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五相机制”，即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赓续中华文明的历史全局高度对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规律的凝练概括。中华民族是区别于西式“民族”或“国家－民族”的“文明型民族”，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五相机制”体现了“民族”与“文明”的有机结合、“多元”与“一体”的辩证统一。

【关键词】五相机制；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

2024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是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并进一步指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五相机制”——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2022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提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演进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内在规律研究，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研究存在着高度的理论耦合，站在文明研究的高度上更能够看清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全貌。

一、民族与文明的学术概念考察

“民族”与“文明”的概念定义在学界一直是极为头疼的事情，学界关于“民族”与“文明”概念探讨的学术成果已汗牛充栋，但依然无法得到令所有人信服的共识性概念。本文只将学界关于“民族”与“文明”的代表性观点略做交代。

（一）何谓民族？

“民族”这个万花筒式的概念，其概念界定历来是学界极为头疼的事情，斯宾格勒对此的描述是“没有一个词比民族这个词用得更为随便、更不严密的了，但也没有一个词像民族这个词那样要经受更严格的批判”。《辞海》中对“民族”的定义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出现后，中国在引入现代民族观念时，使民族一词有了两层含义：（1）指体现为国家层面的民族，如中华民族、法兰西民族；（2）指国家层面的民族之下的族裔共同体，如中国的汉、满等56个民族”。同时进一步介绍了民族的发展历程“作为人们共同体形式，不同历史阶段的民族都会经历形成、发展、融合、消亡的过程，在形成中发展，在发展中融合，在融合中消亡，这是一个动态的和漫长的历史过程”。《辞海》“民族”定义基本采用了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定义方式，“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

学术界关于民族概念的讨论由来已久，尤其是20世纪80至90年代关于斯大林民族定义再认识、21世纪初围绕“民族”与“族群”概念辩论等，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中文语境中关于“民族”概念的争论，多源于用“民族”一词涵盖了英文语境中的“nation，nationality，ethnicgroup，people”，俄文语境中“народ，нация，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народность”等多重意涵的人们共同体，体现出“多元一体”的特征以及在中华文明视野下“民族”概念内涵的一体性和外延的层次性。同时，民族概念自身的复杂性和理论整合的欠缺，以及内涵中充满矛盾和张力的若干“二元对立”，即民族概念体系内部在民族的本质属性、构成要素、形成方式、起源时间等基本理论问题上表现出的文化与政治、主观与客观、原生与建构、永存与现代等若干二元对立的存在，也是导致这一概念争论不休的重要原因。

（二）何谓文明？

《易经》中的“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是中国传统典籍文献中关于“文明”的最早记载。此处的“文明”与“文化”意义相近，通“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教化，以文化人之意），泛指社会的礼仪道德和人的教化。作为现代社会科学概念的文明，其内涵既与文化紧密相连，又区别于一般意义的文化概念，其在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中得到广泛使用。

文明的定义。《辞海》中对文明的定义如下：“（1）光明而有文采；（2）文治教化；（3）社会进步，有文化的状态”。美国学者乔纳森·戴利阐述了文明的几层内涵：第一，文明是指较高的行为准则、礼貌、礼仪、自控等，即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所理解的“文明进程”。第二，始于一万年前的动植物驯化所带来的复杂社会，表现为高水平的经济、城市、书写文字、社会政治等级的急剧分化、劳动分工与剥削、包罗万象的神话或宗教体系，以及相当的艺术与科学成就。第三，形成明确的文化圈，其中所有成员有着一些相似的特质，如价值观、人生观、历史意识、语言与族群亲和、社会规范，有时还包括政治上的统一。塞缪尔·亨廷顿分析了文明、文化与民族三者的关系，“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斯宾格勒认为，“文明是文化的必然命运……文明是一种发展了的人性所能达到的最外在的和最人为的状态”。阮炜将文明区分为两种形态，即生命形态的文明和共同体形态的文明，“文明是一种跨时空、跨世代的思维-信仰模式，也是一些秉有特定思维和信仰模式的人类集群，而在当今时代，各重要文明都是一些超大型的历史文化和民族共同体”。近代之后，文明的内涵经历了从“单数文明”向“复数文明”的变迁，单数文明意指一个人举止优雅、行为得体；复数文明意指一种超大规模、具有区别意义的历史-民族集群。

