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激活全社会每个传播“节点”上的力量，在社交网络传播中需要以符号化叙事强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识别、以场景化叙事强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象建构、以数字化叙事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容传承，由此建设数字化档案，储存中华民族共同体共有的历史记忆，呈现新形式、重塑新文本、运用新技术，不断推动渠道多样化、传播常态化、空间动态化，做到依人、依法、依技传播，由此构建全方位、系统性、多维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智能传播体系，不断扩大影响力和覆盖面，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的阐释、形象的展现和价值的传承以更智慧的传播方式在国内外推陈出新，化抽象为形象、化无形为有形，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符号化叙事；场景化叙事；数字化叙事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是新时代扎实推进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和每一位中华儿女的责任与使命。近年来，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研究日益丰富，成果颇为显著，但从传播学视域探究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和内涵深入千家万户的路径，从而真正实现“入脑入心入行”和“有形有感有效”，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
“从本质属性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民族在共同开拓祖国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中国历史、共同创造灿烂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伟大民族精神的历史进程中融聚而成的民族实体。”从这样一个根本认识着眼，如何在当下“信息过载”“碎片化”“圈层化”“重新部落化”的网络空间中将各民族共同培育、传承、壮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用文本、音视频、动画、H5、游戏、虚拟数字形象等方式生动地传播出去，需要思考在手机、电脑、数字电视、智能机器人、户外大屏等媒介中充分利用先进的移动通信技术、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4D/5D/6D技术、VR/AR/MR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来讲述“辽阔疆域”“中国历史”“中华文化”“伟大民族精神”的故事，构建中华民族形象，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于心、践于行、见于效，而非流于表面，尤其是在符号化、场景化、数字化叙事中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外延、表现、功能、价值与思考化为每位成员行动的重要辅助力，激发中华儿女持续有效交互的传播动能，将宏大叙事与日常话语结合起来，并且“转化为生活常识融入人们日常生活及其观念”，由此不断地讲好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故事，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一、以符号化叙事强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识别
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的兴起与赋能，个体的表达及互动意识不断强化，信息指数级增长后导致的杂乱与过载，碎片化呈现与圈层化传播导致基于兴趣、爱好、职业、收入、地域等因素形成的网络社群不断增多，“信息茧房”“过滤气泡”“沉默的螺旋”“回音室”等效应愈加明显，网络中往往出现“自说自话”“老死不相往来”“圈内同质，圈际异质”等复杂现象。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中，主流价值观如何打破圈层藩篱、发挥向心引领作用尤为重要。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2021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又提出“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华文化进行符号化叙事有助于各民族面对共享的文化符号、民族形象、精神价值、人文家园时获得深层次的情感共鸣，形成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明晰的话语阐释及意义生成，在解码过程中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历史底蕴、人文精神、哲学观念和内涵价值等不断放大并扩散，从而强化对中华民族的认知识别和情感归属。
（一）符号化叙事有利于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内涵，厚植中华文化符号基因
