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蒙马勇先生的信任和河北教育出版社诸位老师的抬爱，使我有机会回顾自己四十余年来从事历史学学习与研究的经历，将自己相对较为满意的文字汇编成册，付梓出版，供大家批评指正，这于我而言，乃是莫大的荣幸！感恩之余，遂不揣谫陋，奉命执行。
按照出版社的规划，参与这项工作的学者有相对明确的断代分工，我的方向应该聚焦于先秦历史这一段。说实在的，这多少让我感到有些踌躇不安，惶惑犹豫，因为：
一是就研究性质而言，搞先秦史研究，需要有考古学、文字学(甲骨文、金文等)、音韵学、训诂学、民俗学、历史地理学、版本目录学、年代学等知识与方法做学术支撑，而这方面我是“先天不足”，兼之“后天失调”，存在着明显的短板，没有资格和底气置喙。
二是就自身研究范围而言，在偌大的先秦史研究领域中，我仅仅对先秦思想史与先秦兵学文化有所涉及。另外，我的兴趣比较杂芜，已发表的好多文章中，讨论的主题是秦汉以及秦汉之后的。我一直认为：学者有两类，专家型的和文人型的，专家型的精力集中，致力于考镜源流，辨章学术，提玄钩要，烛隐甄微，故成就往往显著，而文人型的学者，兴趣广泛，且注意力常常分散，讨论问题容易浮光掠影，浅尝辄止。当然剑走偏锋，不乏灵光乍现，或许也是其优点。我把自己归入了第二类。这个特色，决定了我的写作兴趣不太可能集中在先秦这个时段上。好在出版社方面宽宏大量，网开一面，让我可以围绕兵学这个主题来选题，而且时间上的断限，可以做适当的跨越，将自己少量讨论先秦之后兵学问题的文章也选编入集。对此，我内心是相当感激的，否则，这个集子就编不下去了。
虽说自己的史学研究乏善可陈，但利用编辑这个集子的难得机会，来对自己的学习经历进行一番回顾与梳理，与朋友们分享自己的点滴心得，这还是很有意义的。
我于1958年8月出生于江南水乡城市--浙江绍兴一个普通的职员家庭。小学与初中都是在当地读的，其实在“文革”期间，学校里能学到的东西实在少得可怜，如果说我自幼对古代的事物有天生的兴趣，并诱发我成年后走上史学研究这条道路，那么绍兴这座古城层叠累积而酿成的深厚文化底蕴可能真的在中间起着感化挹注、潜移默化的作用。文化的修炼和文明的养成，说到底并不是学的，而是熏的。熏陶一词，太有意思了，就像敝乡绍兴，自明清以来，群彦毕集，名人辈出，那可是由臭豆腐、霉干菜、加饭酒的混合味道给熏出来的，在这种混合味道的熏陶之下，二十年过去，一个人的身上多少也会有了一点文化的气息，最不济，也混个绍兴师爷当当。
1973年初，我初中毕业，由于家庭经济拮据，早早就告别校门，走入社会，开始了多年的打工生涯，曾在建筑工地拌过灰浆，在青石路上拉过板车，在小火轮上当过售票员，在油脂香料厂做过司炉工，干过酿制啤酒的活，做过炮制中药的事。这段生活经历，对我本人日后治学道路的影响应该讲是双重的：一方面沉重的生计压力，无系统的正常教育，造成我学术积累与训练上存在先天性的不足；另一方面又因较早接触社会，体验世情，使我的人生经历相对丰富，人文意识较早成熟，而这对于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人来说乃是十分重要的条件。至于逆境的磨砺、生活的重荷，更使得自己较早养成珍惜时间、发愤进取的治学态度和基本素质。另外，阅读的随意自由，知识汲取的博杂纷繁，以及纯兴趣而非功利的心态，也帮助自己日后能在研究过程中习惯于不囿成说，独立思考。当然，我的家庭在我今天的人生道路选择上曾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即我爱好文史，乃是以当年我母亲替我购置一部《史记》这件事为起点的。此事我曾有过一篇文字专门加以追叙，被收入并置列为《一百个博士的少年情》一书（少年儿童出版社1996年版）的首篇，同时在《少年文艺》杂志（1994年第9期）上发表。我觉得自己的学术源头应该追溯到这里。
1978年秋，我以同等学历考取杭州大学历史系。这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进杭大是由于自己当时数学考得太差，才得了28分，使总分不够全国重点大学的文科录取线；而选择历史专业，一是出于长期的爱好，二是由于历史单科考试的成绩比较突出，得了90.5分。现在回头来看，当时上杭大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尽管杭州大学只是一所省属重点高校，但它的文史学科其实并不逊色于那些重点大学，像中文系的夏承焘、姜亮夫、王焕镳、胡士莹、沈文倬、任铭善、徐朔方、蒋礼鸿教授，历史系的沈炼之、黎子耀、张慕骞、徐规、胡玉堂教授，都是成就卓著、遐迩闻名的学者，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对我自己打造学术基础，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在本科期间，研究方法的真正掌握是远远谈不上的，当时只是觉得学习机会难得，什么都看，贪多嚼不烂，并无重点可言，追求每门功课都要有个好分数。这虽然犯了兵家所谓“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的大忌，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也有拓宽知识面，储存各类知识、信息的作用，直到今天，我仍从中受益良多。大学毕业的当年，我考上了历史系的硕士研究生，业师是黎子耀教授，专业方向为先秦史，这可以说是我比较规范治学的开始。
