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兴杰:后帝国空间与国家构建:反思现代国际关系的原点与限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16 次 更新时间:2022-06-17 09:16

进入专题: 国际政治理论   后帝国空间   现代国家   国家构建  

孙兴杰  

内容提要:现代国家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对象,也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原点。现代国家既不是历史上恒久的政治秩序,也不是当下世界秩序中理所当然的组织形态,现代国家的“史前史”是漫长而经久的帝国时代。罗马帝国之后没有实现帝国的重建,而是进入了“后罗马帝国时代”,催生了欧洲国家,后罗马帝国空间成为后帝国空间的“原型”。在19世纪的“帝国时代”,殖民帝国终结了传统帝国,而在20世纪的去殖民化运动之后,人类最终进入后帝国空间。现代国家是后帝国空间中“可能”的政治秩序形态,基于现代国家假定的国际关系研究需要平衡欧洲历史的特殊性和世界历史多样性。现代国家及其国际体系是从帝国到后帝国空间的历史性转型的“剧目”之一,只有将现代国家构建置于人类社会演进的超大时空之中,才能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真正的世界历史叙事基础,进而创建一个解释人类秩序演化的跨学科知识场域。


关 键 词:国际政治理论  帝国  后帝国空间  现代国家  国家构建



世界正进入加速时代。技术、环境、信息、人口和资本的快速而非均衡的变化造成了世界的失重感,国际关系研究的内涵和外延被大大扩展了。世界秩序处于新的转折点,有学者认为,历史在“回归”,战争、难民、地缘政治、不平等在回归。①主权国家是国际关系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但是,主权国家这一现象的历史根源何在,又走向何方,是国际关系研究需要回答的问题。学术界对于现代国家的“史前史”越来越关注,形成了“帝国热”,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演化与变迁已经超出了现代国家的边界,全球化秩序以及全球治理的政治基础需要重塑;源于欧洲历史经验的“现代国家”遇到了越来越严重的失败,所谓“失败国家”的数量不断攀升,这到底是“现代国家”这一治理方式的失败,还是某一特定国家的失败呢?


任何国际关系理论都建立在特定的国家理论基础之上,国际关系的研究不仅要“把国家找回来”,也要把国家的历史找回来。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顾问帕拉格·康纳(Parag Khanna)认为,过去20年发生的诸多事件表明,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处于世界亚洲化的早期阶段,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忽略了亚洲历史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而亚洲在后殖民时代重新崛起,世界亚洲化的逻辑源于亚洲历史经验。帕拉格提出了一个问题:德国19世纪的崛起历史会比唐朝和明朝的历史更能诠释今天中国的崛起吗?②哥本哈根大学古典学教授彼得·费比格(Peter Fibiger)在两卷本《剑桥世界帝国史》的结语中提出一个问题:在由近200个主权国家构成的世界中,不少学者会认为从帝国到民族国家是唯一可能的道路,但是,在帝国的长时段视野中,会有不一样的历史演变轨迹。③帝国的终结发生在20世纪,相比于帝国的千年历史而言,我们见证的“现代国家”的历史还是一瞬间。“21世纪的世界处在一个帝国、民族国家、民族文化建设之间充满竞争的更加复杂的历史时期。”④当下的世界是不同历史经验的叠加,不同历史经验和愿景的互动与激荡形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合力。历史学家王赓武先生认为,“世界史是一个新兴的课题,令它应运而生的是晚近殖民时代单极政治世界的消失,以及更晚近的两极化冷战的结束。”⑤换言之,全球化秩序的形成激发人们进行“世界史”的思考,“历史路径”为国际关系研究拓宽了时空视野。⑥主权国家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对象之一,也是“历史路径”反思和研究的核心议题。


从帝国到民族的转型是否是单线演化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非殖民化瓦解了帝国的合法性,帝国成为过去时,从帝国到后帝国的大转变是如何实现的呢?“现代史上最重要但却得不到广泛理解的演变是从帝国之世界到国家之世界这个漫长的过渡期。”⑦当下世界是一个主权国家构成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还没有一百年的历史,“帝国出现在民族国家之前,或许在将来会再次取代民族国家。”⑧一方面,主权国家的数量在不断增长;另一方面,主权国家作为政治秩序的基础受到侵蚀。美国地缘战略家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S.Kaplan)认为,“由于民族国家的萎缩、城邦的崛起,以及许多重叠的非正式主权实体,一种宽厚的封建主义盛行起来。不过,由于更多和更好的全球机构扩大了对非正义的惩罚范围,国内道德和外交道德之间的鸿沟缩小了。这个世界的联合程度就像波斯古帝国一样,既不多,也不少,我们研究古代越仔细,对这个新世界的了解就越多”。⑨


本文基于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文献,提出国际秩序经历了从帝国到后帝国的大转型,而在后帝国空间中形成了不同的国家类型,以此发掘现代国际关系的根源,检视国际关系理论的限度。


一、后帝国与政治秩序“大分流”


从政治秩序演化的角度来说,主权国家之前是帝国,帝国和主权国家构成了两种最为重要的政治组织形态。“具有独立自主统治地位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体系——我们中大多数人认为这是很典型的一种世界组织体系——实际上是一个特例,因为它在以前从未真正存在过。”⑩基于主权国家的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穿上了“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1648年之前的世界历史似乎变成了国际关系学的“史前史”。“尽管语言上和战争方面的努力意欲将民族联合置于政治想象的中心,但帝国的政治、帝国的作为以及帝国的文化,已经塑造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11)从帝国史的角度来说,当前依然处于千年帝国及其遗产的阴影之下,或者说刚刚进入后帝国空间。国际关系史的叙事不能以主权国家来想象久远的帝国秩序的变迁,更不能以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守株待兔”式地讲述国际关系的历史。


国际关系研究的对象或者应该面对的课题是政治秩序或者政治组织形态的变迁。这意味着国际关系研究不仅要打开主权国家这个黑箱,也需要扔掉主权国家这副定制版的眼镜。英国学派重要的理论家亚当·沃森(Adam Watson)在晚年提出政治组织形态的光谱,将帝国、霸权、独立国家等纳入其中,从而为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打开了一片“旷野”。他认为,“帝国通常在多大程度上拥有一个稳固的直接统治的核心地区,在其以外是间接统治和霸权控制的两层地区,最后是位于帝国控制或帝国影响以外的完全独立国家”。(12)毫无疑问,沃森为国际关系学研究提供了一片森林,而不只是主权国家这一棵树。


帝国和主权国家并非是对立的,而在相当长时间里是共存的。“直到大约200年前,人类管理自身、促进人口增长的最佳方式还在亚洲、非洲、中东和美洲的地域广袤的帝国。如果不是一系列的偶然性、偶然事件和历史的偶合,我们也许还生活在一个农业帝国的世界中。”(13)从帝国向后帝国的转型经历了相当漫长的过渡,后帝国空间的生成是多种偶然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既不能固守历史的目的论甚至是宿命论,也不能认为所有的历史都是偶然性的事件,通过跨时空的比较来分析,人们或许能够追寻后帝国空间形成的动力和脉络。


人类政治秩序是最近一万年来气候变化趋缓之后的产物,公元前1000年后,欧亚大陆进入帝国时代,比如孔雀帝国、波斯帝国、秦汉帝国,“这些帝国都是人类史上史无前例的帝国——不仅仅是由于它们巨大的规模,而且因为它们引进了一种与远古国家非常不同的社会模式,以及关于人类生命本质尊严的根本思想”。(14)帝国要比部落的规模大得多,要维持这样的规模,“它们需要找到一手依靠部落仪式、一手依靠武士暴力之外的新的形式”。(15)与大型帝国同步的是普世宗教的兴起,为帝国的权力提供了合法性外衣,轴心时代的普世思想限制了统治者的独断,同时为统治者利用和统合多样性提供了有力的手段。超验的“巨神”(Big Gods)有八项功能,包括监督人们行善、地狱惩戒的恐惧、基于神灵的信任网络、大神之下的超大网络等等。(16)帝国统治容忍和利用多样性和差异性,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帝国为了广土众民而接受自治权以换取帝国边缘对中心的忠诚,由此形成了纵向联系的等级结构。如果以广度(规模)、密度(互动的频率)和深度(认同感)来衡量政治秩序的话,那么,帝国是为了广度而牺牲深度的政治组织形态。“晚至公元1500年,全世界的土地被用边界线划分成由官员管理和法律统治的国家的还不到20%。”(17)帝国既是政治组织形态,也是一种世界秩序,因其丰富的“权力武器库”而使帝国统治具有了韧性和弹性,帝国统治在空间上呈现出开放性,帝国边疆是开放和流动的;在时间上呈现出持久性和周期性,多数帝国都能持续上百年乃至上千年,同时,帝国崩溃之后会重建而周期性循环。


