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礼”是中华礼乐文化的经典代表著作。作为一种人文文化，“三礼”不仅是中华礼乐文化的集中体现，而且是领会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门径。从形式上来看，“三礼”作为一种礼乐文化的有机整体，关注着中国社会的世道人心，追求并向往着融洽和谐的大同之世。从内容上来看，“三礼”承载着周公之德业与孔子之显学，为中华礼乐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总而言之，“三礼”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孝敬仁爱”的文化精神，铺定了中华儿女优秀的生命底色，成就了一代代中华民族的格局与气象。
关键词：三礼；周孔之道；礼乐文化；礼乐精神
正像家风是一个家庭的“不动产”那样，礼乐文明就是中华民族的“不动产”。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荦荦大端，中华礼乐文明的代表作就是“三礼”。“三礼”是中国礼学(或“儒家礼学”)的三部重要经典著作，即《周礼》《仪礼》和《礼记》(可以包含《大戴礼记》)。《周礼》记载了政治制度，《仪礼》保存了古代的礼仪，《礼记》则阐发了礼的作用和意义。东汉时期，著名经学家郑玄为这三部经典作注，于是有了“三礼”这样的称呼，“三礼”影响越来越大。
一、“三礼”是人文文化的结晶
我们往往把中华礼乐文化说成“周礼”,这是由周礼的特性所决定的。“三礼”也可以合称为“周礼”。“周礼”指的是“周代的礼”。作为“礼”,它与作为周代制度的《周礼》其书不同。狭义地讲，“礼”与“乐”并列，而广义的“礼”则包括“乐”在内。因此，“三礼”也可以说代表了周代的礼乐文化。
周礼不是凭空产生的，正如《论语》所记孔子的说法，它是“损益”夏、商二代礼乐而形成的。实际上，中国的礼乐文化有一个漫长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考古学家说，中国在龙山时代早已有了礼。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根据社会实际，不断进行调整、充实、完善、规范，终于形成了“郁郁乎文哉”的周代礼乐。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周代的礼乐文化是一种人文文化。关于夏、商、西周三代的文化，在《礼记·表记》中孔子有一个概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1]1732-1734后来，历史学家范文澜根据这句话，把三代文化分别称为尊命文化、尊神文化、尊礼文化[2]148。所谓 “礼者，理也”[1]1。后来早期儒家包括孔子在内，都多次说到“礼者，理也”。礼仪的“礼”就是道理的“理”。周代人文理念升腾，尊命文化、尊神文化、尊礼文化，是一个螺旋式上升、不断演进的过程，尊礼文化实际上是一种人文文化。
王国维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3]302这种剧变很大程度上是精神层面的，这种精神层面的变化几近“天崩地解”。殷商统治了很长时间，牧野一战，周人建立了天下，他们思考天命，从而认识到天命转移，认为“天命靡常”[4]1127“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5]329,理解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5]325。什么叫作天命?“天命”就是“民命”,民就是天。因此，周礼灌注了“敬天保民”“敬德保民”的人文主义思想。《论语》的末篇末章所记孔子的话意味深长：“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6]308这是要为政者敬尊天命、遵守礼乐。
中国历史有极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华先民“仰望星空”的玄想不是空想，而是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人间。《周易》说：“古者包犠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7]350-351于是有了中国独特的象天法地思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7]11“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7]31-32在中国上古哲人心目中，昊天上帝是天的主宰，人间则设立以天子为中心的政治秩序，《尚书·泰誓》说：“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5]323这种思维也体现在《周礼》中。