“不用符号无法表达任何意义，任何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携带”，符号的形成、创建、传播、认知与熟悉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从编织意义、生成意义、表达意义、传递意义、获取意义到反馈意义，不同个体和群体在符号交互中进行情感与意义交流，由此培育共同的文化价值理念，建构起相应的文化向心力和凝聚力。从索绪尔到罗兰·巴特，不断强调符号的“所指”，“人是通过符号，而不是事物本身进行思考的”。中华文化在发展与传播过程中凝练出了许多文化符号，大量的古诗词、书画、音乐、建筑、神话、史书等以不同形式的符号传承发展，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并凝结成共有的文化根脉和价值体系。其中，代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符号有“文化遗产以及文化景观、历史人物符号、典籍符号、核心思想符号、科技成就符号、传统节日符号、民族艺术符号、已经传承多年的中华老字号传统文化事象及代表发展成就的当代符号等”。这些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互为一体，蕴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价值谱系，需要通过编码与解码、表征与思考、再现与阐释、生成与反馈等，不断放大传播效果，提炼和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历史脉络，建构共同的文化内涵、情感观念和价值表达，“文化符号不仅能够激发个体有关民族共同体的想象，更是承继集体记忆、链接共同体情感、强化共同体认同的工具性媒介”。
苏珊·朗格把符号分为一般性符号和表征性符号，两者的区别是，“表征性符号表达概念、思想和理念（这里所谓理念是表征性符号的结构方式和表达对象），而不是表达它们单纯的物质存在”。中华文化符号是一种文化的集体约定，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最直接、最有力的见证，也是增强文化认同的最直接有效的载体。例如，“龙”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种象征符号，会促使大家形成血肉相连的情感，激发团结、进取、拼搏、奋发、自豪等情绪；“长城的修筑见证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中国功夫”凝聚着刚柔并济等武术理念；“熊猫”展现着中国和平外交的软实力等；“黄河”“长江”“泰山”等象征着国家兴盛、民族存亡、文明传承等，这些文化符号令人油然而生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感；“故宫”“颐和园”等不仅代表着过往的历史脉络、王朝缩影，也隐含着中国古人杰出的建筑智慧和审美理念；“武当山”“少林寺”“昆仑山”“青城山”等不仅代表着游客喜爱的名胜古迹，还是影视作品中高人隐居、追求卓越的体现；“天安门”“五星红旗”等符号象征着56个民族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彰显着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效。此外，古代瓷器、丝绸、信函、唢呐等作为符号时，蕴含着浓重的文化交流的历史印记，容易引发受众的共情效应。
通过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符号化叙事，可以从政治、经济、地理、文化、风土等方面推动不同知识结构的人直观感受并理解、欣赏这些符号蕴含的历史故事及精神内容，以及这些符号带来的新的感官冲击和文化视点，打破圈层化传播的藩篱，强化主流价值观。例如，当“伏羲”“女娲”等作为符号时，与其相关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文人传唱等叙述表现出生生不息的引领与开创精神；“后羿”“愚公”等符号代表的坚定不移的追求精神；“大熊猫”“白鸽”等符号的和平内蕴；“松树”“梅花”等符号代表的高洁品质；“牛”“马”“狗”等符号代表的吃苦耐劳、忠贞不贰等精神。对这些符号的文化透视，不仅可以超越事物本身的外在形式，表达出许多形而上的长期形成的社会历史现象和精神文化现象，还能呈现出所指代人物的社会生命、文化积淀、精神基因、伦理追求以及存在特性等，使符号作为一种载体充满主体之美和客体之美，获得更广泛的认可与共情，“通过贯穿符号生产、符号选择、符号释义的全过程重塑了文化传播机制，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呈现古今互通、‘情’‘境’互应、人机互构的全新图景”。当然，不同时期长年累月形成的符号在表意方面的指向是多方面的、有多重阐释的，要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的基本符号载体，需要从外在表现形式到内在精神意蕴善加解释与引导。
（二）符号化叙事有利于激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热忱，强化传统精神价值引领
以符号互动论著称的乔治·赫伯特·米德认为，“符号化的命名过程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共建、共有、共享的代表性文化符号意味着一定区域内的人们生活、学习和成长中受到同样或相近文化的熏染或影响，形成互联互通的世界观、人生观、历史观、宇宙观等。例如，中国历史上的老子、孔子、孟子、墨子、庄子、屈原、陶渊明、王昭君、李白、杜甫、文天祥、曹雪芹、谭嗣同等人名作为一种符号载体，具有特定的文本和价值指向，让人体悟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组成与历史使命，传播这些人名符号有利于强化传统精神价值引领。看到“屈原”，会让人想到爱国主义精神；看到“雷锋”，会让人想到乐于助人、爱心奉献；看到“屠呦呦”，则让人想到创新发展、济世救人等。在这个意义上，符号化叙事不仅有助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共有的基于文化记忆和精神积淀的代表符号进行选取与传播，而且有助于“以中国经典传统文化为内容依托，借由视觉符号与听觉符号的双重编码”，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播这样的人名符号和与之关联的诗词、精神价值等，使其成为理解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典型形象和话语要素，有利于充分激发中华儿女的文化与情感热忱。