黎先生是史学大师李剑农的学生，1927年入国立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先后执教于苏州女中、浙江大学等学校，与谭其骧、缪钺等先生同事多年，于史学史、经学、古文献的研究有精深的造诣。我进入他门下时他已是75岁的高龄，故对培养后学、薪火相传之事尤为关切，在他的悉心指导下，我比较认真地读了三年书，并学到了治学的基本门径，如就专题问题搜集原始文献、排比资料、参证异同、归纳论点，等等。不仅如此，黎先生自己的治学经历，对我也是莫大的启迪：他从撰写《后汉书.食货志补》为学术研究的起点，突出反映了他考镜源流、钩沉史实的雄厚功力；中年后转入史学史与政治史的研究与教学；晚年则从事以《周易》为中心的先秦思想文化史的探讨，系统形成以“《周易》黎氏学”为标志的学术思想体系。这三个阶段以及其中的转折，实际上体现了黎先生治学上的显著特点与高明境界：早年治经济史，宗旨在于求其“实”；中年治史学史，宗旨在于求其“通”；晚年治经学，宗旨在于求其“理”。这本身就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研究境界的递嬗历程，是科学理性地走向治学自由世界的通途。尽管历史研究者在具体学术路数上各有不同，但是，求实究真，会通识变，明理致用当是共同的研究宗旨与价值取向。
1985年我负笈北上，进入山东大学历史系师从王仲荦先生攻读中国古代思想史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山大是一所以文史哲见长的传统名校，上世纪50年代历史系辉煌阶段曾有多位著名教授坐镇齐鲁大地、授业莘莘学子。他们包括杨向奎、黄云眉、王仲荦、童书业、赵俪生、张维华、郑鹤声、陈同燮等人，号称“八马同槽”。此外，尚有：孙思白、庞朴、华山、韩连琪、卢振华、葛懋春、吴大琨等学术宿儒或中青年名家执掌教鞭。我进山大时，虽说历史系盛况已不如从前，但就全国范围来说，它依然是素孚众望的。能到这么一个新的文化氛围中求学问道，我觉得这又是我个人学术生命飞跃的一个新的契机。我的导师王仲荦先生，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入室弟子，于文学、历史均有高深的造诣，尤精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著有《北周地理志》、《北周六典》、《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金泥玉屑丛考》、《?华山馆丛稿》、《西崑酬唱集集注》等一系列著作。从阅读这些文本以及平时向先生求教的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仲荦师学术贡献的几个显著特点：一是博通与专精的统一，他既著有会通性质的中古“两史”，又撰有考据缜密、烛隐发微的北周“诸志”。前者示人以“通”，后者示人以“深”。二是理论与实证的统一，如仲荦师作为“魏晋封建论”的主将之一，其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论述反映了其理论思辨、宏观驾驭的深厚功力；同时，他有关古代物价的考证、敦煌文书的释读，又体现了其注重实证、无信不征的鲜明旨趣。三是文与史的统一，仲荦师小学基础雄厚，又曾在中央大学中文系执教，因此他的史学著作注重文采，典雅精致，乃学林所共认。这三条我自认为是追随仲荦师问学的主要收获。然而，1986年6月4日，王仲荦先生因突发性心肌梗塞而遽归道山，使我永远失去了继续聆听先生教诲的机会，至今念及，依然泫然。学校出于对我们几位尚未完成学业的博士生的关怀、负责，聘请杨向奎、田昌五两位先生担任我们的指导老师，以确保我们能顺利完成学业。
作为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的弟子，拱辰（向奎先生字）师在古代思想史、中国学术史、经学文化、自然科学哲学等研究领域，造诣精深、贡献良多，尤其是关于公羊学、墨学、礼学、左氏学、清代学术的梳理与阐释，实具里程碑式的意义；而昌五师是一位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的历史学家。他史学理论素养深厚，思维敏捷兼之学识渊博，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社会形态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关于中国历史体系的新论，视角新颖，创见迭出，更引起学术界的普遍瞩目，其中有关中国古代历史循环递进，在重复中整合，在整合中前进的观点，为古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杜甫诗云：“转益多师是汝师。”在我博士生学习期间，三位导师不同的学术研究重点、成就及其特色、方法，使我有幸地得以从不同的侧面略窥高明治学的堂奥，亲切地领悟到学问之道的精髓。这种如坐春风亲炙大师教诲指点、耳提面命，诚属最难得的机会，百求而不可一遇，然而我却碰上了，这无疑是我学术上的造化，是一辈子受益无穷的事情。饮水思源，我今天能够在学术圈中生存下来，不能不归功于当年诸位导师的悉心呵护与得力指导。