在《周礼》六官系统中，天官、地官实际高于春、夏、秋、冬四官。所以，《孔子家语·执辔》记孔子说：“冢宰之官[天官]以成道，司徒之官[地官]以成德。”[8]297人间的秩序由此才能很好地建立起来。正如昊天上帝是天的中心，人间之王则是地的中心，天、地、君、亲、师的信仰由此铺展开来，周礼“尊尊而亲亲”的根本原则就这样形成了。中国古人将人的德性与天的秉性联系在一起，《尚书·蔡仲之命》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5]534,人之有德，才能受命，才能得到上天的眷顾，有资格治理人间。所以《礼记·礼器》才说：“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1]836周代礼乐的合法性、周礼的天然合理性也在于此。
实际上，中国古人所说的天，虽然具有一些神秘的力量，但到了周代，这种神秘的力量逐渐减少。为什么要“敬鬼神而远之”?因为人们认识到天地鬼神可敬，就要把这样的敬畏之心放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而不是沉溺于事鬼敬神的宗教活动中不能自拔。为人君者，要思考顺天道、应民心，以天地大道来治理天下。
不言而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定伴随着社会管理规则的思索。考古学家告诉我们，中国在龙山时代就有了礼制，故夏有夏礼、殷有殷礼，在“鉴于”前代的基础上，周礼才具有了孔子所赞叹的“郁郁乎文哉”的特征。毫不夸张地说，“三礼”是中国上古以来至少数千年历史文明不断发展、演进、积累、沉淀的结果。作为一种人文文化，“三礼”具有了很高的发展水平，是认识中国礼乐传统，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前提。离开了这一点，就很难理解中国文化为什么具有那么大的力量，可使得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和睦和谐地生活在一起。
二、“三礼”可视为有机的整体
我们常讨论在“三礼”之中，礼经指的是哪一部。《仪礼》最早被视为礼经，后来“三礼”当然都属于礼经了。从形式上看，“三礼”各有特点，但却浑然一体。正如一棵大树有花叶、枝干、根系那样，“三礼”也可大致作如是观。
作为“经”,《仪礼》可能由于与孔子有关而最早被列入“六经”。六经本为先王之政典，按照《礼记·王制》的说法，孔子之前的官学培养士人，就是以诗书礼乐教人，后来孔子也是如此。孔子为用世而治六经，《庄子·天运》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孔子删诗书、定礼乐，其中的“礼”也应该是指作为礼乐活动之用，因此，很大可能就是指后来孔子修订的《仪礼》。《周礼》作为设官分职的官政，一般的士子并不涉及，这也正是《周礼》(即《周官》)流传不广而后出的原因。
《仪礼》说的主要是礼的仪节，大都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些仪式，例如冠、婚、丧、祭、饮、射、燕、觐礼等等。礼古经本来内容丰富，据说有五十六卷、七十篇之巨，后来只有士礼十七篇。《周礼》又称《周官》,记录的主要是制度，记述了周代三百多种职官的职务，展示了那时的政治制度结构，涉及田制、兵制、学制、礼仪、刑法等方面。尽管《周礼》六官亡其《冬官》,但如果能够给予足够的重视，它依然包含着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料。《礼记》阐发的是义理，这些文章大都出于后世儒家，许多就是孔子及其后学传述礼制、论说礼义的著作，但无论对于作为表层“仪”的《仪礼》,还是作为中层“制”的《周礼》,都体现了深层的启示作用与意义。
我们今天说的《礼记》一般是指小戴《礼记》,其实大、小戴《礼记》在性质上是高度一致的，二者密不可分。按照古人的说法，以前礼之古《记》很多，戴德删编《大戴礼记》时就有二百零四篇。如果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著录，《礼记》也有一百三十一篇，《汉书·艺文志》自注曰“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9]1709。这些文章出于孔门，其价值和意义就不言而喻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文献，今本《礼记》四十九篇，《大戴礼记》三十九篇。
按照“周公作《周礼》”的说法，《周礼》中的制度规定事实上在西周、春秋时期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仪礼》自然也是如此，按照《史记·儒林列传》的说法，《仪礼》传自孔子[10]3126,显然《仪礼》应该早有其书，种种信息显示，《仪礼》西周时期便已成书。因此，其中关于冠、婚、丧、祭等的仪式，也一定在社会上早已流行。孔子时代，天下无道，礼坏乐崩，所以孔子研读古代礼典，收拾逸散，大力阐发古代礼制、礼仪的意义，收徒授学，讲述礼乐，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关心社会的精英人才，人们对于礼的认识更加深刻。
