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现代化进程带有鲜明的自身特色，主要表现是：在政治领域，现代化进程曲折、动荡，其影响延续至今；在经济领域，现代化进程缓慢、渐进，国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社会领域，福利制度犹如“减震器”，确保了社会的公平稳定，其中以振兴人口为目标的家庭政策保障了劳动力的再生；而现代化的外部环境尤其是德国问题的“智慧”解决，则为“二战”后法国实现经济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安全、资金和能源保证。
一、政治现代化进程曲折、动荡，影响延续至今
法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肇始于法国大革命，具有激进、动荡和反复的特点，从大革命爆发到共和制最终建立，历时一个多世纪，其间革命和暴力活动连绵不断，一度走入“革命—复辟—革命”的循环。
其中主要原因在于在旧的封建制度下，法国社会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利益分歧与矛盾。人们通常将旧制度下的法国社会划分为贵族、教士、资产阶级和农民四大阶层。历史学家指出，这一简单划分掩盖了法国社会的复杂性，实际情况是每个阶层内部都有进一步的分工，无法形成统一的整体。在大革命前夜，除去对统治者的共同不满外，不同群体之间几乎没有共同点。而绝对君主制的突然垮台，使长期积攒的矛盾和分歧像火山一样集中爆发，法国由此陷入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政治动荡。
法国大革命的积极意义毋庸置疑，它推翻了封建王权，奠定了人民主权，诞生了自由、平等、博爱等现代政治观念。但大革命给法国政治生活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并影响至今。
法国大革命导致法国社会在基本政治制度、政教关系和不平等的可接受程度三个方面长期存在重大分歧，最终导致多党制的代议制民主，议会内党派林立，难以达成共识，形不成有效多数，政治生活长期缺乏稳定，典型表现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和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此后，戴高乐将军在汲取第三共和国和第四共和国教训的基础上，建立了总统大权在握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但这又带来了另外的问题，法国著名史学家维诺克（Winock）在其巨著《治理法国》（Gouverner la France）中对此有着精辟的论述。他指出，法国大革命奠定了法国政治生活的底色，这是法国迄今难以治理甚至不可治理的根源。首先是对“平等”的乌托邦式追求。他指出从1789年到1799年的十年革命构成了法国社会分裂的开端，正是在这一时期，诞生了一项原则——平等，“而这项原则是我们的一些政治和工会代表仍在追逐的乌托邦，有多少公共政策和多少惨痛的失败打着它的烙印？”其次，从对平等的激进追求出发，他指出法国政治的第二个传统和特点——激进主义，“我们政治阶层的一部分人热衷于激进主义，我们的人民则在总体上不善妥协。我们是一个教条主义压倒实用主义的国家”，这导致法国社会反复出现政治危机，进而产生了另一个后果——强人政治，即一些强势人物在此起彼伏的政治危机中脱颖而出、执掌权力——法国大革命后的拿破仑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戴高乐是这样，21世纪的马克龙也是如此。而强人政治带来了一个灾难性的后果——国家始终面临国家元首权力过大的风险，并持续成为舆论的靶子和批评的对象，这就是法国人民的悖论——对总统寄予厚望的同时又不信任和接受他。以马克龙为例，部分舆论和民众对马克龙的厌恶和批评，与其说事关其人其事，不如说出自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传统。
概括而言，由大革命开启的法国政治现代化进程十分动荡，导致法国政治生活充满分歧和冲突，缺乏英国式的政治共识和在其他国家较容易达成的政治妥协，常常陷入“难以治理甚至无法治理”的境地，留下了对平等的极端追求、难以弥合的社会矛盾以及动辄示威游行的激进政治文化传统。
二、经济现代化过程缓慢、渐进
法国在经济领域的现代化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的所谓“工业化”阶段，肇始于法兰西第一帝国，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获得突破性进展，之后被普法战争打断。战后法国经济复苏向好，然而好景不长，之后又被接连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打断，经济发展水平倒退回战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在努力恢复经济的同时推动经济现代化，这是法国经济现代化的第二个阶段。整体上，和英国与德国等国相比，法国的工业化有如下特点。
首先是渐进性，法国的工业化没有明显的“起飞阶段”，甚至缺乏英国式的“工业革命”，相反是以渐进的方式和较为缓慢的速度、在较长的时间段内断断续续完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之后，“工业化”的概念才在法国流行开来。
