资本，获得国家的保护。同时，处于“双重中心”的精英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和消蚀了国家的财税主权，原有的福利国家体系只能通过不断举债得以维系，而不断积累的债务之山对国家信用是潜在的危机。即便如此，去全球化并不是应对挑战的好办法，“双重中心-边缘”结构具有全球化属性，对关税战等逆全球化之举都是结构性约束。
二、“双重中心-边缘”结构的全球化属性
“双重中心-边缘”结构是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产生的，是单一世界市场内部分工合作体系的重组，而世界市场的“综合但不均衡发展”的规律意味着世界市场并不是平的，资本在时空修复过程中不断流动和积聚进而改变中心与边缘的边界。而对于“双重中心-边缘”结构出现的一系列负面的影响和冲击，比如社区、阶级、地区之间的断裂造成的社区衰败、贫富差距扩大、“锈带”的衰落等挑战，是否可以通过逆转全球化，重建国家边界来应对呢？诸多研究成果表明，资本在时间和空间的不平衡积累导致集聚经济内部尖锐的社会和空间极化，“这些极化有的发生在地方，有的发生在次国家、跨国和其他空间，并不必然对应国家间逻辑中的民族国家空间。”换言之，“双重中心-边缘”结构呈现出的是世界市场为主体的地缘经济体系与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地缘政治体系之间的交叠，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经济学理论很难解释“双重中心-边缘”结构的根源与逻辑，“要想理解在2008年爆炸的全球金融体系内部的张力，需要脱离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及其为人熟知的国家经济统计学体系。”当然，也无法以关税壁垒、边境墙等民族国家边界化来扭转“双重中心-边缘”结构，相反，“修墙”“脱钩”的再边界化的做法可能是抽刀断水，难以斩断“双重中心-边缘”结构的全球化逻辑和潮流。
第一，单一世界市场的形成是“漫长20世纪”的结果。世界体系理论家阿瑞吉在《漫长的20世纪》和经济史学家布拉德福德·德龙在《蹒跚前行》中论述了20世纪全球化的历史根源和逻辑。阿瑞吉认为，漫长的20世纪是之前三个资本主义霸权周期的延伸，从热那亚周期、荷兰周期到英国周期，20世纪则进入了美国霸权周期，美国的军事能力、跨国企业以及巨额融资能力使美国能够建立和维持其霸权地位。而德龙则发现从1870年之后，世界穿越了分水岭而进入了自我维持和强化的发展时期，工业实验室、层级化的公司以及全球化力量（廉价海运和铁路运输等）三大因素使得“加长版20世纪”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以经济事务为主导的时代。单一世界市场意味着，从广度和规模来看，世界已经被纳入市场网络之中，除了极个别国家和地区自我孤立于世界市场之外，要发展经济就必须融入到世界市场体系之中。市场形成和扩展的动力来自于亚当·斯密的洞见，那就是分工合作能够提高效率，贸易的红利来自于比较优势创造的更大的福利，无论是商品生产的分工还是生产环节的分工都符合亚当·斯密的原则。而到了德龙所说的加长版的20世纪之后，技术知识的爆发成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论述的“创造性破坏”不断推动技术产业迭代。市场竞争的强制规律让参与其中的企业和主体不断扩展经济活动的边界，单一世界市场从而获得了自我维持的动能，这也是各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结构性约束。当然，经济危机尤其是大萧条会搅动和打乱世界市场，但周期性危机并没有逆转世界市场发展的方向和趋势。
第二，“双重中心-边缘”结构的形成是全球化分工深化的结果，在两次“大解绑”之后，世界市场形成了如同涂尔干所说的“有机团结”，不仅是市场要素的连接，更是过程的整合。世界贸易的主体已经从产品转向中间品，换句话说，供应链成为贸易的主体，不要说大飞机、电脑这样需要众多零部件的产品了，连玩具的生产也是跨国界的供应链体系。华尔街、硅谷和深圳代表了全球化产业链的不同节点，华尔街的金融资本、硅谷的科创以及深圳所代表的东亚生产制造构成了完整的价值生产体系。而这一价值生产体系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之下自发形成的，人为打断或者脱钩都会造成系统的紊乱，特朗普试图以高关税迫使产业回流并不容易。理论上，美国可以生产汽车、商船，但是现实却是产业资本已经离开美国，即便苹果公司承诺在国内投资，但要在美国生产手机，成本会上涨三倍，因此，关税大棒最先落在了美国的跨国企业身上。