文明的类型。文明在时间序列上包括“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在生成方式上包括“原生文明和次生文明”、在层级结构上包括“文明——亚文明——亚亚文明”。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曾列出人类历史上21种文明，“从埃及、苏美尔到中华文明、伊斯兰、西方，以及安第斯和墨西哥”。巴格比在汤因比研究基础上将文明压缩至9个，即“埃及、巴比伦、中华、印度、‘古典’（即希腊罗马）、秘鲁、中美洲、西欧和近东”。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冲突论”中列出了8个文明，包括“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可能存在）”。在文明的特征中，“动态性、开放性、包容性、生成性以及文化多样性是显而易见的”，而在文明的边界与历程方面，或许正如亨廷顿所言，“文明没有明确的边界，也没有精确的起点和终点”。

综上所述，文明和民族的关系或可表述为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一个文明可能包含一个或多个政治单位，这些单位可以是城市国家、帝国、联邦、邦联、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文明是民族发展之基，民族并非建构在想象基础上的“空中楼阁”，而是有着历史渊源与文明根基；文明是民族之魂，在波澜壮阔的民族发展史上，文明是凝聚民族不散的精神魂魄；文明是民族之脉，“民族的文明史叙述”常常成为民族的独特性以及凝聚民族认同的常用手法。

二、多元一体视野下的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

在汤因比、巴格比以及布罗代尔、亨廷顿的文明列举中，中华文明都赫然在列，且“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费孝通先生1988年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以来，“多元一体”不仅应用于认识中华民族结构，同时也越来越成为一种文化观、历史观、教育理念并融入公共政策，越来越具备了“主义”的特征，亦即“社会现象解释的广泛性和社会发展需要的适应性”。

（一）作为一种哲学的“多元一体主义”

1988年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重要理论，并成为“解开中华民族构成奥秘的钥匙”，推动了中华民族整体性研究的发展。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中，揭示了中华民族与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结构关系以及中华民族“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多元一体”不单单是一种中华民族的层级结构，也是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文化的结构，同时“体现了一种事物结构上的规律性”。“一”和“多”，或称“共同性”与“差异性”这对哲学争辩的重要问题，不仅存在于民族研究领域，而且充溢在人们对世界万物的认识论之中。如何认识“一”和“多”的关系，怎么处理“一”和“多”的矛盾，成为重要的哲学命题，由此“多元一体”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方法论。抽象如历史、文化、哲学，具象如江河、山岭、古树，甚至大如宇宙、小到尘埃，无不是“多元一体”的辩证统一。如此观之，“多元一体”无疑可称为一种“主义”。

“多元一体”也对考古学、历史学、教育学、政治学等诸学科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开放性与开拓性的理论供给。“多元一体”对考古学的影响，严文明先生在论述新石器时代考古和中国文明起源时，提出“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又是有主体的，以后的发展主体虽越来越大，仍然保持着多元，形成一种多元一体的格局，最后发展为现在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杨立华研究员在分析南非废除种族隔离政策，建设新南非国家时同样使用了“多元一体”理论，“南非建立起符合本国政治、经济现状的多元一体民主制度和健全的法律体系”。“多元一体”的政治哲学意涵也被学者关注，“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这可能是中西方哲学智慧中最早的“多元一体”论。

（二）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

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着重阐述了三重内涵：第一，中华民族是由中国境内56个民族组成的相互依存、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民族实体，是中国各民族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多元统一体。第二，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经历了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汉族发挥着凝聚核心的作用。第三，多元一体格局中，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中华民族认同和各民族认同并行不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始于史前时期，苏秉琦先生从横向的空间分布提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并从纵向的时间维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文明起源和“古国——方国——帝国”的文明发展的“梯进阶段说”，而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与文明发展的“梯进阶段”二者结合便印证了中国史前文化的“多元一体”。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发现实证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兼收并蓄，逐渐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汇聚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吸引力的中华文化，形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

三、“五相机制”：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文明机制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的讲话中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五相机制”，体现了“民族”与“文明”的有机结合、“多元”与“一体”的辩证统一。

（一）血脉相融：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根基

中华先民在文明曙光阶段，各部落集团就存在着交流、混杂、冲突与融合，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既有互相斗争，又有和平共处，最终融为一体。傅斯年在《夷夏东西说》中指出，“现在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和商属于东系，夏和周属于西系”。夏源于西夷，商起于东夷，周兴于西戎，“夏、商、周千余年的进一步发展，三族融合形成了华夏民族的雏形；进而经过春秋、战国的大融合，并吸收众多新的民族成分和文化因素，形成了华夏民族，即汉族的前身”。经历了夏、商、周三代至春秋战国时期从“有夏”到“诸夏”到“华夏”的融合发展，诸夏之间的“内边界”与夷夏之间的“外边界”都在消融或退却，实现了先秦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并孕育了大一统的文化理念。

