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据《论语·宪问》，孔子主张“以直报怨”，而对“以德报怨”则并未明确表示赞成或反对。通过考察《论语》中关于“直”、“怨”的各种论述，结合历代学者的相关观点，可以得出：“以直报怨”中的“直”，应该包含诚实、无私、符合通权达变原则的正直、等值、合乎礼的直率等丰富的含义；“以德报怨”的情况比较复杂，其中有的体现了人们不计前嫌、公而忘私的高尚品德，有的则反映了一些人的虚伪和充满私心的算计，因此，对于“以德报怨”，我们不能简单地予以肯定或否定；“以直报怨”既包含“以德报怨”中值得肯定或提倡的内容，又包含“以德报怨”中所没有的对怨恨对象采取相应报复措施的内容，因此是一种更为全面、合理的报怨方式。
【关键词】孔子；直；怨；以直报怨；以德报怨
文章出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
怨是人类心灵中一种十分常见的情绪，当一个人遭到不公正的待遇，受到他人的欺凌，甚至当他人的意见与自己不合的时候，心中都有可能产生怨的情绪。然而，怨又是一种十分负面的情绪，如果心中积怨久久不去，必会对身心健康造成明显的伤害。尤其是当人们心中有怨时，又极易产生报复的心理甚至付诸行动，这便会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因此，关于如何对待怨，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曾有过大量的讨论，提出了“以德报怨”、“以怨报怨”、“以直报怨”等观点。“以德报怨”与“以怨报怨”的意思较易理解，对于“以直报怨”，则自孔子首次提出后，人们对它的含义一直充满争议，迄今未有确解。另外，关于孔子对待“以德报怨”的态度，即孔子是主张“以德报怨”还是反对“以德报怨”，学者们亦有不同的意见。本文拟以《论语》中关于“直”和“怨”的论述为依据，结合历代学者关于“以直报怨”、“以德报怨”的讨论，试图对“以直报怨”的含义及孔子对待“以德报怨”的态度作出新的、合理的解释。
一、对《论语·宪问》中“以直报怨”含义的诸种不同解读
《论语·宪问》中记载了一则关于应当如何报怨的对话：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关于这段对话，值得我们注意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以德报怨”指的是用恩惠来回报怨。其中的“德”，是恩惠、恩德的意思，如何晏说：“德，恩惠之德也。”朱熹说：“德，恩惠也。”其中的“怨”，学者们多释为仇怨、仇恨或怨恨，如邢昺说：“以恩德报仇怨。”杨伯峻说：“拿恩惠来回答怨恨。”
其次，孔子对“以德报怨”的观点没有明确表示态度，而是反问：“何以报德？”意即如果对你所怨的人用恩惠来回报，那么对你有恩的人，又该拿什么来报答呢？在孔子看来，用恩惠来回报，应该用在对你有恩的人身上，即所谓“以德报德”。因此，邢昺释“何以报德”说：“言若报怨既用其德，若受人恩惠之德，不知何以报之也。”康有为亦说：“言于其所怨既以德报之矣，则人之有德于我者，又将何以报之乎？若报怨以德，报德以德，则人施德者且怨其甚，则无人以德施人，是不可行也。冤亲平等之高论非不能言，无如‘无以报德’一语可诘倒。”
再次，孔子认为正确的“报怨”方式应是“以直报怨”。关于“直”的含义，存在诸多不同的解释，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种。一是“直道”。“以直报怨”，即用直道来回报怨，如皇侃说：“言与我有怨者，我宜用直道报之”。二是至公而无私。“以直报怨”，即以至公而无私来回报怨，如朱熹说：“于其所怨者，爱憎取舍，一以至公而无私，所谓直也”。三是正直或公平正直。“以直报怨”，即用正直来回报怨恨，如杨伯峻说：“拿公平正直来回答怨恨”。四是等值、相当。“以直报怨”，实即“以怨报怨”，如刘笑敢说：“‘以直报怨’，或者更通俗形象的说法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李零亦说：“这里的‘直’，其实应读为‘值’，是以怨报怨。”
