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媒介生态理论为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认同机制提供了理论框架和创新路径，给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方案。中华文化的媒介生态既吸取了聚焦微观的西方研究范式，解构了文化生态的构成三要素，前瞻了中华文化发展的积极走向；又结合中华民族发展实际，将中华文化儒释道三教的核心思想作用于媒介生态理论的阐述之中，宏观探索了“交而遂通”的民族共情路径。微观上，深挖中华文化基因的媒介符号本质，提炼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思想；基于整体互动原则构建了适应于当下数字媒体环境的文化基因传承形态；并主张以阴阳观科学辩证地看待民族文化在共同性与差异性之间的矛盾关系。宏观上，“交而遂通”的民族共情路径通过“共生传播”“共情传播”与“共享传播”并列、递进、深化，并融合儒释道三教中关于“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与“万物平等”的核心思想，为实现各民族文化汇聚融合、和谐共存及平等共处贡献中国智慧。
关键词：媒介生态；中华文化；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认同；文化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4亿中国人民凝聚力这么强，就是因为我们拥有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精神，这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源泉。”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屹立世界民族之林五千年不倒的精神命脉，是中华民族回顾历史、立足当下、继往开来的精神食粮。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阐释中华文化对当代民族发展的重要意义与行动路径，是国家发展的迫切需要。《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已经提出了总体目标：“到2025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研究阐发、教育普及、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传播交流等方面协同推进并取得重要成果，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显著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更为坚实，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
”近年来，关于中华文化传承的价值研究成果丰硕，学界分别从政治学、国际政治、文学、民族学、教育学、艺术学等学科对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的理论关切与实践路径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认为相关研究有助于传承文化基因、弘扬人文精神、提升科学素质、增强文化自信、促进社会和谐、推进政治稳定、引导正确的价值观、增强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产业创新，等等。站在新的历史交汇点上，中华文化认同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突出地位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合理运用现有成果进一步深化中华文化传承的体系构建，对其学科之间的理论融合与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立足当下，回顾以往文献在传播学方面的理论欠缺，以媒介生态视角汇聚多学科框架，回应“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认同机制的理论建构，进而用媒介生态赋能以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宏大传播体系。
一、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永续根脉
(一)中华文化从何而来？
中华文化，亦称作“华夏文化”，体现了悠悠千载、泱泱中华的文明起源。“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周朝《尚书·周书·武成》中记载：“华夏蛮貊，罔不率俾(顺从)”，指代居住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具有共同文化和礼仪传统的族群。而黄河中下游地区正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居住在这一地区的部族以其先进的农业生产、铜器冶铸技术和社会组织为标志，逐渐形成了“华夏”的文化认同。《左传·定公十年》中写道：“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注释：“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六》)。这彰显出了华夏族群衣冠华美又重礼仪的强大繁盛，及其不可撼动的东方中心地位。水野清一在《中国文化的开端》中指明：“这里所说的东方，所涵盖的范围并不十分明确，不过其中心大体为中华文明影响力所及的东亚地区。”秦汉以后，“华夏”的概念扩展为对整个中国的称呼，不仅包括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还包括周边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