秦汉之后的两千年间是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巩固、发展的时期，其间伴随着民族的大迁徙和大融合，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包容度与凝聚力的不断提升。隋唐时期的两朝皇室皆是胡汉混血的，尤其是唐代，整体上采取了开放包容的“无隔华夷”“四海一家”的族群政策，广泛的贸易往来、族群流动、夷夏混居、胡汉通婚塑造了“天下一家”的大唐气象，成就了秦汉以来中华民族的文明高峰。隋唐时期的大一统、大融合，使得中原与边疆地区的联系更加密切，汉人与鲜卑、突厥、契丹、吐蕃等不同族群在社会上互相通婚、文化上相互涵化，进一步巩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础。隋唐到元明清是中华认同继续发展、巩固、扩大的时期，从“小中原”到“大中华”在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经济体系、社会统合等诸方面进一步整合提升，中华“大一统”格局进一步巩固确定。

中华民族自始便沿着“民族融合”的模式不断向前发展，无论是自内而外的“雪球模式”还是自外而内的“旋涡模式”，都是华夷不断融合为中华共我（大我）的辩证统一。事实上，无论作为高层的中华民族，还是作为基层的汉族、满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等，都经历了数千年各族类群体“接触、混杂、联结、融合”的运动过程，形成了“血脉相融、骨肉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

（二）信念相同：中华民族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内生动力

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发展历程，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追求大一统、推进民族团结融合始终是历史主流，推动各民族不断交融汇聚，形成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里，大一统维系的是天下国家（与西方民族国家相对应），或者说天下国家之魂脉就是大一统。李零教授总结了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大一统：一次是西周封建大一统（靠的是热乎乎的血缘纽带和亲戚关系）；一次是秦始皇的大一统（靠的是冷冰冰的法律制度和统一标准）。两种“大一统”的叠合，成就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也成为中华民族“聚而不散”“合而不分”的奥秘所在。

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造就了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源远流长的文明根基、革故鼎新的进取精神、内向聚合的统一追求、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和合共生的处世法则，造就了可大可久的超大规模性广土巨族的中华民族。自汉以降，“大一统”既是富含超越文化智慧的政治理念，也是秉持兼容并包精神的政治格局，并逐步成为历代统治者的最高政治追求。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中原皇帝承继大统，还是关外帝王建极绥猷，他们都继承了“大一统”政治理念，以国家统一、四海抚定为己任。

以国家整合为中心的“大一统”，表现在地理空间、政治结构、精神社会、中华统绪四个维度，体现为疆域一统、政治一统、文教一统、古今一统。中华文明虽数次经历分合运动，但一经民族融合大体完成，中华文明消化了外来文化因素之后，则诞生了更为强盛的中华文明型国家，继续沿着超稳定结构秩序，实现域内更大范围、更强力度的统一与整合。从秦汉到隋唐，再到元明清，每次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建立，都实现了中华大地上更广范围、更大规模、更强力度的民族融合，推动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不断巩固与发展。

（三）文化相通：中华民族铸就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的文化基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各民族传统文化的简单累加，而是各民族在不断的互鉴融通中形成的。“中华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和远古传说中的多部落集团，证明了中华民族起源的多元特点……各区域文化在接触中出现了竞争机制，相互吸收比自己优秀的文化而不失其个性，实际上说明了在起源时代各部落集团间的文化交流与统一的趋势”。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雏形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即已形成，“早期中华文化圈”涵括了黄河流域和淮河上中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和华南地区、华北和东北地区等区域，形成一个“有中心、有主体、有层次的多元一体结构”。在广袤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的文化不断交流融通，逐渐形成了相同的文化基因，譬如龙的崇拜、尚玉文化、敬天法祖、养蚕丝织等都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共享的符号。

秦汉时期，从秦始皇统一文字，到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建立起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社会伦理体系，都为多民族形成共同的文化体系和社会心理与习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董仲舒融合儒、道、法、阴阳五行等诸子百家学说为新儒学，创造了一个理论上层层嵌套、彼此关联、秩序井然的学术体系，并借助“大一统”的政治实践实现了春秋战国以来思想文化的整合。汉代以后，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的各民族文化在交往交流中融聚汇通，从边疆民族习用“上衣下裳”“雅歌儒服”，到中原盛行“上衣下裤”、胡衣胡帽，以及今天随处可见的舞狮、胡琴、旗袍等，都展现了各民族文化的交融汇聚。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多元一体”“交流融通”“兼收并蓄”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点，也是造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永续发展、历久弥新的历史文化“密码”。