我个人的研究如果以发表论文为标志，那么应该说是在1984年，那一年《杭州大学学报》刊发了我的第一篇论文：《孟子仁政思想新探》，它是我的大学毕业论文。现在回头看，文章写得很肤浅，没有值得夸耀的学术价值，唯一有点意思的是，它是按魏晋封建论的观点来诠释孟子政治思想的渊源、内涵以及地位的。但是当时看到自己的文章被印成铅字，那种激动与振奋是至为强烈的，也决定了我日后侧重于先秦两汉思想史研究的趋向。
我硕士学位论文是《孟子政治思想研究》，孟子是儒家“亚圣”，历代有关其学说的探讨成果已是车载斗量，叠床架屋，要出新意的确比较困难。所以我在充分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系统梳理孟子政治思想的同时，把重点放在总结孟子学说价值及其在后世的地位与影响方面，主要的工作是考察了孟子身后地位的浮沉，阐释了孟子学说内在逻辑论证体系，先后整理出《历代贬孟述略》、《孟子政治思想的历史地位与深远影响》、《孟子学说的内在论证体系》一系列专门论文，刊发于《杭州大学学报》、《齐鲁学刊》等刊物。虽然说这些文章还显得稚嫩，属于习作性质，但在学术上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它丰富了孟子学说研究内容，进一步拓展了人们认识孟子思想的视野，就我本人来说，则是对先秦儒学的总体情况有了宏观的掌握和理解，为下一步转入两汉思想史研究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山东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我对儒学研究的重点开始由先秦转入两汉，这是因为我根据自己对整个学术动态的了解，意识到先秦儒学的探讨已很难取得重大的突破，当时郭店楚简、上博汉简等新材料尚未被发现，在这种情况下，要完成一篇高质量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我而言是勉为其难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关汉代思想史的研究尚呈现比较单薄的面貌。许多思想史研究者对该时期思想的意义与地位，一般都持轻视的态度，认为两汉时期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低谷，尤其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儒学理论，是带有浓厚宗教神秘色彩的荒诞之说，有人就把董仲舒等人的思想径斥为“神学”。这种看法在学术界长期占有主导地位。十年动乱结束后，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禁区的打破，这类机械庸俗的观点已渐渐受到怀疑，开始动摇。但是，要真正使两汉思想史的研究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使其有关问题得到正确的认识，合理的评价，仍有大量基础性的工作要做。应该说，我比较敏感地捕捉到这个学术信息，把握住时代的脉搏，适时进行了具有战略意义的研究重心的转移。
在阅读理解两汉思想文化基本典籍的过程中，我形成了这么一个认识：两汉时期的思想，虽然不像先秦百家争鸣那样显得生机勃勃，绚丽多彩，也没呈现魏晋玄学那种具有较高抽象思辨性质的特色；更不曾具备宋明理学那种博大精致的体系性、通融性。然而，它依然是非常丰富、十分重要的。它是中国古代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经的逻辑环节，尤其是在政治思想方面，基本上确立了整个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概貌，卓有成效地解决了封建统治秩序在思想上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之间的相互联系。诸凡古代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之基本范畴，如“仁义”、“德刑”、“礼法”、“王霸”、“义利”、“经权”、“常变”等等，均已由两汉政治思想提供了较为彻底的认识与切实可行的方案。而且与先秦时代不同，它们是通过当时国家机器的权威力量，而被具体落实到社会生活之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成为社会各阶层广泛的心理认同。后世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虽说有所发展，但不过是对两汉时期政治思想的扩充与论证而已，用一句熟悉的成语来表述，便是“万变不离其宗”。至于后世社会其他思想的丰富与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仅仅是对两汉时期所确立的封建正统政治思想，进行哲学、伦理或其他方面的深化与阐述罢了。