实际上，“直道”即正道，意为正确的原则、道理；“正直”意为公正无私、刚直坦率。因此，上述学者把“直”或释为直道，或释为至公无私，或释为公平正直，意思其实是差不多的，都是指公正无私的态度或正确的原则。把“以直报怨”释为用公正无私的态度或正确的原则来回报怨，当然说不上有什么不对，但是它无疑存在一个十分明显的问题：在落实到具体的“报怨”行动时，显得有些空泛，不易准确把握。相反，把“以直报怨”释为以怨报怨，则更具可操作性，但这样的解释亦存在一个十分明显的问题：若“以直报怨”即“以怨报怨”，那么孔子直接说“以怨报怨”即可，为什么要用容易引起歧解的“直”呢？
正是因为认识到“以直报怨”必须有效地落实到具体操作的层面，故一些学者对它作了进一步深入的解释。例如，在《论语或问》中，朱熹认为，“以直报怨”的关键在于“不以私害公，不以曲胜直”，即不能因为个人的私怨而在报复时违背正道，而应“一视夫理之当然”：“以直云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胜直，当报则报，不当则止，一视夫理之当然，而不为己之私意所罔耳。是则虽曰报怨，而岂害其为公平忠厚哉……若小加委曲，而害夫天下之公焉，则亦君子之所不敢为焉”。而在吴嘉宾看来，所谓“以直报怨”，就是以内心无怨为标准来对待怨，这包括三种情况：一是对于某种怨，如果不去报复，心中便不能平衡，那就应该去报复；二是虽然有怨，但心中并不把它当回事，那就不用去报复；三是虽然心中有怨，但理智上告诉自己不应该去怨，从而也不用去报复。因此，他所认为的“直”主要是一种心理感受，体现的是诚实、不虚伪的特点。
对于孔子“以直报怨”的观点，历代学者大多表示赞同。例如，朱熹说：“此章之言，明白简约，而其指意曲折反复。如造化之简易易知，而微妙无穷，学者所宜详玩也”，康有为说：“孔子之道不远人，因人情之至，顺人理之公，令人人可行而已，非有凿而深之，加而高之，此所以为中庸大道，而天下古今所共行也”。
然而，也有学者反对孔子“以直报怨”的观点，认为其不如“以德报怨”合理。例如，刘师立说：“若以直报怨，怨何由已，当时孔子故有所激而言，终不若报之以德为善也”，刘笑敢说：“‘以直报怨’应该起到遏止错误行为或罪恶的作用，但是因为对错误、恩怨的看法往往各不相同，‘以直报怨’就常常变成累积新怨……特别是在有利害冲突的情况下，‘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只能延续和加剧恩怨仇报，而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恩怨仇报……当多数人接受‘以德报怨’的原则时，人类才可能有真正的可靠的和平与和谐”。
综上所述，关于孔子的“以直报怨”，需要明确的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以直报怨”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二是“以直报怨”的观念是否合理。当然，这两个问题亦是密切关联的：“以直报怨”的观念是否合理，有赖于我们对“以直报怨”的含义的准确理解。因为在《论语》中，孔子对“以直报怨”的含义并未作进一步明确的解释，而“直”又是一个多义字，有公正、正直、直爽、相当等多种含义，所以，学者们对“直”及“以直报怨”的含义有不同的解释是十分正常的事情。现在的问题是：在上述各种解释中，哪一种解释最符合孔子的本意呢？或者说，孔子在这里说“以直报怨”，究竟想表达怎样的意思呢？要回答上述问题，一个较为合理或有效的做法，便是综合分析《论语》中关于“直”、“怨”等的各种论述，看看它们能为我们确定“直”及“以直报怨”的含义提供怎样的参考和启发。
二、《论语》中关于“直”、“怨”的论述及“以直报怨”的确切含义
要弄清楚“以直报怨”中“直”的含义，首先需要把握其中“怨”的含义。由前面的分析可知，学者们通常释“怨”为怨恨或仇怨、仇恨，然而，怨恨与仇怨、仇恨的意思并不完全相同。仇恨意为强烈憎恨的情感，仇怨侧重于表达仇、仇恨的意思，而怨恨则侧重于表达怨和心中不满的意思。在实际应用中，仇恨与怨恨亦存在明显的区别，例如我们可以说“他对敌人充满仇恨”，但不宜说“他对敌人充满怨恨”；我们可以说“他怨恨父母偏心”，但不宜说“他仇恨父母偏心”。这说明，仇恨与怨恨虽然都用来表达某种憎恨或不满的情绪，但两者的程度是不同的，仇恨比怨恨的程度要深，故《汉语大词典》释仇恨为“因利害矛盾而产生的很深的怨恨”。
因此，把“以德报怨”、“以直报怨”中的“怨”释为仇怨、仇恨或怨恨，会直接影响对“以德报怨”、“以直报怨”含义的理解。例如，有的学者把“以德报怨”、“以直报怨”中的“怨”释为仇怨，从而认为“报怨”涉及如何对待君父之仇的问题：“圣人终不使人忘怨，而没其报复之名者，亦以见夫君父之仇，有不得不报者，而伸夫忠臣孝子之心耳……当报而报，不当报而止，是即所谓直也”。
