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华民族为何能延续数千年而不散，“大一统”思想何以源远流长，其原因须诉诸中国独特而深刻的文化背景和政治哲学基源。通过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延续的政治哲学进行探源，对其成因及内在逻辑进行基源性探讨，形成较系统的学理阐释，进而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汲取中华文明优秀的思想资源和价值底蕴。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延续的政治哲学是复杂而多方面的，择其要者主要表征为五个方面：仁民爱物的伦理思想，底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延续的政治伦理哲学；昌达的国家思想，蔚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延续的政治国家哲学；“贞一尚一”的文化观，涵育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延续的政治大一统哲学；“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因因相袭的中华道统，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延续的政治道统哲学；厚德载物的宽博精神，蕴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延续的政治兼容哲学。五个方面的政治哲学思想并列呈现，各自代表不同的哲学面向，同时紧密联系、形成整体合力，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和历史延续，亦对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资鉴意义。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传统文化；政治哲学；民族观；历史延续
一、 引 言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能理解未来中国。”笔者认为，当下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也应该将目光投向中华民族的历史纵深，探究数千年历史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和延续的历史图景及其深层的文化背景与政治哲学基源。
因此，本文尝试探源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延续的政治哲学。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世界五大文明古国，为何唯有中国延续数千年而不坠，中华民族延续数千年而不散？众所周知，中国自古就有“大一统”思想，为何中国古代先民会产生“大一统”思想？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和历史延续的政治哲学中发掘出其滥觞端绪和生成逻辑。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方面，以前也有不少相关文献在内容中部分地或碎片地涉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政治哲学，本文是从基源性上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延续的政治哲学，以对相关研究进行补充和推进。
要探源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延续的政治哲学，首先要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国国家共同体的关系。2019年9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地指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国国家共同体“一体两面”的关系。（历史）中国的长期统一、多元一体造就了中国国家共同体的历史延续，也造就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延续。如果没有中国国家的统一和历史延续，就没有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从自在到自觉延续至今。所以，从政治哲学层面讲，中国政治哲学的特征和内涵底定形塑了中国国家共同体的历史延续，也形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延续。
政治哲学是介于政治科学和哲学之间的交叉学科，政治哲学主要研究的是人类的政治价值和普遍性的政治原理，特别是良政善治的理想标准和模式等核心问题。政治哲学不同于政治科学，政治科学是经验性或描述性的，它解释一个政府实际上是如何运行的。而政治哲学是规范性的，它确立那些规定政府应当如何运行的理想标准和准则。形象地讲，政治哲学关注的是 “何为善”（what is good）的政治价值、原则和理想，政治学研究的是“如何实现善”（be good）的制度和政策。
关于“中国”这一历史悠久的国家共同体，已有不少学者从不同的政治哲学面向进行过探讨和研究。成中英在《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发微》中认为，中国“政治”一词的含义不仅包括治理之道，也包含了对政治价值理念和理想的追求，他对中国政治哲学总结出六个特点，（1）（仁爱）伦理主义；（2）大一统思想；（3）民本主义；（4）天命思想；（5）社会正义思想；（6）天下主义（大同思想）。赵汀阳在《惠此中国》论述到：中国政治哲学自古就有天下体系思想，并崇尚大一统的政治神学概念。在夏商周以前，中华文明是“满天星斗”模式，自秦以后便形成逐鹿中原的“旋涡”模式，正是天下逐鹿游戏持续不断的旋涡效应创造了中国。
结合以上学者及学界其他前贤先辈对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成果，并通过系统的思考，笔者以为，中国政治哲学推进“国家共同体”的凝聚与延续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特征和内涵：（1）中国政治从周礼和儒家思想中取得其独特形态，兼而吸收法、道、墨家等诸流派之优长，所以，中国政治哲学强调崇礼贵仁，仁民爱物；（2）注重国家建构和建设，国家思想昌达，以民殷国富、国家繁盛为政治的理想目标；（3）崇尚“大一统”的政治神学概念，提倡天下主义；（4）以道统承继为立政之基，提倡 “德化”“德治”；（5）具有突出的和平性，无论是处理人际关系还是对待异民族都平和优美、博大包容。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这些思想内涵已成为中国的文化和政治哲学基因，注入中华民族的血液里，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国家共同体的历史延续，也形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延续。