宏观的战略全局决定后，余下的问题，便是如何在战术层次上选择最合适的突破口了，在拱辰师、昌五师的具体指导下，我把两汉时期“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号称“群儒首”、“儒者宗”的董仲舒作为自己研究汉代思想史的主要对象，并以他为枢纽，上溯战国后期，下迄东汉末年，对集中体现今文经学特色的汉代儒学思潮进行前后呼应、详略有序的分析和总结，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董仲舒与新儒学》。它是我的第一部专著，论文稿先在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修订扩充版则由岳麓书社以《天人合一：董仲舒与两汉儒学思潮》为题在1999年刊行。在这之前，我曾将其主要内容整理成十多篇专题论文，分别投寄给《学术月刊》、《中国史研究》、《文献》、《社会科学辑刊》、《文史哲》、《齐鲁学刊》、《山东社会科学》、《孔子研究》等杂志发表。我始终有这样的想法，一部著作如果其有关章节能够形成单篇论文发表，那么书稿本身是有一定价值的，反之，这部书就是水货，属于可有可无之列。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自认为我的这部博士学位论文基本上达到了我预期的研究目标。
客观地说，我在该书中迥异于同类著作的学术创新点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视角新颖。即将论述的内容始终围绕董氏学说外在形式与内在价值相互关系这一主线而展开，我认为，如何看待董仲舒为儒学披上神学的外衣，如何理解其学说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特色，这是能否正确评价董氏学说乃至整个汉代儒学的关键。我在书中遵循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原则，从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统一这一角度，剖析了包藏在神学外衣下的现实的理性精神，并以此为参照系数，对董仲舒学说与两汉儒学思潮进行全面总结和公允评价，一改过去董学研究中的简单偏颇化做法，从而找到了层层深入探讨两汉儒学的钥匙。第二，见解独到。如关于董仲舒儒学多元结构的分析，我论述了董氏学说与墨、法、阴阳、名、道诸家学术的关系，指出董氏学说乃是以儒学为主干，并在充分吸收了墨家天志、尚同思想，法家法治理论，阴阳五行学派“五德终始”观点以及名家“辨名析理”方法基础上创建的新型儒学思想体系。它有效地克服了早期儒家“迂远而阔于事情”的弊端，适应了汉代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其中董氏学说与墨家的关系，“以往治史者多所疏忽，作者于今详加缕析，足以填补这方面的空白”（张岂之先生评语）。第三，考证详审。这主要体现在对董氏著作的考证辨伪上。《春秋繁露》是董仲舒的代表作，但它的真伪问题，历史上聚讼纷纭，欧阳修、程大昌诸人都持怀疑态度。这一问题如不予以澄清，对董仲舒学说的研究与评价就失去了必要的前提。我参照《汉书》本传、历代公私目录著录等材料，多方比勘，详加考证，坐实其书为董仲舒学说的主要载体，而非后人所伪托，使得这一千年聚讼一朝得以涣释。在此基础上，我进一步考释了《春秋繁露》的体例，指出其书在体例上至少由三大部分组成，并对其内容及特点给予详尽的说明，从根本上解决了《汉书》本传关于董仲舒两类著作记载上的抵牾现象。
进入军科院后，由于工作性质的改变，我合乎逻辑地把对先秦、两汉思想史的研究置放到次要的地位，但此前所培养起来的对这门专业的感情，早已融化入自己的血液之中，是怎么也割不断、舍不掉的。因此，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我总是利用业余时间关心和追踪先秦两汉思想史研究的进展，并致力于通过撰写论文和专著，来随时提出自己新的心得。这方面标志性的学术成果，一是《中华文明史.先秦卷》中的“先秦政治与政治思想”章，二是《何休评传》。
《何休评传》是我本人研究两汉思想史方面新进展的具体标志。我个人认为，在整个汉代儒学发展思潮中，今文经学占据着主导地位，要对汉代思潮发展全貌、基本特征作出准确的勾勒与揭示，关键在于认真剖析今文经学、尤其是《公羊》学的嬗变历程、学术体系以及得失地位。何休在《春秋公羊》学的历史上是一位继往开来、承先启后的代表人物，早期《公羊》学的理论体系总结完成于他的手中，他所概括的“三科九旨”等一系列命题事实上已成为后世《公羊》学的理论核心。清代著名《公羊》学家刘逢禄曾经指出：“无三科九旨则无《公羊》，无《公羊》则无《春秋》”，揭示了何休在《公羊》学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说明何休不愧为一代《公羊》巨子，他的代表作《春秋公羊传解诂》是汉代思想史上一部重要文献。然而，学术界对何休的思想史地位的关注长期以来显得不足，没有一部专门以何休为研究对象的论著。