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6月，业师王仲荦教授遽归道山后，山东大学礼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田昌五教授，担任历史系的博士点新导师，避免了一场山东大学历史学博士点生死存亡的危机，山东大学历史系上上下下，都得以走出至暗时刻，我和我的同门又有了新的导师，“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用来形容当时我们的心情，可谓是至为妥帖，恰如其分！
当时山东大学历史系掌门人是葛懋春教授（他也担任我的博士生副导师），为了让我们这些弟子得到更全面、更完善的教育，他和系里的其他领导一起，积极运作，礼聘杨向奎教授等宿儒硕学兼任导师，共同参与对我们的培养。而田先生也是一位睿智通达的学者，他原来在历史所带有王震中等学生，现在又一下子接收这么多原先仲荦师的弟子，且这些人又专业主攻方向不同（齐勇锋、袁刚、谭世保、傅克辉、齐涛主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胡新生、江淳、李玉福研究先秦两汉史，而王晓毅、于化民和我本人则侧重于思想史的考察），这么多的嗷嗷待哺且背景各异的弟子，他认为凭自己的一己之力，是难以周全照顾到的，认同系里的战略思路，适度放手，同意有针对性地聘请不同研究领域的名家硕学为兼任导师，共同参与培养。其中，北京师范大学何兹全先生、北京大学田余庆先生等人担任齐勇锋、袁刚等人的共同导师，我们三位搞思想史的，则请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杨向奎先生一起指导。
向奎（拱辰）师是著名的思想史学者，他作为当年山东大学历史系老主任、“八马同槽”的领军人物，对山大历史系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就欣然接受，和昌五师齐心协力，一起承担起培养和指导我们3人的工作。
在向奎师看来，山东大学历史系有深厚的学术积淀，拥有一批学术造诣精深、研究成就卓著的优秀师资，这是将年轻学子培养成材的基础。但是，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全国的学术中心毕竟还是在北京，作为当时还属于凤毛麟角的博士生，眼界要放大，境界要提升，在师资方面，也不宜局促于济南一隅之地，而应该走出去，拓展视野，增长见识，建立人脉。在这个过程之中，到北京游学，应该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那里大家云集，引领着学界潮流。身处其中，方能亲身实地感受学术研究的勃勃生机，发现我们自己的孤陋寡闻、抱残守缺、饾饤补苴之不足，找到自己的努力方向。
基于这样的考虑，向奎师为我们设计了1987年度北京访学的计划与具体方案。他利用自己的人脉，为我们提前联系好了相关专家。一切就绪之后，他给我们开具了前去北京造访并听课的老师名单，这名单有长长的一串，包括胡厚宣、张政烺、林甘泉、李学勤、叶秀山等一系列著名学者。向奎师讲，每一位，都请他们讲半天的课，听课的地点，可以在他们的家中，也可以在他们的办公室，以专家的方便为原则。至于讲课的内容，也悉听专家自己的安排，可以讲专题问题，也不妨他们信马由缰、随心所欲式的闲聊。我们可以从中学习知识，领略其高明的研究方法，即使只是感受气场的魅力和氛围的熏陶，也是受益良多的收获。系里的领导，对向奎师的这一计划予以高度的重视，赞许有加，并在经费上提供积极的支持，为我们接下来的北京访学活动顺利进行，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完成了所有准备工作后，10月14日深夜，晓毅、化民和我从济南动身乘坐火车前往北京。次日清晨，我们到了北京，入住地处沙滩的《红旗》杂志社的第二招待所，地下室，大通铺间，每天住宿费2元左右，条件现在看起来就很简陋，甚至可以说是艰苦，但地处市中心，交通便利，这是很大的优势。
10月16日我们到历史研究所，聆听向奎（拱辰）师有关整个听课计划的安排。从次日起，访学活动开始，我们每天安排半天的时间拜访前面名单上的老师，听他们讲课。遇到星期天（当时好像还没有搞双休日），则不去打扰老师，我们自己安排空闲时间。
我们率先拜访的前辈，是甲骨文和殷商史研究的权威胡厚宣先生，也是上他府上叨扰。胡厚宣先生应该是甲骨“四堂”“堂堂堂堂，郭（沫若，鼎堂）罗（振玉，雪堂）董（作宾，彦堂）王（国维，观堂）”之后最著名的甲骨学大家了，是《甲骨文合编》这部集大成著作的总编辑。他的讲题为“十年来古文字学与殷商学会状况”。老先生知道我们不是专门研究甲骨文字的，古文字的学养也十分有限，所以不讲很专业的问题，而主要是介绍他当年如何到处搜集整理各地流散甲骨的经历，说说他主持编纂《甲骨文合编》一书的种种秘辛。可以这么说，我们的这次胡宅听课，最大的收获就是增添了不少的学林掌故。
接下来，我们是聆听李学勤先生的课程。当时李先生是历史研究所的副所长，虽然夏商西周断代工程尚未上马，但他的名气已是十分大了，他的著作《东周与秦代文明》等，我早已拜读过，很是佩服。现在能够当面聆听教诲，也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他的讲课主题是谈古书产生与流传的几种情况，我们听课后，留下的印象，就是古书的成书与真伪，是非常复杂的问题，考古新发现对认识古书、深化历史研究的重要，尤其是先秦两汉典籍的考辨，先秦史的研究，如果不懂考古，不掌握古文字，那么，可谓是寸步难行，劳而无功。不过，正如何兆武先生《上班记》中所说的那样，李先生是绝顶聪明的人，什么重写中国学术史、重新评估“古史辨”之类的敏感话题，李先生在课上并没有片言只语提及。