由于中国国家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 “一体两面”的关系，笔者基于中国政治哲学的特征和内涵，提出历史上形塑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延续的政治哲学内容，择其要者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仁民爱物，底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延续的政治伦理哲学；（2）昌达的国家思想，蔚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延续的政治国家哲学；（3）“贞一尚一”，涵育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延续的政治大一统哲学；（4）“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延续的政治道统哲学；（5）厚德载物，蕴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延续的政治兼容哲学。
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包括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二者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我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和历史延续进行政治哲学探源，可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思想资源和价值引领，如弘扬中华传统“仁民”“民胞”的泛爱思想，坚持各民族平等友爱；以昌达的国家思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尊尚国家统一，中华一体，各族一家；传承中华优秀道统，并进行创造性转化；承继中国传统政治兼容哲学，在民族关系上兼容并包，多元一体。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延续的政治哲学内容
笔者概括性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延续的五个主要的政治哲学，是着眼于其在政治哲学上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延续性的构造机理及丰富内涵。“仁民爱物”的政治伦理哲学，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本性，华夷无别，爱如同胞，以民为本，从政治伦理和人心归聚上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延续。昌达的国家思想表征的政治国家哲学，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稳定性，古代中国以其昌达的国家思想一次次地造就统一富强之国家，从国家强盛富国强兵上确保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延续。“贞一尚一”的政治大一统哲学形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从统一性上保障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的历史延续。“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因因相袭的政治道统哲学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体性，从主体精神和文化自信上底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延续。厚德载物的政治兼容哲学涵育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包容性，从博大包容、和实生物的精神特质上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延续。需要出的是，由这些政治哲学衍生出来的中国历史上处理华夷关系和边疆经略的政策、制度，即处理华夷关系和边疆经略的治统，促进了华夷之间的交往交融，文明互鉴，经济互补，情感相通，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发展和历史延续。概言之，这五个方面的政治哲学分别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本性、稳定性、整体性、主体性、包容性，它们虽是并列呈现各自代表不同的哲学面向，但又像“五指抓物”紧密联系相互配合，形成整体合力，共同底定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延续。
（一）仁民爱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延续的政治伦理哲学
“仁民爱物”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本性。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不坠，首先是仁民爱物的伦理思想，底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延续的政治伦理哲学。《尚书·尧典》载：“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中华传统政治伦理哲学的“仁民”“民胞”理念促进了万邦协和，华夷和合，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和历史延续的基石。从“协和万邦”，到“华夷无别，天下一家”，到“满汉一家，中华一体”，再到今天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的泛爱伦理哲学发挥着基础性的涵化作用。可以说，“仁民”“民胞”的政治伦理哲学涵化了中国古代华夷观和现代民族思想的本质内核。
中国古代先民将自然界乃至宇宙视为一个整体，并以人的伦理气质将天喻为父，地喻为母。“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下》）“天地合气，万物自生”。天地间的一切人和万事万物都是天地所生，皆秉具“乾坤”之盛德，天地之性情。所以天地空间的人类，不分地域，遑论族类，关系都应该平等、友爱、和谐。孔子提出“仁爱”观，“仁”始于爱亲，及于爱人，如不能爱别人，就未做到真正的“仁”，故而“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孟子提出“仁民爱物”，“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由爱亲人推及爱民众，由爱民众推及爱自然界一切有生之物，达到天道和人道的彻底贯通。墨子提出“兼爱，非攻”，“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中》）。从先秦以来，“泛爱众”“仁民爱物”作为中华文化的底色一直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传递发展。宋代思想家张载提出“民胞物与”的伦理思想，“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天生万民为我同胞，天生万物为我同类。