我的《何休评传》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评论何休学术思想成就的专著，填补了这方面的学术空白。全书分为八章，从汉末社会嬗变与经学思潮深化的角度切入，阐述了何休的生平和辉煌的学术生涯，揭示了何休思想体系的内在结构、文化特色及其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与价值。对何休的“大一统”、“进夷狄”、“张三世”、“通三统”、“文致太平”、尚“偏战”、贵“井田”，以及“灾异观”等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伦理、民族、哲学观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作出了客观公允的评价，使何休学说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都获得了立体性的展现，深化了有关何休其人其学的认识。
窃以为，《何休评传》的最显著特色，是将微观资料考辨与宏观学理贯通有机结合起来，将强烈的现代意识与深沉的历史底蕴融为一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提玄钩要，拨开笼罩在何休学说表面的神学迷雾，展现其政治理性的光彩，即从哲学高度指导封建统治机器正常运转的苦心孤诣，从而说明了何休学说的文化意蕴所在，再现传主的文化生命。至于在具体问题的论述中，我也特别注重学术创新，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如指出“贵偏战”为何休军事观念的价值取向，“进夷狄”成为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生生不息的理论依据，“灾异二类说”具有合理进步的因素，《解诂》一书非历史编纂著作而为历史哲学著作，等等，均是言之有据的新看法，对人们进一步探讨何休以及《公羊》学理论或许不无一定的启迪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我在研究何休与《公羊》学的过程中，方法上有了重大的改进，这就是我开始完全按照经学研究的既定规范，来认识与理解何休的思想，而不再是依据现代哲学的模式来进行观照和评估，这正是《何休评传》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天人合一：董仲舒与两汉儒学思潮》，较有价值的原因所在。这种变化实际上是一种研究“范式”的更改，宗旨是要实现陈寅恪先生关于对古代思想要抱“同情之理解”的主张，反映在具体经学大师的研究上，也即要用合乎经学自身结构的逻辑语言一步步深入到问题的核心，实事求是寻求可信的结论，而不宜用现代哲学史研究的话语系统去加以图解。换言之，是根据“内在理路”而不是“外在模式”去从事对古代思想家的研究。当年研究董仲舒学说时的最大遗憾，是对董氏作为经学家的特定身份注意不够，而《何休评传》弥补了这一缺憾，因此书稿的学术品位与价值都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从1984年到今天，我撰写和出版了多部著作，在海内外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数量虽然比较繁富，但是归结起来，这些成果都是按照两个方向逐次展开和形成的，也就是说近40年的学习和研究基本上是围绕两个重点来进行的。这一是关于中国古代军事史的探讨，包括历代军事思想、古代战争与战略、历代军事制度以及古典兵书的整理与解读等等。出版）。二是有关先秦两汉思想文化史的研究，重点是两汉时期儒学与经学的论述。
在上述两个研究方向上，我都有自己的努力目标，作为一名学者，没有崇高的理想就势必失去耕耘的动力，为了鞭策自己在学术之路上不敢稍有懈怠，避免浑浑噩噩、得过且过的心态出现，就应该树立一生追求的最高目标，古人讲“取法其上，得乎其中”是有道理的。另外，我也不断衡估自己的优势和欠缺，觉得主观上的自己的学术经历、知识结构、行为方式、心态气质、兴趣爱好、价值取向等等，客观上的军事史研究的现状、研究实力、前途展望等等，都适合我将军事史研究作为主攻方向，把思想史研究作为助攻方向。《孙子兵法》讲，“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一个学者能研究什么，不适宜于去碰什么，以什么为突破口，以什么为自身的学术生长点，都应该做到心里有数，免得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孙子的教诲，一直提醒我如何正确审视自己的学术工作，做到扬长避短，有所为有所不为。
这里，我重点说说自己的兵学历史与兵学文化研究。