然而，明代学者郝敬认为，“以德报怨”、“以直报怨”中的“怨”，只涉及“士君子涉世存心之常”，不应包含君父之仇的内容：“解者动引《礼》与《春秋》复君父之仇，谓圣人有必报之怨。夫君父之仇，世上有几？此论士君子涉世存心之常耳，未可引君父为例，教学者修怨也”。
由上可知，若把“以德报怨”、“以直报怨”中的“怨”释为仇怨，则自然会涉及如何对待君父之仇的问题，那么，在通常情况下，便不能“以德报怨”了：别人杀了你的君父，你还用恩惠去报答人家，这岂不是禽兽不如？至于在君父之仇上如何“以直报怨”，则极易侧重于如何报仇雪恨的问题。若把这里的“怨”释为怨恨，“以德报怨”、“以直报怨”涉及的便是当他人冒犯或伤害了你，让你产生了埋怨、责备或愤恨的情绪时，你该如何去对待、去报复，从而更多地与“报怨”者自身的素质、修养相关。由此，这里的“怨”究竟应该指仇怨还是怨恨呢？因为孔子没有明说“报怨”的“怨”指的是什么，所以，关于这里的“怨”的含义，我们最好还是从《论语》的相关论述入手来理解。
在《论语》一书中，“怨”字共20见。对此，从一些较有影响的当代《论语》研究者的解释来看，杨伯峻的《论语译注》除了把《述而》中“怨乎？”、“求仁得仁，又何怨”的“怨”释为怨悔，把《阳货》中“《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怨”释为讽刺方法，把《微子》中“不使大臣怨乎不以”的“怨”释为抱怨，其余均释为怨恨，无一释为仇怨、仇恨者。杨逢彬的《论语新注新译》除了把《里仁》中“劳而不怨”的“怨”、《宪问》中“没齿无怨言”的“怨”释为埋怨，把《述而》中“怨乎？”、“求仁得仁，又何怨”的“怨”释为怨悔，把《阳货》中“《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怨”释为抨击时政，把《微子》中“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中的“怨”释为抱怨，其余均释为怨恨，亦无一释为仇怨、仇恨者。李泽厚的《论语今读》除了把“以德报怨”中的“怨”释为仇怨（但他把“以直报怨”中的“怨”又释为怨恨），其他亦均释为怨恨、埋怨、抱怨等。这就说明，除了对于《宪问》中“报怨”的“怨”字，个别学者有不同的解释，《论语》中其他的“怨”字均非仇怨、仇恨的意思。综合来看，绝大多数学者都是把“报怨”的“怨”释为怨恨。因此，把“以德报怨”、“以直报怨”中的“怨”释为怨恨，无疑比释为仇怨要更为恰当。
明确了“怨”的含义，我们再来看“直”的含义。在《论语》中，除了“以直报怨”中的“直”，一共出现了21个“直”字。具体分析它们的含义，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主要指正直：
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
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
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颜渊》）
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颜渊》）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子路》）
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卫灵公》）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卫灵公》）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季氏》）
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微子》）
