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需求不足堵点在哪？财税政策有何作为？——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视角
经济运行（不管是上行、中行、还是下行）应当遵循社会再生产循环规律，否则难以步入正常运行轨道甚至引发经济危机，这已为中外经济史所证实。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和资本周转与循环理论应当成为化解当前“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的良药。
一、马克思关于资本循环和社会再生产理论的现实意义
历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是部署经济运行步入良性循环的决策会议。马克思关于资本循环理论和社会再生产理论是研判和部署宏观经济正常运行的两大基础理论。
（一）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及现意义
马克思认为，“产业资本的连续进行的现实循环，不仅是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的统一，而且是它的所有三个循环的统一（马克里称为货币循环、生产循环、商品循环，循环又可称为物流与资本流）”。而“资本的循环，只有不停顿地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才能正常进行”。
十九届六中全会决定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理论基石应当就是马克思的资本循环理论。
（二）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及现意义
马克思认为，社会再生产过程是由生产、分配、流通（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构成的有机体系。四个环节关系是：生产决定分配、流通和消费；分配、流通和消费也反过来影响生产。没有消费，生产就无法持续推进，分配则是生产的前提。社会再生产理论为现代经济循环实现物流与资本流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畅通无阻提供了必须遵循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与社会再生产理论是社会再生产（物流与资本流融合）的理论基石。重温马克思宏观经济运行的两大理论，有利于科学认识当前国内大循环不畅的主要矛盾，从而对症下药推进社会再生产步入良性循环轨道。
二、当前国内社会再生产循环的堵点
（一）当前社会再生产形势的基本判断
对当前社会再生产循环的形势，中央政治局的判断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经济运行出现分化，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仍然较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基本判断是：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风险隐患仍然较多。一言以弊之，表象看是社会再生产两端即生产与消费两个环节受阻。表现为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
（二）当前社会再生产循环受阻的主要矛盾
从表象看，当前社会再生产循环受阻的主要矛盾在两头即生产与消费两端，但这只是面子；里子却在中间即分配与交换两个环节。当前国内需求不足正是分配与交换影响、反作用生产与消费的典型情形。分配与交换的现实充分验证了这一结论：
从分配环节看，当前分配的宝塔型格局制约了消费最终制约了生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9》数据：极低收入层即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有5.6亿人；低收入层即月收入在1000-2000之间，有3.1亿人；月收入在2000-5000之间，有3.8亿人。而基尼系数自2000年越过0.4的国际警戒线后，至今一直徘徊在0.47左右（这之后统计部门不再公布基尼系数，民间分析的数字高于官方）。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刚宣布农村彻底脱贫，而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任务时却要求“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消费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消费，分配结构不合理即支付能力不足制约了有效需求与消费。
从交换环节看，中国总储蓄率过高反映了居民消费意愿不强。2022年为46．5%，2023年44．3%最高2020年50．7%，高于世界平均值29%。储蓄率固然有平均数掩盖大多数之嫌，但储蓄率过高却是广大中低收入居民不能消费、不敢消费导致交换环节受阻的根源，而交换受阻的终极原因还是分配结构问题。
三、中央应对国内消费不足的力度加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大力提振消费、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列为九项任务之首，推出“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提升消费能力、意愿和层级的重大决策”。同时推出养老、住房、就业、教育、卫生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令人振奋、值得期待。大力提振消费应当首先提振8亿多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预期。国人期待：2025年两会和《政府工作报告》有力度更大、更可操作更强的措施出台。
中央财办副主任韩文秀解读中经会时指出，加快完善“想消费”“敢消费”“能消费”的政策环境。愚认为，中经会从消费端提出了如何实现“敢消费”“能消费”的原则思路，但涉及直接分配的内容不多。提振消费是治标，调整分构结构才是治本。调整分配结构正是实现居民“敢消费”“能消费”的前提，也是统筹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历史使命。
四、提振消费、调整分配结构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应当统筹发力
（一）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第一、实施更大力度的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的财税政策。
当前重点就业群众依次为大学生、农民工、灵活就业者（即失业后备军）等。具体举措应当：一是中央财政应当建立和提高就业基金。比如大学毕业生就业前按学历分别发放2000至5000元的待业补助金；农民工和灵活就业者按当地平均工资水平的80%发放待业补助金。二是财政政策应当加大支持就业岗位设置力度。首先，中央财政应当加大财税政策扶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力度、特别是容纳就业多的企业，当前首当其冲的是支持吸纳就业的主力军民营企业。其次，中央财政应当加大大学生向老少边穷地区转移就业的支持力度，其工资福利待遇不低于发达地区水平。最后，中央财政应当支持基础性、战略性科研机构的设置，扩大编制，安排博士、硕士等高层次毕业生就业。
第二、实施更大力度的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的财政政策。
“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首先是“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
十九大以来，中央一直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个人所得税改革只能对月收入5000元以上的群体可以通过扩大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变相增加收入，对这部分群体（有研究将其定性为中等收入群体门槛）可以继续通过提高扣除基本费用标准（两代会上董明珠建议由5000提高到10000，并主张特高收入群体应当多作贡献）和增加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实现增收。
个人所得税对月入5000以下群体的调节作用极其有限（我把这部分群体称为抵扣不能群体即被专项附加扣除边缘化群体），增加这部分低收入群体收入只能通过税收返还、转移支付、增加基本养老等财政途径解决。
实施更大力度的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的财政政策应当在初次分配环节，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对提振消费的作用是基础性前提性的，並且是当务之急。
第三、实施更大力度的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减负的财政政策。
“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其次是“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减负”。坊间有养老商品化、医疗市场化、教育产业化、住房资本化之说，这已成为当前压在中低收入群体的四座大山。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首当其冲是减负移山。会议提出的“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减负”包括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制定促进生育政策；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扎实推进优质本科扩容；充分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潜力，等等。
129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做好民生保障和安全稳定各项工作，确保社会大局稳定。移除四座大山是人民群众最大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社会大局稳定的压舱石。国人期待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加大移山力度。
（二）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中经会指出，加强财政、货币等政策和改革开放举措的协调配合，增强政策合力。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宽松的货币政策密切配合，如果说，积极的财政政策是解决怎么干的问题，那么宽松的货币政策则是解决钱从哪来的问题。所谓财政赤字货币化正是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最佳路径。
会议指出，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适时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充裕，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增加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持续支持“两重”项目和“两新”政策实施。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扩大投向领域和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限于篇幅，不展开讨论。
小结
根据马克思关于宏观经济良性循环的两大基本理论，我们可以得出当前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即社会再生产循环受阻的深层原因或主要矛盾是分配结构失衡所致。因此，中经会部署九项任务之首就是：大力提振消费、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然而，提振消费是治标，调整分构结构才是治本。应当重点在分配环节作文章。调整分配结构的积极财政政策需要宽松的货币政策密切配合，而财政赤字货币化正是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最佳路径。
当前，有关2025中国经济走势的大论坛如火如荼，可谓仁见仁、智见智，这个题目太大，难以一揽众山。本讲也只是选择中经会提出的“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这一首热一抒管见。然而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仍是一个不小的宏观题目，限于篇幅，本文仅从影响与制约需求深层原因即分配角度，探索更加积极的财税政策如何作为。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