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方针提出的背景之一是中英两国以和平方式解决所谓“香港前途问题”。不过,“一国两制”蕴藏的原则和精神却具有普遍应用价值,特别在妥善处理国际争端和强化国家治理上。“一国两制”体现了中国人的政治智慧、务实和技巧,也是中国人在政治理论和实践上对人类社会作出的一种贡献。中国国家领导人就这些问题曾多次作出论述。“一国两制”在香港已经成功实践27年半、在澳门也成功实践了25年。今天,中国政府、中国人民、港澳居民和全球华人基本上已经确认了“一国两制”方针的正确性和睿智性,并且越来越从“制度自信”的角度向全世界推介“一国两制”的原则精神作为化解国际和国内政治争端的良方。
早在二十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政府坚定和明确提出以“一国两制”方针解决香港以和平方式回归祖国和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的问题,并坚信没有比它更好的办法。1984年10月22日,“一国两制”总设计师邓小平表示:“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香港问题),总要各方都能接受,香港问题就要中国和英国,加上香港居民都能接受。什么方案各方面都能接受呢?就香港来说,用社会主义去改变香港,就不是各方都能接受的。所以要提出‘一国两制’。”
历史经验证明,中国确实通过“一国两制”方针促使英国“甘愿”和平地把香港交还中国,争取到国际社会对香港前途的信心,而“一国两制”方针又在历尽风雨下保障了香港在回归前后的繁荣与稳定。
邓小平非常自信地认为,“一国两制”对其他国家之间在解决类似的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时可以参考借镜。1984年6月22、23日,邓小平指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提出来的,而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上注意的问题了。”“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这个事例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从世界历史来看,有哪个政府制定过我们这么开明的政策?从资本主义历史看,从西方国家看,有哪一个国家这么做过?我们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
和平解决争端的制度创新
邓小平在1984年7月31日的讲话中指出:“我跟外宾谈话时还提出: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一国两制’,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好多国际争端,解决不好会成为爆发点。我说是不是有些可以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有些还可以用‘共同开发’的办法。”
当然,如果从狭义来理解,“一国两制”是在一个国家之内的不同地方同时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而狭义的“一国两制”的确是中国所独有。除了在香港和澳门成功实践外,将来还会在回归祖国后的台湾实施。然而,如果把“一国两制”广义理解为不同国家为了和平解决它们之间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容许一个国家之内不同地区实施不同的社会和经济制度,或者容许一个国家之内不同社会群体可以保持自己的制度和文化的话,则中国在提出“一国两制”方针后确实有出现“一国两制”或者“一国多制”的其他事例。
比如,英国和爱尔兰经过长时间的谈判、合作和化解分歧,在1998年4月10日签订《耶稣受难日协议》(The Good Friday Agreement),基本上处理了北爱尔兰问题,结束了两国之间的长期冲突和北爱尔兰的内乱。该协议旨在解决权力分享、准军事团体退役、人权和同意原则等关键问题,并让北爱尔兰人民决定自己的未来。该协议承认北爱尔兰作为英国一部分的地位在未经大多数北爱人民同意的情况下不会改变的原则。它还建立了北爱尔兰和爱尔兰之间的合作机构。
另外一个例子是那个于1995年11月达成的《代顿协议》(The Dayton Agreement)。它标志着波斯尼亚战争的结束,这场战争于1992年至1995年间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Bosnia and Herzegovina)发生,是一场复杂且毁灭性的冲突。促成协议达成的利益攸关方包括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美国、俄罗斯、欧盟、英国等。协议通过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个国家划分为两个实体——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联邦及斯普斯卡共和国(Republika Srpska)——通过联合机构联系起来,建立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个国家的和平框架。