以上引文中的“直”字，古今学者大多释为正直。不过也有例外，如对于“人之生也直”，学者们通常释为人能生活在世上是因为正直，然而，刘宝楠认为，这里的“直”应是“诚”，即诚实不欺的意思：“盖‘直’者，诚也。诚者，内不自以欺，外不以欺人”。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子路》篇中叶公与孔子关于什么是“直”的讨论：叶公认为，父亲偷羊，儿子把父亲告发了，该儿子的行为是正直的；孔子则认为，父亲偷羊，儿子为父亲隐瞒，这才是正直的行为。由此可见，虽然正直的意思是十分明确的，意为公正坦率，但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公正坦率，亦并非易事。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如果“以直报怨”中的“直”意为正直，那么在具体的报怨行动中，怎样做才符合正直的原则，是需要仔细思量的。
第二类主要指直率、直爽：
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公冶长》）
直而无礼则绞。（《泰伯》）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泰伯》）
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阳货》）
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阳货》）
恶讦以为直者。（《阳货》）
其中，值得我们注意的主要有两点。第一，孔子所认为的“直”应包含诚实和无私的品德，因为据《公冶长》中的记载，孔子指出微生高不够直率，因为当有人向微生高借醋时，他没有醋，但是他并没有向对方说明这一事实，而是从邻居那里借来醋给了这个人。不向对方说明事实，说明微生高不诚实；从邻居那里借醋给这个人，说明微生高有市恩之私心。第二，所谓直率、直爽，指心地坦白，言语、行动没有顾忌，但这在孔子看来并非完美无缺之德行，因为孔子明确说：“直而无礼则绞”，“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其中的“绞”指急切。这说明，只有通过学习提升、符合礼的要求的直率才是值得提倡的。因此，把“以直报怨”中的“直”简单地理解为直率、直爽也是不妥的。
综上所述，一方面，正直、诚实、无私、经过学习而符合礼的直率，这是孔子所提倡的与“直”相关的品德，因此，“以直报怨”中的“直”，应该包含上述诸种含义或至少与上述诸种含义不相冲突。另一方面，在上述与“直”相关的诸种品德中，判断某种行为是否诚实、无私、直率且符合礼的要求相对容易，但是判断某种行为是否正直，则在有的情况下并无简单、明确的现成答案，而是与人的认识水平和修养素质有关。以《子路》篇中记载的叶公与孔子关于“直”的讨论为例，叶公的逻辑应该是：父亲偷羊，这是违法的行为；既然是违法的行为，儿子就应该告发父亲，因此，儿子告发父亲，其行为是正直的。孔子则认为，儿子告发父亲，这会影响父子间的亲情，影响家庭关系的和睦。更为重要的是，儿子告发父亲，就是不孝，而传统社会认为百行孝为先，所以儿子不应告发父亲，而应为父亲隐瞒，这才是正直的行为。这里涉及的其实是一个公法与私情的关系该如何处理的问题，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一个不断被讨论的重要问题。
由此，我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孔子关于“权”的论述。在《论语·子罕》中，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这里的“共学”、“适道”、“立”、“权”，说明了为学的顺序和境界。其中，学习是开端，一个人通过学习，掌握了一定的知识后，便要确立自己正确的奋斗目标，这就是“适道”；确立了正确的奋斗目标后，必须持之以恒，固守不变，方能获得成就，这就是“立”；能够坚守正确的原则，但又不能拘泥固执，而是要灵活变通地加以运用，这便是“权”。因此，在孔子看来，能掌握“权”，方是为学的最高境界。
但是，对于“权”的理解和运用却并不容易。“权”的实质是通权达变，即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灵活变通地处理问题。然而，既然是原则，就应坚定不移地加以遵循，又怎么能灵活地加以变通呢？灵活变通之后还能符合原则吗？对此，《孟子·离娄上》举了这样一个例子：“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男女授受不亲，这是古代社会在通常情况下必须遵守的原则。但是，当嫂子溺水，面临生命危险时，在男女授受不亲与不能见死不救两个原则之间加以权衡比较，发现不能见死不救的原则更为重要，于是便对男女授受不亲的原则加以变通，这就是权。与此相类，臣子要忠于君主，这是古代社会的原则；但是，当君主荒淫无道，给民众带来巨大灾难时，有能力的臣子就会起而推翻这个君主。汤武革命推翻夏桀和商纣王之所以得到人们的肯定，就是因为他们在关键时刻能通权达变，而不是愚忠到底。