蛮夷戎狄，虽所居地域不同，语言不通，嗜欲分殊，中国政治伦理哲学认为他们与中原“诸华”“诸夏”一样，都是“乾坤”所生的儿女，性者一源，万殊一本。中原华夏对蛮夷戎狄应一体视之，仁爱与之，礼义教之。荀子曰：“四海之内若一家。”孔子教育上奉行“有教无类”，招收众多夷狄弟子。孟子总结舜生于东夷，禹起自西戎，殷兴于东夷，文王出自西羌，许多君王先圣并非出于华夏，皆因其殊勋茂德深受天下人民拥戴而行乎中国，无论华夷，有德者居之。《孟子·离娄下》云：“得志者行乎中国，若和符节。”“仁”必“和合”，“和合”也是中国伦理思想和民族观的重要特色之一，具体表现为亲邻善仁，讲信修睦的人际和群际关系伦理。《易经》讲“保合太和”，《国语》讲“和实生物”，《论语》讲“礼之用，和为贵”。从《周易》的“天人合一”到孔子的“和合”观，再到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都体现了天人关系、人际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统一。中国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亦然。魏绛提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晋悼公“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 《左传·襄公十一年》）。与中国哲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古希腊哲学中则充满浓郁的民族等级和种族主义色彩。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讨论“奴隶制”时，把希腊人称作“自由人”，也是天生的统治者，而其他非希腊人（不会说希腊语的人）则是“野蛮人”，应当成为奴隶。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对西方后世的种族主义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世的西方哲学家，如洛克、卢梭、黑格尔、康德等的哲学都具有种族主义观念。中华传统“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的政治伦理哲学必然孕育并统摄中国古代处理华夷关系的民族观。“亲亲而仁民”，“亲亲”即爱亲人之意，由爱亲人推及爱民众，广泽华夷。所以，中国政治伦理哲学以“爱亲”为基点进行情感推及和逻辑递进， “仁”不仅是处理家庭关系、人际关系的基础，也是处理华夷关系的原则，以“仁民”“民胞”为核心的伦理价值是中国处理华夷关系民族观的源头活水。
（二）昌达的国家思想：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延续的政治国家哲学
“昌达的国家思想”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稳定性。中华民族绵延而强盛，亦要归功于其昌达的国家思想。中华民族能绵延数千年至今，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国家思想悠久而发达，能造出富强统一之国家。梁启超认为，“中国之所以能成为大国，立国数千年而不失坠”，“首先在于国家思想之发达也”，“古希腊的雅典、斯巴达诸邦，垂大名于青史，实不过一都会而已。虽其自治之制整然，然终不能组织一国家”。成中英也认为，西方古希腊的政治（politics）只是对城邦政治管理的一种关切，一种探讨。所以，politics在西方的历史语境下关心的是城邦的治理之道，即如何建立和管理好城邦。中国“国家思想”源起久远，《周易》作为中国哲学的重要经典就富含政治国家哲学，从先秦诸子到秦汉以后的各思想派别，所争辩者皆以如何立国治国为第一要津，并希望自己的学说能为国家统治者所采纳，以遂其“为万世开太平”之鹄志。所以，中国思想界的诸多流派都有自己的国家思想，并自以所信为立国之大原。中国古代国家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核心要义。
第一，中国古代国家思想提倡以“天道”为核心，强调“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国家治理应顺应天道，天道可知并且必须遵循。顺应天道乃是顺应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趋势。《周易·系辞》云“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充分体现了《周易》国家治理的“天道观”和“天人合一”理念。董仲舒提倡以儒家的道德伦理治理国家，主张“天人感应”，提出“君权天授”，并用阴阳学说加以阐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阳德阴刑的“德主刑辅”“德法兼治”论。
第二，提倡富国强兵，重视经济发展。管仲是较为成熟的国家思想的首创者，他提倡富国强兵，唯有富强才能建立强大的实力国家，在诸侯竞逐中取胜。管仲认为民殷才能国富，要实现富国强兵，在以法治国的同时要顺从民心民欲，善于运用经济手段而非一味地严刑峻法，还要重视对民众的道德教育。《管子》全书的主旨即为“牧民”，牧，养也，“牧民”即“养民”，使民殷富，所以要轻徭薄赋，通货积财，以实现民殷国富，“尽薄富强推王道”。据《史记·海晏列传》载，齐桓公在管仲的辅助下，“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很多思想家、政治家亦有发展经济、富国强兵之策，如孟子井田彻助之制，墨翟务本节用之训，荀卿养欲给求之论，李悝尽地力之业，商鞅开垦之令，许行并耕之说等。
第三，追求国家统一，不断加强中央集权。中国历代统治者，凡雄图壮志者都以追求统治疆域广大和天下一统为己任，这一点将在后详细论述。中国的国家思想还表现在国家政制上不断加强中央集权。中国古代国家政制历经了三次形态变化，尧舜禹时中国由部落、部落集团进入邦族联盟的前国家形态，此时万邦林立，各部落各邦国类似于高度自治，所以这一时期可称为邦族联盟性质的前国家或类国家时期。商周之际，西周实行宗法分封制，尽管也是一种诸侯自治关系松散的国家，但周朝建立的封建国家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较之夏禹时关系更紧密一些。秦始皇并吞六国后，吸取了周朝国家关系松散的教训，划天下为郡县，定君主专制之制，加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从秦汉一直延续到清末，持续两千余年，晚清失败，民国开基，两千年君制遂告终止。从中国国家政制的演变历程可以看出，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久远，国家权力逐渐加强和集中。
较之其他文明古国，中国何以能亘古亘今，亦旧亦新？究其原因，中国有悠久而昌达的政治国家哲学，造就出强大统一之国家，维系着中国国家不坠和中华民族不散，绵延至今。中国历史上虽然出现过多次分裂，但统一始终是主流，而且每次国家复归统一后，经济、社会和文化又出现新的更高层次的繁荣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亦凝聚发展到新的高度。