我们继续请教的前辈，是历史研究所的前所长林甘泉先生。林先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专长是史学理论、秦汉史和古代土地制度史的研究。我后来才知道他与业师向奎（拱辰）先生私交甚笃，但似乎与我另一位业师昌五先生关系比较微妙，昌五师知道我们北京游学有听甘泉先生课程的计划，但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老一辈学者之间宽容豁达的胸襟与雅量。在我们这次北京游学听课过程中，甘泉先生做的准备，是最为认真的。他的主讲题目是“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演变及其特征”，这其实是他后来主编《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史》一书的浓缩。举凡研究土地制度的重要性、土地制度为何是认识古代社会与政治的关键、中国土地制度递嬗的轨迹、古代土地制度演变的动因、不同历史时期土地制度的特点等等，甘泉先生皆做了提纲挈领、高屋建瓴的归纳与分析。其中的重点，是“战国秦汉土地所有制的几个问题”。林先生严谨的学风、清晰的逻辑、厚重的学养，都让我们钦佩不已！
后续的行程，是我们前往拜谒居住在建外大街永安里小区的张政烺先生。张先生学问渊博，造诣精深，在历史学圈内可谓是有口皆碑！他的学术成果在数量上也许不算太多，但可以说篇篇都是精品，为学界人士所一致推崇，像《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宋江考》等等，都是研究相关史实时不可逾越的参照坐标。我在杭州大学读本科期间，系里曾邀请张先生为我们学生做了一场讲座。讲座的主题是考证商代的“劦田”。原来按郭沫若等人的权威说法，劦田就是集体耕作，证明殷商奴隶制条件下奴隶生产方式。张先生通过对当时天文历法的考证，认为劦田不可能是奴隶集体耕种土地，因为时节上不是耕耘的季节，其本义当为“祭祀田祖”。相传张先生讲课的口才并不辩给，这也据说是他调离北京大学，出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的原因之一，但那次讲座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条分缕析，环环相扣，发凡烛微，提玄钩要，让我们这些学生们佩服不已！现在有机会当面请教，自然是倍受鼓舞！听课在永安里的张先生家中。张先生温和文雅，说话低声细语，所讲的课，主题似乎是“古代的典籍”，但张先生谈得比较随意，在我的印象中，好像只是说博士生要多多读书，要注重实证研究，注意考察史实的细节，而不要太纠缠于理论的宏观建构，总之，治学要戒空泛。很显然，这也是张先生治学上的自我写照。讲的都是平常普通的大白话，但仔细咀嚼，又何尝不是正确的治学方法论。的确，真理往往是简单的，也是朴素的。
我们那次在北京访学的最后一课，是由哲学研究所的叶秀山先生主讲的。叶先生是著名的西方哲学史研究权威，为什么要听他的课？拱辰师曾专门对我们做过说明。大意是：研究思想史，如果完全不懂哲学，尤其是不了解西方哲学文化，那么这就是最大的软肋，就会成为无法提升自己水平的最大瓶颈。所以，要听听这方面第一流学者的课。当然，听一两次这类课并不能解决问题，但这至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至少会有一点感觉。有鉴于此，他请到秀山先生为我们授课。主题是“西方哲学问题”，在这次课上，秀山先生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西方哲学史发展的脉络，举重若轻分析了一些重要的西方哲学概念与范畴，并对中西哲学的异同点做了要言不烦的阐释。虽说我们当时只是囫囵吞枣，不甚了了，但多少也感受到了治学的魅力，可谓不虚此行。
往事如烟，光阴荏苒，转眼之间，近四十年光阴倏忽而过，我博士生期间的三位导师已驾鹤西去，而当年在京城为我们授课的老师，大多数也遽归道山了。但这段经历，却始终铭刻在我们的生命记忆之中。再回首，物是人非，然而有两个特征和意义，乃是毋庸置疑的：一是真正的大家，其襟怀一定是宽厚广阔的，他们不会对自己的不足讳莫如深，而总是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尽可能得到最多元、最全面的教育与培养，为此他们为学生千方百计创造条件，提供机会，这种境界，这种气象，实在难能可贵，令人高山仰止；二是教育的方式是多样的，没有刻板的模式，所谓没有规则，就是最大的规则。很多情况下，上课除了循规蹈矩、照本宣科之外，也可以漫无边际地闲谈，也可以信马由缰地放纵。因为感化挹注、潜移默化，同样是一种教育方式，也许是更好的教育方式，毕竟，文化的修炼和文明的养成，说到底并不是学的，而是熏的。熏陶一词，太有意思了，就像敝乡绍兴，自宋元明清以来，群彦毕集，名人辈出，那可是由臭豆腐、霉干菜、加饭酒的混合味道给熏出来的，在这种混合味道的熏陶之下，二十年过去，一个人的身上多少也会有了一点文化的气息。拱辰师明白这个道理，让我们去亲炙这些名家硕学的教泽，因为，他认为熏比学，更为重要！我们只需要感受这样的气场，融入这样的氛围，也就足矣！
这就是大师的气象，智者的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