随着历史的演进，“华夏”逐渐演变为“中华”，而中华文化更是在一次次的民族融合之中，历经千年不断“会聚”和“融合”而成。从夏商周的礼乐文明到秦汉的大一统，再从唐宋的盛世到明清的动荡，中华文化在融合外来文化的同时保持了自身特色。所谓汇聚和融合，既不是部落征伐的相互吞并，也不能简单理解为强盛一方的霸权输出，而是存在于部族间往来不绝、相互渗透的文明交流互鉴和文化多点汇聚、融通。最典型的互鉴成果是中华文化的儒释道三教在历史上的相互交织，最终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核心支撑。儒释道立足“人天并立，互有其位”，主张“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追求“执两用中，中正平衡”，是刻在中华民族骨子里的中庸之道。中华文化本身就意味着“多元、包容、共存，即多样性意义上的和谐、平等、共处”，这是一种“平衡与循环”的生态思维。正是在这样的文化熏陶下，受共同文化价值观影响的部族最终构建了一种跨越时间、空间和族群的文化体系，形成了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文化意识共同体，并逐渐演化形成了由56个民族共同构建起的大民族系统，这便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
(二)中华文化认同：永续中华民族团结的根脉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中华文化承载了五千年民族历史的共同记忆。社会建构主义(SocialConstructionism)认为，符号系统将个人经验和历史经验客观化，并决定了总体经验中哪些被保存、哪些被遗忘，而共同被保存的经验得以传承。历史记忆通过符号系统被赋予文化传承意义，成为了民族共同价值观的来源。可以说，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就是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同，就是对中华民族价值观的认同，这是中华民族团结的根本和灵魂。
从新石器时期至今，充足的历史叙事为符号系统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首先，中华民族作为“自在”民族实体是在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而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则是在秦汉时期正式确立。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WilhelmFriedrichHegel)曾指出：“历史真正的源头在中国，所以，历史的研究和历史哲学的研究就必须首先从中国说起”，因为中国是“最古老的国家。”其次，中华文明的延续长久不衰。无论是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苏美尔文明(Sumer)，还是起源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AncientEgypt)，尽管都属于人类文明早期的璀璨明珠，但其文明进程均因外族入侵、文化断裂而中断。只有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长久地屹立于世界东方，以独特的方式实现了文明的不断传承和发展。事实上，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也曾几经分裂与统一的交错，却仍然走向了“一脉相传”“多元一体”的融合格局，归根结底是中华文化根系中“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的文化基因或价值理念串联起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连续性。
符号系统跨越了地域与空间的限制，在民族成员之间构建了共同的价值体系。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Community)。而媒介就是符号系统的最佳载体，互不相识的民族成员间会通过历史-文化-媒介之间的相互影响形成连结，形成“我们是同一民族”的认同感。从关系上来说，媒介作为历史与文化之间生态关系的纽带，通过记录、传播和塑造的方式在具有相同或相近集体记忆的民族成员中构建共同体意识，以此促进了成员间的文化认同。在媒介传播的作用下，民族历史所蕴含的价值观在成员间共享，促进了“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西方传播理论明确了媒介在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的作用，为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提供了借鉴。然而，这种模式似乎是通用的，但是它无法解释而只有媒介生态思想才能正确解释如何在维持各民族文化独特性的前提下长久传承统一的中华文化基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构成的生态大系统，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依然坚持“各民族都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认同中华文化和认同本民族文化并育而不相悖。”这是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如何在56个民族间平衡多元文化与共同文化、国家记忆与地域记忆、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之间的关系，从而化解矛盾、兼容并蓄，这为媒介营造良好和谐的传播生态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三)媒介生态赋能：中华文化认同的培育土壤