此外，随着互动能力的革命，市场高度嵌套在一起，日常生活已经全球化了，人们的衣食住行不是在本地市场，而是在全球市场发生，美国消费者享受到了全球化的福利，物美价廉的商品使得美国消费者保持了生活水准，当然包括作为“双重边缘”的群体，而特朗普政府的高额关税则阻断了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双重边缘”的群体在为获得优质就业岗位之前不得不为关税买单。通货膨胀对普通消费者的打击会更大，如果再配合减税政策，无疑是劫贫济富，而这不仅不会弥合中心与边缘的差距，反而是在扩大和固化这种失衡的格局。
第三，处于“双重中心”的全球化精英虽然遇到了民粹主义的挑战，但是“双重中心”聚集更多的资本、技术、知识以及市场的规则，换言之，“双重中心”具有更大的话语权，更有能力塑造美国的国家利益观念。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马斯克等硅谷科技精英转向支持特朗普，但其利益和目标并不是去全球化，而是解除民主党的诸多管制和限制。马斯克组建“政府效率部”对联邦政府大刀阔斧改革，大大折损了他的商业利益，不过百日便黯然退场，重回他的商业领域，在得克萨斯州以“星舰基地”而建设小镇，凸显了科技资本对空间的塑造。华尔街-财政部构建的美元体系不仅是美国权力支柱，而且成为世界市场的信用基础。从“尼克松冲击”之后，美元这一主权货币成为国际市场的信用基石，而维护美元霸权成为美国核心利益。虽然特朗普没有从高盛等金融公司挑选和任命财政部长，但是现任财政部长贝森特也是华尔街出身，是金融市场的大玩家。从社会互动的角度来看，处于中心地位的精英和企业之间的合作要更紧密，放在全球体系之中也是如此，世界主要的财富和知识集中于几十个大城市之中，“双重中心”已经构成了有机的资本循环体系。保罗·利科尔认为，“国际贸易壁垒的消除使企业的潜在市场从全国扩展到全球，高度专业化人士聚集所带来的好处也因此而提高了。”全球化市场带来了规模经济效应和红利，因此，“双重中心”结成的互动合作网络构成了全球化的基础和动力源。
第四，“双重边缘”的群体不仅分散，而且存在竞争。支持特朗普的“红脖子”们寄希望特朗普能够让美国制造业复苏，但即便特朗普能够复苏美国传统制造业，比如钢铁、造船等，也不可能妙手回春一般让美国的“锈带”同时复兴，给铁杆的特朗普选民理想的就业岗位。“双重边缘”的形成不仅来自于产业资本在全球的重新配置，也与劳动组织方式的变革有关系，尤其是工业自动化消灭了大量的蓝领岗位，而后者的影响更大。劳动的组织形态呈现出集中与分散交替转换的规律，当劳动集中的时候，劳动能够以工会等方式组织起来，获得了更大的议价权，而掌握核心劳动技能的群体更是如此。技术变革有可能会朝着减损劳动者技能权利的方向发展，从而消解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工业机器人让大量蓝领工人的技能失去了用武之地，自动驾驶让驾车技能的价值大打折扣，曾经的熟练工人不得不进入到非正式经济领域，而收入则会大为缩水。技术变革消灭了一些岗位，也创造了新的岗位，因此，从就业数据上看不出其中的变化，但是劳动组织方式的变化会边缘化劳动者。如大卫·哈维观察到的，“在大量去技能化的同时，经常会有更小部分的人被再技能化（例如，组装线的工程师）。相对其他劳动者而言，后一部分工人阶级经常拥有更多的权力和特权。”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劳动外包更加普遍，劳动者在世界市场进行竞争，进一步增加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双重边缘”难以组织和动员，而更多的是怨恨情绪的释放。
“双重中心-边缘”结构的形成还与主权国家时代的来临息息相关，在二战之前，世界还主要是帝国的世界，尤其是殖民帝国本身也是一个市场网络，直到二战期间，英国、法国等还建立了英磅区、法郎区等。全球化塑造和支撑了单一世界市场，而市场网络本身也存在中心-边缘的分界，这一分界与主权国家的边界又不会重合，“双重中心-边缘”结构已然成为全球化时代国际秩序的鲜明特征。
三、特朗普主义的“再全球化”逻辑
特朗普主义的本质是美国的战略收缩，而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则是一种简单粗暴的、断然的战略收缩。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美国优先”的口号背后是对21世纪以来美国过度扩张的调整。第二任期执政百日期间，特朗普签署了140多项行政令，尤其是对全世界发动了关税大战，大有回归孤立主义的架势。然而，战略收缩是美国霸权体系的调整，而美国的霸权体系是与全球化进程嵌在一起的，可以说，美国的霸权体系伴随着全球化进程而转型和扩张。特朗普主义的战略收缩不是要去全球化，而是要建立对美国有利的国际经贸规则，重塑全球化格局，即“再全球化”。
