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系诸葛亮所撰的《便宜十六策》有言：“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有能之将，无制之兵，不可以胜。”很显然，军事制度建设是保持和提升军队战斗力的一大重点，故历代兵家皆强调“制必先定”。《尉缭子》的重要性，除了它既是现存“兵形势家”的唯一著述，又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了法家思想对战国兵书的渗透与影响之外，更体现它保存了大量弥足珍贵的战国军事制度的原始资料。其军事法规篇目，在今本全书中所占的比重多达三分之二。《六韬》中的军制专篇，为数也在不少，《立将》《武车士》《武骑士》《王翼》《教战》《将威》等等，皆为申述军制的重要篇章。《军礼司马法》，《孙子》中有关“法者，官道，曲制，主用”，“修道而保法”，“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令素行以教其民”等等论述，今本《吴子》六篇中“论将”“治兵”“励士”等篇什，皆属制度层面的内容。而从实践层面来说，汉初，韩信“申军法”，与萧何“次律令”、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等，性质相同，都是制度上的建设。应该指出的是，这里韩信所申的“军法”，与后来《汉书.艺文志.兵书略》中所言的“张良、韩信序次兵法”的“兵法”，在属性上并不一样。“军法”是制度条目，而“兵法”乃是兵学理论类图书。
于是，问题就来了，为何《汉志》兵家类下，将兵学典籍区分为四大类，形成所谓的兵家四大流派(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而中间独独缺漏了十分重要的“兵制度”一类。个中之原因也许非常复杂，是个大的课题，要说出个子丑寅卯，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需要考镜源流，辨章学术，发隐甄微，提玄钩要，方能有所发明，这是我这样的学术随笔所无法承担的任务，有俟高明者赐教。尽管如此，我还是乐意做一些貌似合理的推测，尽可能致力于常识立足，逻辑自洽。
我个人蠡测，《汉志》“兵书略”未列“兵制度”，很可能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
一、制度是纲纪，应该由国家层面来决定和颁布，普通人不得染指，这就是《左传.成公二年》中引述的孔子所言：“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萧何的“律令”，是国家的“成宪”、法规，性质不同于一般的书籍，所以，归入“六艺”“诸子”“诗赋”中的任何一略，都不合适，因此，不能以普通的书籍视之，其不能单列为图书文献，也是很自然的。同样的道理，韩信所申明的“军法”，是军中的典章制度，法纪法规，性质上也不是普通的图书文献，与“兵书略”中的“兵权谋家”等四大学派的书籍之间有区隔，既然制度类的文献典章，基于其性质的原因，无法被收入“兵书略”之中，那么，自然没有可能“无中生有”开列出“兵制度”之类的学派名目。
二、国家制度是一个系统，一个整体，军事服务于政治，也依附于政治，在先秦时期政治家、军事家的眼里，军制其实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战国之前，文武不分职，官事可摄，军政一体，所谓“作内政而寄军令”，正是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一大特色，军制已在政制大系统中有妥善安排，在“五礼”之中，“军礼”与“吉礼、凶礼、嘉礼、宾礼”等相同列，成为“五礼”之一，“夏官司马”为《周礼》“四官”之一。其下，有“大司马”“小司马”“司险”“候人”“射人”“司兵”“司戈盾”“司弓矢”“戎右”等系列职官制度系统，职名与相关职掌，都有十分明确的规定，这都本该是属于军制的内容，现在却合在整个国家制度系统之内，除《周礼.夏官》之外，《周礼.春官》《周礼.秋官》中亦多有军制的内容记载，如《春官.大宗伯》云：“大宗伯……以军礼同邦国。大师之礼，用众也；大均之礼，恤众也；大田之礼，简众也；大役之礼，任众也；大封之礼，合众也。”总之，军事领域中所有制度性的问题既然都已有了合理的解决，相关文献都有了妥善的归位，那么，自然不必再叠床加屋，另起炉灶。另外，在上古时代，人们普遍认为“兵刑一体”，汉时，去上古未远，这种观念，是一般学者根深蒂固、习以为常的认知，这一点也可以从《汉书.刑法志》中得到某种佐证，其有关刑法问题的历史溯源，就是按“兵刑同源一体”的逻辑逐一展开的。为了避免徒增治丝益棼的困扰，不刻意将“兵制度”独立成为专门的制度门类，似乎也能够做到逻辑上的自洽。