从思想根源讲，中国古代的国家思想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缘起于中国传统文化。如顺天应民、君权天授及德主刑辅的国家思想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天道”观和“德化”“德治”思想；牧民养民，民殷国富的国家思想符合“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主义传统文化；追求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国家思想衍生于中国“大一统”“一则治，两则乱”的传统文化。同时，中国发达的国家思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丰富着中国的传统政治哲学。
（三）“贞一尚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延续的政治大一统哲学
“贞一尚一”的文化观形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贞一尚一”的文化观，涵育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延续的政治大一统哲学。“大一统”的“大”是动词，意即“推崇、尊尚”。“大一统”观念不仅推崇地域空间上的统一，而且要求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上的集中。“大一统”概念正式提出于《春秋·公羊传》。《公羊传》在解释“元年，春，王正月”一句时云：“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何）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正式提出了“大一统”概念。
所以中国先秦就有“大一统”观念，“大一统”的政治哲学是维系中华民族数千年不散的最重要思想基础之一。为何中国古代先民会产生“大一统”思想？是什么文化和哲学涵育出中国古代的“大一统”思想？我们必须追根溯源地探求“大一统”思想产生的哲学根源，才能深刻理解中国“大一统”思想和认知中华民族共同体。笔者通过研究认为：中国“大一统”观念主要产生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贞夫一也”的尚一观和“天人合一”的整体观。
第一，“贞夫一也”的尚一观。《周易·系辞下》云：“天下之动，贞夫一也。”《周易》提出天下万事万物虽错综复杂，变动不居，但都要居正守一，居正守一者胜，此乃事物发展之常道。老子提出“道生一”，“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道德经》第三十九章）。在老子的思想里，因为“道生一”，所以“一”即为“道”的承载者和代表，在上句话中，“得一”即为“得道”。孟子提出“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荀子提出“天下为一”（《荀子·儒效》）。中国传统文化崇尚“一”，贞守“一”，在政治上衍生出国家立于一统，政权定于一尊，征伐礼乐自天子出。《尚书·尧典》载“九州攸同”“四海会同”，《吕氏春秋》亦云“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 一则治，两则乱”。所以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大一统”是天地之常态，宇宙之最高政治原则。
第二，“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周易》提倡“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强调“天道”，并将天道、地道、人道贯通，实现天、地、人“三才”统一。中国上古先哲认为，人也是自然界的一分子，人应该与自然界之天地万物和谐统一，形成一个超巨系统。《周易正义·文言》载“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庄子在《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我与天地万物统一在“一”里，应将人与天地万物视为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不仅是一个哲学命题，而且培养了中国人万物一体、和谐统一的整体思维方式，在处理华夷关系和维护国家统一上同样表现出“天下一家”“中华一体”的整体观。
正是“贞夫一也”的“尚一观”和“天人合一”的整体观等基源性的文化哲学为“大一统”观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支持，涵育了中国的“大一统”观念。中国自古就有“一天下”的天下观和“四海一统”的“大一统”观。《诗经·周颂·执竞》载“自彼成康，奄有四方”，《诗经·小雅·六月》亦载“文武吉甫，万邦为宪”，这些记载充分反映了周人明朗而丰富的天下一统思想。孔子编纂《春秋》以及赞管仲辅助桓公“一匡天下”，体现出其“大一统”观念。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正式提出其“大一统”思想，他认为儒家典籍《春秋》的核心精神就是“大一统”，并提出通过“教化”将“大一统”思想投向社会，推动了“大一统”观念在广泛的社会层面的蔚成和普及。法家也以“天下”为最高政治统域，《韩非子·喻老》云“和诸侯于宋，遂霸天下”。
秦朝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君制和郡县制，为大一统思想提供了实践层面的支撑，从此，大一统观念便构成中华核心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成为中国人民对于国家的普遍信仰。例如，北魏郦道元生活在南北朝分立年代，但并没有为现实的政治格局所限制，在他笔下的《水经注》里，仍是一个完整统一的国家全貌。一个生来没有见过祖国统一的人，却要将历史上一个伟大王朝的疆域作为他的写作范围，这说明他是如何向往统一的祖国。
所以，“贞一尚一”、大一统的观念是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哲学，并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心理特质和精神信念，维系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屡次从分立走向统一，并发展和延续至今。新时代，“大一统”的政治哲学和文化传统仍然是加强党的民族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思想资源和价值动能。
（四）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延续的政治道统哲学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因因相袭的道统观，蔚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延续的政治道统哲学，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体性。什么是“道统”？“道统”是指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思想形成发展的脉络和系统。“道统”包括对中国社会和中华文化的发祥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中华民族伟人、先哲和儒家圣贤，如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荀、董仲舒、王充、韩愈、程、朱、陆（九渊）、王（阳明）等所承传之道、道的精神，以及传道的统绪。道统一脉相承，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法、价值观和对理想社会的构想，是“中国主流思想、思维模式”和中华民族“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观”的源泉。所以，中华道统是一个源起上古而又一代代因因相袭、承继发展的动态网络系统。