从形式上看，《礼记》(包括《大戴礼记》)就像论文集，它是一篇篇关于礼的文章汇编，作者虽非一人，但基本都本于孔子。这些文章都是由孔子门徒及其后学编撰而成。从内容上看，《礼记》中的文章有的阐发《周礼》(如《大戴礼记·朝事》等),有的阐发《仪礼》(这样的篇章很多),都是阐发礼的意义。当然，尽管看起来这些数量已经不少，但这只是孔门论礼著作的一部分。有的文章虽然没有收入二戴《礼记》,但也保存在其他著作中，如今本《孔子家语》就有很多文章与《礼记》和《大戴礼记》相通，这些也是孔子论礼之书或孔门论礼之作。有人认为大、小戴《礼记》中的很多文章与《荀子》相通，所以是从《荀子》采撷而来。殊不知，荀子曾经传承《孔子家语》,在《孔子家语》流传至今的过程中，荀子是一个关键环节。[11]《荀子》有很多与礼相通的文章也与《孔子家语》相同，最初其实就在《孔子家语》之中。事实是，汉代编辑《礼记》时，收录了《孔子家语》中的文章，但对于已在《礼记》的各篇，人们反而不知道其原在《孔子家语》之中，“是为灭其原而存其末也”[12]5428。实际上，这些文章也属于孔门论礼之作。
近几十年来，中国早期儒学出土文献大量问世，学术取得了长足进步，今天我们借助于地下新出的文献，对于《礼记》(包括《大戴礼记》)的价值与意义看得更加清楚。孔子之时，有“诗书缺，礼乐废”的说法。至于夏、商时代的礼乐制度，孔子也有“文献不足”的感慨。可以想见，在传述《仪礼》和《周礼》的过程中，孔子不遗余力，不仅搜求古代礼乐文明的相关文献，而且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些文献，丰富和发展了以周公为代表的先圣先王的礼学思想。
当然，我们说“三礼”是一个有机整体，是说要在中华礼乐文明的整体意义上看到他们之间的统一性。周代的政治制度和礼仪规范，基于周代历史文化的广阔背景。《礼记》(包括《大戴礼记》)对礼义的阐发就被放置在这样的历史文化空间里。《礼记》中的一些篇章可以直接看作《仪礼》之传文，例如《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等篇，几乎可以看作《仪礼》相应各篇的《小序》,故郑玄《礼记目录》说：“《仪礼》有其事，此《记》释其义也”[1]1897,相关各篇“皆记《仪礼》当篇之义，故每篇言‘义’也”[1]1951。而像《经解》等篇，依郑玄的说法，该篇记“六艺政教得失”[1]1597,其实是从礼与政的关系出发展开论述，它解释礼的纲目，相当于《仪礼》之总序。
但是，表面看来，与《仪礼》相比，《礼记》的内容似乎范围更广，它不再限于礼仪的形式，还包括了政教、礼俗等广义的礼，实际意味着对“礼”研究思考的进一步深化、提升，如《王制》《月令》《学记》《乐记》《坊记》《中庸》《儒行》《大学》等篇，已远远超出了《仪礼》的内容范围。但正如“礼也者，理也”所昭示的，如果了解了礼的本质，了解了中国礼乐文化的属性，就知道礼是从形式到内容、由外在而内在、由情感到理性的一个博大体系，最终关注的是世道人心，追求的是人际和谐、社会和睦、世界大同。
三、“三礼”承载着“周孔之道”
在中华礼乐文明史上，周公和孔子是两位文化高峰上的巨人。周公经天纬地、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华礼乐文明的基础。到孔子时代，周公制定的周代礼乐失去了统御天下的功能，人们不再遵守周公以来的礼制和礼仪。这就像一个文明的大厦即将倾塌，孔子希望恢复周礼，恢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4]931的统治秩序，但他无力回天，于是他研究周礼，思考礼之不行的深层原因，创造了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体系。“三礼”承载了“周孔之道”,也就理所当然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
理解孔子与周公的关系，必须理解早期儒家为什么说孔子“宪章文武”,为什么有人向孔子问政时孔子脱口即说“文武之政”?为什么孔子常常“梦见周公”?孔子是“接着周公说”的，作为“古之治天下”的《周礼》对孔子影响极深，仅仅从《孔子家语·执辔》篇的论述，就能看到孔子为何如此尊崇周公与《周礼》。《孔子家语·观周》记述孔子“适周问礼”的相关情况，孔子去洛邑，一是因为那里为东周王室所在，老聃“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8]124;二是老聃为周“守藏史”,孔子可以在这里“观先王之遗制，考礼乐之所极”[8]125。事实上，孔子如愿以偿，在问礼于老聃之后，还实地考察周朝各种礼制，最后感叹地说：“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8]125孔子所说老聃“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此语包含的意义在于老聃通明的就是《周礼》。不难理解， “礼乐之原”是在礼的根本制度上讲的，“道德之归”可能就是在“冢宰之官[天官]以成道，司徒之官[地官]以成德”的意义上讲的。