从帝国到后帝国空间意味着政治秩序的“大分流”。从时间来说,后帝国空间的形成意味着帝国的周期循环被打破,后帝国并不是帝国崩溃与重建之间的间歇期,而是帝国秩序的终结。从空间上说,后帝国空间意味着帝国权力装置的退化甚至是消失。帝国统治最典型的特征是广度对深度的妥协,后帝国空间则走向了相反的道路,我者与他者的界线越来越明确,认同政治兴起,多样性的融合与共存变得更加困难。从帝国到后帝国的“大分流”和大转型为人们提供了重构世界历史叙事的可能,而当下世界剧烈变迁让帝国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很可能是世界政治与经济秩序的深层变化让帝国具有了当代价值,也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帝国的兴趣。”(18)


从帝国到后帝国空间的变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去殖民化进程,主权国家的数量急剧增加,62%的国家是去殖民化的产物,而32%的国家是从宗主国的核心分裂出来的。(19)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说,后帝国空间的生成并不是在20世纪波澜壮阔的第三世界的形成,而是罗马帝国之后没有罗马,在罗马帝国瓦解和崩溃之后,罗马故地没有重建帝国,帝国边疆地区经历了去罗马化的进程,最终演化出了欧洲国家体系。后罗马帝国空间是世界历史进入后帝国空间的起点,而欧洲国家体系是后罗马帝国空间的演化结果,这其中包含了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罗马帝国没有重建;二是西欧地区为什么没有建立起新的帝国。


二、后罗马帝国空间与欧洲国家的形成


后世历史学家将公元476年视为西罗马帝国崩溃的节点,但是,在公元410年罗马城就被“蛮族”占领过,向后罗马帝国的转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公元五世纪晚期到公元九世纪,曾经有三次重建罗马帝国的努力或者尝试。


第一次是在公元五世纪晚期,西罗马帝国故地分成了六大区域,包括法兰克王国、哥特王国、汪达尔王国等,罗马帝国行省“蛮族化”。在各个王国中,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曾经在君士坦堡做“质子”,哥特王国是其中最强大的王国,但在狄奥多里克死后,这个打着罗马旗号的王国随之瓦解,“狄奥多里克选定的继承人无力维持压倒性的军事力量”。(20)法兰克国王克洛维率众皈依基督教,为法兰克王国提供了宗教的支撑,使这个王国更具有韧性。第二次是在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时期,著名的将军贝利撒留收复了北非和意大利半岛,暂时恢复了罗马帝国,但是,查士丁尼大瘟疫及与波斯帝国的战争,使得君士坦丁堡收复西罗马的成就昙花一现。第三次尝试发生在加罗林王朝时期,备受瞩目的查理大帝加冕,似乎罗马帝国得以重建,然而,加罗林王朝时期恰恰是后罗马空间生成的关键转折点。公元七世纪,在东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鏖战期间,伊斯兰教以及阿拉伯帝国兴起并掀起了一场席卷地中海沿岸的征服风暴。阿拉伯帝国不仅占据了地中海东岸和北非地区,还征服了西班牙半岛,深入到欧洲大陆腹地。公元732年,普瓦蒂埃战役阻止了阿拉伯帝国对欧洲大陆的进一步征服,同时也标志着地中海秩序的分裂。“在曾经是罗马文明同一化的地中海沿岸地区,随着一个新的伊斯兰世界建成,一种全面彻底的破裂也形成了,而且这种变革一直持续到我们今天。从此之后,在我们的海的沿岸地区形成了两种全然不同并相互敌对的文明。”(21)


罗马帝国是一个将地中海作为“内湖”的大帝国,地中海是罗马帝国的核心地区,围绕地中海而建立了具有广度的商业贸易体系。罗马帝国之后,再也没有哪一个帝国或者文明重建地中海秩序。查理大帝加冕与其说是重建罗马帝国秩序,不如说是对后罗马帝国空间的确认。教皇为查理加冕,意味着查理的权力来自教会,而不是人民,这是圣经和剑的结合。西罗马帝国秩序瓦解之后,基督教会成为最具有统合力的组织,而基督教内部的“异教”“异端”的挑战使得教皇无法重建具有广度的普遍秩序,而只能借助世俗国王手中的剑来巩固和扩大教会的空间。“世俗权力一旦以这种方式被包容进统治者的宗教职责之中,他与教权的关系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变得复杂起来。”(22)查理大帝创建的帝国与地中海秩序已无关联,并非基于地中海的罗马帝国秩序的重建。查理的征服之剑越过莱茵河这一罗马帝国的边疆,超越了罗马帝国在陆地边疆限度,从海洋走向了大陆。在此过程中,“欧洲”的意识开始觉醒,查理大帝被视为“欧洲之父”。


查理大帝去世之后,帝国走上了下坡路,王位继承危机导致帝国分裂。公元843年的《凡尔登条约》将帝国一分为三,“加洛林国家的解体产生的结果是,把西部基督教世界的两个普世性的职位交给了地方集团:把教廷交给了罗马贵族集团;把帝国给了意大利贵族内部不断形成又不断瓦解的各个集团”。(23)从根本上说,查理大帝并没有成功地创建一个帝国,没有建立帝国统治的权力体系,作为罗马帝国边疆的“蛮族”,法兰克人、日耳曼人可以模仿与学习罗马帝国的统治“技艺”,从而大大缩短了国家创建的进程,但是,帝国自上而下的等级化的政治体系与其部落习俗难以兼容。“从一个平等的部落社会过渡到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绝非易事。从现有的国家社会借用制度和机构,使这个过程更迅速,但是日耳曼地区新的中央集权政体仍需克服该地区99%的人不愿意在平等主义上妥协的问题。”(24)西罗马帝国之后的几次重建的努力,更像是与罗马帝国的告别。


后罗马帝国空间与欧洲的“发明”是紧密关联的。在希腊神话中,欧罗巴是腓尼基的公主,被扮成白牛的宙斯骗到了克里特岛并嫁给了克里特国王,可以看到“欧洲”指涉的空间不断向西转移,也就是现在的西欧地区。后罗马帝国空间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秩序呢?在日耳曼地区,与加罗林家族有血缘关系的奥托家族建立了神圣罗马帝国,尝试重构帝国,但是,神圣罗马帝国只是一个陆权帝国,与地中海秩序已无关联。封建主义体系建立起来之后,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重建具有广度的帝国统治秩序。在后罗马帝国空间中出现的“欧洲”代表着一种裂变性的秩序,教权和王权之间的分野、东西方教会的分裂,以及来自北方和东方的蛮族入侵等等,让欧洲秩序经历了数百年的裂变与重组,而骑士制度、城堡正是这种碎片化的政治秩序的象征。直到11世纪的“教皇革命”以及12世纪开始的十字军东征,欧洲才恢复元气和生机,开始了向外扩张的征程,当然,十字军东征也只是在伊斯兰帝国处于退潮期取得了短暂的成功,这场延续上百年的战争进一步确认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持久博弈,同时,欧洲与“西方”这个概念紧紧绑定在一起。“欧洲理念赋予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确切的疆域统一性,使之得以借此与东方抗衡。但这种统一仅仅是依靠着冲突而建构起来的,它无法成功地调和中世纪西方体系里各个王国间的实际分歧。”(25)