当然，历史上杰出人物的名字在不断传颂中会激发更强烈的情感共鸣，并散发出璀璨的时代价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在社交化传播过程中充分利用微博、微信、短视频、影视、游戏等传播平台和载体，对人名符号“活化”“巧用”，以新颖生动的话语形态和表现形式制作相关的作品进行传播。在制作与传播过程中，可以通过古今对话的方式与这些名人交朋友、谈天说地，也可以通过数字方式绘制名人走过的路、读过的书、提供的见解等，由此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符号化叙事可以让那些代表性的历史事件、人名、文物、遗址等通过各种媒介渠道和传播方式走进课堂、社区乃至千家万户，让人们在接触中感知、在感知中思索、在思索中反馈、在反馈中进一步传播，通过点赞、评论、转发、弹幕等多种交互形式，激发对民族英雄事迹、伟大艺术创造和英勇报国行为等的情感热忱。
符号只有在互动中才能彰显意义、指代对象。在信息爆炸的网络空间中，碎片化、圈层化、社交化的传播使大量信息被过滤或分类，只有通过新媒介手段进行符号化叙事，使不同符号更具细节、内涵、有趣和生动，在生动、形象、有趣的叙事中让受众记住不同历史人物或事件所具有的文化内涵，有利于符号的互动，激活用户的情感热忱和“节点化”功能，在线上线下形成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话语环境。这也意味着“沿着文化符号学的理论框架探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短视频中的符号重构逻辑，有利于准确把握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所面临的媒介环境”。在潜移默化的符号化叙事中让受众互动起来，进而理解“四个共同”的历史意义、人文内涵和价值追求。
（三）符号化叙事有利于坚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自信，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文化符号蕴含着大量的文化信息、消费信息和价值信息，能让人产生喜爱、敬重、欢乐等情感。阐释中华文化符号蕴含的文化思想，不能直接进行意义臆造而形成主观图景，应当从中华文化的基本理念、思维逻辑和认知观念出发，对代表性符号进行知识性解码，阐释不同符号之间的内在关联与价值生成。符号化叙事是一个编码和解码的过程，编码过程就是中华文化符号在形成过程中凝聚和注入的文化元素，解码过程就是将这些文化元素阐释、扩散、传播出去。中华文化符号众多，不同符号包含着不同的精神观念和价值追求。例如，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印刷术等的发明，老子、孔子、孟子、孙子等思想家们，属于影响全世界的中国符号；再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重阳节等节日符号包含着祭祀、纪念、农事、爱情、亲情等意蕴，能够唤起全球华人的仪式感和情感共鸣，增强中华文化认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被各族人民共同传承和弘扬的精神基因。中华文化符号是各民族文化的载体和依托，在传播过程中需要对中国古人崇仁义、重民本、守诚信、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理念和自强不息、尊老爱幼、惩恶扬善、见义勇为等传统美德进行符号化叙事，需要对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沂蒙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价值追求进行符号化叙事，对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文化进行符号化叙事，坚定文化自信，从符号传播到形象传播，从静态传播到动态传播，从内容传播到价值传播。恩斯特·卡希尔强调：“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社会的全部发展都依赖这些条件。”代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符号不一定是抽象符号，还可以是具象的仪式、活动、行为等，像泼水节、火把节、山歌节等节日往往由大量活动组成，人们能够充分参与进去，这时候，利用全媒体直播、VR直播等方式再现，能让受众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因为“媒介本身与社会图景的宏观变化有着莫大的关系”。近年来，河南广播电视台制作的《唐宫夜宴》《清明奇妙游》等文化综艺节目频频“出圈”，拍摄制作团队巧妙利用新媒体技术，将“飞天”“皇宫”“陶俑”等文化符号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究其原因，主要源于对历史文化符号的生动解析和对历史现场的深度还原，根本在于文化自信。
一般而言，短视频平台主要靠视觉性非语言符号，广播主要靠听觉性非语言符号等，充分利用媒介的特性，才能进一步放大传播效果。利用这类媒介进行符号化叙事时，要考虑不同媒介的特性和话语表达方式，不能为了讲解内涵而失去原有的趣味，或者只是为了好玩而忘记初衷，而要充分运用直播、纪录片、新闻、短视频、游戏等形式进行符号的可视化呈现，增强年轻一代对节日符号的认同，坚定文化自信并激发他们的传播动能。这也意味着，符号化叙事是将那些抽象符号转换为日常的“网言网语”，或通过讲解式、对话式、情景再现式、矛盾冲突式等表达形式进行多平台、多渠道、多维度、多层面的传播；同时，还要通过大数据技术和智能分发技术推送相关议题或内容，引导受众关注、评论、转发和收藏。这样才能共同熔铸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基础，才能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让“石榴籽”“中华民族一家亲”“中华民族大家庭”等理念深入人心、外化于行，使家国情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得益彰。