首先要“坚持‘两个结合’，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一方面，要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坚定在多民族共存的基础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遵循。另一方面，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通过国家记忆和集体记忆提炼文化符号以形成“全体中华儿女最深沉、最持久的情感所系”之文化基因，并在社会层面形成兼容并蓄的传播格局，以此培育中华文化认同的集体共识。这是求同存异、最大限度凝聚各民族共识的有效方法论。
中国特色的文化认同方法论，实则是一种既支持本民族文化传承，又重视各民族文化共同发展的辩证研究的生态范式。在这样的范式建构中，构建良好和谐的媒介生态至关重要。媒介生态思想中“平衡与循环”的作用原理，可以有效化解文化共性与差异的矛盾，从而突破了“想象的共同体”仅聚焦媒介作为文化信息传播渠道的身份研究，而是根植于一个媒介构成的生态系统，通过深挖作为文化基因的中华文化国家记忆和集体记忆，梳理作为分子的中华文化基因传承形式，最终形成基于信息公平的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表征。以此来看媒介生态视域下的中华文化传播，并不是狭义视角下信息的发送、传递和接收过程，而是一种广义视角下基于社会大生命系统的文化媒介生态，即一种“社会信息传播系统各构成要素之间、各构成要素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社会信息传播系统与其外部环境之间关联互动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状态。”而“基因-分子-信息”则是构建中华文化传播生态的基本结构，也是构建中华民族生命系统的核心物质。
媒介生态理论认为：“媒介本身不是一种僵死的封闭的物质实体，而是一种具有‘生命’特征的生机勃勃的开放系统。”西方媒介环境研究的大致范式是：“从媒介符号本质、信息传播特征、人类传播的结构和过程来解析文化的形成、延伸与变迁。”其过于聚焦媒介的微观效能，忽视考量生态环境各种要素之间的整体性和互动性。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既解析微观生态的构成要素，也要探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生态思想的精髓，把握“交而遂通”的整体互动思路，体现中国传播生态系统的活态价值。
二、解构生态：构筑多元一体的文化认同机制
(一)文化基因：中华文化认同机制的根本追寻
文化基因作为文化的DNA，是构成文化传承形态的基本单位，其最重要的特征是从亲代文化到子代文化相似的复制与拷贝能力，保证了文化遗传的稳定性、经久性和完整性。中华文化之所以历经几千年而延续至今，就在于它基因强大且一脉相承。“因为有文化基因的纵向复制，才使得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始终沿着一个方向、一个轨迹运行，并经过传承形成文化传统。”中华文化基因承载的是支撑中华民族持久屹立不倒的精神内核和文化活力，决定了它是中华文化认同机制的灵魂和根本，是中国传播生态活态流变中最坚固的文化基石。
然而，多民族的文化背景决定了中华文化的体系内容多元而庞杂。刘长林认为，文化基因的本质是思维方式，民族的生理基础和民族生存的自然环境共同决定了不同民族独特的文化基因结构。当然也从不同的角度延伸和发展出了文化基因的多种表现样态。因此，“一个国家或民族各个层次、各个侧面的文化基因按照一定的内在联系构成的系统，就是该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传统。”我们提炼中华文化基因，应当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统一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和制度的具体情境，从解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问题导向出发进行归纳、总结和精粹，进而形成“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中华文化中的很多国家记忆和集体记忆，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文化思想，通过文化符号代代相传，从传统文化中来，在现实生长，又走向未来，既奠定和表征了中华文化的突出特性，又滋养和保证了中华文化的长久稳定和繁荣昌盛。
文化基因是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遗传因子，也是一个抽象而复杂的概念。王东认为，中华文化基因具备五大核心理念，即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仁者爱人的主体观、阴阳交合的发展观、兼容并包的文化观，以及义利统一、以和为贵的价值观；张晓萌等认为，中华文化基因应彰显“共生包容之志”“共存发展之道”以及“共通和谐之念”；王丹认为，中华文化中“共享的意义”作为核心基因，推动构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尹茵认为，中华文化中“同源共祖”“和合共生”“家国同构”“天下大同”的精神内涵，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精髓。总体来说，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受到儒释道三教核心思想的深刻影响，均以“和而不同”为基础形成了建构中华民族独特文化精神的不同路径。儒家主张“天人合一”，强调顺应天道、和谐共生、相互依存的生态思想；道家主张“万物一体”，体现命运一体、无为以及整体的“道法自然”；佛家主张“万物平等”，凸显“有情无情，皆是佛子”的佛性智慧。三教的核心思想都奠定了中华和谐共生、文化开放包容的本质特征，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强大的文化共识。