邓小平对“一国两制”的论述的重点放在解决国际政治争端上。在谈论“一国两制”时,习近平主席尤其强调其对国家治理的积极意义。2022年7月1日,习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的重要讲话指出:“‘一国两制’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一国两制’的根本宗旨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中央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好,为了香港、澳门好,为了港澳同胞好。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上,我曾经讲过,中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两点,一是坚定不移,确保不会变、不动摇;二是全面准确,确保不走样、不变形。今天,我要再次强调,‘一国两制’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了的,符合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符合香港、澳门根本利益,得到14亿多祖国人民鼎力支持,得到香港、澳门居民一致拥护,也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赞同。这样的好制度,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
2024年12月20日,习主席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的重要讲话指出:“澳门回归祖国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向世人证明,‘一国两制’具有显著制度优势和强大生命力,是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好制度,是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好制度,是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一国两制’蕴含的和平、包容、开放、共享的价值理念,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值得共同守护。”
习主席在港澳两次重要讲话的不同之处,是他在澳门的重要讲话中特别强调“一国两制”蕴含的具有普世性质的价值理念对解决不同国家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有实用意义,所以应该由中国和世界共同守护。事实上,瑞士、比利时、加拿大、南非和黎巴嫩曾经在一段时间内都有实施类似“一国两制”或“一国多制”的安排,让不同的社会、宗教、地区、文化和语言群体和平相处,而各群体的独特性和自主性又得到社会的尊重和法律的保护,因此大体上维护了政治稳定和政府运作。
当然,也有一些例子显示在应该实行而没有实行“一国两制”的情况下出现的政治乱局或者困局。按照一些美国学者的分析,美国南部和北部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从立国之初开始已经差异巨大,实行“一国一制”对美国的国家统一和政治稳定其实不利。十九世纪中叶,美国爆发南北战争,北方在取得胜利后强制南方接受北方的制度,虽然表面上看似成功,但不少南方精英和民众从来没有接受北方宣扬的种族平等和自由主义等政治理念。近年来,南方的鼓吹白人至上和反自由主义的力量凭借美国那种独特的政治分权体制而控制了共和党,并通过共和党而获得不少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致使美国出现严重和难以调和的政治与社会分裂和对抗,让政治动荡、社会冲突和管治失效愈益激烈并且成为常态。特朗普和他所代表的美国新右翼势力的冒起,更意味着美国南方有意将其文化与制度扩散到全国。如果美国一早实行“一国两制”,让北方和南方的不同文化和制度能够和平共存,对美国日后的政治和管治可能更为有利。
另外一个例子是印度。英国人侵略和统治印度后,为了维系殖民管治,刻意用“分而治之”的手法区别对待与挑拨离间印度教徒和回教徒,并把这两个群体分割和对立起来。当印度人在二次大战后取得独立的时候,这两个群体没有能够以“一国两制”方式共同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反而分裂成为两个独立国家,并爆发严重暴力冲突,引发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百姓流离失所和大量的人命伤亡。即使是今天,印度和巴基斯坦仍然处于剑拔弩张状态。
“一国两制”作为一种化解国与国之间的纷争以及实现国家统一和有效治理的制度已经证实相当有用,但基于各种原因不能在所有应该实行“一国两制”或“一国多制”的国家之间或者国家之内实行。香港和澳门能够成功实践“一国两制”实属难能可贵,也高度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包容、务实、开放、共融和以大局为重的精神。
展示制度自信驳斥恶意抹黑
习主席在澳门的重要讲话要求香港和澳门“要发挥独特优势、强化内联外通。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广泛拓展国际联系,提升全球影响力和吸引力,让‘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国际大都市的品牌更加亮丽。”
“一国两制”在港澳的成功实践经验,是香港和澳门在国际上最耀目的“名片”和标识。香港和澳门都要积极向全世界推介“一国两制”,并借此提升香港和澳门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国际联系乃至对台湾同胞的感染力。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居民要全面和强烈展示对“一国两制”的“制度自信”,不断提升“一国两制”实践的水平,而更重要的是要强力地以大量事实和证据驳斥国际上种种恶意抹黑“一国两制”的言行,让国际社会更好地认识到“一国两制”在国际政治和国家治理上的重大实用价值。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