由此可见，要做到“权”，有一个关键之处，就是当面临某种特殊情况时，不能受某种固有原则的禁锢，而应想到与之不同的其他应对原则，通过对这些原则加以比较衡量，然后再确定一种最为合适的行事原则。这就需要既对这些原则有充分的了解和掌握，又要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去选择其中最恰当的原则，只有能同时做到这两者，才是真正的行“权”。否则，只知灵活变通，根本不遵循相关的原则，那便是任意胡来，而不是行“权”。
因此，以孔子对“权”的论述为参考，再结合孔子与叶公关于什么才是“直”的讨论，可以得出这样一种认识：孔子所说的“直”有正直的含义，但是，判断某种行为是否正直，或者怎样做才符合正直的原则，则需要人们具有通权达变之能力，因此，符合通权达变原则的正直亦是“以直报怨”中“直”的含义。这就意味着，孔子“以直报怨”的观念，并不是给人提供某种具体的、现成的报怨方法，而是为人们指明了“报怨”时必须遵循的某种原则，这种原则与“报怨”者的认识水平、修养素质等存在密切的关系。
具体而言，在“报怨”时应该怎样按照“直”的原则来行动呢？对此，孔子并没有为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但是综合《论语》中与“怨”相关的各种论述，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以下三点启发：
一是必须正视自己心中的怨恨情绪。当你怨恨某人，并且此种怨恨无法消除时，你至少应该做到不要把此种怨恨藏匿起来而与对方交朋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公冶长》）不藏匿怨恨，不与所怨恨的对象交朋友，这体现的是“直”中的诚实、直率之义；当然，某种程度上亦隐含“直”中的等值之义，即对所怨者必须采取相应的报复措施，如不匿怨、不与之交友之类。
二是要努力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和修养素质，尽量克服或消除内心的怨恨情绪，从而尽量让自己无欲报之怨，这无疑可以视作“以直报怨”的一种特殊的形式。孔子认为，“怨”是一种不好的心理情绪，它往往与人们过分看重利益、修养素质低下等有关：“放于利而行，多怨。”（《里仁》）因此，通过严格要求自己，提高自身素养，可最大限度地消除怨的情绪：“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公冶长》）“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卫灵公》）故吴嘉宾说：“苟能忘怨而不报之，亦直也。”通过自身修养的提高而消除内心的怨恨，主要体现的是“直”中的无私之义。
三是仁者无怨。孔子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述而》）“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因此，做到无怨，是孔子追求的目标。而仁者之所以无怨，是因为仁的实质是爱人，一个爱所有人的人，又怎么可能去怨恨他人呢？因此，对于仁者来说，所谓“以直报怨”，便是以仁爱之心对待天下之人。
以上述认识为基础，结合前面所述的孔子关于“直”的思想，我们可以对其“以直报怨”的思想作出以下概括：