周公是鲁国的始封之君，因为周公特殊的历史地位，鲁国成为周朝在东方推行礼乐文化的样板，故《左传》有“周礼尽在鲁矣”[13]1348的说法。鲁国深厚的礼乐文明哺育了孔子儒学。前辈学者曾经指出：鲁守宗周传统，孔子有“鲁一变，至于道”的说法，“道”是礼乐文明的核心，是礼乐之邦所期望的境界。“周公之道以德、礼为核心，而孔子之道以仁、礼为主要内容”。由宗周而鲁国，由周公而孔子，“构成了中国三千年来儒家思想之完整体系”。[14]1-2
周公先后辅佐武王、成王，安邦定国，制礼作乐，周的统治走上正轨之后又归政成王，并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他的形象非常符合儒家道德的理想人格；周公的实践活动是儒家的典范，周公的“明德慎罚”“敬天保民”“勤政尚贤”等政治思想，则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直接来源。孔子时代，虽然名义上各个诸侯国仍然是周朝统治下的地方政权，但当时的政治局面与周初相比已经有天壤之别，诸侯各自为政，周天子完全丧失了权威。对于这种局面，孔子痛心疾首，他十分向往周初的统治，因而也十分推崇周公。孔子反思三代文化，总结历史与现实，其中包含着大量从周公继承来的思想资源。
孔子处在春秋时代社会关系的激烈变动中，他自然向往“郁郁乎文哉”的“周公之治”,他一生孜孜以求的便是周公的事业。周公在孔子心目中具有极其特殊的地位，孔子经常引用周公名言，例如《论语·微子》记：“ 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6]289-290孔子常常与周公言论高度一致，例如曾子《制言》曰：“吾不仁其人，虽独也，吾弗亲也。故周公曰：‘不如吾者，吾不与处，损我者也。与吾等者，吾不与处，无益我者也。吾所与处者，必贤于我。’”[15]22《论语·学而》记孔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6]9
孔子还常常说到周公典章制度，例如，据《孔子家语·正论解》,季康子想以井为单位征收赋税，派人征求孔子的意见。孔子对季康子违礼的做法很不满意，他对冉求说：如果不按照礼的原则做事，贪得无厌，就算以田为单位征收赋税也不会得到满足。所以孔子说：“子孙若以行之而取法，则有周公之典在。”[8]502又如，据《孔子家语·冠颂》,孔子谈论天子、诸侯的冠礼，说：“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摄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见诸侯，示有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颂……此周公之制也。”[8]387其他还有明引、暗引周公之言的例证。实际上，孔子创立的“儒者之学”就是效法周公的。《淮南子·要略》明确说：“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汉儒扬雄《法言·学行》说：“孔子，习周公者也。”正因儒家学说与周公思想的直接联系，后世才有了“周孔之学”“周孔之教”“姬孔之教”等称谓。周公是令孔子极为敬服的古代圣人之一，孔子后学如孟子也常提到周公，孟子把周公与大禹、孔子相提并论；而在荀子看来，周公的所作所为更是“非圣人莫之能为”[16]110,周公的行为乃是“大儒之效”[16]110。
周公之德业是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的先导，并由此影响到了久远的后世。而孔子的思想不仅有显著的春秋战国的时代特色和明显的鲁国地域特色，更与周公的思想一脉相承。可以说，孔子的思想与周公的思想是直通直联的。周公死后，鲁国建太庙奉祀。由于鲁为周公之后，又是姬姓“宗邦”,鲁人自不会忘记祖述先王之训，追忆周公之礼。唯其如此，后人才有“周礼尽在鲁矣”的赞叹。鲁地本来就有深厚的文化积淀，鲁国建立后，周人又以此作为经略的重点。鲁国因是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国而成为周代的“文物之邦”,儒家孔子之学则由于鲁为“文物之邦”而兴而盛。