其次是二元性，即大工业和传统工业及农业长期并存。在法国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半农业及以手工业和家庭小作坊为主的传统工业长期存在，规模和占比庞大，经济活动长期集中在农村和乡镇地区。相比之下，机械化大生产和大企业占比较低。到19世纪中期，在法国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依然是传统的乡村或家庭作坊式中小企业，其产值占法国工业总产值的近60%，“家庭作坊的数量依然非常庞大，法国仍然是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甚至到20世纪30年代，多数人口还生活在乡村。主要原因如下：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出售国有土地，使富人投资土地的兴趣大于投资工商业；在高关税保护下，商人更热衷于金融投机而非发展大众工业，从而形成了庞大而发达的金融资产阶级；土地的分配和出售使农民获得了小块土地，进而出现了一个中小农业主阶层和在土地上打工的“农业工人”阶层，未能像英国“圈地运动”那样出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新兴资产阶级继承了被其消灭的贵族的观念、追求“品位”“个性”“小众”，看重企业的家族传承，缺乏盎格鲁-撒克逊式的“企业精神”。正如戴维·兰德斯（David S. Landes）指出的：“英国经济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对商机异常敏感且有着十分敏锐的反应力。这是一个对财富和商业着迷的民族”“法国企业阶层则更看重所谓的体面生活，从而妨碍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最后，诞生自大革命的对平等和个人主义的追求，滋生了对资本主义、工业主义与效率的仇视乃至抵制。换言之，和周边国家相比，法国人对大企业和资本家更多地持敌视态度，而更加看重个人创业、不受他人约束和“剥削”的自由。
传统观点认为，上述状况大大妨碍了法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导致法国工业化不彻底，处在“旧的农村社会与工业化之间的半途中”。也有史学家认为，现代大工业和传统工业及农业并存的状况并非一无是处，它使法国避免了英国式激进工业革命的短时剧烈阵痛和社会劳资两极的骤然分化。小业主、中小农场主等中间阶层的大量存在，犹如减震器，起到了中和劳资两极尖锐对立的作用。简言之，法国的工业化进程尽管缓慢，但更人道。
再次是政府的重要作用。在法国工业化高速发展的第二帝国时期，拿破仑三世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奉行国家指导下的自由经济政策，重用专家进行经济立法，打破贸易保护主义传统，开放市场，降低关税，同英国签订自由贸易区协定，之后又和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奥地利等国签订类似协议，同时大力推动铁路、港口、运河等基础设施建设，被誉为现代法国的奠基人。在“二战”后的第二波经济现代化浪潮中，法国政府从当时经济倒退、国力衰弱、资源有限的国情出发，扮演了更加积极有为的角色，通过“计划化”方式，对国家的经济生活进行调控，以实现经济复苏和经济现代化的双重目标。政府成立了计划总署，制订多年期发展计划，确定优先发展部门和发展目标，对能源、交通、金融等事关国家经济命脉的关键部门进行了国有化改造。从1947年起，法国政府先后制订了大约10个计划，这些计划对法国重振经济并实现经济现代化发挥了关键作用。
整体上，法国经济的现代化均发生在“强政府”时期，确切地说是“强势且开明”政府时期——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始于第二帝国后半期。历史上第二帝国被划分为两个时期，前半期国家施行严格的管控政策，被称作“专制帝国”时期。后半期放松管控，加强了议会的权力，被称作“自由帝国”时期。工业化的加速发展就发生在“自由帝国”时期。政府强势但开明，出台了众多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第二波现代化进程情况类似，政治强人戴高乐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倡导者和践行者——法国计划总署就是他推动建立的。相比较而言，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甚至停滞的时期，基本都是以政治生活动荡不安为特征的弱政府时期。
最后，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调控是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相结合。在英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市场发挥着主导作用，法国则从自身国情出发，让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互为补充。既非反对自由市场经济，也非任由市场做主，而是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来塑造有利于市场的宏观经济环境，让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