“以直报怨”主要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其一，要以诚实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内心之怨。当他人对你的冒犯、伤害让你产生明显的怨恨情绪时，首先要明确自己的这种怨恨情绪是否正当合理，若此怨恨完全是由自己的言行失当而招致，便应努力加以消除；若此怨恨是正当合理的，过错完全或主要在对方，则应进一步扪心自问：此怨是否必须去报？随着时间的推移，或随着自己认识和修养水平的提高，此怨能否自行消除？若能消除，便应弃之不报。若经过反复思量，甚至在自身修养素质已有很大提高的情况下，此怨仍不能从心中消除，那么此怨便为必报之怨。“匿怨而友其人”（《公冶长》），则为人所不齿。其二，当明确某种怨恨必须去进行报复的时候，应该采取正确的报复办法。至于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当然会因人、因事而异，但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必须符合正直的原则，切忌挟私报复，报怨过当。因此，这个意义上的“以直报怨”的“直”，既有正直的意思，亦有诚实无私和等值的意思。所谓的正直，应是符合通权达变原则的正直；所谓的等值，亦即前面李零所说的“这里的‘直’，其实应读为‘值’”，有对等、相当的意思。除此之外，“以直报怨”的“直”还应有一个含义，即经过学习而符合礼的直率。因为对于内心之怨，我们固然不能把它藏匿起来，自欺欺人，但也不能不分场合地表现于外，而要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礼的规定。因此，“以直报怨”的“直”是一个多义字，仅从一个层面去理解，是存在偏颇的。
在关于如何报怨的问题上，孔子之所以主张“以直报怨”，而不说“以德报怨”或“以怨报怨”，除了“以德报怨”的含义比较特殊（对此，下文将有详细的论述），“以怨报怨”则会导致冤冤相报，无有竟时，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因，便是充分考虑到人类心理的复杂性，只有用复杂的方法应对复杂的心理，才能使我们的行为尽可能地趋于正确、合理。那种简单直接的表述或规定，往往是以牺牲准确性和丰富性为代价的，因而也是存在偏颇的。前引刘师立等人的观点，认为“以直报怨”会导致怨的延续和加剧，因此不如“以德报怨”更为合理、有效，这样的观点，一方面对“以直报怨”作了简单化的理解，认为“以直报怨”即“以怨报怨”；另一方面则对“以德报怨”作了片面的理解，只看到“以德报怨”合理的一面，而忽视了“以德报怨”有可能带来的后患：用恩惠来报答怨恨的方式，看似大度能容，实际上却极易破坏社会既定的规则，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因为既然伤害他人或作恶不需要付出代价，甚至还能得到报以恩惠的好处，这不是鼓励人们去作恶吗？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孔子所说的“以直报怨”的方式，在具体操作和实施上无疑也是存在难度的，因为要真正做到诚实无私，达到通权达变的境界，让自己的报复行为符合礼的要求，都是较为不易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以直报怨”的方式是立论过高、不切实用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努力以“以直报怨”为原则对待怨恨和报怨之事，虽然不能做到尽善尽美，但只要努力按此原则去实行，我们便会少犯错误，少走弯路，从而不致为自己的行为失当而追悔莫及。
三、孔子是否反对“以德报怨”
在《论语·宪问》中，当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这种做法怎么样、好不好时，孔子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何以报德？”并接着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对此，不少学者认为，这表明孔子是反对或不主张“以德报怨”的，因为孔子认为正确的做法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当然就不会支持“以德报怨”了。例如，皇侃说：“孔子不许也……既不许‘以德报怨’，故更答以此也。”刘学智说：“孔子虽然没有正面回答‘或人’之问，但可看出，他不主张‘以德报怨’的态度非常明确。”