第一，“美国优先”服务于“让美国再次伟大”，也就是重塑美国的霸权体系。军事、科技创新、美元体系以及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构成了美国霸权的支柱，也是特朗普主义的内在约束。二战之后，美苏冷战使得美国建立了庞大的军事体系，其军事基地遍布世界，特朗普上台之后多次表示要占领格陵兰岛，控制巴拿马运河，调整与军事盟国的责任分担，凡此种种都是要巩固美国的军事霸权体系，尤其是美军对全球海洋的控制权。与军事同盟关系相匹配的是美国建立的贸易网络，美国通过不对称开放市场使得贸易伙伴依赖于美国市场，同时，美国将安全和经济进行捆绑，让盟国向美国购买安全保护。“美国世界霸权的矛盾主要在于，美国的力量和财富依赖于一条发展道路，而这条道路的主要特点是高额保护费用和再生产费用——即，一方面依赖于囊括全球、资本密集的军事设施，一方面又依赖于浪费，难以维系的大众消费模式的扩散。”在上个世纪80年代经过沃尔克冲击之后，美国经济转型，进一步呈现出了安全与经济的捆绑特征。沃尔克冲击之后，形成了新的经济模式，“它是对美国全球经济霸权的彻底重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以往的其他霸权国家一样，美国是资本和商品的输出国。但在沃尔克冲击后，它变成了全球资本的净进口国，也变成了日本、联邦德国和中国等制造业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新的终极消费市场。”特朗普主义其实是对美国霸权体系的收缩，减少海外义务，缩减贸易逆差，同时也是一种优化，那就是清除系统冗余，让盟国和贸易伙伴承担更多的成本。以俄乌冲突为例，特朗普以所谓调解俄乌冲突为由，减少对乌克兰援助的同时调动了北约欧洲盟国的资源。
第二，特朗普主义的主张要落实为政策需要结成执政联盟，协调内部的利益矛盾与冲突。特朗普政府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既包含处于“双重边缘”的锈带红脖子的代表，比如纳瓦罗，其实特朗普本人也属于这一派别，以至于政府高官都多多少少为了表达忠诚而表现出情绪化的一面；也包括马斯克代表的“双重中心”的科技精英，硅谷的高科技产业需要全球高技术人才，因此在移民问题上，硅谷精英并非一刀切地反对移民进入，能够接受部分配合硅谷高科技产业发展或给已然衰败的铁锈地带工业体系注入新鲜力量的移民进入美国。当然，还有贝森特等金融精英，也包括与特朗普硬刚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执政百日之后，特朗普第二届政府笼罩的民粹主义的迷雾逐渐散去，随着马斯克的出局、贝森特与纳瓦罗的分歧，特朗普政府内部也出现了“双重中心-边缘”结构的裂变。
首先需要平衡的是国际体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美国并非一般国家，而是国际体系性大国，也就是能够塑造和主导国际体系的大国，美国霸权与国际体系是嵌套在一起的，“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尝试永久化它的霸权地位，主要方式便是将其1945年领导构建的超国家空间变得更为全球化，同时防止经济霸权转移演变成地缘政治挑战。”“美国优先”不能颠覆现存国际体系，从国际关系史来看，美国继承了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保持对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控制，防止欧亚大陆出现挑战美国的陆权大国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投入了相当的资源和精力调解俄乌冲突，但是最终草草收尾，其根源在于特朗普无法放弃二战之后构建的欧洲-大西洋体系的框架。二战期间美国已经形成了两洋战略，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进行统筹与平衡，这一战略框架至今依然适用。