中华道统也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不仅指儒家道统，即儒家圣贤之道发展演变的系统，还包括政治哲学层面的道统——政统。政统即为政者的道德情操和良政善治的理想标准等形成发展的系统，如尧舜禅让之盛德，文王裕民之仁义，周公吐哺之胸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政治公心，“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德治观，“顺应天道，敬天保民”的天命观，“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礼治天下”的礼治思想，“亲亲仁民”的仁政思想，“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模式，等等。纵观中国历代兴衰存亡的历史规律，“道统”兴，则天下有序，国家进入良政善治；“道统”衰，则大道不明，天下失道，社会就会出现严重危机。
中华道统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和一贯性，这是中华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根本特征。这种连续性的统绪意识在中国政治和文化上主要表现为“尊古”和“守正”。中国古代官员朝廷议事和奏章进言时常常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频频出现“先王之道”“效法先王”“遵循古制”之类的表述；文人大儒也致力于“为往圣继绝学”，并以言称尧舜、引据《六经》为自己思想的正当性和可信度辩护。据《汉书·艺文志》载，孔子创立儒家的思想宗旨“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孟子·滕文公上》载“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孔子虽然没有明确论述过“道统”，但他的思想已经蕴含了道统思想，他作《春秋》，编纂《诗》《书》《礼》《乐》《易》，这些都是承载早期中国传统道统的经典著作。孔子十分推崇周朝的礼制文明，“周监三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子罕》）。在孔子的心中，西周是礼教、德治的典范，而礼教、德治正是孔子的文化理想和政治追求。韩愈在《原道》首次明确提出儒学传承的道统论。宋代思想家朱熹进一步确立了道统的传承。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将“继道统”作为其政权正统性合法性的依据和治国理政的意识形态。历代统治者如果要以中华正统自居，就必须以承继中华道统作为其政权的思想理论支持，并唤起人民对其“合法性”的信仰。汉武帝在董仲舒的建议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南北朝时就开始在京师设官方的孔庙。唐代正式确定祭孔为国家祭典，从制度上落实了“尊道”，并谥孔子为文宣王，下令各州学、县学皆立孔子庙推广儒学。清代顺治帝强调“继道统而新治统”；康熙帝也认为“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这表明道统不仅是文化传承的象征，也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即使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他们也很快意识到道统的重要性，并努力通过“继道统”来显示政权的正统性，并确立其为立国治国的意识形态。
中国历代都强调盛世修文，编纂保存中华古籍典藏，传承中华道统文脉，如唐代的《北堂书钞》、宋代的《太平御览》、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四库全书》。中国历代通过修文立著、修史立典，推动中华道统基因薪火相传，确保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生生不息，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历久弥坚。
历代少数民族政权也十分重视中华古籍典籍的翻译和传播。契丹辽朝仿唐承宋，设立国史院，翻译和刊行儒家典籍。女真人建立的金国设国子监和译经所，用女真文翻译多种中原经典，包括《易经》《尚书》《论语》《孟子》《老子》《孝经》《史记》等。忽必烈建立元朝后，积极推行中原文化，尊儒兴学，在燕京设国子学，让蒙古子弟学习儒家经典。清朝专门设立翻书房，将汉文典籍译为满文，刻印出版。历代少数民族建立的地区性或全国性政权，都积极翻译中华经典，推动了中华道统和中华文脉在民族地区及全国的传播传承。
中华民族的政治道统哲学的连续性、一贯性也是促进了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延续的根源之一。“道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顶点地位。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在中华道统的赓续和传播中不断行进滋长，中华民族统一性和共同体意识不断培育和增强。
（五）厚德载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延续的政治兼容哲学
“厚德载物”涵育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包容性，这一宽博精神，蕴蓄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延续的政治兼容哲学。“多元兼容”的哲学观和民族观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文化基源上，其衍生于中国“厚德载物”的容载精神和“天下为公”的宽广胸怀。
中华文明是一种极具包容性的文明，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博大包容，“博厚，所以载物也”（《中庸》），“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坤·象》）。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也代表和平性。在中国上古先哲的思想里，“和”是一种与天道相同的自然哲学， 老子从万物生长之道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第四十二章）。“和”也是处理人际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基本准则。
中国历代开明的帝王和政治家都采取开放包容的民族政策。唐太宗主张华夷一体，对各民族一视同仁，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康熙强调：“朕统御宇内，率土生民，皆朕赤子。一夫失所，朕心悯焉。”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历代统治者处理民族问题和经略民族地区的方针措施主要表现为：