1988年7月，我从山东大学完成学业，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后，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第三研究室，开始从事中国历代战略、中国古代兵学与军事历史的研究。于我而言，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博士生毕业之前，我的主业一直是研究儒学和经学，时间段则是集中在先秦和两汉。但是，如今阴差阳错，戎服上身，踏入全军最高科研机构的大门，倘若继续抱着“天人合一”“五德终始”这一套不放，那么，我大概不出两年，就会“被转业”，卷起铺盖从军事科学院走人了。一个人的人生道路，往往具有极大的偶然性，用谐趣的话说，就是“踩着西瓜皮，滑到那里算那里”。于读书人而言，什么人生理想，什么学术规划，都是扯谈！到哪座山，就该唱哪座山的歌，这才是生存哲学中的最大道理！由此可见，从跨入军科院大门的那一刻起，我自己的学习和研究重心做相应的调整与改变，由儒学研究向兵学探索的学术转型，乃是理有固宜，势所必然！
然而，当时的我，对于浩瀚如烟海、博大又精深的中国古代兵学之了解，可谓是一张白纸，一无所知。“十年艰难探索期间”，孙子被戴上“法家”的一顶桂冠，缘是之故，其《孙子兵法》一书，也因此被列入“法家著作”，得以付梓出版，自幼就喜欢“乱翻书”的我曾经接触过，至于真正读进去多少，真正明白了多少，那也只有天才知道！除此之外，其他的兵书，我是茫然无知。记得入职前，曾与时任战略研究部副部长的谢国良将军、研究室主任梁巨祥先生、副主任吴如嵩先生有过一次面谈(准确地说，就是“面试”)，其间谢部长随口问了一句：你知道中国古代代表性的兵书有哪些？我应声回答道：那应该是《武经七书》。谢部长微笑着继续说：那好！你就把这七部经典的名字说一下。我搜索枯肠，绞尽脑汁，列举了6部，还有一部《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个例子，足以说明，我当时的兵学基础几乎就是“零”！
但是，既然侥幸地进入了军科院大门，那就得按照所在单位的专业方向和相关游戏规则来办事。“穷则变，变则通”，这个“变”，就是自己尽快地实现学术上的转型，而要达成这个目标，没有捷径可走，只有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地全身心投入，用今天时髦的话说，这就是“恶补”。刚到军事科学院工作的前三年，我做的确实很辛苦。
军事科学院是1958年成立的，首任院长叶剑英元帅高度重视历代战略问题的研究，因此，军事科学院诞生伊始，我所在的研究室也就正式定编起步了，到了我入职的1988年，已有30年的积淀，中华书局的精品出版书籍中的《中国古代战争战例选编》(上、中、下三册)、《孙子兵法新注》皆为该室成员的心血积累，我入职那年，室里的老同志都是师级研究员，大多毕业于“文革”前的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的文史哲院系，这在当时的军队社科人文系统单位中间，可以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这些老同志道德文章，均臻一流，兵学研究造诣精深，积淀深厚，对我们这些睌辈后生，热忱奖掖，大力提携。我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虚心向他们请益求教，以匡不逮，他们都不辞剧烦，耐心予以指点，于是，我的“恶补”，便得以少走了许多弯路，能够事半功倍了！
军事科学院毕竟是全军的科研中心，也是整个国家的军事学术最大的研究重镇。因此，机会还是相对较多的。我一到岗，就很快被带入工作的节奏，先后参与《中国军事史略》《中国军事通史》《孙子校释》《兵圣孙武》等项目的撰写与编纂，边干边学，于是，也慢慢地积累了一点研究心得。1989年5月，以我所在研究室为依托基地的全国性一级学会“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成立，并在山东省惠民县举办了第一届孙子兵法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在参与会议筹办工作的同时，还不揣谫陋，完成一篇题为“五行问题与《孙子兵法》”的习作提交给了会议，这是我平生所写的第一篇有关兵学的论文。这表明我的学术转型进行顺利，我的兵学研究开始渐入正轨了。
我从事军事史的研究，一方面固然是工作的需要，另一方面更多的是发现人们有关军事史的研究刚刚处于起步阶段，该领域尚属于一片有待开垦的处女地，可以成为史学研究新的生长点，所谓“秦失其鹿，而天下共逐之。”我完全可以凭借军科院这个“平台”，比较迅速地进入军事史研究的“前沿阵地”。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以军事史为自己治学的主攻方向，其优势就比较容易得以体现了。因为我一方面受过大学十年系统的历史学专业训练，于史学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基本技能均有一定的掌握；现在又在地方高校执教，接触史学研究的前沿，了解史学研究的趋势；另一方面我又曾从戎十余年，担任过师级领导干部，具有较丰富的军事理论素养和军事实践经验，能够较准确运用军事学特定概念观照和梳理军事历史文化现象。我经常自我解嘲：见从事历史研究的，我说自己是从事军事研究的；见从事军事研究的，我就说自己是从事历史研究的！总而言之，我的特殊的人生经历和知识结构，为自己从事军事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如果说，这些年来我在军事史探索上有所成就，首先要归功于这个背景。这一点，2002年从军事科学院转业，入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直至2023年8月退休，都始终没有什么变化，这也算是自己身上的一个特色吧。