到公元11世纪,西欧开始了后帝国空间秩序的构建之路,也就是欧洲国家体系的构建。布罗代尔认为,欧洲走出帝国周期而进入了一个“经济世界”,这个后帝国空间的形成应该是在公元11世纪,而不是公元16世纪,其标志是“出现了相当广阔的流通区域,而城市则是流通的工具、转运站和受益者”。(26)城市构成了欧洲经济世界的主体,这些城市可以称为一种国际行为体,或者称为城邦或者城市共和国。城邦拥有领土空间,占据了河流或者商路的关键节点,成为贸易和财富的容器。城邦的空间是贸易的网络,是城邦存续的根基。换句话说,城邦的存在需要在一个宽松的政治权力空间之下,换言之,城邦是反帝国的。只有在帝国的边缘或者帝国统治比较弱势的时期,城邦才有比较充分的政治发展空间,依靠商业和市场网络的力量,城邦才能获得或者购买自治权。领土国家的集权运动兴起之后,城邦赖以存续的政治空间和经济空间被压缩殆尽,成为主权国家治下的普通城市。意大利城市共和国、汉萨同盟等构成了欧洲经济世界的城市支点,构建起来一个具有广度的贸易和商业空间,为欧洲国家的形成提供了资本和财富的空间。


欧洲国家与欧洲国家体系是同时建构的。从公元12世纪末、13世纪初,欧洲的政治组织形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就是学者们所关注的“财政国家”的兴起。对英格兰财政署的研究表明,到公元1200年,英格兰王国已经从严格依靠领地的财政体制朝着一种更具剥削性和更加一般化的收入增加制度发展。(27)战争是欧洲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动力,或者说是一场持久的锦标赛。“战争、政治革命和金融创新会使部分但不是全部统治者降低其可变成本。那些能够以低政治成本征集人力、装备的统治者和那些无法以低成本这样做的统治者之间形成越来越大的差距。只要没有出现霸主,强国就会涌现,相互交战,进而在发展火药技术中获得领先。”(28)战争是对一个国家的终极考验,“让战争降温的不是人们追求和平的呼声,而是在资金断流的时候”。(29)历史的事实并不是资金耗竭而终止战争,而是为了赢得战争去努力获取更多的金钱,在战争以及财政压力之下,欧洲国家结构发生变化,欧洲国家从“领地国家”向“财政国家”转型。财税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治理结构,直接税体系需要建立在公民“同意”基础之上,也迫使政府朝着“政治问责”迈出一大步。公共财税意味着公共空间的建立,权力和公共资源需要为纳税人服务,公共权力超越了封建制度的私人依附关系。财税体系、责任政府的创建为公共信用奠定了基础,通过举债缓解财政压力变成了通行的做法,而公债体系的建立意味着现代国家可以跨时空进行资源的整合。财税、公债、议会以及中央银行共同构成了现代国家的资源汲取体系,为欧洲国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量,在后罗马帝国空间中演化出了不同于帝国的政治经济体系。


三、殖民帝国:帝国与主权国家的嵌套


15世纪是欧洲国家体系的重大转折点。1453年,英法百年战争结束,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在后罗马帝国空间,欧洲国家体系没有延伸到东部地区,而走向了海洋,欧洲的重心从地中海转向了大西洋,从陆权转向了海权。西欧走向了殖民帝国的道路,是主权国家与帝国的嵌套,开启了世界的海权时代。


“新大陆”为欧洲带来了源源不断的金银,有学者认为,美洲金银这一偶发性的因素,“是制度变迁和西方世界兴起的随机性初始条件;正是这把钥匙适时、适度地开启了西欧制度创新的大门,并最终促成了经济绩效”。(30)通过美洲白银,欧洲国家加入到了亚洲的贸易体系,为欧洲的殖民扩张注入了能量。与此同时,东欧地区进入了帝国重建的时代,奥斯曼帝国扩张到巴尔干半岛,鼎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版图囊括了北非、高加索、黑海北岸,成为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帝国。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堵死了欧洲体系向东扩张之路。于欧洲国家而言,向西是开放或者是进攻性的边界,而东方则是防御性边界。处于欧洲心脏地带的德意志地区与西欧就此“分流”,走上了不同的历史轨道,西欧国家开启了海外帝国的创建,而德意志地区则只能在帝国夹缝中创建国家。帝国边缘之地是混杂破碎的,很难创建德意志民族国家。一旦德意志地区创建起强大的国家,西欧国家及其创建的殖民帝国体系的前提就失去了,德意志地区的分裂状态是欧洲均势秩序(典型的是维也纳体系的“欧洲协调”)的前提,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大外交》中所论述的,三十年战争确立了中欧分裂的状态,“德国未能成为一个单一国家,内部时有小规模的纷争,便无暇顾及向外发展”。(31)欧洲国家体系创建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帝国的再构建,一是西欧的海外殖民帝国,二是东欧地区大陆帝国的重建,奥斯曼帝国以及后来的俄罗斯帝国就是如此。


欧洲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帝国,尤其是海外殖民帝国的构建开启了海洋帝国的时代,形成了不同的帝国统治的逻辑与悖论。德国哲学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认为,海洋帝国的兴起重塑了政治秩序,“从本质上说,前全球时代的秩序是地域性的,即便它也包含制海(Seeherrschaft)和海上霸权的部分。当地球第一次被欧洲人以他们的地球意识去理解和丈量的时候,原初的地域性世界就被这个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彻底改变了”。(32)16世纪,英国人迈出了从陆地生存向海洋生存的第一步,最终英国成为彻底的海洋国家,虽然地处欧洲,但却不属于欧洲,而是欧洲国家体系与海外帝国体系的连接点,海洋国家最大限度地摆脱了旧世界的束缚,也就是欧洲的均势体系,海洋国家没有形成均势,而是霸权体系。同时,海洋国家是工业化世界的发源地,推动了全球秩序的大转型。大航海时代改变了欧洲人对地球的认知,“全球”空间的观念出现,土地的神秘感被新的空间观念取代,与欧洲殖民扩张相并行的是新的国际法观念的出现,划分出不同的空间,尤其是新世界与旧世界的区分,而所谓的“自由疆域”就是欧洲殖民列强进行争夺的战场。“通过划定自由疆域,界线这边欧洲公法管控下的自由与和平的空间获得了释放,不会因为界线那边的情况而遭到威胁,否则欧洲和平区的稳定也难以维持。换言之,划定争夺新世界的战场,也有助于对欧洲内部战争的遏制。这就是其国际法上的意义与合法性所在。”(33)


欧洲国家的殖民扩张是欧洲国家能量和“罗马帝国情结”在海外的投射,是帝国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洲殖民帝国的扩张为后帝国空间的扩张埋下了伏笔。诚然,17世纪是一个全球帝国竞争的时代,欧洲各国纷纷构建海外殖民帝国,而欧亚大陆也出现了强大的陆权帝国,比如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清帝国和沙俄帝国。殖民帝国具有双重属性,一是欧洲国家及其国家体系,主权不断下移,人民主权的观念以及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和纽带已经不同于帝国,拿破仑帝国的失败意味着在欧洲不可能创建基于民族国家基础上的帝国。英国牛津大学非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认为,欧洲的现代国家历程是由“暴力”推动的,“统治小国家的掠夺成性的暴君,一步一步地进化成为争取选票而千方百计讨好选民、承诺服务的现代政治家。沿着这样曲折蜿蜒的小路,现代国家最终演变成向全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制度”。(34)可以说,欧洲国家体系是反帝国的,战争压力之下欧洲国家体系积聚了巨大能量投射到了海外,对非欧洲帝国以及尚未进入国家阶段的地区和文化具有相当的优势和攻击性。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认为,1500年大西洋沿岸的欧洲人有三项天赋:根深蒂固的鲁莽好斗的性格;善于运用复杂的军事技术,尤其是在航海方面;能抵御长期以来在整个旧大陆广为流行的各种瘟疫。(35)在“漫长的十九世纪”(1776-1914)发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革命重新塑造了国家社会和国际社会。这一全球性的大转型塑造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结构,同时,这一转型是不均衡的,改变了权力的分布,将世界从没有主导中心的多中心世界转向西方主导的中心边缘结构的秩序。(36)欧洲国家积聚的巨大能量如同火山一样喷发出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一个不断扩张的体系,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认为,“除了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外,并不存在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且,为了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就必须加入世界体系的生产网络或商品交换的链条之中(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并置身于一个加入国际体系的国家内,而国际体系则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上层政治建筑”。(37)欧洲殖民帝国建立了全球性的市场体系,这是广度的一次扩展。殖民帝国的扩张将其他传统帝国以及尚未进入国家阶段的社会纳入其中。欧洲的殖民帝国在形式上将全球纳入了新的帝国统治之下,但这并不是帝国的周期性轮回,而是走向后帝国空间的转折点。


