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烛隐甄微,别开生面:《“哀公问孔”与孔子晚年思想研究》序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77 次 更新时间:2024-06-06 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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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 (进入专栏)  

 

秦飞:《“哀公问孔”与孔子晚年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12月版

列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秦飞博士《“哀公问孔”与孔子晚年思想研究》一书,即将出版面世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付梓前夕,秦飞嘱我写几句话,权且充当其大著的“序言”。 说实在的,对她的要求,我一开始是感到有点犹豫和踌躇的,我虽然早年也接触过儒学研究,撰写过诸如《天人合一:董仲舒与两汉儒学思潮》、《何休评传》等小册子,但是,毕竟已多年离开这一领域的前沿,将自己的专业兴趣转移到了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兵学研究领域,而与儒学研究是渐行渐远,日见生疏,但是,我更想到,这是一种信任,也是一种责任,于是,我就打消了种种顾虑,还是大胆地应允了下来,希望借此机会,简单地谈点自己不尽成熟的想法,以表示对秦飞大著出版的诚挚祝贺。

众所周知,所谓的“国学” ,乃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与学术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诸子百家、经史子集,各有其学术文化统绪,各自独立存在,司守其职并发挥功能,彼此都无法被取代,也就是说,没有一家学说、一部经典可以囊括国学的主要内涵与所有糈华。换言之,我们应该看到,诸子之间、经典之间,是一种互为弥补与共生的关系。就大家所熟悉的三部核心经典而言,儒家的最重要载体《论语》,无疑是最好的人生教科书,是人们修身养性、为人处世方面政治伦理准则的集中体现。道家的奠基之作《老子》,显然是凝结着人生智慧,能提升人生境界的哲学箴言。而兵家的代表作《孙子兵法》,提供的是愿做事、会做事、做成事的战略思维与行动能力。理想的状态就是,以儒家的立场守住底线,完善人格,以道家的智慧提升境界、廓拓格局,以兵家的思维培养能力,达成目标。三者相辅相成,互补共生,这就是国学综合性、整体性、系统性功能建构上的理想状态。

当然,系统性、整体性存在的事实,并不等于能抹煞特殊性的意义与价值。实事求是地讲,相较于其他的思想学派,儒学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最为突出,其对中国历史与文化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最为深远,恐怕也是无法否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将关于儒学的研究,作为传承国学、弘扬国学的重点,自然也是不可或缺,理有固宜的逻辑选择。

可是,自儒学诞生之日起,对儒学的关注与研究,即已成为古今思想界的热点,研究者多如过江之鲫,不可胜数;相关的成果,也是叠床架屋,汗牛充栋。尤其是关于儒家祖师爷孔子思想的考察与梳理,更是热火朝天,异彩纷呈!其基本命题的讨论,可谓已经到了陈陈相因、题无剩义的地步。要在这个基础上有所补苴、进而有所突破,可谓是举步维艰,难以为继。长期以来,这方面的某些著述,学术上的贡献之所以未能尽如人意,达到理想的境界,恐怕不能归咎于研究者自身不够努力,而应该是与这个领域过于早熟、久成气候的客观现状有关。在这种情况之下,秦飞博士的这一课题选择就尤其显得难能可贵,因为,这意味着将面临十分艰巨的挑战,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而且还可能遭遇呕心沥血却最终劳而无功的挫折!

我欣喜地看到,秦飞博士以实际行动彻底打消了我的这些担忧,置放在我面前这部《“哀公问孔”与孔子晚年思想研究》书稿,证明了她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是正确的,所得出的学术见解是富有创见的,一句话,她的辛苦付出是值得的,她的种种努力是有意义和价值的!

我们知道,历史研究的基本路子概括起来,也就是两条,一条基本路径是抓文献资料的考据,历史学研究的基础是文献,而文献的充分搜集与真伪辨别,则是立论的根本前提,换言之,开展历史研究的先决条件,首先是积累准确的知识,只有具备了这个基础,方可进入接下来的历史书写过程中的客观如实,据实记事。另外一条基本路径,就是要进入思想史研究的范式,毕竟没有所谓历史事实上的绝对真实,而只有历史的近似真实或逻辑真实。在这个现实面前,我们只有按柯林武德所言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克罗齐所言的“一切历史皆为当代史”这样的理念来观照诸多的历史现象,从而对历史文化做出深层次的当代解读,对古人的言行予以“同情之理解”。前者,属于“我注六经”的范畴,后者,则近似于“六经注我”的取向。两者,表面上好像是矛盾的,其实,却是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在时空关系上,它们不是并列发生的,而是前后递进的,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初步到高级的过程。

在我看来,秦飞这部著作的显著特征,就是按以上所说的历史研究的两个基本逻辑逐次展开的。

首先,是紧紧围绕以“哀公问孔”为中心的孔子遗说,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就其文本的复原、真伪的考辨、以及著录与流传等关键性问题,形成自己系统的认识,提出富有建设性的独到见解,从而为更好地突破孔子思想研究中的文献资料依据的“瓶颈”,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契机。