其次，经济和安全之间的平衡。一方面，随着产业的发展，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是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涉及到战略科技产业包含了战略和商业双重属性，如果将产业过度安全化便会损害其商业发展，比如美国政府对越来越多的产业进行出口管制；同时，产业的兴衰与社会安全网络是联系在一起的，“当前存在经济‘极化’或者‘二元化’的广泛趋势，利润越来越集中到并不产生大规模雇佣的企业，而劳动越来越集中在远离利润的低毛利行业。资本的积累越来越与就业分离，这不仅源于公司的结构变化，而且与人类劳动所需要生产的不同商品之间的比例有关。变化了的不只是劳动力市场的公司组织，更深层次的是其下的社会分工也改变了。”美国前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没有贸易是自由的》一书中描述了产业衰败后对社会的巨大冲击。另一方面，美国对自己的军事盟国施压，二战之后，随着日本和欧洲的复兴与发展，美国多次通过安全这一杠杆施压盟国做出经济让步，从尼克松冲击到里根时期的广场协议，现在特朗普将欧盟、日韩视为美国的经济敌人，在贸易谈判中加入安全议题，采取了一种“联系战略”。
最后，产业发展与消费社会之间的平衡。美国经济结构已经转型，简而言之，美国是金融国和消费国，美国向世界市场输出货币，美元就是美国最重要的商品，而贸易国和生产国获得的美元则购买美国国债，而信用卡等信用工具则为举债消费提供了便利。经济金融化造成的结果就是价值生产的环节不在美国国内，产业资本流失导致的结果是贫富不均，但依靠美元霸权，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从而形成了生产国、贸易国与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而产业资本流失导致的结果是美国的产业没落以及大量低工资、低技能劳动群体的怨恨，特朗普试图以关税迫使产业资本回流美国，但在产业资本还没回流之前，美国消费者不得不为关税买单。通过高关税并不能实现产业回流，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实质是进口替代战略，但二战以来，进口替代战略并不成功，相反，发展型政府实施的出口导向战略则是成功的。特朗普以产业回流的口号获得了蓝领工人的选票支持，但是蓝领工人要为特朗普的高关税付出钞票的代价。
第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很难达到其目标，原因在于，特朗普的“交易艺术”受到了诸多结构性约束。特朗普津津乐道的“交易的艺术”或许适合商业谈判，但是并不适用于美国的对外战略。特朗普善于极限施压，无中生有制造筹码，而这种打破常规制造不确定性的做法动摇和消蚀了美国霸权的信用基础。特朗普对世界发动的“对等关税”世界大战，不但冲击了国际经贸体系，也对美国国债信用造成了巨大冲击。在俄乌冲突问题上，逆转了拜登政府的政策方向，施压乌克兰让步，但最终未能实现俄乌和平，甚至连停火都没有实现。特朗普主义的战略收缩方向是确定的，但是特朗普的策略和手段是简单粗暴的，这反倒是增加了美国战略收缩和调整的难度。
四、结语
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已经将中国视为主要的竞争对手，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动关税战，随后变成了针对中国的关税战，中美关系发生了建交以来的重大转折。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其实是延续了特朗普主义的思路，而到特朗普第二任期，更是发动了“对等关税”之战，对华商品征收高达145%的关税，实质上中断了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以时不我待的心态对中国进行围堵和打压。但是，特朗普的关税大战反而为中国的战略运筹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中国与日韩、欧盟以及全球南方之间的经贸合作在提速，因为特朗普的关税大棒为各国提供了共同的威胁。特朗普主义要实现美国战略收缩，弥合美国经济社会的裂痕，其目标并没有错，但是手段和方法却背道而驰。中美关系其实是嵌入到“双重中心-边缘”结构中的大国关系，中国也是单一国际体系内的大国，而且中国已经是全球产业资本的中心，中国的长三角、珠三角既是中国制造业中心，也是世界的中心，换句话说，中国也嵌入到了“双重中心-边缘”的结构中。“双重中心-边缘”界定了中美关系的性质，美国以敌友来界定中美关系显然是错误的。“西方富裕国家，以及一些盲目追随西方的自主经济体，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中国，而是市场完美主义的童话。市场经济也不是完美的。世界正在走向多元化，经济也会朝多元化发展。世界不会扁平发展，而是会360度全方位发展。未来的世界不是亚洲的时代，因为大家都会变成大时代的背景。”