二、以场景化叙事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动形象
场景化叙事广泛应用于文学、影视、广告、戏剧等领域，通过营造强烈的空间氛围，激发受众共鸣，从而增强内容的感染力和说服力。这意味着场景本身具有某种戏剧性、故事性和可看性。场景化叙事可以是一种虚构的真实，也可以是基于真实场景的叙事，通过呈现人物活动的具体时空环境、面临的具体事件过程或情况、特定人物之间的不同关系状态或某一事物所处的状态等，注重突出空间的主导功能。场景化叙事以其还原功能使得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符号所表现的抽象内容形成某种“可经历”“可体验”“可想象”的场景意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横断面、发展历程或某些代表性的人物或事件等，皆可用场景化叙事来呈现。
费希尔把叙事定义为“有序列的符号行为——文字和（或）事件——对依赖、创造和诠释它们的人有意义”。当下，场景化叙事侧重于通过数字虚拟技术、沉浸式演出等方式来呈现原有场景或者在某一场景中还原当年的生活风貌、事件过程、人物行为等，注重视觉元素和情感元素，以期有效回应受众的心理诉求。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场景化叙事有利于受众身临其境地感受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生活环境、各色人物、情感表达、事件过程等，有效打造情感入口，呈现或还原不同历史时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以表现力、亲和力和感染力让人们沉浸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展现之中，潜移默化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线上线下特别是网络场域中受众的体验感和参与度，并使之普及化、全民化和常态化，因为“网络场域具有主体性、即时性、现场性和情景性的特点”。
（一）场景化叙事有利于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共有的视觉符号，使受众了解不同时空具体场景的内涵与外延，由此呈现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强文化认同
场景化叙事重在让受众沉浸于某一具体场景中，设身处地地理解当时的人物状态，产生更高的共情能力。例如，《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一书提到了深藏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无人区的烽燧中883件尘封的文书记录了1200多年前唐朝军人共同守卫边疆的故事，其中有“烽帅”率领“烽子”日常巡查、燃放烽火、看守仓库、照顾战马等内容。如果能将这些内容通过场景化叙事进行影像表达，会让今人对当年保卫边疆的艰辛与责任感同身受。再如，黄河、长江、长城、故宫、三星堆、京杭大运河、兵马俑、莫高窟、良渚古城遗址、天安门、口岸国门等代表中华文化、中国自然遗产及国家政治符号的具体场景在线下是可触可感可亲的，如果条件允许，每个中华儿女可近距离感受黄河的雄浑壮阔、长江的奔涌前行、长城的蜿蜒远去、故宫的宏伟壮丽、三星堆中出土文物的神奇精妙、京杭大运河的古老智慧、兵马俑中的历史缩影、莫高窟的艺术变迁、良渚古城遗址中的早期国家形象、天安门高度浓缩的中华文明，以及在口岸国门前感受祖国发展的时代脉搏等。这些代表性符号分布在不同区域，在传播过程中不仅需要通过实地参观、口耳相传，而且需要通过文字、影像、动画等方式挖掘其文化内蕴，通过VR/AR等技术让受众沉浸式体验，使其在生动逼真的场景中探索文化和自然遗产，探寻文明根脉。
中国历史上“和同为一家”的“大一统”理念是通过不断和亲、会盟、毁盟、征战、再会盟等状态和事件来展现的，这些内容通过电影、电视剧、短视频、展演和直播等形式呈现，有助于人们重新思考并深入认识历史。电影《英雄》就通过对不同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场景化再现，以扣人心弦的情节、绚丽的色彩和大量的中华文化符号建构了一个以爱国为至高原则的侠肝义胆的英雄形象。中央电视台《百年前的那次出发》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力求还原中国人第一次报名参加奥运会的历史场景。许多城市宣传片将城市历史以动画特效的形式进行场景化叙事，突出不同历史场景和细节，在快速的镜头转换中呈现不同历史场景“斗转星移”的效果。在这样的场景化叙事和形象化阐述中，有助于展现人物、抒发情感、构建场景、讲述故事，不断增强人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提升话语能力。
与单纯的声音和文字表达相比，场景化叙事更加具体生动，更容易引发受众的情感共鸣和共振。在古代，由于识字率普遍低下，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主要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传诵或传承传统文化。在当下，传播方式和渠道无比丰富，传播形态更加多元，传播覆盖面巨大，特别是随着自动生成视频软件的增多和强大，许多场景可以通过AI技术、VR/AR技术、4D/5D技术来呈现。在此背景下，普通受众可以通过线上体验的方式在九曲黄河岸畔畅谈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在长城关口感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莫高窟欣赏中华艺术的多姿多彩。无论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自然遗产的观摩学习，还是在不同景区体验《帝国江山》《飞行体验秀》《龙临天下》等VR场景，或者观看《昭君出塞》《灵州会盟》《敦煌盛典》等实景演出，每位受众都会不知不觉地置身于具体的历史场景中，享受技术带来的视觉盛宴，在模拟的历史场景中了解和感知这些历史事件及其蕴含的现代意义。