第一， 以德化人，柔政怀远。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左传·定公十年》）重视儒家思想的中国封建统治者对待夷狄便会自觉使用“德化”“德治”，柔政怀远，以熏染夷狄，使之对中央王朝心悦诚服心向往之，武力征伐往往是不得已而为之。孔子提出“礼分华夷”“用夏变夷”；华夷之分不在血缘，而在是否接受夏礼；华夷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只要遵循华夏周礼，则夷可进于夏。唐宣宗期间，进士陈黯撰《华心》一文，对此有明确的阐述，称“夫华夷者，辨在乎心，辩心而察其趣响。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
第二，中国儒家文化主张“重义轻利”。孔子曰“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论语·子路》）。 孟子劝诫统治者：“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儒家“义利观”对中国古代认识和处理华夷关系，以及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待异族都采取“重义轻利”的价值判断，他们对异族不做经济剥削，追求的重心是政治统一和文化一体，因而对周边少数民族较之内地汉民轻徭薄赋，赋税少或无，徭役轻或免，并且往往这些民族向中央王朝表示臣属所纳贡品得到的回赠价值远高于其所贡物质。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体现了儒家的“义利观”。
第三，因俗而治，包容多样。历代封建统治者对边疆民族地区都采用“因俗而治”的政策，“修其教而不移其俗，齐其政而不易其宜”（《礼记·王制》）。 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各民族保持其固有的制度、习俗、宗教信仰。“因俗而治”使各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得以兼容并存，各族人民的民族家园观念和整体中国观念得以双重认同。例如，唐朝在民族地区建立羁麼府州制度，以各族首领世袭羁縻府州各级官职；明朝在民族地区建立土司制度，由民族地区有势力的大姓充任各级土司，职务亦可经朝廷批准后世袭。这些制度既维护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也保存了各民族的习俗文化和治理制度，同时又团结了各民族的上层人士，使各民族的上层人士带头拥戴和归顺中央王朝。“包容性”“和平性”的政治兼容哲学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必然衍生出多元兼容、和合共生的民族观和民族政策。博大包容、柔政怀远的民族政策促进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百川汇流，有容乃大，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从哲学渊源讲，这种兼容多元而又汇聚一体的民族观正是源自中国传统厚德载物、保合太和的政治兼容哲学。
以上从五个面向阐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延续的主要政治哲学，这五个方面的政治哲学合力底定形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延续。仁民爱物底定的政治伦理哲学是政治哲学的规范基础，“仁爱”伦理强调仁爱与之，以礼教之，以德化之，民族之间仁爱和谐，文明互鉴，情感互通，夷夏互进。这种仁爱和谐的族际关系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孕育、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如果（历史）中国没有仁爱的政治伦理哲学和民族观，像古希腊对周边异族一样种族歧视、剥削和殖民，中国国家和中华民族也会像古希腊、罗马帝国一样早已风流云散。昌达的国家思想形塑的政治国家学说，能造就富强统一的国家，实现民殷国富。“贞一尚一”的文化观涵育的政治大一统哲学，崇尚天下一统，追求政治权力集中和思想统一，使中国在屡次分裂后都能复归统一，“大一统”的政治哲学是中国国家和中华民族历史延续最直接的思想动能。“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蔚成的政治道统哲学，如“天下为公”、德化观、礼治思想等政治品德和良政善治的理想标准在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治实践因袭传递，守正创新。政治道统的承继性、连续性为中国国家和中华民族历史的延续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价值。厚德载物的政治兼容哲学，使华夏民族对周边异民族或统治者对边疆民族和平包容，博大宽厚，华夏与蛮夷戎狄长期交往交流交融，边疆民族对中央政权归顺向化，各民族如百川汇流，交融汇聚为整体的中华民族。厚德载物、和合共生的政治兼容哲学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格局的形成发展。如果没有厚德载物的政治兼容哲学及其衍生的包容和合的民族观，历史上总是华夷对立，民族歧视，民族矛盾深重，民族战争频仍，就不可能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格局的形成。
（历史）中国的政治哲学是多方面的，除了本文阐述的五个方面之外，还有政治忠孝哲学、政治天道哲学，等等。笔者选取的是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延续紧密相关的主要的政治哲学，择其要者而述之，认为这五个方面的政治哲学可以勾勒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延续政治哲学的基本轮廓和貌相。
三、传统政治哲学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资鉴意义
鉴往知来，向史而新。笔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延续的政治哲学进行探源性研究，旨在深入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和延续的历史脉络及其背后的政治哲学思想谱系，并为新时代加强党的民族工作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思想资源和价值引领。以下将论述探源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延续的政治哲学对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资鉴意义。
(一）弘扬“仁民”“民胞”的泛爱思想，坚持各民族平等友爱
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开创了“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倡导“亲亲而仁民”， “民，吾同胞”，各族人民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要爱如同胞，亲若手足，各族一体，中华一家。