后人赞颂周公也都看到了他对儒学产生的影响，如明人陈凤梧《元圣文宪王像赞》曰：“天生元圣，道隆德备。制礼作乐，经天纬地。上承文武，下启孔颜。功在万世，位参两间。”清朝乾隆皇帝手书曲阜周公庙周公像对联则曰：“官礼功成，宗国馨香传永世；图书象演，尼山统绪本先型。”可见后人也认为孔子之学导源于周公，难怪汉代以后常常“周、孔”并称，如张衡《归田赋》曰：“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17]414;蔡邕《释诲》曰：“盘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与为友。”[18]53其他如“徘徊周孔之门，放畅老庄之域”,“汤武之臣隶，周孔之学徒”之类，都将周公与孔子并称。作为儒家之学的代名词，“周孔之学”也成为后世之人的行为规范，就像北魏时期的李谧《明堂制度论》所云：“论事辨物，当取正于经典之真文；援证定疑，必有验于周孔之遗训。”[19]1932
四、“三礼”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中华经典是中国诗礼文化的高度凝结，“三礼”作为中国文化的礼典，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例如，《周礼》的制度影响了历代的中国政治。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制定汉家礼仪，就“颇采古礼”。北朝以后的许多制度，如长期在各个皇朝实行的“六部制”,就本于《周礼》。历朝修订典制，如唐《开元六典》、宋《开宝通礼》、明《大明集礼》等，也都是以《周礼》为蓝本的斟酌损益。《周礼》中的治国思想、政治方略，对中华文明无不具有深刻的影响。
周公所奠定的《周礼》治理体系最重“道”与“德”,把道德建设放在首位。这一架构的深刻影响也体现在科举制度上。后代选官常考试经义，以经学取士，培养和任用明是非、能担当、敢引领、有格局的“大人”。辜鸿铭翻译《春秋》,将其中的“名分大义”翻译为“名誉责任原则”[20]36,强调“荣誉与责任”是决定民族兴衰的道德原因这一主旨。这同样也是“三礼”等中华经典的“大义”,是中华文明存在的基础，是中国国家观念的基础。治理体系的构建和治理能力的落地都特别强调“为政在人”,我们特别需要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经典培养承载中国气质、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的奋斗者。
“三礼”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就是礼的精神，就是“尊尊而亲亲”的基本原则。在孔子儒家的阐发下，中国人以孝为本，注重爱与敬的至德要道，由家庭伦理到社会伦理，再到政治伦理。在“亲亲”“尊尊”两大原则之下，又形成了“忠”“孝”“节”“义”等具体的精神规范。西周时期，礼作为一种积极的规范，是德与法的高度统一，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法的性质和作用，有规范性，有国家意志性，也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起着实际的调整作用。礼被认为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13]146的头等大事，渗透到各个社会领域，铺染了历代中华儿女的生命底色。
“三礼”的精神体现在孔子儒家的诗、书、礼、乐之教中，培育了中国人的温良品格，成为根植在民族文化中的君子文化修养。西周以来长期遵行“六经之教”,中国人的民风和民性由此形成。据说孔子到了一个邦国，就能通过那里人民的温、良、恭、俭、让了解这里的政治治理效果，这些温和、善良、恭谨、节俭、谦逊的品性就根源于这样的优秀教化传统。
在近代中国动荡的年代里，也有人思考中国人的精神。例如辜鸿铭谈到中国人的温良品格时，认为：“温良者，非指天性懦弱或唯命是从也……盖因有同情及真正之人类智慧，方可成中国式之人性，方可成真正中国人之难以言表之温良……其既非源于推理，亦非生于本能，而源于同情，源于同情之力量。”[20]25-27他还说，古老的中国式人性，最打动人的一点是“其性不蛮横，举不粗野，且心不残暴”[20]25。辜鸿铭发现了这种文化的秘密，他说：“中国人有此同情之力量，且力量甚大者，盖因其以全部心灵体验生活。中国人之全部生活，实为情感生活。此情感生活……发乎人性深处，即心灵之激情或爱意。”[20]27这就是中国人不同的地方。
“三礼”乃至包括“三礼”在内的中国经典，主旨在于期望人的全面成长。例如，孔子谈“六经之教”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1]1597孔子同时谈六经教化之“失”,他说：“《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矣；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矣；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矣；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矣；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矣；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矣。”[8]411无论对于礼制还是礼仪，孔子儒家都遵循时中原则，不偏不倚，不过亦不能不及，例如关于祭祀，《礼记》说：“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祭不欲疏，疏则怠，怠则忘。”[1]1528人之为人也是如此，如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6]86