除了《唐宫盛宴》等场景化叙事作品，河南广播电视台2024年中秋节晚会播出的舞蹈节目《秦时明月》不仅让兵马俑在黄沙漫天的场景中“复苏”，展现出激荡的雄风，同时用舞蹈艺术将大秦士兵的威武英勇用实景拍摄与虚拟制作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出来。河南广播电视台的另一个节目《胡佣狂欢夜》不仅让博物馆珍藏的唐三彩中的“胡佣”动了起来，还把场景安排在现代洛阳街头，古今交融，生动有趣。可见，通过场景化叙事可以深入挖掘历史事件的内涵及价值，在受众广泛了解并接受的基础上，传播内容得到凝聚，可以形成强大的传播效应，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立体形象，进而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场景化叙事有利于感知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人物风采，了解不同时空具体场景中人物的经历，由此展现个人价值目标，传承伟大精神
场景化叙事非常注重“在场感”。例如，中央电视台推出的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充分运用现代技术进行“沉浸式实景演绎+电影化拍摄+XR创新呈现”的场景化叙事，让演员穿越“宗师之路”到唐代或宋代进行探访，在一个个场景再现中，让受众了解“唐宋八大家”的生活状态、成长环境，领略其风采魅力，“探访团”以今人的身份在不同历史场景中与“唐宋八大家”分别“今古奇谈”，由此探访他们的人生故事、思想观念、价值追求，包括了解文学史上经典名篇的历史境遇、创作机缘等，挖掘这些接续中华文脉的宗师们的精神力量，同时，主持人还以今人的身份邀请宗师们穿越千年故地重游，见证今时盛世场景，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光芒。类似的视听节目还有《典籍里的中国》《国家宝藏》等，主持人撒贝宁穿越到不同朝代，与司马迁、郑玄等古代先贤进行交流，或通过饰演秦朝小吏来了解大秦律法在政治、经济、环保、官吏业绩考核中的具体运用等。这样的场景化叙事以巧妙的构思、精致的构图和流畅的镜头语言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个人追求和精神力量，展现共有的人文形象和共享的精神家园，把那些代表性人物的故事放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中，通过话语行为、服装道具等展现其人生经历、价值追求、精神力量，使受众感受角色的生动逼真、真实可信和丰满立体，从钦佩其学识、胆识到敬重其为人处世，再到学习其品格、方法，身临其境地感受节目所传递的文化之美、精神之美、思想之美，由此赓续中华文脉，传承人文情怀。较之于传统的口耳传播、文字传播，这样的视听节目更具可视性和感染力，也更容易得到受众认可。
当下，场景化叙事需要以更精妙的技术手段和更严谨的考据求证构建一个更加真实和更具沉浸感的场景，并在这样的场景中叙述故事、塑造人物。目前，文旅部门、媒体机构等通过纪录片、电影、电视剧、文旅实景演出、VR/AR展示等方式不断重构或再现丝绸之路、茶马互市、灵州会盟、怀柔教化、土尔扈特万里东归、文成公主进藏、昭君出塞等历史事件的某些场景，并通过场景化叙事展现人物风采，增强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和表现力，使这些内容所生成的“中华民族一家亲”理念不断得到传播。
（三）场景化叙事有利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情感，展现不同时空具体场景中的文化记忆，使受众获得丰富的体验感受，增强文化认同
“中华民族今日之所拥有的丰富多彩的文化，无论其优长处还是其弊端所在，都是从长久的历史生活中累积起来的，并将深刻影响我们民族文化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和格局。”文化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深层次的认同。文化诞生于对器物的使用之中，容易让人联想到具体的使用场景。若在传播中采用场景化叙事来表现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会使抽象的文字符号指向具象的实践世界，有助于辨析良莠，与现代文明交融共进。实际上，随着“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诗歌、音乐等艺术的诞生，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文化场景通过口耳传播的方式留传后世，如何将抽象的内涵通过具体场景“有形有感有效”地表现出来，让更多的中华儿女了解并熟悉，需要在口头传说、文献考证基础上进行联想补充，强化场景化叙事。
故宫博物院等地方充分运用AR技术还原历史现场乃至历史人物，横店影视城等通过演员表演来还原部分经典电影、电视剧的场景片段，部分景区的大型实景演出强化与参观者的互动，甚至让游客进入搭建的真实场景中。比如，甘肃省敦煌市近年打造的大型室内情景体验剧《又见敦煌》，在90分钟内，以生动感人的叙事让观众感知敦煌的千年历史，观众跟随工作人员的指示移步到不同的戏剧场景，感受一段段鲜活的敦煌历史，了解出使的张骞、和亲的公主、远行的玄奘、具有民族气概的唐朝节度使张议潮、发现藏经洞的道士王圆箓等人，在生动感人的讲述中带领观众回望千年敦煌，通过各种艺术手段构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情感，激发观众对敦煌文化的热爱，沉浸式地感受文化交融的魅力和历史的厚重。实际上，以场景化叙事增强情感认同的传播方式还有很多，比如开封大宋不夜城通过光效加实景演出等方式，让游客在古建筑街区沉浸式体验古人夜生活的特点和韵味，在打铁花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中感受当年的生活场景，从而潜移默化地产生情感认同。目前，许多景区通过高度还原历史场景来丰富文旅业态，以场景化叙事拓展消费场景，让游客在沉浸式的体验和感受中乐享文化盛宴，感受文化的魅力。这种表现方式不仅有助于了解中华文化，而且在与历史人物的互动中感知他们的性格、语言、思想乃至历史事件等。