迄今为止，法国仍是西方主要工业化大国中国有经济成分较高的国家。近些年法国政府倡导“再工业化”（法国是欧洲去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在专家建议的三条“再工业化”路径中，其中一条便是让国家恢复曾经扮演的“战略家”角色，重拾“计划化”传统，甚至提出利用2036年法国出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之际，将“计划化”输出到整个欧洲层面，针对云计算和尖端IT等技术制定和实施欧洲层面的战略计划。
三、社会保障制度发挥着“稳定器”作用
在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进程中，为避免社会过度两极分化，缩小贫富差距，确保社会公平与稳定，法国政府于“二战”后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涵盖养老、生育、医疗、工伤与职业病、失业等工业社会的主要风险，这是法国走向全面现代化的重要保障。特别是针对人口出生率的不足和人口增长的缓慢，出台了以振兴人口为目标的家庭政策。
从19世纪中叶起，法国就遇到了出生率不足的问题，它是19世纪中叶唯一毛出生率跌破30‰门槛的欧洲国家和唯一跌破25‰的国家，远低于德国（37‰）和英国（35‰）。低生育率导致人口持续减少，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叶。不少史学家认为，低生育率的过早出现妨碍了法国的工业化进程，是法国在工业化的速度和程度两方面均不及英国的缘由之一。史学家还将人口增长缓慢、兵源得不到及时补充视作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从此国力走衰的因素之一。因此“二战”后，法国在重振经济并推动经济现代化之际，毫不犹豫地将以促进人口振兴为目标的家庭政策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写入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该政策对家庭提供全面而慷慨的生育、养育、教育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国育龄妇女的生育率长期在西欧国家处于较高水平。
社会保障制度的再分配功能显著。得益于该制度，法国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有效地避免了贫富悬殊，整体来看，法国社会的公平度较高，基尼系数长期保持在3%以下的低水平，在全球范围内名列前茅。
四、智慧地解决德国问题，为经济现代化提供安全、资金和能源保证
现代化过程中的外部环境十分重要，在法国经济腾飞的第一个关键阶段即第二帝国时期，不仅国内保持着较长一段时间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周边环境也相对安定。“二战”后，要尽快重振经济并实现经济现代化，和平的外部环境十分重要，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德国问题。自1870年以来，德国便成为法国主要的外部威胁——两国曾三次交战，巴黎两度被德军占领。德国问题不仅涉及法国和欧洲的安全，还关乎法国的经济重建和现代化。换言之，“ 二战”后法国的现代化与德国在欧洲的地位问题息息相关。原因如下：首先，法国缺乏煤炭资源，其工业化进程之所以落后于英国，煤炭匮乏是重要因素之一。而德国鲁尔区有丰富的煤炭资源，是法国的主要煤炭来源地。“二战”后，为恢复经济并实现经济现代化，法国对煤炭资源的需求加大，对鲁尔区煤炭的依赖也随之加剧。其次，战后法国的经济复苏和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资金，为此法国设想了种种方案：其一是与英国和英联邦合作，建立一个英法主导的欧洲，借助英国的经济力量实现现代化，但英国的短期反应表明这条路行不通。其二是与荷比卢三国建立关税同盟，但英国反对。其三是求助于美国，依靠美国的援助实现经济复苏和经济现代化。“戴高乐（时任临时政府主席）在1946 年1月10日给（计划总署署长）莫内的指示中强调，必须以令人满意的条件获得外部援助，从而迅速实现现代化”，莫内则写道“我们每个人都十分清楚要去哪里寻找外援以及在哪里有希望得到它，美国!”然而要获得美国的援助，绕不开德国问题——随着冷战大幕的拉开，美国对法、欧援助的前提是法德和解，欧洲联合。
“二战”后初期，法国对德政策的基本思路是肢解和削弱德国，尤其坚持将鲁尔区从德国剥离出来，施行国际共管。一来确保从鲁尔区获得稳定而充足的煤炭供应，为经济重建和现代化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二来从控制鲁尔区的煤炭资源和强大钢铁工业着手，从源头上防止德国再度发动战争——鲁尔区是德国的主要军火制造基地。然而，法国的提议屡屡遭到美国反对。最终在当时的特殊时代背景下，为获得美国的资金援助和德国的煤炭资源和市场，确保本国经济复苏，法国放弃了对德强硬的立场，选择与德国和解，由莫内出面，设计了“煤钢共同体”，智慧地解决了德国问题，为自身的经济重建、经济现代化以及欧洲的长治久安铺平了道路。
文章来源：《世界政治研究》 2024年第四辑 总第二十四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