(二)文化分子：重组中华文化基因的传承形态
如果说文化基因是微观内核，中华文化认同是宏观理念，那么文化分子就是介于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基因载体和联通纽带。作为中华文化基因的传承形态，文化分子一方面要保证文化基因的内核稳定，另一方面要通过分子间形态重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历史和社会环境，进而形成与时俱进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随着社会信息技术的进步，社会文化传播力普遍增强，影响力更是触及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多个层面，这是传播技术发展带来的环境红利。在渠道方面，新旧媒介之间有许多逻辑和原则完全不同，“计算机的逻辑极大影响了媒体的传统文化逻辑”。如今文化分子的传播渠道拓展到了以数字媒介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短视频、直播平台、游戏引擎、搜索引擎以及新闻门户网站等新兴媒体。不同的传播渠道凝聚了不同的趣缘群体，形成了多姿多彩的传播特色和媒介景观。这意味着传播不仅要覆盖广泛，还要分别适应各类渠道受众的需求。在内容方面，目前主流媒体的内容偏好以算法推荐技术为基本运行逻辑，推动中华文化分子“根据内容吸引力和兴趣匹配度实现定向推荐及‘同温层’构建。”从内在逻辑上可以聚焦价值传播、道德传播、知识传播等；从呈现方式上可以聚焦文字、图像、视频、音频、虚拟现实(VR)或增强现实(AR)等；从技术赋能上可以聚焦人类生成和人工智能生成等；从创新路径上又可以聚焦传统写实与文化创意等，不同的细分还可以继续衍生出更多的种类。中华文化分子需要通过对目标受众的偏好分析，以分众化的传播策略，为不同平台匹配内核相同但形式各异的内容形态，提高文化分子与受众趣味的匹配度。
因此，重组中华文化基因的传承形态以精准匹配不同平台受众的需求，成为提升中华文化传播力影响力的关键。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但是，增强中华文化传播力影响力不能简单以线性的触达来一味追求“量”的积累，而应着眼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目标，整合多渠道线性要素，以整体互动的视角探索当代语境下适用于文化基因传承的有效模式。整体互动原则借鉴于媒介生态理论的整体观和互动观，认为整体是传承的静态特征，互动是传承的动态特征。媒介不仅要关注与外部世界的复杂联系，还要重视内部的要素协调与资源整合，不同的媒体之间不同于早期市场经济间的争斗，而是由各种相互联系的共生要素组合在一起的整体互动的生态系统，这将中华文化的传承通过生态构成了一个星罗密布的整体互动空间。围绕每一种文化基因内核，传播空间中不断派生出了适应不同渠道的分子形态，这些分子簇拥而构成一个个独立的中华文化分子生态。在每一个生态中，分子之间相互流动，会根据受众偏好随时更改传承形态，以此与外界保持广泛连结的交流互动。互动仪式通过分子符号传播建立了受众连结，促成了社会动力以及情感产生。这种情感有别于生理层面“固定配置的喜怒哀乐”，而是一种“长期的情感体验的积累，含有对某一群体成员身份的热烈追求，并能够在人们频繁的社会互动中流通。”也就是说，基于整体互动的文化分子释放了数字媒介机制下受众对中华文化认同的表现性，将受众需求与中华文化分子之间的形态互动转化成了对中华文化认同的情感体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系统性的理论框架。
(三)信息生态：培育共同文化传播的前提和路径
增强文化基因、活化分子生态，有利于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同质化”文化基因通过分子传播“内化入魂”，优化信息生态。但是，这也容易使我们陷入悖论，即过于强化“同质化”文化基因，可能会走向单一文化的极端，而忽视了与多元文化互动互助、共进共演、共存共赢的初心和愿景。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单一文化与多元文化看似对立但并非绝对分离，它们完全可以通过交流、汇聚、融合、格义和求同存异形成共通、共同、共情和共识的文化景观和信息生态。
在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承认文化和民族的多样性，承认文化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影响。”于是一些中国学者将其视为处理民族关系的解药，呼吁强化单元民族认同，重视中华民族内部的多样性。然而，尽管多元文化主义承认少数族群价值，并给予其平等地位，却只强调人群的混合而不是文化融合，过于重视文化差异性而忽视文化共性，没有为这种矛盾的竞争性找到解决之道，甚至在某些方面加剧了西方社会中不同文化和族裔群体的利益敏感度。如美国众议院通过的《反犹太主义意识法案》，突显了美国少数族群犹太人的文化独特性，允许其特立独行，拒绝融入当地文化，这导致犹太信仰对基督教在美国主导地位的挑战，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紧张，甚至仇恨犯罪事件。可见，“文化共性能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和凝聚力，而文化的差异却加剧分裂和冲突。”在多民族的政治共同体中，承认和尊重各民族文化是前提，但是如果各民族都只认同自身文化，将其他民族文化排斥在外，无视与其他民族间的和谐关系，那么共同体就失去了共同的理想与信念、共同的价值与追求、共同的制度与规范，对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就会产生冲击和破坏。