帝国是广度对深度的妥协,殖民帝国也是如此。对于没有进入国家政治的地区,殖民帝国在地图上重新划分了势力范围,“制造”了殖民地,“殖民国家的领土主权凌驾于部落社会的领土主权之上,部落的地图制作要遵从帝国的制图学。”(38)殖民扩张的过程中,出现了越来越强烈的种族主义,而种族主义是深度认同感的体现,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海外帝国的创建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欧洲国家体系内部的竞争,过剩人口被转移到殖民地,但到19世纪末,殖民帝国的扩张已经结束,技术优势使得欧洲国家统治全球。(39)地球的空间终归是有限度的,19世纪随着全球空间的封闭,欧洲国家之间的博弈和竞争从海外转移到欧洲本土。欧洲殖民帝国内在的悖论在于:它是主权国家体系与海外帝国的嵌套,而欧洲国家体系本身就是后帝国的产物。当海外帝国体系在“广度”上覆盖了绝大部分的全球陆地表面之后,欧洲国际体系内部的矛盾无法通过海外扩张转移,如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所言,“在整个20世纪,英国统治主要的威胁——或者说,最可能成为大英帝国之外的另一选择——并非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而是其他帝国”。(40)20世纪初,当欧洲殖民帝国扩张达到最高点之际,海外矛盾与欧洲国家内在矛盾汇合,引发了终结帝国的帝国大战。


四、“大转型”与全球性后帝国空间的形成


从帝国向后帝国空间的转型,其意义不亚于人类进入帝国时代。一旦从主权国家假定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叙事中跳出来,进入帝国—后帝国的视野,就会发现19世纪所具有世界历史转折意义不亚于从采集狩猎走向农业的“定居革命”,19世纪的全球现代性的形成在国际秩序上的表征就是全球的再帝国化(殖民帝国)与去帝国化(传统帝国衰落),最终,世界历史进入后帝国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转型是理解现代国际关系的产生和把握当代国际关系根本特征的核心”。(41)后帝国空间秩序的形成是现代国际关系学的基础和前提。


19世纪人类从帝国向后帝国空间转型,19世纪在国际关系史的分期中应该获得更加基础和显著的定位。“19世纪的重大变化一旦被我们所认识,我们将清楚地发现,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由1500年、1648年、1919年、1945年和1989年的历史结局来定义主要动因的世界中。在现在或未来一段时间里,我们将生活在一个主要由19世纪全球转型的后果所定义的世界中。”(42)在帝国—后帝国空间的视野中,欧洲国家体系的发展是全球大变革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非国际关系的起点。从帝国到后帝国空间转型动力是复杂多样的,但是核心内容在于帝国的等级性体系难以维系。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乔治·劳森(George Lawson)认为,理性国家、工业革命和“进步”意识形态是19世纪全球转型的动力,跨洋运河、铁路、电报造成了互动能力的革命,空间被压缩,欧洲帝国体系扩张到了全世界,这是“广度”的革命,包括南极和北极的探险,意味着地球表面已经成为“所知世界”,在形式上造成了全球空间的“封闭”。广度、密度和深度之间的不均衡发展,是殖民帝国体系变迁的动力,最终造成了帝国体系的坍塌。


第一,欧洲殖民帝国体系是欧洲国家体系和海外殖民地体系的相互嵌套,形成了以欧洲为核心的等级性的全球国际体系。这一中心—边缘的等级性结构将空间“时间化”,不同的地区被列入不同的文明发展阶段,罗马帝国时期的“蛮族论”在19世纪殖民帝国时期改头换面变成了“文明的标准”。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人文与传播艺术学院教授布雷特·鲍登(Brett Bowden)总结说,“到19世纪,文明国家应满足以下条件:一是政府的基本机构和公共机构;二是自卫组织能力;三是制定法典、恪守法制;四是认可国际法和准则,包括关于战争规范与外交活动的国际法和准则。若一国满足上述条件,则通常被认为是合法的主权国家,有权作为一个国际人格得到充分认可”。(43)国际法的创设体现了这种“文明标准”的观念,欧洲国家的交往和互动遵循国际法,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遵循战争法,而对其他地区的战争则是殖民地战争。工业革命意味人类秩序的能量来源的变化,依靠化石能源,从而突破了农业经济时代的生态限制,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差距拉大,尤其是欧洲国家体系对中国、奥斯曼帝国等传统帝国形成了“势能”。铁甲舰、马克沁机关枪、奎宁等使战争更加工业化,工业化帝国对农业帝国形成了“覆盖”。在欧洲国家维持所谓的“百年和平”期间,殖民战争形成了一场全球性的征服风暴。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说,“19世纪最主要的事实之一便是单一全球经济的创建,这个经济一步步进入世界最偏远角落。借着贸易、交通。以及货物、金钱和人口的流动,这个日趋紧密的网络逐渐将已开发国家联系在一起,也将它们与未开发国家结成一体”。(44)通过先进的武器、工业生产的效率,殖民帝国建立了基于强制、商品等“物”为中介的体系,以区分我者/他者的“文明标准”,将世界卷入到欧洲为主导的殖民帝国体系之中。比如在东亚地区,欧洲建立了“非正式帝国”,尤其是在中国不谋求建立固定的殖民地,而是通过通商口岸、特惠制度,“条约体系从根源上讲是由大不列颠发起的,但是其效应确实全球性的。根据最惠国待遇原则,所有利益相关者无须太多投入,便可以从英国人的收获中分一杯羹。”(45)


第二,殖民帝国体系受到两种不同逻辑的挑战:欧洲内部的国家体系逻辑与帝国体系逻辑的冲突,这一冲突源于15世纪欧洲的大分流,欧洲西部进入了后帝国空间,而在东欧重建了帝国。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以及意大利、德国的统一打破了东欧的地缘政治格局。“东方问题”也就是如何处置奥斯曼帝国的问题,成为欧洲地缘政治面临的一大挑战。1878年的柏林会议既是统一后的德国走上欧洲外交舞台,也是欧洲体系最后一次主宰“东方问题”。巴尔干地区在19世纪后期开始创建民族国家,在帝国的边缘地带创建民族国家是非常困难的,巴尔干这一多个帝国竞逐的破碎地带成为欧洲体系的黑洞。相比西欧,东欧失去了构建民族国家的最佳时机,统一后的德国在俾斯麦的掌控下保持了高度的战略克制,没有大规模海外殖民,其中的政治智慧在于,欧洲国家体系的维系需要两大前提:英国代表的海洋国家向西扩张;德意志地区的持续的分裂。德国的统一威胁到了欧洲体系的稳定,同时,德国是在一个帝国时代完成的国家统一,或者说是以帝国的形式统一了德意志地区。“表面上,新帝国是一块权力的磐石:快速扩张的工业和庞大的军队让德国成为欧洲大陆的统治者。但新的权力带来新的矛盾:每座新开的工厂都会增强无产阶级异议者的力量,工业财富的每一次增长都会削弱老地主贵族精英对国家政府的控制。磐石上的裂缝越来越宽,裂缝被掩饰和否认,但这导致变化迅猛的社会与相对僵化的政治秩序产生冲突。”(46)在俾斯麦执政的晚期,德国就已经开始了海外扩张,英德之间的海军军备竞赛意味着欧洲国家体系和海外体系都难以持续下去了。卡尔·施密特说,“作为特定空间保护者的诸大国之间的战争,如果不是发生在一个自由开放空间的内部或周边,则很容易破坏空间秩序”。(47)