中国共产党一直奉行民族平等团结原则，各族人民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共同发展进步。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将“民族平等”上升为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指出“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也是立国的根本原则”。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所以，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仅是我国宪法规约的，也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因为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各民族人民共同缔造的，所以在国家管理层面，我国实行各民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共同管理国家。没有经济的共同发展就没有真正的民族平等，在经济发展方面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尤其在民族贸易、民族教育和卫生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措施，被称为民族工作的“三驾马车”。新时代，党和政府致力于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对民族贫困地区，实行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推动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继续推动“各民族一起走向现代化”。民族平等离不开民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中国共产党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保障各族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使民族文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各民族共同推进中华文化的发展繁荣。“仁爱”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哲学的核心，也是保障中华民族数千年绵延至今重要因素之一，社会主义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也体现了这一原则。
(二）以昌达的国家思想助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较之其他文明古国，（历史）中国昌达的国家思想、昌达的政治国家哲学造就了强大统一的国家。在清朝中期之前的约两千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从国家层面讲，中国统一而强大的国家维系了中华民族数千年不散。历代统治者都将国家的建构建设放在政治的首要位置，大力建设强大国家，实现富国强兵，并形成了一套丰富而发达的国家思想。
新时代要致力于全面加快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认同感、归属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要加强对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教育，增强“五个认同”。各族人民要将个人利益、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只有祖国富强了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个人利益和民族利益。要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语境中考察，深刻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历史方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条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以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二者相互促进，相互成就。
（三）尊尚国家统一，中华一体，各族一家
中国传统文化“贞一尚一”，“圣人抱一为天下式”（《道德经》第二十二章）。“贞一尚一”的文化发展出的“大一统”观念，已注入中华民族的血液里，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政治哲学理念。“大一统”的“大”这里是动词，即崇尚、推崇之意，所以中国自古就追求“九州攸同”，“天下一统”。即使“分立如南北朝，都自诩中华正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石’；统一如秦汉、隋唐、元明清，更是‘六合同风，九州共贯’”。
新时代，全国各族人民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我们更需要维护国家统一，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勠力同心，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国实行的是民族区域自治，而不是联邦制，也不是苏联的联盟制，必须明确实行民族自治地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个区域，是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必须维护国家统一，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2021年8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必须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教育引导各民族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自觉维护祖国统一、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我们坚决反对民族分裂活动，反对一切干扰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各种势力，旗帜鲜明地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四）传承中华优秀道统，并进行创造性转化