因此，将西方多元文化主义理论照搬到中国可能适得其反，引发不同民族和文化的矛盾和冲突。中华文化传播生态观合理调动了文化基因、分子生态与信息生态在文化认同机制塑造上的功能差异，主张既强调文化共性又重视文化差异性的辩证思维，遵循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有别于西方多元文化主义的民族文化观。这是一种“对立中有统一，变化中求平衡”的阴阳之道和辩证思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四十二章》)。中国文化深信，只要万物间阴阳两种力量相互作用、融合，就可以形成和谐统一的共同体。同样，中华文化既是有稳固文化基因和悠久历史的优秀文化，也是中华各民族文化阴阳互动、相互作用、融合发展的共同文化。因此，信息生态的意义就是在增强文化基因和活化分子生态的基础上，培育文化公平和共同文化的传播土壤，鼓励各民族文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在文化共同性与差异性之间寻求平衡、和谐与发展，通过共通、共同、共情和共识的文化路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意识互联：构建交而遂通的民族共情路径
立足儒释道三教核心理念，中华文化传播生态以整体为本，主张“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周易·文言传》)；以互动为纲，强调“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易传·彖传上·泰》)。其包容、一体、公平的本性一方面调和了民族问题中尖锐的文化差异，另一方面凝聚出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共有的文化记忆，通过意识互联构建起三条交而遂通的民族共情路径，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中国方案。
(一)共生传播：“天人合一”顺应各民族文化和谐共存
“天人合一”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却也散见于道家与阴阳诸家论著中。早在《周易》中就有相关记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象传》)，将天道和地道与人类的道德行为交相统一，体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孔子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认为人类的行为应当与“天道”相契合，遵循天意，才能达到人类社会的和谐与秩序。“天道”不仅是道德的指引，也是对人言论和行为的规范。庄子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强调人应当与自然和宇宙保持一致，反对刻意追求个体的实相，应达到无为无不为的精神状态。对于“天人合一”，不同学派的理解与理论发展各有侧重，但中心思想均是强调人类与天道的和谐统一、相互依存，主张顺应天道、尊重自然，天、地、人三者的协调与互动。
将“天人合一”的文化基因融入媒介生态体系之中，这是一种顺应多样性、尊重差异性的“共生传播”生态思想。中华民族本就由56个民族融合而成，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文化，这是从历史沿袭而来的固有文化生态面貌。在多民族的文化共同体中，每个民族的文化如同一个独立的生态系统，具有自身的生长、演变规律。“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第一章》)。不同的民族文化应当在尊重和顺应共同的社会规范、文化基因和发展目标的前提下，根据自身的特点去遵序发展、纷呈异彩，但前提是在共同的价值体系和文化基因中找到和谐共处之道。
因此，“天人合一”的“共生传播”既尊重文化差异，也重视文化融合；既强调文化基因的稳固统一，也欢迎文化分子的多彩多姿。每种民族文化既是独具特色的文化，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拥有“共生传播”的天然属性和文化样貌。所有的“共生传播”都是在同一个文化共同体的范围内展开，并同各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荣辱与共。任何民族文化的冲突与排斥都会破坏这一和谐体系，反之，交融与合作就能够创造出繁荣兴旺的共同文化。因此，“共生传播”的理念不仅要融入民族文化传播的顶层设计，而且要在政策、社会、媒介、教育等方面循序渐进，推动不同民族文化在实践过程中的“先共存再共融”，从而不断增进民族间相互理解与认同，逐步形成“我们”的意识。
(二)共情传播：“万物一体”凝聚大民族精神荣辱与共
“万物一体”源自道家思想的核心观点，是万物之间的相互依存和转化，体现出万事万物“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本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二十五章》)，是一种无为而治、顺应天命、自然无为的价值理念。“道”无形无象，却又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和统摄，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四十二章》)。万物生于“道”，又归于“道”。所有的物质和现象都来自同一个源头，最终归结为一个统一的基础或原理。因此，在道家思想中，“万物群生，连属其乡”(《庄子·外篇·马蹄》)，认为万事万物是一个统一性的共同体，其运行都遵循相同的本质和规律，只应静待其发展，而不要人为地干涉。