另外，场景化叙事往往具有通过展演、展示唤醒某种文化情感，与他人进行交流，借助构建共识基础增强情感认同等特点。这方面，中国的京剧、评剧、豫剧、越剧、黄梅戏、秦腔、昆曲和粤剧等剧种表演充分利用舞台表现场景，同时借助特定的仪式或符号唤醒受众的情感记忆，由此实现表演者与受众之间的沟通与互动，增强观众的文化认同。可以说，在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伴随着人类对媒介使用的渐次演进，从原始阶段的岩石刻画、凿壁塑像，到如今图书、报纸杂志等纸质媒介的静态文字，再到电影、电视、动画等动态影像，以及互联网基础上带给人多重体验的新型数字媒体，可以让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在不同媒介形态的迭代升级中绵延不绝，人们由此获得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记忆和体验，形成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认同。用不同的话语表达形式、不同的技术来还原或重建历史场景，传承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让受众从心理、价值、情感、行动等方面自觉把中华民族置于首位，获得丰富的体验，增强文化认同。
三、以数字化叙事创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文本
数字化有利于将现实中的信息内容转化为线上的数字内容，并实现大批量的存储、搜索、转发、传播和共享。“事物不仅仅是与数相联系，或可以用数来表示，而且它们就是数。”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从地理、历史、人物等不同维度建构的，不同维度可以用数字化的方式形象生动地进行呈现。近年来，通过数字化方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信息源的追溯、外在形象变迁、内在机理形成等进行建构，深入了解其中的中华文化符号，由此将抽象理论转化为可视、可感、可互动的具象形态，使得中华民族成为数字世界相对稳定的文化镜像。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数字化叙事是在信息数字化基础上的一种表达形式，在实体传播基础上充分运用数字技术丰富文化储存的介质载体、建立数字文化档案、提供数字形象展示，特别是优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形象、内涵阐释等精准推送与多渠道传播的力度和效果，不断利用新的数字介质和平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播注入新动力、提供新动能。
（一）数字化叙事有利于储存中华民族共同体共有的历史记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数字化档案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由数以亿计的中华儿女组成，也是由许多弥足珍贵的文化符号、文物遗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献、实践经验等构成。许多遗址、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作为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很容易被风雨侵蚀，需要及时保护。随着媒介的迭代升级，这些内容可以通过拍照、扫描、录音、录像、VR情景还原等方式记录和保存下来，进入“云端”后可以永久使用或推广。实际上，很多人因为时间、精力、身体等状况，很难专程到每一个名胜古迹或文物遗址现场去了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关的文物、遗址、文献等资料建立分门别类的数字资源库，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形象、创新表达方面的数字化档案，通过数字建模、数字图表、数字动画等手段，使零散的信息变得条理清晰、结构有序，不仅有助于传播，还能永久保存中华儿女共有的历史记忆。
“突出各民族共创共享中华文化并增进文化认同的根基性作用，亦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需要。”数字化叙事通过搭建数字平台，展示各民族的历史、发展现状和未来方向等内容，并通过各族群众的积极参与来增强上传、下载、观看、分享等功能，不断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数字形象和真实感非常强烈的视觉空间，推动互动交流，重新演绎和深入寻找认同感强烈的历史场景及根由。在此过程中，充分运用数字化叙事，将山川大地、文物古籍、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呈现在观众面前，而不是呆板地将一些文物古籍等数字化之后“冷藏”起来。例如，北京广播电视台与故宫博物院共同出品的大型系列纪录片《紫禁城》拍摄过程中，创作团队用三年时间来记录紫禁城的四季更替、风霜雪雨，以此表现建筑之美、文物之美。这样的纪录片不仅以数字化的形式储存着紫禁城的角角落落，同时充分借助动画等方式进行数字化叙事，让紫禁城不仅看起来很美，而且能够唤醒受众对中国历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之情，让宫殿以数字化的形式保存下来。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身份认同是通过一个个生动可亲的具象符号来引发个体情感共鸣的，这些具象符号蕴含着深厚的中华民族精神和价值追求，它不仅需要文字符号来保留，也需要数字化的手段，使用不同的信息载体和数字技术，让这些具象符号“走上前”“发出声”，由此增强情感认同和行为自觉。当然，数字化叙事需要数据量的储存积累、挖掘整理和多方分析，同时还要不断改进技术方式和提升技术水平，在更智慧的创意中推陈出新、化繁为简、化抽象为形象，不断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数字形象。但要进一步将这些数字形象传递到千家万户，实现更深层次的情感连接，需要充分借助先进的数字技术在创意的基座上进行生动叙事。