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文明史中，形成深厚的思想文化底蕴和丰富的道德系统，而且在治国理政上特别强调道统的连续性和一贯性，“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由中华道统衍生而出的解决华夷问题和处理华夷关系的思想也丰富深刻，因因相袭，体现了中华先哲们的思想智慧和品德胸怀。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中国古代的民族事务治理经验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和承继性。例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多民族国家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国古代“中华一体，因俗而治”治理思想结合。党的民族平等团结理论和政策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团结思想的中国化，与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华夷一体”观具有一定的契合性。新时代加强党的民族工作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原理的同时，要深入挖掘和承继中华道统和古代华夷观的优秀思想资源，并结合时代特征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持古为今用，守正创新。
（五）承继政治兼容哲学，在民族关系上兼容并包，多元一体
包容性、和平性皆为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之一。中华传统文化和政治哲学倡导厚德载物，博大包容，表现在民族事务治理思想则宽博包容，既保持周边少数民族的特色，又坚定地追求国家统一。对民族地区的治理坚持以德化之，因俗而治；在物质利益上则重义轻利，着眼于政治统一的大局。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曾提出，中国古代农耕社会形成“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文化“基本”，这种“文化的性质，极和平而优美，我国民族所以能保世滋大；而其对待异民族，融化异民族的经过，尤足以称为全世界民族的模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了民族平等原则。“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颁布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民族区域自治正式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制度”。宪法第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我国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明确通过宪法规约，已上升为国家意志并代表各族人民根本利益，也证明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重视程度超越历史上任何时期。中国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创造了“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形成了“四个与共”的中华民族有机整体。“多元”是前提和出发点，“一体”是方向和落脚点，我们既要兼容“多元”，又要坚持“一体”。
四、结 论
世界五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不曾中断，唯有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而不散，延续至今。本文尝试从中国的政治哲学基源去发掘中华民族历史延续的滥觞端绪和生成逻辑，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和延续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通过认知古代中国，更好地理解现代和未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更好地把握当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中华民族整个历史延续过程中的历史方位。
本文提出并论证的中华民族历史延续的五个方面政治哲学思想，“仁民爱物”的政治伦理哲学，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本性，从政治伦理和人心归聚上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延续。“昌达的国家思想”表征的政治国家哲学，一次次地造就统一富强之国家，从国家强盛富国强兵上确保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延续。“贞一尚一”的政治大一统哲学形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从统一性上保障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延续。“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代表的政治道统哲学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体性，从主体精神和文化自信上底定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延续。“厚德载物”的政治兼容哲学涵育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包容性，从博大包容、和实生物的精神特质上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延续。这五个方面的政治哲学形成整体合力，共同底定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延续，共同解释为何中华民族共同体历经数千年而不散。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我们新时代开展党的民族工作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来源不同，但相互具有高度契合性。探源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延续的政治哲学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对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资鉴意义。
韩玉，贵州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地研究员；商万里（通讯作者），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副教授；杨昌儒，贵州民族大学教授。
来源：《民族研究》2025年第3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