孔子的思想博大精深,但是受存世文献匮乏的制约,加上我们自己因观念上的局囿而自我设限,使得我们在从事相关研究的过程中,总是感到在具体资料的举证上左支右绌,顾此失彼,捉襟见肘。于是,讨论流于空泛,分析困于单薄,缺乏逻辑上的说服力,鲜有历史学的厚重感,也就在所难免了。事实也正是如此,长期以来,我们的眼光,往往只集中在《论语》、《左传》、《史记·孔子世家》、大小戴《礼记》等有限几本典籍,这格局就难免狭隘,这材料就自然薄弱,要在前人已经取得的成绩上再有所创新,有所突破,真的是太困难,太无奈了。其实,如果更作较真的话,即便是公认的可信文献如《论语》,同样也存在着可以存疑或有所保留的问题,梁启超先生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就认为,其前十篇可完全信从,而后十篇的可信程度却要打大大的折扣,不能无保留的依从。更何况它还有鲁《论》、齐《论》、古《论》之间的区别等诸多经学史上的问题,仅仅是“五十而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与“五十而学,亦可以无大过矣”之间的异同,就涉及到孔子与《周易》关系认识上的重大分歧,足以让后人治丝益棼,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伤透脑筋了。

显而易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深化对孔子思想、儒学理论的研究,最基本的前提之一,就是要调适和修正我们的文献史料观念,拓展视野,将更多的传世文献和新出土资料,引作为我们从事研究的基本依据。秦飞所作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拓宽和推进孔子和儒学的文本研究,这是很重要的学术贡献。

尤为重要的是,秦飞对文献史料真实性的理解,是合乎历史学研究的基本逻辑前提的。先秦两汉时期的文献资料真伪辨析,有它的特殊性,具体地说,这一时期的文献史料,本身真伪杂糅,决非是简单的非白即黑的问题,而是真中有伪,伪中含真。举例而言,据《左传》记载,当年晋公子重耳从秦国返回晋国,准备去从晋怀公的手中夺取晋国的最高统治权,秦穆公曾积极参与了这场晋国的内斗,派出3000名武装人员,“实纪纲之仆”,用武力护送晋文公回国抢班夺权。但是到了韩非子的笔下,秦穆公出动的军队规模,就成了“革车五百,畴骑二千,步卒五万”(《韩非子·十过》)。很显然,韩非子所言的军队兵种构成,军队人数规模,带有浓厚的战国时代色彩,并不合春秋军事的特征,《左传》的记载才是正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韩非子的说法,不无虚假的成分。但是,这种细节上的偏差,并没有真正改变所涉事件的性质,即晋文公得以当上国君,的确有秦穆公的一份功劳在内,在历史上,秦国的确出了兵,武装干涉了晋国国君废立的内政。从这一点来说,韩非子所言,在性质上又是真实的。

余嘉锡先生在其《古书通例》一书中尝言:“古书本不出自一人,或竹帛著自后师,或记叙成于众手,或编次于诸侯之客,或定著于写书之官。逸事遗闻,残篇断简,并登诸油素,积成卷帙。故学案与语录同编,说解与经言并载。又笺注标识,混入正文,批答评论,咸从附录。”不过,尽管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但是就“皆推本其学之所自出言之”这个一般规律而言,“哀公问孔”等孔子遗说无疑应当认定为是研究孔子思想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合理的逻辑真实和近似真实。由此可见,秦飞有关孔子遗说文本真实性的认定,超越了单纯的知识性文本考证,而已经上升到了普遍的思想方法论层面。这应该是弥足珍贵的一次飞跃。

秦飞这部著作的又一个显著特点和价值,是她在缜密资料爬梳和翔实文献考证的基础上,对以“哀公问孔”为中心的孔子遗说进行了匠心独运、别开生面的思想史解读和揭橥,为人们在今天更全面更系统更准确地认识孔子思想的全貌及其嬗变演化轨迹,提供了一个不无启迪意义的诠释案例。

如前所言,文献的考辨,资料的蒐集,只是历史研究的初阶,它是以服务于人物或事件的思想史研究为鹄的的,换言之,文本研究,它的价值和意义必须依赖于通过充当思想史研究的垫脚石才能得以实现。文献学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不是目的,仅是手段和路径,这一点,毋庸置疑!

秦飞博士很显然具备着这方面的自觉意识。她整理和释读“哀公问孔”等孔子遗说,根本的宗旨,是为了填补上孔子思想体系研究上资料匮乏的这个缺环,确保自己有关孔子思想的认知,能够建立在有充分材料支撑的坚实基础之上。她在多年的儒学研究过程中,发现学术界对孔子晚年的思想研究之关注相对不足,成果也相对贫乏,是一个有一定投入意义和周旋空间的学术研究切入点。在秦飞看来,孔子的思想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他的思想一直在发展,一直在嬗变,一直在升华,到了晚年,才真正进入了圆融会通的高明境界,即如后儒王阳明《泛海》诗中的那种廓大气象:“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大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可是,很长的时间里,由于“文献不足徵”的天然局囿,学术界很难就孔子晚年思想做全方位、多层次的探讨,这无疑是一种遗憾。但是,就在今天,秦飞博士凭借着“哀公问孔”等孔子遗说文献资料的充分利用,对晚年的孔子思想体系加以全面的分析和深刻的诠释,毫无疑问,这属于填补了一个不小的学术空白,其价值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这真的是让人非常开心,深感鼓舞!

当然,学术上的追求,乃是永无止境的,秦飞本人,在自己的学术事业上,毕竟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即使是就本书来讲,无论是在文献的辨析考证上,还是有关孔子晚年思想的综合诠释,都存在着可供批评商榷、乃至质疑辩驳的地方。但是,我深深地相信,只要秦飞她本人能做到谦虚谨慎,沉稳低调,持之以恒,脚踏实地,那么,她一定会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在儒学和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领域做出更大的贡献!

是为序。

2022年8月6日于北京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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