在研究过程中，我始终贯彻了四个基本理念与主要方法：第一，从文献释读、资料积累入手，奠定研究的雄厚基础，努力造就一种注重实证，学贵笃实的健康治学风格。这方面我所做的主要工作，是译注诠释古代著名兵书，整理先秦诸子以及汉唐文集、类书、政书中有关军事文献资料，对一些具体的军事学术问题进行考证辨析。为此我先后撰写了一系列单篇论文，出版了几部具有研究价值的兵书译注读本。这些著述不是坊间常见的泛泛兵法注释、翻译之作，而集中体现了我有关兵学基本文献考镜源流、索隐发微的学术功底，诸凡字词本义、名物典章、概念范畴，均予以正确的解释，同时对兵书的成书年代、版本著录、承传源流、思想主旨、篇题大义、历史影响，均有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注重以具体战例印证相关的兵学原则。应该说，这些努力是有成效的，也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这些大量基础性工作对我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使得我对中国军事文化有了基本的了解，为从事深层次的军事史研究作了资料、文献方面充分的准备，我把它界定为“点”的深化。
第二，从宏观的视野、整体的角度切入，认真梳理先秦两至至隋唐的军事历史发展基本线索，揭示这一时期军事嬗变的内在动因、文化渊源、主要形态、显著特点以及时代精神、历史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我自己有关该时期军事国防问题的理性认识与价值判断。这部分工作，我个人把它定位为我在军事史研究方面“史”的贯通，也就是“线”的勾画。
第三，在把握古代军事史发展基本脉络的基础上，对先秦两汉军事的相关学术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解读，力争在军事学术层面上，对军事史研究的某些关节点予以突破或开拓。我把这理解为是“理”的升华，也可以说是“面”的提高。这就我本人而言，是军事史研究领域中最艰难的跋涉，但同时也是最有意义的努力。这方面的工作结晶，自然是2002年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刀剑书写的永恒：中国传统军事文化散论》一书，以及其他散见于海内外各类报刊的多篇学术论文。该书的基本内容包括五个部分，更具体地说，即一个总论和四个分论。其中总论部分就传统军事文化的核心内容展开阐释，诸凡统一战略的运用、传统国家安全观念的构建、古代军队改革的得失、古代军事预测的递嬗、先秦兵要地理的沿革、武圣人名号的嬗变等军事文化现象，均予以全景式的勾画，在纵向的方面，为中国军事史的发展建立起一个清晰的坐标。在四个分论部分，则从纵深的视角切入，透析了古典兵学的演进轨迹、地域特征、文化背景，并以《孙子兵法》、《司马法》、《吴子》、《三略》、《李卫公问对》等著名兵书为对象，总结了兵学文化形成的历史渊源、学术内涵、文化特征、历史影响，使中国古典兵学的绚丽风姿得以展现在世人眼前。与此同时，我还通过对诸子百家军事思想的解读，力求从更广阔的范围内完整地体现传统军事文化的全貌。这样又从横向的层面，为中国军事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厚重的参数。至于具体的学术探讨，务去陈言，索隐发微更是该书的努力方向，也是该书的显著特色。这既体现于宏观命题的开阖论说，也反映微观细节的精审考辨。就前者言，我将先秦兵学的演进历程概括总结为四个基本阶段：即以甲骨卜辞、《周易》为代表的前理性时期，以古代王者司马法为载体的“军礼”时期，以《孙子兵法》诞生为标志的“兵法”时期，以《六韬》面世为象征的综合融汇时期，就是多年苦心经营所得的独到之见，并为学术界所认同。至于将秦汉兵学发展的文化特征归纳为兵学主题的转换与兵儒合流的发轫，也属于不囿成说的看法。另外将先秦诸子军事思想的异同概括为崇尚人本精神与执著功利原则、构筑理想境界与讲求操作功能、突出对立特征和凸显融汇趋势这三点，同样自成一说，足资启迪。就后者言，我论证了《孙子兵法》与古司马兵法之间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关系，揭示《孙子》诸多军事原则源本于古司马兵法的基本教条；指出孙子“伐交”的本义是通过布列阵势、显示实力，震慑敌人而逼迫其退缩或降服，它是三代与春秋时期通行的“观兵”威敌之法的理论总结和升华，是孙子想定战争程序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非通常所称的以外交斗争制服对手；文献所记载的战国各国兵员数额当为可供征发兵员数，而非各国实有兵员的数额，等等，都是我经过翔实考证后得出的结论，澄清了长期以来层叠累积而形成的学术误解，于深化军事史研究或许不无裨益。