三、在刘向、任宏等人系统整理兵学典籍，刘歆在此基础上编纂《七略》，东汉班固则依据《七略》撰著《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这三个阶段中，他们都对相关的兵书，分别进行了必要的调整与重组。把包含制度内容较多的图书，做了适度的处理。这一点，从刘歆《七略》到班固《汉志》，体现得尤其明显。例如《司马法》，在《七略》中，是为“兵书略”之一种，但到了《汉书.艺文志》这里，它受到了重大的调整，被迁出了“兵书略”，而整合归入了“六艺略”下的“礼部”，称为“军礼司马法，155篇”。又如，《尉缭子》一书因为涉及制度方面的内容过多，与“兵形势”所言的“雷厉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的特征不尽一致，于是同样遭遇了调整重组的命运，被整理者按性质区分成为两种，一部分内容继续保留在“兵书略”之中，仍归入“兵形势家”，余下的那部分论述制度的内容，则是从“兵书略”中被移除，改为归入“杂家”。经过这些重新的梳理与整合，系统的制度类方面的兵学文献，即使还有少量的“漏网之鱼”，这时也完全无所遁形了，最终还是会从“兵书略”中被基本排除，这样一来，也就自然没有必要在兵家四大学派之外增设“兵制度家”的名目了。
军队的治理，必须通过制度的建设与健全来实现。其主要内容不外乎是：将帅的拔擢任用，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士卒的管理与训练，兵役的组织和实施，军队的编制体制规划，军纪军法的申明，赏罚措施的推行，军事后勤的保障与军事装备的管理，等等。总的目标就是要造就一支令行禁止，进退有节，赏罚严明，内部团结，训练有素，武艺娴熟的军队，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毫无疑问，缺失“制度类”的兵书，对古代兵学发展与成熟的整体完善而言，是一个相当大的缺憾。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宋代，因陈傅良《历代兵制》的诞生而得以根本的改变。而宋代之所以能出现这种情况，发生这样的变革，原因也许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宋代文化政策宽松，士人不仅怀疑“子”书，甚至也怀疑地位至高无上的“经”。如当时贬孟活动达到高潮迭起，贬孟言论风靡一时，就是一例。这分别见于何涉《删孟》、司马光《疑孟》、李觏《常语》、苏轼《与孟子辨》、陈次公《述常语》、傅野《述常语》、刘原父《明舜》、张俞《论韩愈称孟子功不在禹下》、刘道原《资治通鉴外编》、晁以道《奏审皇太子读孟子》、郑叔友《艺圃折衷》、冯休《删孟》、邵博《闻见后录》、叶适《习学记言》、张九成《孟子传》等。李觏等的非孟言行，甚至被时人写入故事广为流传。《坚瓠集》卷四：“或献李泰伯诗曰：‘乞丐如何有二妻，邻家焉得许多鸡，当时自有周天子，何必纷纷说魏齐’！”无名氏《道山清话》：“李觏······不好佛，不喜孟子，而爱饮酒。一日有达官馈酒数斗，泰伯家酿亦熟。一士人知其有酒，乃作诗数首，以骂孟子。曰：“完廪捐阶未可知，孟子深信还可痴。丈人方且为天子，女婿如何人杀之。”李大喜，与之流连数日，所谈无非骂孟子也。”在这样大的文化氛围中，对军政方针、军国制度的得失自然也敢于“妄议”，指摘批评，放言无忌。
二是宋代兵学的专业化、专门化学术大趋势的驱动，宋代兵书分门别类，更加专业化。宋代兵书有延续前人传统，对兵学问题进行综合性研究的，如《虎钤经》；有专门研究军事制度的，如《历代兵制》；有讨论攻守城问题的，如《守城录》；有大型的兵学类书，如曾公亮等人编撰的《武经总要》；有具体讨论各种战法战术的，如无名氏的《百战奇法》；有对军事历史人物、事件进行评论的，如《何博士备论》；等等。既然攻守城、人物评论、战例分析等专题都可单独成书，那么，对历史上军事制度经验与教训进行回顾与总结，自然也是顺乎自然、合乎逻辑的事情。
三是历史上制度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已经有了大量的积累和沉淀，素材已相当丰富，得失也已足资启迪，这对于当时的兵学研究者来说，物质上的条件已基本具备，可以有充分的资源可供借鉴和总结，在这样的背景下，专门论述军制及其演变的兵学著作遂应运而生，而陈傅良的《历代兵制》一书则可谓“导夫先路”。
——本文已刊于《孙子兵法研究》202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