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明:黄河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8 次 更新时间:2022-12-08 19:03:30

进入专题: 黄河文化   中华民族共同体   伏羲文化   大一统  

杨朝明  

  

   摘要: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早期形成,需要从黄河文化最丰硕的文明成果——儒学的渊源说起。黄河流域广泛存在的伏羲文化,说明中国各个区域文明早早共同形成了“早期中华文化圈”,中华文化在伏羲时代已经萌生、形成并逐步走向成熟,伏羲也成为中华民族文明的创立者和中华人文文化的开路者。同样,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丰硕成果,可以与传世文献和传说一起印证:对中国思想文化影响深远的“大一统”思想,深深扎根于夏、商、周三代文明发展的历史,“大一统”思想既是夏、商、周早期中国国家建立的理念,也反映了那个时期中华民族文化圈的形成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化。

   关键词:黄河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伏羲文化;“大一统”思想;

  

   作为一个文化的共同体,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在漫长历史中逐渐形成、成长、壮大。在这个过程中,以黄河流域为主的文化始终处于主导与领先位置,引领了中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调,铺染了中华文化的底色。中华民族是多源起源的,在很早的时候就不断发现、发明、创造,并且相互交流融合,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此基础上,中华民族共同体越来越牢固,中华民族文化特色越来越鲜明,在世界多姿多彩的文明中独树一帜。

   一、传说时代的史实“素地”与古代文明新认识

   任何一个民族共同体都首先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的形成是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基础。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早期形成,就不能不从儒学的渊源说起。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它的根扎得很深很牢。如果不了解儒学形成的广阔背景,就无法理解中国文化的深度与高度,无法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基有多么牢固深厚。

   黄河文化最丰硕的文明成果就是孔子所创立的儒学。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中庸》说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阐明了孔子思想的直接来源。正如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所说,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里。这是说,孔子对此前中国文化的继承与总结,使儒学区别于其他很多思想学说,也使中国文化区别于其他的很多文化体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早已经处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之中,中华文化有一万年历史的说法绝非向壁虚造。例如,中国易学“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说法,就很容易让人建立起从伏羲到孔子的文化联想。

   在这样的联想中,我们不能不思索上古时期黄河流域里丰富的历史传说,同时想到前辈学者们所说其中存在的史实的“素地”(笔者曾听到李学勤先生在一次学术演讲中谈到这一说法,李学勤先生也曾在自己的著述中提到尹达先生有这样的看法)。伏羲文化可以视为中国文化的源头,我们应该在这样的基础上去认真思考中国文化的长度。说起来,从伏羲时代到今天,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在整个黄河流域,到处都有伏羲、黄帝的传说,留下了不少古迹。

   伏羲文化具有明显的传说成分,然而它同样具有历史的“素地”。关于伏羲的传说有很多,据说他不仅创立了八卦,还教民渔猎、驯养野兽,变革婚姻习俗,创造文字用于记事,创造歌谣,发明乐器,设官分治等。在后人心目中,伏羲具有了创世神的形象。伏羲时代自然条件恶劣,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极为不便,即使有一项发明出现,推广开来也需要一个漫长过程,所以如此众多的发明创造都归于伏羲,伏羲一定是一个不寻常的存在。

   那么,伏羲到底特殊在哪里?为什么在那么广大的地区都留下了伏羲的印记?我们知道,文明的发展是加速度的,中华文明的漫长发展史,让我们大胆地想到“伏羲多世说”:伏羲也许不是一个人的名字,可能是一个部落联盟首领的名称,而且在很长的时期里,这个名称一直被沿用。这样的看法也许只能是猜测,只能暂时解决我们当下史料解释中的很多疑惑。

   实际上,学术界很多学者提出过,伏羲未必是一个具体的人的名字,他所代表的或许就是一个时代。这样的说法非常有道理。之所以敢于这样推测,是因为“伏羲时代”的创造与发明实在太重大,而且数量很多。例如,先天八卦的创立,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源,或者说它就是中华文化的原点,其中蕴含着天人一体、天人和谐的思维与观念。婚姻变革是社会组织形式的重大变化,是人类社会的重大进步。驯养野兽是家畜的由来,意味着生产与生活方式的进步和改变。发明乐器,创作歌谣,使音乐走进了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精神世界开始得以丰富。文字的产生代替了结绳记事,更意味着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这一个个重大改变难道是在一个人主政时期完成的?关于伏羲的传说记载很多,有的说伏羲称王111年以后去世。《帝王世纪》《遁甲开山图》《通鉴外纪》等书提到,在太昊伏羲之后,天下的15个部落联盟承继了伏羲的称号,他们分别是女娲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易纬·稽览图》则认为,从甲寅伏羲氏到无怀氏,一共是57882年。这些记载当然不能作为信据,但如果把伏羲仅仅看作一个具体的部落联盟首领,很有可能与事实不符。

   我们一开始接触到“黄帝多世说”主张的时候也半信半疑。与伏羲被视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一样,黄帝也被看作“人文初祖”。与伏羲相比,与黄帝有关的发明发现更多。那么,黄帝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我们可否这样思考,正如“活佛”不只是指具体的某一个人,“黄帝”也很像一个“帝”的称谓而不像人名。由于年代久远,人们只是朦胧记住了那个漫长时代的代表符号。由于缺乏记载,博学如孔子也只是“略闻其说”。