将“万物一体”的文化基因融入媒介生态体系之中，体现了一种荣辱与共、连理同枝的“共情传播”生态思想。虽然表面上看每个民族的文化传统、语言习俗各有不同，但是在精神、价值观上的共同体意识却是相通的，并最终可以汇聚和凝结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根基，促使共同体形成某种具有稳定性的本质和规律，也就是“道”。“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道德经·第十六章》)。如果说中华文化是一个自然发展的生态系统，那么各民族文化也应坚守共有的文化基因，顺应自然、返回本根、复归天命，突出共有基因的精神价值，以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换句话说，作为“个体跨越文化差异、建立情感联系和互动的重要机制”，“共情传播”就是将共有文化基因中一脉相承的文化精神，进行跨区域、跨民族间的广泛传播与弘扬，通过共有文化精神的彼此渗透，达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感交融，以此形成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共同价值观。
因此，作为“万物一体”的“共情传播”，追求认知上的共识和情感上的共鸣。首先，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文化本身就蕴含、凝聚了民族团结和文化融合的价值观念，因而也易于共情传播和被普遍接受。其次，中华民族共有的历史叙事，尤其是抵御外侵、共同抗争的历史经验，是各民族的集体记忆和彼此珍视的共同认知，能有效增强各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极易达成文化共识、引发情感共鸣。第三，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上升，国内政通人和，人民平安喜乐，有许多激动人心的经济、科技、军事、文化、教育等卓越成就以及日常幸福生活场景，通过大众传播和社交媒体也可以获得广大公众的情感共鸣。第四，人心是相通的，只要在交流、沟通中能彼此尊重，切身理解别人的思想和感受，将心比心、以心换心，也容易在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之间产生认知共通和情感共鸣。当然，共情传播也要恰到好处、见好就收、注意策略，因为过度使用也可能带来适得其反的传播效果。
(三)共享传播：“万物平等”保障少数民族文化共同发展
“万物平等”思想是佛教哲学中的核心概念，但并不是简单地指物质的平等，而是指从佛教的视角看待一切存在的本质平等性，即万物在终极真理或“空”的本质上没有差别。所谓“空”，并非指“无”，而是指万物没有固有的、永恒不变的自我本质，并依赖于因缘条件而存在和变化，“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金刚经》偈子)。佛教主张“无分别心”，要求放下对万物差异的执着，看到所有事物的平等性。“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大涅槃经·如来性品》)，天下众生的本质是平等的，都有佛性和具备觉悟的潜力。不仅如此，还应该“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智度论·二十七》)，即不仅倡导平等，还主张以慈悲之心处世待人，“与乐拔苦”而同甘共苦。
将“万物平等”的文化基因融入媒介生态体系之中，可以引申出一种众生平等、均衡发展的“共享传播”生态思想。中华文化以汉族文化为核心，还包涵了其他55个少数民族的文化成分。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前提下，少数民族文化应当获得与汉族文化平等的尊重与机会，不应被视为各自孤立、独立的“自我”，而应看作是动态、交互、和谐和有机联系的整体生态关系。“身和同住，语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行，见和同解，利和同均”(《大乘义章·卷十二》)。在相互依存、共存共荣的民族关系中，各民族文化间的差异性减少、共同性增加、“我们性”增强，不同文化间边界感也逐步消失，信息共享场域中的各族人民慢慢地意识到已经没有所谓的“你我”，只有“我们”。
因此，“共享传播”就是要站在文化平等、苦乐与共的立场上，努力使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保持一种科学、合理的张力，在各种传播渠道和平台中广泛、公开、平等地向公众展示具有共同性和民族性的内容，让各族人民通过共享传播感受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文化认同中逐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四、结语
媒介生态为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认同机制带来了范式创新，给出了解决单一文化与共同文化、多元文化与融合文化之间矛盾和问题的中国方案。基于媒介生态理论，中华文化的媒介生态既吸取了聚焦微观的西方研究范式，解构了媒介生态的构成三要素，将“基因-分子-信息”视为构建中华文化传播生态的基本结构和中华民族生命系统的核心物质，由此预测并推进中华文化积极的发展趋势；又结合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以整体互联的视角宏观探索了“交而遂通”的民族共情路径。
微观上，深挖中华文化基因的媒介符号本质，通过儒释道三教的“和而不同”理念形塑中华文化的开放包容；又立足当下数字媒体环境，基于整体互动原则探寻了文化基因的传承形态，以精准传播优化受众对中华文化认同的情感体验；并通过合理调动文化基因、分子生态与信息生态在文化认同机制塑造上的不同功能和优势，打造文化共同性与差异性相平衡与和谐的媒介生态环境。
宏观上，“交而遂通”的民族共情路径融合了儒释道三教中关于“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与“万物平等”的中国传统生态思想，通过“共生传播”“共情传播”与“共享传播”并列、递进、深化，为实现各民族文化汇聚融合、和谐共存以及平等共处贡献了中国智慧。
张馨元：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传播、数字传播；
邵培仁：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传播理论、媒介生态、媒介管理、华莱坞电影理论。
来源：《民族学刊》202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