第三,殖民帝国的等级性结构面临着中心地区的坍塌与边缘的“反叛”,体系矛盾最终集中于巴尔干半岛,第三次巴尔干战争演变为世界大战。在“文明标准”的区分之下,非欧洲国家的目标在于加入这个俱乐部之中,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欧洲国家为中心的等级性的结构中出现裂变,也就是多中心的出现。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的《巴黎条约》在形式上将奥斯曼帝国接纳进入欧洲的“俱乐部”,但是,对欧洲中心地位构成重大挑战的是日俄战争。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与欧洲列强互派大使,获得了“文明”的地位。(48)日本在锁国期间,研究“兰学”的学者本多利明认为,一个面积狭小的海洋国家需与外界通商。他相信,日本有四大亟需:火药、金属、航运和殖民。没有殖民帝国,一个国家便无法成就一番伟业。(49)明治维新是日本的国家转型,但是,日本也是在帝国时代进行国家建设,对外扩张成为日本跻身世界列强行列的踏板。甲午战争打破了中国主导的东亚朝贡体系,日本成为东亚强国,此后,日本走向帝国扩张之路。“归还辽东半岛给日本政府和国民带来的深切的挫败感,成为把甲午战争之后出现的殖民帝国的实体(即所谓‘自在的’殖民帝国)转变为觉醒的殖民帝国(即所谓的‘自为的’殖民帝国)的内在动机。”(50)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是帝国主义国家最后一次的“集体行动”,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激烈争夺引发了日俄战争。“日俄战争是明治体制成立未满40年的亚洲国家击败欧洲大国俄国的大事件。这明显表示,只要妥善实行从欧洲诸国学得的改革,非欧洲国家也可以向欧洲诸国挑战并战胜之。这正是日俄战争所带来的观念。”(51)边缘地区或者“文明”之外的国家和民族也可以通过努力实现身份的转换。


日俄战争加速了东亚地缘政治体系的变迁。一方面,在日俄战争后,日本成为“东亚强国”,开启了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扩张,主导东亚格局的强国从欧洲国家变成美国和日本;另一方面,东亚体系与欧洲体系之间形成紧密互动。俄国是跨欧亚大陆的帝国,日俄战争暂时阻挡了俄国在东亚地区的扩张,战争之后,英日同盟进一步巩固,“鉴于日本与英国在亚洲结下了牢固的同盟。加入英法协定对于保障俄国的安全显然是合宜的”。(52)1907年,《英俄协定》缔结,在欧洲体系内部形成了两大同盟体系对立的局面,欧洲体系的核心地带出现了结构坍塌,从灵活的均势体系变成了僵化的军事集团的博弈。


第四,20世纪的“新三十年战争”终结了帝国时代。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几场战争预示着欧洲可控的战争模式的终结,1898年的美西战争、1899年开始的布尔战争,以及1904年的日俄战争打破了欧洲国家战争与殖民地战争之间的区分,布尔战争是白人之间的战争,美西战争则标志着美国作为世界强国的登场。卡尔·施密特认为这是一场全球空间的革命:“1898年的美西战争对其他国家来说是一个信号,显示美国的外交政策已经转向了一个开放的帝国主义时代。这次战争没有遵守西半球的传统的大陆概念,而是深入太平洋地区,甚至进入到老东方区域。过时的门罗主义被朝向亚洲广阔区域的‘门户开放’的需求所取代。从全球地理的视角来看,这是一个从西方迈向东方的步骤。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现在美洲大陆与新出现的东亚空间的关系,就像一百年前老欧洲由于美洲在世界史的崛起而被挤出东半球区域一样。”(53)


施密特认为,“由于国际法的失职,欧洲陷入世界大战的泥潭,欧洲大陆不再是世界的中心,先前运转良好的战争框架亦土崩瓦解”。(54)并不是国际法的失职造成了两次世界大战,而是帝国体系的失败压垮了国际法所代表的欧洲规则。殖民帝国所代表的“广度”的扩张遇到了理性国家及“进步的意识形态”的挑战,理性国家是界线明确的国家形态,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公民身份和情感基础之上。在世界大战中,欧洲殖民帝国的属地或者殖民地被卷入其中,参战的殖民地军队成为民族主义传播的载体,为了动员殖民地参与残酷的欧洲大战,欧洲的宗主国向殖民地许下了自治或者独立的承诺,这是帝国边缘地带走向独立或者自治的重要动力。


世界大战导致的帝国中心的破产是世界向后帝国空间转型的主要动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欧地区的帝国崩溃,这一地区已经失去了构建民族国家的机会窗口,民族主义与种族联系在一起,在帝国的混杂地带,沿着民族的边界线构建主权国家必然带来族群的冲突。可以说,帝国边缘地带,尤其是多个帝国边缘地带交叠的地带不可能建立起来基于种族—民族为基础的国家结构。魏玛共和国的失败,以及“大屠杀”和希特勒的民族帝国的创建,意味着中欧地区已然是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黑洞。冷战在欧洲的战略含义是以冷战的“铁幕”冻结了中欧地区在后帝国空间进行国家构建可能产生的烦扰,在中欧地区建立的国家是被苏联和美国所强加的,是制造出来的国家。而柏林墙则是一个极端的象征,被分裂的德国成为两个阵营的分界线,也是两个帝国的分界线,再次印证了德国在欧洲体系中的宿命:统一和强大的德意志国家是欧洲国家体系的威胁。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不但失去了世界政治的中心地位,而且成为冷战体系中的附属国家,中东欧在后帝国空间构建新国家的过程被冷战“冻结”了。冷战结束后,这一地区重新面临着在后帝国空间构建国家的难题。


五、国家构建路径及类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殖民帝国瓦解,全球进入后帝国空间。英国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教授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说,“大英帝国甚至大体上实现了一个更加惊人的奇迹——将帝国领土归还给各成员国的人民,而且没有遇到多大阻力”。(55)事实上,并非欧洲国家放弃了海外帝国,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国家已经不再是权力的中心,一些欧洲国家以及欧洲的秩序是被美苏两大强国赋予的。大英帝国与帝国边缘的经济,尤其是金融关系的变化,是帝国终结的重要原因,(56)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意味着大英帝国的金融命脉握在美国手中。民族主义情感与理性国家的结合,改变了国家的形态,体系内的“深度”得到进一步发展,甚至成为划分边界,尤其是身份边界最重要的标准。民族主义在帝国的核心地区重塑了国家,裂解了帝国,“一旦英国人下定决心撤出这些海外国家,他们就一心赶着头班船回到家乡,而不管他们的前殖民地会出现何种情况”。(57)在后帝国空间重建民族国家秩序经历了漫长而血腥的战争,一方面,从帝国到民族国家需要将纵向的等级制度“压平”;另一方面,建国者需要厘清族群与国家的边界,处理内部不同族群之间的竞争关系,如果新国家被某一族群“绑架”,采取排除异己的措施从而引发内战。(58)


冷战期间虽然依然有人将美苏视为两大帝国,但是,两大强国为了争夺后帝国空间而提供了“解放”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体系,“第三世界的形成”构成了冷战的主题。(59)后帝国空间的“全球化”改变了亚洲和非洲,以及拉美在世界的相对地位,“亚洲和非洲的复兴赋予当代史一种与以前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截然不同的性质:帝国的崩溃只是若干主题之一,但是另外的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亚洲和非洲人民一以及拉丁美洲人民,尽管较为缓慢但确实也明白无疑——被提高到世界上一个新的尊严地位”。(60)帝国之后,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秩序以提升第三世界民族的地位和尊严?