（二）数字化叙事有利于通过数字展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积淀，通过搭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数字平台呈现新形式、重塑新文本
数字化叙事表现在万物皆可数字化。数字技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和创意可能，对文物典籍等文化遗产有着切实的保护与传承作用。从数字存储、数字开发、数字赋权、数据分析到数字化叙事，目的是以不同的数字形式来搭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数字平台，引导受众在数字世界里关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方方面面，在传统元素与现代元素的共融和碰撞中诠释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哲学思想和人文内蕴，强化受众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
“媒介创造新社会模式并重构人的感知”，像中华古典诗词等在古代多以印刷文字的形式四处流传，而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使诗词文化类短视频创作者开启了诗词的另类讲解方式，他们通过通俗易懂或诙谐幽默的话语表达形式，让一些晦涩的古诗词以轻盈的姿态走进受众，让文人的形象更加鲜活、更有烟火气，由此拉近中华诗词文化与普通民众的距离，以诗词之韵味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果没有数字化技术和数字化叙事能力，仅靠口头传播或书面传播，影响力会大打折扣。数字化叙事大大推动了交互行为的频次和力度。事实上，被受众广泛接受并喜爱的短视频等已成为数字时代的新方式和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在信息传递、文化传承、社交互动、娱乐消遣和社会监督等多个方面发挥了广泛的社会性职能。特别是以短视频平台为代表的数字平台，因其开放性和互动性，创作者能够借助评论、点赞、分享等互动方式与其他用户进行交流和共享。像《国宝很有戏》《如果国宝会说话》等系列节目，不仅保存了国宝的数字形态，讲清了来龙去脉，而且打破了传统媒体“大水漫灌式”的传播，实现了智能化、精准化、个性化推送，通过情景化、口语化、技术化、故事化等叙述方式，以不同人物的形象演绎讲述国宝背后的历史故事及其人文内涵等，以数字化手段拉近了国宝与普通受众之间的关系，能够实现不同受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同方面的学习兴趣，让相对枯燥乏味的文物知识经由现代数字传播技术手段变得更具亲和力与趣味性，不仅增强了故事性和观赏性，还能传播文化魅力，增强受众的文化认同。
数字化叙事不仅意味着通过搭建新的数字平台、构建数字对象和应用程序等方式，让不同用户接触到古籍文物等珍贵文本，激发他们学习和了解的意愿，更要在网上“存起来”的同时进行创新性表达，让文艺“活起来”。例如，故宫博物院、三星堆博物馆的文物在数字技术加持下可以动起来、跳起来、唱起来，重塑符号文本生产传播的程式，增加趣味性和亲近感，在碎片化阅读时代有利于引导青少年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再如，饺子导演的动画电影《哪吒》系列充分利用3D等数字化传播手段，在文本内涵挖掘、表现形式、传播形态方面有了巨大的创新，引发观影热潮，将中华文化中真善美、不屈不挠的精神呈现给广大观众。
另外，数字时代的传播内容可以通过个性化、精准化和社交化的方式传递给受众。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与外延的传播需要及时、有效、系统、全面地掌握用户数据，了解和掌握用户需求，特别是了解用户的喜好、行为模式、活动频次之后，借助大数据技术给用户画像，对不同用户进行分类、排序并推送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关内容，减少传播中的圈层隔阂、信息“偏食”或信息损耗。这也意味着，从算法技术的输入单元开始，要大量输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关内容，然后经过运算单元之后，输出并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有关内容的引导。这样不仅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消耗，使有关内容与受众需求相匹配，而且可以降低传播过程中的信息噪音，挖掘媒介与用户之间的交互潜能，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
（三）数字化叙事有利于开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传播新渠道，丰富表现形式，实现渠道多样化、传播常态化、空间动态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线上线下同时发力。在线下，以各种活动、展馆、沉浸式演出等方式展开；在线上，开发数字平台、打造数字形象、创新叙事方式、开辟新渠道、加大交互力度。伴随着类元宇宙等虚拟数字平台的兴起与大数据、生成式人工智能、Web3.0、VR/AR/MR/XR、区块链、神经算法、遥感测绘、脑机接口等技术的迅猛发展，虚拟数字时空作为一种划时代的生存形态，将人类从口语、文字、影像、电子逐步带进真正的数字时代，其技术叠加性、虚实交融性、具身沉浸性和实时交互性等技术特征，会促使越来越多的人“移民”其中。未来，媒介技术“不但要能够复制现实，而且要能够以富有想象力的方式重组现实”。因此，应当充分利用符号化、场景化、数字化叙事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打造沉浸式真实场景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数字化体验和教育空间，使受众在新的虚拟数字平台沉浸式感知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此增强各族群众的历史感知与情感认同，做到“虚拟不再是以中国简单的技术幻觉，还化为人类的生命经验和感知记忆，成为人类的‘另一种现实’”。