礼乐文明的传统成就了中华民族的格局与气象，铺定了中华儿女的生命底色。近年来，有识之士对于中国传统礼乐文化进行深刻洞察与精研覃思，秉继着返本开新的历史使命，关注与回应着当下社会面临的问题。学者们将目光聚焦于礼学经典的诠释、礼乐精神的阐发与礼乐文化的现代转化上。礼乐文明历久而弥新，礼乐研究与时而俱进。礼乐文明的研究与传播正是当代学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因而要对礼乐文明进行正本清源和深刻体察，把握礼的根本精神，以“礼”行礼，将礼的真精神切实贯穿于具体施行中，贯彻礼的精髓与灵魂，以平和中正、不偏不倚的态度认识礼、对待礼。
总之，“三礼”对中国人的影响根深蒂固，每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身上都体现了彬彬有礼的气质。中国人心中有礼法，有遵循，有规矩，这是中国人的崇高信仰。辜鸿铭说得好：“中国无宗教，即或芸芸万众亦无甚重宗教……中国之佛寺道观及佛道仪式，其娱乐之于教化远胜也；亦可谓之曰，中国人之玩赏意识胜于道德或宗教意识，宁可求于想象，亦不愿祈于心灵。与其曰中国无宗教，毋宁曰中国人无需宗教或觉无宗教之必要。”[20]30在今天，当传统礼乐文明不断焕发生机与活力时，我们就可以在礼乐和书香中品鉴至美人生，享受和谐世界的美好。
参考文献
[1]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范文澜.中国通史：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王国维.观堂集林//王国维全集：第8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
[4]毛亨，郑玄，孔颖达.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6]何晏，邢昺.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7]王弼，孔颖达.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8]杨朝明，宋立林.孔子家语通解.济南：齐鲁书社，2009.
[9]班固.汉书：第6册.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
[10]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
[11]杨朝明.荀子与《孔子家语》.邯郸学院学报，2013,23(4).
[12]孔衍.《孔子家语》奏言//马端临.文献通考：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
[13]左丘明，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4]杨向奎.《鲁国史》序//郭克煜，等.鲁国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5]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
[16]楼宇烈.荀子新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
[17]张衡.归田赋//萧统，张葆全，胡大雷.文选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18]蔡邕，邓安生.蔡邕集编年校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19]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
[20]辜鸿铭.春秋大义.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8.
杨朝明，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顾问，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