一些学者则进一步对孔子反对或不主张“以德报怨”的原因作了深入的分析，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德报怨”要求过高，一般人难以做到，故不宜作为通行的准则。例如，《尸子·卷下》说：“夫龙门，鱼之难也；太行，牛之难也；以德报怨，人之难也。”康有为说：“孔子亦未尝不美‘以德报怨’为宽仁，然不可立为中道而责之人人……孔子非不能为高言也，藉有高深，亦不过一二人能行之，而非人能共行，亦必不能为大道，孔子即不言之矣。”二是“以德报怨”极易使人虚伪。例如，吴嘉宾说：“至于有怨，则欲使之含忍而不报……是教人使为伪也，乌可乎？”钱穆说：“以德报怨，若为忠厚，然教人以伪……此非大伪，即是至忍，否则是浮薄无性情之真。”
深入分析上述学者的观点，它们至少存在以下三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一是根据《论语·宪问》中的对话就直接得出孔子反对或不主张“以德报怨”的结论，未免过于草率，因为孔子毕竟没有直接说“以德报怨”不好或不妥，而只是绕着弯子说：如果“以德报怨”，那么他人对你有恩，又该如何去回报呢？因此，应该采用“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做法。孔子绕的这个弯子其实是大有深意的，它与孔子对“以德报怨”的理解和态度有直接的关系。
二是虽然上述学者都认为孔子反对或不主张“以德报怨”，但是对于孔子反对或不主张“以德报怨”的原因，他们的理解并不一致。在这个问题上，朱熹的观点值得我们注意，因为他一方面说“‘以德报怨’，不是不好”，一方面又说“‘以德报怨’，亦是私”，“是亦私意之所为，而非天理之正也”。这其实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以德报怨”究竟好还是不好，对还是不对，是十分复杂的问题，需要我们作出深入的分析，因此，简单地认为孔子反对或不主张“以德报怨”，是值得商榷的。
三是认为孔子反对或不主张“以德报怨”，与人们通常的认知发生了明显的冲突，因为一些学者认为，“以德报怨”历来被视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对于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具有积极的意义，如吕大临说：“以德报怨，则天下无不释之怨矣”。而且，在人们的日常行为中，“以德报怨”大都是作为褒义词使用的。那么，作为中国传统道德的典型代表的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为什么会反对或不主张“以德报怨”呢？而且，认为孔子反对或不主张“以德报怨”的观点，亦导致孔子思想遭到一些人的批评或诟病，如近代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就认为，孔子对“以德报怨”的回避，说明其“妥协于败坏和软弱的人性”，“往往成为佛教、道教和基督教相比较时，儒家的宽恕精神不足的一条重要依据。”
不少学者之所以会认为孔子反对或不主张“以德报怨”，并由此造成诸多认识上的混乱，一个关键的原因，便是他们对“以德报怨”内涵的理解出现了明显的偏差。关于“以德报怨”，学界中居于主流的一种理解，是认为“以德报怨”是一种极高的道德标准，只有极少数人才能遵行，如牟钟鉴说：“‘报怨以德’……已经超越了一般哲学家思想家的境界，具有了宗教家的胸怀……无论如何，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做得到。”刘笑敢说：“‘报怨以德’绝不是无力‘以直报怨’的不得已的选择，而是主动的积极的决定。这是有充分自信以后才可能有的抉择……能够‘报怨以德’的只能是大国君主、智慧老人或有远见卓识的年轻人。”
那么，是否真的只有道德修养极高或某些有特殊身份的人才能做到“以德报怨”呢？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例子。据《孔子家语·致思》记载，孔子弟子季羔担任卫国士师时，曾执行刑罚砍掉了一个人的脚。不久，卫国发生动乱，有人追捕季羔，季羔逃跑出城，到了城门口，发现守门者正好是那个被他砍了脚的人。然而，这个守门人非但没有借机报复，反而帮助季羔躲过了追捕。这无疑是一个典型的“以德报怨”的例子。然而，该守门人既非有极高道德修养之人，亦非“智慧老人”，更非“大国君主”，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守门人，只是在某种特殊的境遇之下，做了一件“以德报怨”之事。可见，“以德报怨”可以有各种表现形式。而在笔者看来，可以称为“以德报怨”的，至少有以下五种情形：