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建设，是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实现各族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行动选择。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在实践、理论、制度层面的价值表达和外在呈现，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基础和磅礴力量，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等，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增进共同性”在文化领域的重要体现。

（四）经济相依：中华民族构建统一经济体的强大力量

中国巨大的地理空间，背靠欧亚大陆腹地，面朝辽阔的太平洋，“背山面海”的阶梯状地势犹如一把巨大的“躺椅”，使得来自海洋的暖湿气流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各个地区。整体观之，中华大地外部边缘以高山、高原、大漠、大海为界限，内部则被山岭河流区隔为不同的经济区域，当然这种相对的区隔并没有阻断区域之间的交流，走廊、陉道、运河、水网连接着不同的经济区域。费孝通先生将中国的经济文化区域分为北部草原区、东北高山森林区、青藏高原区、云贵高原区、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等六大区域。不同区域的地形、气候、土壤、水文、光照等自然特征各异，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经济类型，比如北部草原区是典型的游牧经济，中原地区则以农耕经济为主，东北高山森林区杂有渔猎、农耕和山地林业等。因此，在中国古代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互补性强、依存度高，各经济文化类型区通常会通过茶马古道、丝绸之路、马绢互市、榷场贸易、封贡贸易等途径互通有无。

与此同时，驿路、水路、运河、海路等交通网络的铺展，更是在东西南北各个方向将中国经济区域融合贯通起来。南起钱塘、北至幽燕的大运河开凿自隋炀帝时期，大运河连通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等中国核心经济区的五大水系，繁荣了运河两岸的都市商贸，促进了南北经济的融合发展，加速了中华民族经济的融合贯通。明清时期，运河经济进一步发展，沿运河两岸形成了大量商贸型城市，辉煌一时。清朝中期，在商品流通领域，长江、沿海、运河三分天下的水运格局基本确立，农村基础集市、中等商贸城镇、大型商贸都市在水运网络的连通下，形成了全国性的商品流通网络体系。东西方向的丝路贸易将沿线区域密织为网，依托中原腹地经济生产的深厚实力，通过交通线路和商贸辐射将中原与边陲编织成网，产自边陲的物产与中原的丝绸、瓷器、书籍、香料等商品交换而发展成密切联系的经济网络，推动了中华民族古代经济的繁荣和共同体的巩固。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更为频繁，交通网络和经济网络越织越密，劳动力、物资、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流动频率越来越高，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济基础越来越坚实。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对口支援、兴边富民、脱贫攻坚、转移支付等支持政策推动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增强了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东数西算等国家级大型工程，更是将内地与边疆、东部与西部紧密连接在一起，打牢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

（五）情感相亲：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坚强纽带

情感相亲是共同体形成的互惠基础，依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当人的利益和生存等基础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人们会转向更高层次的认同、爱与尊重的情感需求，“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性意识既需要利益平衡，更需要情感互惠”。情感与人的社会性需要有关，是人类特有的高级而复杂的体验，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和深刻性，如道德感、美感、荣誉感。情感是共同体形成的基本要素之一，齐格蒙特·鲍曼指出，共同体是一种“相互的、联结在一起的情感”，传递着彼此信任、互相依赖的温馨、安全和舒适感。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讲究人情伦理的情感社会，费孝通先生将其描述为“差序格局”的乡土中国，群己关系中的亲疏远近既取决于先赋性的血缘身份，也依赖于交往性的情感、信任与义务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社会性的“集体意识”，凝结着各族群众在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归属感、荣誉感和使命感。“由身及家、由家及国、由国及天下”的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历久弥坚的情感道义，体现着中华民族成员对家园、故土、国家、民族的眷恋爱戴、情感归属、价值认同和忠诚捍卫。中华民族大家庭是“家国情怀”在国家－民族关系上的体现，“中华民族一家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一个民族也不能少”无不彰显着强烈的情感道义。

四、结语

“文明”与“民族”虽然含义不同，但其内涵紧密关联。如果将中国视为有别于“民族国家”的“文明国家”，那么中华民族也不全然是西式“民族”或“国家-民族”的“文明型民族”。由此，当探索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规律时，不能再简单地局限于“民族”的框架内，而应当从中华文明的高度进行探索。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凝练地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五相机制”，体现了“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的有机结合、“多元”与“一体”的辩证统一，为深化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规律研究指明了道路。

平维彬，博士（博士后），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协同研究基地研究员，研究方向：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中华民族共同体。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流动的空间’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项目编号：24CMZ047）的阶段性成果。

来源于《贵州民族研究》2025年第2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