   孔子以前,有“黄帝三百年”的说法。据《孔子家语·五帝德》记载,孔子的弟子宰我向孔子请教:“昔者吾闻诸荣伊曰:‘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宰我存在疑问是正常的,因为一个正常人不可能在世上生存300年。孔子当然也不相信黄帝在世上生存300年的说法,只能解释说:“民赖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黄帝三百年’。”这当然只是孔子的理解。这样的解释隐含着一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人们为什么把一些相关的发明发现和文化创造附会到黄帝的身上。如果我们按照“黄帝多世说”的思路来思考,第一任的黄帝必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与影响,有很大的功绩与贡献,也奠定了帝位传承的模式与规则。他去世后,影响继续存在,他的形象、精神、教导不断地鼓舞和激励着后来的人们。然而,在那样的年代里,一个人的影响力能够持续数百年,必有其特定的形式与手段,这样的手段可能就包括帝号的延续。

   其实,我们对“黄帝多世说”存在兴趣,或者说带有某种程度上的认同,是因为曾思考过类似问题。笔者曾提出“后稷多世说”,认为周先祖“后稷”曾经存在过很长时间。《史记·周本纪》记载的“世后稷”中的“世”很重要,所谓“世后稷”就是世袭农官。周族始祖被帝尧推举为农师,帝舜则“封弃于邰,号曰后稷”,从此历代都负责管理华夏族的农事活动,直到夏朝之衰。

   文明发展是加速度的,我们主张“伏羲多世说”,认为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不宜把上古文明的形成看成一蹴而就的事情,也切不可简单解释上古时代的文化现象。最早的人文文化经过了一代又一代漫长积累,不然我们就解释不了尧、舜、禹时代中华文明何以达到了那么高的水准,也很难理解夏、商、周作为统一王朝何以有那样高的文化水平。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古史传说的“素地”让我们思考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中国各个区域文明所共同形成的“早期中华文化圈”时代绝不会太晚。

   二、以传说“素地”透视早期哲学与智慧的萌生

   中国古代文明探源研究必须重视考古资料,或者要以考古材料为基础,但同时绝不可轻视文献的记载,研究黄河文化尤其如此。中国古史记载可理解为“层累”地形成的,但如果理解为“层累”地伪造就不对了。例如,在孔子时代,晏婴与孔子分别出自齐国与鲁国,晏婴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但他对孔子的了解就很有限,甚至不如我们对孔子的了解程度。这其实是一个并不复杂的常识。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要像李学勤先生一再指出的那样,走出疑古时代,正确估价中国上古文明的发展程度。

   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非常重要。在研究的方法论方面,王国维先生曾提出二重证据法。王国维先生的这个提法,源于他看到了古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他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古史新证》)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以考量古代历史文化,被认为是学术正流。这一方法的精髓在于引导人们在历史研究中合观参验,提高“史识”,一定不要轻易否认任何历史材料,包括文献的、传说的各种材料。

   王国维先生研究甲骨学与殷商史有独特的创获,他提出对于文献甚至传说资料给予重视,因为“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他用甲骨文考证《史记》中《殷本纪》的殷人世系,获得了很多新的认识,使人们深入思考司马迁关于《夏本纪》等的记述。文献记载不是无中生有,其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现在发现的大量考古遗存,使得以前许多模糊的认识变得形象、具体、生动起来。

   从伏羲时代开始到孔子以前的漫长时期,中国文化已处于萌生、形成并走向成熟的过程。庄子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齐物论》)所谓“六合”,就是上、下、东、西、南、北。这句话是说,像孔子这样的圣人,不会去论说这个世界之外的那些玄乎的事物。庄子的说法是有道理的,《论语》就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家语·五帝德》中也记载,当宰我向孔子请教何以言“黄帝三百年”的问题时,孔子曰:“禹、汤、文、武、周公,不可胜以观也,而上世黄帝之问,将谓先生难言之故乎?”宰我曰:“上世之传,隐微之说,卒采之辩,暗忽之意,非君子之道者,则予之问也固矣。”在宰我这样说之后,孔子才说:“可也,吾略闻其说。”当宰我继续询问关于颛顼的问题时,孔子又说:“五帝用说,三王有度,汝欲一日遍闻远古之说,躁哉!予也。”从孔子的语气中也能看出他对于幽远事情的态度。

   《孔子家语》中还有一篇《五帝》,记载了鲁国的季康子向孔子请教关于五帝的问题。在孔子的回答中,他一开始就说“昔丘也闻诸老聃”,随后谈到了五帝即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五位古代帝王。这个五帝系统是不同于《孔子家语·五帝德》的又一五帝系统。孔子所言,是从老聃那里听说而来,这一系统应当来源于楚地。楚地神话色彩浓厚,“绝地天通”的传说就源于楚地。这说明孔子时代人们了解不少古代传说,只是由于地域文化等诸多因素而产生了不同的五帝系统。以孔子之博闻,听到不同的五帝系统说法不足为奇。

   在这个五帝系统中,孔子提到了太昊。太昊,或作太皞,又作太皓。有人认为他就是伏羲或伏羲之后,是五方天帝中的东方天帝。《孔子家语》该篇记载说,季康子问孔子:“太皞氏其始之木何如?”孔子回答说:“五行用事,先起于木。木东方,万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则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则以所生之行转相承也。”季康子所问,是为什么太皞氏要从木开始。孔子说,五行主事,先从木开始。木象征东方,万物一开始都从这里产生。所以帝王效法它,首先以木德称王于天下,然后以五行相生的顺序,依次转接。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的说法来自老子。据《孔子家语·五帝》记载,季康子问于孔子曰:“旧闻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实,请问何谓五帝?”孔子曰:“昔丘也闻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古之王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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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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