在后罗马帝国空间中,欧洲国家的构建几乎是个“意外”,而殖民帝国崩溃造成的后帝国空间中,欧洲式主权国家是被强加的,甚至是唯一的选择。“第三世界包含了比较宽广的国家光谱,有些国家在社会政治上比较稳定,有些在经济上相对成功。其中的关键点在于,一个国家一旦获得国际承认,不管它的政府政治和经济的表现如何,都必须得到支撑。”(61)在后帝国空间之下,所谓的“新兴国家”是在欧洲殖民帝国的废墟上完成国家构建的任务。“帝国主义造就民族主义这一事实,是反映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大多数地区深远之影响的指示器。帝国主义严重破坏、扭曲甚至毁灭了它所遇到的社会结构,当帝国主义者最终撤离了这些地区时,传统的社会再也无法恢复,而只好由第三世界的革命和叛乱来重塑。帝国主义强迫第三世界无可退避地陷入占统治地位的世界体系。”(62)从帝国到后帝国空间最大的转折在于深度对广度的胜出,国家不只是自然地理空间的重构,更建立在强烈的集体认同感之上。被殖民帝国卷入其中的地区和人们几乎是一步跨到了主权国家时代,没有来得及学习国家治理的技艺就被甩入所谓的现代国际体系之中。以现代化的名义进行着国家的移植和构建,部落、教派等认同感成为国家构建可以依靠的资源。“政治现代化一开始就不是倾向于使原生情感平静而是刺激它们,这一事实使得减少这种情感对公民秩序的影响越来越困难。”(63)帝国统治时期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并没有随着帝国的解体而被抚平,后帝国空间的性质几乎决定了“新兴国家”的类型,(64)由此回到现代国际关系的原点:现代国家从何而来,因何而起,如何构建?后帝国空间的全球化是主权国家全球化的原点,而后帝国空间的多样性又决定了国家构建道路的多元化。“现代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取决于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前所做出的文化革新和政治决定。”(65)


殖民帝国崩解,后帝国空间形成是国家构建的逻辑起点,国家构建所依据的资源以及发展路径是对国家进行类型学分析历史和理论依据。后罗马帝国空间中形成了国际体系和国家的相互构建,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中实现了国家的演化,可以称为“内源型国家”,内源型国家的演化是时间性的,并不是外部空间强加的。在欧洲海外帝国的边缘地带,尤其是被欧洲人称为新大陆的地区,美洲和大洋洲,基本是移植了母国的国家制度,土著文明遭到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毁,这些国家是内源型国家在空间的延展,美国独立战争是第一波去殖民化的开始,拿破仑战争之后,拉美国家独立,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独立建国,从国家类型来说,它们依然是内源型国家。沃勒斯坦认为,“经过50年,白人移民缓慢地在整个西半球建成了作为世界体系成员的一系列国家。它们无一例外,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受到新霸权国家政治与经济庇护,尽管美国努力扮演一个帮手角色,因而成为英国潜在和最终的对手”。(66)这些国家是内源型国家的移植,宗主国的国家模式的影响巨大,北美与拉美之间的区别,其制度根源与英国和西班牙、葡萄牙息息相关。在北美地区,英国的政策是“有益的忽视”,(67)使得北美地区拥有了比英格兰、苏格兰更大的自由空间。在拉美地区,“西班牙和葡萄牙把自己的专制主义和重商主义制度带到新大陆,以应对在当地找到的经济机会。他们在这样做时,不仅复制了伊比利亚半岛的阶级结构,还复制了其独特的政治体制,其中的威权国家遭受地方精英的部分攫取,以致无法对精英行使支配”。(68)澳大利亚的国家构建之路更具有典型性,几乎是被迫完成了国家的构建,“英国白人殖民者并没有在澳大利亚创造出一个有文字的、从事粮食生产的工业民主。他们不过是把所有这些成分从澳大利亚以外的地方引进罢了”。(69)在相当长时间里,澳大利亚将自己视为大英帝国的子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澳大利亚军团参加了残酷的加里波利战役,在这场战役中,澳大利亚军团损失惨重,但是进一步确认了作为大英帝国一员的身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到英国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澳大利亚人才感到被抛弃,开始走向了澳大利亚国家身份的道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教授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认为,“澳大利亚人将自己视为大英帝国子民的传统概念有两个现实基础:一是其人口的血统来源,二是英国带来的贸易和提供的军事保障”。(70)


殖民帝国退潮之后,后帝国空间开始了国家构建的历程。这些地区在后帝国空间构建的国家可以界定为“外源型国家”,现代国家并不是从这些地区内生出来的,相反,是外部强加的,国家的区分表现在空间的断裂,比如,以“非西方国家”来区分国家类型,“东方主义”理念就是这种国家演化在空间的呈现。外源型国家的构建取决于已有的国家制度的资源、殖民遗产以及国际体系施加的影响。“国家建构是一个世代工程,因为促使其成功的便利条件需要时间才能出现:能够提供公共物品的国家、建立跨族群界线联盟的组织性基础设施和整合的沟通空间。”(71)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强而有力的国家和民主之间还有另外的潜在冲突。国家建设最终还得依赖于民族建设,换句话说,需要创立普遍的民族认同,作为忠诚的对象,以超越个人对家庭、部落、地区和族裔的附属”。(72)进入21世纪以来,对国家构建和国家治理的关注是反思国际关系研究的起点,以国家为单位的体系正在形成和演化之中。与欧洲国家和国际体系同步产生、相互构建不同的是,不是国家构成了体系,而是体系制造出一个国家的世界。“从法律意义上来讲,一个国家(state)只需要获得其他国家的承认就算成立。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就是这么产生的。但是因为它们还没有被塑造成为民族国家(nation),所以这些国家的公共品才会严重缺位。”(7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尤其是在美苏争夺第三世界的背景下,国家的建立获得了宽松的国际环境,世界秩序经历着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型,(74)国家治理及国家类型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出发点,关于国家类型也有不同的区分,比如“自然国家”与“权利开放秩序”的区别;“包容性增长”与“汲取性增长”等等,对成功国家的基本共识是:“民主、公民身份和民族自决成为民族国家世界秩序的不可分的三位一体。”(75)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才能通往成功的国家秩序。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安德烈亚斯·威默(Andreas Wimmer)认为,福山关于政治秩序的论述没有提供太多的因果论证,但是像食谱书一样提出了建议,要有一个成功的社会,你需要有X、Y和Z等成分,但是没有分析为什么“历史这位主厨”会将某些成分放在这个社会的锅里,而将其他成分放入另一个锅中。(76)


从后帝国空间的逻辑出发,外源型国家的类型与帝国时代的政治组织形态息息相关,既有的国家体系是外源型国家的前提和背景。笔者将外源型国家分为:体系制造国家(made by IS)、体系塑造国家(shaped by IS)、体系影响国家(influenced by IS)。从帝国向后帝国的转型过程中,欧洲殖民帝国和古老帝国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从而形成了多重帝国的边缘地带,这是后帝国空间中国家构建的基础和起点,也决定了不同国家的类型。