首先，中美关系与“双重中心-边缘”结构的形成具有同步性。上个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并最终建交，实现了地缘政治格局的转换，而中美建交与中国改革开放以及美国经济社会转型是同步的，换句话说，中国改革开放与美国转型构成了中美关系的隐藏线索，也是当代国际关系格局的历史根源。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速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同时，美国产业资本转移，中国承接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而实现了快速发展，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成为世界生产国和贸易国。面对当下中美关系的困难，也许回顾一下历史会看得更清晰。上个世纪70年代中美处于隔绝和对立，但是老一代战略家还是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关系缓和，从中得出的重要启示就在于，“前人们都很清楚，中美各自需要什么样的中美关系，而构成它们认知的核心部分是对各自国家战略及其实现国家战略的外部环境的理解。”对于当下中美关系也需要明确各自国家战略以及实现这种战略目标的外部环境的理解，进一步说，需要中美彼此树立正确的战略认知，以及对中美关系性质与结构的正确认识。
其次，中美关系是单一世界市场内的关系，进一步说，中美关系是两个市场的关系，形成了有机的分工合作关系以及资本循环体系。值得关注的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中美两国在太平洋沿岸同时崛起，中国东南沿海和美国加州共同推动了太平洋时代的到来，共同成为“双重中心”，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不仅是要素的依赖，也是过程的依赖，形成了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流通、消费的价值循环。当然，中美面临的共同挑战是分配的问题，解决国内的区域、城乡等差距，中国实施了大规模的减贫和乡村振兴措施，努力实现协调发展。特朗普主义的“美国优先”本质在于要将中国的产业资本带回到美国的边缘地带，但是“双重中心”之间的合作网络已经形成，且具有足够的韧性，除非特朗普封锁美国市场，建立两个平行市场，否则太平洋两岸的“双重中心”的合作不会被切断，特朗普发动关税战之后，加州州长纽森态度明确，加州将继续对中国敞开大门。
最后，全球化的动力和逻辑并没有逆转，中美两国是全球化时代的大国关系。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以及核武器的出现意味着大国战争已经不具有可行性，大国有维护全球战略平衡的责任和义务，没有地缘政治的稳定，全球化可能会中断，那引发的灾难将会远远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显然，冲突和战争不是解决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好办法。“双重中心-边缘”结构是中美面临的共同挑战，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解决。同样，全球化进程中的问题也只有在一个全球化体系中才能解决。“实验室、大公司、全球运输、全球通信、壁垒降低这些因素结合起来足以翻越决定性的分水岭，让人类摆脱马尔萨斯贫困陷阱。它们还以史无前例的方式书写了世界经济的故事。”无论亚当·斯密的分工合作还是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抑或是大卫·哈维的“时空修复”都揭示了全球化的底层逻辑，在“双重中心-边缘”结构中的中美关系需要两国战略家共同寻找正确的大国相处之道。
孙兴杰，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本文刊发于《战略决策研究》2025年第4期，第61-76+128页，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