一是为了公义而不顾私怨。例如，据《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一十六记载，东晋时，寓居汉川的索邈曾与梁州别驾姜显结怨，后来，索邈担任梁州刺史，成了姜显的上司。姜显心中恐惧，便光着上身迎候索邈，以示忏悔，但索邈对姜显并无报复之心，反而待他比他人更为优厚：“初，邈寓居汉川，与别驾姜显有隙，凡十五年而邈镇汉川；显乃肉袒迎候，邈无愠色，待之弥厚。退而谓人曰：‘我昔寓此，失志多年，若仇姜显，惧者不少。但服之自佳，何必逞志！’于是阖境闻之皆悦。”
二是当被怨恨对象或曾伤害过自己的人面临危险、危机或遭到不公正待遇时施以援手。如上述守门人救季羔便属此种情形。
三是自己并无怨恨之心，而他人认为是“以德报怨”。举例来说，乙严重伤害了甲，在他人看来，甲必定怨恨乙。然而，由于甲的自身修养很高，并不记恨乙，故在与乙的交往中，一如无事一样。这种行为，在乙或他人眼中，亦属“以德报怨”。憨山曾说：“惟圣人则不然，察其怨之未结也，本不有；始结也，事甚小；既结也，以为无与于己。故无固执不化之心，亦无有我以与物为匹敌。其既往也，事已消之，求其朕而不可得。以此观之，则任彼之怨，在我了无报之之心矣。然彼且以为存怨，在我全无报复之心，彼必以我为德矣。是所谓报怨以德，非谓曲意将德以报怨也。”高延第也说：“有道之人无论有怨无怨，惟以生育覆养为事，自怨者观之，则以为报之以德耳。”
四是为了沽名钓誉而“以德报怨”。比如，有的人在落魄时因受他人欺负而心怀怨恨，但当他发达后，因为考虑到实施报复会让人觉得自己心胸狭窄，于是克制自己的怨恨，反而给自己的怨恨对象以恩惠，以博得宽容大度的名声。朱熹就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吕申公为相，曾与贾种民有怨，却与之郡职，可谓‘以德报怨’，厚于此人矣，然那里人多少被其害！贾素无行，元丰中在大理为蔡确鹰犬，申公亦被诬构。及公为相，而贾得罪，公复为请知通利军。”
五是因为惧怕被怨恨对象或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等而“以德报怨”。如有的人明明对被怨恨对象充满怨恨，却因内心怯懦、惧怕对方，或因发现向对方示好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从而表现出对对方毫无怨恨的样子，甚至主动与对方结好。
在上述情形中，前三种说明“以德报怨”者或公而忘私，或出于良善的人性而不计前嫌，或因自身修养极高而不知怨为何物，这无疑都是值得称赞和提倡的“以德报怨”，因此，称这样的“以德报怨”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十分恰当的。至于后两种“以德报怨”，则体现的是一些人的虚伪和充满私心的算计，如《论语·公冶长》中所说的“匿怨而友其人”即属此类情形。对于这样的“以德报怨”，称之为“取怨之道”，“亦私意之所为”，“教人以伪，又导人于忍，否则将使人流于浮薄”，无疑亦是十分合适的。
论述至此，我们就可以明晰孔子在面对他人“以德报怨，何如”的提问时，不直接加以回答，而是反问“何以报德”的原因了：因为“以德报怨”的情况比较复杂，其中有的是正面的、值得肯定或提倡的，有的则是负面的、需要加以否定的，故孔子便直接指出“以德报怨”在逻辑上存在的漏洞：“何以报德？”如果对待怨恨用恩惠去报答，那么他人对你的恩德，你又该用什么去报答？如果亦只是用恩惠去报答，那岂不是恩怨不分？而“以直报怨”则不同，它既包含上文所述的“以德报怨”中正面的情形，又无“以德报怨”中负面的情形，因为这些负面情形皆不符合“直”的诚实、无私和合乎礼的直率之义，而且“以直报怨”包含“以德报怨”所没有的对自己所怨恨的对象采取相应的报复措施的内容，所以是一种更为完整、全面、合理的报怨方法。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正因为“以德报怨”的情况比较复杂，故对于“以德报怨”，我们不能简单地予以肯定或否定，而应以辩证的态度去对待。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说“以德报怨”者必有极高的道德修养。至于理雅各因为孔子回避“以德报怨”而认为儒家的宽恕精神不足，“是妥协于败坏和软弱的人性”，则完全是由于其对孔子思想的误解而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