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在各民族中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后他又在多次讲话中提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5年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法》，首次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其中。
我国历史研究、民族研究工作者们有创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构想并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探索，2023年出版了教材《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概论》。
回顾我国民族学和现代历史学的发展，可以发现对于当前这一理论问题，好几位前辈学者都做出过卓越贡献，堪称功臣；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与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有联系、属于“北大燕京人”。如，顾颉刚（1893—1980）、钱穆（1895—1990）、潘光旦（1899—1967）、方国瑜（1903—1983）、翁独健（1906—1986）、林耀华（1910—2000）、费孝通（1910—2005）、谭其骧（1911—1992）及王锺翰（1913—2007）。
这些学者相互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学缘与师承关系。如顾颉刚执教燕京大学时是谭其骧的指导教师（谭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是《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1931年）。顾先生还曾协助吴文藻指导过社会学系费孝通的本科毕业论文（《亲迎婚俗之研究》，1933年）。顾颉刚邀谭其骧合编《禹贡》半月刊；禹贡学会于燕京大学成立时（1936年），谭其骧当选为七位理事之一。顾颉刚与费孝通在抗战期间有过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
钱穆自学成才，其高校教学生涯的起步，受到顾颉刚的鼎力举荐。抗战期间，顾颉刚还曾邀请钱穆加盟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尽力提携。倘用大白话说就是“帮助解决了战时学人养家糊口的生活大问题”。
1933至1937年，钱穆在北大独自一人讲授“中国通史”课四年之久；其后又在昆明西南联大教授“中国通史”课并写出名著《国史大纲》（1940年初版）。顾颉刚在写于抗战胜利后的《当代中国史学》（1945年初版）中，对《国史大纲》评价颇高，称与吕思勉、周谷城等通史相比，“钱先生的书最后出而创见最多”。【吕思勉（1884—1957）是钱穆的老师。】
潘光旦任教上海暨南大学时曾担任谭其骧本科毕业论文（《中国移民史要》，1930年）指导教师。后来潘光旦与费孝通长期共事、切磋学问。费孝通写过不少有关追思潘先生的文章，其中《潘光旦先生关于畲族历史问题的设想》一文显示，潘先生的思想对于费孝通“民族走廊”、“多元一体”理论的提出有较深影响。
林耀华就读燕京社会学系时与费孝通同为吴文藻门下弟子。1950年代初高校院系调整后，林耀华与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王锺翰等都任职于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历史系，翁独健曾代理燕京大学校长，担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兼任中央民院研究部主任、历史系主任，亦任中国科学院（后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
方国瑜在1950年代起就与杨堃、江应樑等在云南大学历史系编写《中国民族史》讲义；1963年提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改革开放后由江应樑主编、林超民副主编的《中国民族史》（1990年）即以方先生的“整体论”为思想指导。方先生的“整体论”与费孝通的“多元一体”论相较，各有所长。
其实，“整体论”的提出也与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不无关系。谭其骧当年受命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方国瑜及其弟子参与其事。方、谭两先生对一些问题看法上有分歧（见葛剑雄编《长水粹编》，整理谭先生遗稿的一条题注[该书第439页]。谭先生遗稿题目是“关于隋南宁州总管府唐剑南道的南界问题——答云南大学来件《隋代初唐南诏三幅图在爨地南部的边界线》”；另见木仕华《双峰并峙因其大，悠悠长水铭斯人——方国瑜与谭其骧的学术争议述论》，转引自云南文史阅读融媒体平台）。最终，这套总计八册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于1988年出齐，而方先生时已过世。谭先生在书中特别对包括方国瑜、翁独健等先生在内的几位学者表达了谢意。
1981年谭先生应翁独健之邀，在“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上讲话，回答翁先生指定的问题：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时是怎样划定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的？谭先生回说，编写组是把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就是中国史上的民族，在这个范围之内所建立的政权，就是中国史上的政权。判定的标准就只有这一条。有人提出对“历史上的中国”的确定，总还需要加一两条跟中原王朝的关系之类的判定标准，谭先生明确予以否定，并讲清了个中缘由。此讲话后来刊出，题为《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影响深远。
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1987年定稿、1990年初版），并亲自撰写“绪论”，对包括“中国的概念和含义”、“国家的统一和分裂”、“什么是民族关系的主流”等一些重大理论问题，都一一予以阐明。不难看出“绪论”中吸纳融会了谭先生的某些见解。
说到“民族关系”和“民族史”，我们必须认识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出于政治原因开展过几次大规模的民族调查，民族识别工作又带来了对于何为“民族”的新认识。这与民国年间讨论“民族问题”、撰写“民族史”涉及的“民族”概念有不小的差别。
林耀华积极投身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且在“反右派运动”之后成为少数继续从事学术活动的老专家、领军人物之一。笔者曾说，“不论今天的评论家感情倾向如何，林先生在1957—1966年的十年期间被历史地留在中国民族研究学科大舞台的中央。较之他那些被剥夺权利、“缺席”和“靠边站”的昔日师友，他在客观上对学科尽管是曲折的却并非停滞不前的发展产生了更多的影响。”【胡鸿保《林耀华与新中国的民族研究》，载林超民主编《民族学评论》第2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后收入庄孔韶主编《林耀华全集》，第八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23年。】1979年后，在重建社会学、人类学、创办新中国第一个民族学系等众多活动中，林先生都有卓越贡献。
1988年的一次演讲中费孝通提出了“多元一体”论。此论的形成，正如费先生坦言，吸纳了多位前人的研究成果。论出之后，好评如潮，且成为不少“中国民族史”类作品的编撰指导思想。而费先生也在中央民院一些教师的襄助下，出版了一部由他任主编的概论性质的教科书——《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1999年）。
王锺翰先生主编《中国民族史》（1994年）与江应樑主编的《中国民族史》被认为是业界南北两座高峰，各有特色。王先生本人在民族史方面的造诣，有两点甚为突出：一是结合1950年代民族大调查、开辟了新的清史研究路径（有别于传统断代史的清史），二是将满族史（是为“诸少数民族分族写史”意义上的“民族史”之一）与清史熔于一炉，并且强调民族史在断代史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开创，应该说，方国瑜和王锺翰是两位重要的奠基者。
新近的有关材料显示，在当前的学科分类目录中，“中国民族史”已调整为一级学科“中国历史学”下属的一门二级学科；同时，一级学科“民族学”之下的四个二级学科中不再包括“中国民族史”。
2025年3月27日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