通过短视频呈现、数字化展演等方式让那些老化的、静态的文化遗产重新鲜活起来，为此，要不断开辟新的传播渠道和传播形态。例如，由敦煌研究院联合腾讯推出的“寻境敦煌”项目采取数字化形式，综合运用虚拟现实、三维建模、游戏引擎的物理渲染和全局动态光照等新技术，以1：1高精度立体还原了莫高窟第285窟。游客戴上VR眼镜，就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壁画的魔力，甚至可以“飞升”空中，探索洞窟中壁画的细节。这种通过数字技术展开的跨时空对话，不仅展现了壁画艺术的独特魅力，更让受众感知到中华文化的多彩与博大。再如，广西文化和旅游厅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和语音生成、人脸建模、图像渲染等数字技术，通过打造“刘三姐数字人”给游客担任智能旅游助手，以数字人形象向受众展现中华民族自信昂扬的形象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活力，增强了游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网上“云游”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兴旅游方式，也是体验和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故宫博物院通过数字化方式让具有600多年历史的皇家宫殿在各种屏幕前呈现出独特的魅力，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故宫创设出一个虚实相间的动态化叙事空间，开启了网上“云游”之路，千里之外的观众可以360°环绕整个展厅，随时“空降”到相应的展位，沉浸式感受故宫内部之美，在“云上故宫”随意走动的同时，理解宫殿格局之象征、内部摆设之意蕴等，在技术与现实编织的历史文化空间中生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进而寻找到增进情感的依附点，增强文化认同。这也意味着，“以计算机网络整合诸多传统工具和数字软载体进行的网络媒介文学生产，却开创了虚拟空间叙事、立体化超文本呈现和接受—写作一体化的阅读模式的新的文学生产形态”。面对不同的传播取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象与内涵应迅速在新兴平台上占据显著位置，在展现其内涵价值的同时，凝聚积极向上的情感力量。
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真实感不仅表现在展演层面，也表现在视觉冲击方面。例如，《国宝很有戏》系列短视频中，制作方大量运用3D技术、AR技术等，受众不仅可以直观感受国宝，形成有效互动，还可以了解国宝蕴含的中国精神、中华美学和中国价值追求，开辟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方式的新路径和新方式。再如，《如果国宝会说话》《国家宝藏》等充分借助数字化平台进行精准推送，深挖历史文化故事，满足了受众了解历史文物内涵的需求，同时借助各种传播符号，在活泼新颖的表达方式中以数字化的形式储存、呈现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当然，数字化叙事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影像与文字的关系，必须考虑社交化传播过程中受众对时效性、重要性、接近性、趣味性、显著性等的需求，不断地推陈出新，在利用数字技术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字幕、音乐、文字、H5、动画等媒介元素，包括推进文学与物理学、化学等学科的有效关联，实现价值取向、策划理念、叙事结构、话语表达、表现方式等方面的创新。“当技术延伸了我们的感官之一，文化的新型转化就像新技术的内化一样迅速”，数字化浪潮日益高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破圈”传播需要融合多种媒介元素创作出新的融合作品，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充分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不同内容以生动的形式编织进影像的表意实践框架中，从而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形象，把不同特质的符号融入各有特色的叙事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总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蕴含丰富的价值内容，其超越单一的民族观，展现中华各民族生活上相互扶持、心理上相互依偎、精神上相互依存、文化上相互交融等共同价值诉求。如何强化价值引领，在众声喧哗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各级党委、政府、各类教育主体和传播主体善用数字技术搭建网络空间中的议程设置和传播体系，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算法技术突破圈层割裂、“信息茧房”和“过滤气泡”等信息封闭，以符号化、场景化、数字化叙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动量、基点和路径，不能一讲了事、一发送了事，而要懂得传播方法、依靠创新、借助技术、强调传播效果，实现国家话语的生动转化，将个性化、特色化和大众化的内容分门别类地以平等交流、浸润诉说等亲民话语形态推送到不同人群面前，让各族民众听得懂、讲得明、做得到。
文章来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