第四，立足于现代人的立场、观点，按现代人的思维模式和话语系统，致力于实现军事历史研究对象客体和研究者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圆融，在揭示军事嬗变的内在规律，着重借鉴和汲取其中具有超越时空性质的价值内涵，为当今社会生活提供智慧的启迪，理性的昭示。至于在表述方式上，则注重叙事的平民化、文本的生动化，尽量放下学术著作貌似高深的“贵族”身段，坚决排斥伪崇高、伪高雅，努力消弥研究者与一般受众之间的畛域，用亲切自然的方式叙述高深精确的学术内涵，雅俗共赏，深入浅出，从而感化挹注，激发尽可能多的人对军事历史生发兴趣。总之一句话，我追求的是“芙蓉出清水，天然去雕饰”的理想境界。我把自己的这些努力，确认为是研究功能的转化与思维的延伸，也即“网”的辐射。军事史研究与历史学其他门类的研究一样，首先是求“真”的追求，即讲求科学理性，努力再现真实可信的历史面貌，但同时也是致“用”的希冀，所以借古鉴今、提供启迪永远是军事史研究者的使命之一。当然与纯学理的研究相比，这种带有强烈功利色彩，有时甚至不乏“立竿见影”特点的研究理念及方法，只能处于次要或从属的地位，否则就会酿成古今比附的风气。然而，这种主次关系的定位，并不排斥“致用”做法在一定范围内、一定情况下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也做了一些“短、平、快”性质的对策性研究，为有关主管部门先后撰写了《中国历史上实现国家统一的基本经验及其启示》、《中国历史上势力上升时期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国古代军队改革的经验与教训》等一系列咨询研究报告，及时满足了高层决策部门的咨询需要。这类成果，就自身学术内涵而言，也许并没有值得特别注重之处，然而若是从借鉴和汲取古典兵学中具有超越时空性质的精粹，为现代国防建设提供启迪和智慧的角度考虑，则不失为不可或缺、积极便捷的有效途径之一，而且对于阻遏社会上有意无意使军事史研究沉沦为边缘化的倾向同样具有意义。
应该看到,军事史研究遭到冷落,除了整个社会日益被功利心态与氛围所包围和充斥这个因素外,也与军事史著述表述上形式机械、观念陈旧、故作高深、顾影自怜直接相关;我在研究过程中,始终注意避免犯类似的错误,除了少数严谨刻板的考据性文章外,一般的论著都能够朝着雅俗共赏、深人浅出的方向努力。我坚持认为军事史研究走向成功的标志之一,是科学与艺术相统一的研究方法之高明运用,这大致表现为厚实的史学功底、饱满的军事素养、深刻的哲学思辨与优美的文学语言这四者的有机统一、融合一体。即在科学严谨、准确全面的基础上,做到生动美妙,富有诗情画意。如此,方可以化腐朽为神奇,融认知于审美,克服通行的军事史论著中千人一面、枯燥沉闷的弊端,使军事史著述升华为一种美文,拥有不朽的生命力,从而赢得读者,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教育功能和启迪价值。为此,我除了在《孙子评传》、《先秦喋血》、《中国古代的皇权与将帅》、《名战史话》、《春秋后期霸权兴衰大起底》、《改变春秋史的十四场战争》、《孙子兵法十八讲》、《诸侯的天下》等著作中认真实践上述观念,还撰著和出版了《大写的历史》《第三种方法读历史》《最是高处不胜寒》等多本读史随笔集,在《光明日报》、《文汇报》、《北京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华读书报》、《学习时报》、《中国文化报》、《科技日报》、《大众日报》、《民主与科学》、《博览群书》等报刊上发表了数量较多的史学随笔,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同时对我来说,这项工作本身也是自我心灵偷悦、精神慰藉的一种美好体验。
光阴如梭，转眼间40余年过去了，自己生理上已渐渐步入晚年，学术上自然也到了该淡出业界的辰光。之前怎么也没有想到，兵学研究会成为自己谋取生计的“主业”，而大学十年期间仰之弥高、汲汲追求的儒学研究反而成了偶尔客串、不问收获的“副业”。稍可欣慰的是，退休之前，在志同道合同行的鼎力支持下，在兵学历史研究方面，牵头主编了七卷本的《中国兵学通史》，在兵学思想研究方面，牵头撰写并出版了《中国兵学思想史》。在兵学学术文化研究方面，牵头撰写并出版了《兵学学派研究》。在出土兵学文献研究方面，牵头组织了国家“十四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出土文献与兵学文化研究》系列丛书的撰写。接下来，就是做系统的中国兵学文献整理工作了。这是一场漫长的学术跋涉，走得磕磕碰碰、踉踉跄跄，但是，我没有丝毫的遗憾，更没有任何的后悔，因为，这种生命的体验，是充实的，是生动的，当然，也是美好的。
而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这部文章结集，就是这种美好生命体验的一个缩影！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并不吝赐教！
是为序。
黄朴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