在原有的帝国权力中心或者具有比较稳定的国家制度的地区,欧洲帝国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完全殖民,工业革命赋予了欧洲殖民帝国暂时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但是不足以征服这些古老的帝国,与这些古老帝国形成了比较激烈的对抗,集中表现在不同帝国体系(文明标准、礼仪)的碰撞与竞争。欧洲国家凭借现代国际体系的压力,迫使这些古老帝国被动转型,接受了现代国际体系的理念和制度架构,这种转型国家可以称为体系影响国家。体系影响国家在生存压力之下,学习和模仿了欧洲国家的治理技术,在比较短的时间中构建起了“军事—财政国家”,(77)完成了从帝国到现代国家的历史性转型。随着现代化的进展,实力差距的缩小,体系影响国家面临着“复兴”的历史使命。从国家构建的资源来说,这些国家在欧洲殖民帝国势力的潮水退下之后,与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辉煌的历史和解与对接,也可以说是再构建国家,(78)不仅要与国际体系协同演化,还要实现当下国际体系与自己的文明历史的链接,确立更加稳固和具有内生性的国家身份和战略定位。在17-18世纪欧亚大陆的帝国基本属于“体系影响国家”,清帝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波斯帝国等等,帝国的中心地带形成了稳定制度,经历了“剥洋葱”一样的痛苦转型,经民族构建的淬炼,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民族国家的治理体系。“从正式意义上说,国家代表着一种对帝国处境的逃避。然而,没有几个国家能甩掉帝国的一些特征;由于结构之缘故,国家与帝国之间常常具有连续性,要么是它们的先辈,要么是它们的遗产。”(79)从国家构建的角度而言,悠久的帝国历史和传统是“体系影响国家”实现国家转型与重构的资源,更是构建国家身份的精神资源,深植于本国悠久传统,才能夯实“复兴”的根基、理清国家发展的目标。


清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是“体系影响国家”的典型,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中后期经历了从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型,“青年土耳其党”的诉求是建立一个民族国家而不是捍卫奥斯曼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瓦解,凯末尔成功地创建了一个土耳其民族国家,当然,这个过程经历了血腥的战争,迫使国际体系承认了土耳其的合法地位。中国在19世纪末面临亡国危机,尤其是八国联军侵华,代表着一个殖民帝国体系对古老帝国的最后一次集体攻击,也是对中国的最后一次殖民地战争,反过来看,中国是欧洲殖民帝国的极限。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从帝国向现代主权国家转型,1949年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体系影响国家”是从帝国中心转型而来,本质来说是帝国的再造和重塑,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深度”的诉求压倒了帝国多样性的“广度”,在帝国模糊的边疆上划出清晰的民族国家边界是非常困难的,大陆帝国尤其如此。俄罗斯的“后帝国空间”至今依然是未完成的工程。错过国家构建机会窗口的中东欧的奥地利、德国虽然深度卷入到欧洲国际体系之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从帝国转向民族国家,归类于“体系影响国家”也是合理的。


帝国存在中心和边缘的分野,但彼此界线是模糊的,也是相互转化的。帝国边缘地带是开放的、流动的,虽然没有形成稳定的政治制度,但形成了具有自治能力的团体。工业革命、理性国家和进步的意识形态等现代性“权力装置”催化了帝国边疆的裂变。民族、民族主义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尤其是在帝国边缘地带是混杂状态,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创建国家的诉求,而民族主义的精神和思想资源需要重新挖掘。在巴尔干、中东、北非以及中南半岛等地区,这些地区还没有形成稳固的国家制度,当地人口和文明依然存在,这些后帝国空间被强加了现代国家的制度,尤其是去殖民地化的过程中,已经衰落的帝国抛弃了边缘地带,在权力的真空中被强加了现代国家,赋予了法理主权,国家的边界都是从殖民帝国的地图上遗留下来的。殖民遗产塑造了现代国家,笔者将这些国家称为“体系塑造国家”,脆弱的国家传统、强势社会势力以及国际体系的压力迫使“体系塑造国家”调和各种力量的关系,梳理和确立国家发展目标,积累国家认同。体系塑造国家构建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创建者能否建立起来基本的国家认同框架,能否提升公共产品供应能力,将体系赋予的法理主权变成实质主权。从国家构建的历程来说,体系塑造国家还处于国家构建的早期,华盛顿大学杰克逊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乔尔·S.米格代尔(Joel S.Migdal)认为,第三世界许多国家还处于“婴儿期”。(80)


外源型国家中还有一些国家是被国际体系“制造”出来的。在非洲大陆及一些大洋中的岛屿,长久以来并没有建立起等级性的政治秩序,处于隔绝状态,在欧洲殖民帝国的全球扩张过程中被瓜分,并被纳入殖民帝国体系之中。与早期欧洲殖民的“新大陆”不同,这些地区的土著民并没有如同“新大陆”一样被消灭,在殖民者帝国瓦解之后,这些地区被赋予了国家的外形。科利尔所论述的“底层的10亿人”所生活的国家基本属于体系制造国家,这些国家既太大,又太小,“国家太大,大到太多元分歧太大,以至于无法协作生产公共物品;国家太小,小到无法享受国家安全这一关键公共物品的规模经济效应。”(81)如果体系塑造国家还处于国家构建的“婴儿期”的话,那体系制造的国家尚未踏上国家构建的征途,以选举方式进行国家构建的道路被证明是死胡同,造成更大的分裂,更残忍的暴力。国际体系不能只提供法理主权的外壳就置之不理了,还需要进行适度和可持续的援助,缩短体系制造国家的国家构建的“漫漫征途”。除此之外,还有如同以色列这样的特例,一个流散千年的民族在一块“飞地”上创建了一个国家。从国家自身治理而言,以色列是成功的,但是,以色列在“飞地”上构建的国家却难以融入区域秩序之中。


人类进入帝国时代是政治秩序的一次“巨变”,扩大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范围,构建了具有“自足性”的世界秩序。人类几千年的政治史是帝国的历史。从帝国向后帝国空间的转型始于后罗马帝国空间的形成,这是帝国周期性循环的“意外”,经历了大约五百年,在后罗马帝国空间形成了欧洲国家体系。大航海时代构建了海权体系,欧洲国家在创建海外殖民帝国的过程中打断了其他地区的帝国循环历史。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殖民帝国灰飞烟灭,而欧洲国家甚至“扬弃”了民族国家和主权,走上了超主权的“欧洲联合”之路。后帝国空间的形成是人类政治秩序的另一次革命,帝国所内含的“广度”的拓展已经结束,地球表面已经被纳入人类政治秩序,后帝国空间转向了密度和深度,尤其是基于身份构建和确认的“深度”,人类政治组织形态越来越体现出:互动决定边界,边界确定组织这样的规律和逻辑,交通、通讯革命实现了时空压缩,同时又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身份和认同危机。


国际关系经历着新的大变局,以国家为假定研究对象的国际关系学面临着双重挑战:在一些地区,国家的历史太短,难以形成完整的历史叙事,难免一叶障目;在另一些地区,国家的历史很久远,以后罗马帝国空间形成的欧洲国家框架难以容纳,难以建立连续的历史叙事,颇有削足适履之嫌。国家的规模太大,难以关照到部落、家族、教派的存在;国家的规模太小,难以跨越宗教、帝国的边界。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认为源自欧洲的均势秩序已经全球化了,但是卡尔·施米特认为,“在18、19世纪表现出来的欧洲的均衡系统,无法简单地移植到世界均衡中去”。(82)


国际关系研究不仅要将19世纪全球大转型带来的全球现代性作为研究的起点,也要将帝国时代纳入其中,由此构建一个帝国—后帝国的世界历史叙事,使国际关系研究聚焦于人类政治秩序的变迁,从而成为各个学科可以互动交流的知识场域。国际秩序的变迁动力不只是来自于国家的野心或者报复,也来自气候、病菌、能源等因素,国际关系研究既要关注技术创新带来的“创造性破坏”,也要关注久远历史形成的基本历史结构。后帝国空间中的秩序还在演化之中,当下世界无法重建帝国时期的等级性结构,但是应该接受多样性和多元存在;无法在帝国的斑驳地表上建立界线分明的民族国家,因为民族是不断流变的想象共同体,但要面对时空压缩之下的身份认同的群体焦虑。当下国际关系是时空压缩下的“层积”颠倒与叠加,前葡萄牙外交欧洲事务部部长布鲁诺·玛萨艾斯认为,“在这个正在发生改变的世界,它必须去面对一些竞争对手,这些竞争对手与它处于同一历史发展水平,但是他们的价值观与欧洲的截然不同。这在现代历史上是第一次”。(83)后帝国空间中的时间是共时性的,不同国家、地区被卷入到同样的时间隧道之中,时间和空间的等级性被消解了,但又难以构建新的时间秩序。


面对当下的世界,不仅欧洲人不适应,所有的人都需要面对和反思国际关系的原点和前景,以历史的透镜回望人类政治秩序的演化,对身处其中的时代进行再定位,赋予基于欧洲历史经验的国际关系研究以更广泛和普遍的时空含义。超越西方或者欧洲中心论并不是否认西方或者欧洲的短暂的优势,而是将欧洲置于世界历史变迁之中,不放大欧洲的角色,相比于相对一万年的政治秩序演变历史中,这只是一瞬间;也不贬低欧洲,需要承认欧洲国家打破了帝国的循环论,推动世界进入后帝国空间。源自后罗马帝国空间的欧洲国家的经验是否能契合于后帝国空间多元复杂的现实?只有将帝国—后帝国的“地方性知识”纳入国际关系史的叙事框架之中,才能打破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分野,超越西方中心论的狭隘与束缚,真正建立起具有普遍性的全球国际关系的知识体系。


*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中错漏和不足之处概由笔者负责。


注释:


①[加]珍妮弗·韦尔什:《历史的回归:21世纪的冲突、迁徙和地缘政治》,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②[美]帕拉格·康纳:《亚洲世纪:世界即将亚洲化》,丁喜慧、高嘉旋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47页。


③Peter Fibiger,et al.,The Oxford World History of Empire,Volume 2,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1,p.1250.


④[英]约翰·达尔文:《后帖木儿时代:全球帝国的兴与衰(1400-2000)》,陆伟芳、高芳英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第411页。


⑤黄基明:《王赓武谈世界史》,刘怀昭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版,第1页。


⑥2019年和2020年吉林大学《史学集刊》围绕“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这一主题,邀请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界学者就历史路径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学术研究路径以及核心概念等议题先后刊发四组笔谈,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⑦[美]大卫·阿米蒂奇:《现代国际思想的根基》,陈茂华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03页。


⑧[美]克里尚·库马尔:《千年帝国史》,石炜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3页。


⑨[美]罗伯特·卡普兰:《武士政治》,丁力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81页。


⑩[美]约翰·伊斯比斯特:《靠不住的诺言:贫穷和第三世界发展的背离》,蔡志海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3页。


(11)[美]简·伯班克、弗雷德里克·库珀:《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柴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6页。


(12)[英]亚当·沃森:《国际社会的演进》,周桂银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版,第18页。


(13)[美]罗伯特·B.马克斯:《现代世界的起源》,夏继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2页。


(14)[英]彼得·图尔钦:《超级社会:一万年来人类的竞争与合作之路》,张守进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25页。


(15)Robert N.Bellah,Religion in Human Evolution:from the Paleolithic to the Axial Ag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p.262.


(16)Ara Norenzayan,Big Gods:How Religion Transformed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3,p.xiii.


(17)[美]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276页。


(18)[美]克里尚·库马尔:《千年帝国史》,石炜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4页。


(19)Philip G.Roeder,Where Nation-States Come From:Institutional Changes in the Age of Nationalis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pp.6-9.


(20)[英]彼得·希瑟:《罗马的复辟:帝国陨落之后的欧洲》,马百亮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年版,第113页。


(21)[比]亨利·皮朗:《穆罕默德和查理曼》,王晋新泽,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58页。


(22)[法]菲利普·沃尔夫:《欧洲的觉醒》,郑宇健、顾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85页。


(23)[法]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下卷),张绪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26页。


(24)[英]彼得·图尔钦:《超级社会:一万年来人类的竞争与合作之路》,第199页。


(25)[英]杰拉德·德朗提:《发明欧洲》,陈子瑜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5页。


(26)[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施康强、顾良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86页。


(27)[美]理查德·邦尼:《经济系统与国家财政:现代欧洲财政国家的起源:13-18世纪》,沈国华主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9页。


(28)[美]菲利普·霍夫曼:《欧洲何以征服世界?》,赖希倩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138页。


(29)[日]盐铁七生:《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下卷),田建国、田建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75页。


(30)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35页。


(31)[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邱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32)[德]卡尔·施密特:《大地的法》,刘毅、张陈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4页。


(33)同上书,第68页。


(34)[英]保罗·科利尔:《战争、枪炮与选票》,吴遥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65页。


(35)[美]威廉·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孙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599页。


(36)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History,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p.1.


(37)[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3卷),庞卓恒主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37页。


(38)[德]卡尔·施勒格尔:《铁幕欧洲之新生》,丁娜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61页。


(39)[美]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钱峰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355页。


(40)[英]尼尔·弗格森:《帝国》,雨珂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54页。


(41)[英]巴里·布赞、乔治·劳森:《全球转型:历史、现代性与国际关系的形成》,崔顺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8页。


(42)同上书,第4页。


(43)[澳]布雷特·鲍登:《文明的帝国:帝国观念的演化》,杜富祥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0页。


(44)[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贾士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45)[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中国与世界社会》,强朝晖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84页。


(46)[美]弗里茨·斯特恩:《金与铁:俾斯麦、布莱希罗德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王晨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50页。


(47)[德]卡尔·施密特:《大地的法》,第166页。


(48)[英]铃木胜吾:《文明与帝国:中国与日本遭遇欧洲国际社会》,王文奇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版,第215页。


(49)[荷]伊恩·布鲁玛:《创造日本:1853-1964》,倪韬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9页。


(50)[日]三古太一郎:《日本的“近代”是什么:问题史的考察》,曹永洁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58页。


(51)[日]横手慎二:《日俄战争:20世纪第一场大国间战争》,吉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40页。


(52)同上书,第141页。


(53)[德]卡尔·施密特:《大地的法》,第274页。


(54)[德]卡尔·施密特:《大地的法》,第220页。


(55)[英]艾伦·麦克法兰:《现代世界的诞生》,管可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5页。


(56)Gerold Krozewski,Money and the End of Empire,palgrave,2001,p.7.


(57)[英]尼尔·弗格森:《帝国》,第302页。


(58)Andreas Wimmer,Waves of War:Nationalism,State Formation,and Ethnic Exclusion in the Modern Worl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4.


(59)[挪]文安立:《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牛可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


(60)[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张广勇、张宇宏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141页。


(61)James Mayall,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123.


(62)[美]约翰·伊斯比斯特:《靠不住的诺言:贫穷和第三世界发展的背离》,第135页。


(63)[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19页。


(64)刘德斌:《国家类型的划分:拓展国际安全研究的一种思路》,《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1期。


(65)[英]彼得·图尔钦:《超级社会:一万年来人类的竞争与合作之路》,第280-281页。


(66)[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3卷),孙立田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29页。


(67)[美]拉塞尔·柯克:《美国秩序的根基》,张大军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311页。


(68)[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2页。


(69)[美]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谢延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1页。


(70)[美]贾雷德·戴蒙德:《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曾楚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年版,第234页。


(71)[瑞士]安德烈亚斯·威默:《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叶江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9年版,第296页。


(72)[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第25页。


(73)[英]保罗·科利尔:《战争、枪炮与选票》,第159页。


(74)刘德斌:《世界的重塑:从“帝国”到“民族国家”》,《外交评论》2019年第6期。


(75)Andreas Wimmer,Nationalist Exclusion and Ethnic Conflict:Shadows of Modern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2.


(76)[瑞士]安德烈亚斯·威默:《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第24页。


(77)[美]斯蒂芬·哈尔西:《追寻富强: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1850-1949》,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6页。


(78)刘德斌:《国家类型的划分:拓展国际安全研究的一种思路》。


(79)[美]大卫·阿米蒂奇:《现代国际思想的根基》,第51页。


(80)[美]乔尔·S.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张长东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6页。


(81)[英]保罗·科利尔:《战争、枪炮与选票》,第9页。


(82)[德]卡尔·施密特:《大地的法》,第218页。


(83)[葡]布鲁诺·玛萨艾斯:《欧亚大陆的黎明:探寻世界新秩序》,刘晓果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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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国际政治研究》(双月刊)2021年 第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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